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罗马尼亚的倒台，一个是经济原因，好象当时整到布加勒斯特缺电缺暖。罗马尼亚本来又是东欧比较穷的国家。比如科马内奇这种级别的冠军，80年代生活条件是都很艰苦，一个人养家，暖气都费交不起。据说还被齐奥塞斯库家族的人非礼。而对比东德和苏联的优秀运动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齐奥塞斯库独裁太过分，搞成了家天下。比如他要打猎，就封锁山林。对老百姓监视很严。民怨比较大比较集中。其他东欧国家本来是苏联的傀儡，苏联一放手，他们的党和领导也就顺势倒掉。罗马尼亚因为比较独立，齐奥塞斯库个人独裁，不是苏联能控制的。所以齐奥塞斯库自己要铤而走险，学习中国平暴，但是没有中国的条件。自家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不合，引起哗变。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比较廉洁。卡达尔是个不错的领导人。匈牙利事件后，他们倒是吸取了教训，赦免了大多政治犯，党内不同派别也安抚了。对干部的特权限制比较严格。卡达尔自己生活也比较简朴。有位中国的外交官在匈牙利医院看病，排队等叫号，听到有人叫到亚努什卡达尔。一看，过来的居然就是总书记。在社会国家很不容易。后来他下台也有经济问题，也有大环境问题。不过这些作为，还是应该提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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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97年泡沫，是92年南巡泡沫，94-97一直是朱总搞软着陆的时候，海南那波地产泡沫是93年破裂的。
当年他在罗马尼亚上大学。对当年的那个“惨案”，他到现在也是确信无疑，虽然他也听说过CIA的故事。提及齐奥塞斯库的最后的演讲，他是当作笑话来说的，说齐奥塞斯库给群众一个聚集到一起反对他自己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罗马尼亚事件比去年的埃及和利比亚可猛烈多了。
某某届是指毕业的年份吧。您应该是84年入校，84级的吧？
当年听讲，游行队伍到宿舍楼下喊"xx系的下来"，据说师兄师姐们纹丝不动，继续背红宝书，让系里的老师特放心。热血年轻的时候特鄙视这些师兄师姐。现在回头看，唉，真有用的还是背红宝书。岁月真是杀猪刀，改变人哪。
应该是你那个译名。但我在后面的引用里用了“基米绍尔”，就把前面改了，以求一致。
判断一个欧洲民族近200年来过得好不好，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看海外侨民数。罗马尼亚本国人口2200万(主要是罗族，还有吉普赛人和匈牙利人)，海外侨民据说有1700万，这是我的罗马尼亚移民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朋友告诉我的。欧洲国家里，爱尔兰，东欧各国，意大利，北欧的挪威，侨民同本国人口间的比例都比较大。(挪威人有一点神经质，挺有意思，这以后再说)
齐氏夫妇死后，第二线的党内官僚窜升上来，营私舞弊，毫无政绩。至今还有一些罗马尼亚人怀念齐。
虚拟空间认识一个人，只要把他放到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参照物，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没那么复杂的。
一个当过地球上第一人口大国名义上的NO1的政治人物，最后要靠“确实是个好人”来盖棺定论！
这是大队支部书记给隔壁老王写悼词？
臧否这个级别的人物，很简单，看功过：功过的绝对值和功过的相对比例！
4-27游行后，以北京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学运，转入低潮。
第一个原因，是4-26几乎通宵不睡，4-27闯关成功，极度欣喜亢奋之下游行十几个小时，大家的体力和情绪，都高度透支，当然要歇一歇。
其次，当年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录取比例低，招生时又没有太多的特权后门，基本就是靠苦读。大多数能考上的孩子，一个是家庭环境好，比如是教师家庭或干部家庭，家长注意抓学习；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尚可，孩子不用担心温饱；三是孩子用了大量时间苦读，对于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了解。所以我说当时大学一年级的情商，相当于今天初中生的水平。4-26社论传达到全国后，家长们都是久经“运动”考验的，哪里读不懂，又担心孩子“这个真不懂”，于是“母病速归”，雪片飞来，过了27号，很多在京读书的外地学生就这样被“钓鱼执法”了。
第三，仍留京的大学生们，很多人倾向于回校复课，一面巩固学运成果，一面不耽误学习。学运完全是自愿参加，没有牢固的组织纪律，大家都要动，就需要有人牵头；大家都不要动，领袖们就歇菜。所以学运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大民主”特色，有事大家商量，头头们控制不住。
第四，学运始终没有一个具体量化而且务实的目标（“李鹏下台”这种口号，很不实际），口号空洞，无法检验操作结果，令人有遥不可及的感觉。而国外的游行，通常都是为了非常具体琐碎的目标，比如降低学费（甚至要降低多少），工会要求加薪（加百分之几），等等。一旦对方接受或者提出合理的还价，达成一致，那么游行就结束了。
由于这些因素，等到五月四日，为纪念“五四”而游行时，气势就大大不如4-27了，学生人数少了一半，也没劲头，大多数人就是为了纪念而游行，没有使命感了。
但在5-4当天，除了游行学生这个主角外，有两个配角，带来了意味深长的新气象。
首先，是首都新闻界的“造反”。
TG最重视的，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首都新闻界又是全国的风向标，更加控制得紧。4-27之前，没有一份大报敢于报道学运，只有《科技日报》作了些勇敢的探索，其他大报都受到学生和市民的唾弃。这在新闻工作者心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憋屈感。
4月下旬，上海发生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报纸被封。北京的报人们兔死狐悲，更加不甘于戴着“走狗喉舌”的大帽子，终于在5-4这一天，揭竿而起，组织了300多人（来自30多个新闻单位）的游行队伍，和学生队伍一起进入广场。一时间欢声雷动，学生和市民大声喝彩，因为老记们的横幅是这样的：
“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
从这天开始到风波结束，各报社自己把自己解放了！
这场轻松活泼的游行，下午3：30就结束了，高自联宣布北京各高校全面复课。同学们溜溜达达，兴高采烈各自回校。
第二个配角，就是老赵了。
老赵在当天亚洲银行在北京召开的年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口径温和，同杀气腾腾的4-26社论完全不同，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要求。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同样语气缓和，同4-26拉开距离。
这个亚银讲话，给学生很大的希望。因为不管学运背后的操纵者做何打算，绝大多数学生从没有想过推翻党的领导。尤其这10年来，党领导大家奔小康，这些大学生，这10年来自己的家庭和自己，都从改革开放受益良多，所以大家的愿望，只是奔得再快一点，方向再准一点而已，并不是恨国家没有奔起来。当然，这个“方向再准一点”，也透露着大学生们自以为是，对西方思想囫囵吞枣后的自大和浅薄。
绝大多数同学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在本年度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只要巩固成果，一面复课，一面同当局规划出一个长期的“对话制度”，通过定期的“对话”以及实况转播，影响国家的决策，就已经很好了。由于学运的“大民主”特点，这样的想法一旦成为主流，那么头头们再上窜下跳，也掀不起新浪来的。同学们甚至已经对于遴选“学生对话代表”，做了周密的规划：有“普选”和“代表选举制”两种，各校自选。
在亚银讲话中，对于腐败问题，老赵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老赵希望同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学生广泛对话，全面了解社会各界的想法。而学生的要求，一是对话层级要高，同国务院副总理或人大副委员长对话；二是对话过程自由采访及直播；三是对话的结果，双方签联合声明，具法律效力。
应该说，如果把双方的意见求同存异地统一起来，是可行的，这可以建立一个小规模的“新政协”，代表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等各阶层。看起来这个“新政协”同现有的政协重叠了，但因为“老政协”是橡皮图章，而“新政协”有一帮天不怕地不怕又暂时没有被染黑的学生崽，所以是能够起到一点微弱的监督作用的，毫不客气地相互质询和打架，都有机会上演。
这个事情要成功，唯一的前提，是政府的诚意。
政府恰恰没有诚意。
早在5月3日，国务院召开学运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一口回绝学生的提议：“（这）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对手……(这)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冲动。”
这样一种老子天下第一，决不变通的思想，在后来李总理迫于学生绝食多日而出来对话时，也贯彻始终。
高自联随即在下午开会讨论第二天游行的计划。此时学生运动已经出现疲软苗头。大多数学生要求复课，有一些比较小的学校实际上已经自行复课了。还有一些学校则需要组织纠察队劝阻其他学生去上课。高自联内部对再次游行也有很大异议。他们讨论了几种替代方案，均觉得不理想。最后在辩论之后还是决定游行。复课的提议也多次被提出和讨论，却没能作出正式决定。
同时，学生对话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由各所学校派出的代表组成（大部分为研究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和北大的沈彤被选为共同召集人。他们决定与“激进的”高自联保持距离，分小组研究各个专题，准备与政府进行有实质内容的、理性的对话。
那天下午，总书记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在首都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上做了讲话。这个讲话针对学生运动时调子比较温和，没有提到四二六社论中的定论。
晚上，十几位官方媒体的青年记者也自行集会，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自己的游行抗议活动，要求新闻自由。
当年复旦游行队伍后面嗑瓜子的都是上海学生。
学运的风云人物，首推吾尔开希，王丹。这二人，前者雄辩无碍，富领袖魅力；后者少年老成，在学生中威信最高。这有点类似于毛周之配。
第三个是柴玲，激情而富权力欲，但后期在撤出广场问题上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包藏私心，因此在学生中的非议也很大。
这些人，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今天说几个比较二线但也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王妈相声”。
“王妈相声”就是四个人：王超华，马少方，项小吉，沈彤。
(一)
学生领袖们(马少方坚持认为这些人不是领袖，只能称为“积极分子”)基本是20岁上下的娃儿，这一扎堆，腕儿们前呼后拥又给惯得找不着北，把那些个“北高联”啊，“指挥部”啊，有时搞得跟幼儿园大班差不多，一言不合就乱作一团。王超华当年已经37岁了，也当了妈，，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到副主席，只好兼职当幼儿园老师。很多人事后承认，也亏得有这位大姐在，不然早散架了。学运积极份子里有一批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他们年龄大，人生经验相对丰富，待人接物懂得进退，明显提升了学运的领导水平，王超华是其中的佼佼者。
5月11日，为了再次提振学潮，王/吾等人提出绝食，王超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但服从多数意见。5月14日，学生代表在统战部同阎明复等政府代表的谈判破裂。在场的王超华听出了阎的弦外之音，在会后极力主张学生撤退出广场，因为继续绝食实际上害了党内的开明派，也损害了即将到来的中苏高峰会，无疑给政府强硬派以动手的口实。
凭着在北高联里的威信，王超华几乎是说服了全部的常委，只是在最后交给广场上的同学表决时，各校派代表投票，否决了撤退的动议。
王超华不但见事明澈，风波过后居然在北京躲了半年多，才离开大陆，这本事也大得可以。现在，她居于美国。
“如果说你根本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是自己的了，你就会很冷漠、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赶紧躲开那样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10年改革当中，社会和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很多、促进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国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这种精神，所以你才会在镇压开始之后呢，已经有了真枪实弹，那么多人大家拼命帮着往医院送，血流得到处都是的时候，还会有王维林这样的人。89年北京市民表现出那么英勇无畏的、那么震撼世界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并不是说六.四只有死者，只有哭泣，只是灰暗。实际上六.四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非常少见的、非常勇敢的、非常自我光大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有自信心，我们敢于对抗坦克，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尊和参与的权利。”
王超华认为，89年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选择镇压，从此撕下面纱，走上了南美、台湾和韩国走过的军政道路。
“89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包括89年初重新发鸡蛋票、油票、副食品的这个控制，然后89年3月份两会期间控制民主党派发言，都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政治上回收。民众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都是：越是困境的时候，你越应该允许大家一起来参与决策。否则的话，你决策的结果就只会保护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做经济转型期间的牺牲品。所以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做出的抉择呢，就是那种新权威的道路，军事镇压、政治控制，之后在92年再继续开始经济开放。”
王超华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萎缩了，但参考台湾、南美的历史，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转变，
“社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政府官员，他们就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利益。社会本身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而政治制度越来越服务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这都造成内部矛盾的深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都会要求说，政治制度必须要更开放，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一个通过政治渠道来有规则的博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比较最不坏的制度，可以协调社会上不同利益。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回避民主化问题。”
此人就叫王维林
(二)
从王超华往下，年纪大阅历丰的，大概就属马少方了。
马当时25岁。他17岁时就走上社会，当过编辑，记者，文化局干部，会计。86年又回炉，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马少方表面上不修边幅，搞得很“文青”，其实见解深刻。他介入89学运甚早，跟王/吾是一个辈份的，后期主要攻理论。6月13日，公安部发出21人通辑令，次日马在广州自首，后判刑3年，现住深圳。
马少方当时就认为，这次学潮的原因，是改开。在思想领域，在高校外，一批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媒体大声疾呼民主法制；在校内，则有一批教师痛感前30年的弯路，大力传播民主思潮。这样，高校就成了追求民主的桥头堡。
而在社会层面，由于脑体倒挂，教授不如摆摊，使大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关注如何搞创收，捣腾点小买卖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们接触到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了解到无处不在的腐败和特权，痛感如果没有民主法制，那将来就算再摆阔也是水深火热，而不是鸟生鱼汤。所以一旦有颗火星(如耀邦逝世)，就燃起来了。就是说，照这么改革发展下去，崇高理想和严酷现实必然要冲突，要斗争起来的。
但不改开也是不行的，所以后来的做法，是继续改开，但不允许产生崇高的民主思潮，大家都庸俗化，犬儒化，放低道德，那就不冲突了。看起来，“马说”还是有点道理的。
关于学运的推进，马少方鼓吹“有策略的民主运动”，就是顺势而为，该韬就韬。比如说4-27大游行成功，已经确立了非暴力和平请愿的模式，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政府施政失误时，老百姓就敢于循例再来，那么政府有所顾忌，就不至於太“绿坝”或者放任强拆。这样见好就收，长期斗争，碎步推进，要好过激情烧毁理智，短时间内把本方的成果和有生力量都燃烧殆尽。
馬少方
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提出的總目標是：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為此，首都十幾萬高校學生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後採用遊行、罷課、絕食、靜坐的手段進行和平請願活動，以圖敦促政府就十年來改革的重大失誤追究領導者的法律責任，並同時希望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諸如官倒、腐敗等一系列實質性的問題。然而，一個沉浸在封建專制之中的腐敗政府，對十幾萬大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及採取的一系列非暴力和平請願活動都抱以欺騙愚弄，公然蔑視和高壓恐嚇的態度，甚至不惜撕破臉皮，丟棄國格，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炮製出諸如「四．二六」社論、「四．二九」所謂的對話、「五．一九」所謂的重要講話。一次又一次地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進行侮辱、扼殺。他們不惜一切力量，大搞新聞封鎖，大搞新聞欺騙，使得一切關注中國民主化進程以及一切有正義感和有責任感的社會各界人士一度不知道學生究竟要幹甚麼。
然而，欺騙畢竟只是一時的，腐敗政府畢竟藏不住腐敗的尾巴，特別是流氓嘴臉更是在短短的時間內被人民徹底地看清楚了。連日來，首都人民紛紛走上街頭勇敢而又明確地提出了罷免李鵬的口號。這就表明，一直在沉默和忍受中憂國憂民的人民大眾覺醒了。這個覺醒預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將有一個重大的進步。
近日來的一系列活動表明，人民對腐朽的封建專制體系已深惡痛絕，即使是過去對李鵬政府抱有的一絲幻想也在學生絕食活動的悲壯結局中徹底破滅了，人民終於行動起來。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迅速地轉變為五月人民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不管結果如何，都必然會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歷史將告訴人們，這是中華史上一個人偉大的里程碑。
那麼，這場運動在現階段的任務是甚麼呢？難道僅僅是「取消軍管，罷免李鵬」嗎？軍管必須取消，李鵬必然下台。但這絕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取消軍管，罷免李鵬是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掃清障礙。此外，罷免李鵬也是把打倒官倒的口號落在實處。罷免了李鵬，清除腐敗就不再是個人人高呼的流於形式的口號。
清除腐敗是當前全國人民的首要任務，而腐敗的根源是封建專制體系。所以，粉碎專制就成了這場運動的重大目標之一。只有盡快地、有效地、全面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期重建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平衡，中國才有希望，民族才會富強，腐敗才能清除。否則，把打倒官倒、清除腐敗的任務交給官倒和腐敗的政府去完成，那完全是在開歷史的玩笑。如此，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愛國民主運動就會流產，就會失敗。
(三)
项小吉，沈彤，其实是一件事，就是“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于5月5日成立，由各校选举产生，成员共约40人，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团长，就是政法大学主攻国际法的项小吉；副团长，就是北大沈彤。
在等候政府同意与学生对话的日子里，这个团不舍昼夜，进行讨论，对于对话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整个一个“进京赶考”，博士答辩。
他们准备的对话内容，分三个方面：
1)关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影响。
2)就国家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人口，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3)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言论，结社，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到5月20日，由于政府总理宣布戒严，对话已无可能，对话团遂告解散。
在整个学运过程里，产生了无数的组织社团，这个“对话团”，是思想最温和，成员最成熟，素质最高，最“工科男”学以致用的一个，可惜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幸福广东 就是幸福不是d和zf恩赐。
意味着鼓动大家行动起来自己追求？摆脱d和zf？
他的地位其实比王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