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巨流河》偶感 -- 酥油茶

“蚍蜉撼大树”出于韩愈《调张籍》诗。原诗：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七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恰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了一篇《论韩愈》，这能不能体现其见识之高明，其议论的当时意义呢？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1954年陈寅恪先生作《论韩愈》发表于《历史研究》第二期，对韩愈有一系统之评价。先生认为退之之功有六：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方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对比陈与冯说（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可知陈对冯文评价极高，与陈先生对于退之之评价有密切之关系。上面陈先生对韩愈的评价，一至四项皆为肯定韩之刺佛对于我国文化之功。陈先生在对冯文的审查报告三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能体会先生此话的含义，则可知先生对冯书评价甚高之原因，亦可知先生作《论韩愈》一文之目的。亦可见先生立论，乃从文化角度入手，此先生论韩子之深意所在。此外，陈先生之推崇韩子，还因为韩子之人格。《论韩愈》文中说：“退之排斥道教之论点除与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尚有二端，所应注意：一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退之以平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不稍避讳，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伤俗，定是当时切要问题……则知退之当时君相沉迷于妖妄之宗教，民间受害，不言可知。退之之力诋道教，其隐痛或有更甚于诋佛教者，特未昌言之耳。”可知韩子特立独行之风骨，亦为陈先生所肯定。而反观于陈先生之一生，更可知先生作《论韩愈》一文，实先生自勉之辞也。先生为冯书所写评语，已阐其关于中西思想之认识。而又于1954年著文述之，其意深也。

以下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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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手动了真气教训一下对方，一上手也是封眼啊。。。

印象中河里上次看到果粉还是08年左右的样子，以前还有围观珍稀动物的楼。建议翻翻河里大牛以前的帖子。我这种潜水员也留个爪印。

改革开放之前，大多数大学生学的外语肯定不是英语。改革开放之后英语学习是加强了，但是加强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的学习。比较科学的东西，虽说通用的书写语言是英语，但是专业上的公式，定理都是都是一样的。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个词可不是刚创造的。

郭不仅仅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在于学科领域的开创性

郭的学问的错漏疏忽牵强之处，其实不少稍微读些书的人都会怀疑，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否定郭的开创性。我就不必多说了。你觉得不能拿秦始皇相比，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距郭太近，时间越久远，学界越平和，就不是拿不足要要求前人，而是因为前人的贡献而评价历史地位的

至于明月奴一事，本来仁者见仁，郭氏此说未必无理。“奴”字男女皆用，杨贵妃就曾自称奴。郑玄注周礼，“奴，从坐而没官者，男女同名”。另外，从上下文来看，原文为“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如果认为，男为明月奴的话，那么感觉少了一字。反之，若从郭说，认为“一男”衍文，却很比较通顺。——说了这么多，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无看法，也不是认为郭氏一定正确，但至少郭氏并非无理。之后，郭氏以颇黎为伯禽，从字形相似说，让多数人觉得有些过分。但考虑古代字句讹漫，却并非不可能。郭氏在甲骨文多创获一时无两，可以说靠的这就这是这种天马行空般的论述。

总之，郭氏此论，虽然不能说绝对无误，但却可以称是有一定道理。兄台以此诃责，恐有些过。

顺便说一下，该书前面驳陈寅恪“李白为胡人”说，可谓精当。

比较起来写过畅销可读小说的某位其实还算不错了。

这位可说的是钱钟书？他不是有《管锥篇》遗世吗？其实，各个领域的所谓杰出人物都有被神化的现象啊。

其实从语言组织上讲,科学符号更近于汉语

合格人员太少。直接导致科研圈子小；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生态环境。

直白点说，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普及不够，学术圈子外界对圈子里面的事情很难了解。因此容易神秘化，光环化这些普通研究者。随着这些研究人员的一些自我吹捧被盲目跟从，大师称号也就这么一个个出来了。

对郭的评价可能确实有过激之处，也许是因为不喜他论证时的“大胆”作风。不过他在甲骨文还是做了不少成绩的，但在史学方面则争议很多。

中国古代的时候士大夫本身就是统治阶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与政治也是一体的。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介入虽然未必比得上古代，但其实也是无处不在的。

鲁郭茅当中，鲁迅对政治的介入要比其他人少一些，鲁迅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与左联又始终有一段距离。鲁迅与周扬田汉等“四条汉子”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对田汉的态度都可以作为力证。郭沫若与茅盾与鲁迅不同，是直接介入政治的，而且由于立场的问题，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

郭沫若在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南昌起义时也是直接参与者与主席团成员之一。1928年之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并在此期间研究历史，成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成就是要肯定的，但也要看到他早期的政治背景因素在先。

茅盾与政治也是分不开的，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茅盾与瞿秋白是好友，《子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茅盾和瞿秋白的共同创作。在瞿秋白《多余的话》中，他特意提到了茅盾，将茅盾的《动摇》与鲁迅的《阿Ｑ正传》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代表：

郭沫若与茅盾本身的成就是要肯定的，说他们是政党的力量捧起来的当然不见得很确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介入还是非常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