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随想 -- 晨枫

中国和日本近来不对付，两件事情很值得注意：

1、 昨天中国公布经济数据，比预期有所下降，日本Nikkei立刻下降10%，收盘时有所回升，但当日还是下降7%以上，这是很大的单日下降了。一般认为美联储先前宣布QE将收缩也有关，但那是几天前的消息了，日本股市如果没有立刻反应，那是因为还在对中国经济心存幻想；否则原因更加直接：Nikkei就是在观望和日本经济更加直接的中国经济。相比之下，欧洲也跌了2%，但美国持平，没有怎么变。如果QE是最大因素，那Dow Jones应该受影响最大才对。中国经济对日本的影响力比钓鱼岛的海监船或者冲绳的潜艇要有用、长效得多。这也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制约。

2、 安倍在缅甸访问，试图拉住缅甸，一方面为日本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堵住中国南进。日本试过东南亚，主要着手点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没有什么成效，现在在缅甸下力气。缅甸的基础更差，对外资更加渴望，也有意适当疏远中国，似乎是日本的好机会。但要注意的是：缅甸的疏远中国是相对于过于只有依赖中国而言，缅甸要的是主权和外交上的自由度。日本和缅甸远隔千山万水，中国和缅甸可是只隔地上一条虚拟的线。日本投资缅甸要和中国竞争，并无实质性的优势。当然，中国也要注意，不能把邻国当成附庸，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互利，要利及民众，“我吃肉，你啃骨头”早晚是要被人鄙弃的。这对缅甸、朝鲜甚至巴基斯坦都是一样，在探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或者理解他们的做法的时候，都要首先考虑到他们都是独立的国家，他们最大的利益不是服从于中国的利益，而是自己的主权、发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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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来访，谈起现在广东招工难的问题。现在四川、湖南等地的传统民工来源越来越难招人，当地也发展起来了，收入还是不及广东，但人们不愿意离乡背井，生活费用水平低，所以实际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在一方面是好事，全国各地的生活水平都高起来，这才是发展，才是复兴。另一方面，老板们都在担心被民工炒鱿鱼，而不是民工担心被老板炒鱿鱼，这说明两件事：

1、工作机会很多，低技能民工不怕找不到工作，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最说明经济的基本面了。

2、工会条件成熟了，工人可以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权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超越劳资关系的问题，这里就不扯远了。

不过这一切使我想起：中国是不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简易机器人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市场？现在招不到的还是简单劳动力，都是重复劳动，这是简易机器人最擅长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机器人也会逐渐成为大市场，那时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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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财政过于依赖土地收入，这是很多经济和腐败问题的根源。但人们在指责的同时，并没有更多深入到问题的根源，简单地责怪于体制问题那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中国地方财政的问题确实是体制问题，但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体制问题，或者公有制的问题，而是财政收入结构的问题。任何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来自税收，中央补贴最终也是来自于税收。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于流通税，居民个人所得税只占极少部分，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1、 财政岁入的“胃口”是固定的，个人所得税里收不到，那就从流通税那里征收。过高的流通税增加企业负担，抑制企业消费，抑制就业。现在靠粗放运作和投资拉动还能继续维持高增长，这个模式快要走到头了，下面怎么办？首先要解放企业，鼓励企业发展，鼓励就业，这才能可持续发展。企业发展公企还是私企都行，私企不是唯一的道路。公企除了所有制，如果能保证在运行、政策和税收上与私企一视同仁的话，这不影响私企发展，也不危害经济结构。公企的赢利进入财政岁入，间接降低民众的税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个税过低不等于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会降低，但个税过低容易造成民众对政府期望的不切实际：“政府应该干xxx”，但政府的钱哪里来？“政府有钱！”这是典型的对政府运作的错误认识。政府的钱都是税入来的，最终都是你我他缴纳的，不从个税里直接交，最后也是通过商品里的隐含税、收入里的隐含预扣税等里面抽走了。政府悄悄把税抽走了，也就悄悄把钱花了，而且是花在最出政绩的地方，不出政绩工程才怪。最糟糕的是，你都不知道你对社会的贡献是多少，在你提要求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就把你驳回了：“你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有什么资格？”“我是国家的主人。”“谁跟你说的？你贡献了什么，有资格自称主人？”“我干了xxx，怎么贡献不多？”“国家给你工资和奖金，两清了。”“我交税养活你们了。”“你交了多少税，在哪里？”“呃……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不仅理清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也使得公民对提要求或者批评有依据：那是政绩工程，我的税可不想花在那上面；“这个东西好是好，不过要我多交税才能负担得起，嗯，我得想一想……”公民的财政责任和公益要求、监督权力通过税收相连，还有一个好处：谁要是像薄熙来那样不负责任地举债建设或者大把撒银子买好感的责任就明确了：最后还是要重庆人民还债的。你支持薄熙来吗？很好，权力与义务相联，交税吧。现在这样的处境好比老式家庭里，孩子帮忙打工贴补家用，家长理直气壮地照收，但家庭财政是没有孩子发言权的，连对孩子公开都不可能：“孩子懂什么？！”

3、 公民对税务局公开收入，缴纳个税，公民就有权力要求官员公开收入，监督腐败。但即使在西方，也只有elected politician公开收入，任命的政务官是不必公开的，比如美国总统要公开，但白宫办公厅主任就不必公开，国防部长也不必公开。这在中国比较复杂，先不扯它。个税首先需要对税务局公开全部收入，这在中国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做到，但不是没有办法的。西方社会在法律上实行“无罪推定”，没有罪证就不能说人家有罪；但税务是唯一实行“有罪推定”的地方，你的收入和消费不成比例，你不能证明你的收入来源合法，你就是逃税，就是犯罪。所以摆地摊的人可以买几套百万豪寓，税务局肯定要找你谈谈，你要是无法出示合法收入的证明，你的财产就要被折价征税，你还要去蹲大牢。赠送税、遗产税……名目多得很，空档少得很，不怕你隐藏。即使受赠可以不交税，赠送人还需要出示证明，证明财产来源合法。哪怕把财产转移出国，只要有转移的证据，比如银行转移大笔资产，可能会直接放行，但要自动报告警方和税务局，直到有合法收入的证据你才没事。这一切都要从财产实名制开始。贪官、贪商把N套房产挂在8岁小孩头上？好办，小孩出示合法收入证明，否则财产变卖，收入抵税。

4、 个税改革应该渐进。现阶段应该着重于全民财产实名制和申报制，然后才能逐渐过渡到降低流通税率和增加个税税率。重点在于企业降低流通税负的过程中，把得益转移到员工工资上，否则以企业所得税形式“惩罚性”征收。最后的个人税负应该和税改前相当，实际税负不增加。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全民理解税政改革意义的过程，否则必定要有“给我加工资，但加了的工资都给政府收税收走了”的抱怨。要明白，这不是给你加工资，这只是把过去隐性的税负显性化了，你现在知道你交多少税了，你也明白你实际上有多少发言权了。这话说起来残酷，但是现实：即使在“民主”的西方，有钱人也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是和他们的税负相对应的。有的是个人的直接税负，有的是通过投资和产业的间接税负，他们的发言权更多并非完全不合理，尽管从社会公义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公正。现实不总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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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效益低下，培养贪官；私企代表竞争 ，充满活力。这是常见的说法，也是常见的误解，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原因有几个：

1、 公企有政策性公企和营业性公企，政策性公企实际上不是企业，只是具有一些企业功能的政府机关，这不在讨论之列，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在加拿大，这样的例子有加拿大邮政，这是一个crown corporation，但没有竞争（UPS、FedEx、Purolator、DHL这些可以快地，但不能送信，不能卖邮票，不能汇款……），这是政策性公企，自然也没有什么竞争不竞争的事情。营业性公企比较复杂，有显性的，再以加拿大为例，Petro Canada、Air Canada、CN Rail这些都是crown corporation，但有私企竞争。另外，政府作为这些公企的“拥有人”，并不具有自由出售企业的权力，建立或者买进是议会批准的，卖出也要议会批准，所以这些是半政策性公企，比较难办。但另一类公企则是隐性的，政府或者公有机构控股，但可以自由买卖，这才是真正可以和私企相比较的公企。很多大公司有社保基金、工会养老基金等等控股，这些实质上也是公企，因为产权“公有”，但公司业绩不好，股权就要卖掉。这些公司的运作和私企没有实质不同。

2、 公企的好处是享有政府背景的大基金支持，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必要的。依靠草根经济自生自灭与跨国公司拼杀，那才真叫死在起跑线上，通常只有投降派一条生路，最好的结局是融入跨国公司的体制内。公企代表民族经济，这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现在大一点的品牌数一数，那个不是公企？海尔，格兰仕，奇瑞，吉利，……，即使那些娃哈哈、房地产，估计最初的启动资本里也有政府一大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3、 招人骂的公企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华为、中兴这些半企业性的公企，他们享有政策倾斜和优先贷款的权力，这是要改革的。对公企的政策倾斜和贷款优先是计划经济的遗留，不可能在一朝一夜之间就改革掉，但也不应该以“国情”的保护伞为民无限期保留。在政策性倾斜和优先贷款权力取消之后，半政策性公企是否依然有存在必要？这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只有政府扶持才能生存的，像商飞，这个需要对断奶期有明确的计划，逼着他们逐渐走向自立；有的则是保护就业和降低社会动荡的考虑，这个只有等大环境的改善而逐步撤销，否则社会动荡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4、 在更高的层次来说，在股份制和持股人高度复杂化、利益高度交错化的今天，什么是公企，什么是私企？公企就是公众拥有的，，但谁是公众？谁不是公众？

5、 有一个问题是要注意的：如果已经有私企存在，政府不应该扶植公企与私企争利。公企只应该在私人资本无力自立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在此之前，政府投资并非不合理，否则只有把市场让给外资控制了，因为中国民企谁也没有这个实力。

俺在魔都，这几年年年申报所得税，知道自己贡献多少，但对警察和公务员们也没觉得比以前更多底气。

不过中小企业确实税负重，经济不景气时尤其明显。

三桶油的前身是石油部，他们法定垄断全国石油开采权；

中兴有国企的底子，但实际控制人是侯那一代创业者团体。也正因为照顾他们小团体利益太过，才有如今中兴的颓势--所谓“中兴总想跟华为比，华为从来不跟中兴比。。。。”

华为的头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民营”这个词在当时就是“私有”的马甲。后来华为搞了个职工持股，任及其管理团队的股份比起中兴的创业团队少得多，所以红利分配相对中兴就广泛得多，这是华为狼性的最终来源。也正因为内部控制极强，所以华为上市几乎成了不可能--动大手术也许就是阉割掉了他的灵魂。

他俩可没有任何法定垄断权，也没有如基础电信运营商一般需要特许牌照。他们在中国国内的优势地位甚至世界上较强的竞争优势地位，是自己杀出来的。当年和他们并称的巨大，一个只剩僵尸，一个成了重组专业户。

也许他们具有优先贷款权，但象他们一般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在哪个国家会没有优先贷款权？他们对哪个银行都是优质客户啊。

政策倾斜，至少在他们创立之初是没有的。等他们强大了，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只有elected politician公开收入，任命的政务官是不必公开的

例外-安省的sunshine list，收入十万以上的都要公开。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

赞同的部分就不多说了，提两点商榷之处。

第一个是把企业所得税转成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边涨工资边加税的做法恐怕是行不通的，一方面会被广大群众的唾沫淹死，另一方面会被老板们的对策搞成明升暗降，比方说把原来的福利和奖金计入工资，绝对不要低估中国人用对策应付政策的能力。

此外，以个税为主要税源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合理，等于是变相的收人头税，是一种劫贫济富，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有利，对下层人民不利。因为企业所得税的本质是对资本征税，个人所得税的本质是对人头征税，把前者计入后者相当于“摊亩入丁”，是对“摊丁入亩”的反动。从实际历史来看，这两种税制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并非“羊毛出在羊身上”就可以等效起来的。

此外，用纳税额来激发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陷阱，那就是交钱越多权利越大。在法律上看，这实际上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变成了钱与钱的平等。如此这般的话，那些大鳄们是否可以对小民这样说的，“我的纳税额是你的一万倍，所以我要求1万倍的权利，你一人一票，我一人一万票。”公民有义务纳税，这没问题，要求政治发言权，这也没问题。但用纳税额来衡量发言权，如果一块钱等于一块钱、一万块钱等于一万块钱的话，就会形成有些人一句顶别人一万句的情况，最终恐怕是要出问题的。

第二个是关于国企与私企“争利”的问题，实在不敢苟同。似乎不宜把私企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只要有私企存在，国企就得退避三舍，凡是亏本的买卖就给国企干，只要私企有得赚，国企就不许来争。合着国企天生就是不合理，私企生来就是合理的？这种私企优越论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而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有目共睹，呵呵。过去我们是国企一统天下，固然后来搞得太僵化了，但如果因此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的发展私企、抑制国企，也未必就是合理的。

何况要论扶植，现在中国更多的是在扶植私企。别的不说，单说职工的五险一金，国企基本上是足额缴纳，而私企在政府的默许和放任下偷漏严重，这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扶植。反倒是国企，被承担了不少国家任务，在沙漠里建加油站、在南沙修通讯基站、在穷乡僻壤拉电线、在高原深山中通铁路，所有这些放在私企身上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当地扶持一下国企也是完全合理的。

老板发福利和奖金原本就不是兴高采烈的，原先使得福利、奖金存在的因素还是存在，老板克扣还要从企业所得税中缴纳，把福利、奖金打进工资骗人对老板并没有好处。

个人税和企业税对均贫富的作用你说反了。个人税是递进税制，多赚多交，有利于均贫富。企业税或者是最后反映到商品的增值税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单一税率。也就是说，亿万富翁买100元的商品和勉强度日的人买100元商品交一样的税。

在法律上，交税多少依然和发言权多少无关；在实际上，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关。即使在中国这样实际上不交个税的情况，妄想平民和富人有同样的发言权，也只能是妄想了。

国企和私企：两者应该用同一规则，不能在政策上偏爱国企；在私企已经成气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扶持新的国企与私企争利；此外，没有必要特意打压国企，都是企业而已。

纵观中国历史，国家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财税上出了问题，最典型的是晚明，虽然东南富甲一方，但是朝廷无力承担救灾和军事开支，国家崩溃。

现在中国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是隐忧不小，财税是重要问题。中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流通税。这种税制的好处是征收比较方便，只要卡住流通环节就可以收税。弊病是造成生产和流通成本高，抑制生产；反而对于食利这种钱生钱的游戏却少有收税，鼓励了不劳而获的投机。现在的西方国家一般都征收有高额的财产税。

这种税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

事实上，无论中西，征税除了流通税，另外一个主要税源是所得税和财产税。古代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所以对土地征税也是常态。

1949以后，随着公有制的建立，中国逐渐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也就不可能再有所谓财产税，整个国家的财税主要依赖流通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财产迅速聚集，但是税制却还没有改变，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吧。

目前国家的房产税试点还没有正式推开，将来这是必由之路。逐渐增加财产税，减免流通税。鼓励生产，抑制投机，一方面保护生产实业，另一方面也更加公平。

另外，征收财产税对于富人来说，固然要出血。但是从整体而言，富人缴纳税收，事实上就是为自己的财富获得了一个道义上和法律上的合法性，也并不是完全的损失。社会更加和谐，他们睡觉可以更加安稳一些。

中小企业觉得税负重主要是二个原因,一是赢利能力弱,而中国主要税种是流转税,你赢利能力弱并不等于你就少交税.

二是竞争激烈,而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在各个方面没有底线降低成本,比如偷税漏税,工人三险一金,排污等等,那么正常的遵纪守法企业就觉得税负重了.越是经济不景气越明显.

富人征税为财产获得合法性，这是一个值得宣传的动力。另外就是富人事实上也动用了社会的更多保安资源，富人区的警力总是多一点，受威胁的事情也多一点，花钱买平安是应该的。

普京先行一步了。

压力越来越大，看看他们抗拒能力能持续多久吧？

企业招工难已经成为常态，这个公司已经在研究应用工业机器人，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了。这还是在所谓的人口大省安徽。

随车吊，大名叫做随车起重机，就是卡车的驾驶室后面扛一个小吊车，装卸的活自己就能干，所以又有个俗称叫不求人。俺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大马路上随车吊一堆一堆滴，就跟国内做工程机械的朋友讲，这东西中国少啊，技术上也不难，你们为啥不做呢？人家答，用啥吊车啊，装卸找民工就行了。果然，这东西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直到近几年，简直就是爆发了一样，别的工程机械都卖不动的时候随车吊的销量还在哗哗的往上涨，无它，人工涨了，比起花钱请人，还是装卸不求人比较省钱。。。

随车吊这样的简易机械工具正是中国大量需要的。接下来估计动力工具（电锯、气钻、……）了。

首先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不等于整体经济形势一片向好。今年超过600万大学生毕业，就业形势纳入考虑范围了么？中国就业市场是一个彼此割裂很大的环境，这边出现民工荒，那边出现大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的情况不是绝对不可能。前一段时间央媒提到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就说明问题，这种时候提税制改革不是时候。

关于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制历来是个复杂的体系，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所以敢于搞税制改革的领导人很少见。朱镕基上世纪90年代搞分税制改革是因为当时税制对地方有利，客观上形成地方富中央穷的局面。现在情况有些倒过来了，不少地区为什么热衷于卖地收费，国家取消一个税种，地方马上又新增一个名目收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靠税收养活不了地方财政，何况维持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运行也需要钱。以前入职培训的时候负责福利的人事情绪激动的说：国家收了那么多钱也不知道都拿去干嘛了。这就是百姓中弥漫的一种普遍心态。官场上流行的：本届政府卖土地下届政府卖空气，也多少证明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无奈。税制是要改革的，因为不改变导致“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税收体制，任何房产调控都将归结于失败。

你说的税制改革思路很好，但还要考虑实际可操作性，就像上面网友提到的：不能高估基层税务部门的执行力，不能低估中国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决心，不能低估富人借机变相压低工资的企图，根子上这种税制的最大风险在于很容易被百姓理解为把企业应担负的责任转嫁给个人，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演化为一种劫贫济富行为的危险。

税制改革目前实施条件还不成熟，撇开上面提到的因素不提，这种伤筋动骨式的改革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领导人推动，一个或几个强有力的社会阶层支持（至少不反对），现在看至少第一个条件暂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中国社会目前阶层分化极为明显：官员、权贵、大企业家阶层人数少但拥有很大能量，你说的税制改革如果对他们有利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但这个政策如果损害了中小企业主、城市工薪阶层那就弊多利少了，因为这个阶层人数多但势力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太大发言权，其政治地位不比农民工或者普通工人好多少，如果一项改革最后结果是削弱他们来壮大前者无异于加剧社会分化；至于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阶层受这个税制改革影响不大，完全没兴趣可言。

我觉得税制改革一看思路对不对头二看如何把握时机。再好的改革如果选择时机不恰当或者盲目乐观急躁冒进那也有失败的危险，如果大家分歧太大或者阻力很大的条件下不妨先放一放，不要急于全面推开，而是小步渐进的方式推行或许效果更好，实际上成功的改革有两个特点：自下而上、从局部试点到全局铺开；各个阶层从互相博弈到最后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