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其实自WG后复出以来，邓公在中央的位置，一直没有太舒服过。他的性格，是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水滴石穿，把隧道打穿，见到天日，这就是改革不回头。但他受到两大挚肘，一是“八老”之中，支持陈云的保守路线的多，中立摇摆的多；二是老邓手里无人，始终是少数派------不是没有支持改革的人才，而是熬出高资历的高级干部太少。毕竟30年来，党一直是培养左派的机器。
在事实上，在经济改革的攻坚不遂阶段，僵持阶段，适当的保守路线，还很可能是对的。但这涉及到政治上的得失，所以当经济改革这台车陷在坑里的时候，邓的第一反应，通常就是加大油门，硬冲，谁不改革谁下台。因为死硬的左派老头子们都还健在，你这“少数派”一退，后果不堪设想。1988年的物价闯关，是邓拍板，赵执行。到89年的人大开会，李鹏代表保守派发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和困难，绝口不再提政改。囿于形势，这样的报告邓办也肯签发，那么谣传赵要作为替罪羊交出总书记宝座给保守派，也是有根有据的。
邓，胡，赵这三人，邓赵气质相近，都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胡则有鲜明的士大夫浪漫气质。胡绝对是个好心人，但他有中国士大夫的两大特色：轻佻，和孤愤。
所谓实事求是，有两种，一种是下到车间地头，站那里看看，这是“实事求是”，总比高高在上要好。第二种是自己挽袖子干一阵（不是一天两天，浅尝辄止）。但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怎么有空干这个下人的活，所以一旦身居高位，能够做到第一种，已经谢天谢地。想要有工业化大生产的实际体验，必须是年轻身微时，比如彼得大帝，跑到德国学排字，跑到荷兰学造船。耀邦的实事求是，始终是第一种，他一高兴起来，手舞足蹈，信口开河，不要说赵总理老是跟着擦屁股，就连邓老总都吃不消（见“陆铿采访耀邦”事件）。这跟当年东林党骂魏宗贤，骂完自己又干不了事，是异曲同工，就是一种士大夫袖手空谈的轻佻。（当然小本我自己也很过头，特自动掌嘴50）
而孤愤，就是一种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老子真理在手，你们怎么能不听呢？实用主义者是跟着现实走的：现实要我是龙，我就是龙；现实要我是虫，我就是虫；现实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爷。
耀邦下台后，很忧郁，也可以说是一种气愤，认真检点一下自己错误的痕迹比较少------哪怕是管一个小公司，也不能当滥好人，耀邦的执政确实有可改善处。其实时间在他这一边，徐图之，大事或许可谐，但他就是想不开，下台没几天，心脏病发；没两年，因为不听医生护士的，自己折腾了一下，突然病故。这跟老赵下来后还能活这么久，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的差别，高下立见。
在89年初，已经是巨鹿大战前夕的样子，两边排兵布阵，战云密布，只是在等一个时机。两会期间， 知识界上书要求当局退让，标杆就是放魏。魏案是邓公一手办的，当然不退；那么拣几个不重要的，大赦一下？这涉及到TG对知识界的一贯态度。TG之土，就土在对“在野士大夫”一眼看穿，用党内切口说，就是不能让他们“翘尾巴”。你放一个，他们就翘，然后得寸进尺，没完了。所以当局派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出来宣布，不考虑任何大赦------无非你放马过来。
和谈破裂，知识界拟定的总攻时间，是五-四纪念日。
4月15日，耀邦突然病故，总攻提前。首先，是各高校和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自发组织悼念；其次是要求给胡平反，丧葬规格回到总书记地位。
逝世当天发的讣告，居然没有把耀邦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标准称谓。而且只有“治丧办公室”，不是“治丧委员会”。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些虚名，胡夫人要求赵总书记赶紧改过来。
胡在位的时候，赵只要远远一看到他在那儿对一群人务虚，头立刻就大------每次都是耀邦乱拍板空许诺，赵跟着再做恶人。但现在人已经过世，一条船上的，难免胡死赵悲，所以一口答应反映上去。
中国当时的资源有限，胡的好心肠，集中于知识界和官僚集团，无形中等于占了其他阶层的便宜，赵要招呼全局，心里有数。但知识界的声音，完全被“在野士大夫”们把持，胡必然就是唯一的好人。在中央的闭门会议中，对于胡的丧葬细节和正式悼词，争辩激烈，但当时外界无从得知。对于胡的后事安排上的任何松动，对手会有翘尾巴的风险，这是保守派一再强调的。这只是前哨战，但对方重兵紧跟在后，前哨战也不能退，要打出个气势来。关键是双方都有非战不可的各种准备，当局不退，就触发知识界的悲情，觉得这么小的要求都不能考虑，人死为大，太绝情。当局退了，知识界可以欢欣鼓舞，再接再厉。
4月18日，北大同学们率先向当局提出7点要求：
1） 重新评价胡的功过。
2） 否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运动。
3） 要求新闻自由。
4） 增加教育经费。
5） 公布部长级以上官员及家属的财产。
6） 取消北京市政府限制散步的十条规定。
7） 如实报道悼念活动。
当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国家包学杂费，包分配，毕业就是干部编制，穷山村的孩子只要考上，就是跳了龙门了。国家重点院校按人头划拨经费，人均一年的国家投资大约在1500到2000元。增加了教育经费，教职员和学生都能得到改善。这个“七条”，是全国知识界普遍的想法，把悼念活动同一些“与悼念无关的活动”捆绑在了一起，当局要肯接受，那就怪了。
当局的想法，就是把后事赶紧办完，不出大纰漏，再说。知识界的想法，就是趁着大家悲痛，人也聚起来了，开始动，出点无关的纰漏才好。
于是，双方的车马炮都动了，就带出一个“4月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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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绝对是个好心人”，对于问题像“维吾尔姑娘辫子”一样多的官僚，肯定是的，公开发话不要查了
现在影帝敢这样说，马上可以用唾液洗澡
“胡绝对是个好心人”，原农奴主和巴依老爷们应该感谢他
新疆怎么回事，问问表兄不行吗
西藏居然说“没办过一件好事”，事不是只有农奴主好
说一件小事，他号召向西北捐树种草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那里多少年长不出树长不出草没见过也听说过吧？
没说他不实事求是的时候是咋样啊。
当年中央决议，胡和万里进藏开大会宣布的。
这跟当年要在国际上改善，在国内节省开支（进藏内地干部消耗较大，财政吃不消）有关。
很多过头话是他带头表演得对不对？
至于开支，老干部楼似乎更多
所谓的国际改善，干脆让西藏独立多好
加强藏族自治，扶植红色藏人也比农奴主们当权好
哇！原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其实不是共产党，而是胡耀邦同志啊！
到了今天，眼看过去三十年特别是八九之后二十多年贪腐遍地、黄赌毒黑盛行，眼看竹联帮的总护法白狼张安乐在深圳逍遥自在、四海帮的众大佬大举进军上海，邓小平同志这个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用黑猫白猫将中国拖入几千年前所未有的道德无底深渊的罪人已经是罪无可赦。现在连主流右派都在抛弃邓小平同志，就是对政治再一无所知的人，也都能看得出要不了多久，邓小平同志就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是没想到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胡耀邦同志又给人抬出来了。历史难道真的就可以任人打扮么？
提供一点关于胡德平同志的资料，提醒一句，周泉缨的本意是维护胡德平的。
胡德平在组织上与“东湖公司”无关，他只是“东湖公司”的直接的支持者，事实上“东湖公司”只有需要时才去请求他帮助，“东湖公司”的任何工作都是自主的。
由于胡德平的推荐，我与汲鹏一起，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怀下，被纳入了河北省被考察和提拔的中青干部的名单。
所以，虽然“东湖公司”和“康华公司”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的味道，而且这类公司本身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过程中，肩负率先试错的历史使命，因此后来在经济上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一些争议，但据我了解，胡德平组建“东湖公司”和邓朴方组建“康华公司”的初始动机，完全是试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道路的，而且在用人的路线上也没有屈从于当时中央所谓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政策，更没有搞“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一套，这些都是应当历史地肯定而不应该人为地歪曲的。
至于，胡和邓作为高干子女，为何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和能量的问题，那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宝塔式的社会结构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他们负责，他们也不可能对此负责。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第二部分第十二篇的第一节《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怀下提拔》。
还是气糊涂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万里也在主席台上，时常插话，两人的话基本是一个口径。
胡再有错，确实是个好人。
E大教导得是。
人都是多面性的。大家一起凑一凑，任读者自判就好了。
冲击新华门事件，非常关键。这个事件，是促使邓公给事件定性，并把定性讲话转化为“四-二六社论”的临门一脚。
在89年6月9日，风波事后，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怎么样做工作，也还要来的。（只是）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
4月19日凌晨，数千名原来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的学生突然转向新华门，要求把花圈和请愿信（即“七点要求”）送入中南海，两次都被武警阻挡，人群喊出挑衅性的口号：“李鹏，出来！”。当时新华门前只有100余名公安和武警，单靠人力阻拦数千人，人群一旦发力前冲，根本无法阻挡，因此局势非常危险。到凌晨4：20，约2000名公安武警赶来，把人群劝散，没有动武。
19日深夜，又有约2万人来到新华门前。这次当局有所准备，用上千警力封锁长安街，同时用广播车呼吁人群在20分钟内离去。凌晨2：30，武警冲入人群，用警棍，铜头皮带驱散学生，百余学生受伤。一名女生愤怒之下，喊出：“打倒共X党！”
当时武警动手不算很重，仍有数百学生冒打在新华门外静坐，另数千人则在新华门以东一公里处静坐。两批静坐人群之间，隔着数以百计的武警。
凌晨4：50，西边出现大量警察，急冲而来；而东面则故意放开一个缺口，大多数学生见势从东面离开，少数坚持不走的和行动稍慢的，则被西面来的警察追上用警棍殴打，但没有再用皮带，因此可以判断是本地警察。这就是“四-二零”事件。
“四-二零”事件使整个局势不可能再转圜。当局一面指责出现了反党口号等动向，一面立刻展开布置。由于4月22日上午10：00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官方追悼会，为防止出事，自4月21日起，至少调派了2万军人，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及大会堂西侧的一个巨大坑塘里通宵待命。而学生也对“四-二零”流血事件悲愤不已。
4月21日晚，有谣传说广场会清场，以阻止学生在广场上等待22日的追悼会，入夜后，群众汹涌而来，也分不清是学生还是市民了。22日凌晨，北京各高校的队伍陆续来到，绕广场游行后各自划地静坐，秩序极好。由于又谣传6点会清场，学生们向大会堂里的“治丧办公室”提三点要求：
1） 绝对保证参加悼念活动的同学的安全。
2） 进大会堂瞻仰遗容。
3） 公布“四-二零”事件真相，向受伤学生道歉。
治丧办公室一概拒绝，但答应学生可以留在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收听实况广播。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由于紧张，把“奏国歌”说成了“奏国际歌”。赵致悼词，这个悼词在党内反复拉锯，数易其稿，虽然加了几个“伟大的”，但没有提到辞职，等于盖棺而不论定。
实况转播下，广场上的人们大失所望，“打倒官倒”“李鹏对话”等口号此起彼落，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跪举请愿信，人们转而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一些高校的方阵开始向大会堂台阶靠拢，大会堂地下室里立刻涌出无数武警，在台阶上层层排列，向下推进，压制人群。李则在追悼会结束后，立刻经地下通道离开大会堂。当时应邀参加追悼会的部分人士经东门离开，一出来就面对下跪的学生和人群，口号。一些人立刻也跪了下来，拥抱学生。《新观察》主编戈扬，73岁的老太太，气得大骂门口的警卫：“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学生？！”
骂警卫也没用，三个代表跪了半个小时后，获准进入大会堂送花圈和请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