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这个我仅仅知道家庭现在只是一个社会单元而不再是生产单位，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需要广泛协作。再深就想不明白了，葡萄多说几句。

理论只是理论，现实就是现实。

主席又不是没给过人民的机会，主席带头让人民夺回自己的权力，结果这帮人民折腾出啥来又不是不知道，新上来的造反派堕落的速度比当权派还快。

显然，这个探索目前已经失败了。

他一手创立的国家，已经变回了一个正常的国家。

目前正正常的走向极盛，那些衰败的因素目前也已经很明显，

平心而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国家盛极之后会用什么方式走向衰败——这不都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50年安邦，百年强盛，然后是一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会有一个中兴。

然后是衰败，走向崩溃。

历朝历代的周期无非如此，平心而论，西方文明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时间短，没有这么漫长的时间来显示周期而已。

至于中华文明，完蛋就完蛋了呗。

就像土耳其人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古典文明的最后残余被彻底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世界最后的印记被抹去，

但也使得文明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复兴，最后催生了现代文明的新生。

不过对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我倒是不怀疑

今天的中国人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毫无底线，如此不顾廉耻，毫无顾忌的盗版，毫无顾忌的不顾游戏规则，毫无顾忌毫无底线的一次次突破“国际”制定的游戏规则。

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的中国人最像文艺复兴时代和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剽窃起来毫无廉耻，为了利益毫不顾忌。

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肯干，为了黄金可以出售灵魂——有人管这叫世风日下，但我觉得这叫文明的生命力。

没有约束才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才能毫无约束的发展。

顾及到多数人发展的制度，需要非常艰难的努力，看上去还非常渺茫倘若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制度中，那时的精英会不会和现在的精英相似，更多认可的是个人的努力，即使他们的成就得益于相对公平的制度，仍然维护既得利益并希望代代传承，葡萄说的碾平阶级的年代，大约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相对公平的时代

从那个相对公平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精英，人才的优选或许正相伴着国家的成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维护壮大成果，制度经由这些成长于公平的人改变，公平的制度或许可以创立，怎么维呢，我们似乎正是从那个相对公平的年代走到了现在几乎什么都二代的时代，用忙总的话说叫逆向淘汰，用葡萄的话说或许是内卷化，那么这样的人才选拔会伴随怎样的国家成长呢？

俺觉得这是多数人选择的结果，比如多数成长于公平制度的精英选择阶层固化，多数人在平民时选择公平在精英时选择固化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就像股票的前期压力突破后成为支撑，或者支撑跌穿成为压力，成因是在三岁看到老的平民时期就潜藏着，还是迫于制度放弃理想甘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命运或者捞着自己的好处或者做着炮灰？人有多少自由选择，还是被自己的欲望自私禁锢，一边捞着自己的好处一边感叹道德沦落，自己做了多少坚持，仿佛是被胁迫者？俺想说的是，选择可能不只在精英，是更大范围或者全民的选择，懦弱也是一种选择，或许这也是历史常态？

有人跟俺说，经济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世界变化加速，社会工业化是走向集中还是公平呢？

普世价值的前世今生？

这些年，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普世价值。似乎这是欧美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移植到中国后，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现象，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翻翻历史书，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话说这个词也曾经把我带到沟里去，如今正在向外爬的过程中，人一生，没有多少年，被各种词语就带到沟里很多次。人，活着真不易啊！

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并不陌生。简单说来，就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普世真理。

最早这是基督教的概念，拉丁文的说法是oecumenical，启蒙运动的时候用法语说就是universel。普世价值观念与一神教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神只有一个，唯一的世界就是他的创造，而且人也是他创造物，因此所有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他们 都理所当然信仰同一个上帝或者真主。如果不信，那就是背信弃义的恶魔。普世价值，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文明来说，这个概念最大的好处是会具有人类统一体的观念，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之处。让我们分析普世价值的逻辑：

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

我的价值观是对的。

所以：凡是跟我价值观不同的都是错的 。

多么完美的三段论，又是多么可怕的三段论。按照希腊-罗马的形式逻辑，只要承认那个大前提是绝对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就会推论出，凡是跟我不同的都是错的。普 世价值观的本质就是：“我的结论是对的，而且我是站在普世的人的角度上做出的结论，因此凡是跟我不同的就是错的。”

大麻烦来了……因为我和你都是相对的。我们都在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除了信上帝的，还有信真主；有人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认为信安拉得永生，还有人根据就不信什么永生。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自己相信的才有价值，别人相信的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是罪恶。一切思想的矛盾至此就都变成敌我矛盾，我是善的，你跟我对立，所以是错的；我站在上帝这边，你跟我对立，所以就是恶魔；我是会进天堂永生的，你就是会下地狱受罚的。一切价值都一定会有反价值，任何正题一定会有反题，价值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的。如果以普遍价值观的唯一价值和理念来理解世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尖锐的无法化解的人群冲突。

怎么办？信仰这个东西是很难靠说服来解决的。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比比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普世价值观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思维模式，在思想的“敌我”状态中，在实践上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打赢的全对，进天堂，打输的全错，进地狱。事实上 ，西方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贵族的决斗就是用刀剑来证明善恶和对错。因此，当我们听到西方的文明人说：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并不需要过分大惊小怪，这本来就是普世价值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一神教文明长期陷入宗教战争的原因。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普世价值观的结果并不是思想自由，而是野蛮和愚昧（至于现在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请容我在后面慢慢说来）。在欧洲历史上，烧毁图书馆，杀死异端，以刀和剑来解决信仰不统一的问题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基督教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一直就是一方面用普世价值观推行武力征服，另一方面，用武力征服推行普世价值观。与基督教同源同宗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也有类似倾向。从中亚到大西洋，整个地中海周边，为了决出“谁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欧洲历史上长达将近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大量的异端信徒受到酷刑折磨或者被杀死，异教徒更是死得其所。在欧洲的中世纪，物质文明的主旋律是贫困和小农经济，精神文明的主旋律是消灭异端。法国伟大的史诗《罗兰之歌》所讲述的与异教徒的战争，杀死异教徒，这是中世纪骑士最辉煌的荣誉之一。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思想背景。

应当说，欧洲中世纪是西方推行普世价值观最得力的时期，天主教会普世一系，一切思想都必须与罗马教廷保持一致，否则就有被当做异端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杀人是不好的，文明人都知道，但是为了消灭“错误”的思想，不得不消灭承载这个错误思想的人，这是骑士和贵族的荣耀。

欧洲文明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就是：“文明”的欧洲人居然能够在美洲屠杀数千万印第安人，以人权为建国纲领的美国就屠杀了上千万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几乎把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杀光，血流成河这个用滥了的成语在此处明显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但是汉语中显然还没有为描写这样的场景做好语文上的准备。从杀人的数量上来说，希特勒跟他们比起来，算是非常温柔了。我以前一直有些难以理解这是为什么，殖民者怎么可能如此杀人而没有任何负罪感？其原因就是普世价值观，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他造的人也是一样的，因此不信上帝的根本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种普世的人的观念面前，被屠杀者早就被开除出“人”的范畴。因此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就如同杀死一头猪，或者说比猪还不如，他们是恶魔。因此，殖民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杀人民，圈占土地，掠夺财富，劫掠奴隶，在尘世上尽享富贵，并且期待上帝在死后接引他们进天堂。手上鲜血，从一个角度看是残忍；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荣光。

欧洲因为信仰和思想，或者说以信仰为借口和幌子（给自己的掠夺行为以合法性）而进行屠杀一直延续到二战的犹太人大屠杀。直至今天的欧洲，因普世价值观而导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依然还没有结束（让我们想想英国的北爱问题）。

很多人以为欧洲文明的基因就是“思想自由”，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还有另外的一面。很多人以为普世价值观就是人权，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倒在普世价值观这把刀下的冤魂。把所谓普世价值观与“思想自由和宽容”联系起来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将在后面谈到现代文明的时候解释这一问题。

反观中国古代史

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占主体的时期，因此并无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是以“和为贵”，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全对，错误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异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纯粹因为思想问题杀人极其罕见，只要不涉及到跟权力相关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很少给你找麻烦，你不干涉权力，权力也不干涉你。儒释道，三教九流不仅可以在人群间和平相处（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局限于用嘴和笔），甚至可以在个人的思想内部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例子太多了。李白、苏轼、朱熹、程家兄弟……尤其唐宋以后，中国传统上，很少有知识分子不是杂糅三家的，甚至更多。就连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以儒家为主，但是也很少排斥其他学说。汉朝以后虽然以儒家为立国之本，但是佛教的大法师也请来给皇帝作老师。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朝为官，没有人要求他思想改造，与孔夫子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推行儒家文化，但是并不反对和禁止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

在中国，一提起知识分子和思想的命运，常常会说到“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在历史上既没有烧多少书，更没有杀几个人（查典籍，而不要信传说）。而且这也是秦始皇听方士背后骂他，一时意气报复的行为，并不是广泛推行的政策，更没有大范围杀死过儒生。秦始皇在位时间也比较短，其影响并不是太大。实际上，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如此耳熟能详，如此著名，并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罕见了，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成为秦始皇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所以大家言必称“焚书坑儒”。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历史，简直不值一提，相比烧毁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历次宗教战争中因为思想而被杀的人，从数量上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法国一个国家，大规模宗教战争就有八次，仅仅在1572年8月23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一天时间里，就有将近5万新教徒被杀死，其余新教徒被迫远走德国等地避难。由于新教徒中有很多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被杀和逃亡导致法国工业水平显著下降。西班牙在屠杀异教徒方面也不敢示弱，他们屠杀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为这些人是优秀的航海家，杀死他们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航海能力。

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例来说明欧洲的文明传统是思想自由，以欧洲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文明传统是钳制思想，不知道这两方面的镜子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的文字狱

中国在钳制思想上最臭名昭著而且真正影响中国文明史的是清朝的文字狱。中华文明直到明末中国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向外开放和学习的好学生，从胡服骑射到徐光启的历法，中华文明保持世界领先的法宝就是兼容并包，有好用的就学，从来不搞那个所谓的僵化的普世价值观。某个人之所以优秀，那一定是因为他会学习，同样的，一个文明之所以优秀，也是因为这个文明会学习。古代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优秀学生，有好的就学，从不用什么“普世价值观”捆缚自己的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的胸怀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中国和西欧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不少交流，欧洲当时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进入明朝知识分子的视野。（我前面虽然对西方的文明批评颇多，但我绝对无意否定他们的辉煌成就，尤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晚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交流保持畅通，他们的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羡慕不已，并在欧洲进行政治实践；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学习他们数学和天文知识。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近代科学大爆炸的前夜，可以想象，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打断，中国人很早就会知道牛顿，法拉第，帕斯卡等等，等等；也会知道后膛枪和来复线，就不会因为在科技上的远远落后而挨打。

清朝的异族统治打断了这一过程，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迅速认同汉族的文化，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野蛮而且人数非常少的民族，尤其是统治初期。因为强烈的自卑感和恐惧感使清初的皇帝严厉地对待汉族知识分子，一大批优秀人才被杀，另外的一批噤若寒蝉，只能钻入故纸堆进行考证，这时的中国与西方彻底隔绝。等到18世纪的欧洲人再度与清朝发生文化联系的时候，清朝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具备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能力，如同一个学生缺课太多就听不懂课程，距离越拉越大，而且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直到鸦片战争，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中被迫打开国门。

清朝的文字狱的形成并非中华文明本身的基因，而是外来野蛮民族的征服所造成的偶然现象，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程度高的文明被野蛮民族打败常常会造成文明衰退的现象。只不过，在中国这一现象恰好发生在文明近代化过程的门槛前，使中国在几百年时间都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和能力，结果就是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

近代史以来的西方：宗教改革

对于欧洲来说，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经过马丁路德的改革，挑战了唯一的真理持有者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代价之后，新教（protestant）得以站稳脚跟，并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我们看新教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反对者”，他的存在意味着“正题“和”反题“第一次在欧洲大地上可以和平共处。

这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种道理，现实存在的两种世界观和真理观迫使欧洲人开始逐渐采用宽容的眼光看待跟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学着使用另一种方式与人打交道：我的观念当然有道理，但是你的观念也不一定错。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宗教改革的成果就是逐渐树立的宽容的思想，并且弱化了普世价值观，为新思想的发展拓展了可能性。思想自由是普世价值观弱化的成果。很多人以为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发明了普世价值观，其实那不过是启蒙思想中残余的传统普世价值观念。从康德到哈贝马斯，依然试图通过言语交流达到“共识”（比起用武力当然是进步多了，所以是光明：启蒙这个词在法语中就是光明lumière）。

欧洲人终于不再完全用刀和剑来维护普世价值和真理的尊严，不过普世价值观只是弱化，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所造成的血与火一直蔓延到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如果没有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傲慢态度，法国人是不会支持萨科奇发动利比亚战争的——这场战争结局将是：把利比亚毁灭，然后他们就走了。

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本来是中华文明两千年来的传统，西方经历了无数惨烈的教训才学会弱化的“普世价值观”怎么变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用来争取思想自由的武器呢？

这真是复杂的问题。

文革的教训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无数屈辱的教训面前，终于下定决心，当西方人的学生，通过五四运动近乎自虐狂一般的否定传统，为引入西方文化打下基础。在这里，我不准备整理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只是说说普世价值在中国50年代以来的遭遇。

事实上，中国是从50年代以来，才两千年来第一次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确定一种普世价值：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产物，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从来没有以极端思想作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我们没有这种经验。然而国际政治形式使我们全面倒向苏联，并与欧美为敌。中国政治第一次进入了这种思想上的“敌我”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敌我”模式一旦成为主流思想，而且与集权的形式向结合，其破坏性无与伦比，结果就是文革，此处我就不详述了。

另外一点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把“反传统“发展到极端的程度，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代替了传统的中庸之道，代替了传统的阴阳互渗，阴阳平衡的协调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代替了传统的”和为贵“。这些外来的极端思想在中华文明的躯体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至今没有痊愈。我有学生写论文说，中华文化的传统是阶级斗争。令人流汗也流泪！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文革恰恰就是“普遍价值观”的产物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少恐惧文革再来的知识分子以“普遍价值观”为思想资源来保卫思想自由和人权呢？

九十年代以后

首先从西方说起，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以信仰为基础普世价值观被弱化，思想自由成为主流，除了极个别狂热分子，很少有基督徒要求用武力去消灭异端的。然而普世价值观的思维模式并未消除：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模式，它在文明血液中比具体信仰的观点处于更深的程度（以后有时间再来写相关问题）。西方在弱化和抛弃传统的基督教和异端二元对立模式之后，又在冷战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二元对立模式：普选民主和集权，名词不同，但还是相同的模式：对与错；上帝与魔鬼；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当然，他们是把自己放在光明的那一面。当然，与他们的对立的苏联集团的思维模式与他们是一样的，都是二元对立的极端模式。（中国是一个另类，同时与两个集团不对付，也许这是中国的幸运）最终是西方战胜了苏联，因为苏联那种浪漫色彩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太善于制造痛苦（我也多次说过，在政治领域，没有比理想主义更糟糕的东西）。苏联在经济上的弱势导致其在“普世价值观”下的彻底崩溃，因为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普世价值观。此时，普选民主就作为新的普世价值出现在世界上，取代上帝的信仰，成为西方历史上新一轮区别“正义“与”邪恶“势力，划分敌我，进行二元对立斗争的思想武器。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普通的人性，就是胜利者有理。普世价值观加剧了这种偏向性。根据前文的分析，普世价值观是对强者有利的“赢着通吃”的思路，只要是强者，就什么都有理，而弱者总是无理。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逻辑：

因为欧美是普选的，

因为欧美是成功，

所以普选就会成功。

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冷静想想就会发现不对 ：

假如一个人很有钱，但是有支气管炎。

是不是有支气管炎就一定有钱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民主和富强没有必然的联系。

现在的富裕国家有不民主的，民主国家中，穷的一大把。

亚洲四小龙变富裕的时候是民主国家吗？

非洲那些烂国不都是普选民主吗？

站在普通人心理的角度理解文明和政治，这是“天涯国观”的leebamson对我最大的启发。一般而言，同样讨论人生应当怎么过，一位百万富翁的发言总是比打工仔更加有说服力，更加打动人心，政治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舆论会操纵在欧美人的手中，因为它们的富强与成功就是它们的语言正确的保证。普选就是民主和正义，无普选就是独裁和邪恶，普选一定可以造就带来公平，正义和幸福的政府，无普选就一定是邪恶的、欺压百姓的独裁政府。虽然，这种等式根本经不起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等号加上形象化的宣传在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他们很难处理善恶二元对立的问题，善恶就像光与影一样永远相生相伴，他们就像一位巡夜人，手拿一盏明灯，却试图驱散阴影。

而在中国，经过某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空间被大大压缩，80年代经过思想解放洗礼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危机感。90年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再度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急需一种能够有效自我保卫的思想武器，掌握某种更有力的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保证思想自由。关键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使得他们的权利不能被某种基于特定环境的理由被剥夺，于是保护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被拿来了。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现阶段居重要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青春期实际上都是在文革期间成长的。在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传统文化的经典是要破除的“四旧“，普世价值观模式形成的极端二元对立的斗争思想才是他们青春成长期的主旋律。加之自然科学技术中本身所蕴藏的普世价值思维模式，缺乏来自另一边的有效平衡，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会比西方知识分子更显得偏激和极端。他们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就一定能保证思想自由和多元文化，却没有发现“普世价值观”与“多元文化”这两种观念在逻辑上的矛盾，而在西方固有的思想体系内，这种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默克尔和英国的卡梅伦先后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以及各种右翼极端政党在政坛上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在结束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必须补充两句：

1，本文中，我比较多的指出了西方文化的毛病，这并不意味着我彻底否定西方文明的价值，我自己大量的思想和知识来源都来自西方，我对西方文明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只不过，我现在开始逐渐反思过去那种以西方为最高标准的思路，不再把西方作为不可怀疑价值，也不再把西方的今天定义为我们的绝对目标。在本文中，我对西方的批判思考更多是为了平衡我自己过去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盲目崇拜，同时也希望能平衡国内知识界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崇拜。

2，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在于学习，一个文明的精神生命力同样在于学习。中华文明在传统上历来就是好学生，我们有责任继续这一伟大传统，向一切优秀的文明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更应当学习我们老祖宗的伟大传统，这一点非常急迫，因为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的了解远远少于对西方的了解。融汇中西文明，创造出新文明成果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

3，欧洲之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统一，是因为欧洲文明一直要实现思想的统一，因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是：普世价值，普世真理，达成共识（康德，哈贝马斯）。

而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久分必合，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放弃了“思想统一”，和而不同。

• 公的哲学基础之四：公，一和中庸。

维生素才是。

原贴

很感谢葡萄让我又学习了印度种姓制，不过我想先引段最近才学到的古文：「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 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 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 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为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解，我没有师承，只是个人的领悟。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招聘会，前一个君是需求，是职位描述，后一个君是供给，是求职者。在一个群体中为了更好的生存，刚好产生了一个领导者的需求，那么谁有能力刚好又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就对上了，就中了，处于正位，那才是君君。如果个人能力与职位要求不符，就是有前一个君无后一个君，即君非君，这样就不再合于天道，不被拥护，，自然会被其它力量来替代，这应该不是种姓制那样的固话安排吧。

其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觉得讲的是效率而非等级，于资本主义就是资本配置的效用最大化，但资本主义本身就人性来说很难做到个人对群体组织的无私，因为资本不是根本，不是自然的归宿，那又怎么全身心的依附呢？于共产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按需分配。以上是我个人的粗略感悟，希望能得到葡大及各位河友的指正。

他之所以为君是因为他妈被先帝睡了生下他，你作为臣子不被洗脑能欢乐地接受这个制度安排么？你说不合天道自然被换，可是哪次不是人头滚滚作代价？而且上台的任然是生殖器决定。

葡萄也提到封建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决定，这个是不符合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的。

西学也不是以要求看懂苏美尔泥板书来寻根问底。思想是不断在进化的动态，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是个动态。 一代人必然在另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东西。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但后人不可能呆在前人跨过的河边光抱怨前人跨过了， 我现在要跨的不是同一条河而不作为。 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的矛盾统一。 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断裂过，被西方冲击过， 已经融合了西方思想的一部分才是立足的起点。

现在很多大家庭都是这样。

在这个新时代，还拿老东西回来维系，算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抗吧，最后也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造成满清统治者内在的弱点。另外，关于西班牙杀害阿拉伯航海家造成航海人才短缺能否详细说说。最近读书有个印象，其实郑和航海其中也有很多阿拉伯航海家，没想到在西方也是如此。在那个年代其实阿拉伯人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航海民族，感觉到他们的传统也有这些，好比辛巴达，只是后来不知怎么衰落了。因为他们所处位置正好在东西方之间，所以搞航海能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地理优势。这样也比较合乎逻辑。所以那种蓝色文明黄色文明之说从根上就错了。

我理解在您所引文章的语境中，所谓君君的意思就是君要像君的样子，做君应该做的事情，其实与固化无干，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没有固化，只是说这句话没包含固化的意思。有证据，就是著名的“晋灵公不君”，也是用“君”字，正相当于“君君”中的第二个“君”。这段故事说明两点：首先，当时的孔夫子一派是主张要对统治者有一定要求的。其次，如果统治者“不君”，是可以合理地将其搞下去的，只不过要“越竟乃免”。当然当时的人还是要固化的，只不过当时的人有当时的条件，当时的固化有当时固化的道理，所以晋灵公的继承人还只能是公子。不过我可不是主张现在固化。

下面贴出《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晋灵不君：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文十四年经》（p 0600）（06140005））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文十四年传》（p 0604）（06140701））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宣二年经》（p 0650）（07020004））

晋灵公不君：厚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bì避)丸也；宰夫胹(ér)熊蹯(fán)不熟，杀之，置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liù)，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mí)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gǔn)职有阙(quē)，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兖不废矣。”（《宣二年传》（p 0655）（07020301））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chú)麑(ní)贼之。晨往，寝门辟(pì)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宣二年传》（p 0658）（07020302））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宣二年传》（p 0659）（07020303））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宣二年传》（p 0660）（07020304））

乙丑，赵穿殺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二年传》（p 0662）（07020305））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宣二年传》（p 0663）（07020306））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宣二年传》（p 0663）（07020401））

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宣二年传》（p 0665）（07020402））

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宣九年经》（p 0700）（07090009））

有需求才有职位然后招聘签合同。内定世袭自然不合规律，不需承认。人过不了私心这关，就继续轮回呗。血缘关系，那是繁衍的本能，工业化是阳，太刚就易折，不加韧度行吗？

俺没啥学问，但是会不断学习的，希望常听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