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史记》之太史公家谱 -- 天煞穆珏

把事情隐瞒了下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但是感觉那些答案都太偶像化，所以想听一听河友们的见解。

按太史公所记的时间顺序，李敢应该是成为郎中令之后，才去打卫青的，那么他知道父亲死亡的时间，是不是也是在搬师回朝之后呢？

也许答案很简单，卫青就是不想惹事儿，以免给皇帝或其他人口实。遇事儿就买个尾巴夹起来对他似乎已经形成了惯性，一种固定的反应模式。

原想在写完《留候世家》之后写《 萧相国世家》的，但最近因为重庆王立军一事，颇有些意乱心烦。读这一章《循吏列传》很有些感慨，便先把这一章写下来。

太史公开宗明义是反对严刑竣法的。这种态度多少是与汉武一朝喜欢任用酷史，而自己也深受其害有关。他说法令是用来开导民智，刑罚则是用来禁止奸邪之事的。当一个国家文治武功皆不完备的时候，良民依然能够听从法令自我约束，是因为朝廷的官员没有乱来的缘故。太史公说的这一点确实是很有道理，他追究到民众不听法令的根源，其实就是朝廷的官员不守法，以致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太史公说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没有必要用严刑峻法。这话放在千年之后的现代，依然是道理。如果能用心的为人民服务，那么就并不需要采用高压、甚至持枪镇压的手段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孙叔敖的这个‘政缓禁止’一直到千年后的现代中国，都是一个令人慨叹的存在。我国的法律现在已经是多如牛毛，但是我国的人民也都知道，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无人执法，法律都只是纸上文字。所以孙叔敖这个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是多么的可贵。另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千年前我们国家一些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运载木头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工具，而是采用秋冬砍伐，春夏的时候再依靠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两个故事一正一反。

楚王推行币改，但是效果不佳。孙叔敖作为国相，应该是一开始就知道楚王要推行币改的，至于币改的效果到底如何，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至少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反对。有些事情确实是需要通过实践，通过事实来说服，才能令人回头修正政策当中的错误。所以孙叔敖等了三个月，看到朝廷推行的币改确实效果不佳，就向楚王进言了，而楚王也很通情达理的收回了币改的政策。我曾经在《《佞幸列传》及《韩信卢绾列传》》中说：这世间的事是相辅相乘的，有好的领导者，还要有好的部下，才能真正赢得天下。而孙叔敖和楚王的搭配也可以很好的说明：有好的部下，也要有好的领导者，才能赢得美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公孙敖事前也并不知道币改的结果不佳，所以同意推行币改，但在实行了三个月之后发现效果不好，便果断的请求停止，这种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态度才真是难得。但同时也说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甚至逃避的态度去对待错误的发生，以致发展到后果无法收拾。这样想着，便想起了海瑞海刚锋同志，他之所以能受到万千百姓的爱戴，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便是当他看到帝国面临的错误和危险，选择了迎难而上，力求拨乱反正的行为和精神。

第二件事里的公孙敖，并没有质疑楚王的命令，但是他也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策虽好，但是如果朝令夕改，对朝廷的威信也会是个影响，所以他采取了迂回的手段来帮助楚王推行政策的实施。这两件事，一是说明了公孙敖的施政眼光；二呢，其实是说明了公叔敖与楚王之间的相处是如鱼得水。这就说明了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也是一个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人。

子产治郑，太史公并没有记录他的详细事例，但是当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时，郑国人的啼泣却是令人忧恐：“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这样的话放在王立军的身上，恐怕重庆人民也是感同身受。那么很多人就会跳出来说这就是人治啊，就算再怎么盛世也会人亡政息啊，要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法治啊。可是法治这个东西也是很玄妙的，法治有一个‘法律是谁定，又为谁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就会出现无人守法，无人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圣人出却是对黎民百姓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以人治与法治，其实也是不能割裂各自表述的。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如何用好人，走好法治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

公仪休的前两个故事还是说德政，但最后一个故事则提到了一个与经济学相关的动作。虽然在这个故事里，他的老婆比无辜。他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如果各位联想到美国副总统拜登对太子表达的不满，不知会如何联想公仪休的经济学动作。在国人看来，可能不同之处在于公仪休考虑的是如何让本国百姓吃好穿好，而我们国家对欧美等国的大量出口，却是以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换来的吧。但站在拜登的立场，拜登同志可能也觉得很委屈。我们美国拔了菜田，烧了织机，拿钱来买中国的产品，中国才有了今天GDP排名世界第二的荣耀，中国不能在美国现在有困难的时候过河拆桥。如何把握好美国人民的需求和中国人民的需求，看来是压在太子肩上的重担啊。

这个故事说的是忠孝难两全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并无大盛，可见忠孝之说并不是儒家提倡之后的结果，而是一直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当中的。而石奢之自刎而死，也可见远古中国人的刚烈。

虽然在千年之后的时代，人们已经很宽容，不会要求一个判错案的法官自杀以赎罪。但是做为法官，听一听李离说的这些话，还是应该的：“臣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看看现在我国的法官，判错案不道歉，甚至故意藐视法律，不遵守法律，随心所欲在法庭上更改法规的行为，实在是愧对李离啊。

最后想说的是，最近因为王立军的事情，让我不由得想起海瑞海刚锋同志。翻看关于海瑞的负面新闻，说的都是他饿死小女和出妻之私德之事，便想着当年他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强大的为一已私利疯狂谋私的官僚集团体系，有如现在王立军面对的一般。那些自由派们是如何疯狂的向王立军泼污水的啊，所以也恍然明白加诸在海刚锋身上的到底是什么了。当真是：大人素谨无过，而床第易诬。

贴一张黄志忠演的海刚锋照片，他这个形象就似真身一般。

乱纷纷万马逐鹿

雄赳赳一代名将

野茫茫十面埋伏

山埋伏

水埋伏

将军战术传千古

云埋伏

雾埋伏

功臣末路

断头颅......

我个人倾向于卫青以德报怨。

原因有两点：

一、此事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只是单纯的个人恩怨。以卫青的为人，个人恩怨是可以大肚容下的。

二、李家也是世家，以个人恩怨挟私报复，虽说自卫，有正当理由，但无疑会树立政治敌人。在天下大定的时候，卫青自己的权位都岌岌可危，多交朋友是上策。

另外，李广在文帝时就有将名，卫青作为后辈，应该对李广有种英雄情结，对李广难封，有同情、怜悯的成分。

毕竟，卫青在当时受武帝打压，心境未必很开心！

霍18岁就得盛名，20来岁做了别人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

我觉得 不用把他想简单了。李敢可以血性上涌，击杀大将军。霍同样有这种血性。

想想，咱们20岁的时候，有这种血性吗？何况是古人！

告诉李敢：你有种找皇上打去！另一方面他也不好到汉武那儿去邀功：我替你当了灾，你知道不？

所以，他只好自己忍着。当然汉武也知道内情，故而也按住不发，后来霍去病杀李敢，也含混过去。

至于李敢，其实也知道是根子在上头，但他不敢；只好把气撒在卫青头上。但也不能因为这事就去撒野，肯定会找个机会，寻个由头，挑个错处才好发作。——鲁智深打镇关西还得先撩拨一番，才好动手呢。——但明眼人都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卫青当然也知道，故而不好开口。

这几条大赞：

1.官员以身作则，不必严刑峻法，

2.法官判错案要承担责任，不能挑战社会公序良俗。

要是在远征期间信息这么灵通，那还能让单于跑了？

其实俺觉着这事其实特简单，只是太史公的文笔太好了，让人产生了阴谋论的错觉，核心原因就一个——李广他是个倒霉蛋！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卫青最后和单于对仗的时候，是堪堪打了个平手，一个久经沙场的统帅，怎么会傻到故意把一部分部队支开不参加决战？如果李广在大战之中突然赶到，那匈奴只怕就要灭国了。

话又说回来，当时为啥要分兵？才是关键问题，我琢磨着是这么个原因，当时卫青的武运已经有点走下坡路了，最开始打听到的消息呢，是单于在中，所以决定霍去病出定襄攻单于本部；后来听说单于东去，乃改命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所以一直决定呢是由最强的霍去病部来完成致命一击，哪想到出兵之后才知道单于没动，那么卫青对情报的判断肯定有一定的犹豫，为了扩大打击面，分李广与赵食其两部为偏师，由东道迂回策应（注意是东道，也就是说在卫青和霍去病两路的中间，万一单于确实在向东移动呢），这个偏师的任务其实是最艰巨的，因为偏师的兵力肯定是最少的，没遇上单于有罪（象现实中的那样），如果单于真的东移，以李广之前的战绩，只怕又要覆灭了（老李和匈奴对攻，几乎只能硬碰硬），只有成功的和主力一起捕捉到单于，才有可能立功，而且分兵是临时决定，所以准备不充分，缺少好的向导，这种艰巨的任务，只能交给最强的属下，是不是？老李其实对自己也没信心了，所以才不想去。

站到卫青的角度，他的决策出了失误，自己和属下都没有奖赏，老李还气得自杀了，所以他才会觉得对不起李广，否则岂能不追究李敢的责任。（很多人都受太史公的误导，觉得卫青显得很窝囊怕事，再怎么平和的将军，那也是戎马一生血海尸堆里杀出来的，若不是内心有愧，怎么能忍下这么严重的以下犯上？）

也有人认为，卫青故意把消息透露给霍去病，让霍去病得罪人，那就太诛心了，而且霍去病这么干，其实大大冒犯了皇帝，他自己年轻气盛，难道全家人都年轻气盛？

《循吏列传》的传主均是春秋时期的人（公仪休不确定），彼时行政但尊贵族好恶，故在战国时楚、郑、鲁、晋被扫进了历史垃圾桶，但是传主本人却借太史公的手笔留下了千古美名；《酷吏列传》的传主均是当世之人，这些人只唯上，不鸟各级贵族、官吏，也借太史公的手笔留下了千古恶名。

循吏、酷吏，孰是孰非，这还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