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博弈——愤怒青年王玄策的彪悍年华 -- 毘沙门

我们前面曾提到过，戒日王朝曾诞生过一部相当有名的戏剧——《龙喜记》，作者署名正是戒日王本人。尽管该剧的真实原创是谁一直争议很大，但它确实诞生于戒日王时期却是被一致公认的，也就是说，该剧即使不是戒日王自己写的，起码也是他供养的文人所作，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肯定与戒日王朝息息相关。

顾名思义，《龙喜记》表现的是“龙王的喜悦”，它共有五幕，第一幕至第三幕叙述持明国王子云乘与悉陀国公主摩罗耶婆地的爱情，第四、五幕叙述云乘王子自愿代替龙王太子，舍身喂食饥肠辘辘的大鹏金翅鸟，死后在女神的救助下获得重生。

此剧在当时就已经相当流行，比如唐高宗时期去印度求法的义净和尚在他写的《南海寄归传》中便有相关记载：“戒日王取乘云菩萨以身代龙之事，缉为歌咏，奏谐弦管，令人作乐，舞之蹈之，流布于代。”

尽管并非专业史书，但《龙喜记》等梵文古籍剧本里却保留了关于印度中世纪的大量史料。在近代藏学集大成者根敦群培大师撰写的《白史》中，就曾引用了《龙喜记》的一段记录，它描述了佛灭后第1192年（即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发生的故事：

“皇帝遣王玄策赉金丹册，率三十骑往印度，尔时哈罗沙王卒，地方纷乱。由于哈罗沙王无太子，大臣名阿祖那者继位，恼害内政，并击中国使者，夺取财物，杀其随从。

“王玄策仅余少数随从，夜间逃出，奔于吐蕃所属泥婆罗国，求松赞援助。于是吐蕃赞普派遣甲兵一千二百，泥婆罗国骑兵七千，讨伐印度，偕金丹册官王玄策同至赫罗赫达，仅三日间，未劳用兵，即占领其京城，割印度兵首级三千，有一千余投于附近之河中。

“时阿祖那王逃脱，复招新兵来战，最后为藏军所致，及其亲属皆被俘。”

这里的“哈罗沙王”便是戒日王，而“阿祖那”则是阿罗那顺。上面的记载与汉文史料基本一致，但是联军的主导者变成了吐蕃人而非王玄策，后者只是被吐蕃人“偕”着一起过去，才“同至”曲女城的。

大学者根敦群培是藏族，尽管他写的《白史》是西藏第一部尽量剔除了神话传说等宗教因素影响的史书，但也难免有为本民族文过饰非之嫌疑。比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一段关于公元659年所发生大事的记载，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根敦群培在《白史》中就以上的内容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这样的解释单独拿出来似乎也说得通，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尤其是完全颠倒了双方的胜负关系，根敦群培也因此饱受诟病。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公元659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高宗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芒松芒赞（松赞干布之孙）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八万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达延.莽布支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但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根敦群培却似乎没有必要造假，因为做为一部著名戏剧，《龙喜记》在亚洲各地流传甚广，光俺们中国就起码有汉语和藏语两种版本，一些版本的历史相当悠久，比如在四川甘孜州著名的德格印经院保存的《丹珠尔》也就是藏文大藏经的注疏部分中，就比较完整地保存着《龙喜记》的公元十三世纪藏译本，因此各版本一对照内容便知真伪，基本不太可能伪造。

后来，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将梵文《龙喜记》译为汉文，其中就包含了以上的内容，而众所周知，季老先生一向主张从梵文原本翻译印度文学，1947年他在《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一文写道：“我一向反对转译，尤其是梵文纯文学的作品我觉得更不能转译。因为就文法说，梵文是世界最复杂的文字。无论用哪种文字译都不能把原来的文法构造反映出来。除了文法上的复杂之外，梵文的纯文学还有一种神秘的美，也是世界上的任何文字里找不到的。”

如果按照《龙喜记》的记载，吐蕃人其实才是战争的主导者。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王玄策只是个外交官，其麾下并非唐军而主要是吐蕃和泥婆罗这些外族官兵，他在指挥协调方面无疑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尤其是吐蕃军与唐军的战法完全不同，在短期内一定很难适应。

我们知道，初唐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军擅长以轻骑兵实施大范围大迂回，说白了也就是喜欢玩出其不意长途奔袭，典型战例如李卫公闪击东突厥和吐谷浑，以及他的学生侯君集远征高昌，都是相当强调机动性的作战。

尽管吐蕃军也以骑兵为主，但他们在对马匹的使用方面与唐人完全不同，似乎仅仅只用做交通工具——根据唐朝官方史书《通典》的记载，“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后世研究者据此推测，吐蕃人有可能是以马匹实施运输，作战时则下马组成严密的方阵，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军。

《通典》中还写道，吐蕃人的防具相当精良——“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与此同时，吐蕃人主要的进攻武器是长矛，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长——“枪细，而长于中国者。”

看到这里，朋友们也许联想到了古希腊、古罗马赖以成名的重步兵方阵。

尽管田中大神在《天竺热风录》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玄策如何利用火攻来大破印军战象，但我们知道，受过严格训练的大象其实并不怎么怕火——在人类历史上以常规部队击败战象的几次典型战役中，比如罗马军团PK皮洛士、亚历山大PK波拉斯以及刘方大破林邑，都没有火攻什么事儿，前两场战斗的胜利更是主要靠步兵方阵用长矛硬戳出来的，而根据《通典》等史书中对吐蕃人装备和战法的描述，他们似乎也具备罗马军团和马其顿方阵那样击败战象的条件......

因此也存在这种可能，即联军让王玄策挂了个主将的名儿，具体战斗则由吐蕃和泥婆罗军官负责指挥，而作战方式则按照联军惯常采用的“下马列行而阵”，用一排排锋利的长枪组成一面刺猬般的钢墙，即使面对庞大的战象，他们仍然前仆后继，“死则递收之，终不肯退”。

具体情况如何，也许并不重要，反正联军最后是胜利了。

对于联军的战果，《龙喜记》亦载：“吐蕃军所杀伤及俘虏之印度兵，总数在一万三千人。掠获牛畜三万有余，占据有城垣之城市一百零八处，使归吐蕃。”这与汉文史书基本一致，只是在城池数量上有较大差异，但考虑到汉文史料说的是五百八十座城归降，而这里说的却是“占据”，因此也并不算冲突。

联军的规模尽管不算太大，但也有万把人左右，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无疑是一个难题，如果光靠大后方也就是吐蕃和泥婆罗长途跋涉来运输，肯定不太现实，联军占领这么多当地城池，也许正是出于后勤方面的考虑。《孙子》所谓“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以及“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情况吧。

有意思的是，按照《龙喜记》的说法，戒日王的宿敌、当年与他一起争“老衲”玄奘的东印度鸠摩罗王似乎也趁机落井下石插了一腿，向联军提供了不少物资，从而大大解决了联军的后勤问题：“阿祖那王之怨敌，迦玛汝巴之鸠摩罗王，闻讯大喜，遂将无量牛马对物放吐蕃军。”

这段记载在《新唐书》中得到了证实，不过后者写得更玄，竟说这位东天竺王还想要向大唐请张太上老君像供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

这里的“迦没路”，人们认为很可能是“鸠摩罗”的异译。这位国王在当时的印度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霸主戒日王，老二无疑时时刻刻想取代老大的地位，现在又遇到千载难逢的翻盘机会，因此他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次大陆又一页的历史已经翻过，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玄策后来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请继续期待大结局《历史就是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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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么段时间，看来河里变化还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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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典》中的记载似乎表示他们是骑马的重装步兵，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吐蕃军团最鼎盛时的战斗方式，在初期他们应以轻骑兵机动作战为主，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松赞干布在松州之战时一下就能出动二十万军队，噶尔.钦陵在大非川更是迅速调集了四十万大军，这样大规模的集结对重装步兵是相当困难的。希腊、马其顿、罗马以及后来的欧洲骑士，似乎也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例子。

个人见解，仅供探讨。

也就是我也认为如果那次真有象战，大象更可能是长矛戳跑而不是放火吓跑的，那是对付野象的手段，对受过训练的战象应该效果有限。

跪谢各位给俺认证投票

这周可能会回来填吧

祖先开疆沃土，武力是一方面，更厉害的还是水滴石穿式的同化。

这个“化”字，有人解为，左边立一人，右边乃一倒立之人，比“从”更进一步，倒立者顶礼膜拜也。

在诸多古老帝国中，咱们能绵延至今，血脉尚存，也许靠的就是这一个“化”字功。

公元649年7月10日，大唐帝国的西京长安，李世民大帝与世长辞。那一年，他和玄奘法师在翠微宫同住，谈论佛教中有关生死等问题。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皇帝感触颇深，他对玄奘诚恳地说：“我和大师相逢太晚了，没有能力兴扶佛事了”。

公元648年，也就是李世民死之前一年，大唐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军打败了称雄中亚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在西突厥境内的碎叶设立了军镇，著名诗人李白后来就出生在那里。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但有的事情是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天可汗”也是一样，与终于叫出那句叹息的浮士德相反，李世民显然非常害怕死亡。

说来可能滑稽的是，就在皇帝与法师在供中坐而论道的同时，不远的金飙门旁，一位方士正在为皇帝修炼据说能摆脱死亡长生不老的金丹，这个叫做那罗迩婆娑的阿三术士是皇帝的女婿松赞干布麾下的吐蕃军队从古印度俘获并由王玄策带回来的，很可能在家乡时就已经认得当时已誉满天竺的玄奘，如今在这种境地下故人再见，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尴尬地一笑？

而在金飙门之内，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皇帝的病床边服侍，她在忙里忙外煎汤喂药的同时，还有闲情逸致与同样在病床边的太子李治互送“秋天的菠菜”，按照后人充满暧昧的记载，她甚至找机会让太子“幸”了自己。也许在忙碌的间隙，这个从小笃信佛教的姑娘会饶有兴致地旁听佛教大师对伟大君主的传道，年青的武才人还不知道，自己将终身与佛结缘，她不仅很快就要成为尼姑，而且即使在她未来掌握天下的时候，其名号也是充满了浓厚佛教色彩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经过漫长的等待，印度术士的丹药终于炼成了，皇帝几乎立刻服用了它们，可与他的期望相反，史载“药成，服竟不效”。而后世的研究者们的想法则更加恶毒，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来历和成分都相当可疑的药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疾病缠身的太宗更快地推向了死亡……

此刻，生命即将燃烧殆尽，皇帝才意识到，以往的野心勃勃似乎都毫无意义。仙丹并没有阻止甚至加速了死亡的降临，在皇帝弥留之际，玄奘讲解的佛经却为他减轻了面对死亡的痛苦。李世民去世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玄奘翻译的这部经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世民，法师希望这部经能为濒死的皇帝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在玄奘的颂经声中，随着这位被后世尊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庙号“太宗”的李家二郎的离世，灿烂辉煌的贞观时代结束了。

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以及代表着四夷尊长的“天可汗”头衔。据说，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皇帝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太宗的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其中就包括了那位誓死在地下保卫皇帝的阿史那社尔王子，他作为突厥的代表之一而名列其中。

在与阿史那社尔的雕像站在一起的这十四蕃君长石像里，当然少不得太宗皇帝那位殷勤的女婿——松赞干布，他是作为吐蕃的代表而忝身其列，他们身旁还站着松赞干布名义上的连襟吐谷浑可汗、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已归降唐朝的龟兹王、高昌王等等。

而让人感到搞笑的是，在这些石像中，竟然还有吐蕃军队帮助王玄策从印度抓回来的那个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他将代表印度人民在昭陵永远侍侯中国皇帝——“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新皇帝很快面临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那罗迩婆娑呢？高宗不好将他正式治罪，因为这无疑等于向天下人宣布，自己伟大的父亲竟然与历史上那些迷信方士的荒唐皇帝们同列！考虑再三，无可奈何的皇帝只好下令将这个阿三驱逐出境，即“放还本国”，但据说这个已习惯于大都市繁华生活的神棍却死活赖着不肯走，最后“不能去，死长安”。

家丑固然不可外扬，但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必要客气了，作为引入那罗迩婆娑的直接责任人，倒霉的王玄策在新皇即位后再也没有得到重用，终生徘徊在五品以下官员的级别。

等我们再看到王玄策的名字，竟然是在一块砖头上——《唐文续拾》卷10收有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窖砖铭一则，其文为：

“和汆副使、左监门长史王玄策。”

尽管砖铭用的是贞观年号，但其实唐太宗此时已经驾崩，新皇帝即位，所有官员照例要加官进爵，王玄策也得到了新的任命。不过，从这两个新官职却可以看出，他的级别仍在原地踏步：和汆副使这个名字很古怪，看上去与其说像官职不如说更像厨子，其职责级别也不清楚，但左监门长史却属于诸卫长史之一，而诸卫长史的级别为从六品上，这样看来，王玄策似乎还降级了。

到了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七月，高宗皇帝疾病缠身，其症状表现为“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现代医学推测其很可能患有李唐皇室遗传下来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俗称的高血压。关心皇帝健康的王玄策相当执着，他按当年侍奉太宗的经验照方抓药，竟然又举荐一个印度婆罗门术士来为皇帝炼丹！想起父亲的遭遇，高宗皇帝皇帝吓了一大跳，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王的建议。

此时王玄策正担任着“道王友”，这个古怪的官名属于亲王职官体系，相当于亲王的侍从官——“皇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置师、友各二人，文学二人，嗣王则无师友”，其级别为从五品下。

就在这一年，大唐朝廷爆发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起因是高宗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出家人不得接受父母长辈的礼拜，这就是著名的《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而到了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皇帝又下了一道《僧尼致拜父母诏》，要求出家人不仅不能让父母拜而且还要反过去拜父母。这两道诏书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僧徒和信佛的朝臣纷纷反对，而反对者的首领就是武则天的母亲、皇帝的老丈母娘荣国夫人杨氏。

这场争论以高宗皇帝下诏让再为详议而初步妥协，到了同年五月，高宗皇帝又集文武九品以上、并县官千余人于朝堂，再次讨论这件事情，史载王玄策站在反对致敬者一边，其官为左骁卫长史，是从六品上的诸卫长史之一。王玄策的发言后来一直保存在《全唐文》中，这就是著名的《议沙门不应拜俗状》。

在这篇发言稿中，王玄策凭借自己多次出访印度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强烈坚持“僧不拜俗”，其观点无疑让坚持儒家忠孝礼仪的皇帝相当不爽，：

“自佛教之兴始于天竺，臣经三使，颇有见闻。臣闻输头檀王是佛之父，摩诃摩耶是佛之母，僧优波离者本王家仆隶，王亲遍礼敬同于佛。臣又见彼国僧尼法，不拜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礼僧尼及诸道众。

“臣经难彼僧曰：此之仆隶始落发披缁，殊无所识，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对曰：虽初剃发形已同佛，复能震动魔宫，虽曰无知岂不如泥木，泥木一立为主像，纵博通贵胜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而左骁卫长史也是各种历史资料中王玄策的最后一个职位，此后他似乎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官职，而按照中国官修史书的惯例，五品及以下官员通常是不能在正史中立传的，因而两唐书中并没有他的传记。

从史书中的零星记载来看，王玄策无疑是一个干练、果敢的人，这在擒印度王阿罗那顺的事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屡建奇功，为扬大唐国威于异域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官运却一直不佳，唐太宗封其为五品朝散大夫，他此后再也没有提升一步，不管其官职如何变更，都未能有超越此级别的封赠。

追其原因所在，皆由他同当时皇帝背道而行，荐印度术士为太宗合药，致太宗卒而不明，他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后来反而再荐术士为高宗合药，为高宗所不取，并遭到朝臣反对，称其为“诡狂”之人。在参与沙门事俗的辩论中，王玄策又站在唐高宗李治的对面，并以赴印度所得见闻为佛徒提供依据，如此等等都注定了他官运不佳的命运。

另一方面，尽管王玄策很有能力，但他的眼光未必高瞻。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再看王玄策当年发动的那场战争，除了最后“不吃馒头争口气”的相当拉风的献俘仪式，很难说唐朝从中得到了什么实际利益，随着戒日王朝的彻底崩溃，吐蕃的后方再也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大唐也从此失去了一个能在背后牵制自己那位野心勃勃女婿的潜在盟友。

吐蕃则从这场战争中获益良多，戒日王死后本已分崩离析的北印度经此战又被大大削弱，藏王从此开始了对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持续征伐，直至一个世纪之后之后“立碑于恒河之滨”。

没有人知道王玄策的最后岁月是如何度过的，从零星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得知他曾写过一部关于印度地理人文的重要著作《中天竺行记》，包括文十卷和图三卷，只可惜这部本可能与《大唐西域记》媲美的作品现在早已失传，只在《法苑珠林》、《释迦方志》等佛教典籍中余下些许散逸残篇。后来，官府曾依此书资料编撰了一部百卷巨著《西国志》，可惜也在宋代以后遗失。

有研究者认为，《中天竺行记》的内容与同时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极为相似，后来的人们对一些找不到出处和来源的资料，见玄奘《大唐西域记》有相类的记载，便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将王玄策的许多记事转到玄奘名下，如有关印度佛足迹石图，据考证本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带回来的，但宋朝义楚撰写《六贴》时，便将此事改移为玄奘的记述。

我们还是照旧用田中大神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在他的另一部书《中国武将列传》里，田中以煽情的文笔如此描绘王玄策的归宿：

“背靠着万年冰雪的喜玛拉雅山、立于尼泊尔骑兵先头、在辛都斯坦平原上奔驰的中国武将之姿，我等可以想像。只是归国之后的他，并没有再度出世，而是在宫廷的一个房间里默默地写作《中天竺行记》一书。

“冬日长安，停笔望向窗外，铅色的天空粉雪无声无息地飘落，一面哈着热气的王玄策心中在想什么呢？而到了老年，他是否又会对着孙子们道往昔，说说那永不会落雪的遥远南国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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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过吐蕃武士装备。记得是头盔，锁子甲 (chainmail)加护胸镜，剑，盾，弓箭，还有火枪。不知这锁子甲是不是从唐朝一直穿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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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