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 豫蒙

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

作者：陶东风

八、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然而，肯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型的历史意义，并不是说在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潜在危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科技知识以及技术专家的局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以及解放后的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极大地不适应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认识到以市场化与世俗化核心的社会转型的迫切性，因而也充分肯定与这种转型相伴而生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转化，把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看作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历史潮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主张科技万能主义或唯技术主义，完全无视科技专家的局限性。相反，我们应当对技术时代的新霸权主义形成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警惕。

　　在对于科技霸权的警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限度以及它与民主原则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严重关注。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指出：“当代世界中的‘权力的潜力’已经如此巨大，即使让我们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也很难预料它的前景。技术时代所能提供的手段可以数以千倍地增强人──而且是单个人──的实力。权力的威胁与日俱增，令人毛骨悚然。”[1]利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夹在类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非专家对专家的统治，一个是由专家设计的没有民主的统治。如果民主政体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绕开者两个极端。”[2]方面无法不要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福利，同时也不能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对此，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来加以批判，并以此来代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已成为其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特色。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核心是揭示科学技术与集权统治的关系，也就是科学技术是如何与理性结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讨论了科技与统治的关系，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但这种征服最终是以人对人的新的统治为代价的。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同样也异化为人统治人的手段。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赤裸裸的统治已让位于一种更巧妙、也更有效的统治，即借助于科技手段的统治。在关于文化工业的部分，他们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的统治给文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堕落中，可以发现技术控制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发现形式逻辑、数学、交换价值这些东西正在摧毁美好的自然与美好的人性。技术的进步导致大量廉价的艺术，而廉价的艺术则是一种堕落的艺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与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进步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同时也创造了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一体化的统治方式。随着物质匮乏的解除，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同时似乎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变成了现存制度的驯服工具。技术一方面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将人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以前曾经是自由的推动力，而现在则成了一种统治与奴役的力量，它导致人的批判之维的丧失，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就是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或技术异化论。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了社会的控制系统，并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来消除与这个系统相对立的力量。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而且制造了这种需要本身。技术的“中立”传统已成为神话，它已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一个新的霸权，技术理性变成了统治理性。这种统治理性是技术的异化，因为它走向了实人类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原初使命。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是对上述三位的直接继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哈贝马斯同样将技术看作是一种统治工具。他认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并置于国家的直接干预之下，这个社会中的统治的合法化问题已不再象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公众的讨论来决策，而是通过技术官僚来决定。统治者利用技术成果来达成合理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样，科学技术就渗透到了社会的组织中并使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但是这种所谓的“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真正的实现，而是通过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也就是说，使这种控制“合理化”：“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但关键的问题是，与专制社会的赤裸裸的不自由不同，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由于政治控制是以技术控制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它就变得似乎合理了。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结果是出现一种“合理的极权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结论实是导源于前面所说的观点：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较早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是霍克海默，他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是非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

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统治的体制，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了的统治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理性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决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职能。首先，技术作为手段在政治上并不是清白的；技术作为一种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作辩护的时侯，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本身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主义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自身成为统治工具与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指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科学技术日益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技术系统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吸收使得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再象过去那样依赖于文化价值，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公众的公开而自由的讨论，只需通过技术专家来解决。这样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转变为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活动的指导，效率成了合理合法的同义词。[3]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在反思、批判科学霸权主义。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若本（Paul Feyerabend）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理性在近代相对于宗教权威而言，是一股自由解放的力量，它曾经起到制衡与取代宗教权威的作用。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科学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间权力的相互消长的历史，结果是宗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科学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科学理性为了打败宗教霸权而奋斗时，它常常站在大众的一边；但一旦打败了敌手，它就转化为一股新的独断势力。这种独断性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已露端倪，只是因为那时它还尚未完全中心化，故隐而不显。此外，在启蒙时代科学为其发展而奋斗时，欧洲还有不少其他的文化与思想运动同时存在，如宗教改革、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这也牵制了科学理性的独断、嚣张的倾向，使之处于相互制约的力场之中。随着科学地位的不断中心化，科学与技术专家也日益成为独霸的权威，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人们一致同意要小心地区分国家与宗教，但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区分国家与科学，而任凭政治、军事与科学结成新的同盟。当科学与国家越来越难分难解，当原子弹、氢弹等左右国家权力的事物出自现代科技专家之手的时侯，科技专家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费若本强调：公众必须也能够考察与监督现代科学与科技专家的所作所为，这是一种新的反霸权主义运动，也是制约科技官僚的唯一方法，否则的话，就只好听凭专家团体为所欲为了。

对这种哲学性的东西，大家未必感冒。

看看而已。

我斗胆提那几位解说解说，环境问题，公众应该不应该参与，太应该了，但怎么参与最有效，是自己上好，还是找合适的专家来做自己的代言人好，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找专家做代言人更合适吧。

当然大所述情况下还是要依靠专家的，这点没什么问题。

但是必须记住一点：

专家和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系统本身是有缺陷的，这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毒气室与焚尸炉就向现代化的车间，原材料是活人，产品是死亡。那些执行者，或者说“工程师”与“工人”，在平日里都是良好市民、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但一旦穿上制服，进入这座死亡工厂，就往全部在会把他们的原料当作同他们一样的“人”看待，冷静、平静、一丝不苟的执行上级的命令、按照计划进行生产，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死亡产品来。焚尸炉的黑烟与普通工厂的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却是这一幕悲剧的直接见证。

所以，公众必须对专家系统又有监督的权利。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的。

二十世纪其实就是人类对理性知识反思的世纪，在经过惨重的代价之后，对于科学的副作用有了清醒地认识。哈耶克专门写过《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来谈这个问题。

我当时回复“蚂蚱腿子”网友，主要反对的也是他对公众、特别是小孩子参加听证会的那种评价：作秀、无耻。

我当时回答也是很客气的了，请他收回这种评语。理由说了一堆，但总想偷懒，写得不多，好像效果也不好。

现在再谈谈我对听证会的看法：我觉得听证会出现这种问题是有多方的原因的，把原因单单推在公众身上没有什么道理。

这次出问题原因很多，我对具体的细节又不太清楚，只能推测了，说的不对的话，请大家指正。

首先，我觉得听证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常设的毕竟手续，而且要在此类工程之前，而不是偷偷开工、被公众发现之后再开。

其次，听证会应该真正具有约束力，而非一种过场，履行一种“没办法”不得不走的程序。只有这样，那些原本有些兴趣、或者有义务参加的人、特别是专家们作为远方这种政府或者半政府组织的才能消除顾虑积极参加。

再次，组织要得力，比如：

场地要足够大，能够容下足够有兴趣的参加者；公告要及时、覆盖面要广，要让那些有兴趣参加、或者有义务参加的人都能提前知道。

最后，被听证者要有听见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能因为质询者与自己观点不同就气愤愤地；也不能自以为是专家，对公众拥有居高临下的权势。

我相信，作为一种制度，假如真正想要实施它，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没有缺陷的。参加各方都没有什么经验，除差错是难免的。假若真的拥有一种“愿意积极参与”、“容忍别人参与”、“相信双方良好的互动会有良好的结果”，那么，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实践，一个良好的制度中将会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

这当然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是，特别是官方或者半官方必须要有“容人之量”，做不到这一点，什么都免谈。“作秀”、“无耻”这样的评语确实应该坚决不说才是。

我再说一遍，小孩子也好，别的公众也好，他是有资格出席听证会的，也有资格发言，这点本身绝对不能说是什么“作秀”，更不能说是“无耻”。

我也同意，这种专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专家来解决，但是我反对“完全依靠专家”这种观点。理由我说了很多了，再重复一遍：即便是完全敬业客观中立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系统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对于这一点吉登斯、斯科特、鲍曼、哈耶克都说了很多了。他们强调，民中对专家系统的监督作用，常识的重要意义与功能：监督监控专家系统，在专家系统可能出问题的时候发出报警声音来。

另外，我再强调一点公众知识的独特作用：它本身就不是“专家系统”的“专门知识”可以取代的。这一点常常被推重“专家知识”、“专家系统”的人们所忽略。

我们举个例子。先看专家的：巴西利亚的灾难。巴西利亚市建筑新在一片处女地上设计出来的“美好城市”，然而的道德却是brasilite，或者说，“巴西利亚炎症”，一种心理疾病。

在全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翻开地图也不会是几何图般的整齐。而凡是电脑画出来整整齐齐的图纸，建起来都令人失望。人在看图的时候和在散步的时候，尺度不同，感觉也完全不同。

环境的设计如果对人的行为、活动未加充分考虑，则会产生种种缺陷或导致失败。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规划设计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巴西利亚是按巴西建筑师柯斯塔获奖方案建设的。设计者的指导思想是将巴西利亚城市建为有秩序、协调、雄伟的城市，同时又

是方便、有效率、亲切的城市。整个城市空间构图生动，能体现首都的宏伟气魄。但是，城市僵硬的功能分区，除办公区、居住区外，还有旅馆区、商业区等具体划分，以致使本应是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变得单调贫乏。

巴西利亚的居民区被安排在与政府轴线十字交叉的弯曲轴线上，它象征着飞机的两翼衬托着机身，在空中鸟瞰时，构图良好。但在地面上的人无法感受到“飞机的两翼”，只是觉得这是一片相互非常雷同的居住街坊，生活在地面上的居民感到贫乏无味。美国建筑师评价说：“这是一个毫无人情味儿的地方，除了庞大的排成军队行列式的建筑外，什么也没有了。表现为不理解人的尺度和人在环境中的要求。”正象现代建筑在发展中产生了过于“纯净”的缺陷一样，在现代城市设计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纯净”，从而失去了多样的趣味性和生气。

与之相对的是“公众知识”对城市的批评与意见，例子见简雅各布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生与死》，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城市居民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及口味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存在种类各异且能相互支持功能的多样性。为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必须尽可能地保留传统，减少区块分割，增加居民的接触机会。基于对城市多样性的追求，雅各布尖锐地批判了大规模城市改造，认为此举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形式多样的中小商业，是对城市多样性的严重破坏。她说：“大规模改造只能使设计师血液澎湃，使政府官员和地产商血液澎湃，而广大市民总是成为牺牲品。”作者最后指出：必须改变对翻天覆地剧烈变化的追求，形成一种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简?雅各布并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城市规划人员。她的视角也不是“宏观”的、“规划”式的，要给人类设计出“美好城市”来。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微观”人际互动与交往来谈社区的作用，强调一个“多样性的”、“多用途”的、“复杂”的社区对人类的好处。假若按照我们论坛上有些人的主张，她既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她就根本没有资格发言，挺多也就是反映反映情况，让专家们去处理就完了。但美国人并没有这样看。当然一开始类似的反对意见也是有的。但美国毕竟是一个多元社会，容忍性要好得多，还没有人敢对她喊“做秀”或者“无耻”。事实上，她的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她的书也成为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著作。

你说的是政府机关抛开公众，纠集一帮专家躲在屋子里折腾出个决策的问题，这种决策方式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必须通过公众的参与来纠正，这点大家都同意。

那几位说的在公众已经参与进去的情况下，如何行使参与权更好的问题，是找个小孩去背书煽情好，还是找合适的专家去当代理人好的问题。就象你举的巴西的例子，建筑学家想推广的东西，社会学家就不一定同意，公众如果找这些人做自己代理人，岂不是效果要好的多？

那几位的某些说法不太到位，但综观他们前后的发言来看，他们是支持公众参与听证的，反对的只是那小孩做秀的方法。

拜读了您最近几篇关于专家问题的大作和文摘，觉得您对于专家、政府的理解有些模糊，甚至错误的地方，特地在这里提出来，仅供讨论。

政府的管理职能，是管理层次方面的问题，是跟专家研究的科学或者工程方面的层次截然不同的东西。其实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作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为政府的管理职能提供咨询和借鉴。政府的管理其实就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然后由政府官员进行分析整理，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根据专家提供的信息或者自己的经验来找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这是很浅显易懂的道理。至于陶东风先生洋洋洒洒千余文讨论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一文中，提出警惕科技霸权的问题，那是扯得太远了吧。

至于您的大作中提到专家和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系统本身是有缺陷的， 这个说法我觉得用词欠考虑。所谓的任何一个专家，都只是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领域内，精通知识的人。这与有缺陷是根本不沾边的。专家的知识是没有缺陷的，有缺陷的是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为公民的日常生活服务的政治体制。以您的例子为例，奥斯威辛集中营完全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政府指出一个大方向，专家给出相应的可能选择，然后政府从中选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进行操作。我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专家给出的选择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是专家并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执行者。市政府和国家机器做出了最终的选择和操作。

所以，您提出的 公众必须对专家系统有监督的权利。这是根本错误的一个说法，因为公众对于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公众的意见在专家擅长的领域内完全可以忽略，你又要他们如何去监督。据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肚子疼，到医院之后，医生检查之后认为是阑尾炎，一个小孩说，我得过阑尾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有人因此认为医生是错误的。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公众的确有必要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但是不是对于专家系统，而是对于政府的管理系统。政府出面召集某几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某一特定的工程或者项目的可能性。比如说，建一个水电站。一个水利专家和一个电力专家，是必不可少的人选。但是，仅仅召集这两方面的专家是不够的，因为公众的利益不仅仅在于水利和电力这两方面，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移民问题，土地使用问题，交通问题，等等，都是直接与公众的利益相关的。政府仅仅从发展经济和水电的角度出发，其他的问题不予考虑，那么以后公众其他方面的利益难免就会受到损害。所以，如果公众如果想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就有必要监督政府部门召集所有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并对不同的选择后果进行比较，用通俗易懂，没有歧义的话进行解释相应的后果。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立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并不能及时地了解民众的需求，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召集各方面的专家，作出符合公众利益的听证会等等。这是我们政治体制还不完善，人民的知识水平还不够的一种畸形现状。

听证会应该由政府召集，人大代表参与，并进行表决，真正具有法定的承认和约束力。这个应该是人大的日常工作。至于听证会有无常设的必要，这个就需要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进行协商解决。如果事事都来这么一次听证会，那么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就会无端的被浪费掉，而如果任由政府官员自行其是，那么势必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其中有一个平衡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这就扯得太远了，这已经是政府和人大职能等政治层面的内容了。

最后感谢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谢谢大家做出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

我觉得河里很多网友都是学理工的吧，而我是学人文社会的，所以常常感觉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诸位大谈硬盘分区，或者毒龙什么新产品的新性能的时候，我随然不能说一窍不通，但也基本上是懵懵懂懂；反过来，我和大家谈论人文社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感觉各谈各的，谁也没听懂对方的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争论的问题有两个层面，前面我一直是混在一起说的，表达的不够清楚，诸位也就很难听明白。我现在分开力争清楚地阐述一下。

事实上，德国学者韦伯，曾提出过两个很有用的概念，一个叫做“价值理性”，或者叫“目的理性”；另一个叫做“工具理性”。简单地说，价值理性考虑的是某一目标是否合理，而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

举个例子讲，上面我们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的故事，对于工具理性来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材料、花多长时间来建造毒气室，这样的毒气室应该有多大的面积、使用什么样的毒气、装多少个喷头、一次放进去多少人、多大的剂量可以最高效的毒死这些人、尸体如何处置等等，这些都是工具理性要考虑的问题。

而“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毒气室”？它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建这样的毒气室”违反不违法人性？等等，此类的问题就属于“价值理性”要考虑的范畴。

每个人都既具有工具理性又具有价值理性，但是，在生活日益复杂化、细密化的今天，某一具体问题的“工具理性”常常掌握在“专家”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样的问题，公众便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事实上，专家要解决的常常只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对于其他公民来说他们依然可以就“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专家们所谓的目的是否合理？”等价值理性的问题展开讨论。

对于纳粹工程师来说，他的任务知识建造毒气室，如果他能按照某种标准，比如说“多快好省”，建造出某种标准的毒气室，那么，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是，他却解决不了“为什么要早这样的毒气室”之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对每个公民开放的。工程师作为公民当然也可以思考着个问题。但是，他必须清楚，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再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反对战争的弹药工人往炮弹颗粒填沙子可以看作是他们通过某种“工具理性”来达到他们的“价值理性”的目的。但是，同样的行为假若发生在了抗美援朝，性质是不是会变呢？对这一问题，以前好像大案是一个，现在好像又有争论了，这里我们不必纠缠了它了。

这两类理性的划分虽然很清楚，然而，却很少有什么事物也是这么清清楚楚划分到两个阵营里面去的。一个问题往往兼有这两方面：又有哪个工具理性不是为了达致某种目的的呢？所以争论当然可以发生在这两个层次任何一个上面。

我们举一个我们身旁的例子：日本人通过修改教科书否认二战罪行。这里面，修改教科书可以算作“工具理性”的体现，想要达致的是“否认二战罪行”的目的。难道我们只能就“修改教科书”一个层面讨论？只能依靠“教育学家”、“法律学家”、“政治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每一个亚洲公民、每一个世界公民、甚至如果有外星人的话，对此感性取得外星人，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抨击日本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假若镜头捕捉到游行队伍中有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本正经得说日本不好，你能说他是在照中国政府的课本背书？他的父母是在靠小孩子“作秀”，所以很无耻？

当然，这个例子很圆明园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日本政府的行为除了他自己，谁都认为是错的；而圆明园的情况则还没有定性，还可以讨论。正因为还可以讨论，所以，就要允许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发出来，这很正常。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容忍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即便是作为技术人员，听到这些声音，哪怕公众在谈论原本不是他们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话题，作为技术人员，都要有所克制，要意识到，从“目的理性”的角度，这些人士可以发表意见的。如果他们在技术层面上说的不对，那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工具理性讲究的是“有效性”，只要你能够证明他们的方案是无效的，或者没有你的有效，就很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对方不能接受，其他的听众也会赞同你的看法，认为你是对的。所以，无论如何，还是不要说人家“作秀”，更不要说人家“无耻”。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小孩子来说，他有权利就圆明园铺膜的事发表意见，而且，我认为，这种意见对于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是有正面作用的。你们抨击他，是仅仅从“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是不全面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韦伯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越来越优势，人们越来越忽视价值理性，而习惯于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再思考某一目的本身是否合理，而仅仅考虑要达到该目的是否可行，由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与步骤来达致它。韦伯认为这是件很不幸的事。他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焦虑。

事实上，他的忧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奥斯威辛德悲剧正是最好的例子。那些监狱官、放毒气的人、运尸官、焚尸官，常常并非凶残暴烈、蛮横无理的亡命之徒，恰恰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多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体贴入微的好丈夫、疼爱孩子的好父亲、乐善好施的好邻居、诚实可敬的好朋友。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人，一旦到了上班时间，进了奥斯威辛这座杀人的工厂、穿上工作服装，却又可以眼都不眨一下的把同他们一样的大活人送进毒气室，一丝不苟的调整机器，严格准确的实施操作，勤奋辛苦的生产工厂的优质产品――他人的大批、快速、干净的死亡。

这不是以件很可怕的事情么？

不问目的的单纯的工具理性竟然可以产生这样的祸害？

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德国人所独有的，想想我朝的文革，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单单靠工具理性是无法解决一个问题的。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就要允许别人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目的？”

在这个方面，每个公民都是有权利发言的。你们仅仅根据工具理性来批判小孩子的发言为“被书本”、“没意义”，太偏颇了。

而且，事实与你们所以为的并不相同：“专业知识”其实并不能垄断“工具理性”。吉登斯所说的“专业知识”的缺陷实际上包含了“专业知识”忽视“目的理性”、和“专业知识”本身就有缺陷两个方面的内容，但他的焦点更偏重后者。

专业知识这方面的缺陷性体现在它的“不全面”上，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专家系统能够成为全能的专家”。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方面、层面往往又很难再开始就被人们意识到。同时，专业知识越来越细化，每个专家所专攻的往往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领域，这也就是所谓的“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东西（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少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在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假设这个问题的目的理性已经被人们广为人可了，即便在这个时候，也很难想到什么样的专家是应该找的，而这些专家的知识又是足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但如此，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还常常有很多盲点与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在上面举的巴西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建筑师们相信，崭新的巴西利亚消除除了拥挤的贫民窟，以及和贫民窟相伴随的黑暗、疾病、犯罪、污染、交通拥挤、噪音、缺少公共服务等等。去而代之的是，所有的居民都应有相同的住房，唯一的区别是分配的房间数量。每个小区都是正方形的，体现了理性、健康和平等。然而，实际上居民们在这些物质条件之外获得的是什么呢？是巴西利亚综合症。

这种症状不是人类生活必然的结果，而是建筑师知识运用的产物，假若没有这样的建筑师设计这样的城市给人们居住，巴西利亚的居民也就不会的这样的怪症。也只有运用了这样的知识，人们才发现，原先的建筑学知识是多么的片面与有害。

我国的例子也有啊，比如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难道你认为那个设计师真的差劲到这种地步么？明知如此海要这样设计？不是的，是在这既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知识的不全面。类似的还有北京的摊大饼似的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样的设计，在解决了旧的交通问题的同时又造成了更多新的问题。

而非专业知识也绝非你们所想想得那样只配给专家们提出现实中的问题，然后等着专家们解决就是。简雅各布对美国城市社区观察的视角是那些城市建筑专家们所从来不曾用过，也从来不曾想过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行人，尽管在开始受到内行的嘲弄，她的创见却逐渐的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此极大的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建筑理念。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1，问题常常有两个层面，目的理性层面与工具理性层面。

2， 每个公民都可以就目的理性层面加以讨论。

3， 尽管工具理性层面日益为专家所垄断，我们必须记得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是不完备的、有缺陷的。二十世纪证明我们的生活已经日益依赖于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也同时表明，专家系统与专业知识有时候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4， 公众的“非专业知识”不仅仅可以用来讨论目的理性，而且有时候也会对“工具理性”有所助益。

5， 对公众的意见要有制度的保障，以使他们能够及时发表出来；同时，要对这些意见有起码的容忍态度，任何侮辱性的评语都应该避免。

答复么我就不再专门写了。

对于专家系统的问题老是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您把责任完全推给政府我打个比方您别见怪：

有点像日本老兵对自己二战责任的看法――那是政府的事，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您对专门知识的信赖让人感动，

但又似乎少了一些“风险意识”。

您说“专家的知识是没有缺陷的”，

这真得让我有点震惊。

实话实说。

按照您的说法，

那就真得不知道西方那些对西医某些知识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怎么想的了，呵呵。

对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再多谈了，

您保留您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吧。

另外，我从来没有说过部监督政府啊。

正因为专家与政府常常是两位一体的，

所以才要对某一决策进行监督阿。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

1、它的结论和方法是可以用理论证明或用实验重复的。

2、只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它的结论和方法是人人可以掌握的。

推论：真正重要的科学分支，没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事，不可能出现垄断。

所以，科学不是巫术，不存在专家垄断的事。如果专家在胡说八道，你、我、他都可以证伪。当然，这涉及专业知识，不是人人都有这专业知识。你或者可以直接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可以通过别的专家来交叉检验。如果你只知道对某一专家的意见照单全收，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专家的问题。

专家意见不能代替独立思考和判断。对于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人，专家无从垄断人们的思维。

“科学的领域”=“生活的领域”？

很多人认为等于，

这其实就是一种“科学霸权主义”的表现，因为，科学的领域，其实只是生活领域的一部分。

你说的那种“实证性”，那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典型特征。所谓的“社会科学”虽然大家都这么叫，但是，特别在国外，真正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不承认那是“科学”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确确实实是生活领域的一部分。

当然，也还有别的领域，比如宗教，比如道德，比如美。

对于我来说，科学就是具有前述两个基本特征的学问。如果不能证实或证伪，又不能通过观察或实验重复的，那就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不等于是坏事情，仅仅是不是科学而已。如果不能证实或证伪，也不能通过实验或观察重复，那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宗教。

所以，历史是科学，历史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或证伪。心理学是科学，心理学的结论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来验证。哲学、文学和美学就不是科学，或许可以归到智慧里去。

豫蒙的东西我看不懂，也许是因为我是理科生的原因。我一直以为逻辑都是一样的，人的认知过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可能说服豫蒙，但很显然我错了。

豫蒙的定义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地。虽然他很注重这些东西，也花了大量的功夫来向我们解释，但是在我看来，或许文科生的理解过程跟我们有着太多的差异。

就如同专家，豫蒙认为专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命题本来没有错误。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就是，专家只有在他所擅长的领域内才可以称得上是专家，对于其他的领域，不是擅长这一领域的专家其实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也不再是专家了。在这个假定的前提下，专家是绝对的权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正确的命题。但是这就与前面的命题产生了冲突。如果我们纠缠于专家的定义，而把原来要讨论的东西置之一边，那很显然是很愚蠢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省略假定命题的讨论。但也许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语言尽可能的变得没有歧义，然后用这些非常晦涩的语言来讨论问题。所以豫蒙不欣赏，或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抓住几个细节问题发难。

所以我很郁闷，因为看不懂别人的东西，互相之间也不可交流。说了几句废话，浪费了你们很多的时间，请多多见谅，你们请继续。

我们在互相讨论问题么，

我如果态度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提出来么，

大家都是兄弟，

你这么说话，

感觉酸酸的啊。

握握手，

平和交流，好不好？

你是在那自然科学的概念在套啊。

不过你得出的结论和那些，比如美国，以自然科学正统自居的人士，截然相反阿。

其实就是你所说的，历史，兰克想把它变成“严格的科学”的，结果失败了。

另外，我想你说的“心理学”指的是“试验心理学”吧？你知道自然科学界怎么评价自以为最接近“严格科学”的试验心理学吗？被称之为“蝙蝠”，呵呵。

另外，两位别急，找点东西给你们看。说话要有证据的么。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8/6/class001800004/hwz38119.htm

泽熙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对的？”这也许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哲学史上最

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今天，人们似乎可以在“可错性”原理中找到它的答案，功劳应当属于波普尔。

波普尔（Karl Popper）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已经熟悉，西方有人称他为“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他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Epistemology），二是科学哲学，不仅涉及科学与哲学，而且涉及政治、艺术和宗教，尤其是对本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不仅解释了天体运行，而且导致了海王星的发现。科学被举得至高无上，哲学则退而承担审视的角色。

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演绎法和归纳法是现代科学大厦的根基，而这两大支柱却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演绎法必须有一套前提假设，如欧几里得几何，而这些假设与实际观测可能不符。归纳法似乎更受尊敬，它要求反复观察和验证，从而确定普适规律。早在十八世纪，休谟（David Hume）就指出，有限的实验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观察来排除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例外”。因此，归纳法是不充分的。

打个比喻，假如你发现了十万个苹果是绿色的，从而归纳出苹果是绿色的；但是如果第十万零一个是红苹果，这个“绿苹果理论”就会被推翻。

然而，从宏观到微观，随着人们观察范围的急剧扩大，科学规律屡试不爽，归纳法的地位依然稳固。康德试图证明，科学家不可能在观察中找到真实世界的普适规律，和过去一样，不过是创造了假设并强加于真实。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功，

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科学的胜利，从而重创了康德的尝试（“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者、现代哲学家”《国家评论》1995年12月25日）。

二十世纪初，波普尔介入这场冲突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他接受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评判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科学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区别在于，科学把它的理论置于可被观察所推翻的测试。当有竞争的理论出现时，科学家选择那些与观察的真实最一致的理论，而放弃逊一等的理论。尽管我们不能确定现在维持的理论是否真实，但它比过去的理论更接近真实。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普尔“可错性”原理（Falsifiability）。

这一原理指出，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的，科学由此而介定。因此，科学就是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

波普尔科学理念的树立，一石激起三重浪。首先激起论战的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波普尔1957年曾经断言，心理分析不过伪科学而已。佛洛伊德派声称心理分析可以解释任何可以想象的人类行为，因此所有临床观察都可以构成有利于它的证据。波普尔则认为，这实际上是绝缘于经验的验证。科学理论的特征就是容易受到被观察事件的责难。如果绝没有任何可想象的观察与心理分析相悖，那么心理分析也就无法被确认，因此科学含量为零。这一争论持续至今，不过大部份心理分析者保持沉默，或回避争论。

创造论和进化论围绕“可错性”，展开了持久论战。有人指出：进化论是一个经验的假设。它不可能被证明是对的，但至今也没有人反证它是错的（《泰晤士报》1998年6月20日）。持创造观点的人一方面称赞波普尔“削弱”了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抱怨他公开为进化论辩护。

实际上，“可错性”也给科学与宗教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科学认为自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为了获得真理，科学必须向自己挑战，宗教则认为真理在握，大可不必自我挑战。

“可控实验”比以往更加受到社会的关注。尽管波普尔本人对科学实验了无兴趣，甚至有人嘲笑他只是陶醉于“可错性”的概念。然而，根据这一概念，可控实验多多少少充当了“科学测谎器”的角色。十六、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寻找解释自然的依据，而现代科学则是在实验中发现因果关系。今天，可控实验也是判别真、伪科学的主要依据。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验错”，与“可错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是“验对”，可能会大谬不然。

为了消除归纳过程，波普尔设计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家一方面要提出大胆的猜想，另一方面要实验测试和无情反驳，并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体系，即“猜想－删减”模式。因此，“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一些科学家声称，波普尔的科学观点让他们受益匪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John Eccles认为，正是由于“可错性”原理给他带来了灵感和鼓舞。科学界一般认为，“可错性”原理大体具有理论深度，却又不乏可操作性。

相对来讲，波普尔的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小于对自然科学的渗透。譬如，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据称超过了其他任何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有人从经济的角度认为，波普尔拒绝归纳法导致了科学家对可利用信息的浪费。经济学本身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如果照搬波普尔的方法论，就会毁坏经济学作为一门可信赖的学科（《南方经济杂志》1993年10月）。

波普尔无疑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的。不少人也打出了同样的旗号，然而却发现不能与波普尔为伍。波普尔谴责他们：“自以为是‘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者，实际上是自然科学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和独裁主义的敌人。可悲的是，其中有人懂得太少（《新科学家》1992年11月28日）。”反对科学的人还常常把“可错性”解释为“科学只教授谬误”，差别细微，却颇让人玩味。

波普尔曾描述过他的理论是在比较爱因斯坦与佛洛伊德等以后产生的。他认为相对论取代牛顿物理学并不是爱因斯坦积累（归纳）了更多的事实，相对论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它通过了几项更为严格的实验测试。波普尔总结到，在科学里，至关重要的观念就是要“证错”，而不是“证对”。心理分析“没有错可证”，波普尔认为那不是科学。

在哲学圈子里，波普尔对科学的贡献似乎没有受到尊重。最近，哲学家LewisWolpert对波普尔有着极其苛刻的评价：“我常常听说波普尔是哲学家帮助科学家失败的一个极大例外。――我自己的看法，他被极其夸大了。或许，正如一位朋友说的，因为他是科学家们可以理解的唯一的哲学家。我欣慰地看到哲学家们把他看得如此一钱不值。他强调（科学）发现的可错性，却失败于解决归纳法的难题。可以确定，没有科学家按照他的方法操作（伦敦《独立报》1999年1月17日）。”

波普尔出生于1902年的维也纳，后移居英格兰，92岁在伦敦去世。有人在他的悼文中写到：“很多人认为波普尔是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受到其他职业哲学家的欢迎。――一个原因是他在哲学圈以外有着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科学和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学术哲学滞后于他的工作好多年（英国《财政时报》1994年11月19日）。”文章还写到：“除爱因斯坦以外，在二十世纪恐怕还没有人比波普尔改变人们对科学的理念，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有人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根据波普尔，整个寻找推倒我们科学理论的观点不是要增加我们的怀疑思潮。相反，目的是要产生更好的理论。为此，人们必须大胆承受严格的检验而不是凭借着口头工夫或含糊其辞（《人文学者》1996年6月）。”

我们不妨谨记：在科学里，真理是短暂的。

（1999年5月17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