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文化生活角度杂谈毛泽东主义（引文） -- 龙眼
功劳分出去也没有人接，倒不如就给其他战友了。
章：“中国是由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可。”“毛主席不行了，党内出了大问题。”“学生要闹事，市民要上街，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已经不得人心，民主党派要起来收拾残局。”（六六会议）
罗：“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共产党的政权是靠三百万解放军来维持的。”
实际上跟“民主”搭不上边，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所代表的是士大夫这个注定要被历史消灭的阶层。反右前，一票右派们的书，送工厂去工人不印，为嘛？怕他们把刚到手的八小时工作制，给忽悠没了
柳、章、罗、储这些人，言行中透露着士大夫对平民的优越感、对等级待遇的渴求和对权力的欲望。
尽管他们中一些人可能用“民主”这样的进口概念打扮自己，但对“民主”的理解还比不上泥腿子TG。
章伯钧打成右派后，苏联进口轿车、秘书、警卫、部长级的房子和工资都保留，就是不让他当官而已。
归根到底，那几个铁杆右派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发表违宪言论撩拨土共才是罪魁祸首。
这些东西的行为，跟现在的PUSSY价值们又有什么区别？
他们不等于民主，民主更不等于他们。把他们和民主一起倒掉，一起屏蔽掉，等于是承认了他们和民主的必然等价，把自己推到了民主的对立面，以后处处被动就是必然了。
去北京朝阳区大山子的７９８工厂艺术区的宏大的遗址看看，那只是当时苏东援助的很小很小一个部分，可要是小商小贩小苦力的模式，得花多少年才能搞出来？
下面给大家搬一段798的历史。北京798艺术区所在的地方，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718联合厂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王铮部长指挥筹建，前苏联、民主德国援助建立起来的。1952年，联合厂在京郊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筹建，1954年开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国家领导参于了开工典礼并宣布开工生产。其速度之快在建国初期是罕见的，它凝聚着老一代领导及建设者的辛勤劳动。在酒仙桥地区，与718联合厂同时筹建的还有774厂、738厂，这三个厂的建成，不但改变了酒仙桥地区的面貌，而且在中国电子工业史上形成了大发展的开头，这一先头作用永远载入了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史册。718联合厂建成后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电子工业的建设、国防建设、通信工业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64年4月，四机部撤消718联合厂建制，成立部直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
建筑设计
718联合厂是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援建项目之一。由于在这个阵营中电子工业的领先地位，东德被赋予了建设联合厂的重任。当时，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东德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东德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718联合厂的首任厂长李瑞在回忆文章里说：“我看过德国20多个厂，其中没有单独一厂具有如此规模的。据我所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中，此类规模的工厂也实属罕见。”德绍一家建筑机构负责联合厂庞大的建筑设计，它和当年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两者在建筑精神层面上是共通的。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德国魏玛成立了包豪斯学校。在抽象艺术的影响下，一种新的工艺美术风格和建筑风格诞生，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技术性能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以此为基础，新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形成，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后来被称为包豪斯学派。
联合厂具有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是实用和简洁完美结合的典范，德国人在建筑质量上追求高标准。比如，抗震强度的设计在8级以上，而当时中苏的标准都只有6至7级；再比如，为了保证坚固性，使用了500号建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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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吧，是1952年开始建设的，就是毛领袖从苏联谈成了大买卖，加上抗美援朝追加筹码，拉来的超级援助。苏东阵营把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没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们。而且一般做买卖是卖商品，可你见过出让商品的吗？你见过连生产商品的工具、厂房到看家的技术都出让的吗？
问题是多数的介绍都从没提毛领袖在苏东援助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上来就说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王部长筹建的。问题是如果不是毛领袖泡在莫斯科不走，连发脾气带闭门不出，连耍脸子带骂街，加上后来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既保卫了自己，又包围了社会主义阵营，请问总理到哪儿去批准建厂？部长到哪儿去筹备建厂？哪有那么轻巧？
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以后所有的所有都是以这第一桶金为本钱再生产和交换来的，包括改开后的一切的一切。这就是当年民国的改开和新中国的改开的最本质区别：
终于有家底了，可以出去卖了。
没看到俺之前的一个帖子么？不重新写了，再贴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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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的众生平等，源自当时印度的极为不平等，马克思的一元计划公有制，源自当时西方私有制多元生产的混乱，可以说，任何一种革命性的思想，都是走向了其产生时代特征的反面，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中国的文化思想，无论是儒道佛，多是被动的思想，主要是强调抑制效应，最为缺少能动性，缺少催化效应，这一方面源自这些思想本身，另一方面也是大一统专制的需要。因此毛曾说，一旦王朝建立，就会把儒家找回来，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但儒家，不但有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舍身取义，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抑制效应的思想，也有王阳明的“心即理”，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李贽的童心说，这些催化效应的思想。
其实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催化效应和抑制效应，只是偏重不同，孔子到孟子，再到朱熹，抑制效应越来越严重，思想的禁锢越来越厉害，到了心学，就走向了反面，所谓物极而反，因此，明朝不但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产生了思想启蒙。
进入了清朝，心学的影响就消失了，满清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加强专制，思想专制走向了极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大多数人照搬西方的思想启蒙，却忽略了中国曾经有过的思想启蒙，而毛早年受杨昌济先生影响极大，因此毛的思想启蒙，不是源自西方，而主要是源自儒家的心学，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精神的根本。
很多人强调毛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读过毛的大多著作，研究毛的言行，就会明白，毛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多保留的，《念奴娇—昆仑》就很忠实地表明这种思想，这里的昆仑，在俺看来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全文如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那种竞争过头，计划不足经济条件的逆反，但中国恰恰是竞争不足，社会确实活力，因此，毛对马克思那种一元的计划体制，和苏联经验的教条，是从心底里反对的。
尼克松曾说，没有毛中国的革命之火，很可能就燃烧不起来，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毛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说弥补了中华文明最为缺少的那部分，使得中华文明健全起来，也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路径，中华文明最为缺乏的就是能动性，就是催化效应，而毛的思想和实践，正是以这些作为核心的。
鲁迅的斗争，强调的是个人意志，这是一种偏执，毛泽东与鲁迅，表面看起都是强调斗争，但其根源则有着根本的区别，毛推崇鲁迅，主要是鲁迅对旧社会的否定，这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给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总结起来，就是造反有理，而在斗争方面，毛与鲁迅有着根本的区别，毛是创造希望，鲁迅则是反抗绝望。
毛的思想精神，源自心学，是对心学的进一步发展，将个人之心，扩展到真个社会，整个自然，这便是“能”，而马克思主义，毛只是借用了一部分，可以说是心学为本，马学为用。
毛的思想与实践，主要源自心学，和马学，这是具体的说法，更广泛地说，甚至更准确地说，毛的思想与实践，源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只是物极而反，找到了中国文明最为稀缺的那部分，如佛祖，马克思一样，找了时代的缺陷，弥补了人类文明的不足。
毛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健全，只是偏重实践，理论方面很是不足，而这正应是我辈努力的方向。
龙眼在以理工方式的逻辑推演不断梳理先秦诸家的建模流程，梳理先秦诸家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分析过程、分析结论和兜售的实践模型的时候，逐渐发现这一建立社会模型的流程的每个从上一步到下一步的推演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逻辑陷阱。展开谈没有时间，这里只讲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先秦诸家都把自己研究的对象和自己本身等同起来，以垄断话语权，而到底是不是这些家们、那些家们就能完完全全代表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就能完完全全垄断自己研究对象的话语权？这是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问题。
这个问题被疏忽最大的就是'道'和道家的关系，以及'儒'和儒家的关系，而问题最小的就是'兵'和兵家的关系。
自先秦以来的道家都是号称以道为研究对象，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以老子为尊，以此分析、推理、演绎和向社会推荐了很多很多东西，从避世、无为、不求变的思想到中医、武术、练丹、算命、风水等实践，这些东西的好坏先不说，但龙眼的问题是，先秦以来的道家到底有多大程度能够代表道德经？能够代表老子，能够代表＂道＂的全面本质？
老子当年是周朝的图书馆馆长，掌管天下图书，为此最为熟悉上古时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可后来发生了王子朝奔楚的周朝内乱，多数图书都被王子朝一伙人卷走并遗失了，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老子是有责任的。老子不去想法寻找丢失的图书，恢复中国人多少代的精神资源，却自己骑着老牛逃跑了，要不是被守关的关尹扣住让他交代，连那被后世称为＜道德经＞的五千文都留不下。即便如此，老子也没有对那五千文有进一步注释，来源出处也全都没有，就自己慌不择路地跑没影儿了。那么问题首先就是：老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和那后世称为＜道德经＞的五千文划等号？事实只能证明老子是当着关防司令的面写下了那五千文，但如何证明老子就是＜道德经＞的原作者？以龙眼读那五千文的体会，感觉更象是一部囊括上古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和哲学思想的纲领性的总结和索引目录。很多段落都是独立性的概要内容，后面应该还有大量的具体实证和系统表述来支持＜道德经＞中每一段的纲领内容才合理。就是说老子被审问交代的那五千文与其说是一部孤立完整的著作，不如更象一个庞大的、唯一的，国家级别的图书馆的图书总纲和索引总目。而整个图书馆里的全部内容才是上古中国人研究过的，总结过的＂道＂。但这些＂道＂随着老子不负责任的逃走，很多细节就都消失湮灭了，只留下一些纲领总结，让大家各自分头地分析和猜测，只是有几个人下手早而已，后来拉帮结派成了＂道家＂，而道教就更拽了，撤得更远了。所以不能把道家和＂道＂完全画等号，不能把道家和那五千文完全画等号，甚至也不能把道家和老子完全画等号。道家可以自己宣传和＂道＂和那五千文，和老子如何如何，但如果别人也这么认为，就是被首先被道家的逻辑陷阱给洗脑了。
类似问题也发生在儒家身上：能不能把孔孟一派的儒家和＂儒＂本身完全画等号呢？
在甲骨文中，“儒”写作“需”。“需”字，上面是“雨”，字形为人在雨中。“儒”字本义有二：一是沐浴斋戒。沐浴是古时祭祀、司礼前的准备，沐浴斋戒表示对上天、先祖的虔诚和尊敬；二是祭祀求雨。两种意思都与祭祀有关。“需”加上“人”字成为“儒”，可见“儒”是从事祭祀的人，是被视为能与神灵沟通的人。而＜法言-君子＞认为：“通天地之人曰儒。”古人相信术士、巫师可以感知天神，故主持祭祀一职通常由这类人来担任，这就是“儒”最早的涵义。《说文-人部》：“儒，术士之称。”本义为术士，即从事巫术和占卜的人。春秋后期，“儒”开始从祝、宗、卜、史中分化出来。由于儒者熟悉诗书礼乐，所以专门从事教育活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皆愿师从儒者，学习知识。
从上面龙眼搬运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儒”和后来的孔孟儒家和孔孟之道不能画等号，二者唯一的联系就是孔孟一派从上古儒家，即从事祭祀的巫师那里获得了灵感，从巫师与神灵沟通的行为上获得了灵感，以此开创了自己的孔孟学说，后世却漠视了“儒”和后来的孔孟儒家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被孔孟一派给成功洗脑了。
而根据“儒”字本身的来历，龙眼认为“儒”的思想核心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幸福安康，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求雨、求丰收、求平安等，以人类认为合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身行为，以人类认为合理的礼仪程序来表达对上天、先祖的虔诚和尊敬，以获得超自然力的庇护和保佑。所以以此逻辑，明朝将西方的基督教称为西“儒”是有道理的。
至于到底存在不存在超自然力的神力，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而更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才算得上是合理的道德规范，以及如何贯彻这些道德规范。那么儒家给出的答案就是以自然为法，经过不断地教育、教育和再教育。所谓天地有德而生万物，因此一切的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应该是以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万物的滋生为宗旨，这就是有德，这么做也是有道，所以道和德是相通的，对人类的有道就是有德，而对万物的有德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德。就是说敬天是为了爱人，而爱人就是敬天，这本身是个循环论证的过程，但关键在于人类道德规范的系统总结和认真贯彻。所以摩西搞了十诫，而儒家搞了四书五经，然后各自＇抓革命、促生产＇，以宣传教育推动道德规范的确立，来促进各自族群的发展繁荣。这整个的分析推演过程的前半段，既以＇自然为法＇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是基本一致的，而二者的分歧在于应不应该对人们进行教育，以礼教来规范行为？上古的儒者和孔孟儒家都认为应该，否则怎么才能算是虔诚呢？而道家则认为没必要，人和动物没分别，越教育越坏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老子才不屑于教育人们以拯救乱世，自己骑上＇牛的＇跑没影儿了。要不是那个关防司令本着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把老子临时扣留让其老实交代，恐怕连那＜道德经＞五千文都要带进爪哇国去了。难道道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它的消失，难道人类因为早完要随着太阳系的解体而消亡，所以就应该混吃等死吗？在这一点上显然道家是消极的，也没有揭示＂道＂的全部核心。而上古的儒者和前期的孔孟儒家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更加积极进取的。
而法家与＇法＇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说文解字》里＂法＂的意思是："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字的含义，第一为“正直＂。第二为“公平”。《说文解字》在解释法字时所说，“平之若水，从水”，才有了法字。法字虽经千古演变，但其表明平之若水的水傍至今仍是法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为“惩恶”，从古人对法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法，刑也”。从法与刑的意义相通，也不难看出法所具有的刑罚价值。“法”中包含“去”，去即是“弃”、“逐”的意思。“去”字在古文中为“矢”和“弓”所构成，也有“处罚”、“制裁”的意思。去，延伸为作为惩罚的——“弃”或“逐”。对“不直者”采用“弃”或“逐＂。
而什么又是＂法家＂呢？简单言之，一般意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等。主张法制,反对礼治。
如果寻根溯源，法字有三层意思，一是正直，二是公平，三是对不正直和不公平人和事进行处罚，反之则奖励。所以法家的＂主张法制＂无疑是代表＂法＂的文化精神的，但是，部分代表不等于全部代表。而＂主张法制＂和＂反对礼治＂是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再回到法字的三层涵义：正直，公平，以及因此的依法赏罚。这里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公平？，再要回答如何才能让普罗大众相信依法赏罚是为了得到正直和公平的结果？这就必须借鉴＂道＂和＂儒＂的思想。即，一切的正直和公平都应该是以有利于多数人的幸福为宗旨的。而关于如何让普罗大众相信法制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则必须借鉴儒家的思想，即，宣传教育。
而上面这些问题正是先秦法家以商鞅为代表的实践者所忽视的，最终导致了秦朝的先兴后亡。在大泽乡的９００戍卒在遇到大雨而耽误行程后，只知道按秦律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那么就只好反了吧，反正横竖都是死，我要死，你也别想活。后来有人考证说按实际的秦律，即便逾期也未必被除死，可能只是罚金或其他处罚，但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戍卒一听陈胜吴广的鼓动，就立刻响应了呢？可见还是宣传教育的问题。当初法家商鞅为了确立法治观念，搞过一个被法家反复宣传，其实龙眼看来十分无厘头的大众实验，就是＂立木为信＂。
话说商鞅在起草改革法令时，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但都十分狐疑，没人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都在打酱油，于是商鞅把赏金提到五十两。可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跑出第一个吃螃蟹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于是轰动秦国。于是大家都跃跃欲试，都要来扛木头，可商鞅却又一分不给了，于是大家大骂商鞅把老百姓当猴耍（这段话是龙眼编的，但至少符合逻辑常识）。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商鞅只重视根据法律而进行赏罚，却忽视了法律的合理性和关于法律合理性对大众的宣传和教育，成了为了维护法律而维护法律，至于法律本身合理不合理，老百姓无权过问，更无权挑战。当时把一根大木头搬到远处是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吃饱了撑的的荒唐事＂，却被商鞅搞得超有价值，那么请问，等第一个吃了螃蟹的人得完赏金，以后大家都要来扛木头，你商鞅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给如此高的赏金？如果不是，则要不要修改法令？那么朝令而夕改的后果应该由谁来负责？同样，如果必须盲目服从法律的观念深入到了每一个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心中，一旦碰到不合理的法律处罚，是不是也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是后来秦国以残暴闻名，以严刑峻法残害百姓出名，最后那９００戍卒被陈吴一煽动就造反，而大家都纷纷响应，导致秦朝刚刚兼并了天下几十年就完了蛋的根本原因。法是为谁所立？为何而立？又为何执行？这是每个依法治国的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自先秦以来的中国，还是古今西方的成功国家，都是有机结合了道、儒和法等几家思想体系而治理国家的，只是各自的名词叫法不同而已。自汉朝以来，中国是外儒而内法的社会，以推行宣灌儒家礼教为先导，以地主阶级的法理基础为赏罚体系，所以是＂外儒而内法＂。而西方则是外法而内儒。以契约精神和对商业有利的法理为基础，构成表面的法制体系；而背后则是基督教的西儒式教化，在具体推行发展上是＂宽刑而峻法＂，违法必究，但可以上诉，处罚则没那么严厉，甚至可以讨价还价，鼓励庭外和解，不鼓励对薄公堂把官司打到鱼死网破。必然你要一超速一乱停车被警察抓到，肯定被警察罚几十上百罚金，但你要上庭打官司，还没见到法官就先来个对折，如果申诉有道理，还能再对折，甚至免于处罚。这种受罚可以申辩砍价的西方文化往往让新来的中国人不习惯，但其背后就是法治与礼教，法治与变通的有机结合。
而综上所叙，就可以看出毛领袖其实是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长处，避免了其各自的短处，将各种思想有机结合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了毛泽东主义的内容（当然'造反有理'是毛主义的独门绝学）。
好比攀登真理的高峰，在登山的初期，你会发现山脚下有很多条不同的通向山顶的道路，于是有人从东路爬，有人从西路爬，有人从南路爬，有人从北路爬，但等毛领袖这样的伟人越爬到接近山顶，就会越引导大家发现，其实各条道路越到真理的顶端，越是彼此接近的，可以互相借道，有机利用，就是所谓：殊途而同归。
香港“民主”之后不到10年，就“民主”地取消了遗产税（97前是港督独裁，97之后才玩选举民主这一套）。近20年间，亚太地区已有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先后取消了遗产税。
很多人说苏联万恶，不过呢，从苏联成立到苏联发展壮大这段时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福利、权力是一天天变好，贫富差距也一度降低。当然，这和苏联无关，完全是资本家发了善心。
自从苏联解体，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就成了媒体抨击的养懒人了，10%最富最穷人口的财富比例那是一年高过一年了，部分国家的遗产税也开始取消了。当然，这个也和资本家无关，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那是多么完善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市场决定的，你敢说错么？
这篇好像和对我的一份回复有关啊，看来俺要准备点弹药啦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比材料，东西方学者对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在编辑史书的过程中究竟发挥过什么作用认识不清，一般认为孔子隐瞒事实肯定是有的，但那种修正应该微不足道。事实是，由于儒家随意删节和篡改历史，甚至直接灭纪废典，导致秦汉律，黄老书等反映中华原文明基本史实和政治经济特征的原始文献大量消失，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儒家道统始于尧断言，根本就没有黄帝这个历史人物。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儒家将尧舜作为道德人治的典范，如果涉及黄帝必然引出华夏道/法家原文明的本质特征，所以孔子在删《尚书》的时侯就干脆从尧开始。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即《宰予问五帝德》），孔子甚至不想回答弟子问及的关于黄帝的历史，推崇黄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将黄帝的事迹引入正史。
司马迁是个严肃的学者，他看到了排斥黄帝的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为此他作了大量实际调查工作。《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写道：“《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规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
从周代开始，诸多学者就将黄帝视为中国法律的创制者。《管子任法》上说：“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淮南子主术训》载：“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北堂书钞》引太史公《素王妙论》说：“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商君书画策》中有：“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这里的“刀锯”代指法律。从法定农桑到法定“尚礼义”，显然黄帝是用法律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的。
今天，我们不能一窥 “黄帝法典”的全貌，只有《汉书胡建传》收录了一条军事方面的法令：壁垒结成以后，穿洞违反结营规定，这就是奸邪的事，奸邪的人处死。（原文：《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
转一些以前在河里看到的雪里蕻的文字：
民主是什么？多数人的观点，多数人的意见。主席一生一直是尊重多数、服从多数、争取多数。尽管他有独裁的条件：党的七大就通过一个不公开的决议，委托主席对政治局事务有最后下决心的独断权。这个授权终生没有收回过。但除开战争年代的某些军事问题，他一直没有用这个权力。所以林彪才会说毛泽东“处心积虑争取多数票”，如果他是帝王作风，干吗要费心争取多数票？自己说一句话就行了嘛。
当他属于少数的时候，尽管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也是在服从多数。
至于凳，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多数的问题。他的威望和功业和主席是远远不能比的，所以在上台之初大量运用收买手段，包括补发工资和涨工资、知青返城、纵容官倒和军队经商，都是在“买”多数。还运用“参加”八七会议、“指挥”淮海战役等小伎俩给自己的功业添光彩，这是在“骗”多数。
但是大事件之后，他终于领教到“买”、“骗”来的多数也是不靠谱的，自己的威望跌落，怎么办呢？最后就是拿着枪杆子抛弃了多数，“谁不改开谁下台”加上“不争论”，这才是真正的枪指挥党，蔑视组织原则和践踏民主。
对比一下，58－59年大跃进时期，毛是云游全国到处开会，对副部级、正局级干部，都是苦口婆心地拉到身边来说服，最后都有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右倾分子之类的说法。
92年的南巡大跃进时期，凳公就是一个“不争论”，这句话看似柔和，但隐含的台词就是：他和不同意见者不在一个位面上，让你要民主要争论而不得。别说副部，就算是副国级领导人要和他说些什么都是难于登天，反正凳公耳朵不好也不会听你们说什么，大家就只要带耳朵听指示就行了。
当年四大自由写入宪法，是一个很大的民主进步。70年代初中期，西方国家可以说中国“红色”、“好斗”，但没谁敢攻击中国不民主。现在呢？
敢问在那个学校教授呢？
我觉得大哥你讲了儒家、马克思、鲁迅怎么不好，但关键的毛主席具体怎么整合儒家思想和马列以及中国当时的国情、改变了当时军队里儒家思想，你你并没有分析啊。。。而且主席是心学一派。。。你只是来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怎么来，你也没分析。。。还是看的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