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Syd Dernley:一位绞刑师的自白 -- 万年看客
我依旧还在享受一枕黑甜的时候,突然被什么东西拖出了睡意之中。刚睁开眼我还有点糊涂,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面前是一位十分和气的狱警,他正在摇我的胳膊。
“已经7点半了。”听他说着话我开始努力集中精力。
“早上好,瞌睡虫。”柯克笑呵呵地说。“我还以为你打算躺一天呢。”
“早上好。”我两腿一甩赶紧下了床。其他人都已经起来了。
我们洗漱穿衣的时候气氛十分严肃。8点的时候监狱方面给我们送来了几杯茶水。我们一边喝茶瓦德一边说道:“下去以后一定要安静。死囚就在死囚牢里。不要发出任何不必要的噪音。”
我们前往行刑室的这一路上的确静得出奇,甚至可以说有点诡异。所有其他犯人都已经被锁进了自己的牢房,所有的窥视孔都被关上了。一扇扇门在我们面前打开又在身后闭合,但是既没有摩擦声也没有碰撞声。
走到死囚牢门前,我看到昨天晚上从牢门口通向走廊30英尺的距离内都铺上了椰子纤维编织的垫子,这样我们在接近时不会发出一点脚步声。
我们进入行刑室并取下了沙袋。柯克下到下落坑里,踩着脚凳将活板门从固定弹簧上解了下来,然后两扇门就被拉了上去,好让瓦德重新设置杠杆。然后他重新测量了绞索上的下落标记。两根绞索昨晚都已经伸长了半英寸。因此哈利和我必须重新到横梁上去调整锁链,直到瓦德认为已经达到十全十美为止。整个工作过程没有人说话,只有行刑器械偶尔相撞发出的叮当声,在死囚牢里绝对听不见。
最后的工作是将绞环挂到合适的高度。瓦德把绞索盘起来,举到他认为合适的高度,我用细线将其捆好。然后瓦德又在另一边与哈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过程。绞架现在正式布置完成。两个绞环都挂在了恰当的高度,就等着死囚往里伸脖子了。我们像来时一样安静地走了出去。
我们回到医务室等着行刑。接下来的55分钟是我这辈子感觉最糟糕的一段时间。该说的话早就全都说完了,现在的气氛也实在不适合闲聊。于是我们只能干坐着。监狱里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几乎都能闻出来。整座监狱都陷入了死寂,和我们一起等待着。
刚才在行刑室里有事可干,还觉不到什么。现在一闲下来,我的紧张情绪立即全面发作。乱七八糟的各种想法在我的脑袋里上蹿下跳。我们能干得漂亮吗?我能表现出色吗?我们能足够快吗?那家伙会反抗吗?万一他不老实我们能制住他吗?
我打量着屋子里的其他人。奇怪的是,与昨晚相比现在瓦德的神情要缓和许多。柯克正通过装了铁栅栏的窗口向外张望,他看上去就像平时一样放松。哈利看上去和我一样紧张,而陪同我们的看守早已满脸发白,气色十分难看。
我能听到脑海里休斯讲课的声音,似乎此时他就在我耳边训话一般。“进了死囚牢以后表情一定要坚定,但是不要粗鲁——吓唬那家伙没好处。”
我还想起了他的另一条建议。“上了活板门之后要么后撤要么掉下去——要是脖子上没有绞索拽着,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非得把腿摔断不可。”
我再一次看了看表。差5分钟不到9点。老天,都到这时候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
医务室的门开了,一位狱警走进来。瓦德随即起立。“时候到了。”他言简意赅地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柯克看着我笑了笑。“干得漂亮点,小子。”他轻声说道。
我跟着瓦德出了门,心里想既然我是瓦德的助手,那最好跟紧他。几名看守头前带路,我们身后跟着柯克与哈利,一行人向死囚牢进发。我们的时间拿捏得刚刚好,因为典狱长一行人仅仅比我们早到了一步。
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脸,向我们扭转过来的人脸……各自站好位置的看守都在看着我们……死囚牢门前的人们看着我们走近……官方代表扭头扫视我们……但是压倒这一切的是走廊一头墙壁上大钟的钟面。这座大钟钟面足有3英尺宽,分针距离12点刻度还剩下一丁点距离。
我们快到死囚牢门口时,死寂被打破了,我全身血液似乎一下子就冻住了。这声音一开始很小,但立刻响亮起来——有人在唱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嘶哑而颤抖的歌声断断续续地传来,“耶稣……爱我……灵魂……”
另一个中气较足的歌声加入了进来:“愿我飞向你的怀抱。”
“这都是什么人?”我向身边的一位看守问道。
他看上去已经崩溃了,但是坚决不打算承认。“这是再过一分钟就要被你吊死的家伙中的一个。”他竭力保持着冷静的语气。
伴随这阵瘆人的声音,我们终于来到了死囚牢门前。歌声来自2号死囚牢。接下来的30秒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倾听这个命在旦夕的家伙与告解神父一起唱二重唱。要是换一个场景的话眼下这场面还是挺温馨的,可是此时此地却让人觉得心里发毛。
随着大钟分针终于划过最后一点空隙落在12点上,所有人都已经各就各位。瓦德和我等在1号死囚牢门口,柯克等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2号死囚牢门口,官方代表则等在行刑室门口。
典狱长同时点了点头并做了手势,示意我们开始。瓦德立刻径直穿过牢门,我紧随其后。死囚牢里看上去很挤,因为里面站着两个狱警,冲着牢门的桌子对面还坐着脸色发白的告解神父。死囚的位置就像我在培训时见过的那样,背对牢门坐在桌旁。
等我走到他身边时他已经站了起来,瓦德也已经把他的左胳膊别到了背后。我抓住他的右胳膊时也没有遭到抵抗。他十分顺从地让我别过了他的手臂,瓦德正等着扎束带。
我们的进展出人意料地迅速,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瓦德穿过了黄门。我们的死囚转过来看着他但是并没有移动,因此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尽可能轻地按了一下,于是他就开始跟了上去,两边各有一名狱警盯着他。没几步我们就走进了行刑室并站到了活板门上。瓦德停住了他,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腿部束带,蹲下身去扎住了他的脚腕。我的动作从来没有这次这么快,但是当我大功告成从活板门上退下时,瓦德早就完事了。现在我们的死囚就站在活板门上,头套裹住了脑袋,绞环套住了脖子。
我四下环顾,想确定自己没有碍柯克的事。我原以为他与他的死囚就跟在我们身后一两步。可是他们没来!
这一下我们全都懵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早就应该站在活板门上了,可是现在连人影都没有!
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可究竟是什么麻烦呢?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竖起耳朵紧张地倾听着一切声音,但是另一边什么声音也没有。这反而多少令人放心了一点,因为如果真出了大问题一定会动手的,那样我们肯定会听到打架的声音。
我环视着行刑室里的各色人等。瓦德紧盯着敞开的行刑室大门,双眉拧成了疙瘩,两眼满是忧虑。老天在上,他简直就要担心死了。典狱长与副警长的神色则如同两条刚洗过的床单一样苍白。
当然还不能忘了我们那位头罩裹头、绞环套颈的死囚——本来他现在应该已经死了——仍然安静而耐心地在活板门上等待着。
我再次向行刑室门外看去,还是没有动静。我感到万分无助。我真想赶紧跑过去帮帮忙什么的。但是我也清楚自己必须站在原地不动。
双人绞刑从开始到结束原本只应当耗费15秒,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和死囚一起空等了45秒,感觉简直就像一个小时那样长。
我右手侧的一声响将我的目光又带回了行刑室。一名看守似乎正想迈步向我们的死囚冲过去,他的表情几乎有些惊恐。头罩裹头的死囚开始有些摇摇欲坠——这家伙要昏倒了!
就在此时,柯克大步冲了进来,身后是押着青梅竹马死囚的哈利。柯克满脸通红,神情慌乱,一进门就迈步站到了左边。几乎与此同时瓦德也以电光石火之势将第二名死囚停在了另一个粉笔记号上。他以一气呵成的流畅动作一把抖出白色头罩套住了死囚的脑袋并套上了绞环。我还没看清哈利扎腿部束带瓦德就从活板门上一步跳开并扳动了杠杆。一声轰鸣,连门板带人都摔了下去。
两个人掉了下去并且停住了。就是这样,他们死了。
柯克打开行刑室角落的小活板门,下到坑里检查去了。等到他摆好脚凳可以够到死尸的时候,突然又冒出来一位医生和他一起检查。他一把扯开以一名死囚的衬衣,还绷掉了几颗扣子,医生随后掏出听诊器按在了死尸的胸部。这时我注意到死尸的脚尖绷得直直的,正对着地板。裹着头罩的脑袋略微偏向一边,因为脖子已经断了。确定此人已死之后,这个过程又在第二具死尸身上重复了一遍。
我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双腿有点哆嗦。倒不是因为行刑,而是因为几乎就要闹出来的大乱子。这两个家伙死得很干脆,但是刚才刑场差一点就变成屠宰场。只要再耽搁几秒钟,第一位死囚肯定会瘫倒在地的。究竟出什么事了?
在行刑室里没有人说话,尽管从瓦德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很有些话想说。大家鱼贯而出地离开了行刑室,房门在我们身后锁上了。两名死囚还要依照惯例在绞索上悬挂1个小时,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死了。
我们回到医务室后早饭很快就送来了。一开始陪同我们的那位看守也在,因此依旧没有人说话,尽管屋子里的气氛已经快要凝结成了固体。早饭刚一吃完。瓦德、柯克与看守就消失在了门外,屋里只剩下了哈利和我。屋门刚刚关上我就开口问道:“怎么回事?”
“那孙子不想动弹。”哈利小声说。“他还没准备好呢。你听见歌声没有?”
我点点头。
“我跟你说,那间牢房太诡异了。我们按住那家伙的时候他还在和神父一起唱歌。柯克抓住他的胳膊时他才闭嘴。我看要是允许他们唱完的话他们一定会接着唱下去。”
很显然这一出乱子对哈利的冲击不小。我很庆幸——这么想或许有些自私——我们两个调换了过来。
“他就是不肯让柯克别住他的胳膊。”哈利接着说。“直到他把束带拿出来我都没法拿另一条胳膊怎么样。神父站在一边都吓坏了。简直就是一团糟。”
“那你是怎么办的?”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
“最后我们只能来硬的了,”哈利说。“倒也不太难,那家伙本来就不算结实。”
“这样的第一次还真精彩,”我说道。
“我们花的时间很长吗?”哈利问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激动地回答。“我还以为你们再也来不了了呢。我们那个死囚差几秒钟就要瘫在地上了。我估计他在活板门上足足站了1分钟。他太紧张了,都开始晃悠了。”
“我的老天。”哈利瞪大双眼说道。
10点钟的时候我们返回行刑室将死尸取了下来并将刑具收回箱子里。瓦德去写行刑报告了,我想内容一定很有趣。另外我们也拿到了工钱——至少是一半工钱,1英镑11先令6便士,也就是事先说好的3几尼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稍后再付。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兜里揣着钱的绞刑师一出监狱大门就跑去喝酒并且张嘴乱说话。
哈利和我一起坐车直到谢菲尔德才分手,一路上他始终在担心这一回的意外会给他的履历留下污点。至于我,直到旅程的最后一段,在我独自返回曼斯菲尔德伍德豪斯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意识到现在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绞刑师了。我的感觉一言难尽。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或者激动。或许当时压倒一切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因为我毕竟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且没有丢脸。
对于任何一个拥有死刑的法治国家来说,最糟糕的噩梦就是错杀无辜。许多人都认为1950年3月皮埃尔珀恩特与我在本顿维尔监狱绞死25岁的卡车司机提摩西.约翰.艾文斯使得这个噩梦成为了现实。可以肯定的是,事后关于此案的确出现了许多相当有力的疑点,足以为死去的艾文斯赢得一张赦免令,他也就成了英国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在死后获得赦免的死囚。
当艾文斯于1949年11月的一天下午走进威尔士的默塞尔泰德菲尔警察局声称自己要投案自首时,谁也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离奇的事件。艾文斯出生在威尔士,但是从11岁那年就搬到了伦敦生活。他娶了一位21岁的伦敦姑娘白瑞尔,与他们14个月大的女儿一起生活在瑞灵顿宫10号一座公寓的二层楼上。
他对一位警探说道:“我将我的妻子抛尸了。我把她扔进了下水道。我现在晚上睡不着。我一定要坦白。”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卡车司机就他妻子的最终遭遇提供了了好几段相互不一致的供述。他在威尔士警察局里讲了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故事,说他的妻子之所以丧命是因为流产未遂。他声称自己在伊布维奇与科尔切斯特之间路旁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一位陌生人,此人交给他一瓶液体,说喝下去之后可以打胎。艾文斯告诉警察自己对此并不高兴,但是他的妻子在他大衣口袋里找烟抽时把瓶子翻了出来。
第二天晚上艾文斯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妻子已经卧床身亡。艾文斯称他花了半夜时间考虑自己应当做什么,最后决定抛尸。当天凌晨他把妻子的尸体搬下楼,趁下水道周围没人掀开盖子把她头冲下塞了进去。然后他辞去工作,卖掉家具,离开伦敦返回威尔士,投靠了自己的婶母,在她家住了两个星期。
当地警方将艾文斯关了起来,接着一通电话打到了伦敦警察局。当天晚上一队警察就来到了瑞灵顿宫,并且很快就发现艾文斯在撒谎。一共3名警察一起出力才挪开了那个下水道井盖,而身材瘦弱的艾文斯却说自己一个人就把井盖掀开了。井盖下面也是空的,并没有死尸。
于是警察们返回了警察局。这场徒劳搜索的结果传回了默塞尔泰德菲尔。晚上9点艾文斯再次遭到提审。警方告诉他下水道里没有尸体。一开始他还嘴硬了几分钟,但是突然就改变了说辞,讲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这一回他声称他在瑞灵顿宫10号公寓一层的邻居雷格.克里斯蒂自告奋勇愿意帮她妻子堕胎。此人声称自己在战时接受过相关培训,可以毫无后患地解决这个问题。艾文斯称自己很不情愿,但是妻子十分坚持并自行作出了安排。周二下午他下班回家后克里斯蒂在他家等着他。“有坏消息,”他说。“出问题了。”
白瑞尔的尸体躺在床上,盖着鸭绒被。掀开被子以后可以看到她的口鼻与两腿之间都曾流过血。克里斯蒂称她的胃部发生了“脓血性中毒”,当天下午三四点钟就去世了。
克里斯蒂将艾文斯带到厨房里,然后消失了15分钟左右。回来时他说自己已经将尸体转移到了一楼的空房间里,当天晚上他就出去抛尸。艾文斯称他当场提出抗议,但是克里斯蒂说自己只能这么做,不然就要把警察招来了。
之后克里斯蒂又把艾文斯的女儿洁萝汀送到东阿克顿一户夫妇家收养,并建议他辞去工作离开伦敦。
当天凌晨1点,当地警方向诺丁山警察局通报了这个新故事。警察们走访了艾文斯的母亲,艾格尼丝.普罗博特夫人,她就住在离瑞灵顿宫不远的地方。她证实了一件事:白瑞尔.艾文斯以及她的孩子都失踪了。
第二天天刚亮,另一队警察就返回了瑞灵顿宫10号搜查艾文斯的房间。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是伦敦警方已经决定派两名探长将艾文斯押送回伦敦。第三天更多的警察来到这里,这回他们决心就算把房子拆了也要找到线索。随着搜索的进行,一名警官打开了一间旧洗衣房的屋门,发现里面堆满了木柴与刚刚从公寓里拆下来的木地板。他挪开几块木板后发现了一个用绿色桌布包裹、用旧绳子扎紧的大包袱, 塞在水槽的下面。包袱里面是白瑞尔.艾文斯的尸体。过了一会儿警察又找到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洁萝汀.艾文斯的尸体。两人都是勒毙而死。勒死婴儿的凶器是一条领带,它紧紧缠住了死者的脖子,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剪刀才把它取下来。
此时艾文斯已经被押送回了伦敦,还不知道他妻女的尸体已经被警方发现的消息。在诺丁山警察局一名叫做钱宁斯的警长向他通告了这个消息:白瑞尔与洁萝汀都已被勒死了。他还补充道,“我有理由相信你要对他们的死亡负责。”
如果艾文斯的确是无辜的,那接下来的情节就可以算是神展开了。他很干脆地回答道:“是的”。没过多久他就全都招了。
“她不停地借债,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我用一截绳索勒死了她并且在当晚把她转移到了一楼的空房间里。我等到一楼的克里斯蒂上床睡觉之后趁着半夜将她搬进了洗衣房。这是11月8号星期二的事情。星期四晚上我下班回来后在卧室里用领带勒死了我的女儿,并且也在当天晚上等到克里斯蒂上床之后把她带到了洗衣房。”
这番供述基本上就等于签署了他自己的死亡判决。说完之后他告诉警方,“能够全说出来真是轻松了不少,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艾文斯以谋杀妻子与女儿两项罪名遭到指控,尽管根据当时惯例当老贝利法院开庭时他只面临一项死刑判决。公诉方决定选择婴儿洁萝汀的遇害来下手。但是这个已经招供过三回的家伙却当庭辩称无罪,并再次拾起了自己的第二套供述:凶手是克里斯蒂。
雷纳德.克里斯蒂是一位有些谢顶的会计,他也是本案的证人。他否认了艾文斯的所有陈述:他从未建议艾文斯夫人堕胎,他从未说过自己在战时受过训练,他根本不知道白瑞尔.艾文斯与洁萝汀.艾文斯的死亡,他自然也从未将白瑞尔的尸体搬进一楼的空房间。
艾文斯在交叉质证之下崩溃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对警察撒了谎。他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害怕刑讯。此外他也说不出克里斯蒂有什么理由要勒死他的妻子。
陪审团的动作很快,只用了35分钟就得出了结论。8周之后的3月10日,皮埃尔珀恩特与我来到本顿维尔监狱对他执行了绞刑。这位年轻的杀人犯随后被埋葬进了一座没有墓碑的监狱坟墓,本案似乎就此了结,绝大多数人很快就忘记了提摩西.约翰.艾文斯这个名字。
就这样又过了3年,又是3月里的某一天。瑞灵顿宫10号公寓的新房客布莱斯福德.布朗搬进了不久前雷纳德.克里斯蒂刚刚腾出来的房间。到处检查的他在厨房煤橱的门上发现了一个用纸糊住的窟窿,于是就捅破这层纸向里看去,当他终于适应橱子里的昏暗光线后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盯着一条人腿。
接下来的发现足以把人吓死,瑞灵顿宫10号里面居然塞满了死尸。壁橱里面发现了3具勒毙女尸。克里斯蒂的妻子艾丝尔埋在客厅地板下面。警方还在花园里挖出了另外两具女尸。在艾文斯案件的报道中被人称作“完全无辜”的克里斯蒂却原来是一位连环杀手,多年以来一直在谋杀妇女。而且从艾文斯一案的角度来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是他的手法是勒毙受害人并用毯子包裹死尸——正如同白瑞尔.艾文斯与洁萝汀.艾文斯一样。
调查显示至少在过去10年里克里斯蒂都一直在杀人。花园里的两具骨骸生前分别是露丝.福斯特与莫瑞儿.爱迪,两人都是在战争期间遇害的。他的谋杀生涯以一场杀戮狂欢而告终:1952年12月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次年1月他谋杀了两名女仆,尼塔.纳尔逊与凯瑟琳.马隆尼,几周之后又谋杀了一位海克特瑞娜.马可里南。这个畜生对所有受害人都进行了临死前或死后性侵犯,唯独他的妻子除外。
问题在于1949年的时候他有没有放纵过自己的嗜血欲望呢?如果白瑞尔.艾文斯与洁萝汀.艾文斯也死在他的手里,那我们就绞死了一名无辜者。克里斯蒂第一次出庭之后,内政大臣签发了一道掘尸令,下令将白瑞尔.艾文斯与洁萝汀.艾文斯的遗体从1949年下葬的肯星顿区公墓挖出来。5月的一个清晨,母女二人的合葬棺木在三名内政部病理学家的监督下重见天日。棺木随即被送到了当地太平间,医生们面临着二次尸检的棘手任务。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地是,这次尸检并没能为瑞灵顿宫案件提供多少新线索。
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则提供了新的信息。他向自己的律师承认自己勒死了白瑞尔.艾文斯。他说他当时说服提摩西.艾文斯相信她用煤气自杀而死,然后故意吓唬这位卡车司机相信自己会成为嫌疑犯,因为最近夫妻二人经常争吵。
在审判当中,克里斯蒂声称自己对所有那些杀戮行为都只有十分模糊的记忆,自然也无法抵赖。奇怪地是他一口咬定自己从未铁石心肠地勒死女婴洁萝汀。而这正是提摩西.艾文斯遭受绞刑的罪名之一。
令人震惊地是人们居然相信了这个连环杀手的说法。检察长莱诺.希尔德爵士负责本案的公诉工作。他在自己向陪审团进行的最后发言当中甚至就这个问题为克里斯蒂进行了辩护。“艾文斯因为谋杀自己的孩子而遭到定罪与处决。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考虑克里斯蒂杀害那个孩子的可能性。克里斯蒂的罪行已经够多了,没有必要把这一条也算在他头上。”
检察长可能相信,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已经承认犯下七条人命的罪犯可能还谋杀过一名婴儿,但是其他人都没有他这么有把握。克里斯蒂在6月25日周四被判处死刑。判决之后大量质疑声音——此前一直因为克里斯蒂案在审理当中而受到压制——如同洪水一般泛滥开来。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传来了要对艾文斯案进行公开调查的呼声。内政大臣麦克斯韦尔.费弗在下院遭到了连珠炮般的轰炸。终于在7月6日,也就是克里斯蒂执行绞刑之前9天,麦克斯韦尔爵士命令朴特茅斯刑事法庭法官约翰.斯考特.汉德森对艾文斯案件进行调查。
斯考特.汉德森在两天之后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是和绝大多数其他人一样此时他还不清楚案件发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新发展。被关押在本顿维尔监狱当初关押艾文斯的同一间死囚牢里的克里斯蒂现在不但否认自己谋杀了洁萝汀,而且连谋杀白瑞尔的供述也推翻了。他在受审时以精神失常作为辩护理由。现在他声称自己在出庭之前与律师见面时犯了糊涂,以为多承认几起谋杀案没有坏处。
汉德森和他的调查团队在本顿维尔监狱讯问了克里斯蒂,这个杀人犯说话含含糊糊,似乎完全生活在他自己的迷梦中。他依然否认自己谋杀过婴儿,但是说到白瑞尔的死,他居然说自己什么都记不起来,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希望得知真相。
7月14日,也就是克里斯蒂行刑前一天,汉德森提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首先,艾文斯案件与审判当中有着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其有罪。其次,无需怀疑艾文斯要对白瑞尔与洁萝汀的死亡负责。最后,克里斯蒂一开始就杀害白瑞尔所作出的供述不但不可信而且完全就是假的。汉德森认为克里斯蒂当初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承认杀死白瑞尔来装疯。汉德森声称在他看来艾文斯一案中并无任何司法失当之处。
这份报告一出炉下院就炸了锅。许多人都完全不相信报告内容。关于偏见、歧视、暗箱操作与掩盖证据等等的言论全都冒了出来。在下院有人提出就这个问题进行紧急辩论,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反对党成员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否定报告内容并成立专门的高级别委员会。
随着克里斯蒂最终行刑时刻即将到来,有许多人都决心推迟行刑。有一位下院成员在同事的鼓动下要求趁着克里斯蒂永远闭嘴之前再次讨论一下这份报告。正当威斯敏斯特那边战得如火如荼之际,皮埃尔珀恩特和他的助手正在监狱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工作,很可惜这次没轮到我。
艾文斯案件最关键人证的嘴巴只花了几秒钟就在第二天上午9点永远闭上了。皮埃尔珀恩特告诉我那家伙的配合程度简直令人感到可怜。
但是克里斯蒂的受刑并不是这次事件的了结。艾文斯案件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书籍文章,下院质询与要求重新进行调查的呼声一直层出不穷。保守党政府一直坚决拒绝重启案件调查。但是到了1964年,托利党长达十三年的执政期终于告一段落,哈洛德.威尔逊率领工党赢得了大选。第二年,在全党压力之下新任内政大臣弗兰克.索斯基斯爵士宣布进行新一轮调查,这次调查将独立公开进行,以期一劳永逸地平息所有争议。领导这次调查的是时年五十二岁的高等法院法官贾斯廷斯.巴拉宾。
巴拉宾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二天,传唤证人七十九名,最终报告于1966年10月出版并立即引起了轰动。巴拉宾的结论是艾文斯的确杀了人,但是最后导致他遭受绞刑的罪名很可能的确有问题。
巴拉宾声称他不相信艾文斯杀死了婴儿洁罗汀,而这正是他最后的罪名。他认为艾文斯的确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而这桩罪行又被克里斯蒂承认了下来。法官认为艾文斯和他的妻子一连好几个月都在发生冲突,艾文斯脾气很大,经常打老婆。事发时他很可能也在冲他妻子动手。之后克里斯蒂意识到了白瑞尔的死亡并且可能向艾文斯提供了帮助,因为他不希望警察找上门来,他在花园里为受害人挖的坟墓都太浅了。
巴拉宾认为两起谋杀是由于不同原因而分别发生的,白瑞尔因为艾文斯的愤怒而死,洁罗汀的死则是因为她成了碍事了累赘。他不相信艾文斯杀了自己的孩子,他认为更可能是克里斯蒂下的手。这种冷血谋杀更符合他的做派。
不过最终法官也承认,现在已经无法毫不存疑地对艾文斯在两起谋杀案中有罪与否做出任何结论了。
两周后消息传来,女王在内政大臣的建议下对提摩西.艾文斯进行了死后特赦。内政大臣对欢呼的下院议员们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对艾文斯的定罪。我相信,本案可谓空前绝后。”
就是这样。提摩西.艾文斯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后获得特赦的死囚。我们这回——正式地——绞死了一名无辜者。
那么艾文斯真是无辜的吗?没有人向皮埃尔珀恩特或者我问过这个问题,这大概也并不奇怪。绞刑师的证词在法官、律师以及议会成员那里并没有多少分量。但是假如某人死到临头还不肯说实话,那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假如噩梦成为现实,假如某人为了自己未曾犯过的罪行而送命,那他一定会开口辩白的,他一定会用最后一口气来发出尖叫,表白自己的无辜……。
提摩西.艾文斯的处刑于1950年3月10日周四清晨进行。我对这次处刑的印象十分清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业内大师阿尔伯特.皮埃尔珀恩特合作。
我在处刑前一天来到伦敦,差二十分钟到下午四点的时候赶到本顿维尔监狱,正好赶上皮埃尔珀恩特进门。监狱方面为他安排的欢迎仪式简直令人不敢置信。似乎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管他喊“阿尔伯特”。我根本记不清那天下午我们经过各位看守与监狱工作人员身边时我一共听到了多少次“下午好阿尔伯特”。而他的脾气那天下午也格外和蔼,对每一个打招呼的人点头并报以微笑。
我们第一次看到提摩西.约翰.艾文斯时,皮埃尔珀恩特的身上看不出一丁点紧张的迹象。他透过窥视孔向死囚牢里面看了很长时,满意之后站到一边向我点头示意,让我也过来看看。我大概瞥了一眼,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两位魁梧的看守坐在牢房里当值,相比之下瘦弱的艾文斯显得更加矮小了。他的体格非常非常瘦,而且满脸不堪重负的神情。看上去就好像中学生的肩膀上顶着个老头的脑袋。
接着我们来到行刑室,皮埃尔珀恩特微笑道:“待会儿他就要出去放风,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他看上去很瘦弱嘛。”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句。
皮埃尔珀恩特看了看他正在研究的那张纸。“是啊,他的下落距离可得长一些。”他简明扼要地说道。“我估计8英尺应该够了。”
实际上这绝对不是估计的结果。8英尺不多不少正是他决定绞死艾文斯所需的下坠长度,说实话这个高度的确不短。
15分钟后我们开始测试绞架,绞架运作情况良好,沙袋顺利地挂在了绞索末端。 于是我们决定去喝杯茶。皮埃尔珀恩特绝对不是一般人,我从未在任何其他绞刑师身上见过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职业作风与果断气质,所有参与行刑过程的工作人员都会受到他的感染并更加自信,自然也包括我在内。那天晚上我丝毫没有像达勒姆监狱行刑前夜时那样感到不安,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回监狱方面对我的工作会观察得更为仔细,因为这次只来了我们两个人。
皮埃尔珀恩特当天状态极佳,把我与陪同看守逗得前仰后合。我在几周之前从拍卖会上买到了一箱子书,其中有一套三卷关于酒精饮料经营的丛书。我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
“你想买吗?”我问道。“内容全都是关于啤酒保存的。”
“三本书的内容就讲啤酒保存是吧,”他笑道。“算了吧——要是有三本书能讲讲怎么把这玩意儿卖出去我倒想看看。”
我们都笑了。
“说到啤酒……”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的陪同看守一眼。
他心领神会地出去了,很快带着四瓶啤酒又回到屋里,我们两个各自有两瓶啤酒的定额。接下来皮埃尔珀恩特与我好好地打了几圈多米诺牌,最后他以五对三取胜。不过我们并不赌钱。英国任何地点的晚间社交活动也无非如此,只不过我们这里环境肃杀一点,啤酒不能敞开喝,而且提摩西.约翰.艾文斯距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今晚他的牢房里灯光将彻夜不熄,这是他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早上7点工作人员叫醒了我们,洗漱修面之后我们前往行刑室去调试刑具。经过一个晚上的拉伸之后绞索伸长了大约半英寸。因此所有的测量工作都要重新进行一遍,铁链也要调整,以确保死囚的实际下落距离与此前一天绞刑师确定的结果相一致。
此时的皮埃尔珀恩特已经绞死过好几百人了。当天他一开始并没有显露出行刑前夕特有的紧张情绪。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阴森森的果断气质。但是尽管他掩饰得很好,但就算使他也无法完全对压力免疫,很快他就以最意想不到的形式向我爆发了出来。当是我们马上就要完成刑具的重新安装,他拿着圈起来的绞索好让我用细线固定。皮埃尔珀恩特希望固定线能打成某种特定的绳结,而我的十个指头则有点不听使唤。“老天在上你倒是赶紧系啊!”他突然就爆发了。万幸的是我的第二次尝试取得了成功,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很悠闲地吃过了早饭,谁也没说话,然后就开始为行刑做准备。皮埃尔珀恩特认真地将亚麻头罩折叠好并放入胸前的口袋里,接着又调整了几下才满意。他最后检查了一遍手臂束带,然后折成S形放进外套口袋里。我看着他的动作,等待着即将开始的行刑,心里也是越来越紧张。
该干的事情都已经干完了,我们就这样干坐着,倾听着监狱里的寂静。这时皮埃尔珀恩特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他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掏出来一盒雪茄烟。我和陪同看守都难以置信地瞪着他。只见他仔细地挑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抽了大约1分钟,然后工作人员就来叫我们了。于是他把这根正在燃烧的雪茄搭在烟灰缸上,然后就走出了房门。
我们来到死囚牢门前时距离预定行刑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看上去这样做卡得有点紧,但其实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做法。这意味着死囚牢门口不会围着一群人,发出可能吓着死囚的噪音。这还意味着我们暴露在那种极端高压气氛之下的时间可以尽可能缩短。
信号发出后,一名早已站在死囚牢门口待命的狱警悄然无声地将钥匙插进了润滑良好的门锁看守推开屋门并站到了一旁。我跟在皮埃尔珀恩特身后一步走进死囚牢,然后和他并肩站在一起。艾文斯背对我们坐在桌前,当时他恰好朝右肩方向扭头看了我们一眼。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眼神里充满恐惧。他的神情如此绝望,以至于我犹豫了几分之一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魂不附体的人。然后就在我们四目相对的一刹那,他彻底垮了下来。他的神情从恐惧变成了万念俱灰,什么指望都没了。
皮埃尔珀恩特靠近了他,我也强迫自己动了起来。有那么一秒钟,艾文斯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动弹,根本没有起立的意思。他倒不是在反抗,只是吓傻了而已。我们站到他身边之后他才慢慢站了起来。我们绑住了他的手臂,他始终一言不发,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事后看来这的确不同寻常。一名狱警示意他跟着皮埃尔珀恩特,然后我们就走进了行刑室。
艾文斯站到活板门上之后我立刻弯腰俯身,十分顺利地扎上了腿部束带,然后立刻撤到了一边。我刚退下去皮埃尔珀恩特就扳动了杠杆。地板似乎骤然消失,一个瘦小的人形掉落了下去。我听见了脖子折断的清脆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是听得很清楚。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平时活板门的轰鸣会把所有其他声音全部掩盖住。就是这么一声脆响——提摩西.约翰.艾文斯就死了。
医生进行了检查,我们也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回房间之后皮埃尔珀恩特从烟灰缸上拿起了那根雪茄,深吸一口,然后缓缓吐出一股青烟。这支雪茄还在燃烧!
这一手着实把我镇住了。日后我多次见到他这么做,借此炫耀自己的镇定与速度,尽管艾文斯这次我们的速度并不算快。这次我们一共用了15秒,对于单人处刑来说已经算是相当长了,至少以皮埃尔珀恩特本人的标准衡量是这样。这一回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就是艾文斯由于恐惧而行动迟缓。皮埃尔珀恩特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专心享用那根行刑前就点燃的雪茄。
那以后我再没有想起艾文斯的事情,直到三年后克里斯蒂的故事登上报纸头版,瑞灵顿宫10号的恐怖内幕得到彻底揭露为止。第一批关于此案的报道令我全身发凉。两位杀手绝对不可能住在同一座房子里……这意味着我们绞死了一名无辜者!
我为此担心了好几天。而且说句实在话,我担心的不是艾文斯,而是自己与皮埃尔珀恩特。我担心记者会随时找上门来,担心报道中随时有可能谈到误杀无辜的绞刑师。不过我等了好几天,一个记者也没来,这让我多少轻松了一点。在克里斯蒂正式被捕一周后,我给皮埃尔珀恩特去了一个电话。
闲聊了几分钟之后我问道:“艾文斯那个事会怎么样?”
皮埃尔珀恩特十分干脆地回答道:“现在替他操心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什么也做不了了——你说是不是?”
“你说的有理,”我承认道。“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没必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的情绪,我猜他在酒吧里没少受记者的骚扰。于是我放下了这件事,再也没和他谈起过。
我一直跟进着艾文斯一案的进展,对于巴拉宾做出的最终结论感到欣慰:尽管指控艾文斯谋杀自己的女儿可能是冤案,但他很可能的确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都参与了谋杀。毫无疑问,克里斯蒂肯定有份,根据艾文斯在处刑前的表现我认为他也难逃干系。有人说他不算聪明,而且我们进入死囚牢时把他吓坏了。但是我无法相信一个真正无辜的人面对绞架会闭嘴不喊冤。而艾文斯从始至终都保持了沉默。
不过我也承认这件事永远不可能有确凿的定论了。谁知道那天早晨艾文斯原以为会发生什么呢?难道他真的以为会有人问他有没有临终遗言吗?如果他一直在给自己壮胆,希望在活板门上发表最后的演说,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当他被套上头罩、脑袋穿过绞环之后,一定会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有一件事想起来很有趣: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没有亲眼见过死刑的人恐怕不多,但是仅仅过了一百年之后,见过死刑的人就成了少之又少的绝对少数。官方在这方面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掉头。当初他们认为让老百姓看清楚罪犯究竟如何毙命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他们则将死刑过程变成了重大机密。
在缺乏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各种乱七八糟的故事纷纷出炉并且总有人深信不疑。坊间流传着惨不忍睹的小道消息,说死囚在踏上活板门之前会拼命挣扎嚎叫,必须用蛮力才能强行把绞环套在他的脖子上,等他掉下去之后还要蹬腿抽搐好几分钟。甚至连报纸在这方面的消息也落后了好几年,报道中还在说什么通向行刑棚的最后一程。
实际上死刑系统一直在得到改进与完善,使其尽可能快速与人道。除此之外,身为首席行刑师的阿尔伯特.皮埃尔珀恩特也是全世界经验最丰富的司法处刑者。皮埃尔珀恩特从未炫耀过自己究竟打发了多少人,不过有一回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688。早上9点行刑开始,在当地市政厅报时大钟敲完九下之前行刑就能结束。
但是由于官方对这一行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以至于没有多少人知道整个行刑过程究竟有多快。等死的囚犯尤其不知道。十分遗憾地是,他们的无知在很多情况下都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
一名曾担任过死囚陪同的看守告诉我,随着行刑时间越来越近,死囚几乎总会竭力试图搞清楚自己究竟会怎么样。而狱警们得到的命令也总是要守口如瓶。
这位看守说死囚的问题来来回回总是那几个,而相应的回答也是固定的。
在哪儿啊?
不远。
那扇黄门——后面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那是储藏室。
时间会很长吗?
不会,很快就完了。
疼吗?
不疼,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套说辞的目的是尽可能使囚犯在漫长的无眠之夜中保持冷静。死囚会反复接收到同一条信息:你最好能死得既快又安静,这样对你对别人都好。既快又安静。
不过讽刺的是,死囚由于心里没底所产生的恐惧反而会令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等到时间到了的时候,死囚才会突然发现这些天以来他一直呆在距离绞架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就把他从活板门上扔下去了。他以为自己还能活好几分钟,其实他只剩下几秒钟好活了。他根本来不及反抗。
皮尔特.麦克思莫维斯基如果事先就知道死刑有多快以及他实际遭受不了多少痛苦的话,他在面对死亡时或许就不会吓成那个样子了。我们听说他在等待行刑时被绞刑吓得魂不附体。
麦克思莫维斯基是一名33岁的波兰人,居住在白金汉郡贝肯菲尔德的大鲍尔森林附近。他与住在斯劳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子发生了极为悲剧的恋爱关系。麦克思莫维斯基声称两人约定一起自杀,不幸的是他活了下来而那名女子却没有。
这位波兰人第一次遇到30岁的迪莱丝.坎贝尔时,她告诉波兰人自己是个寡妇。两人很快发展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这时麦克思莫维斯基才发现迪莱丝女士根本不是寡妇。坎贝尔先生不仅健在,而且依然与她生活在一起。麦克思莫维斯基称两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们无法停手,于是就继续彼此纠缠了下去,尽管两人都因此十分痛苦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这段婚外情在当年圣诞节后一周达到了悲剧的顶峰。两人一起走进了温莎的一间酒馆。尽管身边笼罩着喜庆的节日气氛,但是两人的这一夜还是十分凄惨。他们最后离开了酒馆,麦克思莫维斯基原本打算一个人回家去,但是迪莱丝拒绝回家,坚持要和他一起乘出租车回大鲍尔森林。接近午夜时两人一起走进森林。根据他的供述,迪莱丝说与其这样活下去不如死在一起,自己做个了结。
新年夜凌晨差一刻4点,贝肯菲尔德警察局的大门被人砸开了。开门的值班警察看到了站在门外的麦克思莫维斯基,他衣衫凌乱,神情烦乱,一身酒气,两脚的鞋子都穿反了,满身满脸全是血。这位波兰人伸出割破的手腕,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告诉警察,“我用剃刀割的,我在森林里还割了一个女的。她一定死了——我们两个都想死。”
警方立即赶到森林,在距离贝肯菲尔德与斯劳之间的公路大约200码的一片林中空地上发现了用一条毯子覆盖着的迪莱丝.坎贝尔。哪怕仅仅借助手电的光照,警察也能看清这里到处都是血;迪莱丝躺在血泊中,周围的草地都浸透成了红色。法医称她死得很慢。
在警察局里麦克思莫维斯基遭到了详细审问。他坚持自己的说法,称死者建议两人一起自杀,但是警方不认可这一说法。迪莱丝.坎贝尔手腕上的伤口深可见骨,而麦克思莫维斯基的伤口连缝针都用不着。麦克思莫维斯基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到警察局里,似乎表明他回心转意,不顾一切地试图把一位身受重伤的女子救回来。但是验尸结果表明迪莱丝在麦克思莫维斯基报警之前4个小时就已经死了。
麦克思莫维斯基的脸上有抓痕,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承认迪莱丝.坎贝尔中途改变心意不想死了。他告诉警察,“我们都想死。我用刀和剃刀割了她,然后她不想死了。我割了我自己。我给她盖上了毯子。”
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了他。
麦克思莫维斯基被送到了华威巡回法庭。审判用得时间很短,尽管他以神志不清为理由进行无罪辩护,但是却没有任何证人,自己也没有成为证人。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有罪判决。不过接下来发生了一段此类场合当中最古怪的对话。
在寂静无声的法庭里,头戴黑帽的克鲁姆-约翰逊法官做出了判决:“本庭宣判将你转至监狱及行刑地点,你将受吊颈而死之刑,你的尸体将埋葬在你行刑前接受关押的监狱以内。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
麦克思莫维斯基转过身来对整个庭审期间一直陪同他的翻译说了几句波兰语。过了一会儿,翻译对法官说:“他有一个请求,他希望能接受枪决而不是绞刑。”
法庭上下一片出于愕然的寂静,然后法官回答道:“这一要求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必须由其他人决定。”
麦克思莫维斯基被押往了伯明翰的文森格林监狱等待行刑——绞刑。他的请求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拒绝了。
行刑日期确定在3月29号周三。我受邀担任助手。这是我在3月份的第二次行刑。艾文斯行刑过后仅仅6天文森格林监狱的邀请信就到了。我一边回信接受邀请一遍给皮埃尔珀恩特去信问他这次是否担任首席,并且建议假如他这次是首席,我们就应当在前往监狱意见碰个头并喝上一杯。
两三天后他回信称他会接手“伯明翰的工作”,但是他周二要先去一趟利物浦。
他这个礼拜可是够忙的。我之前看过报纸,知道他去利物浦是为了乔治.凯利的行刑。这个恶棍在试图抢劫一家电影院时枪杀了两个人。皮埃尔珀恩特周一就得赶到利物浦进行准备,凯利会在周二上午受刑。之后皮埃尔珀恩特就会当王伯明翰的文森格林监狱准备周三上午麦克思莫维斯基的行刑。
他在信中写道:“到了伯明翰以后先四处转转,然后就到钢屋路的警察俱乐部去等我,我尽量在下午两点赶到。到了之后你找一下皮卡德检察官、蒙奇先生或桑博先生——后面这两位是分管交通的——他们会在我赶到之前接待你。那里是个吃午餐的好地方,价钱很便宜。”
我没在那里吃午饭。但是警察们知道我是谁之后对待我的态度就像阿尔伯特所说的一样友好。我们随便聊了几句,不过我在不认识的人中间总是话不多,气氛也有点拘束,直到下午一点半皮埃尔珀恩特赶到为止。场面上的氛围当时就不一样了。了不起的皮埃尔珀恩特刚刚马不停蹄地从上一个刑场赶过来。他心情很好,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后来我发现,他置身于警察当中总是特别放松。
“凯利的事怎么样?”有人问道。
“挺快。”阿尔伯特给出了标准答案。“不过我们本来还可以更快的。”
这话什么意思?所有人的胃口一下子全都给钓了起来。但是他多一个字也不肯说了。再有人问他,他就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微笑,“过几天你们就都知道了。”
这时候我已经喝了好几杯啤酒,本来还可以再喝几杯,但是当一位警察问我还要不要再来一杯时,皮埃尔珀恩特替我回答了。“别忘了我们还得干活呢。”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他的语气听上去倒是很和蔼,而且他脸上也的确挂着微笑,但是这个警告已经很明确了。于是我推掉了这杯酒。
我们答应明天行刑结束后再和警察们聚一聚,然后就走了。我能想象我们出门后其他人议论纷纷的猜测场景。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到我们走到皮埃尔珀恩特的车子跟前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遇到麻烦了吗?”我问道。
“算不上麻烦。”他一边说一边坐进车子里。“至少当时不算麻烦。就像我跟他们说的一样,行刑过程很快。不过那个利物浦黑道老大拉了一裤裆。”
我感到笑意在腹中膨胀,但是只要扫一眼皮埃尔珀恩特的脸色就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笑出来。于是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是吗。”
“当时我们还没发现——把他从绞索上弄下来之后才发现的。”皮埃尔珀恩特皱着鼻子,一副恶心的表情。
“这才叫臭名远扬呢。”我厌恶地说道。“不过你刚才跟警察说过两天他们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会知道的。”皮埃尔珀恩特说。“现在半个监狱都应该知道了,不用几天他那些道上的兄弟也会知道的——狱警们绝对会把消息放出去的。”
“眼下手头上这个不太喜欢绞刑。”我在开车驶往监狱的路上提到了麦克思莫维斯基。
“我看过报纸了。这家伙希望枪决是不是?”皮埃尔珀恩特笑道。
“希望这个孙子别再拉在裤裆里了。”这回我终于有胆量笑了出来。
“我也这么希望。”皮埃尔珀恩特深有感触地说。
和其他好几座监狱一样,文森格林监狱为皮埃尔珀恩特提供了红毯铺地式的待遇。他不必将自己的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然后步行进监狱,而是直接把车开了进去。有趣的是他并非在所有监狱都能得到这样的对待,尽管这样会令他离开监狱时方便很多:监狱门口经常会堵着好奇的围观群众。
停车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皮埃尔珀恩特知道我对于死刑历史很感兴趣,于是询问一位狱警能不能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旧式行刑棚。行刑棚位于操场上,距离监狱主楼大约有30到50码,是一座很小的砖房子,大约只有12英尺见方,正面安着双扇门。
“现在这里是存放园艺工具的仓库。”狱警说着打开了一扇门。
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下落坑已经填平了,在地面上根本看不到活板门的痕迹,不过从室内的狭小面积来推测,当年的活板门也一定不大。挂绞索的横梁也已经被拆掉了。各种园艺工具整齐地堆放在我们周围。
“现在没几个人还到这里来。”狱警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狱警与犯人赶上下雨会进来躲雨。”
我努力想象着当年在这个其貌不扬的地方究竟都发生过什么。
“这里最后一次得到使用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快二十年了。”他说着往地面中间一指,“站到那里去。”
我走到了他所指的位置。
“你现在就站在当年下坠坑的位置上。”他说。
如果他指望我会有什么反应,那他肯定很失望。我身上的汗毛一根也没有竖起来。我的身边全是铁锹、耙子与一卷卷水管,在这种环境里实在很难感到毛骨悚然。
“他们这一路还有的走呢。”我们离开行刑棚返回主楼时我说道。
“没错。人们都说当年有一回行刑,正赶上下瓢泼大雨。死囚看了看天说他不想在这种天气出门。看守们就说:‘你抱怨个屁,你走个单趟就完了,我们可还得走回来呢。’”
很显然这个笑话在监狱里已经被人讲烂了。不过我们还是痛快地笑了一阵。
在监狱主楼里面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不能一笑了之的情况。进了医务室之后皮埃尔珀恩特得知典狱长要立刻见他。我觉得这种事很不寻常,但是没有对我们的陪同看守这么说。皮埃尔珀恩特走了十分钟,他也没做出任何有事发生的表示。
皮埃尔珀恩特回来时脸上的表情足以告诉我绝对出事了。
“怎么回事?”我趁着只有我们两个的一分钟空当以尽可能若无其事的语气问道。
“麦克思莫维斯基自杀未遂。”皮埃尔珀恩特静静地说道。
“老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割腕了。”皮埃尔珀恩特接着说。
这次自杀未遂时间发生在三天前的晚上8点,当时麦克思莫维斯基从桌旁站起来——陪同看守以为他想活动一下腿脚——突然他毫无预警地一下子冲向牢房一边,一脚蹬着床边向着窗户跳过去,一拳插进铁丝网与玻璃当中,然后就把胳膊在一块碎玻璃上使劲划了下去。看守赶紧把他拽下来并按动了警报按钮。医生赶来后发现尽管他流了很多血,却没能割断任何一根大血管。
“我们还继续吗?”我问道。
“是的。”皮埃尔珀恩特回答说。“他们把他全都包扎好了,用绷带从大拇指一直裹到了胳膊肘。”
“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不会。典狱长和医生都认为没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明早照常进行。”
麦克思莫维斯基这次意外表明,就算是24小时双人警戒也不足以阻止一个走投无路且意志坚定的人。我想这两个可怜的看守这回非得在档案里留下一个大污点不可,我怀疑他们再也不会担任死囚陪同的工作了,就算他们本人还想干也不行了。他们此前接连值班十六天,如今周六夜晚就在眼前,还有随之而来的休假,犯人也一直都没找麻烦,因此他们一定稍微放松了一点点。无疑,监狱方面已经采取了措施,确保这疯狂的一幕不会重演,确保麦克思莫维斯基无法在法律判决得到伸张之前自己了结自己。
几分钟之后我们过去看了一下事故现场。我在靠近死囚牢门上的窥视孔时心里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死囚牢里看上去很挤,因为里面多了一名看守,但是麦克思莫维斯基就像老鼠一样安静。他的胳膊上缠着厚实的绷带,靠着桌子坐着,身后的窗户玻璃上还能看到他捣出来的窟窿。
在我之前皮埃尔珀恩特已经看过了犯人,他并没有花费比平时更长的时间。然后他就信步走进行刑室开始收拾装刑具的箱子,我紧跟在他后面。看守们把麦克思莫维斯基押了出去,把我们关在了里面。
“他的体重是11石13——167磅。”皮埃尔珀恩特平淡地说道。“我要给他量出6英尺2英寸来。”
我们的工作顺利而安静。“那些绷带看上去可真厚。”我一边站在梯子上调节铁链一边低头向下面的皮埃尔珀恩特看去。
“这应该对我们有利——铁链往下放一环——这样有绷带隔着就不用担心束带会勒伤他了。”皮埃尔珀恩特说道。
那天晚上皮埃尔珀恩特压根也没有提到麦克思莫维斯基,实际上我确信他甚至都没有想到那个家伙。一开始他的态度令我大惑不解,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其实十分正常,一点也不缺乏人性。明天上午我们要干活而那个家伙要上路。本来就轮不到绞刑师来考虑犯人有罪与否或者犯人是个怎样的人。此类想法会造成许多问题,任何有这种胡思乱想的人都没有最基本的资格来从事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在明天早上将犯人绞死。我将精力集中在骨牌与谈天上,不允许自己去想麦克思莫维斯基。
我必须承认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自己的底气并不太足。我们早早地来到行刑室对绞架进行了最后的调整。就像头一天下午那样,这次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我的胃部才开始不舒服起来,但这已经比以前晚了。可见我还是有进步的。
走向死囚牢时我感到自己精神饱满焕发,只有一点点紧张。我们不知道开门之后会遇到什么。监狱方面说麦克思莫维斯基在自杀未遂以后已经老实下来了,但是谁也不敢肯定像这样恐惧且绝望的家伙究竟能干出什么事来。
还有一分钟。我瞪着牢门,另一边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是好事吗?
9点了。动手。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跟着皮埃尔珀恩特跟得太紧了,以至于走进死囚牢之后被他挡着没看见麦克思莫维斯基。目前为止平安无事。我看了一眼被他砸穿的窗户:老天,他是怎么窜上去的?
麦克思莫维斯基站在地上,甚至都没有回头。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的双手别到背后,指尖能感到绷带的摩擦。他丝毫没有反抗。两位壮硕的狱警就站在我们旁边,把所有人都比下去一头。他们靠得如此之近,简直会让人得幽闭症。我让道一边,让皮埃尔珀恩特先出去。两位丝毫不敢怠慢的狱警立刻一边一个夹住了麦克思莫维斯基。他根本不需要我来带路,就这么走了出去。
我从口袋里掏出束带并握在手里。狱警突然两旁分开,我们已经站到了活板门上,接下来的操作一眨眼就完成了。皮埃尔珀恩特停住了麦克思莫维斯基,我一猛子蹲下来飞快地扎住了束带,接着就如同闪电般从活板门上跳到了一边。人影一闪,一声轰鸣,他就死了。
我知道我们这次很快——非常,非常快——但是当监狱方面告诉我们这次行刑仅仅耗时7又1/2秒时我还是吓了一跳。
不过当我在行刑刚结束后步入下落坑的时候,心里只有如释重负的快感。最糟糕的情况毕竟没有发生。我知道作这一行早晚会遇到麻烦,而麦克思莫维斯基这样的半疯子就是捅娄子的最佳人选。但是他最后还是听取了他人的建议,安静而迅速地上路了。医生正在用听诊器检查麦克思莫维斯基的胸部时,我看着那颗套着头罩、歪向一边的脑袋,突然意识到尽管我协助绞死了这个人,但我却从来不知道他的长相,我仅仅在前一天下午透过死囚牢门上的窥视孔简短地扫了他一眼。
罗曼.瑞戴尔与兹比格纽.高尔可谓是史上最蹩脚的银行抢劫犯。要不是这两个二逼的犯罪行径最终以血溅街头收场并导致了一位勇士的牺牲,这起不着调的抢劫案简直只能用搞笑二字来形容。
这两个波兰人都是23岁,在战争结束时来到英国并定居在布里斯托。两人都身无分文且没有工作,某天他们乘坐双层巴士顶层,途经一家银行,于是决定实施抢劫。这家银行看上去很容易得手,从他们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银行里只有一位出纳与一位十分年长的保安。这是劳埃德银行的一家小型分行,里面有两位员工,分别是出纳罗纳德.沃尔与保安约翰.布洛克,布洛克是一位退休警察,因为退休金不够花所以来这里当保安,借此赚点轻快钱。瑞戴尔与高尔决定于1950年3月13日周一早晨动手。
从一开始能出错的地方就全都出错了。他们两个在动手前一天晚上喝多了,因此没能按照原计划事先偷一辆摩托车作为前往银行并快速撤离的交通工具。然后他们又意识到就算真偷来了摩托车两个人也全都不会骑。于是他们来到离住址最近的公交车站,乘坐双层巴士开始了自己的抢劫大计。
进了银行之后,挥舞着一把左轮的瑞戴尔立即将罗纳德.沃尔与约翰.布洛克逼进了办公室,但是高尔探身越过营业台即将够到收银抽屉时突然手软了。他一边盯着办公室的门一边往衣服口袋里胡乱塞了两把钱,然后赶紧又缩了回去。事后警方发现他一共拿走了数目可观的28英镑以及一堆缴款凭条。
跑出银行之后他们的麻烦越来越大。他们事先没有逃跑计划,于是干脆跳上了一辆碰巧刚刚进站的公交车。但是他们没锁办公室的门,结果公共汽车刚刚起动约翰.布洛克就冲出银行跑到了马路中间,大叫一声:“停车!车上有抢劫犯!”
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司机一脚刹车把车停了下来。布洛克从后门冲进公交车,这时瑞戴尔与高尔正从二层楼梯上往下走。于是保安突然发现左轮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短短几秒似乎有好几分钟那么长。然后瑞戴尔吼道:“呆着别动!”
布洛克停住了,高尔与瑞戴尔挤过他身边逃离了公交汽车,整个过程都被一大帮难以置信的围观群众看在眼里。两个波兰人转身就跑,但是布洛克、公交车乘客、围观群众、一辆皮卡与一辆邮政局面包车立刻一起追了上去。
但是没过多久这两个蹩脚的抢劫犯就再也不是什么笑话了。瑞戴尔与高尔一路拼命狂奔,但是有一位追逐者他们怎么也甩不掉。柔道爱好者、体格极佳的鲍勃.泰勒把其他人落在后面,追上了瑞戴尔,一把用胳膊勒住了抢劫犯。两人激烈扭打在一起,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年仅三十岁的泰勒倒在了路边的水沟里,头上多了个血流如注的可怕伤口。瑞戴尔开枪打中了他。
瑞戴尔与高尔逃离了现场,但是没过一个小时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被带回警察局接受墨尔本.菲利普斯警司的审讯,此时医院那边传来消息说鲍勃.泰勒由于抢救无效已经去世。
瑞戴尔以谋杀罪遭到了起诉,而且尽管所有人都承认事实上枪是瑞戴尔的,开枪的也是瑞戴尔,而且开枪的时候高尔已经跑出了好几步,高尔还是一起遭到了谋杀起诉。审判期间这一做法的法律依据得到了若干次阐述:如果两人有共同拒捕行为,那么就要共同为鲍勃.泰勒之死负责。公诉方认为,尽管亲手开枪的是瑞戴尔,但是高尔在全过程中一直在场,因此是瑞戴尔犯罪行为的协同方。
在证人席上,高尔竭力想救自己一命。他声称他们没有拒捕的计划,甚至连逃离银行的计划都没有。他不知道枪里有子弹,也没想到瑞戴尔真的会用。
而证人席上的瑞戴尔简直就是个噩梦。如果说情况还能进一步恶化的话,他真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当庭撒谎,而且在描述抢劫计划时一直大笑不止。他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法官。
法庭很快就得到了陪审团作出裁决的通知,时间短得令人心里发毛。律师们赶紧赶回来,法官重新坐下,十二名陪审团员鱼贯而入,陪审团团长用无可再短的两句话宣告了他们的决定:“我们认为兹比格纽.高尔犯有谋杀罪并强烈建议免死,罗曼.瑞戴尔犯有谋杀罪。”
陪审团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认为高尔不应当接受绞刑。这也准确反映了当时针对此类案件的公众舆论。在法律上或许没有问题,但是人们依然不愿意看到一个人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动手参与的谋杀而高挂三尺——而高尔在瑞戴尔开枪时已经跑出好几步了。
瑞戴尔现在已经死定了,而高尔的性命则掌握在内政大臣的手里。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以陪审团的建议为依据请国王发布免死令。
就在高尔等待着自己最终的命运时,行刑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开始了……这里指得是二人绞刑所需的准备工作。温彻斯特监狱给我发来以放心,通知我说预订行刑时间是7月7日上午9点。这对我来说有点问题,因为我和乔伊丝原本打算到海边度假,我们在福克斯顿预订了自7月1日到8日为期一周的假期。我曾想过要拒绝这次的安排,但是又想到了皮埃尔珀恩特在我刚入行时给出的建议:永远不要拒绝工作安排。具体原因他没有细说,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做会对我不利。从不好的一面来说,我会损失两天假期,从好的一面来说我可以去温彻斯特看看,我还从来没去过温彻斯特呢。于是我就把信拿给了乔伊丝。
“你想去吗?”她问道。
“我想去。”
“那就这样吧。”她没再多做抱怨就接受了这一情况。
于是我返回邮局将我的休假地址交给了他们,以防万一出现突发事件。然后我给皮埃尔珀恩特去了一封短信,希望我们能像平时一样在开工之前先喝一杯。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内容十分出人意料。
“我认为这次我们要在工作地点会面,因为他们希望这次工作能保持安静。我刚到火车站就被警察接到了‘饭店’里,因此这次我们无法事先一起喝酒了。我认为这次我们一定会见面的,祝好运,希望尽快见到你——阿尔伯特。”
要不是这段消息太过重要,皮埃尔珀恩特使用暗语的做法简直会令我忍俊不禁。“我认为这次我们一定会见面的”这句话表明他认为本案的免死请求不会成功。警方护送表明当局认为高尔的行刑可能会造成麻烦。那我呢?
明信片上还有一小段好消息:在明信片地步皮埃尔珀恩特十分潦草地写道:“你,柯克,艾伦。”
哈利和柯克也要接手这次工作!
行刑前的周六,乔伊丝与我一起前往了海边,我们在福克斯通订了房间。我们刚刚到达我就在附近找到了一家图书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阅读材料。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海滩上携手漫步,品尝了冰激凌与报纸包的炸鱼薯条。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海滩上看海,一边抵御着刺骨的寒风一边努力不让沙子落进野餐盒里面。到了周三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七本书,乔伊丝也交到了好几位新朋友。
也就在同一天,伦敦内政部做出了正式决定,消息即刻被发往温彻斯特监狱,行刑已经获批。没有免死令,两人都要接受绞刑。
周四上午,我早早地穿上专门为这次工作购买的新西装,吃过早餐后便赶到了火车站。乔伊丝告诉别人我要去伦敦“谈买卖”。
实际上我在伦敦呆的时间很短,在滑铁卢车站换了车之后就远离了首都。这次旅途一开始乏善可陈,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坐在窗边看着陌生的城镇与乡间从身边掠过,以及身为铁路爱好者观察南部地区的新式车头。随着火车靠近温彻斯特,原本轻松的旅途心情也越来越压抑。皮埃尔珀恩特真的需要警察护送吗?真的有人胆敢在路上拦截绞刑师吗?火车站上会有愤怒的围观群众吗?看起来这都是胡思乱想,但是要用一个小队的警察护送皮埃尔珀恩特安全抵达监狱的想法一开始听起来也很不现实。
谢天谢地,我的照片从没上过报纸,除了一个人数有限的小圈子之外几乎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要不然情况就太严重了,因为行刑助手得不到任何特殊待遇,就算是柯克也一样。说得不好听一点,只要首席行刑官到场,行刑怎样都能进行下去,少一两个助手也无所谓——而且警车出动一趟是很费钱的。
火车逐渐减速,进入了温彻斯特火车站。我深吸一口气,拿起行李,先让其他几名乘客下车,然后才跟了出去。站台上看起来一切正常,车站大厅里也没有情况。等我走到街头才发现温彻斯特一片平静,倒是我小题大做了。
我在监狱里见到了我的“生意伙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刻开始准备。两名死囚已经被转移到了一块较小的私密操场,这样他们在放风时不会被其他犯人看见。我们被人领进了监狱一层的一个房间,从窗户里可以看到这片小操场。
高尔与瑞戴尔的身边各自有两名陪同看守,他们两个正缓慢地在操场上绕着圈子,彼此之间的距离从不会小于10码。两人看上去都了无生气,谁也不向对方哪怕看上一眼。瑞戴尔走路低着头,很容易就能猜到此时他在想什么——他的手一直在抚摸着自己的脖子。
比起窥视孔来,这种安排要方便得多。我们观看这一幕足有好几分钟,这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刑者们正在观察他们。尽管之前我已经参与了5次绞刑,但是这回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看活着的死囚而不仅仅是匆匆一瞥。他们两个看上去既不像银行抢劫犯也不像只有23岁——他们看上去更老。两个人当中瑞戴尔的身材较高,不过几分钟后我们计算下落距离时发现其实高尔体重更沉。他的下落距离是7英尺4英寸,而瑞戴尔则是7英尺6英寸。
皮埃尔珀恩特在行刑室里给我们进行了工作简介。高尔住在靠近行刑室的第一间死囚牢里面,瑞戴尔要再远一些,住在第二间里面。这种安排是很合理的,可以减少双人行刑前那紧张但无法避免的几秒钟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因为两个死囚当中必定有一个要先到,这样一来后到的那个就会看见另一个死囚站在绞刑架下,脖子上套着绞环,他可能会因此而恐慌失控。这两个波兰人中最有可能出麻烦的就是高尔,因为他完全是陪绑的。根据我们的计划,他将第一个进入行刑室并在瑞戴尔进来之前一到两秒钟套上头罩,这样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柯克,你和希德负责瑞戴尔。”皮埃尔珀恩特说。“哈利和我负责高尔。”
我很怀疑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适应行刑室里的气氛,不管他接手过多少次工作都是一样。尽管我们也知道隔壁的死囚牢现在是空的,但是依然尽可能地轻手轻脚,说话也会压低声音。皮埃尔珀恩特和哈利在绞架的一边装好了为高尔准备的绞索,我和柯克在另一边也完成了。皮埃尔珀恩特干完以后过来检查了一下我们的工作,然后告诉看守长把典狱长请来。
我们进行了沙袋测试,绞架运作良好,只待明早使用。于是所有人都离开了行刑室回到医务室。当天最大的一场乱子这才要开始。皮埃尔珀恩特的脾气发作得毫无征兆,极大地增加了其吓人的效果。我们刚坐下的时候气氛还十分轻松融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交谈调笑着。我正在和哈利聊天,彼此交换着即达勒姆以来各自的近况,柯克正在与皮埃尔珀恩特和狱警长谈话,看守们则在一旁进进出出。此时有一位看守托着一个大茶盘走进来说道:“茶点来了。”
“这什么玩意儿?”皮埃尔珀恩特的声音如同尖刀一般刺穿了房间里的聊天声,他的语调冷冰冰的。
屋子里一下子就没了动静。我转过身来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见皮埃尔珀恩特怒气冲冲地盯着桌子与刚进来的看守。
“什么玩意儿这是?——喂牲口的吗?”皮埃尔珀恩特尖刻地质问道。
“这是火腿水芹沙拉。”看守抗议道。
皮埃尔珀恩特厌恶地看了一眼,“我们不吃这玩意儿!”
我必须承认,这里的火腿水芹沙拉并不是我见过的最令人胃口大开的食品——眼看着水芹比火腿多得多——但换做是我并不会抱怨。皮埃尔珀恩特的恶劣态度把我吓了一跳,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
“我说我们不吃这玩意儿!” 皮埃尔珀恩特重复了一遍。他已经气得脸色发青了。
“恐怕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看守无力地辩解道,“厨师已经回家了。”
“把那个孙子给我拽回来!”皮埃尔珀恩特口气十分强硬。“给我们换人吃的饭——要不然明天早上谁也死不成!”
“我这就去找典狱长,这就去找典狱长。”看守一边忙不迭地应和着一边倒退出了房门。
甚至在他出去之后皮埃尔珀恩特依旧余怒未消。“我不吃喂牲口的草料!”他重复了一遍。就算对我们说话他的语气依旧算不得友好。
屋子里一个开口说话的人也没有。
“他们专门拿了供应我们的伙食费,”他接着说,“然后就给我们吃这种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干坐着等待典狱长的答复。屋子里的气氛简直紧张得令人受不了——首席行刑官刚刚威胁说明天早上要罢工!
那名看守终于还是回来了。“厨师已经叫来了。”他一边小心地打量着皮埃尔珀恩特一边收拾起了水芹沙拉盘子,然后就再次消失在了门外。
姗姗来迟的第二份茶点是培根与煎蛋——每人两个煎蛋!此外还有小山一样的面包与黄油,大杯茶水冒着热气。
“可算是没饿死我们!”皮埃尔珀恩特恶声恶气地说道。但是他毕竟赢了这一局,于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的气氛都绷得紧紧的。我们吃饭时谁都没说话。我们的首席行刑官这次暴露了他个性中凶狠刻薄的全新侧面。我必须承认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像茶点这样的小事也能惹得他大动肝火。很久以后,当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并且与其他人谈过之后,才开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归根结底,他认为我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国家公仆,受雇从事重要而精细的工作,而他则是团队的带头人。一想到他与他的人遭到了敷衍了事的对待就令他怒不可遏。简而言之,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气氛终于放松了下来,我们也开始进行行刑前夜的常规活动。有人看报纸,有人聊天,骨牌游戏自然是少不了的。柯克的笑话依旧向往常一样接连往外冒,到最后甚至就连皮埃尔珀恩特也缓了过来。
10点钟时我们早早地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去了。我刚刚有点睡意就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噪音吵醒了。柯克正在打鼾,听上去简直就像野猪咆哮一般。行刑前夜的监狱原本是一片死寂,但是他的鼾声简直要把监狱里的所有人都吵起来。我试着堵住耳朵接着睡,可惜徒劳无功。甚至就连他偶尔暂停的时候我都在等着他再接再厉。我能听见其他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最后还是皮埃尔珀恩特首先发话了。
“你们两个还没睡着吗?”
“你开玩笑的吧。”哈利搭腔道。
“我可不打算听这个孙子打一晚上呼噜。”皮埃尔珀恩特说。“咱们把他弄出去。”
医务室里的床铺也都是医院制式的,四脚安着轮子。于是我们就把他的床推了出去,一直推到走廊尽头,尽可能远离我们。他就在那里躺了一晚上,我们其他人则终于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柯克也伴随着一阵床脚轮子的咯吱声回来了。这位身穿睡衣的鼾公走进屋里,咧嘴笑道:“你们把我推出去干什么?”
“谁让你打鼾打的像头猪!”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然后就在柯克难以置信的注视下爆笑了出来。
这是当天上午监狱里唯一的笑声,尽管吃早饭的时候我们也不免微笑了一下。煎蛋,熏肉,还有香肠!这是我在监狱里吃过的最好的早餐。
走廊另一头的行刑室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最后的调整甚至在吃早餐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天早晨我特别留心观察了皮埃尔珀恩特为杠杆安装安全装置的方式,因为他在干活时从来都是行云流水,似乎什么事也无法拖累他。杠杆依靠支架支撑树立在地面上,有两个装置可以防止意外触发:有一个穿过支架的安全插销固定住杠杆,这个安全插销的一头还插着一个开口栓防止其掉出来。皮埃尔珀恩特首先将安全插销尽可能地从支架里抽出来,开口栓也只刚刚好插进去一点。他只需要在恰当的位置干脆一敲,开口栓就会掉下来,安全插销也会应声而落。安全措施根本拖延不了他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9点之前几分钟,我们安静地穿过无声无息的监狱,在死囚牢门前各就各位。我和柯克一起站在瑞戴尔门前。从走廊另一头看去这里的人的确不少。哈利、皮埃尔珀恩特与一名狱警站在一号死囚牢门口,在他们身后,典狱长、副警长以及其他几个人则站在通向行刑室的屋门前。
一到9点,典狱长给出了信号,我们面前的狱警推开了死囚牢的牢门。柯克先进去,我紧随其后,用眼角余光可以看到走廊里一下子就没人了。皮埃尔珀恩特已经和典狱长一行人一起迅速地进入了行刑室。
死囚牢里有一名牧师正在与瑞戴尔交谈。两名值班看守让到一边但依然足够靠近我们,以防瑞戴尔有任何狗急跳墙的举动。我们走到桌旁,牧师不再说话了,瑞戴尔也站了起来,我们给他扎束带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然后柯克先走了出去,我抓住瑞戴尔的胳膊,示意他跟上。我们穿过死囚牢墙壁上另一扇不知何时悄然打开的神秘屋门,走进一号死囚牢,此时牢房里除了一个面色煞白、靠墙站立的牧师以外已经空空荡荡了。从这里我们仅仅又走了五六步就来到了行刑室的黄色门前,这时瑞戴尔突然发作了。他看到了站在活板门上、套着头罩、绞环挂在脖子上的高尔。他也能看见皮埃尔珀恩特——以及为他准备的第二个绞环。有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得强行把他推过去。但是他踉跄了几步就恢复过来,镇静地走上活板门,皮埃尔珀恩特叫他停在了自己画的标记上。
趁他还能站稳,我赶紧弯腰下去捆扎束带。就像以前练习过几千次的那样,我抖开束带绕过他的脚踝,突然我的手指一阵冰凉,胃部猛地一坠——束带不够长!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束带两端3英寸的缺口,拽住两端使劲往中间凑,结果束带从我的手指之间滑了出来,掉在了瑞戴尔的鞋面上。几近崩溃的我一把抓起束带好再试一次,这时从我头顶上传来一个口音很重的声音:“干得麻利点。”
就在瑞戴尔透过头罩开口说话的同时,我也并拢了他的双腿,这一次我成功地扎上了束带。我并没有感到皮埃尔珀恩特对我肩头的警告性拍打,但是我还是火烧一般地退了下去。我刚刚一躲开,瑞戴尔与高尔就笔直落到了地板以下。
我惊魂未定地从下落坑坑口向下看去,两个人此时就挂在坑里。事后我得知皮埃尔珀恩特当时看到了我有麻烦,并且有意将自己的动作延缓了一下,好给我重新再来的时间。假如当时他直接拍了我的肩膀,我绝对不敢在活板门上多呆;瑞戴尔会踢蹬着双腿落下去,而我的绞刑师生涯也将宣告结束。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个死到临头、只剩下2秒钟好活的人居然有胆量催促自己的行刑人提高效率。这简直太瘆人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医务室里喝茶休息,我趁机问其他人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瑞戴尔说了什么。哈利和柯克当时已经离开活板门站到了后面,所以没听见。但是皮埃尔珀恩特听得很清楚。
“他胆子不小,”我说道。
“的确,”皮埃尔珀恩特答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两脚没并拢,但是就算这样束带还是太短了——我怀疑有人偷偷剪掉了一段当纪念品。”
之后我们将尸体解下来时检查了束带,但是很难说有没有人切下来过一截;就算有人这么干过,也肯定不是近几天发生的事。多亏有皮埃尔珀恩特兜着,我这次没捅大娄子。这次行刑的效果还算不错,因此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哈利和柯克说高尔很木讷,他不想过去,尽管并未进行反抗,但是也没有主动配合。他们两个不得不动手扳住他的胳膊来扎束带,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动弹。
监狱外面很安静,这是好事,因为当局没有为返回火车站安排警察护送。哈利离开监狱以后就自己先走了,剩下我们几个一起乘火车回到了伦敦。乘客车厢里全都客满了,所以我们只能坐进警卫车厢。尽管不太舒服,但我们这一路上还是十分放松,我们轮流坐上警卫的座位并透过旁边的透视窗口监视整列火车。万幸的是,皮埃尔珀恩特这回没有就国家绞刑师理应得到的待遇再行抗议。
我在滑铁卢车站与另外两人分别,他们去找酒馆喝啤酒去了。一贯没正型的柯克还一把抱住我给我在腮帮子上来了个吻别。周围人来人往,而我则感觉特别二逼。然后他们就走了,把我面红耳赤地留在了原地。我搭乘上了前往福克斯顿的火车并在下午茶之前赶回度假地,享受了最后几个小时的海滨假期。第二天早上我和乔伊斯返回了诺丁汉。
高尔与瑞戴尔已经进了坟墓。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不过最后还要再补充一点:行刑几个月后,鲍勃.泰勒被追授了一枚乔治十字勋章,这是民间英勇行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野鸡、兔子与其他当地野味依旧经常性地出现在登利家的餐桌上,但是到头来我的偷猎生涯不得不画上句号。倒不是我的绞刑师身份令我产生了顾忌——尽管我想监狱委员会如果看到他们手下的某位绞刑师因为偷猎而吃官司恐怕不会太高兴——而是因为我的同伙洛菲越来越下作,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
当地的林地所有人肯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偷猎活动算得上犯罪行为,我也并不将自己视作小偷。我的偷猎活动只是冒险性的消遣,如果我的枪法足够好,当天晚上还能有新鲜鸟兽下锅。洛菲的态度则一贯更为商业化,而且办事全无顾忌。有一回他为了进入某一片特别的林地而砸烂了挂在铁门上的链锁,本来我们只要多走两步路就能毫不费事地绕进去了。这是他的典型做法,这样的事情还有一大堆。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下去了,当时我们经过一辆停在地里的拖拉机,他从拖拉机上把电池卸了下来。
“你拿这东西干嘛?”我问道。
他看我的神情就好像我才是脑残一样。“当然是拿来卖钱啊。”
这一下我再也受不了了。偷猎的是非对错尽管可以争论,但是从路边拖拉机上卸电池再怎么说也是盗窃行为,我绝对不会把自己卷进去。
我并不怀念林地里的偷猎活动。身为绞刑师的生活已经为我带来了太多的冒险。我见到了一个个臭名昭著的罪犯,他们中随便哪个的罪行都占据过《世界新闻报》的整版篇幅。我与皮埃尔珀恩特和柯克共事,与英国最杰出的警探打交道。我走遍全国各个城市乡镇,旅程花费凭借区区一个矿工的工资根本无法承担。当特快列车穿越诺丁汉郡的乡间,铁路两旁的风景从窗前不断掠过时我心里总感到特别畅快,而且随着入行时间的增加我见过的乡间美景也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参与过的行刑次数仅次于皮埃尔珀恩特,这并不是监狱委员会的偏向,仅仅说明我运气好。担任行刑助理的邀请会以轮流顺序向名单上的每个人依次发放,无论赦免令是否下达。因此很可能一个人接了好几趟差事挣了好几笔钱,另一个人却回回赶上赦免。我入行后开头的确不大顺利,但那之后几乎每一桩差事都能板上钉钉。
随着入行时间的增加我也越发自信起来,我知道我的见习期已经结束了,只要我不捅大娄子,想在名单上呆多久都行。我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首席行刑官,尽管这个可能有些没谱。自然,干多了以后这一行就丧失了其原有的神秘感,但是它依然令我着迷——并对我的安全造成威胁。法医、典狱长以及看守们都向我们提过大量建议,叫我们小心死囚临刑前的可能举动。但是他们谁也不敢保证当行刑室的屋门打开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由我们来应付。
瑞戴尔与高尔处刑之后仅仅过了6天我就再次与皮埃尔珀恩特会合了。这次的受刑者是索莫塞特的一位年轻工人,他残忍地谋杀了一名少女。
谋杀发生在布里奇沃特,受害人名叫莉莉.帕默尔,时年26岁。她原本应当安安全全地呆在精神病院里,结果却被人活活打死了。她由于精神问题早就上了收容名单,但是整整等了三年精神病院也没有腾出能容纳她的空余床位。
莉莉短暂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夜是这样开始的。她在晚上8点到西街上散步,碰上了一个人。说她认识雷纳德.阿特维尔这话有点过于夸张了,她与这位24岁的煤气工人仅仅见过一次面,当时他在电影院里给她让座。那天晚上两人彼此结识,阿特维尔请她出去喝酒。两人来到了“马与马童”酒馆,当地一位名叫戴维的农夫看到两人一起喝酒,两人的神态都很安静清醒。
他们在酒馆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农夫戴维看着他们在9点半离开了酒馆。戴维是最后一个看到活着的莉莉的证人,同时很凑巧也是12个小时后第一个发现她的尸体的人,这种事的概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第二天早上,戴维离开家前往农场,结果发现田地角落的灌木丛上挂着几片正在随风飞舞的衣服。他走过去想仔细看看,结果就发现了那姑娘血肉模糊的尸体。她全身赤裸,仅仅穿着鞋袜。有几件衣服扔在地上,还有几件被人撕成碎片随风飞到了灌木丛中。她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
与此同时,阿特维尔还不知道一位证人的证词将会把他送上绞架,他正在努力装出一副正常的样子。当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来到煤气公司上班,莉莉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小时以后警察就来到公司里把他带走了。
阿特维尔在索莫塞特的威尔斯巡回法庭受审,他的辩护律师面对着滴水不漏的指控(其中包括被告本人的口供)做出了他唯一能做的辩护:被告精神失常,应被判无罪,
在证人席上,阿特维尔可怜兮兮地试图将自己施暴杀人的部分责任转嫁到莉莉的头上。他说当时两人走过一片空地,那姑娘告诉他几个小时前她与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声称自己仅仅亲了她一到两次,当她脱光衣服躺在地上时,他想到刚才她说的话,于是改了主意,不想和她进行性交了。他刚刚叫停,那姑娘就尖叫起来,用各种脏话辱骂他竟敢白白将自己领到空地里却什么都不做。
阿特维尔以平静而毫无起伏的声音描述了自己如何将莉莉活活打死的过程。“我生气了,就用拳头打她,可能打在了嘴巴或鼻子上。我想我打了她好几下,然后又掐住了她的脖子。接下来我只记得自己不住脚地踢她。”
阿特维尔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然后我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他的律师问道。
阿特维尔的声音即便在寂静无声的法庭里也细不可闻。“我把她杀了。”
陪审团仅仅花了6分钟就作出了有罪判决。审理此案的奥利弗法官声称这是他印象里最可怖的谋杀案。阿特维尔没有反应。
绞刑预定于7月13号周四早晨。关押阿特维尔的布里斯托监狱的典狱长在判决同一周给我发来了通知信,当时我正在福克斯顿度假。直到周六晚上回家以后我才发现这封信,此时距离行刑只有5天了。于是我赶紧发电报表示接受预约。
皮埃尔珀恩特与我此时已经成为了合作无间的团队。但是每一次行刑都能丰富我的经验。比方说阿特维尔行刑这次就令我对行刑招待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温彻斯特高尔与瑞戴尔行刑期间我们由于茶点问题闹出了大乱子,不过讽刺的是现在我们又和布里斯托监狱的接待人员闲谈起来。皮埃尔珀恩特就我们曾经吃过的几顿不甚令人满意的饭菜大发牢骚。
“这事很难办的。”接待人员为自己的同行辩解道。“他们的确给我们发钱供你们吃饭——你猜多少钱?”
“不知道。”我们回答道。
“一人八个便士!你们从来到走就全靠这笔钱!”
“八个便士!”我难以置信地叫道。
“就是啊。这里面包括一顿晚饭和一顿早饭。为了接待你们俩我一共领到了一个先令四个便士。”
“太少了吧。”我一边说一边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皮埃尔珀恩特,他什么也没说。
“我们也就是尽力而已,不过今天晚上你们怕是没法吃得太讲究了。”
“我知道。不过我们也吃不了多少……我来点沙拉就行。”
“恐怕我们这里没有沙拉。”这位接待人员完全没有听出来我的笑话。
“别担心这个。”我宽洪大度地说道,假装没看见皮埃尔珀恩特在一旁恶狠狠的眼神。
那天早上我们两人的状态特别好。阿特维尔一点麻烦也没闹出来,处刑速度极快。我永远无法忘记下落坑另一边的副警长直直地盯着下落坑中绷紧绞索的死尸、满脸难以置信的神情。布里斯托这边很少执行死刑,他也肯定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打发掉了阿特维尔。
我将法医领到坑底验尸,回到行刑室之后官方代表一行人还没走,而且看上去很不想走。典狱长看了看皮埃尔珀恩特与我刚才站着的地方,然后说道:“实在太出色了。”
“我同意!”典狱长附和道。他的神情似乎还有点恍惚。
此情此景有点不太真实,如果没有挂在我们脚下的那具死尸,眼前这一幕根本就是市政府为我们召开的表彰大会。
“多谢夸奖。”皮埃尔珀恩特答道。典狱长最后还是走出了行刑室,副警长最后不可思议地看了下落坑中头罩蒙头的死尸一眼,也赶紧跟了上去。
这番夸奖的口气着实不小。尽管我必须承认自己多少也觉得挺沾光。这还是第一次绞刑师小圈子之外的人对我新学来的技艺表示认可。十分讽刺地是,没过多久我就陷入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境地。半个诺丁汉郡,绝大部分曼斯菲尔德伍德豪斯以及我所有的朋友都将知道我新学来的本事。消息马上就要透露出去了。
在当时整个诺丁汉郡只有三个人知道我是绞刑师。乔伊丝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位是当地警长,他要监督我在官方文件上签字。第三个人就是舍伍德煤矿的经理乔克.瑞德。到头来我总免不了与瑞德先生摊牌。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他对于我担任绞刑师这件事会作何反应,因此我一直拖着不跟他说。到最后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当时上面提出了提高产量的计划,需要进行大量电焊工作,而行刑预约恰好在这时候到了。有人想到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主意:假如把运送煤炭的管道稍微加粗一点产煤量就会增加。几次试验之后,我们发现每根管子上都可以额外焊上6英寸金属,这会大大提升运煤量。矿上一共有八九百根管子,我们每周大约能加工35根。这件工作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全体电焊工都收到了加班费。就在这时,牛皮纸信封又来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还在尽量试图避免与瑞德先生正面接触。首先我试着与我的直接领导,工程主管比尔.道森谈话。“我想请几天假,比尔。”我说。
“你整什么呢?”他叫道。“现在这时候你请哪门子假?”
“不好意思,我不能说。”
“你病啦?”
“没有的事——只是不能说就是了。”
他一头雾水地看了我半天,然后说道:“那你自己跟瑞德说去吧,这些管子可是他急着要的。”
这一来我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去见瑞德。我十分清楚,如果我不说实话,他绝对不会准假。我有些紧张,但是强行把紧张感压了下去。第二天我特意早早上班,为的是能在开工之前与他谈话。
乔克.瑞德是个身量中等的苏格兰人,长得很敦实,面色红润。他顶着一头红棕色的大背头,总是衣着整洁。他的脾气很差,经常大发雷霆。之前我们在讨论管道改造计划时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矿上的铁匠与另一名电焊工,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态度消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二位一顿痛批,还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这一幕实在令人印象深刻。瑞德先生是矿上的老大,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怎么着,登利?”他干脆地问道。
“下周我想请几天假。比尔说我得直接来找你。”
“你请假干什么?”他的声音有点不高兴了。
“我有点事要处理……”我开始张口了。
“那我的管子怎么办?”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想我的事情会比管子更重要一点。我要去伯明翰绞死一个人。”
“我操!”他大叫一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满脸惊骇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道:“你肯定吗?”
“是的,我很肯定,”我笑了。
“你他妈干这种事到底为了什么?”他问道。
“我不想故意搞坏自己的名声,不过我对这种事的确很感兴趣。”
他看上去有些发懵。“这事有别人知道吗?”
“在矿上没有,你要是能不跟别人说就太好了,我可是签过保密条例的。”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周二周三。行刑前一天我就得赶到伯明翰监狱,周三上午我们动手。”
他琢磨了一会儿,问道:“周三上午几点?”
“9点整,怎么了?”
“那你能不能赶回来上下午班?这批管子我急着用呢。”
自从这次之后,我向瑞德请假就再没遇到过麻烦。他也一直为我保密。我的副业从来没有在矿上得到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