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简牍学 -- 夏商楚歌

古时的竹简在书写时必须“杀青”，对杀青这个词从明代开始就有各种解释。明代解释，初稿书于汗青，汗青意思就是去掉竹皮外面的青皮，后来称定稿为“杀青”。

但这不是一定的，仅目前出土的简牍，大多是将字写在竹的内面，这是不需要杀青的。还有的解释是；认为杀青是将皮内的水份烤干，新竹有水份容易朽，也容易长虫，因此制竹简时必须用火烤干竹内水气，使竹由青而黄，使用称为“杀青”。水份烤干意为去汗，使用也称；“汗简”。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合理。

现用纸张有印张大小的统一规格，简牍的长短也有一定之规，书籍类的简册，以书之尊卑定册之大小，汉代用二尺四寸简册抄写重要书籍及文献，大概是一种定制。写六经简册长二尺四寸则可能要晚到西汉晚期，

诏书律令，国家正式文本长三尺而地方与个人转抄本长一尺。

礼制常有“以大为贵”的讲究，所以珍贵重要的书籍文书要使用形制较大的简册。

秦汉以下，日常使用的简牍大多长一尺，原因是常人小臂长约为一秦汉尺（ 23.1 厘米），简牍长度适当，便于书写。

儿童读物及当时要揣在怀里的“袖珍本”，自然形制较小，

定州出土的《儒家者言》简册仅长11.5厘米。

秦汉简牍一般长23厘米，宽一厘米，厚0.2至0.3厘米。以木或竹质的材料制成。一支普通简，可写三，四十字。多的可写五十字。23厘米大约相当于秦汉时代的一尺。

在当时一般的 简约一尺长，五分宽，一分厚，所以古人把书信称为；尺牍。一般的简牍只能写三四十字，若不够就将简牍加宽。

我们常常看到汉简有1.8厘米至2.8厘米宽的，这种形式的简当时称为；“两行”，“两行”这一称谓不见文献记载，仅在简牍资料中出现。简牍宽度达到死方形的程度称为；“方”。

这种一般是记载内容横长纵短的文句之用。

如日历，居延汉简中有一方记载元康五年四月到五月的日历就是典型的一例。另有一种宽度不变，只增加长度，有的长度增加一倍，即长至二尺的称；“檄”。

因此《说文解字》；释檄为二尺书。军中命令一般都写在檄上，称为“飞檄”，表示紧急。增加长度不仅是为书写和传递方便，也是表示郑重的意思。

还有的长达三尺，按东汉解释；版长三尺谓之椠，三尺就是七十厘米了，在居延汉简甲编第2551号简，长达67.8厘米，下半段还有残缺，可见三尺长的椠确实有。

《说文解字》释椠为；牍朴，朴是未经雕饰的意思，牍朴就是未经写字之牍，三尺椠使用时可断为三截，这就成了一尺之牍，但也不防有特殊情况，在三尺长的椠上直接写字，按规定简牍的长短与记载的内容有一定关系。

普通文书均用以尺之简牍，皇帝的诏书是一尺一寸，也称；尺一之诏。汉文帝时期曾给匈奴单于的诏书长一尺一寸；“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教单于用以尺二寸之牍给文帝回信，表示倨傲。简牍的长短与国势的优劣有关系。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这些都是儒家经典，使用这样的长度是表示郑重的意思。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诗经》简也只长一尺到一尺二寸（24～26厘米），并不是特别长大，因为当时六经还没有特殊地位。

圣人的经书，都写在长二尺四寸的简册上。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所载的简册都长二尺四寸，而《孝经》只有二尺四寸的一半，表示不能与前六经并论。《论语》只长八寸，只是二尺四寸的三分之一。

古册长短都是二尺四寸的分数。最长的二尺四寸，其次二分之一，再次三分之一，最短四分之一。周以后，经书及礼制法令之册皆长二尺四寸，《孝经》及汉以后官府册籍、户口黄簿长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汉符六寸。

记载法律的更长，有二尺四寸之律，《史记.酷吏列传》有“三尺法”的记载。

牍的长短皆为五的倍数。最长为椠，长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寸；其次为牍，长一尺，最短为门关之传，长五寸。

王国维提出的“分数、倍数”说，在考察了二十世纪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实物后学术界认为；简牍的长短并不存在自周秦至隋唐千年一贯的制度。不它有它的基本原则。尺寸根据简牍上记录的内容的重要性和简牍所属主人的身份决定简牍的大小规格。

如战国楚墓中的遣册简，遣册的大小就体现了墓主身份地位的尊卑，

随州曾侯乙墓遣册长达75厘米，

江陵包山楚国贵族墓中的卜筮祭祷简与遣册长72.6厘米，

江陵马山小型墓中馈赠物品简仅11厘米。

曾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室内过到过属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的一段西汉时代的木檄，那是一段弯曲的树枝，削平一面后墨书，字形扁，古隶书体。用这种不规则形状的载体来书写文字，是一种临时应急的办法。

要记录长篇的或长期保存的文书，需要采用规则整齐的、能接续的载体来书写文字，这就是竹简。在仅有石刀或铜刀的历史时代，制作竹简比制作木牍容易一些。

有时一支简加宽加长还不能容纳所写内容时，古人往往把几支简用以根绳拴在一起，这种称为；“册”或者“策”。用绳子缚在一起的称为；“册书”，目前已有发现。

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有一卷“册书”。其内容是记载陪葬物的“遗策”。册字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现，古人由长短时间的简编称“册”，是一种标准制度。策与册两字可互用，至于为何编互用，目前没有统一看法。

将许多竹片连在一起即成“册”，将若干“册”连在一起为；“编”。古人计数数常常是以编{即篇}来计算，不是以册来计算的。将简牍拴在一起一般是使用麻线，高贵点的使用青丝或没染过色的素丝。

出土的秦简和汉简牍中，常见编起来的简的形式。

比如；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每支简下面有编号，这和今天书籍页码差不多，一卷背面的中间写有书名。

另外还有写特殊的简牍，如六寸简一般作“传符，更小的竹，木片叫“笺”。当时意思是；读书时随手注释，就是在相应的简上以备参考，后人称注释为笺，起源就在这里。

当然，竹简不止这些，若将一根木头削成三面和四面的角状或者柱状，那这几个平面都可以写字。研究简牍学的各类人材不少，

所以就算没达到事无巨细，也没放过多少细节。

不少是从简牍外形尺寸收集数据，着重从竹简的宽度与厚度数据研究。这些学者是学工程技术的，对文化和历史学知识相对薄弱，但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加工竹料和木材的简陋工具条件下，加工出0.1～0.2cm厚的竹简比较容易办到；而要加工出0.1～0.2cm厚的木简，则很困难。

即使采用今天较古代先进的木工刨，要刨成0.1cm厚的木片，那几乎是粗刨花的厚度了，粗刨花易脆而碎，无实用性。相反，假设如果能刨出0.05cm厚度以下的刨花，这种极薄的木片脆性反而会降低一些（木质纤维可以顺外力弯曲了，从木工刨子排出的刨花成为了螺旋卷状。）

薄的刨花片虽可弯曲，比起薄的竹篾来更容易破裂，不宜用作书写后长期保存的载体。在今天的手工工具条件下，也不易制造出整齐划一的这种极薄刨花片来编连成书。

最关键是这个侧面清楚的告诉我们古人当时的社会背景，因为各种竹编的生产劳动器具和生活用具大量出现，特别是竹具加工的工艺技术使得先民能比较方便地制造出竹简来。

大量使用竹而不是木板是因为，竹材纤维和木材纤维的性质不一样，竹纤维平直整齐，远古时代即便使用石头刀或者青铜刀，都能较方便地把竹子砍倒，截成筒，再剖成竹片，再剖分成薄竹篾式的竹简（厚度0.1cm左右）。

木料的加工就没有竹材方便容易。木材的纤维很少有象竹纤维那样平直整齐，弯曲而纽转的木纤维不可能象剖竹篾那样来获得0.1～0.2cm厚0.6-0.8cm宽的木简片，所以木简的厚度至少在0.4cm，宽度也大；于是木简的重量显然比竹简笨重，还不好加工获得。

因此，先民吃饭的用具，也是竹材比木料容易获得一双平直整齐的“饭攲”。用筷子吃饭是中国人最显著的民族习俗之一；

而“筷”字或“箸”字或“筯”字等表示吃饭食具“饭敧”的汉字，都带着竹子头的字形表记。

因此，凡是居住环境里有竹子生长的地方，中国先民们都会优先采用竹简来记录文字。竹简与中国的文字存在着很深的关系，并对纸前文字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竹简是中国最早的文书记录载体。最古老的汉字形态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

殷商时代（甚至夏或夏以前）采用竹简作为记录文字的主要载体，竹简与龟甲兽骨并用的可能性远比只单纯采用甲骨材料的可能性大，这是受到下述客观环境及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一；殷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竹木生长，

大自然为中国先民提供了以竹木记载文字的丰富的客观物质条件。

二；龟甲兽骨的书写承墨性比竹木材料差，笔迹不易保存，所以才要复施契刻；在竹木材料上的笔写显然比用刀契刻甲骨方便快捷。

三；竹简比木牍的制作工艺更简单些。在讨论我们的祖先采用竹木制简牍来写字时，首先应考虑，在夏商时代，是用什么工具和手艺来加工制造记录文字的载体。

当时只有石刀或者稍后的青铜刀具。用这种原始的刀子把一段粗细适度的树枝削出一块平面，即可写字，这大概是最简单最方便的写字载体的制备。

因为竹筒中空，竹纤维平而直，易剖分，用简陋的工具可以比较容易完成从砍竹、截段、剖条、削出写字平面等一系列制作工序而得到整齐可用的竹简。

对比木材，要裁枝（甚至伐木）、解板、分条、截段、整形，仅用制竹简的工具和同等量的劳动，制不出较薄的木简；再加上木材纤维的自然扭曲不平直，不易顺着木材纤维剖分来得到平整的木简，增大了制作木简的难度。

四；简、牍、帛、布在文字记录上的差别。木质简牍可以做得比竹简宽，可以写两行字甚至多行字，乃至可以用木板拼制出足够大的面积来画图，特别是表示国家领土的图籍，称之为“版图”。

竹质的和木质的载体在古代的应用会有一种大致的区别与分工。

以竹制成的简多为书写单行字的载体，适于纯文字的记录，由于每支简的大小尺寸容易做得整齐统一，便于将多枚简编连起来记录长篇文书；而以木制成的载体可有较宽大的面积，适于书写多行字的短文（如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更修田律》木牍），或大幅面的公文布告，或图画。

当然，面积愈大板也愈厚重，对于编连成长篇经常翻阅的书籍来说，用木牍就不如用竹简方便。在气候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没有竹子则用木简来代替竹简的职能。

解放前后考古发掘的大量居延汉简，就几乎都是木简。至于用缣帛来记录文字或绘画，由于缣帛昂贵，使用范围不如竹简木牍广泛。

汉字里，“牍”所从的“片”旁，《说文》释为“从半木”，“牍”则释为“书版”，即木质的文书载体由于厚度较大而呈板状。因此，“简”从“竹”而“牍”从“半木”。

当竹简作为文书载体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文书的记录与传承时，

后人在继承文书知识的同时也自然地继承了文书载体的形式，代代相袭，成了定式。

后人自然沿着前人的路继续走下去。竹简编连成册来记录较长的文件，是在远古极为简陋的工具条件下较易实现的文书形式。随着制简工具、工艺的进步，后世的竹简还增加了杀青、防蛀等技术处理，以利于竹简书籍的长期保存。也由于简多用竹子来制作，在古人的造字活动里“简“字自然地带上了“竹”的标记。

大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竹木简牍实可称之为“戏剧性”的东西。

它往往作得又宽又厚，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考古研究资料记载，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古的竹简，长72-75cm,宽1cm。 资料未记载竹简厚度，

湖北省博物馆观看曾侯乙墓文物展有实物和仿制品，均约0.1cm 厚），

云梦秦简长23.1-27.8cm, 宽0.5-0.8cm。厚0.1cm（《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1981）；

新近发现的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时代的简牍是我国使用简牍记文的晚期实物资料，其中大木简厚0.4-1cm（田租券书），尺牍厚0.6-0.9cm（司法文书），竹简厚0.2cm（户籍档案）

（《中国文物报》1997-01-05）。

按照这些研究资料给的简宽和厚度数据，要用石头刀或青铜刀制得0.1cm厚的木简很困难。同样长宽的木简不得不比竹简厚些，笨重些。战国时代文具有铜削、铜锯、铜锛、刻刀。

当战国时代的写字者手边没有事先准备好的空白简坯时，就要使用这些文具去临时制简坯供写字。显然，加工竹材比加工木材制简容易得多。因而作为书写者，要利用手中的文具去制简写字，

在竹木两种材料可供选择时，选用竹的可能性大些。

往往小儿开蒙习字同样需要大量的书写材料，《说文》里有一个“籥”字，释作“书僮竹笘也”，削制正规竹简的下脚材料，如竹的稍部，质嫩多水，干后会缩形，不能作书籍的载体，但细嫩的竹稍简就是可以让儿童习字的极好材料“籥”。

还有一个“觚”字，《说文》只释了“乡饮酒之爵也”一个义项。在纸前时代，觚也是一种习字的常用木质材料，这是一种多面柱状的木棍，可以在每一个平面上习字，并可以用刀刮掉旧字重写新的，反复使用多次。

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全面研究了解到，无论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只有帛书而没有布书，这是因为在唐宋以前没有广泛种植棉花，棉前时期民间布料是以麻、葛纤维纺织而成。

古人试图制作在麻布上写字的书籍，但墨水在麻布上洇漫得字形不可辨认，会致使无法采用布书作为书籍文献的记录和保留形式。

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里有“别书江陵布，以邮行”的内容，竹简整理小组的专家注释为，另外抄写发给江陵的布告，用邮驿方式送往。在汉语里有“布告”这样的词汇。睡虎地秦简提到的别书之布告，是否是麻质，不得而知。

布告的幅面应比作为书籍的缣帛幅面大，字个儿也大，墨水洇漫字形的干扰比在书籍里相对小一些。此外，《说文》里记载“自尔秦书有八体”的第四种字体叫虫书，徐锴注释，虫书即鸟书，

用以书幡信（旗帜）。

社会上层王侯贵族的标识幡信不但会用丝绸，甚至可能还会用彩绣来加强文字形象；普通军旅的旗帜、市井茶楼饭舖酒肆商号的招贴，则可能会用布料来写字。

纸前时期和棉布前时期的麻布料书写文字，与作为书籍的文字，是性质迥然不同的应用。以麻布作为书籍的文字载体的努力，是我们的祖先始终追求比竹木简牍和缣帛更好的书写材料的努力的一部分，尽管现在还没有古代布书的实物发现。

但是，古代对麻纤维的纺前加工沤制处理技术，特别是处理麻葛纤维纺线的下脚短料来充作寒衣和被褥的保暖填料，这是中国发明造纸术的物质原料基础和加工制造技术基础。

竹简由于材料来源广泛，加工制作方便，编连成册方便，书籍的重量相对木简而言较轻，遂成为古代中国纸前时代书籍文字的主要载体。竹简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材料对古文字形态同样也有影响，古代竹简的宽度多在0.6-0.8cm范围里，这样宽度的竹简实际是一种很窄的简条。虽然可把竹简做得宽一些，那会增加简书的重量。

因此，竹简客观上形成0.6～0.8cm的宽度，应该是先民在实践里的优化选择。古代文字字形方面的一些现象，也可以从这0.6～0.8cm宽的数据里得到一些操作技术方面的解释。

甲骨文里可以看到一些表示四蹄动物的字，由于要减少字的左右宽度，都写成了头上尾下四蹄向左的形态，把这些动物的自然状态旋转了90度。“舟”字也不是平放在水面，而是旋转90度船头朝上；

“疾”字原本是躺在床上的病人形，也将床和睡躺的人都竖了起来；

“韋”字可以看到一个方城的四周都画着脚印，表示包围（敌对者的脚印）或拱卫（自己人的脚印），可看到为减少字的宽度，删除了左右两边的脚印只留下上下两方的脚印。

在甲骨上刻字，应该说左右宽度不必受到限制，这种左右受限迫使字形削窄宽度的现象，正是竹简作为载体的文字在社会上流通的结果。

为了适应在竹简窄条上的书写而旋转或削窄的字形在流通中得到了公认，再转写到并无左右宽度限制的甲骨材料上，

这就成为后世的人看到的诸如一些动物的名字头上尾下四蹄腾空等变态写法。或许可以适当增加竹简的宽度，使载体对文字左右宽度的限制少一些，但简宽的增加必然要求厚度相应增加一些，若仍是一简一行字的话，则竹简将更加笨重。

而且加大简宽度会造成许多稍微细一点的竹材无法用来制宽简

（细筒剖宽简，将成为圆弧的瓦形简而不是平面简）。在竹简上书写文字符号，虽然左右受到竹简宽度的限制，字的上下两方可以自由伸展。

这一方面形成了先秦时代的字形都是长形，甚至金文、帛书以至李斯标定的秦篆都为长形字体。另一方面在造字时可以在多排布一些向上下发展空间的横笔画，多用一些横笔画来构成字形，这是汉字符号系统里横笔画多于竖笔画的发端。

所以写篆字是把字形拉长来写，这就是现在看到的小篆的长形，

是先民为了适应大量使用竹简这种载体来写字，对古代字形的作用结果。

隶书，是篆字在快速书写之下产生的字形变化，使线条符号的字形变成了笔画符号的字形。

章草是隶书或篆书要求更快书写而出现的另一种新字形，把一个字内部的一些笔画连在了一起一笔写下。但是章草只是一个字内的笔画相连，而字与字之间没有（向后世的今草书那样的）笔画相连。这种现象，与人对书写技艺的掌握和字形笔画的表达观念有关，这是“形而上”的方面；学者认为还有“形而下”方面的因素。就是在窄条竹简上可以尝试写出笔画相连的单个字，但是不好写出字间笔画相连的字。

现在回过头来看汉字字形的草化，在竹简条件下，只产生了章草；是有纸用于书写的前后才逐渐出现了今草书和行书字体。

相传，创写今草书的张芝，“凡家之布帛，必先书而后练”，是突破了竹简的限制，在布帛上开始了今草书的创作。

另外大家都知道汉文是采用竖排格式从右向左行文，这种竖排而左行的传统格式，与古代以竹简为书籍材料的因素有直接关系。

来溯推汉文形成传统的竖排格式的历史因素时，不妨认为，最初在竹简上行文，横排和竖排的格式可能都有人尝试过。但是，将多根的竹简编连成册，拿在手上阅读时，则竖排的格式比横排阅读拿握起来方便一些。

将简册展开时，左右手自然向两侧张开，简册对于读者来说，就是竖排的格式；假若是横排格式，则展开简册时必须一只手伸向远处而另一只手缩至身前，这样的姿势不及向左右张开方便自然。

如果简册是在卷曲状态下逐行阅读，则竖握简册的手势比横握简册更方便一些。读者甚至可以比较阅读现代印刷书籍时的握书手势，把书卷成筒状，握在手中方便，但卷筒状书籍则要竖排格式的才能握拿方便阅读也方便。

而横排书籍拿在手中，却要把书展平才好阅读。（按，所谓竖排书籍拿着阅读比横排方便，仅就拿书的方式而言。人的两眼是左右分列的，横排格式更适合人眼左右排列的生理特点。横排文字的阅读适性优于竖排文字。）

古代在往简册上书写文字时，也是竖排格式书写方便。先秦时代的人席地而坐，在这种称为跽坐的姿态下为了调整人与书案几之间的距离和方位以便书写，可以“移坐就案”，也采用“移案就人”。

为此，案几一类家具都做得比较轻便，并且是左右方向尺寸大而远近方向尺寸小的长条形，便于跽坐时的搬动和调整。

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和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里，都可以看到这种古代案几的复制品。顺着案几的长方向摊开简册写字，对于书写者来说，这就是竖排书写的行文格式。

如果在这种案几上横行书写，则简册要在案几的窄方向上横跨案几面，和写字行邻近的上下文简行可以展在案几面上的数量较少，待写字的空白编简要垂落在案几的近端，落在跽坐者的腿上，长篇大册的书写，这种情况尤甚。

在案几上阅读简册，情况和书写一样，竖行书写的简册可以在案几上以右卷左放的方式连续阅读，而横行的简册则要头尾垂落在阅读案面之下，不及竖行“翻书”方便。

至于汉文竖行从右向左排列的格式，则可能与古代先民尚右的观念有关。出土的秦.新郪虎符铭文有“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秦.阳陵虎符铭：“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历史典籍里关于尚右的记述也有。

在竹简上竖排而左行的格式普遍应用后，就成为习惯，进而成为了“制式”，甲骨文和帛书上的竖排左行格式，也正是这种制式的反映。

竹简上的古代书籍，以篇作为文章的单位，并以册作为同时编连在一起的竹简集合的单位，这是中国书籍装帧的最早形制－－简册制度，也作简策制度。

帛书的出现，又形成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另一种装帧形制－－卷轴制度－－把帛书卷到一段硬质的芯轴上，以卷作为书籍的单位。纸质书籍的初期仍照用帛书的卷轴形制，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是逐版地印成单页，再装订成册，这种工艺导致了书籍采用册页式的装帧形制，册页形制的书籍沿用直到今天。

关于纸的发明，目前学术界看法尚不统一。在西汉时期就有纸，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的古纸残片于1978年在陕西扶风出土。出的古纸片有三件，是扶风县文物部门在1978年十二月配合农田基本建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清理西汉窖藏时发现的。

三片最大一片6.8乘于7。2厘米。分别放在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里。西汉纸出土时颜色泛黄，上面粘的不少铜锈绿斑，相当结实。并有一定的光泽和耐磨性。北京造纸研究所等单位专家鉴定和研究后，认为窖藏品的入土时间在西汉平帝前。纸的制造时间早于窖藏。

可能在宣帝时，也就是公元前83年至49年。出自；【《1979年中国历史学年鉴》第244页】。

根据睡虎地秦简《日书》里的“纸”字来解读“纸”字在简文里的涵义。

考古发现；

1957年西安的灞桥纸，

1973～1974甘肃居延金关纸，

1978陕西扶风中颜纸，

1979甘肃敦煌马圈湾纸，

1986甘肃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1990敦煌悬泉置写有字的西汉纸。

目前比较主流的意见是台湾的劳干教授和大陆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学术观点，大多赞同他们认为古代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起源于古代寒衣里的保暖填料“著”（即麻絮）的加工制造，

他们分别写出了《纸文化研究的补充》（1995）,《古代中国的造纸术出现在秦代》（2006）其后钱存训教授对战国时代秦简上发现了“纸”字的论文，更有新突破，钱文引导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对秦简里的“纸”字作进一步的探讨。

为的是逐步搞清楚蔡伦造纸术之前的造纸术先期技术基础和技术积累的具体状况——如众多造纸发明史研究专家所公认的，造纸术是由漂丝絮技术发展而来。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从漂丝絮发展到大量漂麻絮，如何漂麻絮；如何从治麻的漂絮术转移发展到造纸术；造出最初的纸大概是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生产作业形态下，漂絮术才容易发展成为造纸术；如何看待蔡伦在中国造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这些尚在研究中。。。。。。。。

刚刚找到两张削正的图片，这是一位朋友的收藏。现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据考证；竹简的制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竹简首先用火炙，去掉水分，再用削把青皮刮去，露出木质部，这样才利于墨渗进去。其实杀青过程只是写稿的开始，后人误解为定稿，大约也是以讹传讹。在书写过程中遇到错误，即可用削刮掉重写，这是“削正”的来历。

“削正”；

名称为“削”，是古代刮削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具。削柄端常有圆环或兽形饰，可以绳穿系佩戴。关于削，《周记·冬官考工记》中有记载：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其实削作为日常切削的工具，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书写简册的一种辅助工具——刀。

这张图，削长24厘米，此削长刃直背，刀锋上翘，锋刃锐利，脊背较厚，长柄有环，柄上有图案纹。因削各书介绍简单，我们只能根据同时代刀的形制来分析。商代时期的刀，多为长刀直背，凸刃，刀尖向后钩或翘。据此分析，此削大约为晚商时期制造。

下面这张是西周时期的出土器物，削长15厘米，平刃直背，柄端有圆环，锋刃锐利，脊背厚实，约为西周时期造。

您这里的齐桓公似乎不对，我错了，原来是田齐

据你所说，周朝时期，全国各地都有简牍发现。想请教一下，国内发掘出来的简牍，就时期来分，确定为商朝时期的简牍有么？商朝对自己的周边地区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商人商人么。周克商就军事来说也是比较温和的，搞了很多的统战工作完成的。

个人猜想，就商朝的文明发展程度应该有与甲骨文并行的文字吧。难道说那时候的祭司在商王朝内部权力很大，像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把持文字，掌握所有人的灵魂，刻意不允许文字发展。

出战时候，谁坐在战车左面，谁在右面

你这个问题我暂时不回答，因为这是另一个话题，最好不在这里回答，我在这篇文章开头说了，以后单列话题另外行文，这样便于大家寻找。请稍等，我一定另外行文把商代各方面情况做个介绍。也一定尽可能的详细说清楚。谢谢

驿寄梅花的问题我无法简单回答，只好请您稍候，但这里先把甲骨文做个简单的介绍，这样便于大家理解另一篇商代的介绍。而且考虑到若把甲骨文放在殷商介绍中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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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被学术界视为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尚书.盘庚》篇是公认保留较多的商人语言。遗憾的是《尚书》中不少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

本世纪二十年代，因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文字史料，所以殷商甲骨的发现，将大量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于传说时代分离进入历史时代。

这一发现震撼了中外学术界，使我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文献材料，并重视出土新材料。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甲骨文研究大大加速了对传统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降，文字学基本就是《说文解字》学，由于北宋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使《说文》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甲骨文的出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经研究发现，甲骨文的构形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使学界对文字学有了颠覆性的认识。今天的中国文字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角度考释甲骨文字外，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和卜用甲骨的整治，也可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的历史和文化。

当然，甲骨文研究最基本的工作还是释读出这些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作研究。他释读的甲骨文有100多字正确，虽然孙老未释出“王”字，以“王”为“立”，他又将“贞”释为“贝”。不过在甲骨文释读摸索阶段，这位开路先锋功绩确实不小。

孙老以后，罗振玉在甲骨文释读中造成一个飞跃。他在1941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又增加到571个字。可见罗老的功底之深厚。

罗老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更熟悉金文，因此在文字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且能紧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较多的注意文通义顺。特别注重对甲骨文作偏旁部首分析。这一作法至今沿用。因为罗老考释出的大多是卜辞中常见文字，所以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

释读甲骨文字绝不仅仅依靠小学与金石学知识，还必须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三四十年代古文字学者中，唐兰和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

唐兰在1934年北京大学讲甲骨文课时，方法是把自己做过的精细考释的74个字一一分析。其中学者最熟悉的考释；释屯，释秋，释艰等。这些可参考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

书中详细介绍他的三种科学方法；

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较}

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

偏旁分析法。

这就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其他古文字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十年代后期，于省吾考释出甲骨文，字，词98个。他的方法是，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表它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于老还提出“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有些字本身即带有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属于老自己的创见。

五十年代到今天，致力于甲骨文考释工作的学者比较突出的有张政，裘锡圭等。研究甲骨文考释工作的学者都必须具备对先秦古文字，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极为熟悉。做字形比较时才能得心应手。并且对商代社会历史有相当了解，如此，一字识破，往往数条卜辞得于通读。这些我会在后面详细举例说明。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时间在商迁都安阳之前.考古发现的甲骨有十五万片之多，其中经考古发现的有三万四千多片。

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甲骨实际上是由三到五个破片组成。因为甲骨极易破碎，又经历三千余年，到今天保持原样的已经不多了。不少甲骨的背面留有刻痕，许多破片是沿着刻痕裂开，这些刻痕就是甲骨的本体。

国外收藏的甲骨数目相当可观，1984年，胡厚宣统计，国外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甲骨26700片。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甲骨文仅次于日本。据胡厚宣统计，现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约有12400余片。是国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国家。至于其他国家的收藏情况就不说了。

还有个情况需要说明，解放前甲骨文从未在朝歌出土过，罗振玉通过多年探寻，在1908年确定甲骨文截止到1889年，准确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当年甲骨文出土引起轰动，古董商担心出土地被发现，才误传众多出土地。

被称为；贞人{占卜的人}的大臣，有时是王本人准备好龟甲和兽骨后，先在其背面刻出这种小坑，并在一端以火烧烤，使之巨剧留却，然后龟甲和兽骨的表面就产生出龟裂。

同一骨片上钻出的坑有的是圆形，有的是纺锤形，有的还有一个小坑与之成直角组合，经这样修治后，灼后的龟裂就呈侧放的T字形，也就是卜字的形状。卜字龟裂形就是神祗对王的卜问的回答，根据其卜纹走向即可判断出吉凶。

龟裂的解读是由王亲自来作的，龟裂若是正确的侧放成T字形，是大吉，如果不规则就为凶兆。

此后贞人在甲骨表面的龟裂一侧，记录下各个裂纹所占问的事情，这种记录就是卜辞。也就是甲骨文。龟甲只是笼的称呼，

真正在龟卜时使用的实际上只是龟的腹甲，而不是背甲。因背甲过硬，刻不出文字，裂纹也不合要求。

目前发现的甲骨都是几百或几千枚地成群堆积在某处，这说明在占卜后把集中在不引人注意的神圣场所保存起来的。王一般每隔十天占卜一次，遇到祸事就逢灾立问，这时使用的就是兽骨，龟骨是对同一 事情以有祸，无祸两种形式占卜。

从书法角度欣赏，甲骨文完全具备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

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另外在商代玉石和陶片上也找到留下的笔写字迹，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

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我们已经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公元1954年，湖南长沙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支迄今所见最早的毛笔──楚国笔。这支笔用兔毛做笔头，笔管用竹制，笔头紧紧地扎缚在笔管的一端。

所以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因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也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这或许就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原因吧。

汉字中包含很多内容，研究汉文字是为了读通我们的经典。这里面有古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科学和哲学的认识。如；你抓住一个汉字的“族”，不断地去演化就构筑了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哲学体系。

汉字构筑的是隐性的中国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背后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

如；"思"这个字，很多人以为思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通，它包括心。甲骨“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有疑问的可去医院找头骨标本，

你会看到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不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可见先民对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认识比西方要早很多，绝不像以前流行的谬语说中国古代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

古人在创造思字时除了表现出前卫的思想，和对科学的认识外，还有对情感的理解。每个人的心脏参与着自己的情感，特别痛苦的时候，就会产生生理上的心痛。看看“心”“思”这字，的确是暨有思维，又称情感。

随着甲骨文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

因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同时金文也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并且是商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

它基本上属于籀篆体。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

铜器并不是周才有，商代铜器类型已经很丰富。如；鼎，盘，尊，爵等，这些器形是由用途决定。

金文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商末金文与甲骨文基本一致。但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

商代器物和铭文很少，秦汉以至末流，应算周代为主流。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最初的金文是铸在铜器上的图画文字，这是殷贵族家族的族徽。

族徽下附记有神的名字。如；文乙，祖丁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铭名。其后发展到为纪念某次重大战役和大事件而铸做铜器，由于该铜器将传至万世，所以必写上作器理由的铭文。

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文是同时并存的文字。金文多使用流畅的笔道，甲骨文的笔画则基本是生硬的直线，原因是两则的材料不同。

甲骨是刻在坚硬而光滑的龟甲和兽甲上，并且可刻的面积极为狭小，内容仅王和贞人才能阅读，占卜内容又不希望他人读懂，因此字形被尽可能省略。

金文是万世之后子孙必须能读懂的东西，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有的还画界格，将铭文一字一字的填入格中。

那些没画格的，也必须行列整齐。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具有笔道肥粗，弯笔多和团块多的特色。它和甲骨文是两种发展方向不同的殷文字。

周人灭殷除了占领殷地，还全部接受了殷人优秀的铜器制造者和文字，所以周初的铜器与殷代末期铜器没太大的区别。

如周初铭文；大史友，作召公宝尊彝，这里的大史是官名，与殷代贞人差不多的重要职务。友是大史的名字，制造者不是家族，而是个人，神的名称也通过称号{召公}被公开了，这是和殷代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现存字数最多的是西周遗物“毛公鼎”。载文五百字，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目的在于铸在鼎上，传之长久。

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载文四百六十九字。

再次是与中山王鼎同时出土的中山王方壶，载文四百四十八字。散氏盘的铭文，字数达三百五十七个字，内容和赐予无关。是记载关于当时二诸侯采邑疆界的条款。字体的排列到很整齐，但字的写法却都是向右下倾斜，属于草篆，这类写法目前仅此一例。从散氏盘书体估计作者是用左手写字。

至昭穆以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和典雅整赡之大克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各种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铸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铸于器物内壁者，甚至还有的刻或铸在器物的盖、柄、耳子、足、颈之上。刻或铸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卜名、谥号、氏族名、器物名。

这些文字有刻有铸，但铸多于刻。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要比刻复杂，难度也大得多。就其制作工艺论之，铸需先制范，而范不仅需要刻，而且刻的是反体字。

铸造出来的文字的质量，取决于刻范的好坏。只有范刻得好，范上文字笔画的深浅适度、体式规范，铸出来的文字才能达到预想效果。显然，雕刻深度适宜的反体字，要比雕刻正体字对技术要求严格得多。

可以说金文的出现，是手工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金文是手工雕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晚期随着诸侯割据状况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更成为主导的趋向。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地区差异已转变的很突出。

王国维先生将它划分为西土和东土两大系，西土系即秦国文字，东土系即六国古文。陈梦家则整理为五个系统：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西土系：秦、晋、虞、虢； 　

南土系：吴、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卫、陈、蔡、郑。

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虽说甲骨文是最早的书籍。但早期可不是单一使用龟骨或者兽古。先民们曾经在树叶和树皮上刻写文字。天竺国的贝叶经和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都可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有；陶器、砖瓦、兽皮等。

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书写材料。在不产竹子的地方，多使用柳木等柔质的木材。将这种木材做成长方形的木片。表面修治平滑，就称为牍。

我国没发明纸以前，简牍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基本载体。

木质之简是我国西北居延，敦煌等地曾经大量出土，竹质之牍在1975年湖北的汉墓和秦墓中出土过。目前出土情况看，竹简多出南方，木简多出北方。

木简的质料多用红柳，红松，胡杨，云杉等。其中松木为主，胡杨次之，红柳又次之。三种材料的质色不同，断裂有别，使用对象和使用时期也有主次，一般白松和红松不容易断裂，

又好制作。简牍都是顺木纹竖刮消制，考树轮纹路和木色，如能结合，必要无误。

牍与简策是同时使用的记载文字形式，竹简一片虽只写一行文字，但它可以用绳子系联起来，还能容纳较长的文章。而木牍则是以一片为单位，在一片牍上记载较少的文字。

木牍的一片称为“方”，一般较长的文章用策来书写，而较短的文章则书写于牍上。木牍的长度一般为一尺左右，所以也称为“尺牍”。在一片木牍上，可书写一百多字，也可以两面书写。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商代使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

以竹简为主要形式的书籍的黄金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

帛书，就是将文字、图象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在春秋战国时代，上层社会也普遍用缣帛作为书写著作或公文的材料。在纸纸发明以前的几百年历史中，帛书曾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曾发现原始的丝织品和石器、陶器制成的纺轮。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过丝帛的残迹。研究证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很进步。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古代的丝织技术已有很久的历史，它除了主要用作上层社会的衣料外，也是书写的理想材料。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不如竹简使用的普遍。

大约在秦至西汉间，是帛书使用最多的时期。由于丝织技术的进步，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缣帛，用于各种重要典籍、文书、信件的书写。

丝织品虽是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但其价格还起很昂贵的，

除了上层社会以外，普通人是难以使用的。

二十世纪简帛的出土是文物中一大类，上至战国到魏晋，内容上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等，在文类书中包括当时地方官的文件，薄籍，档案，还有不少生活中的历谱，祭祀记录，遗嘱，遣策等等。

汉代是使用简帛最广泛的时期，所以汉的简帛非常丰富，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但是有关三国时期的传世文献就非常少，1996年出土了一块遗策木牍外，其余的都是名刺，史料价值极其有限。好在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十四万块竹简，这才丰富了三国史资料库。

魏晋时期由于纸是主要是书写材料，这个时期的简牍出土的非常少。到了唐代，这些简帛类出土量更是极为罕见。在帛书的出土中，最有名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发现。

出土的帛书有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用黑墨书写于丝织品上，字体有小篆和隶书。在简策和帛书应用的时代，“篇”是竹简的单位，而“卷”则是帛书的单位。

继简策和帛书之后出现的书籍形式是纸写本书籍。西汉中期就发明了纸张，但是普遍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仍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西汉的纸，质量还很粗糙，难以用作书写材料。蔡伦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纸张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然而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简牍和缣帛仍被看作是正统的书写材料，纸张仍未被广泛地使用。

另外当时纸的产量有限，质量也不高，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不过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无力用缣帛书写，多采用纸张。

因为当时纸的价格比缣帛要便宜得多。东晋元兴元年，桓玄据有建康（今南京），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统治者下令推广以纸代简的最早记载，对于纸的推广应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到南北朝时，纸书已风行全国，简帛就被纸质写本所代替。随着优质纸面世，纸抄本书籍就开始出现，但当时使用面很小。

后随着纸张产量的增加，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纸作为书写材料，才逐渐的扩大应用，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纸抄本书籍，才完全代替了简读和缣帛。

考古情况；西部地区不断有古代纸抄本书籍的发现，这些实物进一步证明了自纸张发明后到印刷术发明前，纸张用于书写材料的发展历史。

秦统一中国这个大趋势对文字载体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文字统一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为书写、雕刻，乃至印刷术的发明与完善，创造了便利而规范的有利条件。今天的汉字，是经过多次变革逐渐演变而来的。

总的来说，东汉末年，简帛仍占着统治地位。西晋以后，纸质抄本才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公元4世纪，纸质抄本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北朝以后至唐代中期，是纸质抄本书籍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纸抄本书籍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

另外，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青铜印章，这是商殷时期的青铜阳文印章。也是印章始于商朝的实物证据。这些印章上，有阳文，也有阴文；有一般古文，也有历史上应用较少的鸟书；

还有的刻有兽状图文，可见商周以来中国古代印章之一斑。

通过对诸多材料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墟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特别是盘庚以后，它的前身必定经历过长期的演变。

这就如同突然冒出个人，你不能解释为简单穿越而来吧？突然冒出的这个人必须有成长过程，怎么都不可能出娘胎见风就长成个大人了。

包括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上的图案或徽识文，族徽等。都明显是社会文化十分发达后的作品，后由共相的图形演化为完全代表语言的文字的使用。

但由于时间离今天太过遥远，甲骨文前的文字我们只能从岩画中寻找痕迹。远古时期先民使用的大多是随手刻画的树皮，竹皮，木头，皮革等。这些材料早就腐朽了。

读到楼主的长篇文字，总对其人的精力感到惊讶。

有点复制粘贴是难免的吧，我没有多想。但读到这句，就无法继续淡定了。

张政烺是泰斗级的学者，这种错误的出现，不像是简单的漏写，而像是复制粘贴中生僻字被吞而致。

一放狗，就找到了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一）

http://tieba.baidu.com/p/10519178

朱凤瀚

2005年12月，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2月，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党委副书记。

想来不会亲自来写这种贴子吧。

另外，由此对其它文字也进行了一下搜索。结果不出意外。

包括铁手加精的那篇介绍章草来源的文字

凡是自己写的文字，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语句不通。

http://www.shy.sdu.edu.cn/cyzp/zcj/zcj06.htm

关于楷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

对比之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楼主有这个心思和热情，善莫大焉，但是文章真地不该这样写。

关于你的疑问，在发第一篇贴子时就有说明，我会选择部分好文章推荐给大家，或者借用部分导师言论回答问题。有时没条件马上查到导师名字，也是后来补上的。其中有篇贴子就是我出差，朋友查到文章作者名字，他上来补的。这个情况还请您查证。

因为在我看来，网络上有关历史话题的文章很多，那些严谨，那些是扯蛋，对不了解这些的人很难选择。大家可能不知道，先秦史研究，目前我国真正谈的上高手的不到十位。就这么个情况，大家很难选择相对有价值的言论。

也许你有你的看法，不过我的想法和你不同。有利益和名誉牵扯的，会严格按论文标准做。而网络论坛在事前说明仅是推荐和整理的情况下，我个人又无利益可得，实在不值得重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您费心。谢谢

我读贴宝推时未看到您和白马河友的此段对话。

看完之后特意去查看了针对版主的相关河规，看到，

“4. 推荐：

2【原创】：西西河鼓励原创。推荐文章原则上以原创作品为主。”

但是已经做出的宝推无法取消，只好做此说明。

为感谢您的善意提醒，我把情况作个说明，没注作者名的有些是私下交待过，有些是文章没写完，打算完成一次注明，有些是手里材料没查出作者是谁，如同上次事后查明又补上去的情况。

另外，这个号是我们几个人共同使用的公号。注册时是看大家讨论的有些太不靠谱，当时想纠正一些错误，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没那么多时间耗在网络上。所以回答问题常常是让几位朋友长时间等待，确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些天的回复也有道歉的意思。因此手头速度加快，注明就慢了些。

在我们看来，不牵扯利益等真没上心，生活中熟悉的大家都交待过，在不牵扯利益情况下，也都没在意。或者是看法不同，对此有不一样的理解，处理起来方式就不同。但文章是否被推荐或者怎样，我们并没考虑。呵呵，还是那句话，不牵扯利益的网络，仅仅是善意的引导，不图财的情况下，确实没把这些和真正论文等相提并论。是否被加精等更是过眼云烟，说句笑话，就算网络混的再怎么风声水起，谁也不认识谁。呵呵。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