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源自通俗拉丁语biscopus，源自拉丁语episcopus，最终源自希腊语episkopos。epi就是在高处，在上面的意思，而skopos就是审查，所以相当于英语的supervise或者德语的ueberwachen。

主教应该是意译，而监督则是符合该词语源的直译。

我现在的做法是，如果bishop单独出现就译为主教，如果作为词源介绍而出现就译为监督，后加括号（主教）。

总感觉在天主教会正式成型之前，各地的bishop们一直处于各自为政以至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使徒传统过后（他们的言行和宗教理论是写入圣经的）就是教父时代。那个时候基督教还处于与其它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异端）和思想传统激烈竞争的时代，各个教区的牧首很大程度上只是民间组织的头目。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宗教组织方式就更多地具有一种自发性，并且是根据灵性及信仰目的而结成的团契。

这个过程持续了二三百年，之后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尼西亚主教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思想，这为基督教势力真正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提供了理论上的整合；其二就是后来君士坦丁的《米兰敕令》则正式赋予了基督教以国教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的基督教就不再单纯是灵性基础上的团契，基督教势力获得了干预政治和世俗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过程中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这两个译名的分疏我认为就在于此。主教这个译名更主要关注于基于西方教会（罗马教会）传统下的一种封建势力。主教教区不仅仅是灵魂上的团契，更带有封建采邑的特征。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主教身份具有双重性，灵性上的牧首和政治上的封建领主。而监督这一译名则更多是基于原始基督教的那种想法，关注的是“上帝之国”，而不是后来作为封建领主的主教体制所拥有的“凯撒之国”。

综上，我大体以为米兰敕令应该是一个可行的分界点。

斩完三尸当然有本质上的不同，不然这证道也太简单了。

被知识分子整理过的土生宗教就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早期基督教通过保罗等使徒和后来教父哲学的洗礼，已经非常得希腊化和罗马化。这个角度是不少人容易忽视的。实际上与犹太教的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约当中不少篇目显得非常思辨。例如著名的约翰福音里的“太初有道（即logos）”那一段话，赤果果地利用希腊哲学来为基督教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原始基督教本来是非常平民化的宗教，但是经过后来的这么一折腾，慢慢就变成知识分子把玩的高级玩具了。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七十子信本就是希伯来文化向希腊文化传递的开始，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保罗他们后期的发挥，相比较比较统一的旧约来说，新约因为传播人太多就有n多个版本。据说耶稣的死后复生也是参照了埃及奥西里斯的那个传说。

包括移植自柏拉图哲学的灵魂学说就是缘起来自东方的奥菲斯教。

和网上传教引经据典说中国远古就有尊上帝的传统之类。演变成权力和暴力传承后，自然会腐败堕落，唯我独尊了。古兰经后就没有阿布书，阿里书。

诺斯替教派与马西翁教派为耶稣崇拜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未来。基于诺斯替思想的基督教可能会产生极为多样化的信仰。因为诺斯替教派从总体来说很适宜各种教义的混合，假如诺斯替信仰真的成了基督教的主流，那么基督教很可能会在罗马帝国沦为一门无甚特色的新宗教并逐渐消失。反之，马西翁思想大行其道的基督教会将会成为一个界限井然的组织，由马西翁为其划定边界，正如此前的保罗以及走保罗路线的群体那样竭力自我封闭。应对这两种可能而产生的基督教采取了与马西翁教派相同的策略：教会试图定义并创造一套统一化的信仰与行为体系，就像同时期的犹太教为了应对耶路撒冷毁灭所做的那样。这就需要一个将各地教会视为整体的概念：一种普世化的基督教，一方面要继承保罗向外邦人传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大量吸收古代以色列的文辞用语以体现更为广泛的统一性。希腊语中有一个表示“一般”、“通用”或“整体”的形容词，katholikosle，这个词演变成了一条在基督教当中十分响亮的术语，尽管其不见于圣经当中。这个词的已知最早应用发生在二世纪，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主教在他写给士麦那基督徒的信件中使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很显然认为自己的读者应该十分熟悉这个词，因此没有再费力解释所谓“全体（katholike）教会”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一步发展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基督徒们再也没有放弃过关于统一的表述，尽管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他们无力达成真正的统一。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尝试，并且使用了三件工具来构建所谓的“公教”（Catholic）信仰：发展一套一致认可的权威圣典清单（即所谓“正典”（canon），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笔直的杖”或“规则”），形成教义，将权威赋予那些为此目的而派驻出去的教士。要将早期基督教会中这三方面的发展讲成一个融汇合一的故事是很容易的（这也是传统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前进道路上却血流成河、伏尸遍地。三者当中的最后一项成为了分裂基督教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彼此竞争的传道体系要么分裂要么主张专有的公教权威。另一个具有几乎同样分裂性的问题在于教义的实际内容。如果我们要为“公教”教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排挤掉非主流的诺斯替思想与马西翁的整洁格局找一个解释，那我们应该将其归因于他们的圣典。这套圣典的文本组成至今依旧担任着基督教信仰的定位锚，并在众多基督教会的变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首先，基督徒的手里有希伯来圣经，他们为了理顺耶稣生与死的意义而花费了极大力气来重新引导这部文本的内容，在公元二世纪初基督徒所谓的“经文”就是希伯来圣经。而到了公元二世纪末，“经文”这个词的含义则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因为此时许多基督徒都会将一批新文本归纳进这个词当中，这批文本全都是基督徒的作品，也就是新约。构建能与希伯来圣经相提并论的新约正典经文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当时也打算进行类似工作的马西翁教派对其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第一套能够令当代基督徒感到熟悉的新约文集很可能出自二世纪中期，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套文集立刻就获得了全体基督教的一致认可。*47* 现存最早的、在我们看来等同于新约的文本集合的出现时间已经晚到了367年，亚历山德拉主教亚他那修在自己的教牧书信中落实了这一点。即便到了此时，仍有部分教会认为没有必要将四本口径不总是一致的福音书全部保留下来，有些教会直到五世纪依然在使用四合一版本福音书（希腊语称其为Diatessaron）。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本在正典内外进进出出：哥林多教会就一直将罗马教会领袖克雷芒写给他们的两封书信中的第一封当做经文对待，强力反犹的巴拿巴书则在其他地区长期发挥着影响力。*48* 地中海东部的一部分基督教团体直到公元五世纪还对启示录心存疑虑。

这意味着从此后有一大批采取了“福音”、“启示录”与“行传”形式的犹太与基督徒文本被排除出了主流之外。其中一小部分，主要是最古老的那部分文本被收集起来成为了获得认可的二级经文即“次经”。但是也有其他文本一直往来于基督徒的意识当中，尤其是在它们提供了正典经文未能提供的故事、意象或信息的时候。比方说耶稣他姥姥的名字亚拿就仅能在排除于正典之外的雅各原始福音（Protoevangelium of James）当中找到。同样，今天一提到耶稣降生伯利恒人们就会想到马厩里的牛和驴，但这段描写实际上出自八九世纪期间所创作的文本，尽管这很可能是对之前佚失的次经内容的反映。保罗的斩首与彼得殉教的记述出自次经彼得行传，文中彼得坚持倒钉十字架，从而使自己的死亡在主的受难面前不至于有僭越之嫌。这些逐渐失传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就这样持续激励着基督教艺术创作，并依靠创作所产生的各种生动意象在公众意识当中维持着一席之地——比方说马厩里的牛和驴直到今天依然能在圣诞颂歌与贺卡中得见踪迹。*49*

进行教义声明的好处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学会一套教义，将自己的信仰标准化并树立起一道道壁垒来抵御对基督教经文实际意义的猜测或无休止争执。在追寻基督活动的早期，新加入的信徒就很可能会在洗礼仪式上受到此类套话的灌输。此类套话中的许多内容已经整合进了保罗与其他人的书信文本中。但是在公元二世纪为了应对基督教信仰的日渐分化，这些教义宣讲的语气也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比方说里昂主教爱任纽曾在二世纪晚期以希腊语撰写过一份指导性教义声明，现在仅以亚美尼亚语译本存世。为了便于记忆，全文内容分作三条，分别对应基督徒面对神时的三个方面：

“上帝即父，非被造者，不可解，不可见，万物唯一创造者；此为我们信仰的第一要义。但第二要义为上帝之道，上帝之子，我主基督耶稣，由前代先知根据其预言目的与天父安排加以彰显；万事皆由他所成。他也将在末世时……成为人中之人，既真且活，驱逐死亡并带来光与生命，令上帝与人相通。第三要义为圣灵，先知们通过其进行预言，族长们通过其了解上帝……在末世时将以新方式灌注于天下万民，使人在上帝面前成为新人。”*50*

这段教义所包含的实质内容要远远少于日后的教义，后者更关心如何排除针对教会身份的各种挑战，但是它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诺斯替主张的迎头痛击。任何诺斯替教派成员都不会宣称上帝创造万物，耶稣“既真且活”，而圣灵则激发了希伯来先知并将上帝教导给了犹太人。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教会中必须存在一个单一决策权威，选择可以获得正典地位的文本，或者将各个地区教会的不同教义进行对比从而达成统一的讲道方向。这样的教会将的确会是“普适”的。教会圣职事工体系的权威与凝聚力在二世纪都有了显著增长。到了公元200年已经出现了将主教、神父、执事三重事工体系视为理所应当的公教会，接下来一千三百年里这一模式都没有遭到过挑战。当这个模式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的确遭到挑战的时候，就事工活动本质而争论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教会初期来寻找能够支持各自相反论点的证据，而最终任何人都没能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证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毫不奇怪地是，耶路撒冷教会在耶稣死后有了一个单一的领导人物，也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似乎位居使徒之首，这里所谓的使徒包括原来十二使徒中的成员以及后来获得使徒头衔的新人。雅各手下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层中也包括一批长老。长老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presbyteroi，后来演化成了英语中的神父（priest）一词。此外这个词还演化成了其他几个其他很久之后颇有几分争议的名词，即“长老”（presbyter）与“长老会”（presbytery）。除此之外耶路撒冷教会中还有一个由七位执事组成的团体（执事（deacon）一词源自希腊语中表示仆人的diakonos）。*51* 人们难免会将这一体系视为日后主教、神父与执事三层架构的萌芽。早期主要基督教中心之一的安提阿（即安条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安提阿的存世文献记载出现过一个断层，到了一世纪末此地才再度现身。在这一阶段，安提阿教会有了一位单一领袖，被人称为监督或主教（episkopos），就好像（此时已经解散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团体一样。有趣的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的名字是个拉丁姓名，就好比安提阿地区给基督追随者安上的那个经久不衰的名字christiani也是拉丁语拼法而非希腊语拼法一样。伊格纳丢也有长老与执事辅助工作。人们可以认为日后的公教会事工体系就是紧跟此类奠基性先例的结果，但是全部事实并不仅限于此地。

安条克与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工模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犹太圣殿的管理形式及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对于这两个与巴勒斯坦历史联系如此密切的基督教中心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诧异。在其他更为希腊化的地区进行扩张的教会主要通过保罗及其同道的作品进行传教，它们的事工模式多种多样，使徒书信与使徒行传中随便一句话就能成为其理论依据。在这些教会中经常有人谈论所谓的神授能力（charismata），即属灵的恩赐，而且这种恩赐不仅限于使徒，这一来就产生了管理方面的问题。保罗及其追随者曾多次列举属灵恩赐的内容，好比说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与以弗所书第4章，只需比较一下这两份清单就会发现许多内容差异。此类清单不应被视为僵化的操作性条款，仅仅是组织传教活动的不同方式，由于缺乏来自过去经验的指导，随机应变就成了传教活动的经常性要求。

但是各地的传道工作逐渐地催生了类似的环境，促使着教会用语的标准化。长老（presbyteros）与监督（episkopos）这两个词在使徒行传与使徒书信中随处可见，但是很明显在早期教会当中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往往指代同一批人。例如在使徒行传第20节中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进行了讲话，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或主教，即episkopoi）。可以将另一场为了监督传道条件而随机应变的尝试与这段记述进行有益的比对：当约翰.卫斯理在十八世纪的大不列颠与北美构建卫理会时设计了两套平行体系，一套是“巡回的”流动传教队伍，另一套则是扎根各地的地方传教人员。在公元一世纪晚期的教会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当时的流动事工体系主要由使徒与先知组成，地方事工体系则由主教或者长老负责，此外还有一个单独的执事阶层，主要工作是协助进行圣餐礼这一基督教核心仪式，此外也要处理教会的各种日常事务。

或许并不值得奇怪地是，流动事工与地方事工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两套体系代表了两种展现继承自十二门徒的权威的不同方式，而且两边的事工人员很可能都拥有各自的神授能力。在《十二使徒遗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书中对于如何鉴别可能会在教会团体中出现的假先知提供了指导意见，并且提醒读者地方事工的意义就和流动事工一样重大。“所以不可轻视他们，因为他们连同先知和教师都是你们当中有荣誉的人。”*52* 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教会团体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想法付诸笔端。这种紧张关系要怎么解决呢？最终流动事工体系从主流传道形式中消失了，只留下了地方事工体系作为唯一获得接受的形式。

这一结果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教会最终开始在传统风俗各不相同的各个地区中心安顿了下来，而身负危险神授能力的游方教师们往往传达着诺斯替文学中才会有的内容。尽管此时“普适”教会的存在历史还相对较短，但却抓住了保罗给出的提示，极力宣扬“传统”与继承。这一主题在公元100年的一份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文件中十分突出。这是一封寄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件，当时哥林多教会内部发生了争执，结果会众们罢免了原教会领袖并自行任命了一位。为了这件事，罗马教会领袖克雷芒以最为肃穆的言辞进行了抗议。这并非因为当地会众们以任何方式偏离了信仰，而是因为他们的做法威胁到了上帝赐予十二使徒的权威的传承，十二使徒是福音的第一批宣讲者，他们又是从耶稣那里直接听来的，而耶稣本人则“受上帝派遣”。 克雷芒认为，打断这条链接就会威胁到对上帝的崇拜。进一步推论，继承制度是唯一能在哥林多、罗马以及各地其他教会内部保证教义不变的方式。克雷芒还创意十足地修改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言论，借他的口来表达上帝的意愿：“我要以和平为你的监督，以公义为你的执事。”*53* 这是在基督教事工方面现存最早的关于使徒传承理念的表述。哥林多教会听取了他的意见并重新拥立了原来的领袖，因此这件事也是现今已知的第一次罗马神职人员成功影响其他教会生活的事例，这一时刻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实际上克雷芒将主教（监督）/长老双重职级视为理所应当，《十二使徒遗训》中也有此类记载，尽管今天大多数信息来源都称他为罗马主教。另一篇比克雷芒晚不了几年，同样来自罗马的文章是赫马的《牧人书》（the Shepherd）。文中同样谈到了由长老-主教组成的组织性事工体系，尽管《牧人书》最后定稿的时候赫马的兄弟庇护一世已经成为了罗马主教。这意味着二重与三重事工观可以并存，但是到了二世纪末期，一名主导主教凌驾于其他长老之上的结构已经完全成型了。在这方面的发展中有一股十分强大的推动力量，就是伊格纳丢写给士麦那主教坡旅甲以及多个其他教会的七封书信，这批书信在各地教会中都享有极高的地位。信件内容涉及他从安条克返回罗马的旅程以及他在公元100年的被捕，他在心中十分肯定地预计（其实应该说是快乐地期待）自己将会殉教而死。*54*

在这批信件中，伊格纳丢主要谈到了他对于当时被视为诺斯替教派多种信仰形式的关注，例如关于基督受难的幻影说（docetism）。为了抗击这种观点，他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同样真实，在他看来教会对圣餐礼的持续庆祝最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这条教义如何才能得到捍卫呢？伊格纳丢认为需要借助受到罗马——此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这座城市殉教——教会肯定的信仰所建立的教义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没有提到罗马主教，仅仅提到了罗马教会。他将这一点与主教在教会集体中的角色联系了起来，主教应当是引导信仰并避免教众误入歧途的专一负责人，在各地都应当如此。毕竟主教是圣餐礼的主持人，因此自然应当成为权威的来源。“你们应当追寻监督，正如基督耶稣（追寻）圣父……除监督以外任人也不要做教会相关的事，监督或他所托付的人主持的圣餐礼就是合格的。监督所在之处，会众也应当跟随，正如基督耶稣所在之处即为公教会所在。”*55*

刻薄的人们可能会说伊格纳丢持有这种观点很容易，因为他已经是安条克的主教了，而且他还是大名鼎鼎的伊格纳丢。值得注意地是，伊格纳丢的收信人之一，同为殉教者的士麦那主教坡旅甲也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并未声称坡旅甲在他的城市里拥有类似的专制主教（Monarchical bishop）地位。在信中描写了一个由长老们组成的团体，还有一批执事和一个由寡妇组成的社团进行辅助。*56* 但是在这两位殉教者的竞争当中，最终还是伊格纳丢对于专制主教事工体系的激情论述为未来奠定了范式。这可能是因为他有意采用了犹太教以外的皈依者们所熟悉的教士语言，这些皈依者此前都习惯了在地中海各个城市中的神殿里举行的城市宗教集会。*57* 不管怎么说，他的论断与另一位著名殉教者、罗马的克雷芒关于使徒传承的观点结合在了一起。专制式单一领袖给教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单独一位个人更容易直截了当地担任教会的核心，正如同由一位个人而非一个委员会来主持圣餐礼更合理一样。如果教会在教会权威本质的问题上走上了这条路线，那么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流动事工体系所代表的替代性权威会被视为可有可无甚至是对教会良好秩序的威胁。

有一个意义重大的现象，关于继承了使徒传承的个人（专制式主教制）在各个教会团体当中逐渐获得主导权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流传至今的论辩记录，除非是在诺斯替教派的文本当中。早期基督徒并不害怕就彼此分歧进行白纸黑字的争辩，这些争辩文本留存至今的也有不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快，大型教会就将许多长老置于了主教的权威之下，执事则成为了主教的助手，偶尔也能得到提拔成为主教，但是从来也不会成为长老。到了后来，执事的独特角色也逐渐模糊了。在罗马帝国晚期，已经出现了加入执事团从而踏上成功神职职业生涯的事例，这些人可以从长老团做起，直至最后获得提拔成为主教，就像罗马公务员体系中的各种职务一样。

在二世纪“公教”主教权限的发展过程中，特定城市的主教领袖们成为了具有特殊权威的人物，这些人日后会被称为宗主教（patriarch）。可以想见的是，此类核心城市在东方是安提阿与亚历山德拉（同样可以想见的是耶路撒冷已经不在此列了），在西方则是罗马。帝国首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中两位主要殉教者之一的死亡地点。日后人们不仅认为使徒彼得在罗马殉教，还将他封为罗马第一任专制主教。*38* 起初彼得与保罗在罗马城内受到的尊崇大抵差不多，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两人往往结伴出现。但是今天在罗马这一平衡已经剧烈地偏向了彼得一边。教皇继承的就是彼得的主教之位，他身居于一个袖珍小国内的庞大教堂当中，决定着整个天主教会的走向，而这座教堂的地基就是彼得的墓穴。尽管保罗也在一座相当气派的教堂里得到了供奉（即城外圣保禄大殿，意大利语为San Paolo fuori le Mura），但是这座教堂在修建时周围还是一片瘴气弥漫的荒地，距离罗马城墙足有一英里远，普通游客很容易就会忽略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与罗马城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光是如此也还罢了，但是1823年的一场大火又几乎将这座教堂完全吞噬——而且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人们此前之所以关注这座教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从公元三世纪八十年代城外圣保禄大殿首次扩建以来，千百年间从来没人费心对其进行过改建或重建。相比之下圣彼得大教堂则有着经久不断的修建历史。中世纪晚期对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忽视在十五世纪罗马的各种丑闻当中也算榜上有名了。

保罗书信是关于基督教传统的最古老存世文献，这批书信塑造了日后成为主流的基督教神学，而西方拉丁语教会尤其反映了保罗的侧重点，这些侧重点使他与彼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早期次经当中得到了反映。*60* 与保罗的文学成就相比，我们已经注意到新约中仅仅收录了两封篇幅很短的彼得书信，而且两封信的风格十分不一致，换句话说其中至少有一封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而且这所有人都认为两封信对于教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彼得最终成了罗马城的主角。保罗在罗马公众虔诚意识中的逐渐隐没以及在罗马城内感召力的逐渐丧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不过很显然破解这一谜团的部分答案在于罗马主教权力与地位的极大扩张。

公元二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在彼得的埋葬地点建起了一座圣祠。圣祠的残留部分就位于今天圣彼得大教堂内祭坛正下方，二十世纪的一系列轰动性考古调查对其进行了复原。*61* 圣祠的结构不大，但是在公共城市墓地中有这么一座圣祠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基督教团体决心公开表明自己在帝国首都的存在。我们并不清楚彼得是否的确担任过罗马教会主教或者他是否的确死在罗马，而且传统说法中他的一系列继位主教直到公元一世纪末期都只有人名而没有生平。这很可能是公元二世纪的反向历史投射所导致的，当时主教传承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创造一套关于主教传承的历史。甚至直到二世纪，依然有证据表明在当时组织松散的城市教会中，罗马主教还是长老团体的一员，而这些长老则部分拥有主教的权限，当时罗马教会所享有的任何特殊地位与权威都与其集体身份有关。*62*

公元二世纪的罗马教会成员数量已经比较可观了，但是在城市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在当时以及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督教会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团体，因为教会用语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今天的西方教会当中还存在一段流传至今的希腊语祷文，这段祷文受到了极高的尊崇，以至于在罗马教会转而使用拉丁文之后西方教众们依旧会对其加以吟诵。Kylie Eleison，Christe Eleison，Kylie Eleison（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在东正教礼拜仪式当中的运用程度如此之密集，以至于听上去就像某种咒语一样；在西方教会中这句祷文的应用要受到更大限制，但是在圣餐礼之前的准备阶段依然必不可少，许多世纪以来的宗教音乐都以这句祷文作为创作灵感。它十分有力地提醒人们，曾经存在过一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公教会还团结在同一门语言之下的时代。

罗马基督教教会转而使用拉丁语很可能是由二世纪末期的一位主教所推动的，也就是维克托一世（189-199）。他很可能是罗马的第一位专制主教。此时有整整一代教会领袖致力于创建一个具有单一主教权威来源与单一教义标准并可以得到各地主教普遍认同的教会，而他就像里昂的爱任纽与亚历山德拉的德米特里一样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正是维克托一世在爱任纽的鼓励下收紧了罗马主教认为可以接受的信仰多样性，他终止了一项长期存在的惯常做法，不再向罗马城中的许多其他基督教团体发放自己圣化过的圣餐礼面包与葡萄酒——这些团体包括追随华伦提努的诺斯替教派信徒，孟他努派信徒以及各种神格唯一论三位一体观的倡导者。*64* 实际上这是一种惩罚性行为，也是对绝罚——将悖逆者从基督徒团契中排除出去——这种在后世大受欢迎的手段的开创性尝试。对于主教新的正式角色的最恰当表述应当是教师与教义捍卫者。后世的一代代主教们为了强调他们在广大的罗马城中所起到的团结作用，会轮流拜访城内各处基督教崇拜地点。在公元三世纪，越来越多的地区教会有了固定集会地点，教众们逐渐不再需要在某位基督徒的家中进行集会，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主教的上述做法也就成为了至今依然存在于罗马礼仪年当中的惯例。日后在许多其他有着潜在分裂可能的大型城市中，当地主教们也遵循起了罗马主教的示范作法。*65*

因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主教开始巩固自己的特殊角色，这一角色很可能令他在西方教会当中拥有特别显赫的地位。现今存世的“教皇（papa）”这一头衔在罗马的最早应用是在玛策林教皇时期（296-304年），地点在城内一处地下墓地内，出自他的执事塞维鲁的葬礼铭文当中。*66* 不管怎么说，没有其他任何一座西方教会可以声称自己是两位使徒的埋骨之地，而各地基督徒也开始前往罗马朝圣。圣彼得陵墓周围覆盖满了早期朝圣者的涂鸦。尽管这些涂鸦的日期很难确定，但是在城市以外东南方向的阿皮亚大道旁的一处圣祠内——今天这座圣祠已经被圣塞瓦斯蒂安教堂覆盖了——也发现了类似的涂鸦。这座圣祠很可能在三世纪中期迫害基督徒运动期间存放过彼得与保罗二人的遗骸。这些涂鸦当中出现的人名与经常性的拼写错误表明书写涂鸦的人都是来自外地的旅人，而且都是些贫贱寒微的旅人。*67*

当时唯一可能对罗马的地位构成挑战的教会就是北非海岸教会，该教会很可能是拉丁语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中心。不过尽管北非地区在二世纪晚期到三世纪之间也出现了大量殉教者，但是这其中没人能够与两位使徒相提并论。公元256年，罗马主教司提反与当时北非的主要领导主教、迦太基的居普良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当中出现了罗马主教对于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首次已知引用：基督对彼得宣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可以视为向假设中彼得在罗马的继承人授予了特别的权威。这一声明在北非地区引起了颇有节制的欢欣雀跃，假以时日还将在地中海南部地区遭遇彬彬有礼的质疑。罗马在基督教教会当中的地位还要受到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决定，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

充满魅力的游方基督教教师或先知的消失以及主教权威的最终确定可能都是二世纪末的一场冲突所导致的。冲突双方分别是公教会与一场名为孟他努派或“新先知”的运动。孟他努是小亚细亚弗吕家山区的的一名原住民。二世纪的小亚细亚已经成为了早期基督教中心之一，基督徒数量集中，宗教热情也十分高涨，毕竟圣者约翰就一直在小亚细亚活动，启示录之所以迟迟未能入选新约可能也反映了当时教会对于在小亚细亚基督徒当中反复出现的先知主题的担忧。就像许多其他皈依者那样，孟他努热情四溢地宣扬着自己的新信仰，但是他还进一步声称（具体日期不能确定，不过大约应该是在165年左右）他从圣灵那里得到了新的启示，可以对现有基督教信息进行补充。令当地基督教团体领导层担忧的并非这些信息的内容，而是这些信息对他们的权威所构成的挑战。这样一个既没有教会职权也没有使徒传承的家伙凭什么竟敢妄称关于信仰的新真理并趁着兴奋劲头将公众聚拢到自己身旁呢？

更糟糕的是，孟他努的身边还有一名在迷乱状态下发言的女先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领导权在教会中一直处于颓势，而眼下这种女性自信与先知预言的结合看起来极为危险地类似于古代异教崇拜中心的女性先见，对于一门急于将自身与其他宗教分离开来的崇拜体系来说，这种呼应无疑是最为危险的。小亚细亚教会就这样遭到了撕裂：这个孟他努究竟是赐福还是诅咒呢？两边都向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教会求援。令孟他努派大为受挫的是，他们遭到了罗马主教爱德流的谴责。于是就向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反对与敌视驱使着孟他努派就他们眼中的自身使命发表了越发出格的言论，这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公教会主教团所施加的完全且彻底的绝罚。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孟他努派对于圣灵的激情仅仅在惯于热火朝天地信奉基督教的北非地区才得到了主要基督教活动家的长期同情，尤其是三世纪初期的著名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但是在其发源的弗吕家地区，孟他努派一直坚持存在到了公元六世纪，直到550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占领了此时备受尊崇的孟他努派据点巴普萨并摧毁了教派创始先知的圣祠，彻底消磨了“新先知”的骄傲后裔的士气。到后来甚至连巴普萨的位置都遭到了遗忘，直到最近考古研究人员才再次发现巴普萨的可能所在地。*68* 但是在帝国破坏巴普萨之后不到一百年，一场新的“新先知”运动就开始动摇拜占庭帝国的基础。麦加的穆斯林军队从北方席卷而来，直逼帝国的小亚细亚边境。或许此时小亚细亚依旧存在着欢迎新先知狂热作风的孟他努派残余。

早期的孟他努派成员坚信他们即将目睹新耶路撒冷降临在巴普萨，相比之下公教会则基本上抛弃了保罗关于基督即将再临的主张，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整体而言，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只有在边缘化的基督教群体中才能发现此类主张。在孟他努派的同代人当中，只有爱任纽对于世界末日将会在他生前到来的看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的主张使得接下来几代基督徒尴尬不已，以至于他最初的希腊语言论已经完全消失了，许多拉丁语译本也将涉及这方面的段落剔除了出去。直到十六世纪，爱任纽原始言论的拉丁语译本才得见天日，并同样令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尴尬不已，因为他们十分不悦地发现，天主教信仰的堡垒之一居然发表过与同时代新教极端分子一样的言论。*69*

有人也许会认为孟他努派对于圣灵新启示的强调是他们对于新约正典范围不断收拢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言论中实在找不到多少可以称之为异端的内容。问题在于权威。教会领导层对于孟他努派的激烈反应可能体现了一世纪晚期城市基督教与农村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此时城市教会的领导权正逐渐向个人手里集中，而此时基督教才刚刚发展到偏僻闭塞的农村地区。*70* 教会正在巩固专制主教与三重事工的权威模式，而孟他努派则回敬以身份随意的先知。在接下来的基督教历史当中这两套模式之间还会发生许多冲突。日后第一批新教徒将会起而反抗罗马，新教徒以外的激进教派如卫理派、米勒派、五旬节派以及众多非洲教会也都将体现这一冲突。所有这一切日后我们都会有所涉及。此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另一场在两千年后重新回归成为教会热门话题的冲突，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职教授撰写了译本至今依然很有用的工具书，其中对此作出了提纲挈领的沉郁警告，时至今日他的话依然能说明许多方面的问题。“假如孟他努派获胜，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就将不再由智慧最受尊崇的教会教师来监督，而是会落入大呼小叫的神经质妇女手中。”*71*

诺斯替派与孟他努派对于教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致使教会对于所有基督徒新身份的可能性紧闭了大门。与诺斯替派争斗的最显著效果就是延缓了基督教脱离其犹太根源的进程，这个开始得如此之早的进程占据了一世纪的大部分基督教生活。从一开始基督徒们就为了他们对于神人一体基督耶稣的热烈信仰而急切地在希伯来圣经中上下寻找任何与之相应和的内容。现在教会更加自觉地引用希伯来圣经文本并在集体崇拜活动中诵读圣典内容，并通过这些做法有力地将所谓旧约在价值上与新约并列在了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教义的新一批主教护卫者们依旧面对着如何在城市文化圈内传播信仰的问题，这个城市文化圈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越过罗马帝国边境之外，由常年浸淫于希腊学识、文学以及思想方式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主导。保罗本人大概没有接受过传统的高等教育，至少从他的文笔或哲学观念当中反映不出来。他甚至都懒得提到哲学。实际上新约中明确提到哲学的地方倒也的确有一处，保罗的仰慕者在歌罗西书中将哲学贬斥为“花言巧语”。*72*

百年之后，这种从心所欲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著名基督徒往往都受过良好教育，这对于他们的信仰观念也造成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许多今世的社会价值规范，也摒弃了诺斯替派按照其他思想体系的特点对基督教进行的极端改造。这一来剩下的问题就成了公教会与希腊罗马上层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世纪最后几年里，不少作家在文学创作以及对于希腊文化过往的自觉骄傲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些人现在一般称作第二代智术师（Second Sophistic）。有思想的基督徒们在倾听了身边世界主导高端谈话的自信声音之后自然会设法去粗取精为自己所用。但是这样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传播福音的时候真的能够求助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他们的当代诠释者吗？第二代智术师的智慧与基督教经文的启示完全无关，那么这些智慧是否因此会因此而毫无价值呢？对于众多学识渊博且思想深刻的基督徒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希腊文化遗产是教会存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源。可以说，他们试图驯服这笔资源为基督教所用的努力在极其宏大的层面上创造或构造了基督教的学说。无论利弊如何，教会对于他们所取得成就的回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都从未停止过。

一系列基督徒都曾在公元二世纪处理过这些问题并均未给出最终结论。圣典所揭示的上帝真理与人类理性对真理的不倦求索——就基督教看来这也是上帝恩赐的才能——之间如何相处一直是基督教从未停止过的辩论话题。二世纪时基督教已经传播得很远了，比方说就存世文本而言当时在著作方面最重要的几位基督徒——游斯丁、爱任纽、特图里安——都主要在罗马与地中海西部教会工作，而另外两人——亚历山德拉的克雷芒与奥利金——则来自亚历山德拉这个学术与贸易中心。但是除了特图里安之外上述所有人都以希腊语写作，此时希腊语依然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所有教会的通用语言，甚至在说拉丁语的西方也是如此，这说明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依旧由一批与希腊语东方保持密切联系的城市人口所主导。实际上，游斯丁与爱任纽从帝国东部城市搬到西部定居这一举动就很好地揭示了基督教持续不断的流动性与内在联系。

游斯丁生在撒玛利亚，他留下了一小篇自传，说明自己如何皈依了基督教，这篇自传也是一篇寓言，表明了他在启示/理性辩论中所处的立场——实际上这可能不只是寓言。他告诉我们他旅行前往以弗所接受高等教育并且遭遇了一连串的失望。他首先不出所料地投奔到一名斯多葛主义教师的门下，这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但是这名教师无法告诉游斯丁任何关于神的知识：毕竟斯多葛主义主要关注自我约束与规范而不是阐述神性。他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教师那里也没有交到好运，因为此人只顾讨论学费收取标准的问题——很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务实且系统化作风的体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师也对他无所助益，因为此人要求他先去钻研并精通音乐、天文与几何，然后再去深入思考这些技艺所揭示的奥秘。最终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满足了他的求学渴望——但是接下来他在以弗所附近的海滩上见到了一位老人并与之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老人对他提到了曾经预言基督降世的希伯来先知。*73* 游斯丁的旅程到此才算圆满。这段传奇故事的核心要点在于先知的智慧比希腊人更古老，而当时一般以古老为佳，因此对于任何新兴基督教的拥护者来说这都是最有可能服人的论点。但是游斯丁从未舍弃自己哲学家的外衣（pallium），这种服饰就像今天神职人员的领子一样易于辨识，或者说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牛津大学讲师穿戴的长袍与方帽，因为在高等教育学校里穿长袍是教师身份的象征。这身行头也在游斯丁的生活与传道当给出了夺目而持续不绝的视觉信号，表明了游斯丁认为两种传统可以合为一谈的立场。

因为游斯丁高度重视全面精神探索，因此他一心想将自己新发现的基督教信仰以外人能够理解的说法向基督教以外的人们进行解释。他是历代基督教辩护士（Apologist）当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公元二世纪，这些人与自己身边的文化展开了对话，试图表明基督教优越于当时的精英文化。他尤其乐于以易于理解的语言向那些困惑于基督教主张的希腊知识分子们解释基督耶稣与圣父上帝的神秘关系。他使用了当时柏拉图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受一世纪犹太学者斐洛影响的希腊化犹太人在谈论神性时所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道（逻各斯），此时这个词在洪钟大吕般的约翰福音开篇赞美诗当中已经成为了基调性的主题。对于游斯丁来说，圣父上帝对应着柏拉图的至高存在。游斯丁支持主流教会反对诺斯替教派的主张，认为至高上帝创造了物质世界。为了将两者联系起来他引入了逻各斯作为中介。希伯来先知们与柏拉图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当年都曾接触过逻各斯的概念，因此得到了基督徒们十分乐意的接受。最终完满逻各斯的是基督耶稣，他是不同于圣父的存在，但又从他自身当中派生出一丛火焰，这丛圆满与亲密的火焰点燃了一支又一支火炬，四世纪的一部教义声明当中还专门使用了“薪火相传”这个短语，这部作品今天被称作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74*。

对于逻各斯的这种用法在二世纪神学家当中十分普遍。比游斯丁年轻的同代人爱任纽就采取过这种用法。爱任纽大概来自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士每拿，一开始他来到罗马求学，然后又来到了今天法国南部的里昂。177年的迫害活动摧毁了当地的教会组织，当地主教坡提诺也遭到杀害，于是爱任纽就接替了他的位置。他的写作生涯是由许多实际问题决定的，因为他要为上帝牧养一群同时面对官方侵扰与诺斯替教派的教众。他不是游斯丁那样的创新性思想家，但是他很对得起自己的位置，通过强调主教所体现的传统——例如前文提到的教义声明——来反对诺斯替教派并捍卫基督教，就像此前安条克的伊格那丢那样。正如我们所见，爱任纽在新约最后一封书信中采用了hairesis这个词（希腊语“自我选择的意见”），意为“教门”，之后又用这个词来形容整个诺斯替教派，借此表示他所谴责的是一个单一运动，尽管运动本身可能千头万序。从讨论宗派主义开始起步，他普及化了一个在日后基督教意识当中享有广阔未来的概念：异端（heresy）。这个概念对于他心目中统一于单一领导权之下的公教会而言是天然的反面。

爱任纽认为公教会基督教的关键核心在于圣餐礼，而圣餐礼又与主持圣餐礼的主教的领导地位密不可分。他决心强调在他看来圣餐礼所主张的关于肉体与物质的重要性，这也正是诺斯替教派所排斥的主张。因此爱任纽也和游斯丁一样认为上帝的意图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旧约则是这段历史的核心文本——马西翁对旧约的否定就此遭到了反制——爱任纽十分乐意强调旧约文本中的对称或者说“再现”（recapitulation）：第一位人类亚当的堕落通过第二位亚当也就是基督的起死回生得到了弥补，女性夏娃的不服从通过女性玛利亚的服从得到了弥补，伊甸园中生命之树的角色则由基督受刑的十字架取而代之。*75* 这种对称很能吸引一个痴迷于数字与几何之美的文化，而且也很能迎合游斯丁与爱任纽以启示录第20章为基础的信心，他们相信上帝的选民在人间的千年统治即将到来（对此类事件的信仰也就被称为千福年说（millenarianism））。尽管当时教会当中绝大多数其他有影响力的声音都觉得这种末世论调十分令人尴尬，但是游斯丁与爱任纽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却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上帝的最终目的必然要通过他所创造的世界得以彰显，因为根据再现教义上帝的计划曾经在这个世界成功过一次。

特图里安是已知最早的以拉丁语思考并写作的主要基督教神学家。他来自北非重镇迦太基，此地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差一点就终止了罗马共和国的稳步上升势头。后来迦太基遭到征服、摧毁与重建并成为罗马殖民地，这一系列过程进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此地现在已经成为了拉丁语文化的中心之一，拥有着十分繁荣的高等教育学校。第一个说拉丁语的基督教教会很可能就出现在这里而非罗马城。这座城市与罗马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里是北非粮食出口贸易的中心，历代罗马皇帝都面临着为整个首都提供免费面包的长期重任，北非的粮食对他们至关重要。迦太基与罗马两地的基督教教会也沿袭了两地之间的贸易模式，维持着紧密而未必总是友好的关系。日后以罗马为主要舞台的许多争议当中都有特图里安的参与。

尽管今天人们对于特图里安的生平与背景还有着许多争议，他的作品依然表现了一个受过第一流拉丁语教育的人。特图里安华美的拉丁语文风表明他受惠于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住地闪烁于他笔下众多富有争议的神学著述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位才华横溢且脾气恶劣的上层阶级新闻记者所特有的魄力与活力。与游斯丁相反，他极力贬斥古典传统，以一个反问句集中表达了二世纪公教会神学家的心思：“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呢？”但是他从来未能摆脱古典传统：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罗马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造反，最后甚至造到了公教会的头上，因为他在与公教会决裂后成为了孟他努教派的倡导者。尽管如此北非教会依旧十分缅怀他，就像孟他努教派早已展示的那样，北非教会日后也将反复与确立下来的权威教会发生龃龉。

这位自相矛盾的叛逆可以在一篇作品里激烈斥责罗马主教作风惫懒，未能以就他看来与基督徒相称的力度来推行道德标准，而在另一篇作品中又动情地赞颂使徒传承当中主教这一角色的荣光。他支持马西翁，拥护婴儿施洗，与帝国当权者合作，还鼓吹孟他努主义，这一切论调都出自他的笔锋之下。特图里安认为人的灵魂可以从父母传给婴儿，因此人类的罪孽也就不可避免的流传了下去。这种灵魂遗传论（traducianism）的信条为人类受困于原罪的悲观论调打下了基础。日后来自北非的神学巨人希波的奥古斯丁将会把这条教义以最极端的方式发扬光大。

在这一片争议当中，特图里安敲定了绝大部分拉丁语基督徒注定要用来讨论自身信仰复杂性的语言。他尤其杀气腾腾地着手解决了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教会的观念发展而来，早在保罗的作品中就有所反应。上帝有三个为人所感知的方面——圣父、圣子、圣灵——创造者、救赎者与助力者。但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神性的统一似乎是通过三合一的形式来体现的——人们需要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三方面并存的理念。这个词最早的出处就在特图里安的作品中，尽管很可能不是他首先发明的：Trinitas。与这个词相关的一轮出自一篇典型的攻击性宣传册，攻击对象是小亚细亚地区一位名叫普拉克西亚的基督徒。*78* 这位普拉克西亚代表着基督教当中一派十分重要的思想，名叫神格唯一论（Monarchianism），这种思想是对游斯丁之类神学家使用逻各斯语言的反动。游斯丁十分重视区分圣父与圣子的不同角色，以至于说出了过头话，将逻各斯称作“有别于造万物之上帝”的存在，尽管他立刻就给自己打圆场说自己是“论数不论心”*79*。但是这句辩解并没有使他免于指责，指责者们认为就是他这样的神学家危及了上帝统一性这一基本基督教原则。但是这些神格唯一论的主张者们又只顾强调统一性，使得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性遭到了彻底消失的危险。因此对于这些主张十分担心的人不仅只有特图里安。

神格唯一论当中有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上帝模型。第一种名叫继承说（Adoptionist Monarchianism），认为基督是被上帝收养做圣子的，他一开始是人。圣父的神力寄托在他人类形态上时他才成了神。有些早期基督教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收录过这种看法而并未拉出来加以批判，例如赫马的《牧人书》。但是二世纪晚期从拜占庭来到罗马的上帝一体论者戴奥道西将这一理念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他来说，耶稣是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凡人，只是身世奇异而已，他在约旦河受洗时圣灵降在他身上，使他有了行奇迹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神。这一理论强调圣灵“高举”耶稣的力量，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动力说。（dynamic Monarchianism，dynamic源自希腊语dynamis，意为“力量”）

另一种神格唯一论观点被称为形式说（Modalist Monarchianism），这一观点认为圣父、圣子与圣灵只是同一个神圣存在的三个名字或三种模式，按顺序扮暂时出现，就好比演员在古典舞台上佩戴不同的面具来扮演喜剧或悲剧角色。拉丁语中对于这种表演用面具称为persona，这也就成为了英语中“位格”（person）一词的词源。这一现象表明了谈论三位一体有多么困难，因为在后来的讨论中，“位格”的概念越走越远，不再是对一系列暂时角色的描述，而是与圣父、圣子以及圣灵各自不变的本质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三位一体观念的众多意义之一就是代表了上帝一体论的失败。形式说也被称为萨培里教派（Sabellianism），这个名词来自二世纪晚期一位原本会籍籍无名的该理论拥护者的名字。这是个十分刻毒的名词，在不同时期的教会当中都曾有过亮相，其所具有的歧视含义相当于当年麦卡锡口中的“共产主义者”。

罗马教会最终在二三世纪之交对两种形式的神格唯一论都予以了谴责，但是连续有三位罗马主教对这种做法表示犹豫，可见早期基督教尚未做好准备在最困难的神学问题上将多元化观点拒之门外。*80* 神格唯一论并不会就此消失，对于一个希望同时谈论一元与三元上帝的宗教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许多基督徒尤其将一个希腊词汇与神格唯一论思想家们联系在一起，homoousios，意为“同质的”，这也可以用来指代圣父与圣子之间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现在这个词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尼西亚信经》，在每一次圣餐礼上得到千百万人的吟诵，但这个词也曾一度令许多基督徒心生戒惧，尤其是在东方。这个词的应用似乎危及到了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彼此有别的身份，因为上帝一体论者在三世纪也使用过这个词，尤其是撒摩撒他的保罗，这位叙利亚基督徒曾经担任过安提阿主教，后来因为一干花样繁多的丑闻指控而遭到罢黜。因此，homoousios也就具有了在四世纪撕裂基督教世界的力量，下文中我们还要讲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