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扫罗是一位接受过扎实法利赛派教育的虔诚犹太人。他反映了几百年来犹太民族的广泛分布，因为他的母语不是亚兰语，而是在集市与码头所使用的通用希腊语，即柯因内语（Koine）。所有的新约文本都是用这种充满活力且通俗近人的日常希腊语写成的，现存最早的新约文本就是保罗写给各地基督追随者团体的书信，其中一部分此类书信遭到了些许的编辑，保罗的亲笔书信有七封，此外还有一部分稍后假托保罗之名的仿作。教会将其称为使徒书（epistle），源自希腊语中的epistole一词，这表明其在基督教传统中所获得的角色不仅只是“信息”，还起到了“命令”或者“委任”的作用。我们在稍微晚一点的基督教正典文本中也能见到保罗。这部分文本的名称是使徒行传，在简介中这段文本的作者是福音书作者路加，不过这个关于保罗以及其他早期基督教活动家们的冒险故事总给人以历史小说的感觉。使徒行传着力淡化保罗经常与早期教会领袖发生冲突的事实以及他本人信息的独特性。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使徒行传里的保罗与书信中（使徒行传从未提及过这批书信）的保罗说话口吻不大一致。使徒行传里的故事固然十分精彩，但是却往往盖过了保罗自己的言论中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本人形象。

这位大数的帐篷工匠一开始十分憎恶基督教，后来却又转化成了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发言人并被人们铭记至今。使徒行传当中对这一转变的记述十分戏剧化。故事开始于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扫罗亲眼目睹了基督死后第一位当今已知的基督教殉教者、耶路撒冷的司提反遭受石刑而死，并且喜悦于他的死亡。或许正是因为目睹了这一暴力行为才使得扫罗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反应。之后扫罗前往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我。’”*55* 说这话的正是耶稣。这一异象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他暂时失明且一连三日不进饮食。保罗自己写给罗马行省加拉太（位于小亚细亚中北部）教会的书信中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则更为含蓄，仅仅提到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而他所要传播的好消息“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但是这句话后面跟着一条声明，表明传播好消息的方向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保罗声称上帝打发他去将基督的信心“传在外邦人中”——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保罗还说他这么做并没有与任何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裔基督运动领袖或任何“属血气的人”进行商议。他动身前往亚拉伯宣讲基督的到来，直到三年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并首次遇到早期使徒中的两位，彼得（他称为矶法）与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56*

使徒行传完全没有描写保罗在亚拉伯初次布道的细节，这难免令人怀疑这次布道并不算成功——尽管这个远离大数与耶路撒冷的地区也正是保罗关于耶稣的独特看法得以成形的关键地点。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述以及其个人书信的佐证，保罗的这次旅行使他走向了与东部地中海截然相反的方向并最终来到罗马，他在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此地。假以时日，他这次意义重大的转向终将把原本只是东部闪米特地区地方信仰的基督教彻底改头换面。从此之后，希腊与拉丁文化的继承人们将会决定基督教故事的叙述与诠释。因为保罗不仅仅是个犹太人，他还是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之一，他拥有帝国公民的身份，可以被视为有资格获得帝国皇帝关照的特权团体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在保罗书信中凡是涉及地理信息的地方，他都会理所当然地使用罗马人为帝国行省起的地名。*57* 后来保罗在巴勒斯坦地方法庭受审时（根据使徒行传的说法这是因为他把一名非犹太人带进了耶路撒冷圣殿）坚持要向帝国皇帝上诉，尽管他的上诉仅仅为他在最终受刑于罗马之前争取到了进一步传教的可观时间。他十分自豪于自封的头衔：“外邦人的使徒”。

实际上，保罗打入外邦人世界的举动一开始可能只是谨慎的试探。使徒行传中的确描写了保罗在完全由外邦人组成的场合进行布道的情节，尽管其中最出名的一场遭遇——发生在雅典城中心——最后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在出自他本人之手的书信当中保罗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读者对于犹太传统有着十分细致的了解，这暗示着他的会众组成并非以随意自古典世界公众当中招募而来的皈依者为主。远远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地中海地区犹太会所的一项特色为保罗接触外邦人世界带来了不少方便：会所成员不仅包括通过出身与割礼获得认同的犹太人，还包括有意识地被引入犹太教的非犹太人。使徒行传的作者对于这些人有很多称呼，例如“敬拜神的”人（theosebeis），在他的笔下这些人是保罗听众当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有些使徒行传的评论家们怀疑theosebeis这个分类的历史真实性。但是1976年在土耳其西南部阿芙洛蒂西亚斯古城的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块公元三世纪犹太会所的碑石，上面就用这个词来指代兴建会所的捐资人。这些人的名字与犹太姓名分列两边，差一点不到捐资人总数的一半。因此对犹太教及其传统有感情的人们至少在这座会所当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保罗本人在书信中没有使用过theosebeis这个词，但是他在加拉太书中的言论表明这封信就是写给这批人的：这些人面临着接受割礼的压力，这意味着他们尚未接受割礼，但是对于犹太教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足以理解保罗对于犹太教圣典与信仰的详细引用。*59* 他们应当会很乐意倾听保罗的信息，这些信息与他们之前听到过的截然不同，但又有着明确的关联，这种关联表达着时不我待的激情，很适合末世时代的氛围。

人们可能会对保罗一开始的讲道内容感到好奇。他的存世作品中基本没有涉及到耶稣在人世间的教导内容——如果他曾经向“属血气的人”请教的话，他们自然会将耶稣的教诲（以亚兰语）传授给他——这方面的缄默与他对希伯来圣经的频繁引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通向大马色的道路上的神秘事件当中攫住他的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是基督，也就是主。这两个词反映了耶稣对保罗而言的两个些微不同的方面。耶稣是基督（受膏者），因为他被选中来执行上帝的计划；耶稣也是主，因为他在上帝计划中的地位使他获得了永恒的权柄。*60*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生硬的分界，保罗在书信中进行论述时倾向称耶稣为基督，而在恳请读者或对他们发布命令时则称其为主。他将基督这一头衔与上帝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基督耶稣就不仅只是政治弥赛亚或单纯为了拯救以色列民族而出现的受膏者了。他认为耶稣是主，所有基督徒都应对其表示顺服，于是他就将“主”这个头衔与上帝的工作在教会生活中的恭顺实施联系在了一起。*61*

保罗很清楚自己之前的信仰体系中对于遵守律法的要求。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竭力应付律法的遗产，而在手段上则从未做到一以贯之。在罗马书中他写道律法会惹动忿怒并唤起罪恶，但同时又是圣洁的。*62* 最令人注目的一点在于他反复坚称受割礼或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行。当然他不可能忽视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割礼是上帝诫命之一的说法，是吧？在这方面他比耶稣更进了一步，似乎在他看来，律法是好的，律法也是坏的——他很喜欢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表述，就像一千五百年后的马丁.路德一样，或许这也正是路德与他心有戚戚的原因。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思想混乱或许可以归因于他在前往大马色途中所遭遇的脱胎换骨：他拒绝了自己一度视为善的犹太教遗产，转而接受了与之判若云泥的基督信仰。与基督直接进行密切接触是成为“公义”之人的更好方法。“公义”这个词位居保罗用语的核心，他在使用这个词时还会加上另一个动词dikaioun的词根，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之公义”，或者按照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新教徒推行的著名形式，“使之正当化”。圣经学者E.P. 桑德斯为了表达恩典自我们外部而来的理念而造了一个拗口且令人难忘的短语：“被公义化”——再次与上帝妥协。*63* 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如此深重，以至于任何律法都无法应付他所造成的普世罪孽，他与他的后裔都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被公义化”，无论他们对于致使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堕落行为感到怎样的痛心疾首。只有基督能够弥补他们的残缺，而保罗信息的核心则指向基督以及我们对其抱有完全信心的必要性；唯有依靠耶稣才能获得永生。保罗在希伯来圣经中找到了一段先知预言来总结归纳自己的观点：“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64*

因此为了能够“被公义化”，律法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保罗有无法眼看着所有律法就此消失。对于那些已经被公义化的人来说，律法或许还有用。律法可以引领基督追随者走上真正顺服的道路，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顺服是保罗一讲再讲的主题。在保罗口中基督的追随者就好比奴仆、妻子、欠债者、次子以及过继子女。信徒与基督的关系可以极为亲密，以至于在保罗的口中一方的存在完全吸收了另一方——保罗的经典言论之一就是认为信徒们都“在基督里”。考虑到基督教信仰的出发点是一位近期历史当中的个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柏拉图式超越灵魂，这种说法听起来尤其不同寻常。然而保罗所表现的耶稣就好像他所体验的那样，是一位起死回生的超验存在，他的死亡所导致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他在尘世当中的生命轨迹只能位居其次。保罗指出了亚当的悖逆所导致的灾难以及基督对这一灾难的成功征服。“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66*

既然所有信教者都得到了基督赐予的新生命，那他们自然也就成为了同一团体的成员，这就是教会。保罗笔下的教会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基督追随者在其所居住社区举行的地区性集会活动，以及通过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组织。无论何地，只要有一群特定的信众进行集会与集体会餐，教会就算成立，保罗将这种集体会餐描述为对最后晚餐的纪念行为。*67* 各地的教会都以洗礼仪式团结在一起，这是以水清洗信徒的一次性仪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手段可以将所有的基督追随者们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千差万别——犹太人、非犹太人、奴隶、自由人、男人、女人——而且在神授能力（charismata）方面各不相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68*

现在我们听到在上帝与基督之外又出现了新的第三方，也就是“灵”（Spirit）。任何一位犹太人都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陌生，它在希伯来圣经一开始的几句话就出现过。在创世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69* 保罗经常谈到灵，因此也就有了灵与耶稣的关系问题——接下来五百年里这一直是教会的主要问题，当时确定的答案直到今天依然难免遭受质疑。保罗以及他所去信的基督教团体并没有将这个疑问视为问题，双方无疑都会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试图表达他们在自己人当中已经发现的事实。实际上，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庆祝属灵恩赐的方式不太合适。他就这一主题对他们进行了大篇幅的的告诫（见哥林多前书14节），尤其是在狂喜状态下“说方言”的行为。圣灵的力量就好比潜藏在教会团体下方的火山，通过各种方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从上述夺人眼球的行为到日常举止不一而足。圣灵可能会以词语无法穷尽的叹息声来完善或表达我们的祈祷，但也可能将我们变成腹语傀儡，令我们应和耶稣对圣父的呼声并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呼声。*70* 在使徒行传当中最初的故事里，圣灵在一场犹太教节日宴席上充满了重新组织起来的十二门徒，让他们用用众人的乡谈说起话来，这个节日被希腊化的犹太人称为五旬节。一千八百年后，基督徒将会记起教会的第一个五旬节并且向其中添加新的内容。

进入保罗书信当中的神学世界就好比跳上一架运行中的旋转木马：从哪里上去根本无关紧要。这是一系列浓墨重彩的画像，详细描绘了基督教团体的运作机制与重要意义——但是读者必须牢记这只是某一类的基督教团体。奇怪的是，保罗的神学体系对于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与教诲并没有多大兴趣，而主要关注其死亡与复活在上帝宏大计划中的位置。在基督里的个人从来都不是他自己的人。爱，参与，内心中与他人的结合，这些关系超越了例如婚姻、家庭纽带或社会地位等等常规人类联系，而且与任何新时代的世事变迁都无关，这也正是此类关系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基督教的未来将会面对许多不同的情景与可能。

保罗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发展基督信息时偏离了耶稣本人宣讲重点的人。在第四部福音书也就是约翰福音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主题。人们认为约翰福音的创作时间远远晚于对观福音，大约是在公元一二世纪交接之际。或许人们应当将这部福音书视为针对对观福音所开创传统的成果反思。*71* 约翰福音中包含了大量在对观福音中没有出现的耶稣信息。他似乎是真心诚意地对后者笔下的耶稣生平画卷进行了补充，但这并非约翰的主要目的，他对于这些信息的使用方法也与对观福音有所不同。他用一篇气势雄浑的赞美诗作为开篇，一开始就将与上帝同在的太初之道和耶稣完全等同了起来。约翰福音的叙事是对耶稣这个形象的发展性赞颂，从一开始直至并超越了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大气磅礴的行文中，耶稣用一套以“我就是”开头的强有力比喻宣告并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这套比喻一共有七重，暗合创世之数。他是粮、光、门、牧人、复活/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以及葡萄树。*72* 他反复自称为神子，在对观福音中这个称谓他仅仅用过一次（而且还是暗示），尽管在其他人的口中经常出现。*73* 约翰福音中的耶稣很少谈到宽恕敌人的问题，而这个主题在对观福音中则十分突出。他对于他自己身份的宣告对于那些无法接受的人们来说听上去似乎有些傲慢甚至刺耳难耐。这些宣言似乎是一个遭到神灵附体的人所发出的庄严声音。自从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时看到圣灵从天降下住在耶稣身上开始，保罗所提到的圣灵也经常在约翰福音中出现。

约翰福音的传统在一系列托名约翰的次要书信中也有所反应，这些书信可能证明了当时在非犹太人集体中除了曾一度受到保罗影响的人们之外还有另一群人，这两拨人共同扩展到了教会的犹太基质之外。一部名为启示录的奇怪诗体作品成为了新约的收篇之作。这是一封公开信，收信方是位于现今土耳其南部的多个教会团体。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多米田皇帝在位时期（81-96年），当时基督徒们对于皇帝为了推行皇帝崇拜而采取的残暴手段怒火高涨，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如同大量约间文学一样，启示录的内容也是关于末世的景象，其中描绘了末世之际波及整个宇宙的大战以及随后上帝凯旋般的审判。这部作品的作者同样名叫约翰，而且可能与福音书作者约翰出于同一时代（为了与前者相区分他被称为圣者约翰）。这位约翰的希腊语风格质朴不文，他的关注方面也很不一样。

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虐待令圣者约翰热衷于构建罗马帝国崩溃的景象，基督教出现之前继承了末世传统的犹太作者们一定十分熟悉他笔下的情景。他用一个犹太人经常用来表示暴虐强权的代词来指代罗马：“巴比伦”。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新约文本作者中圣者约翰是唯一一位无所顾忌且不加任何修饰词地使用“王”这个挑衅性的头衔来形容基督的人。新约中有多处提到了神国以及基督为犹太人或以色列之王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和这里可不一样。早期基督徒十分害怕万一他们管基督耶稣称为王罗马当局会怎么想；毕竟耶稣本人仅仅因为在传言中自称“犹太人的王”就上了绞刑架。因此新约的其他部分对这一理念全都避之唯恐不及。现当代西方教会惯于将基督称为王，因此往往会忽视这一点。十八世纪有两位名叫约翰.森尼克与查尔斯.卫斯理的英国福音派教徒，他们共同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颂歌，《看哪！救主驾云降临》，其中两人大量借鉴了启示录中的王者意象。

“同声阿们，我们拜服，

永远宝座在至高；

愿你得着你的国度，

得着权能和荣耀；

愿你快来！愿你快来！

永远之神快来到。”

因此启示录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外。在新约中只有这一部文本积极地品味着基督教信仰中的颠覆性因素。毫不意外的是，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中，启示录曾一次又一次激励受压迫者起而反抗，将压迫者打翻在地。启示录的强调重点经常经基督徒们心生戒惧，这也使得启示录迟迟没能得到圣经体系的完全接受；最后救了这本书的因素很可能是书中基督耶稣形象的主要方面应和了保罗书信与约翰福音。耶稣在这里再次成为了具有宇宙级重要性的角色，在末世之时端坐宝座之上的羔羊。对于圣者约翰的第一批读者来说，羔羊会令他们想起犹太逾越节上的献祭，因此自然会将他们的思绪进一步引向最后的晚餐，也就是基督教的第一次圣餐礼。值得注意的是，羔羊与大能的神一起在新耶路撒冷城中取代了人们对圣殿的需要。在圣者约翰创作启示录时，基督追随者与旧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基督教的未来即将走向耶路撒冷之外。

保罗关于基督追随者群体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人基本上都有犹太背景，他们在耶稣死亡并离开人世后一直服从位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教会领袖的领导。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领袖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当犹太当局在公元62年以违反犹太教法的罪名处决了雅各之后，另一位主的“亲属”西面接替了他。假如耶路撒冷的基督追随者们想成为犹太教中的主流表达，那么他们无疑是失败了，在耶路撒冷城内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始终只是一个位于宗教生活边缘的少数团体。但是在逐渐发展的基督追随者团体内部，耶路撒冷团体还是有着很高的声望，因为其领导层成员都与耶稣本人有过密切的私人关系。保罗在哥林多书中就曾被迫承认这些人在自己之前就经历了主的复活，他还十分谨慎地说明了顺序：首先是彼得，然后是雅各。*76* 实际上保罗在信中反复催促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提供资金，就像犹太人为圣殿捐款一样。这意味着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在基督追随者的心目中取代圣殿的位置，这样看来保罗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尊敬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保罗本人就代表着地中海各地不断增长的、将自己对主耶稣的信任与耶路撒冷远远分开的各种团体：这些应景而生的团体恐怕将会永远面目模糊下去，尽管保罗书信与使徒行传当中对于它们的起源也曾做过或短或长、光华耀眼的描述。

由此可见，保罗所传达的信息有着另一个有别于耶路撒冷的启示来源（正如我们所见，他自己也强调过这一现实），这必然导致他与耶路撒冷教会领导层的紧张关系。实际上甚至就连使徒行传的柔和行文也暗示了双方发生过极不愉快的冲突。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就留下了一段十分愤怒的文字，表明了争执的严重程度：他指责自己的竞争对手——包括十二使徒之一的彼得在内——胆怯、行不正并且装假。*77* 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将要纠缠早期基督徒整整一百五十年的议题：在像保罗那样向非犹太人徒宣讲基督王国到来的好消息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偏离犹太传统呢？一系列十分深刻的象征主义问题就此出现：皈依者们是否应当接受割礼、摩西律法以及弃绝与异教崇拜相关的食物（基本上包括非犹太世界的所有肉食）呢？保罗认为基督徒们不能吃明知曾向偶像公开献过祭的食物，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为了市上所卖的食物与不信者的宴席而没事找事。*78*

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一问题将会导致基督教在如何对待母宗教犹太教的问题上分裂成存在根本分歧的两大分支，一边是雅各为首追寻传统的犹太教会，另一边则是以保罗与约翰著作为根本的外邦人教会。这一情况并未出现。在新约当中有一封书信提到了雅各的名字，这封书信在基督徒生活与律法作用方面的确反映了另一种有别于保罗的看法。但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保罗创建的教会的传承者。一度曾由主的兄弟所主导的另一类教会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是导致局势转化的主要原因。

公元66年，巴勒斯坦爆发了一场犹太人叛乱，这次叛乱从自我肯定与激愤于外部干涉的犹太传统中获取精神支持，而这些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加比起义的英雄时期。罗马统治所带来的物质便利并不足以说服犹太人集体的所有成员安心就范；罗马当局的存在时刻提醒犹太人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任何物质利益都无法与这一现实相提并论。叛乱者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并屠杀了大量在他们看来与罗马当局内外勾结的撒都该派精英。有趣的是，犹太人的基督教教会却逃离了耶路撒冷；要知道置身事外的愿望与犹太民族主义之间可是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长期看来这次叛乱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罗马人无法眼看着自己失去对这个地中海角落的控制，因此花了大力气来镇压这场叛乱。在夺还耶路撒冷的战斗过程中，由于意外或有意为之的结果，圣殿建筑群被付之一炬，再也没能恢复，圣殿废墟在原址保留了千百年之久。*79* 地中海世界最声名显赫的宗教建筑就这样遭到了极不寻常的毁灭，这使得犹太人的怒火不断高涨，终于在公元132-135年再次发动了叛乱。罗马人从地图上抹去了耶路撒冷的名字，并在原地设立了一座名为开普吞林那（Aelia Capitolina）的城市。新城市的命名有意要令犹太人难堪，这个名字来自当地新建的朱庇特神庙，这位罗马神系中的主神在罗马享受香火的地点就叫做开普吞林那山（神庙的修建地点恰好包围住了耶稣受刑十字架与最终埋葬的地点，尽管这一点应该只是巧合）。换句话说开普吞林那甚至都不是一座希腊化城市，而根本就是罗马殖民地。

在公元66-70年叛乱之后，绝大部分基督教团体再也没有回到开普吞林那/耶路撒冷，直到公元四世纪为止。犹太人领导的基督追随者在约旦河上游的佩拉镇重新集合起来，并与中东地区其他志同道合的犹太基督徒团体保持着联系。他们拒绝参加132-135年的第二次大规模犹太叛乱，这使得视他们为叛徒的犹太同胞对他们刀兵相向，大加荼害。但是即便叛乱遭到镇压的结果为他们解了围，他们的未来还是走上了每况愈下的道路。他们已经不再享有圣城耶路撒冷内的中心地位了。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学者热罗尼莫搬到东部生活时遇到了这些勉强求存的犹太基督教团体，并将他们的“希伯来语福音书”翻译成了拉丁文。但是从那以后这批人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起初看上去像是耶路撒冷教会分支的保罗教会将耶路撒冷教会的直系继承人大加贬斥，并且很快就将后者的自谦式古老名称以便尼贫圣会（Ebionites，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原意为“贫穷的”，这也暗合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赐福穷人的信息）当成了对异端教派的描述。有趣的是，日后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声称以便尼贫圣会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说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同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知道这一理念的基础是希腊语对以赛亚的希伯来语预言的误读。*81*

耶路撒冷的劫难还造成了另一个重大影响：这使得犹太知识分子阶层决心与罗马搞好关系，保存自己的宗教并赋予其一个更为一致的身份。如同犹太基督追随者一样，在这场劫难中幸存下来的主流犹太教领袖们也不得不离开旧首都，到别处去重振旗鼓。罗马人将他们集中到了一块位于沿海的雅麦尼亚镇、当年属于希律皇室的庄园当中。根据传统说法，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对犹太教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使其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统一宗教信仰。故事的真相是否的确如此简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最后犹太教的确获得了一个表述更为明确的身份。撒都该派的领袖要么已死要么威信扫地，于是这个古老一神教的未来就落到了法利赛派的手中。他们为希伯来圣经编写了卷帙浩繁的评注以及一整套行为规范，为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划定了清晰的界限。犹太人已经再也无法从圣殿当中寻求身份认同与存在意义了，而上诉做法则是对这一悲剧的补偿。圣殿献祭已经永远结束了，遗留下来的则是世界上第一套可以自称为有经之人的宗教传统，这一短语对日后的穆斯林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现在会堂取代了圣殿，接过了承担犹太民族全部生活与信仰活动的使命。

看一看这方面的发展如何在福音书中得到表现是很有趣的。如果说有哪个犹太派系对于导致耶稣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负主要责任的话，那就是身为圣殿上层的撒都该派。但是福音书作者们对于法利赛派的态度却远远更为苛刻，尽管耶稣的讲道内容与他本人的生活作风都与法利赛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福音书在公元一世纪最后十年里集结成册的时候，身为法利赛人后裔的雅麦尼亚领袖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与已然不复当年的撒都该派很不相同。因此许多基督教团体都十分反对他们。约翰笔下神采飞扬的基督与保罗笔下基督的激昂言论相得益彰，都彻底摆脱了任何关于耶稣犹太人身份的感情，在约翰福音对耶稣生平的描绘当中，“犹太人”这个词总是阴险地到处出没，似乎他们与拿撒勒的木匠之子根本没有同胞的情分。*83*

犹太教的凝聚性日渐增强，犹太教派系分类日渐收缩，这意味着到了公元一世纪末期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裂已经越来越可能了。这方面的征兆之一就是圣者约翰很乐意用羔羊耶稣来取代圣殿的地位。在许多基督教团体当中这一分离早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开始了。基督追随者们迈出了远离犹太教的决定性一步，开始专门崇拜耶稣，这一做法在犹太教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尽管犹太人一直普遍认可并赞颂例如天使与拟人化上帝智慧之类超自然个体的存在。*85* 而且在一开始基督徒庆祝其主要信仰的日期也和犹太教不同，比犹太安息日要晚一天。许多基督教文化采用了罗马异教的名字，将这一天称为太阳日或星期日，但是英语以外的许多其他语言则称这一天为主日，因为根据福音书里的受难叙事，这一天是主耶稣起死回生返回天堂的日子。*86* 基督徒崇拜的核心则是耶稣与使徒分食面包与酒的那顿晚餐。至少到了公元二世纪开始时，安条克基督徒团体的领袖或者说“监督”伊格纳丢开始称这一仪式为圣餐礼。

在日常生活中，罗马帝国当局也在无意中促成了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分离。帝国向犹太人征收了一项惩罚性税收，以此替代此前犹太人向圣殿交纳的自愿捐款。对于罗马官僚们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分清谁才是犹太人。尽管此前爆发过犹太叛乱，但是犹太纳税人所信仰的宗教依旧享有官方认可宗教（religio licita）的地位。实际上，尽管罗马帝国以粗暴手段粉碎巴勒斯坦内外的犹太叛乱，但罗马人对于犹太教依旧抱有令人侧目的尊敬与克制态度——就在圣殿遭到摧毁的同一世纪，罗马人放弃了八日为一周的罗马传统，采用了犹太教七日一周的做法。*88* 最终与母文化分道扬镳的基督徒们则没能从罗马政府那里获得相同的认可，尽管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少交一门税，而且他们大概也极力试图与公元66-70年的犹太叛乱撇清关系。有趣的是，基督徒对于犹太世界的疏离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从未努力争取过此类地位。*89*

由于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以及保罗面向非犹太世界的不懈传教努力，这项一开始只是犹太教教派之一的运动决定性的走出了发源地巴勒斯坦，组成新约的全部文本也都以希腊语创作而成。与对观福音中的耶稣形象相比，保罗书信、约翰福音与启示录中的耶稣更像一位统管天地的君主，而他的追随者必须征服整个世界。对于保罗来说这就意味着将目光投向地中海西部地区，前往赋予他公民身份的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其他基督宣讲者的注意力都放在东边波斯王国首都、位于今天伊拉克的泰西封，甚至比这里还要遥远、与地中海世界有贸易往来的东方文化，例如印度甚至更远。保罗第一次前往亚拉伯传教很明显遭遇了失利，而其他人则没有，我们在下文中就会看到。

如果这个新兴宗教继续以中东为关注焦点，那么对于基督追随者来说帝国内部不少城市都有资格在重要性方面取代失去的耶路撒冷。比方说埃及的亚历山德拉，这里是除巴勒斯坦以外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单一犹太人社区所在地，又比方说当时依然是帝国东部行省重镇的叙利亚的安条克，塞琉西古国的旧都。实际上根据使徒行传的说法，正是安条克或者说安提阿的拉丁语殖民者编造了一个词来形容基督追随者（这个词的口气很不友好）——Christiani。*90*“基督徒”这个词从两方面与其犹太根源拉开了距离。尽管发源于说希腊语的东部地中海以及叙利亚闪族文化圈，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词的拼写却有着鲜明的拉丁语而非希腊语风格，但是它所指向的并非犹太教创始者的名字约书亚，而是弥赛亚的希腊语译文christos。这个希腊词汇的拉丁语发展很好地概括了一段犹太生平，“基督徒”这个词本身就象征着罗马对耶路撒冷下手的暴力世纪，在接下来两千年里这个词一直经久不衰，期间基督教也与自己的源宗教犹太教反目成仇。总之“基督徒”这个词代表了罗马帝国境内谈论基督教的两大主要语言：拉丁语与希腊语，它们日后分别成为了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官方语言。

罗马城之所以有着如此不同寻常的历史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马帝国教会，不仅因为这里是帝国的首都，威名响彻地中海内外，还因为公元一世纪历届皇帝的作为：洗劫耶路撒冷并以及在罗马城内处死使徒彼得和保罗。公元70年罗马远征军摧毁了耶路撒冷，当时存在时间最长且最主要的基督徒团体遭到了永久性的解体。此时彼得与保罗大概已经死了五年多，很显然他们是尼禄皇帝煽动迫害基督徒的受害者。使徒行传对于保罗被押解进罗马的情节进行了详细记述，此前他有一封重要书信就是写给居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的。圣经没有记述彼得死于罗马的细节，因此有人怀疑所谓彼得死于罗马的说法只是事后想当然的逆推，其依据自然是保罗在罗马无可争议的死亡。不过不管怎么说过硬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都证明早在公元二世纪中期罗马基督徒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彼得埋葬在他们的公共墓地当中，具体地点位于罗马西郊台伯河沿岸。*91*

西方教会的领袖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继续构建或主张着这段记忆。他们建造了实打实的建筑，在据称的彼得墓地上方兴建了圣彼得大教堂，日后我们还将一而再地与这座建筑打交道。罗马城现在成为了基督教信仰最主要分支之一的中心，这一分支自称天主教会。但是细想一下这其实很奇怪，因为不管怎么说罗马也是杀死耶稣的帝国的首都。要不是耶路撒冷悲剧性地遭到了摧毁，罗马或许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像今天这样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中的地位。但是甚至在基督耶稣去世二百年之后也没有人想到罗马会有怎样的未来。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耶路撒冷废墟以东发展的可能性就和向西发展一样大，基督教原本可能会成为巴格达而非罗马的宗教。因此这个故事的下一章节我们就要一路往东，而不是像历代基督教史学家那样只顾着西北方向。

当然基本的叙述是可靠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人中的异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希腊城邦文化的背叛者。其思想能够与基督教结合并非出于偶然。至于“仁慈”“善”这些东西则很难说是早期基督教所具有的。这类东西实际是从柏拉图经常使用的对太阳对光的隐喻而来，后来的早期希腊教父在向希腊化地区扩展势力的时候大量使用这类隐喻。其实基督教神学不是特别重人伦，最强调的是“信”。

《Ben-Hur》也算是历史名片，当年获得过11项奥斯卡奖。电影剧情和真实的史实应该会有一些出入，但也算部分体现出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掌控着经济，而政治大权则牢牢地控制在罗马人手中，双方即合作又斗争。

赛车比赛时赞助宾虚的那个胖子应该就是犹太人吧。

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神庙被烧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的主神发个神迹吆喝吆喝。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又是流星雨，又是火山，又是瘟疫，海水分开折腾了好久吗？ 现在人家打上门来踢馆，烧庙，要不是先知们有先见之明不立像，禁止偶像，说不定庙里神像就在哪个粪坑里泡着了。这群应该天打五雷劈的亵神者好像个个都越活越精神了。

犹太教与其是被罗马教训，不如说罗马的打击直接造成了犹太教的信仰危机。好死不死，还有好些极端主义者从此就在那一天到晚说末日审判就至，信吾神得永生，神之子都出来了。可见罗马的打击已经使很多犹太人放弃了现世的希望。要不是这神子刚进城就被联手镇压，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来。基督教就是犹太教至死地而后生的产物。耶稣的复活其实就是犹太教的复活，象征性犹如真实的神话。彼得就是复活的耶稣，直接就到敌人的心脏那战斗去了。基督教也不是没有往东往北往南发展，只是彼得这支修成了魔心种道的正果。

Constantinus后来颁布《米兰敕令》给了这个邪教一个合法身份既有点讽刺，但实际上也是实属无奈的。罗马在向蛮族地区扩散的同时，不仅仅是蛮族地区罗马化，同时也因为政治上的妥协，给予罗马的边陲行省的蛮族一定的自治权，所以实际上也是罗马自身的蛮族化。最后这种族群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正好基督教相对蛮族和罗马文化更有“普世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基督教把各种不同信仰文化归一于一个上帝。另外，罗马本身斯多亚哲学的怀疑论也是导致罗马自身意识形态崩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定程度上来说，罗马失败也就是失败在没有把罗马自身的文化变成一种“普世价值”。

但是我不认为反对基督教就一定要主张帝国主义。

作为帝国主义思想源头的罗马以扩张与侵略为国本，这一点不应当加以美化。尤其不应单纯认同罗马人自己关于传播先进文化的主张。说得不好听一点，在某国际特级大流氓尚未退居二线，依然坚称自己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今天，我们没必要跟着凑热闹。

根据传说，在耶稣受十字架刑之后三百年，一位名叫海伦娜的罗马皇太后率领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凭借着对现代考古人员而言十分罕见的好运气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耶稣死时头戴的荆冠。后世考古工作者们找寻早期基督徒实物遗迹的努力很难得到类似的回报。基督教没有特别的种族或社会基础，一开始的规模又实在太无足轻重，以至于基本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手工制品，也没能在非基督徒撰写的文本中留下多少蛛丝马迹。所以假如我们想了解早期基督徒的身份与生活，基本上除了他们自己留下的文献就没有其他途径了。事实上已知最早的一件基督教物品就是一份文本残片，内容是约翰福音中的两小段。文本的书写风格表明其出现时间应为公元二世纪，或许在福音书首次编纂完成的那十年当中。*1* 我们一定要牢记，海量的早期基督教文本如今已经佚失了，而且相对于后世各种形式的基督教认可文本而言，这一时期的存世文本还存在着相当的偏差，尽管人们取得了大量考古新发现。一位专门研究该时期的专家最近估计，在现存信息来源中提到过的所有公元二世纪基督教文本中大约有85%已经佚失了，而与曾经存在过的实际文本总量相比这些得到提及的文本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2* 至于那些存世至今的文本则通力掩饰自己在历史文本中的根源。对于那些只关心圣经字面意思而基本不关心历史的的人来说，这些文本可谓是一份大礼。

公认出自保罗手笔的一系列信件的特点在于信中详细谈到了当时的局势——主要是各种冲突——并且提到了许多人名，这些人名后面往往会附加一小段描述，这使得我们能够多少了解一下这些在各自所处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至少也是在保罗看来足够重要的人物。因此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信件中他开列了一份很长的致意清单：“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马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3* 书信当中最惹人注目的特征在于收信人的地址：各个希腊-罗马城镇，遍及地中海东部远至罗马的商业中心，收信人中则有以拜尼土安这样走南闯北的人。相比之下福音书中的耶稣故事则主要发生在非希腊世界的农村地区，在福音书作者的天真笔触下，相隔仅仅一天路程的村镇也成了大城市，而福音故事中最恶劣的情节全都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唯一的真正城市里。现在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将他所知道的世界划分成城里、旷野和海中。尽管他自豪于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却不自觉地将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人划分成了希利尼人与化外人，或者说希腊人与野蛮人。

保罗有一个十分醒目且乍一看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特点，这一特点凸显了他与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批耶稣追随者的决裂。保罗书信十分关注教徒获取生计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十分少有地直接引用了耶稣的原话，并且个性十足地采取了与耶稣截然相反的原则。耶稣说：“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也就是说他们有资格获得他人的供养。保罗则强调自己从来没吃过别人的饭：他告诉人们自己一贯自食其力，尽管某次试图应对批评时，他声称自己这么做是放弃了本应享受的特权而不是对责任的逃避。保罗毫不避讳地表示“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耶稣与十二门徒那样的游方生活就此告一段落。保罗站在劳碌者那边。这些人看重辛勤劳动的价值并为劳动换取的报酬感到骄傲：正所谓全世界帐篷制造者联合起来。*5* 此时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城市商业中心的宗教，教徒们说得是通用希腊语，对他们来说整个地中海东部都算故乡，而且他们也很可能经常出门——保罗东奔西走的生活方式恐怕并非特别。在与保罗有直接联系的教会团体中颇有些富人与社会头面人物，例如财力足以“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与在哥林多这样的大城市“管银库”的以拉都。*6* 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与“老钱”——地中海社会中的贵族精英们——发生了联系，但是此时基督教已经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自然，教徒之间巨大的财富与地位差异也造成了不少紧张与争执。

在这方面有两个因为食物而起，但意义却深远得多的事例。保罗的哥林多书中最早记载了关于日后基督教核心仪式用餐，也就是在圣餐礼上领取面包和酒的具体要求，因为原本应当是团体聚餐的圣餐礼在哥林多惹出了麻烦。一部分教徒远离了公共会众，自己抱团吃自己的。对此保罗明确指出错误出在富裕教徒的身上。他强调所有人必须一起用餐。*7* 这一紧张关系可以与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到的问题放在一起看：哥林多会众中有人担心与非基督教的朋友们吃饭时对方会把供奉过偶像的食物拿来招待他们。对此保罗提出了一个妥协性方案，允许这些基督徒维持自己与城市当中非基督教精英的私人社会关系，同时公开与较为贫穷的基督徒同伴们保持团结，因为他们与城市宗教生活没有公开联系。*8*

这一论断为基督教的未来创立了意义重大的范式：基督教通常不会对现存的社会分化进行激进的挑战。原因是保罗及其追随者们以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因此采取激进手段来对其加以改善没什么意义。这一看法在后世一些末日论者的头脑中还会再现。不管怎么说，尽管保罗也相信耶稣认为世界即将终结的观点，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却十分不同，他认为“各人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9* 在他的书信中基本没有提到过“神的国”这个指代世界历史激烈转向的概念，这个对耶稣极为重要的概念一直伴随着他对大量既成社会常规的挑战。保罗是一位罗马帝国的公民，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像耶稣那样机智而模棱两可，而是清楚明白地要求所有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条关于顺服的诫命在未来基督教与权势者们打交道时得到了大力弘扬。*10*

保罗对于两个食品问题的解决方案维持了上帝眼中的平等与人类眼中的不平等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他在加拉太书中做出了十分有名的宣言，宣言认为教会内部的平等是精神地位上的平等，所有人在期待永生之时都是平等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但是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中又是另一回事。*11* 自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复杂宗教组成，在那里许多异教崇拜也有着类似圣餐礼的用餐仪式，而他则态度坚决地认为进行圣餐礼的基督教团体决不能与这些仪式掺和在一起，“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12* 他所强调的平衡表现了两种期望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希望基督徒集会仅限基督徒参加，另一方面则希望这个新生宗教能够开放其边界从而吸收新成员。这股不稳定的暗流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一直不曾从基督教意识当中消失，而在这期间教会已经获得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

保罗对于世俗社会现状的接受对于两个社会群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这两个群体的解放运动遍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基督教社会：这就是奴隶与女性。保罗曾在罗马监狱里给一位名叫腓利门的基督徒写过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肯定是真的，因为信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教义教规的讨论，其得到保存的理由只能是因为信里包含着关于保罗生平的信息。信件内容的核心是腓利门手下一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隶的未来。他最近一直在侍奉狱中的保罗，信中不甚微妙地暗示保罗希望能够继续享受阿尼西母的服务。信中没有任何暗示这名奴隶应当得到解放的内容，只是说他现在对于腓利门而言已经“不再是奴仆”。自然他们也不打算征求阿尼西母的意见。腓利门书是基督教对奴隶制进行正当化的理论基础。*13*

不管怎么说，奴隶制也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罗身后又过了一代人，有一位托名使徒彼得的基督教作者（不太可能真是彼得）撰写了一篇短文并被收录进了新约，信中告诫奴隶们要将自己受的苦与耶稣受遭遇的苦难相比，并像耶稣一样忍受不义。这番话说明作者对于基督徒奴隶主优于其他人并不抱太大期待，接下来还有一条强硬的诫命：“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公元二世纪初期，教会的领导权开始向个人化的主教（监督）手里集中。安条克（即新约所谓的安提阿——译注）主教伊格纳丢曾给士每拿的坡旅甲主教去信称奴隶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来为自己牟利，而是应当面向上帝的荣光并成为更好的奴隶——他还认为动用教会资金为奴隶赎身是不恰当的行为。到了公元四世纪，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以及希坡的奥古斯丁之类的著名基督教作家进一步为奴隶制提供了强劲的辩护，令此前的非基督徒哲学家们难以望其项背——安布罗斯就曾经甜言蜜语地宣称，“生活地位越低下，道德地位就越高升”。*15*

基督教的出现或许并未给奴隶的地位带来多少显著的变化，不过倒是有不少迹象表明基督教一开始为妇女在教会生活中提供了更为积极的角色与正式的职责，后来才逐渐采取了更为常规的服从男权的立场。*16* 福音书为耶稣运动中的妇女赋予了在古代世界十分罕见的重要性：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观福音中对耶稣复活如何被人发现的叙述。三部福音书中首先发现坟墓空虚耶稣复活的人都是女性，尽管犹太律法规定女性不能担任见证人。 三部福音书中地位最显赫的妇女就是抹大拉的玛丽亚。她在耶稣布道期间与他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千百年来两人的关系一直逗引着基督徒们浮想联翩。有些兴奋过头的当代评论家以及二流小说作家甚至（在没有任何确实古代证据的前提下）把她抬举到了耶稣妻子的地位上。

福音书对抹大拉的玛丽亚目击耶稣复活的情节进行了三重肯定，后世对她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因此而起。不过除此之外她也很显然象征了阻挡教会权力明确集中于男性手中的反对力量。女权主义神学家们自然对此抱有浓厚兴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场合抹大拉的玛丽亚一直被一部分男性拿来当枪使，借助她来攻击另一部分男性。比方说多马福音，这是新约以外所有福音书仿作中内容最接近四本“主流福音书”的作品，创作时间大约是在一世纪晚期，书中描写了一场玛丽亚与彼得之间的冲突，最后还是耶稣本人介入进来并替玛丽亚训斥了彼得。抹大拉的玛丽亚与彼得发生争吵的主题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玛利亚福音，这是一部大约成书于二世纪的诺斯替教派作品，诺斯替教派信徒在这部作品当中十分心平气和地尝试与非诺斯替教派基督徒进行对话。在这部书中，耶稣的使徒利未（即马太——译注）向彼得宣称：“倘使救主令她配得上，你又如何竟敢厌弃她呢？救主自然知道她，因此他爱她胜过爱我们。”*17*

保罗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很显然有些反复无常。在七封出自他本人的信件中提到了许多担任教会公职的女性。在罗马书末尾获得保罗致意的众多人员中就有坚革哩（哥林多附近的一个港口）教会的非比执事（行政人员或助理），“同工的”百基拉，“为主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氏安——“为主劳苦的”这个短语在这封信里面也用来形容男性。尤其夺人眼球地是，信中居然还提到了一位女性“使徒”犹尼亚安——对于许多后世罗马读者来说这一点简直骇人听闻，因此在手稿誊抄的过程中犹尼亚安这个名字经常遭到男性化处理，或者被人毫无根据地直接当做男性的名字。以四世纪伟大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金口若望为首的早期圣经评注家们曾经令人起敬地乐于承认犹尼亚安令人意外的女性身份，但是到了十三世纪，罗马的吉尔斯骤然扭转了这一势头，直到二十世纪犹尼亚安的女性身份才再次得到恢复。同样，历史学家们也倾向于认为非比实际担任的职务应当是“女执事”，但这很可能是基于公元三四世纪的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当时女性执事的职责仅限于不得不由女性完成的工作，例如在受洗仪式当中照看衣不蔽体的女性候补基督徒。公元一二世纪的基督徒们很可能并未对于男女执事的身份或各自在教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如此明确的区分。

保罗的确提供了妇女在教会中掌权的证据，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耶稣复活见证人名单却与对观福音形成了鲜明反差，其中一名女性也没有。此外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还坚持等级制，“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未免与他关于基督教徒全体平等的说法有些矛盾。这句话后面跟着一段更有争议的言论，其中保罗认为女性进行祷告或是讲道应当蒙着头，但接下来又告诫同一批哥林多教会团体严禁妇女讲道。*19* 这样的两可立场并不稳固，下一代教会成员必然要对其加以明确。保罗的追随者们显然决定要进一步强调他对于基督徒关系的等级观念以及他对于非基督徒审视基督徒团体的觉察。

或许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公元一世纪基督回归的可能性越发渺茫，而基督徒们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构建一个能在非基督徒世界里至少再存在一代人或更长时间的教会结构。接下来的几封书信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这几封信虽然托名保罗，但是在用词方面却风格迥异，而且还十分机械且刻意地重复使用了不少正宗保罗书信里的短语。应当将这批文本视为对保罗教诲的评论或致敬。例如歌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之就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弗所书中包含着大量从歌罗西书中摘录的词句，看上去就像是献给保罗原文的文摘。*20* 其他三封信就题头来看是保罗写给自己的密友提摩太与提多的私人信件，但就其内容而言则更接近写给尊奉保罗的教会的公开信，因此这三封信被统称为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

这批文本有一个显著特点：保罗书信着重强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这个观点在这批文本中已经消失了。以弗所书的作者谈到了“后来的世代”，似乎意味着很长的现世时间。*21* 这些文献当中有一个特点最能反映这方面的变迁。在两封托名彼得的书信的第一封（这封信从以弗所书当中获取了不少提示）当中为如何持家提供了一套原则，马丁路德称它为：“Haustafeln”，意为“基督徒家庭训导表”。基督徒家庭训导表的令人侧目之处在于其中包含了一条对子女的诫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说明教会已经开始考虑下一代人及其自身在人世间的未来了。*22* 提摩太书的作者还告诉妇女们，她们的救赎来自生养后代（后世无数的修道女性都不太待见这段经文）。这几份清单是对当时希腊化世界主流思想的重复，但是又用保罗的论点对其上了一层色彩，保罗认为夫妻关系就好比基督与教会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 很快，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地位与权力等级体系就将开始影响基督徒对于自己信仰的理解。此外还有一层顾虑，体现在教牧书信中就是坚持教会领袖在基督教团体内外都应当言行无缺的立场。*25* 教会担心自己的公共形象，并且着力显示自己不是一个威胁社会福祉的颠覆性组织，“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26*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对于社会体面的坦率要求仅仅遭到了唯一一个异议声音的反对，来自几经周折才入选新约的启示录。

根据记录，第一批基督徒与他们的邻居相比只有两处有意为之的区别。首先，与当时罗马帝国的风气相比基督徒在性问题上要苛刻得多，他们没有忘记基督教创始人在离婚问题上毫不通融的反对立场。尽管基督徒们在保罗的鼓励之下的确为耶稣针对离婚的绝对禁令找出了几条例外情况，但同时也对这些例外做出了严格限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相对宽松的罗马婚姻关系，其中夫妻双方都有权宣布终止婚姻。同样，流产与弃婴在罗马社会也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必要手段，而基督徒则像犹太人一样坚决反对此类做法。就连那些极力试图证明基督徒如何适应常规社会的作者也无意掩饰这一有意为之的差别。*27* 保罗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一开始并不明确。他本人终身未婚，在他看来婚姻是对人性弱点的让步，是那些缺乏自制力的人们为了避免犯下奸淫罪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结婚为妙。日后许多同样奉行独身生活的圣经评注家们都热烈欢迎他这种郁郁寡欢的说法。但是在同一段话中保罗也传达了较为积极的信息：夫妻均应将主张自己身体的权力交给对方。这一主张为基督教反文化的抵制离婚立场提供了较为积极的动机，不过同时也令人侧目地肯定了婚姻关系的相互性。在接下来的绝大部分基督教历史中这段信息一直在奋力发出声音。*28*

我们关于基督教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接受已经说了很多，不过基督教帝国社会准则的另一项挑战看似与这些说法反差极大。在使徒行传中有一段侧面描写，很明显地提到耶路撒冷会众变卖里教会成员的全部私人财产来创建教会团体公共基金。*29* 但是这件事很可能从未发生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作者编出来的，意在说明自己的神学观点，即这个团体就是新以色列。在旧以色列，据称有一套“五十年节”（Jubilee）体系，自这一年里所有的土地都要回到原有家庭的手中，所有的奴隶都要得到释放。*30* 很可能这个原本的理念也从未得到过实施，仅仅是人们的殷切期望而已。但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的笔下，耶路撒冷教会重演了一遍上帝选民的五十年节。就算真有人决心相信这一尝试的真实性（倒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他们也不能否认使徒行传坦率承认了这一做法的失败，还提到有两位试图谋取私利的会众命丧天谴。基督教共产主义在接下来将近三百年里一蹶不振，直到大环境发生显著改变之后才通过隐修制（monasticism）这种新的反文化冲动重新现世。

人们必须牢记，在整部新约中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当提摩太书的作者不耐烦地坚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时，我们可以肯定当时一定存在着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性，而且她们也应该不惮于主张自己的观点。*31* 但是她们的声音已经湮没无闻了，或者被后世多加修订的文本隐藏起来了。到了公元一世纪末，已经无法获取除了新约文本以外任何其他关于第一代基督教教会的叙述视角了，尽管我们十分希望更清楚地了解基督教教会发生转变的原因与经过。整整六十年的关键时期没能发出一点声音，期间可能发生了大量各种偏离弥赛亚教诲的发展，而这位弥撒亚身后又未曾留下片纸。有不多的几部基督徒文献可以追溯到新约收纳最后一批文本的时代，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一瞥得见许多并不以尊奉保罗的教会为最高的团体。例如在最早描述了教会生活与组织形式的书籍之一《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当中就记录了大量作者试图加以规范的基督教团体崇拜行为，时间大约在一二世纪之交。与其他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相比，这些行为更接近于较早的犹太教祷文或较晚的犹太教礼拜仪式。*32* 而且尽管保罗憎恨无所事事，但《十二使徒遗训》对于人们必须通过劳作来赎罪的断言也一定会令他怒不可遏。

甚至在尊奉保罗的教会团体中，我们也会注意到基督徒谈论信仰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新兴宗教的未来已经出现了众多可能，谁也不敢说哪一种可能一定会一枝独秀。我们已经见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如何最终导致了一种主要可能性的破灭。基督徒走出巴勒斯坦之后遇到了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许多皈依者都受过良好的希腊式教育，他们自然会以希腊哲学理念为参考来理解基督教。耶稣如何能够做到神人一体即便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十分难以理解，对于依靠柏拉图著作来理解上帝的希腊人来说理解这一点就更困难了。一个犹太木匠的儿子、一个在十字架上惨呼而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既无变化也无激情、不需分裂自身实质就能达到完美的上帝呢？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其中许多答案都声称自己拥有关于真理的独门知识（希腊语中为gnosis）。早在二世纪末期，里昂主教爱任纽这位注定要定义主流基督教的教会领袖用一个概括性标签归纳了所有这些替代性基督教，将其称之为“gnostikoi hairesis”（主张知识的选择），两个词的词根凑在一起就是gnostikoi。十七世纪一位名叫亨利.摩尔的剑桥学者将这个词改写成了英语形式，即“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34* 尽管接受一个从一开始就包含敌意的标签十分危险，但是这样做也的确有助于整体讨论各种不同趋势。诺斯替教派代表了基督教教会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世纪的所有基督徒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爱任纽之类的人们称作gnostikoi。

古兰经里面记述麦地那和麦加附近就有很多犹太部落

今天想要了解诺斯替教派已经容易得多了，因为上个世纪人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5年埃及沙漠中出土的拿哈玛地经卷。当时一名农夫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有五十二份公元四世纪的科普特语文本。*35* 这批文本很可能是对其他语言中，尤其是希腊语中更古老文本的翻译，因为其中包括了一段对《理想国》的摘录。此前我们一直通过例如爱任纽主教这样充满偏见的评论家们所提供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诺斯替教派，现在我们可以听听他们自己的说法了。诺斯替教派实际上包含着一系列彼此勾连的运动与思想，因此对于诺斯替教派起源的探寻未必会有单一答案。诺斯替教派的主要内容是与犹太教的对话——拿哈玛地经卷的内容尤其如此——但是对话双方却未必是希腊人。诺斯替教派经常显露出来的特点之一就是二元主义，他们设想了一场在势均力敌的善与恶、光与暗之间展开的宇宙级冲突，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很熟悉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人们还有理由认为，源自遥远的印度、今天以印度教之名为人所知的复杂教派集合可能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毕竟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人就与印度有了接触，直到当时罗马商人与远东的贸易还十分活跃。诺斯替文学谱系中的全部内容并非都与基督教有关，但是尽管有人坚决持相反意见，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诺斯替教派出现于基督教之前。*36* 诺斯替教派内部有着许多不同的体系，分别源自行邪术的西门、塞林多、萨图尼努斯，迦坡加得等人，因此有必要总结一下所有这些体系的共同倾向。

诺斯替教派十分不信任犹太教中的创世说。这意味着诺斯替教派的发源地有犹太人存在，而诺斯替教派的教徒则是一群难以接受犹太教信息的人，甚至可能是背弃犹太教的犹太人。诺斯替教派是文化前沿地区的教派，例如像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互相接触的亚历山德拉。但是任何一位浸淫于希腊探究式思考方式的人都难免对犹太人坚称上帝造物为善的说法表示质疑：那样的话世间的苦难从何而来？人身为何如此易朽，为何在青春全盛之际依旧难逃疾病与肉欲的侵袭？柏拉图对于人生非现实性的假设以及斯多葛派认为应当超越日常苦难的流行言论很可能与来自东方的二元主义协力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世界仅仅是幻像而已，是对精神真实的苍白反射。假如感官的世界如此低下，那就不可能出自一位至高神的创造。然而这正是希伯来圣经的观点。

这些问题与答案产生了一系列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诺斯替文献中的思想。首先，假如犹太人的上帝、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声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神，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至多只能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将其称之为“造物者”，而在他之上一定还有一个第一因，这才是真正的上帝。基督耶稣向世人展现了这位真正上帝的存在，因此他与犹太人的造物上帝绝对没有瓜葛。了解真正的上帝是思索宇宙原始和谐状态的一种在方式，这种状态就存在于以物质世界创生为代表的大灾难发生之前。这种和谐状态与物质造物相距如此遥远，分界如此鲜明，以至于其自身包含着一套复杂的存在与现实等级体系（不同的诺斯替系统对此都有着十分详细多样以致令人头大的论述）。据称那些有能力觉察到这一真实的人们是由于外在于他们的命运眷顾才获得了这一特权，这就是他们的宿命。耶稣降世所要拯救的也正是这些人——诺斯替教派。那么耶稣是谁呢？假如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可能真正结合，那么身负大道的诺斯替教派耶稣就绝不可能通过一名人类女性获取肉身，他也绝不可能拥有肉身凡人的感受——尤其是痛苦。因此他的受难与复活绝不是发生在肉身之上的事件，哪怕看起来的确如此，而是一场上帝安排的演剧（这一信条被人称为幻影说（Docetism），源自希腊语动词dokein，意为“看上去”）。

同样，诺斯替的本质与人类的肉体也毫无瓜葛。正如多马福音所说，我们“都要逝去”*38*。必死的肉体必须遭到克制，因为肉体是可鄙的——相反，灵魂则被视为完全独立于肉体的存在，最为不堪的尘世污秽也无法危及灵魂的救赎。与诺斯替教徒所认可的作法相比，敌视他们的 “主流”基督教评论家们在思考时很可能会远远更加珍视这些污秽的价值。这些评论家对于诺斯替教派信徒如何淫荡下流的记述必须要打个不小的折扣。四世纪有一位精力充沛且不好相与的塞浦路斯主教兼异端猎人伊皮凡尼乌斯就曾声称诺斯替教派在仪式当中使用精液与经血来嘲仿圣餐礼。*39* 实际上，与任何关于放荡行径的指控相比，诺斯替教派当中简朴苦修的特质都得到了远远更为可靠的证明。因此今天将诺斯替教派重新包装成比最终成为主流的基督教更加开明自由的替代选项是很无谓的。认为诺斯替教派是女权主义的原型就更说不过去了。*40* 诺斯替教派对于人体的憎恨与当代一部分人对于性行为解放力量的强调或者女权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特征的赞颂恐怕很难融洽相处。

但是诺斯替教派的确反对当时正在一部分教会当中发展起立的权威架构，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题目：殉教。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这个问题对于基督教会来说至关重要，自创始人受难以来，基督教会就承受这来自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两方面的反复迫害。人们可能会以为诺斯替教派对于肉体的蔑视会令诺斯替教派教徒像其他基督徒那样乐于殉教，但是很显然他们不认为肉体有值得牺牲的价值。当时不但没有任何关于诺斯替教派殉教者的故事，而且有直接证据表明诺斯替教派认为殉教是不可取的自我放纵，而且对一部分基督教领袖鼓励殉教的言论十分愤慨。拿哈玛地经卷中有一篇名为《真理证言》的文本，对基督徒殉教的做法嗤之以鼻：“这些蠢人打心底里以为只要他们口头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并且将自己的性命豁出去”，就能得到救赎。拿哈玛地经卷中还有一篇《彼得启示录》，声称让儿童送死的主教与执事必遭报应。最近发现的犹大福音——很可能只是假托犹大之名来震动一下主教的追随者——谴责使徒们将基督教徒领入歧途，沦为了祭坛上的牺牲。此时教会领导层都以使徒继承人自居，而且教会对基督教殉教者的宣扬力度也在增强，这样来看基督教会如此厌恶诺斯替教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犹太宗教一贯强调造物的尘世属性并坚持上帝与选民之间的私人关系，而诺斯替教派对肉体的蔑视与犹太民族宗教传统完全背道而驰。正是因为这种与犹太教的疏离使得诺斯替教派对于哪些犹太遗产应当从新信仰中摒弃出去这个令保罗头疼不已的问题所提出了很容易得到基督徒理解的解决方案。诺斯替教派当中包括许多饱学之士——教派文献中复杂而隐晦的行文风格很能说明这一点——而且可以说他们就邪恶如何能在世间存在这个问题提供了足以服人的解答，主流基督教会永远也没能做到这一点。邪恶就是存在于世间，生命就是善恶之战，这场战争发生在物质世界，而真正的上帝对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关心。

当时在基督徒身份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路与诺斯替教派的关注点迥然相异的思想，其创始人是公元二世纪初期一位名叫马西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黑海锡诺普主教的儿子，经营船运业务并颇为成功，赚来的钱则用来支持神学探索。他在公元140年左右来到罗马，并最终因为自己的极端思想完全暴露而被教会驱逐了出去。他经常被误以为是诺斯替教派的成员，不过就和诺斯替教派一样，他也决心引领基督教远离其犹太根源。他将保罗的作品当做自己的主要武器，但是却没有陷入保罗与犹太教的纠葛。最后他得出了与诺斯替教派一样的结论：造物的世界只是毫无价值的假货，耶稣的肉体不过是个幻像，他的受难与死亡完全应当归咎于那个所谓的造物者。马西翁很有典型希腊作风地认为希腊语版本的希伯来圣经十分粗陋无礼——套用保罗在提多书里的话就是“犹太人荒渺的言语”*42*。他认为犹太教的造物上帝是裁决的上帝而不是基督耶稣所揭示的仁爱的上帝，耶稣的死亡只是为了满足造物上帝。

马西翁的文章绝大多数都被他的敌人销毁了，因此今天很难重现他的圣经写作与评注。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是个直译主义者，唾弃一切对经文的比喻或寓言式解读，只接受最直白的字面意思。假如字面意思与他对宗教真意的理解不符，他就抛弃这段经文。结果就是全套希伯来圣经都不能保留，尽管他还是会从中截取一部分先知预言来补完自己对于基督救世业绩的描绘。他所保留在新约当中的内容是一部分保罗书信（可能是他继承而来的那部分）与另一个版本的路加福音。他选择路加福音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学习的就是路加福音；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路加福音在谈到基督生平与教会生活时频繁提及灵的概念，很对他的胃口；又或者是因为路加执笔撰写使徒行传的情况明显表明他与保罗关系密切。*43* 为了向读者灌输自己反犹太与极端保罗化的信息，他还在新约中加入了一本反论书（book of Antitheses），专门指出了他所选经文与希伯来语圣典之间的区别。马西翁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怪人，因为远至法国与叙利亚等地都有基督徒反对马西翁的记录，很明显他的讲道流传很广，而马西翁教派的会众则一直到公元十世纪依然存在于今天伊朗与阿富汗的交界地区。*44* 十九二十世纪德国路德教会的历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十分着迷于马西翁，而且也必须承认必须承认马西翁的思想与马丁.路德的信仰演变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双方都对裁决者上帝的概念深恶痛绝，都将律法与福音书切割开来，都痴迷于保罗，也都一门心思地在圣典遗产当中寻找着核心信息。

关于bishop一词，和合本圣经中译为监督而不是主教。那么是否有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的bishop应译为监督，之后则译为主教？这两个译名的差异何在？

犹太教只认旧约不认新约，耶稣在犹太教眼中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用复活二字太扯了，哪怕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犹太人处境也没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