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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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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七:王妈相声

学运的风云人物,首推吾尔开希,王丹。这二人,前者雄辩无碍,富领袖魅力;后者少年老成,在学生中威信最高。这有点类似于毛周之配。

第三个是柴玲,激情而富权力欲,但后期在撤出广场问题上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包藏私心,因此在学生中的非议也很大。

这些人,不是我今天要说的。今天说几个比较二线但也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王妈相声”。

“王妈相声”就是四个人:王超华,马少方,项小吉,沈彤。

(一)

学生领袖们(马少方坚持认为这些人不是领袖,只能称为“积极分子”)基本是20岁上下的娃儿,这一扎堆,腕儿们前呼后拥又给惯得找不着北,把那些个“北高联”啊,“指挥部”啊,有时搞得跟幼儿园大班差不多,一言不合就乱作一团。王超华当年已经37岁了,也当了妈,,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到副主席,只好兼职当幼儿园老师。很多人事后承认,也亏得有这位大姐在,不然早散架了。学运积极份子里有一批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他们年龄大,人生经验相对丰富,待人接物懂得进退,明显提升了学运的领导水平,王超华是其中的佼佼者。

5月11日,为了再次提振学潮,王/吾等人提出绝食,王超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但服从多数意见。5月14日,学生代表在统战部同阎明复等政府代表的谈判破裂。在场的王超华听出了阎的弦外之音,在会后极力主张学生撤退出广场,因为继续绝食实际上害了党内的开明派,也损害了即将到来的中苏高峰会,无疑给政府强硬派以动手的口实。

凭着在北高联里的威信,王超华几乎是说服了全部的常委,只是在最后交给广场上的同学表决时,各校派代表投票,否决了撤退的动议。

王超华不但见事明澈,风波过后居然在北京躲了半年多,才离开大陆,这本事也大得可以。现在,她居于美国。

王超华认为,中国民众在六.四前后表现勇敢,是因为当时他们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翁:

“如果说你根本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是自己的了,你就会很冷漠、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赶紧躲开那样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10年改革当中,社会和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很多、促进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国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这种精神,所以你才会在镇压开始之后呢,已经有了真枪实弹,那么多人大家拼命帮着往医院送,血流得到处都是的时候,还会有王维林这样的人。89年北京市民表现出那么英勇无畏的、那么震撼世界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并不是说六.四只有死者,只有哭泣,只是灰暗。实际上六.四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非常少见的、非常勇敢的、非常自我光大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有自信心,我们敢于对抗坦克,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尊和参与的权利。”

王超华认为,89年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选择镇压,从此撕下面纱,走上了南美、台湾和韩国走过的军政道路。

“89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包括89年初重新发鸡蛋票、油票、副食品的这个控制,然后89年3月份两会期间控制民主党派发言,都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政治上回收。民众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都是:越是困境的时候,你越应该允许大家一起来参与决策。否则的话,你决策的结果就只会保护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做经济转型期间的牺牲品。所以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做出的抉择呢,就是那种新权威的道路,军事镇压、政治控制,之后在92年再继续开始经济开放。”

王超华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萎缩了,但参考台湾、南美的历史,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转变,

“社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政府官员,他们就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利益。社会本身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而政治制度越来越服务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这都造成内部矛盾的深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都会要求说,政治制度必须要更开放,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一个通过政治渠道来有规则的博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比较最不坏的制度,可以协调社会上不同利益。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回避民主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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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就叫王维林

(二)

从王超华往下,年纪大阅历丰的,大概就属马少方了。

马当时25岁。他17岁时就走上社会,当过编辑,记者,文化局干部,会计。86年又回炉,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马少方表面上不修边幅,搞得很“文青”,其实见解深刻。他介入89学运甚早,跟王/吾是一个辈份的,后期主要攻理论。6月13日,公安部发出21人通辑令,次日马在广州自首,后判刑3年,现住深圳。

马少方当时就认为,这次学潮的原因,是改开。在思想领域,在高校外,一批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媒体大声疾呼民主法制;在校内,则有一批教师痛感前30年的弯路,大力传播民主思潮。这样,高校就成了追求民主的桥头堡。

而在社会层面,由于脑体倒挂,教授不如摆摊,使大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关注如何搞创收,捣腾点小买卖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们接触到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了解到无处不在的腐败和特权,痛感如果没有民主法制,那将来就算再摆阔也是水深火热,而不是鸟生鱼汤。所以一旦有颗火星(如耀邦逝世),就燃起来了。就是说,照这么改革发展下去,崇高理想和严酷现实必然要冲突,要斗争起来的。

但不改开也是不行的,所以后来的做法,是继续改开,但不允许产生崇高的民主思潮,大家都庸俗化,犬儒化,放低道德,那就不冲突了。看起来,“马说”还是有点道理的。

关于学运的推进,马少方鼓吹“有策略的民主运动”,就是顺势而为,该韬就韬。比如说4-27大游行成功,已经确立了非暴力和平请愿的模式,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政府施政失误时,老百姓就敢于循例再来,那么政府有所顾忌,就不至於太“绿坝”或者放任强拆。这样见好就收,长期斗争,碎步推进,要好过激情烧毁理智,短时间内把本方的成果和有生力量都燃烧殆尽。

民主是中華富強的必由之路

馬少方

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提出的總目標是: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為此,首都十幾萬高校學生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後採用遊行、罷課、絕食、靜坐的手段進行和平請願活動,以圖敦促政府就十年來改革的重大失誤追究領導者的法律責任,並同時希望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諸如官倒、腐敗等一系列實質性的問題。然而,一個沉浸在封建專制之中的腐敗政府,對十幾萬大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及採取的一系列非暴力和平請願活動都抱以欺騙愚弄,公然蔑視和高壓恐嚇的態度,甚至不惜撕破臉皮,丟棄國格,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炮製出諸如「四.二六」社論、「四.二九」所謂的對話、「五.一九」所謂的重要講話。一次又一次地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進行侮辱、扼殺。他們不惜一切力量,大搞新聞封鎖,大搞新聞欺騙,使得一切關注中國民主化進程以及一切有正義感和有責任感的社會各界人士一度不知道學生究竟要幹甚麼。

然而,欺騙畢竟只是一時的,腐敗政府畢竟藏不住腐敗的尾巴,特別是流氓嘴臉更是在短短的時間內被人民徹底地看清楚了。連日來,首都人民紛紛走上街頭勇敢而又明確地提出了罷免李鵬的口號。這就表明,一直在沉默和忍受中憂國憂民的人民大眾覺醒了。這個覺醒預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將有一個重大的進步。

近日來的一系列活動表明,人民對腐朽的封建專制體系已深惡痛絕,即使是過去對李鵬政府抱有的一絲幻想也在學生絕食活動的悲壯結局中徹底破滅了,人民終於行動起來。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迅速地轉變為五月人民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不管結果如何,都必然會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歷史將告訴人們,這是中華史上一個人偉大的里程碑。

那麼,這場運動在現階段的任務是甚麼呢?難道僅僅是「取消軍管,罷免李鵬」嗎?軍管必須取消,李鵬必然下台。但這絕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取消軍管,罷免李鵬是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掃清障礙。此外,罷免李鵬也是把打倒官倒的口號落在實處。罷免了李鵬,清除腐敗就不再是個人人高呼的流於形式的口號。

清除腐敗是當前全國人民的首要任務,而腐敗的根源是封建專制體系。所以,粉碎專制就成了這場運動的重大目標之一。只有盡快地、有效地、全面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期重建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平衡,中國才有希望,民族才會富強,腐敗才能清除。否則,把打倒官倒、清除腐敗的任務交給官倒和腐敗的政府去完成,那完全是在開歷史的玩笑。如此,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愛國民主運動就會流產,就會失敗。

(三)

项小吉,沈彤,其实是一件事,就是“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于5月5日成立,由各校选举产生,成员共约40人,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团长,就是政法大学主攻国际法的项小吉;副团长,就是北大沈彤。

在等候政府同意与学生对话的日子里,这个团不舍昼夜,进行讨论,对于对话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整个一个“进京赶考”,博士答辩。

他们准备的对话内容,分三个方面:

1)关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影响。

2)就国家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人口,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3)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言论,结社,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到5月20日,由于政府总理宣布戒严,对话已无可能,对话团遂告解散。

在整个学运过程里,产生了无数的组织社团,这个“对话团”,是思想最温和,成员最成熟,素质最高,最“工科男”学以致用的一个,可惜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通宝推:吴用,le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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