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断片之一

民主与集权的问题过于宏大，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但是并不系统，也许根本就不应该用所谓系统理论的方式考虑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因此采用断片的方式聊一聊最近的新想法。

1， 博弈与普选民主

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在同一条街上开五金店，你应该在哪里选址呢？

这是个著名的博弈论问题。答案是街道的正中间，因为这样的话，你能保证，相比你的竞争对手，客户与你的距离最近。如果不清楚，请自己画图演算。

同样的，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要获得最多的选票，他应该站在哪里？

答案是：站在民意的中间。

任何国家，组成国民的人各种各样，思想不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对手政党，就一定要站在民意的中间，这样就会比你的对手吸引更多的选票。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西方的两党制国家中的政党来说，中间选民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右翼政党来说，你的左派对手不可能比你更右，所以支持右翼的选民统统都是你的，但是你又不可能变成左翼来吸引左派选民，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必要通吃。之需要把中间选民拉过来，就胜利了。

西方政治中，两党制是最稳定的，因为两党制中，两个党派都会往中间靠，这样就不会形成激烈的冲突。西方政治从法理上来说都是多党制，但是政治的现实发展常常是两党制的，尤其是总统制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是两党制，法国虽然小党众多，但是也形成了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联盟，两党体制。最后，左派和右派政党，都形成中左和中右。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基本上都没有上位的希望。台湾的局势也差不多。

由于两个党都尽力争取中间选民，使得两个党虽然有左和右的差别，实际上差别并不是很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如果不告诉你总统是哪个党，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党。所以有美国人说：美国选举表面上是从两个党里面选一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党可以选。

那么这套体制岂不是彻头彻尾地荒唐，每四年一换，跟过家家一样，其实都一样，而且代价极其高昂，美国每年几十亿美刀的选举费倒在其次，因为国家选举，造成政党之间相互捣蛋，扯皮，这个成本比选举费高多了。

答案并不那么简单。普选民主在西方最大的好处是把国家的政策确定在“中间”道路上。人的价值观是非常容易偏激的，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会。一个人偏激关系不大，最多让他自己一个人冒风险；但是一个国家走上偏激的道路，轻则遇险，重则国破。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就是例子，斯大林和文革也都是教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为了使国家的领导团队处于“中道”的位置，即使付出破坏效率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2， 普选民主与效率

常常听到，有人说建设一个民主高效的政府或者组织形式。甚至有人以为民主的组织形式是高效的。这是对民主缺乏基本的理解。我们看到，即使在西方普选制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形式都是民主的。例如企业，就是比较集权的。小企业，不用说，老板一个人，决定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不违法，谁也不能反对，最多只能建议。大的股份制企业，就有一点民主形式了，有董事会制约，但是董事会的权利来自股份，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原因是，对于小企业来说，效率是第一位的，安全运营是第二位的。富贵险中求，博输了，倒闭就倒闭，在美国和欧洲，每天都有倒闭的企业，关系不大。但是企业大了，就不一样，安全就越来越重要的，稳重是第一位的，效率的重要性相对就低一点。于是就靠董事会，形成制约，这样就容易走“中道”。不过企业也不会实行完全的民主，从来没有说企业的决策需要员工投票的。

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军队也是绝对集权的。如果战略计划让士兵投票选举，估计那战斗力连利比亚反对派都不如了。民主充分表现不同人的不同利益和观念，左右互博，力量都内耗了，民主是一个放大矛盾的地方。台湾那么个小地方，政府领导人天天忙选举，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是在与对手斗争，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干点正事，还要随时防着对手拆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这个国家最少三分之一的人等着你失败，看你的好戏，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率，算是天外奇谈。

很多人把民主当作西方唯一的组织形式，这是错误的。普选民主仅仅只是在国家这一层面有效，几年选一回，保证领导人走中间路线，不要搞极端。其实，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例如公司的工作），政府行政，司法等等，都跟所谓民主和选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普选民主的效率太低了。因此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你在大学期间至少要组织一个社团。如果你连一个组织社团的能力都没有，就不要想搞什么政治，所以我就不想搞政治了，发点牢骚就OK。因为组织社团，你跟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打交道，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行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当你发现组织和运作好几十个人的社团都很难的时候，你才知道：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天天嚷嚷：应当如何如何，为什么没有做到如何如何？你根本就不知道组织人的难处。此处参见我的博文《组织一个国家与登月工程》。

因为一个领导人是不可能让所有组织成员满意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绝对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满意。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最好不要当领导。

但是，一个领导人必须尽可能让这个组织整体感到满意，这是你必须尽到的责任，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也最好不要当领导。

所以，在普选民主制度中，你不可能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去做事，而且你的对手随时准备拆你的台，找你的麻烦，希望你出丑，给你使绊子，你的失败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但是你必须跟这样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况，想要效率高，那简直是笑话。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普选民主，就千万不要指望效率。

民主的坏处是，干正经事没有效率。

民主的好处是，犯错误的时候也没有效率。

3，普选民主与民意

普选民主通过选举得到结果是民意的反映。这句话很正确，只要不作弊，选票的多少肯定能反映民意的支持度。但是这句话也很错误，因为选出来的那个人并不会反映你的意思，除非你自己亲自上台。我在上面说了，总统总是要争取中间选民，这样的话，左翼的人也会嫌左派政党的总统不够左，右派的人把他当敌人，而所谓中间选民，有一部分不过是政治意愿不强，来打酱油的，他选某个人当总统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他长的更帅一点。而他们的票数常常是最关键的。

台湾著名的两颗子弹的选举，当时我就看好陈水扁，而不是连战，因为后者“长的不像总统”，打酱油的，不喜欢他。虽然陈水扁执政成绩很差，但是左右势力差不太多，决定性的力量是那些没有强烈政治观念的人。选举之前听说了两颗子弹，当时支持蓝色的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大陆的恐怕很少有喜欢陈水扁的），我就跟他说，如果没有这两颗子弹，陈水扁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六十，有这两颗子弹，连战输定了，因为中间选民这个时候，头脑冲动，一定选“受害者”陈水扁。去年，连战的儿子连胜文也挨了一枪，蓝党的郝龙斌就无悬念当选，道理是一样的。

民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政治本身也是打酱油的。这个打酱油，很多时候是被迫的。美国政治在这一点上是玩的最纯熟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法制无上。美国的法律是极其复杂的，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法案，印刷出来有1300页，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美国人能看懂的英语（有些夸张，呵呵，因为这些英语全是法律术语，如果你们看字典就能发现，在英语中，法律术语的用法与日常用语差别很大）。1300页的法律条文，不要说老百姓看不懂，就连议员也不一定都明白，当然也提供了一个借口。金融改革法案中，有一条是政府补助资金可以用来给华尔街的高管发奖金（实质就是高管搞垮了美国经济，所以需要纳税人补助，这个补助首先用来给搞垮经济的人发奖金）。民意沸腾，议员就出来解释：1300页的条文，没有注意到这一条，至于这一条文是谁塞进去的，那是调查不清楚的。

老百姓选总统和议员，但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议员在干什么，他也无法真正理解议员通过的法案对他有什么实际联系，法案的意义是需要媒体的通俗解释的。而这个解释的学问就很大了。在美国社会，民意是受媒体操控的，而媒体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的。中国有不少记者抱怨，他们的新闻受到政府的控制，没有自由，很不爽。其实，美国的新闻受到资本的控制，一样没有自由，同样也不爽。相比较而言，资本是更加贪婪无度的。北美的媒体没有人敢说犹太人的坏话，因为默多克是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判决，否决以前对竞选资金的限制，也就是说企业和富人可以无限制地“贿赂“候选人（过去这种贿赂多少还有个限额，现在是自由的）。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发动对华尔街的战役最终失败，无论政府的财政赤字多么高，华尔街的高管每年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刀的奖金一分钱都不能少。

但是普选民主对于民意的一个好处是：选举充当了一个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如果民主党干的不好，老百姓不满意，他可以在4年以后，change一下（奥巴马说：we can change）。这个change的过程可以使老百姓相信他完成对“当权者“的”复仇“，怒气得以发泄，一脚踢开民主党，换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如果还不满意，就再换民主党。最终他会发现，其实换哪个都无所谓，于是就失去了投票的热情。欧美政治投票率越来越低，就是基于这一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更加明显，法国的富人投票率明显高于穷人。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把选票当作保护民众权利的武器，不过是画饼充饥，与其说，让民众参与政治，不如说给民众一个政治的参与感而已。

而后面的资本家无论输赢，其实是“通吃“的。台湾的企业家，是向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家都”献金“的，美国的华尔街通常也同时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交钱支持，只不过数额不完全一样，有些倾向而已，但是一般都是两边押宝，绝对没有输的道理。无论民意选择谁上台，最终都是“我”的人上台。

法国的大选由国家出钱，不许私人赞助，在这一点上，法国是不错的。不像美国的政治，基本上操控在华尔街、石油集团和军火集团的手中。

4，欧美民主的意义

简单总结一下：

A， 防止走极端，使国家的大政不因个别人的疯狂而走上危险的道路。

B， 提供参与感，使建立在个人主义伦理观基础上的国民形成国家意识，尤其是给政治意识强烈的民众一个发泄口，疏泄社会矛盾带来的压力。

C， 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政客捞好处不能太过分

D， 效率低下，因此民主原则也仅仅适用于一部分政治范畴。欧美的精英与下层之间的区隔是很明显的，表面上的全民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民主。

正面的价值中，防止走极端是最重要的，而负面的表现中最严重的是，扯皮拉筋，不负责任，效率低下，非常严重。

先写到这里，其他的想法，以后陆陆续续再写。

• 关于葡萄最近一系列文章的读书笔记及对葡萄发帖的总结归类
• 我有个帖子跟您讨论的问题有相关性，希望跟您多交流。
•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请参见我的长贴

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片段之二

选票与反腐败

普选民主可以遏制腐败，这是许多力图在中国推广普选民主的人士的一个普遍理由。中国的腐败现象一直为人所痛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反腐败。以选票来反腐败的理论大体上说来是这样的：上层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握有权力，并且滥用权力，以此谋利。在所谓专制社会中，一个官员腐败，会由他的上级来惩罚他，而如果他的上级也腐败，那么由更上一级来惩罚，直到最高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设计中（西方古代行政体系相比中国实在太业余，就不提了），这个最终的权力就是皇帝，而皇帝本人不存在腐败的问题，因此他可以成为终极的反腐败者。在每个朝代的兴盛期，中国古代的腐败现象都得到了较好的抑制（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皇权出了问题，例如皇帝的素质堪忧或者皇帝的权力本身受到侵蚀而无法真正的控制地方行政首脑，腐败现象就会蔓延，并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普选民主的理论提出另外一种图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像斗兽棋，从老鼠到狮子再到大象，力量是层级向上的，但是最终，最弱小的老鼠可以吃大象，形成一个权力的循环，达到平衡。官员的腐败由上级负责查处，而最终的中央政府以及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首脑总负责。一旦选民发现官员腐败，就可以通过选票进行惩罚，并且选出一个清廉的政府来解决问题。这个图式很理想，看上去无懈可击。

然而，事实上，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实行普选民主制度，但是腐败现象都相当严重，墨西哥的警察可以当街受贿，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的腐败都到了无法收拾的程度。难道印度民众喜欢腐败的官员吗？为什么他们的选票不起作用呢？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普选民主的理论，实际上这个理论隐藏了一个假设，就是信息的透明，也就是说人民能够了解和知道官员们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斗兽棋一样，我们看得见棋子的运行。然而事实上，腐败从来都是在桌子底下运转的，没有任何官员会把腐败活动摆在桌子上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民并不知道官员是否腐败，因此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即使他相信正在台上的官员是腐败，他也不知道：如果我们通过选举换一个官员，会不会更加腐败。事实上，在腐败国家，换总统，换市长，换议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另外一批人贪污而已。分赃一旦变成制度性的，选票的作用微乎其微。

普选民主的支持者们有一个幻觉就是民众都跟他们一样对政治有兴趣并且具有政治的信息和知识（左派知识分子不断鼓励民众干预政治，似乎这个世界还不够乱）；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大多数人一方面缺少政治兴趣，另一方面更加缺少政治信息和知识。政治是非常困难而且污垢丛生，强迫普通民众不老老实实挣钱养家，都去关心政治斗争，只有文革才会造成这种状况。正常的社会，普通老百姓应该是努力把家庭生活过好，而政府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条件，人人都是政治狂的社会一定是有毛病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是无力判断政治人物是否腐败的——专业的侦探也不见得能搞定，一个普通百姓怎么能知道，他实际上只能根据非常有限而不准确的知识来做出并不理性的判断，而这些知识则通常来自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在理论设计上非常强有力的选票，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实际上并不比唾沫星子的力量大。

这就是为什么，在拉美、非洲和南亚这些国家，虽然推行了普选制度，但是腐败却并没有消除，甚至严重到无可救药。

另外谈谈美国，因为美国是民主典范，谈论民主问题，不说美国有点说不过去。

美国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基石之一，开始是少数人有投票权，二战后才逐渐推广到全民。按照一般理解，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法制国家，按照普选解决腐败的思路，美国应该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国家。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相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就比较严重。三四十年代美国黑帮盛行的时候，黑社会给警察发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个时候美国的腐败程度跟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差不多，远远超过中国现阶段的腐败状况。后来fbi打击黑帮之后，美国也远远没有达到香港后来的廉洁程度。

美国现阶段的腐败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腐败。

中国首富黄光裕被抓进监狱，在美国网络上引起了反响，美国普通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首富级别的人物怎么可能因为“操纵股市“就被抓起来。因为在美国，如果一个这个级别的人物要搞金融黑幕，他自己手上就控制着一些议员，而且会通过”院外游说集团“游说议员，事先使他想做的行为变成”合法“的，然后再去做。这样就很安全了。

事实上，美国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前十名的富豪因为腐败被抓过，也没有任何国会议员以上级别的人物被抓过，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良善之人？您可以相信，反正我是不信。

说一个例子。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濒临崩溃，于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向这些私人公司救火。但是这些钱首先被用来向那些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肥猫高管们支付花红。多少钱呢？其实也不多，184亿美元而已，比他们在其他年景拿的少一点点。

拥有选票的民众愤怒了，纷纷质疑和抗议高管。华尔街不慌不忙，因为在国会1300页厚的金融危机救援法案中提出，政府援助资金应当首先支付高管的花红。这是合法的！

民众的枪口指向议员，你们为什么那么蠢，把纳税人的钱用来给这些抢钱的华尔街骗子。议员们很无辜的说，1300页的法案，哪里能审查那么清楚呢？谁也不知道这一小小的条款是如何进入这个法案的。

事实上，美国极其繁冗的法律制度中，首先得利的就是能够影响立法权并且能够请得起大律师团的资本家。——这是题外话。

美国不是没有腐败，而是很多在中国绝对属于腐败的行为在美国都是合法的。

前段时间，美国大法官刚刚推翻了一个法律，使政治献金彻底失去了控制。任何公司和个人可以无限制地向竞选者支付政治献金，在总统选举中，这个数额至少是十亿美刀以上，这还是在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2012年的选举，候选人如果搞不到1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基本没戏。俗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是人之常情，到哪里都一样，这也是反腐败反受贿的重要原因：受贿的损失不在于受贿的金额，而在于受贿会造成进一步利益分配上的偏向，从而影响社会运转的公平合理。

而且，美国资本家从不只是押宝一边，通常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大资本家是向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交钱的，只是有所偏向，钱给的不一样多。因此，无论谁上台，桌子上都都有我的一份可以分。华尔街真正的大资本家，他们要分的，不是什么公共工程，修个桥，骗个招标工程什么的，这种小case是小码头干的。他们要分配的是国会的立法权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权，就像刚才说的那一个法条：国库援助各大投行的钱首先用来支付高管花红。相比184亿美元，十几亿的竞选经费就是小意思了。

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些，例如攻打伊拉克，中东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对于华尔街集团、石油集团和军火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要地，每一项政策的制定对于这些私人资本集团，都是少则上百亿，多则上千亿的利益变动。

资本控制国家，从普选开始。

不少人以为给老百姓争取一张选票，就能保证他的利益，都是过分相信了“斗兽棋“理论，相比复杂的人类社会来说，斗兽棋太简单了。

事实上，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没有真正的普选（新加坡人的选票的作用应该跟中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政府的廉洁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弹丸之地，不足为训。那么被当做廉政标兵的国家：丹麦、挪威、芬兰，等等，从人口上来说，其实跟新加坡和香港都差不多，小国家社会组织比较简单，廉政也相对容易，大国就会更难一些。像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更加困难，那一张单薄的选票，实在无法寄托廉政的重担。反而有可能造成资本控制国家的严重后果，一旦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力量为资本家所用，中国的衰亡无法逃避。

普选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妥协机制，商业法则和丛林法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马太效应不可避免。最终的结局就是，富人通吃。在中国宣扬普选民主解决廉政问题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忽悠，为买办资本和新兴资本家服务，希望搞普选民主以后，实现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另一种人是被忽悠，愿望很善良，以为选票能够帮助底层民众，把“斗兽棋“的理论当作政治现实，不了解现实政治的残酷。

廉政的建议：

我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随便说说，不要当真。

1， 廉政的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选票，而是尽可能保持信息的公开。因此官员私人财物状况公开是一个好办法，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一问题还在观望，以前的利益纠纷很没有解决，但是我估计，这一办法会逐渐实行的，需要一点耐心。

2， 从制度设计上，加强监督，包括举报制度。很多人对腐败制度显得嫉恶如仇，动不动就要设计一套大的体制来救国民于水火，但是从来也不愿意真正地去举报，对于他们的善意，我不得不表示一点点怀疑。监督来自各个方面：舆论，举报，上下级等等。很多人以为“官官一定相卫”，所以没戏；其实，如果真的了解人情，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官官相卫，一定还有官官相斗。所以体制内的相互监督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他们了解内情，比只是拿着一张选票的人有力多了。

3， 对于廉政，不能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腐败的原因来自人的贪欲，人的贪欲是不可能通过政治彻底解决的，因此人类社会总是会有腐败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严重危害社会运行，就可以了，水至清则无鱼。

4， 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必须保证必要的生活条件。前段时间有些地方搞公车改革，部分公车上交，但是给予官员一定的补助，结果引来一片骂声，搞不下去。其实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减轻财政负担很有意义。结果被“理想主义“者搞坏了，他们希望掌握重大权力，并且承担责任的官员要好好干活，但是生活待遇要尽可能少一点。这并不是理性的态度，也说明”人民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一个政府最高层的管理者，如果不能保证他退位以后能够继续享受合适的待遇，也不能保证他的子女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待遇。说实话，我作为国民，会非常担忧，因为我会担心他在执行权力的过程中，对私人利益的考量会干扰他的决策，这个损失将远远超出给他的那点待遇。中国现在的政策实际上是保证最高层的领导团体，他们的后代有一个不错的待遇，但是并不保证他们的子女获得权力——除非他真的有才能。我个人认为，这个制度既合情，又合理，从现实理性的角度看，于国于民都有好处。虽然不符合某些理想的理论。

选票与平等

法国国旗的颜色是红白蓝，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那么我们先说说平等的问题，因为经过毛泽东的洗礼，平等在中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当前对普选民主的呼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平等的要求。

还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首先说选票对于平等的意义：

1， 普选民主对于下层民众的话语权是有利的，因为他手上有选票。虽然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一张选票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团体，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选票政治中，候选人必须给民众以足够的面子，提出很多的承诺，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好感。

2， 选票给予民众一种“平等的感觉”，他可以体验的自己在政治中的存在感和力量感。对于一个美国选民来说，如果他支持的人当上了总统，他会觉得这里面有他一份，假如总统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使他不满意，他还有报复的手段：下次选他的对手。这种心理的满足感也是不可忽视的。

3， 普选民主的设计有“斗兽棋”的结构，最弱者与最强者形成了某种直接的关系。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循环。

4， 人人都有被选举权，至少在理论上，美国人都可以当上美国总统，无论你是中产还是乞丐，在理论都具有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否能实现，这种理论本身也能提供满足感。

正面的小结：选票给普通民众一种参与感，这种心理满足是很重要的。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当他们的利益诉求具有某种集体性的时候，也会起到相当的作用。例如，任何总统都会重视就业问题，等等。因此，当政府的政策引起社会普遍反感的时候，就会受到相当大的约束，例如越南战争之所以结束，就是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终于对战争感到厌烦，强烈要求结束战争，当反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的时候，它的力量就可以显示出来。

有人说，普选民主的国家一定热爱和平，不喜欢发动战争。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实际上，发动一场小规模的风险不大的战争，并不会影响选票的流向，美国从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个总统都要至少打一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消耗，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就会遭到反对，因此对政府的决策构成很大影响。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如此。如果美国一位总统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老百姓一定会把他选下来，因为这对老百姓的威胁和代价太大。

从反面来说：

1， 虽然理论的设计是人人都能当上总统，但是只要不是做意淫过分，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美国人知道，真正有可能当总统的只有那个小圈子中的人。不进入那个小圈子，即使是亿万富翁也没有希望。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亿万富翁独立竞选的例子，花费上亿美元，其结果无非是陪太子读书。而一般美国人，更是永远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任何一个从小就努力参政的人，都有可能进入那个圈子。不过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也是一样，胡温都是普通家庭出身，最后进入到核心圈子的，一方面靠能力，另一方面靠机遇。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实上来说，两者并无根本区别。

2， 选票必须成为一个集合才有作用，任何一张具体的选票，它的作用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作为个体，想要靠选票为自己争取到任何权利和权力，实际上都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凭借单张的选票为自己争取到所谓话语权。有些人以为给老百姓争取一张选票就能改变他的处境，实际上是荒唐的。美国的乞丐也有选票，这并不能让他多吃一口，保证不被冻死。选票必须成为一个集团才有真正的价值，比如美国工会的领导人在美国政治格局中具有很强的力量，因为他能影响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选票。实际上所谓普选中的玩家，所依赖的并不是个体化的选票，而依然是组织化的力量。

3， 组织总是不平等的。层级是组织成为可能的基本要素，纯粹的平等只会是朋友关系，而不可能是组织关系。组织越复杂，规模越大，则层级越明显。例如，军队是组织力最强的，其层级化是最明显的，在军队中，讲平等，那是扯淡。大企业也是层级非常明显的，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层级就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选举中同样依赖组织化的力量，无论是利益的协调，舆论的准备，还有控制选票流向的竞选活动，无一不是依赖有层级的组织。没有组织的个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弃权的，当然没有什么用。投票的，也不过是在组织确定的两个人当中选择一个，而且对于大众来说，这个选择过程是受媒体影响的，而媒体的运行是组织化的。

4， 任何竞选活动都是要烧钱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经费越来越高，2012年的选举，估计最少也要二十多亿美刀，如果超过三十亿，也似乎不会令人惊讶。竞选游戏中的主要玩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台上的，就像奥巴马、不适父子、戈尔等等，他们筹款，演讲，竞选；另一种是台下的，华尔街大亨、石油大亨和军火工业集团，等等，他们出钱，出力，但是不露面。台上的有赢的可能，一旦当上总统，面子很足，输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反正花的也是别人的钱。而台下的人基本上是包赚不赔，他们出钱支撑选举的主要目的是让这个游戏持续的玩下去。一方面，总统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我支持的人），另一方面，大资本家一般都是两边下注，有所偏向，自己的人赢了当然大赚，自己的人输了，也不至于输掉底裤。这个竞选与金钱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是通过政策来进行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才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中国目前的官商勾结一般只是拿个工程回扣之类的，这属于非常低层次的腐败，这属于明显的犯罪，一旦事发，就要吃牢饭。美国的官商勾结都是采用合法的方式，依靠政治献金打造自己的人上台，而且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影响议员，最终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一方面，这是合法的谋利，没有风险；另一方面，获得的利益大得多，比起这种利益，拿个工程承包之类的真不够塞牙缝。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东政策，这些对于石油集团和军火集团，都是成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刀的利益。选票民主之后，资本控制国家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合法的官商勾结的危害性远远大于普通的腐败行为。

5， 华尔街的大亨，从他个人来说，他只有一张选票，一个失业工人也只有一张选票。从理论上，两个人的政治权利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实际权力却大不相同。华尔街的十位老板掏出一两个亿可以影响上千万张选票的流向，而一个失业工人只能决定他自己的那张票，在两个人中间选一个。因此，虽然他们在理论的法律权利相等，但是他们的权力却有天壤之别。而社会的利益分配是权利和权力共同影响的结果。

6， 理论上说，选票的权力是平等，人人一票，组成的社会应当是平等的。然而，如我刚才所说，普选实际上不是个人选票的游戏，同样是组织的游戏，是以“个体权利”包装之后的集体组织行为，因此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不平等。因此美国的社会，阶级划分并没有因为普选而消失，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拿着纳税人的184亿美刀分花红，失业的人等着吃救济食品。

反面的小结：因为“组织”（党派活动）在普选中的决定性作用，每个人一致平均的选票并不能起到平均化的效果。每个人平等的选票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控制相同的政治资源——这是最具有欺骗性的一点。

而且，选票民主几乎很难避免“资本控制国家”的结局，几乎所有普选制国家，资本控制国家都很明显。这种合法的官商勾结比一般的腐败行贿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大得多，而且会造成从理论上都无法解决的不可逆的后果。

设想：

1， 现代社会中平等和层级是两个相处制约的作用，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必然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最终把自己引向毁灭，例如大日本帝国和第三帝国；同样的，彻底平等化会使国家丧失组织能力，例如索马里，在这个国家中，几乎没有合法的层级控制力，国家也就根本不存在。无政府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也就是完全的混乱。因此，绝对平等和绝对组织化层级化都是不行的。中国人最熟悉也最明白的阴阳之道和中庸之道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的一个平衡点。很多人过分强调制度的作用，以为通过某种制度和法律规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都是急功近利和偷懒的做法，这个世界，变易为常，无不变之事，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同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吃完饭，睡完觉；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没有基本大致的规则，也令人不安。我们需要的是动态平衡，组织太严格了，就松一松；太松了，就紧一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看广告，看疗效。

2，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社会平等的基本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协商民主在这里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欧美不同，他们已经进入成熟期，社会发展基本停滞，财富增量很小，关键问题是如何切蛋糕。中国是发展期，解决财富分配，主要靠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从既得利益者那里切下来分给其他人，而是通过把新增的财富分配给其他人，这样的解决方式矛盾是最小的。从政治上来说，主要依靠党内监督和阶层协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用阶层比例代表制实际上比美国的普选制度更趋向社会公平，因为后者更容易形成马太效应，赢着通吃，前者则能够保持一定的阶层代表性。

3， 加强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一个党与一个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可能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破坏社会的公平原则；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政党的整体利益来看，与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实际上就会破坏党的利益，因为这是共产党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合法性。把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直接对立起来，如果不是故意混淆概念忽悠人，就是被人用概念忽悠了。但是问题在于，组成这个党的人是千差万别的，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某个人通过党的组织控制了权力资源的时候，他有可能腐败，权钱交易；或者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升官），搞短期效益，破坏公平和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民意的畅通，上下信息保持沟通，使党的整体能够对组织内破坏党根本利益的行为做出恰当反映。党内的监督就很有必要，实际上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也有不同的利益，这是正常情况。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这么大的政党，如果所有人想法都一样，那就离毁灭不远了；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互相斗争，互相拆台，也就崩溃了。因此必须在党内保持思想自由，权力统一。思想自由，形成监督机制；权力统一，保持组织效率。在思想上强调公平发表意见，在权力运作中，要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权威。中国历史的规律就是：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就是王朝衰败的先兆。

4， 坚决抵制资本家对政治的侵袭，打击腐败，但是更重要的是保持体制的稳定。很多人要求普选民主，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腐败，维护机会公平；但是选票民主会导致官商勾结的合法化，这是最可怕的。虽然目前中国有很多腐败问题，但是在中国，至少官商勾结是非法的，这非常重要。

也许有人会说，非法的，但是很多人在做啊，没有解决啊。

但是只有保持它的非法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否则一旦合法化，这个过程就不可逆转。官商勾结和腐败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这是人性之恶的部分造成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最关键的就是不能让资本家合法地控制国家权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一原则：资本家通过金钱的手段控制国家政策是非法的，是犯罪。

例如，我们的社会中，小偷很多，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小偷的存在，但是必须保持偷盗的非法性，这样才可能对它进行打击和控制。保持偷盗的非法性质，对于社会治安非常重要，同样，保持官商勾结的非法性质，对于国家的健康也极其重要。否则普选民主之后，官商勾结变成合法的。老百姓连抗议的权利都没有。

法国国旗的颜色是红白蓝，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作为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法国的民主精神也是比较强烈的，大革命时期，就通过投票，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像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等就很典型，先把别人送上断头台，然后在被别人送上断头台。当然，这么搞是不行的，大多数的决定并不总是合理，自由作为民主的平衡物出现了，民主只管理必要的公共事务，而私人事务则是由“自由”原则支配。民主和自由成为配套的原则。

然而，与一般人所理解的相反，即使是民主发源地的法国，直到20世纪的第五共和国才有普选；而美国，也是到了二战后60年代，黑人才获得选举权。一般人在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一开始必须是精英民主，因为精英受过教育，才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力，而后民智开化，才逐步推广普选，这是一个民主发展的过程。其实，我最初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个历史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先看看美国开国元勋们怎么理解民主：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这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美国的开国之父在费城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取消低效率的议会制度，代之以权力更加集中，效率更高的总统制——共和总统制。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最大区别是最高领导人不是终生制，而且不能世袭。其实中国现在就是如此，很多极端民主派批评现行制度的时候总是与过去的帝王制相比，却无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

美国的总统制一开始就是选举的，然而有选举权的人却非常少，当美国的宪法在1790年订立时，只有-白种-男性-有产-交税-基督徒者-有投票权，相当于只有小于16%的美国人有投票权。

-30年后，宗教要求被去掉

-60年后，拥有财产和交税的要求被去掉

-80年后，人种要求被宪法修正15条去掉。然而，华人直到1943年才有选举权（二战盟国缘故）。印度人1946年，日本人和其他亚洲种族到1952年获得选举权。

-139年后，妇女得到投票权。

-185年后，黑人才完全获得投票权：黑人在宪法修正14条中被允许投票（在南北战争3年后），然而南方各州人民和政府拒绝执行，直到1868年联邦政府对其中28个州实行戒严令，强制州政府通过法案。这是一个为了道德目的而压制人民自由的著名案例。而其他没被戒严的州，马里兰，加州和肯塔基分别在1959， 1959 和1976年才给与黑人投票权。但是即使被戒严的州后来总能找到办法阻止黑人投票：需要交投票税(poll tax)和证明读写能力。密西西比州成功的使只有4.6%的黑人注册投票。这一切直到1965年，Lyndon Johnson签署投票法案才结束这种状态。

现代普选民主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为什么在最初的设计中却没有体现这一原则呢？这是因为，在美国建国初期，白人还是少数，如果一旦给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给予同样的投票权，那么他们马上就会丧失权力。在美国建国后，美国在向西部拓展疆域的过程中，屠杀了上千万印第安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二十世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有几部电影反映这一史实，又有多少知道这一历史？经过屠杀之后，白种男人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平等“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普选。

选票与政治判断

普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有民众来判断领导人或者代表议员，他们是否有能力完成他们的责任，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好他们的责任。

后说正面，先说反面：

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水准的问题。例如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决定他的论文是否够资格，只能由本专业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来决定，而不能由大学的全体同学来决定。原因如下：

1，因为普通学生没有能力判断他的论文的水准；

2，非本专业的教授也没有能力对他的论文做出正确的判断；

3，即使是本专业的教授，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论文，也不能做出判断。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专业的行为，需要由足够水平的人认真思考，才能做出合适的判断，并且通过民主讨论来做出决定。实际上论文答辩也是一种民主形式，但是一种精英式的民主。

同样的，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行为也是非常专业的，需要很高的智慧、技巧和伦理水准才能做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对他的行为做出判断？

1，在普选民主制度下，是任何人都进行判断，但是实际上，由于普通人的政治知识不足，政治热情不高，他们只能根据一些最简单的表象做出判断，甚至领导人的长相都会成为影响这个判断的因素之一。

2，国家的政治行为非常复杂，涉及大量信息。就公开的部分说，有多少争取选票的人有兴趣有能力通读一遍国家预算呢？那么国家行为还有大量的机密，例如美国的核力量，美国对中国和俄国核力量的判断，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领导人的决策，这些信息是普通国民不可能掌握的（掌握就是犯罪），那么他在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判断领导人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3，普选民主制度下，领导人必须讨好民众。这种讨好常常是短期行为，因为大部分的民众很难规划国家5年10年甚至更远的目标，普通人都是看眼前利益的。这个时候领导人不得不根据民意做出判断，这会损害国家长远利益。

例如：90年代末，中美直接冲突比较激烈。出现了炸大使馆和军机相撞等严重事件。民众的自尊心是很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了满足民众的心理，领导人就必须表现得非常强硬。越强硬，民众越喜欢。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表现比较忍耐，后来还去美国进行消气外交。国内骂声一片。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是在任时挨骂最多的领导人了。但是十几年过去，我们回过头来一想，如果不是当时的领导人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忍辱负重，领导人一边接受民众骂他们卖国贼，一边暗地里计划了国家的战略武器：j10, j20，反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打航母，094和航空母舰等国家利器。今天的中美对话，美国人再也不敢以惩罚来要挟中国加息，这就是十年前领导人打下的基础——但是他们不能够向普通大众解释他们苦衷，因为这是国家的战略机密。

4，由于把政治行为的判断权交给了普通民众，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为了选举，领导人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加福利，这是一般老百姓最喜欢的两样事情。但是他们的后果就是透支了国家的未来。日本的财政赤字已经是gdp的两倍，完全失去了财政的弹性。美国的国债不断刷爆信用卡。这都是因为国家的决策力量无法把长远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考虑。

5，轻诺寡信。美国选举，每个领导人都会向选民做出一大堆承诺，例如奥巴马但据美国媒体统计，奥巴马公开作出的500多项承诺中，目前仅有47项落实，300多项承诺还仅仅限于奥巴马的口头上。

奥巴马未兑现的10大承诺

　　1.公众未审读 仓促签法案

　　奥巴马上任后违背自己承诺把法案的详细内容放在白宫网站上，他在没有公众详细查看的情况下签署了三项重大法案。

　　2.未能在电视上讨论医改

　　奥巴马曾多次表示，他将会通过全美公共电视网与公众协商讨论医疗改革问题。但事实上，奥巴马在这一问题上他只是与白宫和国会进行闭门磋商。

　　3.未能阻止政治说客担任高官

　　奥巴马曾承诺在主政期间，将不会任命自己手下的政治说客担任政府高官。事实上，奥巴马随后不久即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直接任命多名自己竞选团队的游说人员担任政府要职。

　　4.未能停止征收老年人所得税

　　奥巴马曾承诺将免征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老年人的所得税。但在白宫的经济刺激计划、奥巴马的第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和相关法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5.未能如期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将会在一年时间内关闭关塔那摩军事监狱。但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最新证实，在明年1月后关塔那摩军事监狱依然不会被关闭。

　　6.未能废止军队同性恋禁令

　　奥巴马曾承诺，将取消针对公开同性恋者在美国军中服役的“不问，不说”政策。但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7.未能为全职雇员减税3000美元

　　奥巴马曾承诺，2009年至2010年为每个全职雇员减税3000美元。但后来奥巴马对这一政策只字不提。

　　8.未能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如果我当了总统，我会承认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大屠杀。”但是入主白宫后，奥巴马却忘记承诺。

　　9.未能推动允许堕胎法案的通过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承诺上台后会推动自由选择堕胎法案的通过，但奥巴马却迟迟不见动静。

　　10.未能停止国内未经授权的窃听

奥巴马曾承诺停止未经授权即对美国公民的国内通讯进行窃听，但他上台后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作者：东 莱)

奥巴马轻诺寡信是否就一定会下台呢？非也，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说话不算数已经是一个习惯传统，选民都习惯了。换一个共和党的，说话也多半不算数。这就像谈恋爱的时候，甜言蜜语一大堆，结婚以后，就不见得兑现了。

小结：实际上，任何国家，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来说都是业余的，政治家是专业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般的打分规则是专业给业余打分，或者专业给专业打分。在学校里面，老师给学生打分，教授给博士生评审，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能力的问题。而普通民众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我们都会觉得，让业余棋手给专业棋手支招，是荒唐的事情。为什么在政治领域，业余的指挥专业的就变成合理的事情呢？

刚才说的都是反面，现在来说说普选的好处：

1， 普选有一定的监督意义。

我觉得，喜欢走极端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和谈论政治的，非黑即白，非白即黑，这种眼光无法看清政治的真相。白里有黑，黑里有白。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才能看清政治。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同时也是错误的。人民的眼光是受蒙蔽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如果上面这两句话，看不懂，您还是不要对政治感兴趣更好一些。

民众虽然不能完全看清政治决策的利弊，也不容易具有长远的眼光，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做很过分的恶事，老百姓还是会看出来的。例如，突尼斯的本阿里，人民对他的不满是长期的，因为他确实太过分。所以，有机会就会把他赶下台。依据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本阿里知道每过一个任期，他就要接受事实上的普选，他就会有所收敛，不敢太胡作非为。

因此，民主的好处是让领导人不敢违背道德，即使有腐败行为也要尽可能不被发现，而不敢明目张胆。

2， 普选民主由于有各种利益集团的表现，因此在利益分配上都要给予照顾，国家不容易走极端。作为民众来说，某个具体的人容易极端，但是作为整体来说，如果有两个党竞选，这个走极端的概率会小得多。请参见之前的：思考断片之二。

3， 民众有了选票，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虽然这个话语权世纪上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有人讥笑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虽然差额选举，但是常常是三个里面选两个。如果我们看看美国，会发现，虽然理论上被选举人的可能性很多，但是事实上只有两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实比理论重要。就是两个选择而已，并没有多的选择，虽然也曾经有过亿万富豪出来选举，试图打破这一格局，但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玩票而已，不能当真。然而，就算只有两个选择，好歹也不是没有选择，于是民众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候选人就要开条件，不能保证实现，也给人一个盼头。将来骂他也有了依据。

正面的总结：普选虽然不能保证选出优秀的人，但是可以选出不是特别糟糕的人，比世袭制强多了。而且有一定的制约力量。

总体而言，普选是一个业余选手给专业选手打分的游戏，因此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很少真正相信普通民众的判断能力，因此党内候选人基本上都是党内势力选拔和妥协的结果。候选人的产生，基本上是精英选拔，然后再最后一个环节，才交给选民做判断。所以，表面上来说，是选民选举了总统。但是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民众，他们不过只能是两个里面选一个。如果对这两个人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兴趣，就只有弃权。欧美投票率不断创新低。统计表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只有50％，2004年为60％左右，这已经算是美国总统大选中比较高的了。而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率一般只有40％左右。并不是选民白痴，不知道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呵呵，这其实是普选的理论基石。那么有雪亮眼镜的人民发现这种选举对于他来说意义很小，他的判断没有特别大的意义。普选政治是一种平庸化的政治，好处是政府不会走极端，（偷偷腐败那还是无法控制，例如印度这样的国家，主持政治的党轮流分赃，换谁都差不多），坏处是极端没有效率，而且平庸。因为普通民众的判断能力绑架了高层，使他无力进行长远构思，无力用短期的损失（包括忍辱负重）来勾画国家的长远利益。

民主与责任

普选制度下的两党制，导致每一任政府上台之后，都会全盘否定前一任，而后一任又会否定这一任。

这样的话，每一任政府实际上都不负责长期的责任。因为上台以前不是我的责任，下台之后我无法负责任。

因为如果我下台，另外一任总统一定会否定我的。每隔几年，这个国家在政治都会产生小小的撕裂。

由于政党轮换的制度，使得表面上为负责而设计的制度变得不负责任了。

理论设计：你不好好干，就会选下台，因此你必须负责任。这是普选民主的责任假设。

现实情况：这个责任并不特别重大，因为两党轮替已经成为常态，一个game。而不是所谓生死存亡。因此，普选制度的政党和领导人对于国家是有限责任，如同西方最先兴起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责任范围是出资额，无论亏多大，最多就是企业破产而已，对个人的损失是可以止损的。同样，“下台”和政党轮替其实也是一种止损。而后，只要抓住现任政党的毛病，我还能继续上台，再度得利。因此“上台”和“下台”，虽然有负责的设计，但是其所负的责任相对是比较小的。

这跟中国的状况很不相同，一旦中国gcd没有干好，出现重大问题，就会彻底改变现行体制，所谓亡党亡国。因此责任非常重大，而且领导人的承接是相连续的。这一届无法把责任推给上一届，也无法通过“下台”的方式抵赎自己的过失。责任几乎是无限的。中国Gcd的权力很大，但是承担的责任也非常之大，几乎是无限责任，没有办法止损，唯一的办法就是干好。

下面摘录网上再拉美生活的人的一段话：

最最重要阻碍拉丁美洲各国成为强国，富国的原因，就是在国观已经臭大街的，而在精英口中念念不忘的两个字“民主”

　　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把欧美的民主制度几乎全盘照抄到自己的国家。以为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欧美的历史，欧美的人文，欧美的人均教育程度，欧美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人家发家的第一桶金，这些促成民主发生的环境，你能抄的到吗？所以他们的民主，只能是表面的民主。

　　作为一个个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都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的政治觉悟能会有多高。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更多是拿来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自己团队的利益的工具。利益冲突的事情一多，其实增加了国家自己的内耗，浪费大量发展的时间，也会很容易失去发展的机会。

　　每个上台的总统，为了迎合一些选民。都要带一些自己的特点。有的偏左，有的偏右。上任总统的政策，到了这任会被废除。出了差错那都是上一任的过错。自己上任后好事也不留着给下一任。既然只能做两届的，政治生命只有8年。做好做坏都会被反对党鸡蛋里挑骨头的骂。下任后什么也不是，那么就开始贪污吧。然后从上到下开始贪污。到了新的总统上任，统统换成自己人。又重新开始轮回。这样的民主，政策随人而改。没有个可持续性的政策其实就是在不停的折腾自己。

没有记错的话，朱鎔基访美搞消气外交是1999.4，在1999.5.8炸馆之前，撞机则是2001.4.1，然后就是911。消气外交被认为是美国敢于炸馆的原因，有传说朱鎔基曾表示对不起炸馆牺牲者。

文章太长，看起来就费功夫，等看到最后，往往发现忘了想说什么了。或者想说的太多，但不知道该先说哪个，重点说哪个，于是干脆就不说了。

可以每次发一段，大家讨论讨论；发酵的差不多了，再放出下一段。

关于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我与你有颇多相同观点，尤其是民主政治的作用与业余给专业打分这两个部分，十分赞同。我觉得通常意义上的普选早晚要在中国施行，我们应该都能看到。原因倒不为别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供你所说的“政治参与感”。

这一条最近好像已经兑现了。

非常赞同lz的观点，论据再充分一点就完美了

果断撒花~~

文章有一定的可读性。

写的真好!

论述了民主与集权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情!

从而得出了在中国,民主不是万能的结论!

有理!有力!有节!

而中间层存在是因为上层和下层无法直接地进行沟通。抽象之后就是上下层之间的信息交换必须经过中层的处理。中层针对上下层不同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数据格式，数据量，对信息进行了翻译，提炼，再格式化等处理。中间层的产生，在一开始，解决的是一个技术问题。

如果中间层具有自我意识，有独立于上下层的利益诉求的话，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尝试对通过它的信息进行扭曲。

要减少这种扭曲，有两个方向：

1.建立检错，纠错机制。比如同时维持多个互相独立的信道，单个信道便无法改变信息而不被上下层察觉。可靠性低的信道被关闭（人员下岗）。

2.将信道非人化。用人工智能代替信道中人的智能，系统的自动化程度越高，用户界面越简单，系统的人员需要就越少，自我意识就越小，对信息进行扭曲的动机就越小。

这么看，美国在下情上传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IRS，金融业相当得力，实现了单向透明。能够享受腐败的层次渐次缩小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不过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了。就像个人的意识可以直接控制，感知个人的身体，但人并不总是爱护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