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一些小讨论 -- 本嘉明

一个是我们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一个是我们传统思想和现代社会文明的融合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个人认为，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核心思想与技术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掌握，这个问题将会慢慢克服。

其实即使是中国的腐败也往往有自身的特征，带有千丝万缕的和历史的联系，以及特点。《潜规则》等书就是讲这些的，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看过《康熙大帝》等书，身处这个时代的我可以联想到有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民国时期，大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是依靠国外的力量，但是后来，随着tg的建国，一些联系被故意割裂。比如宗教，比如其他，就是担心失去自主能力。后来即使是邓引入外资，其实也刻意保留了一些后手。即使是现在，国内狂呼卖国的tg，往往在一些地方仍然是官僚当家，政府主导。这些地方你可能不是很了解，bf现在做矿业，举个例子，无论是多牛的跨国公司，矿企，在中国都要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跟当地政府代表喝酒吃饭拉帮结派，否则的话你的矿就是开不成。现在把国内的外资矿企欺负的从一百多家萎缩到十几家了。讲到这突然想起民国时期的军阀，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作霖还是蒋介石，虽然有求于各帝国主义，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份独立性，这不光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多也是基于一份民族尊严。石敬瑭和汪精卫，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

从精神上，一些文化上，一些产品上，一些设计上，一些细节上，国内是引入的，这个不否认。但是，如果万一哪天，需要修改这个时代的基本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依赖西方的药方，也不可能一味相信他们的理想主义忽悠。顶多是出现8*8那样的弯路，而不可能出现根本化的以后就跟着别人走。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很顽固的东西，跟老外的差别也是根深蒂固的，同样是说英语，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拥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呢，文化心理上的差别，使得老外的一些方法，被中国人一听就知道这事儿不可取。举个例子，超市退货，你觉得国内会真跟西方一样规定？中国人骨子里是很实用的，就是再换一帮当家人，依然很清楚这个问题，换谁执政都一样，无论是tg，是GMD还是民进党，还是谁，骨子里都脱不了那个劲头。

不靠外力这个体制稳定的代价是什么？我想封建时代维稳的方式你应该也很清楚。我记得，悲惨世界还是笑面人里面，雨果就叹息过，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事实上在老毛出现以后这个问题得以部分解决，老毛基本上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早，但是即使是解决，我相信也是以一种融合的方式来解决。看我们时代融合的产物——穿越小说，呵呵。虽然荒谬，却实在是以现代的思想妄图去制造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这或许可解读为目前中国人面临自己历史和现代生活引起的迷惑的一种投射。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系统是可以完全封闭的，总要有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你我都算是学生态的，我想应该是很清楚。但是生态系统还有他自身的特征，一个海洋生态系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的搬到淡水湖泊里面，更不要说完整的搬到高山草甸或者温带森林或者雨林里面去。环境都还是有自己本身的特征的，我想用这个来比喻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中国的土壤有他自己的特征，我想河里，和很多人应该都很清楚。因此不能直接把一个系统搬到另一个环境里面去直接用，总要做一定的改变，以使之适应另一个系统。同样，不能祈求在另一个环境里面的生物就完全适应这个系统（就像我最近种花种草体会到的一样）。

最后，从人的主观意愿上来讲，我不相信外界力量就有“劝我为善”的真心。我倒是宁可用着apple的ipad读论语和我的paper，而不会因为用了ipad就相信，apple设计产品的时候是为了增进我的福祉，它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它的利润而已。虽然我现在还没有ipad，打算等它降到1000￥以下再买。

我从小认字是第一位的，数数是第二位的。长大了天天看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之类的。

前阵子看了《世说新语》，赫然发现一千多年了，中国人深层次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啥的，变化不大，内心深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除了加上了点现代化的知识，深层次的东西似乎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东西真的顽固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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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上的@oztiger

格言：信仰是理性的敌人。

自其不变者观之，现在的外国人到中国要请客，清朝的外国人到中国连行动自由都没有。

自其变者观之，那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基本都是在外力影响下产生的。当然有受其引导而行，也有在外界压力下反抗奋起的。

不要说传教士的小册子就引发了南方的大规模起义，教会带来的利益纷争最后带来了北方的拳乱。辛亥革命竟是一个由ABC带来变体的西方民主政党概念而成，该ABC还被尊为国父，国共两党都是从“外国势力”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甚至是关键性的支持，最近一次的八平方也是由西方传入的思想引导发生的。

再自其变者而观之，本土的保守势力面临的是一次又一次被推翻的局面，清朝要改，只是来不及了，很快亡于更极端的新党，民国是高层西化但实际统治基础未变，而共产党在没有和苏联闹翻前是彻底西化的政党，后者永远比前者更加西化，更加要求激烈的改革。虽然前者总会逐渐倾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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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都不能上，比如在华为。

有时候我想，要是中国的公务员都像华为员工一样工作，哪。。。

我父亲1948年参加革命，属于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共和国基本干部。

文革初期，我父亲所属的1军1师炮团驻扎在河南安阳，那时候社会上有些混乱，中央决定派出军队支左，我父亲时任炮团后勤处军需股长，被委派担任军队安阳接待站的接待员。

我父亲对文革的认识是直观的，没有什么深层次考虑，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其认识和总结还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基层群众的，我把他的回忆归纳为以下几点：

1、文革初期社会秩序有些混乱；

2、造反派情况复杂，不单纯；

3、安阳能不出什么大乱子，靠的是军代表的公平和没私心

以下是他的回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其受害者。当5.16通知下达后（即1966年5月16日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出现了揪斗四清工作组的现象（我们部队派往安阳市搞四清的同志也被揪回去做检查）。当时社会上有些动乱，紧接着又提出破四旧立四新，使部分古代建筑物遭到破坏，袁世凯坟墓两旁的石人石马全被打倒（他是河南项城人，安阳有他坟墓），房顶上一星半点的仿古建筑也不放过，生活作风不好的男女，被拉去游街（男的脖子上挂夜壶，女的脖子上挂破鞋），边走边喊我是破鞋，把人都丢尽了。红卫兵遇到酒馆有划拳饮酒的也不可幸免地被拉去游街，以后发动了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安阳是交通枢纽的重镇，南来北往的火车很多，差不多每五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所以无论是南下搞串连的，还是北上参加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安阳的火车站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流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得安阳火车站内的秩序真是乱不堪言。见到火车来了以后，人们蜂拥而至，不管是门还是窗子，只要涌上去就行，真是乱作一团，哪里还有什么秩序。谁也不能管，谁也管不了，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后，心中很不安，认为这样下去该怎么办，而有的同志却说，可能是我们的右倾保守思想在脑子里作怪吧，看不惯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有的同志说，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革命群众，有什么不好。毛主席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就在这里，他的政策什么时候都是从少数到多数（因为跟不上他的思想，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们这些凡眼肉胎的人只有跟着他就就对了。正如林彪所说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去加深理解”。

当这一混乱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毛主席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三支即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即军管军训）。于是就把我卷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我是67年1月去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开始我在8300部队支左办公室接待站工作，主要任务是接待来访的群众，其中有各派的群众，有外地来串连的，也有领导干部。反映的问题很多，包罗万象，有的反映两派之间的矛盾，有的反映支左部队的问题（说我们部队支持老保，不支持他们），有的反映本单位当权派的问题，还有的提出质问，叫我们表态说他们是什么组织，也有的领导来了解方针政策，问他本人应该抱什么态度。外地来串连的人提出的问题得不到符合他们心意的答复，或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搞静坐绝食，甚至两派战斗打死了人，也抬到部队，要求解决，并无理要求承认是革命烈士，葬入革命烈士陵园，否则就不抬走。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无理要求，我们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说服教育工作，对原则问题决不让步，他们对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放臭了的尸体抬走。有时群众要批判单位的领导人，有的领导就跑到部队来避难，我们只好把他藏起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当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时，我们部队一师政委刘玉年也公开表态支持安阳二七分社，并拉出部队（二、三团，炮团，师直属单位）全体武装在安阳市搞了游行，因此其他派别群众感觉压力大，思想上不满意，每天到支左办公室来访问的人络绎不绝，都要找刘政委接见，给他们解答问题，他只好躲着不敢和群众见面，一切问题都由我们接待站的同志负责解答。来访的群众非常之多，到处都是人，真有些应接不暇，我的接待室被围得水泄不通，饭也不能吃，要解个小手都出不去，真把我搞得没办法。但无论工作多忙，不管群众的态度如何，我们在回答问题时都是十分慎重的，绝不留下话柄叫对方抓住，给工作造成困难。因此有人说，安阳的支左部队又硬又臭，当然绝非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本着既坚持原则，又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从不迎合他们的观点，投其所好，不怕他们的威胁，决不在一派群众组织前面说另一派的不是，而是引导他们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减少或消除派与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有人说我们会和稀泥，是八级泥瓦匠，但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有这样办。

接待站要算我的年龄大一些，当有的人要找首长谈问题时，就把我叫去了，他们也搞不清谁是首长，应付过去就算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安阳之所以没有发生大型武斗，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我想有下面的几个原因：

一是我们支左人员的思想里，没有大的倾向性，没有派性，处理问题站在公正的立场，不亲一派疏一派，各派的群众组织都能接近，不公开表态支持谁，所以安阳市的社会秩序不是很乱。

二是敢于碰硬，对一些错误言行敢坚决抵制，对一些非法行动坚决进行斗争，从不手软。如有一次林县大联合派我去参加，在游行过程中两派发生了冲突，石头瓦片如雪片飞来，我的手被打伤了。同时不知谁拉响了手榴弹炸伤了几个人，于是一派的头头要挟我出具证明，证明另一派打伤了他们的人，以此挑起新的战斗，在那一伙的围攻下，我始终保持沉默，不表示任何态度，使他们阴谋不能得逞。

三是安阳的支左人员思想统一，对外的口径一致，使一些阴谋家无机可乘，找不到借口制造事端。

四是支左办公室设有制止战斗组，配有汽车、摩托，无论在哪里发生武斗，立即奔赴现场制止，调解其纠纷，解决其矛盾，把武斗制止下来。

五是我们部队秘密地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收缴了安阳地区十一个县武装部和军分区的全部武器，使一些一心要搞武斗的人，谁也休想在安阳市得到武器，没有武器要搞武斗就有些难办。

以上是我对安阳市没有发生大型武斗，局势不太混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在WG这样动荡的年代里，说千人千面应该是不为过的。不过仔细分析，大体上可能也就是几大类经历。军队，造反派，普通人，反动派。

令尊的经历，算是典型的军代表的经历了。那时候，除了参与了派系的部队以外的，基本上还是人民的军队，是社会的定海神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社会的良心。

固然，WG是个动荡的时代，但人们却实实在在地被固化在各自的类别里，命运的变化往往取决于上面的一句口号或一个命令。全民民主，但实际上是大家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诚然，生活还在继续，社会生产也在进行，但没有人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在政治高压下，大家都任命了，沉默了，麻木了。社会也凝固了。这也是改开之初，社会上能迸发出那么大的活力和能量的原因之一，和高压锅的情形差不多。

WG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W前期的社会动荡和后期的社会僵化两个阶段。大多数人都希望过个平稳的日子，社会动荡违背了这方面的人性。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思考是人的基本需求，社会僵化又违背了另一方面的人性。

说WG是一次社会改革的尝试，也只是一种事后的总结。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是，WG和解放后一系列政策和运动是连贯的，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说尝试，不如说整个新中国就是个尝试。而改开，也不过是这个尝试的一个环节。WG之不同于其它环节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动荡和僵化的两个阶段都各自到了极限。以至于必须用意识形态的改变来校正。也许在这之后，才能真正由大乱到大治。

淘宝这个市场崛起的垄断者，真是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淘宝小二们整个体制性的腐败。

按理说，淘宝是自然的市场经济起来，草根中起来，怎么也染上TG官僚的毛病？反腐败淘宝也要反。

呵呵，中国的文化真的要反思。

现在的人何德何能自认为能掌控文革？

假如真来一次文革，烈度肯定比之前更大，冲突也就更尖锐，社会动乱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