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这项重任着实沉重得令人生畏。区区肉体凡胎如何才能承担得起呢？希腊人之所以以其他地中海文明望尘莫及的力度寻求宇宙与社会的意义，同时又更倾向于与传统宗教结构相分离，其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哲学家们十分深入地投入到了理想社会的定义与社会如何自治等问题当中。有些哲学家采取的方法是积极主动且自相矛盾地刻意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将现实无情地展示给其他公民。比方说锡诺帕的第欧根尼，柏拉图曾送给他“疯狂苏格拉底”的外号。他成为了一名乞丐，整天以妨害雅典市民观瞻为己任，晚上就睡在一个大酒缸里面（雅典公民们十分欣赏他，有一次某个调皮孩子砸烂了他的酒缸，市民议会还出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并将肇事者鞭笞了一顿）。他的生活方式是对其他人身体力行的提醒：尽管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他们依旧还是动物——他本人就被戏称为“狗”，而他的崇拜者与模仿者则自称“犬儒主义者”。基督教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曾产生过以他为原型的圣徒，神圣的傻瓜与其他公开蔑视俗世财富的人，尽管他们基本不会像第欧根尼那样为了彰显自己与因袭价值观的分道扬镳而热衷于公开手淫。*15*

身处另一个极端的哲学家们则一头扎进了实际政治活动当中。例如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就在意大利南部诸多城邦夺取了权力。但是他们的行动主义总体上并没有获得巨大成功，他们极其令人不安地热衷于按照复杂的清规戒律生活，其他不接受他们的狂热作风的公民们自然毫不意外地发动了暴力反抗。*16* 大多数哲学家不会如此冒险。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对身边的社会进行评论与分析，将此作为探索人性与其所处环境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批评性的。具体例子可以参见在雅典讲学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三人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奠基人，首先影响了希腊，接下来又影响了罗马。基督徒们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与思想，当他们讨论信仰或道德问题或者试图理解自己的圣典时，必须要耗费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与原创想象力才能避免踏上希腊人的老路。在基督教发展早期这一点尤其困难，因为当时基督教身处的世界完全被古典思想所统治，与此同时它又要为了自身信仰的实质而进行大量的艰苦思辨。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多亏了他的学生与仰慕者柏拉图以对话形式为主的记载，我们今天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当初他在雅典教学时一直坚持不懈且令人恼火地提出各种质疑。这种做法反映了他的信条：如果人们指望在应对公共与私人问题的无穷困扰时能够取得任何成功，就决不能停止质疑。在针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辩护演讲中坚称“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17* 苏格拉底对雅典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制的质疑是他受审并遭受处决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受审也是柏拉图对话的中心事件，这一来雅典社会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也成了受审的对象。这位无疑是全雅典最伟大的公民居然会因为渎神与不道德的罪名而丧命，如此惨痛的荒诞一幕迫使柏拉图将政治讨论视为了讨论正义、道德本质与神意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就他看来，这两种讨论是可以互换的。西方宗教与哲学也一直笼罩在这两方面的交流之下。西方文化继承了苏格拉底对于逻辑辩论与理性思考的重视，西方分支的基督教尤其倾向苏格拉底的原则，尽管日后到了十九世纪将会出现一位名叫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丹麦路德教派成员与这一原则大唱反调并颠覆整个理性追求的体系。

柏拉图对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首先，他对于现实性与真实性的看法推动了基督教的基本冲动之一：超越眼前的日常生活，看清普遍或终极的存在。在《理想国》一书中，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讲述了“洞中之囚”的故事，从众多方面反映柏拉图对于人类处境的看法。一群囚犯被人结结实实地捆在山洞里，脸冲着洞壁，没办法回头。他们身后是一个火堆，他们与火堆之间还隔着一条通路。手拿各种人型与动物造型塑像的人们从通路上走过，将塑像的影子投射到囚犯们注视的洞壁上。这些人会呼喊各种造型的名称，喊声的回音也会从洞壁反射回来。因此囚犯们所能感知到的就只有影子与回音。这就是他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假如他们当中有人被释放出来的话，真正的阳光会令他目不能视，他看到的任何真实物体在感觉上都不会像他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投影与回声那样真实。*18* 人生就是囚禁于洞穴中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特定现象只是其理想“形式”的投影。“形式”代表了比已知“现实”更高一层也更真实的真正现实。我们不应满足于影子。个体人类的灵魂应当尽力冲破这个蒙蔽感官的世界，返回“形式”的所在，因为在那里我们有可能找到arete——至高的德行。这条路是智识之路。“灵魂的卓越”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或前进方向。因为甚至连“形式”也是可以超越的，在“形式”之上的就是“至高灵魂”（Supreme Soul），换句话说就是神或者“至善”。

柏拉图对基督教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神性所包含的统一性与仁慈性的认识。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对传统希腊神祗激进性的再思考当中获得了启示，他进一步超越了希腊神祗的观念，将道德置于了他关于神性讨论的中心。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当中的希腊神祗都很难说是道德的表率，主神的起源尤其充满暴力与恐怖。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提到世间第一位神灵名叫卡俄斯（混沌），产自他体内的其他神祗象征了宇宙摆脱混沌逐渐成形的过程，包括地母盖亚与其子乌兰诺斯（天空之神），两位神祗乱伦而生十二位子女并全部被乌兰诺斯塞回了盖亚的子宫。盖亚最小的儿子克诺斯阉割了自己的父亲乌兰诺斯，之后又与自己的妹妹乱伦并意欲谋害她的所有子女。这段情节实在与基督教三位一体理论所暗示的家庭关系大异其趣。到了宙斯一辈，情况略微有点好转但也十分有限。如果要为奥林匹斯诸神撰写操行报告的话，一定难免要谈到他们如何缺乏道德责任感、同情心或怜悯。

面对着众位神祗令人担忧的道德不靠谱特质，希腊人总体上采取了乐呵呵的无可奈何态度，并尽一切可能通过四时八节的各种祭神仪式来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现在柏拉图提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至高神图像。他还在进一步的维度上超越了传统诸神，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限制了他对于神的至善性的想象。尽管柏拉图所设想的至高神并不像传统希腊诸神那样反复无常、嫉妒吵闹，但同时也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拉开了距离，因为同情也是一种情感。对于柏拉图来说，神的真正特性不只是善，还是全。尽管他从未就所谓的“全”做出任何结论，但这一观点暗示了神也代表完美。完美的至高神不可能有情感，因为情感是情绪变化的结果，而完美的事物究其本质而言是不变的。这种毫无感情的完美与以色列上帝时常充满感情的干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柏拉图与希伯来人都强调神的超越性。很难设想柏拉图的神为什么会创造出我们这个变化无常且乱七八糟的世界——或者两者之间如何能存在任何有意义的联系。甚至就连“形式”的完整性都更适合由其他存在而非身为至高灵魂的神来创造，或许这位创造者正是柏拉图在他最富影响力的著作《蒂迈欧篇》当中描述的至高灵魂的形象，某种类似手工艺人或者匠人（demiourgos，这是“造物者”（demiurge）一词的词源）的存在。*19* 创造很可能从至高现实发端，经由神祗呈层级发散式向外扩展开来。

柏拉图对神的探讨成为了古代世界神性讨论的主流观点。正如我们之后将会见到的那样，这一点为试图讨论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柏拉图的徒弟亚里士多德同样很有影响力。他选择了一条十分不同的道路来寻求真理。柏拉图在超越个性的理念中寻求真实——例如说“树的本质”比任何一棵单独的树都更真实——而亚里士多德则通过个体与可观察的客体来寻求真实。他的做法是将不同的树加以分类。对于他来说，寻求知识的途径就是研究实际存在且可以通过人类感官来描述的客体与形式，尽可能多地搜寻关于它们的信息与观点。展现两人分歧的最好方式就是比较他们各自如何应对希腊人一贯热衷的政府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一个精英统治的极权社会。尽管这只是一个理念，但却是对雅典民主制的对抗乃至颠覆。柏拉图曾亲眼看着雅典民主制走上下坡路，一步步陷入政治争斗与司法歪曲的泥潭并最终批准了苏格拉底的死刑。任何神志清醒之人都不会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复制柏拉图的理念——尽管有些明显发疯的社会十分追捧他所提出的驱逐所有音乐家与诗人的建议。不过柏拉图的原意只不过是为各种社会提供一面反躬自省的镜子，包括他本人所处的那个社会在内。*20* 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刚好相反。他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尽可能多地收集了所有各种现存政府的资料并分别进行点评。这些资料当中流传至今的只有一份，于十九世纪重见天日，好巧不巧恰好就是对雅典政体的论述。

这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做法。他将这一方法应用在了所有学科上。从生物学与物理到文学理论与修辞学（即公共演讲与辩论艺术）。此外他也研究抽象课题如逻辑、内涵与因果论。记录这方面讨论成果的文本被收集成册附带在了他关于物理学的论文之后，因此有了一个实用性的标签：“meta ta physica”（物理之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就这样无心插柳地诞生了，这个词指得是对于现实的本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像一个巨大的归档体系。从其存世的部分可以看出，他的著作形式并非柏拉图笔下珠圆玉润的对话，而是学生与助手们的工作笔记。这些籍籍无名的助手们当时并不会知道，他们的工作将会在未来发挥令人陶醉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两千年之后，他的成果将会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思想成形铺平道路，成为他们心目中组织并思考物质世界、艺术与美德的最佳方式。

基督教会一开始对于亚里士多德并不十分信任，更偏好柏拉图的出世风格。但是当时任何其他理解世界组织构成的方式都无法在全面性上与亚里士多德的成果相提并论。当基督徒需要就自然领域——例如生物学或动物门类——发表神学评论时，很自然地就会投奔亚里士多德，就好比今天的基督徒会为了自己不甚了解的课题而转向现代科学来获取信息一样。结果就是在这位非基督徒哲学家去世两千年之后，北欧某修道院的两名僧侣在辩论时如果其中一人能够断言“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那么辩论就算是有了结果。直到十七世纪，基督教关于信仰与世界的辩论都少不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古希腊幽灵的参与，这两人谁也没听说过基督耶稣的名讳。亚里士多德为十二十三世纪西方教会的学术革新提供了动力。甚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们还再度肯定了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融合，这还是当年托马斯.阿奎那最先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