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 -- 天煞穆珏
“绝对不准开枪。‘六四’的教训还不深刻吗？谁批准开枪谁下台。连催泪弹也完全不必要。放就放了，吓不退人见好就收吧。一步步恶化到这个地步，怎么化解是你们的工作。”-----------
直接当了皇太后啊
坚持要修这座宫外之宫，花费二十四万两白银，对于正德来说到底是何种心情？
看看再说吧1
持续时间偏长，导致外人开始捣乱。
坦克遇到群众挡路就尝试绕行。
装甲车装备齐全却被焚毁。
指战员被虐杀。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有图有录像。
而学生大多是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是正常的，但是不代表死了人。
整个事件发生期间，有零星枪声。但是这只能说明有人想捣乱，反而不能证明发生了有组织的大清洗。
有些人号称在北京饭店看到了什么什么，但是证据呢？不能只是上下嘴皮一碰说看到了就看到了。
而且实际上那也看不到什么，两边的大会堂又不是后来才建的。
不是还有人说，有“英雄”通过与军人的交涉带着学生成建制离开么？真要弄死人，交涉有什么用。
而且，很早90年代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推算。
第一，我们可以假设数据，从最低到最高两个方面推算。
第二，我们可以假设两种极端情况，然后再综合。比如，先算死很多人，再算几乎没死人（城市中正常发生的刑事犯罪因素扣除），然后综合考虑。
先算死得多的假设。注意是假设。假设有一万学生死亡，那么按照最低的知情范围推算，至少有2万父母知情，加上祖辈，6万人知情是合理的。这6万人每人认识6个人，不算多吧？这就是36万人。就是说，至少有36万知情者。按照人口比例，8亿人，每2222人就有一个知情人。在部分集中的地方比例可能更高。如果这6万人每人有20个熟人（在80年代亲戚众多的时代，光亲戚恐怕就不只20个人，我没算50已经很给面子了，如果是工厂职工甚至可以说一百人），那就是每667人就有一个知情者。我们一天遇不见一个知情人，可以说没遇见；一个月遇不见一个，也可以是没遇见；一年遇不见一个，也说得过去；十年还遇不见一个，就有点问题；二十年还没遇见过，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二十年你的活动范围都不能在600-2000之间的随机范围内遇见一个人？
换一个算法，算没死人。假设没死人，会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提到了恐惧。提恐惧的多，非常多，很多情况都是吓得半死被救出来什么的。但是提死亡的极端得少，而且提死亡的往往说死得很多，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但是他却可以穿上隐身衣，目睹以后活着离开……这和恐惧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假设有一万人发生了恐惧，然后他们又都平安离开了。那么消息会传播会是什么形式呢？还是刚才那个算法，那么按照最低的知情范围推算，一万恐惧的学生，加上2万被恐惧的学生吓住的父母，加上祖辈，7万人知情是合理的。这7万人每人认识6个人，就是42万人。按照8亿人算，每1904人就有一个知情人。如果这7万人每人有20个熟人（在80年代亲戚众多的时代，光亲戚恐怕就不只20个人，我没算50已经很给面子了，如果是工厂职工甚至可以说一百人），那就是140万人知情，每571人就有一个知情者。现实中，我在90年代后期遇见过一个人，他言之凿凿地说自己参加了活动。在网络上，我也见过一些人讲述当时的事情。其中明确可以相信是事实的，就西西河就有。前一段时间有人讲有个大学老师当时带出来了很多学生。根据那个描述，他们并没有遭到任何屠杀之类的对待。
因此，在这两个假设环节，结论对政府是相对有利的。
然后就是其他没有考虑的因素了。这两个推断中，我还省略了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是在场的军人，一个是清理场地卫生的工人。当然，有人可以说清理场地也是军人完成的。但是我国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三年就退伍了。这些回到家的年轻人，不可能都守口如瓶，然而他们透漏过什么信息吗？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特殊的信息反应。也就是说，在大部分军人看来，现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事情发生。就是执勤，就是监督，疏散，戒备，设岗，就是这样的执勤。这两个部分都是对政府有利的，但是我没有在两个假设中做推算。
因此天平进一步向对政府有利的方向倾斜。
有人说现场有枪声，但是也有记者说枪声是在远处传来的，不是广场上的。这是典型的矛盾。而且这些都是外国记者的说法。在中外交恶的形势下，显然对中国有利的话要更有公信力一些。但是这个不能直接加分。
也有人说，有女生失踪。在城市环境相对混乱的情况下，所谓女生失踪，个人认为，不如说是“年轻女性失踪”更准确一些。而且，考虑到学生领袖是在房子里和国家领导人谈判，所谓失踪女生，应该并非是学生领袖。那么，这是浑水摸鱼的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要进一步提升。
而这两个因素又都是为政府加分的。
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下来，我倾向于认为现场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暴力活动的烈度和幅度也都很低。
事件发展到那个程度，主要应该还是由于当时的国家决策机关内部意见分歧较大，产生了国家大政的争议，结果犹豫不决，导致夜长梦多，事情发生了不利的转化造成的。
不过如果换做是我，短时间内仓促做出改变的决定，特别是短时间内做出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改变决定，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太仓促了。
而且，在这种内部有反对意见导致决策效率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我反而进一步认为：下达激烈的屠杀式的镇压命令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因为内部的敌对意见既然可以导致决策拖延不决，自然也起到反对这样做的作用。
因此，在新的证据材料出现之前，根据大略的形势，我只能认为，现场只是进行了强制疏散。
细节的材料或许有很多冲突，但是大体形势是不容易出现差错的。把握住大的形势，细节上的些许问题根本就不事儿。
回来会给政府添乱，也给你自己添乱。你还是留在大家拿挺好，哪天天朝资源不够用了、发兵过来，你或者你的子子孙孙记得要迎接王师并做好向导工作，这样对天朝和对你自己都算是功德无量了。
其实已经进去的渝市书记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也不太看好他。
然而，常常觉得现在属于瘸子里头选将军，看好不看好的，也就那么回事。
发动人民群众
和皇帝也是全国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并不冲突。地主阶级是全国整体的一个子集啊。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代表整体利益。当然整体内部轻重占比不同。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正始八年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奏说：“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当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审赏罚以使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
马都不让骑了。
之后的正始九年就这样平平淡淡过去了。
嘉平元年春正月，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干了曹魏宗室。
有趣的是，这个孔乂据说还是忠诚于曹芳的。。。
兄台高才
人有不同出身、不同利益就是屁股座那里，但是不能忘了初衷，不能忘了本性。可以反对，但是只是为了贪念而抹黑，打击、报复，就太小人了。虽然说小人历代都有，就象犯罪一样，不能消灭；但善良也一样并在。
要共同进步嘛，不管你支持、或反对，这都需要。这样社会才会进步。
老邓复出时，父辈们由衷的欢欣鼓舞，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们都是无官无职的普通小民，和“苏派”挂不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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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网络信息像现在这样发达，老邓复出时，父辈们恐怕哭都哭不出来了吧？
糖尿病虽说是富贵病，但也和长期心情不愉快，导致内分泌失调有很大关系。从客观上讲，与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负面心情是分不开的。但这不是毛和刘的个人恩怨，是如何让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纠结在个人恩怨上面，这种负面心情是很难化解的，但如果刘能穿越时空，看看如果没有群众监督，那些掌握国家的行政、司法、经济和军事大权的苏派官僚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腐败的，刘就能够理解毛的文革的用心良苦了。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能够理解，特别是公开表示理解毛的文革的高级干部也不多见。
毛所要的文革的实际效果是领导干部每人都要经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所以那些能够经受考验的干部，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毛的赏识，比如纪登奎，就挨过无数次批斗，做了１００多次土飞机，甚至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但当毛问他滋味如何时，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文革”开始不久，河南省委就明确表示支持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毛泽东对河南省委的这一做法表示赞赏，曾给予夸奖。后来，毛接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听说他经受了批斗，就说：“啊，真是多灾多难啊！你说，这一点好处也没有吗？”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听说过批斗有坐飞机的事，但没有见过，感到稀奇，问起纪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是把头低下，两只胳臂背向后面，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吧。”说着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然后说：“站着不能动，腿上得有劲。要说也没什么，也是个锻炼。”
毛泽东乐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臂朝身后高高地抬起，问：“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是。”纪登奎说。
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表扬说：“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没有倒。”
后来，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夸奖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1969年4月，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时间不超过10分钟。
纪登奎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解放干部。”
来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但纪登奎还是拒绝发言，认为自己不够格，可有人转达毛的话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后来纪登奎发言，毛泽东就向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啊！”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再后来，纪的儿子纪坡民曾问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100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从中，大家可以细细品味出毛要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与刘的个人恩怨，而是要全党、全军和全体干部人人都经受群众的检验和考验。当然，这种做土飞机的方式，在很多官僚眼里实在是野蛮残酷，所以他们宁肯拼命贪污腐败，最后跑去秦城饭店吃牢饭，享受高干疗养式的刑罚，也不愿去做群众的土飞机批斗，这就是过去二十年腐败贪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没有触及心灵。而毛的文革真正是触及很多干部心灵了，有的干部想得通，过关了，甚至高升了；而有的干部想不通，身体就垮了，就被'迫害致死'了。
他们想不通有自己的道理，其中比较正面的道理是陈永贵说的。陈永贵自己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看不惯其他干部遭受无辜迫害，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5条建议，最后在信中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
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议。接着，一份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到全国各地，在当时无疑成为众多基层干部的护身符。
这里毛确实是妥协了。但陈的信里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是几乎所有苏派干部和领导人都无法回答的。
陈说：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这其实正是刘的路线和观点。但如果一个党组织要都是彻底腐败了，象我们当年的单位，局长、书记、副局长、财务处长全都腐败了，这个党委会的多数成员全都烂了，成了腐败窝案，那么还怎么能靠党组织来领导革命？只能靠上级的党组织，局级党委会腐败要靠部级党委会纠正，部级党委会腐败就要靠中央政治局来纠正，靠国家主席来纠正。但要是上级党委会也腐败了，国家领导人也腐败了，比如走资派的二号人物就对自己公子的官倒腐败，挖社会主义墙脚视而不见，比如军委几个副主席都贪污腐败玩女人了，那么，还靠哪门子党委会去制止腐败？还靠哪门子＇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呢？
说＇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那要看在什么环境下，一旦坏干部占据高位，造成了腐败窝案的环境，不管你单位有没有其他好干部，这个党委会就全烂了，所谓的＇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是一句空话。
况且哪个坏干部也不可能把＇腐败＇二字刻到自己脑门到处展览，相反，很多犯了贪腐案的领导在平时往往都是和蔼可亲的好领导的形象，谁会自己声称自己是腐败分子呢？认识到这一点，刘就会对自己坚持的＇党委领导一切＇的苏派路线有全新的认识，也许就能够接受群众运动和接受＇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伟大意义了，也就能够接受群众的考验了。
当然，群众运动的极左方式也应该修正，应该按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有ONE ARM DISTANCE：一臂距离的保护和缓冲，不管批斗的言辞多么激烈，都要保持一臂的距离，而不应该有肉体的惩罚和冲突。当然，也不能搞得太频繁，七、八年一次，十几年一次，由最高领导人发动，由临时和专门的领导小组指导和监督，这个节奏就非常合适。看看从三代后期到和谐十年，毛领袖简直是能掐会算，节奏周期掌握得恰到好处，要是早一点开始，也不会有现在习总反腐的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