主题：从文化生活角度杂谈毛泽东主义（引文） -- 龙眼

而他居然一次也没有用过。这样一个真正体现了民主精神的人，这样一个真正赋予了人民民主权利的人，居然被人抹黑成独裁者，可见世道黑暗到了什么程度，那些他的理论上的继承者无耻到了什么地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我对党史不是很熟，我所知道的东西基本都是河里面看来的，也不知道雪里蕻说的是不是指这个最后决定权。至少这个规定可以印证中央给过毛主席授权。

民国的地主阶级连民国法律规定37.5%的地租上限都不理睬。按小委员长陈诚的调查，他湖北治下的农民，种的稻子全部归地主，剩下种点杂粮才归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谈遗产税真是做梦。真是何不食肉糜。

你还是多读点书，比如对阶级的理解，民国大佬吕思勉的话就很值得一看。

超越私人利害的人，原不能说是没有，但治天下决不是一个去治，总是一个阶级去治，超越利害的私人，则闻之矣，超越利害之阶级，则未之闻。——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第四讲 儒家》（民国24年开讲）

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总有一个阶级，其利害是和公益一致的。公共的利益，普通人口不能言，而这一阶级的人，知其所在；普通人没有法子去达到，而这一阶级的人，知其途径，能领导着普通人去趋赴；他们且为了大众，而不恤自己的牺牲。这一个阶级，在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阶级。——吕思勉

凡一阶级，当其初兴之时，其利害，总是和大多数被原圧迫的人一致的。及其成功，即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其利害，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吕思勉

《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双石的军史文章真得是下真功夫写的。

最重要的还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个看毛先生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都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毛也多次强调要多读马列，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年中央给高干推荐9本马列：《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也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转一段《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吧

虽说西方各种社会学说都能在诸子百家中找到对应的说法，但是过于强调传统而轻视马克思主义对于毛先生和中国的影响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倾向。不然真印了主席这句话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毛泽东1971年3月15日

辩证唯物主义，在俺看来就是动态的静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发展变化的静态主义。

唯物，这个物的极限在哪里？哲学上，物质的概念是列宁给出的，就是不拘泥具体的形态，成了一种泛指的概念，而毛泽东又说物质无限可分，那么分到最后是什么，还是物质么？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就是自然科学主义，科学不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十九世纪的科学逻辑为基础，这本身就与马克思的根本相悖，因为马克思的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大统一论，系统论，控制论，应该是近几十年最主要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表明，世界的本源应该是能量，而世界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如果以这些科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哲学理论，来分析世界，很多问题都会豁然开朗。

辩证法，其实就是想象，思考，判断的方法，质量互变率，主要就是想象的方法，矛盾同一律主要是思考的方法，而否定之否定律主要是判断的方法。历史，则是一种偏重经验的实证。因此，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哲学上根本就没有大的突破，很多哲学家都认为，马克思不过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组合在了一起。

在俺看来，马克思的最大成就，就是科学主义思维逻辑，这给无神论，和人本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是这种科学思维逻辑，应该与时俱进了，应该以大统一论，系统论，控制论为新的理论基础，创造出多次元的唯能论哲学体系，俺给起了个名字——系统唯我的唯能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根本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或战备共产主义，也就是在恐惧的大环境下，通过公有制为基础的配给制，来维系统治，这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差距真是不小。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生产混乱，剥削掠夺盛行的时代产生，主要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马克思最大的本事就是忽悠，能把很简单的道理，弄出几大本书来，这种的德国人的缜密逻辑思维，真真是让人可敬，可叹，可畏。

俺自认为是科学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却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俺看来，科学主义高于马克思主义，马克主义只是科学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丰碑而已。

差一点就是差很远，蒋跟雄才大略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德行决定了他只能通过收买凝聚起一只各怀鬼胎的队伍。当然阴谋家也有侥幸得逞的可能性。

有网友根据过去很多被蒋打败的人的回忆录来判断蒋是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只是利用收买和其他流氓手法而侥幸成功。这只能说是一半对，而另一半是要商榷的。客观上讲，其实蒋没那么不堪，论才干，如张学良评论的，说张的父亲－张作霖是有雄才而无大略－即心胸宽广但没有战略眼光和系统的实施，而蒋介石则是有大略而无雄才－即有战略眼光和系统的实施战略的能力，但心胸不够。张少帅又说，如果中国有一个人既有雄才又有大略，那么就能天下无敌了。而这个人，龙眼认为，就是毛领袖。

但至少张少帅承认蒋是有大略的，蒋能战胜其他新旧军阀不是侥幸得逞，否则，毛能战胜蒋也就算不上伟大了，甚至也有侥幸得胜的嫌疑。故事要从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出那支臭名着著的北洋军阀开始讲起。

在过去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中国军队的性质大致可以分成国军和私军两种，而就战斗力而言，往往是私募的军队－即私兵或府兵的战斗力超过国家军队，因为这样一来，招募和训练者就往往更下本钱和更用心思。但国家军队的忠诚度（对皇帝）却更高些，但主将因为不确定，训练、参谋、动员和赏罚都不如私军积极，因此战斗力往往比较弱。到清朝末期面临内忧外患，军事上的节节败而退有亡国之优，不得已，清朝统治者开始允许私人招募军队。先是曾国藩招募缃军，后是李鸿章招募淮军。但严格意义讲，这些军队都不能算是国家的常备军，而是扩大规模的团勇，临时扩编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等镇压一结束就大部分解散了，好象军饷也不是国家出的。

只是到了后来，袁世凯被清朝统治者特批，在天津小站私募和编练一支北洋新军。可有才无德的袁世凯却把这支国家军队给演变成了一支私人武装，拿着国家给的军饷，却灌输官兵是＂吃袁的饭，穿袁的衣＂，就是忠于他袁世凯，忠于军中主将，而不是忠于国家利益。后来有人为袁辩护说如果不如此，辛亥革命就不会成功，袁就无法凭这支私家军队逼迫清庭退位，这是谬论，只要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就看出谬论的根源。当时的湖北新军也是一直在湖北当地编练的新式陆军，但却扮演了辛亥首义的关键角色。当时越是新式陆军，就越容易接受先进的思想，就越容易为革命服务。当时真正比较忠于清庭的是若干老式的巡防营和江防营，而不是新军。如果不是袁凭借收买手段控制了北洋新军，那么很可能革命起义在南北地区同时爆发，而实际上当时北方的吴禄贞他们几乎已经发动起义，准备直捣北京了，可惜的是吴被袁谋杀了。所以袁世凯控制北洋军不但没有对推翻满清起到积极作用，反而阻挠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更窃取了革命的成果。

后来袁世凯多行不义，自我膨胀妄想当皇帝，被中国人民彻底看穿，各地起义不断，结果袁连气带病死掉了，可他死了，他的那支私兵性质的北洋军却没死，袁调教的那几个将领带着自己的部队四散而去，这些袁世凯的徒子徒孙们都按着北洋军的私兵模式扩建了自己的军阀部队，都是以军队为私产，以小义舍大义，只记军阀的各人利益，忘记国家和社会的广大利益。这是中国后来军阀混战的万恶之首、罪恶之源。

而北洋新军在成军之初确实比其他的中国军队更有战斗力，孙文的革命党革命军都不是正规军队，一打仗还真干不过他们。所以民国初期的各路北洋军阀统治了从长江流域到东北的大半个中国，而剩下的南方各路的小军阀也是仿照北洋军阀的成军模式搞的，都是变公器为私产，妄图长期割裂据地方，祸害百姓。

后来孙中山与苏联和中共连手，组建了黄埔军校，以革命思想招募、教育和训练新军，并逐步以此打败了各路北洋军阀。在这一点上，蒋是有突出贡献的。

而后来蒋和GCD撕破脸，自己后来搞山寨版的黄埔系军队有半国家半私兵的性质。但要承认，他的黄埔系中央军也是灌输革命理想的，而不是单纯的金钱权力的收买，当然他灌输的是三民主义，这里不多评论优劣，但黄埔系的中央军里的中上级将官是有一定国家和社会理想的，这是难以否定的。这就是蒋在面对其他新军阀的挑战时，可以放心出手去收买对方的下属，去挖对方的墙角，而对方却不太容易来以其人之道反制的道理。所以蒋能够力压群雄，不是简单的＇阴谋家的侥幸得逞＇能解释的。要说是阴谋收买的伎俩，民国前期的各路北洋军阀，各路南方军阀人人都会收买的伎俩，各个都是驾擒就熟，绝不是蒋的独门暗器。可为什么蒋能力压群雄呢？不光是因为他更会收买，而是他自己的核心军队是有一定国家和社会理想的部队，这是蒋的思想和文化境界高于其他军阀造成的，而孔孟阳明曾文正等人的思想正是蒋本人愿意学习和吸收的营养，这和蒋的私德是互不否认的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蒋才是毛和GCD最难对付的对手。在没和蒋的黄埔系中央军交手前，朱毛红军以两个主力团为核心，打其他各路军阀部队基本如削瓜切菜，马踏连营。但到四、五次围剿时面对蒋的中央军就很吃力了。到后来解放战争也是如此，当时国军里无疑桂系第七军是战斗力最强的，但因为桂系的地方性质而搞不大，而国军里规模又大，战斗力又强的就数蒋的中央军几大主力了。在解放战争初期，当解放军直接对阵中央军几大主力的时候，客观讲，很吃力。

而解放军能最终战胜国军，首先是政治上的胜利，争取到了民心，所以解放军越打越多，而国军越打越少，不是被消灭，就是跑到解放军一边去了。而蒋的失败恰恰是他宣传的理想干不过毛共宣传的理想。最后，蒋军的多数士兵和部分将领是因为抛弃了蒋的理想，或说看到了蒋的理想的破产，而跑去追寻毛共的理想了，而不是被毛共收买去了。

蒋宣传的理想是为少数人阶层服务的，广义讲是为地主阶级和新旧资本家服务的，最后却直接服务于更少数的权贵阶层了。蒋宣传的理想关爱是到普通老百姓就截止了的，特别是对广大工农阶层是漠不关心的，工农阶层是孔孟思想按同心圆方式逐级递减释放爱心的最后一圈。

所以国军里打仗最拼死命的是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开始向上的军官阶层，因为他们往往是地主阶级出身，当年４１２前后国共决裂也有很大因素是因为军官阶层不愿意跟着GCD分自家的土地，而到解放战争时两个阶级就来了个总对决。按＜血红雪白＞里的描写，那帮国军的排长、连长、甚至营长、团长们，面对共军的阻击极度疯狂，经常组成军官敢死队，把上衣一甩，戴一顶大盖帽，光着膀子端着冲锋枪噢噢叫着冲向共军阵地，也和共军一样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股劲头要是用到打过去的军阀上面，早把那些人吓得尿裤子了。谁说国军没战斗力？

可问题是这些蒋的中央军面对的不是旧军阀，而是毛领袖领导的革命军队，他们团结的不但是有革命理想的军官团体，更是农民出身的，土改分了田地的广大战士。所以共军只要在阵前顶住几轮国军的疯狂冲锋，极度杀死杀伤那些中下级国军军官团体，国军就丧失战斗力了，因为国军的基层士兵都是广大农民出身，是没有什么战斗热情的，都是被先抓壮丁，后裹携强迫去打仗的。所以很多国军士兵一没了军官监督，就被共军冲垮了，很容易就被抓了俘虏，很多反而加入了共军。这就是国军越打越少的根本原因。

但这只是说明毛比蒋更高明，毛共军队比蒋军国军更高明，但不代表蒋真象很多被他打败的军阀骂他的那么不堪，那么无能，那么侥幸得逞，否则，毛共的胜利就来得太容易了，否则，毛共曲折奋斗了二十多年才战胜蒋，就只能说明毛也不过如此了。

而毛的＇更高明＇首先表现的就是更高的＂理想＂境界，其背后支持的就是文化思想的境界，是毛和毛共的更高文化思想境界和更高的社会理想境界战胜了蒋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理想。

心学的根本是知行合一，怎样知行合一呢？方法和途径就是致良知，良知则是不虑而知，也就是自然而然，习以为常。儒家的其他学说，无论是仁义，理法，都是强调客观真理的，而心学却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心外无理，心即理，而衡量主观能动性的标准，就是行，也就是实践，追求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践的统一。

心学，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比西方那套与宗教斗争的启蒙，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到了明朝后期，在心学的影响下，传统的束缚人性的儒家学说，已经基本破产了，而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对传统的小农经济有了不少破坏，真可以说是天亡大明。

知行合一，是以行为边界的，但人能真正实践的范围毕竟是很少的，这便束缚了知，使得“知”既偏狭，又孤立。但心学传入日本之后，却特别适合日本人那种偏执，专注的个性，因此在日本影响很大。

毛则完成了知行合一的突破，不再局限于行，而是强调主客一体，所谓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以奋斗为乐，致力于主体和客体的共同，而衡量主客共同的标准，则是能动性和主动性。

主体与客体都是多次元的，即是自己，又是他人，组织，天地，宇宙，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个体身心灵魂的共同，与他人的共同，与国家的共同，与天地和宇宙的共同。

真理既不在客体，也不在主体，而在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在一元共同中，最重要的是能动性，就如真爱的夫妻，忠诚的好友，彼此之间是不分彼此的，如果是多次元的共同，则强调主动性，不能掌控真正的主动性，最起码也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孔孟朱，都强调真理在客体，心学则强调真理在主体，而毛则是认为真理在主客的共同，而主客的共同，是能整合一切学说的。

当然，毛的理论论述并不多，也不系统，很多是从其言行中推论出来的。

最高的真理，即主体与客体的共同，衡量的标准则是能动性，和主动性。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从这首七律看，虽然太祖好像在推崇法家，打击儒学，但事实不对。因为毛其实并不是单纯推崇法家或者打击儒学，而是推崇中央集权，打击封建思想。因为孔学发展到程朱理学已经从“礼治”演变为“理治”。孔子的一生是在为恢复西周封建礼制奔波的，而不是为中央集权制奔波的。

此外，实行秦政法并不代表他推崇法家，因为前面有一个词“百代”，但宋元明都不是法家治理天下，而是儒家唱主角，所以秦政法绝不是单纯指的法家。

另外，秦政法中的郡县制跟太祖的扁平化社会管理思路比较吻合，这一点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中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太祖要走的是用外来马克思主义冲击本土文化，同时把马克思主义融合进入本土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总是在斗争中实现融合的，例如佛家跟本土道家儒家的斗争性融合历史进程就是漫长而缓慢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道儒释马的斗争性融合，最终必将实现中国文明文化的第四轮大突变、大升级（第一轮道家，周公吐哺；第二轮，道儒结合，独尊儒术；第三轮，道儒释结合并升级，程朱理学；第四轮，道儒释马结合）

其实所谓的物质，自然学科领域物质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实际的物质（包括规律）。

社会领域的物质，主要就是指的实践，也即社会实践。所谓的实践，通俗的来理解，大致可以理解为行为。中国人将言行分开，马哲中的实践，大致就可以理解为这里的行（这个不是很精确，但是也差不多）。

至于这个行为，还分为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具体的实践行为是两个方面都包涵（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个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

你能理解劳动的二重性，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说白了，就是二分法，就是任何一种实践行为，都具有两种性质，具体情况下表现为哪种性质，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要结合实际的环境。

科学主义者，包括人本主义者，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否认社会行为，也就是否认人的社会属性，讲一切归结为所谓的人性。

但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谈论任何一个个人，永远都离不开其社会关系而抽象的谈论所谓的人性（单纯的善或者恶）。

真正的政治水平不是看手腕而是眼界和胸怀。而蒋正是典型的对外眼界短视，对内胸襟狭小而护短。

前者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比如对日作战空喊口号而没有认真规划准备，在机场建设、军工生产等方面完全被动。重要的开罗会议上茫然放弃与罗斯福深入讨论硫球，战后在缅甸和越南问题上轻易让步于英法殖民当局。

后者更是罄竹难书了。抗日大英雄张团长就不说了。兰封战役打头逃跑引起全局崩溃的黄杰和桂永清都被轻轻放过，这可是直接导致花园口大悲剧的大过啊。相反，张学良抗战后本来很可以在东北利用下，因为个人恩怨就不做姿态。

以上种中，谈何政治？本质仍然是上海滩流氓做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