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作为一名深知失业之苦的前布里克斯顿居民，以及一位十分敏感、很容易就会感到遭到轻慢的人，梅杰的成长环境与脾气秉性都使他做好了准备，要好好收拾一下公共服务业中广泛存在的傲慢低效等弊病。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些弊病折腾得苦不堪言。“电话接线员要么恶声恶气要么干脆不接电话，顾客们还在排队时办事窗口就关闭了……市政办公室位置偏远，总得做半天公交车才能到达，到了以后每每找不到管事的人……接触到的都是些无名面目，连一个联系姓名也不肯留下。”*6* 他这番话说得很到位，为什么这个国家在公共服务上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整体服务质量依然上不去呢？撒切尔革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只有市场才能正确地做出反应。但是整个八九十年代期间的所有当权者，包括撒切尔本人在内，都不敢遵循这一逻辑把事情做到底，将医疗、教育或者公路体系彻底私有化，同时用代金券或现金来补偿家境不好的穷人。在财政部的铁腕之下也没有谁真正热心于复兴地方民主来处理此类问题。

这一来唯一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繁琐而高度官僚化的集中制了。在撒切尔时代这一主义就开始越发得势，在布莱尔时期则将进一步大放异彩。在梅杰时期，集中制的教学资金局成立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所有中小学都根据学生们的考试成绩被硬塞进一张等级表当中。大学系统则开始了快速扩张，许多学院与技校都获准更名为大学。此外一场为公务员对大学进行学术测评以及将等级表引入大学体系的徒劳研究也在进行当中。医院遭到了进一步集中化并得到了一大堆新的业绩目标。警察也收到了自己的测评表，内务大臣肯尼斯.克拉克对他们的收入与行业要求进行了审查，借以整合警力。托利党自1974年至今在执法方面的实际花费已经增长了74%，但是犯罪活动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知名杀人犯为数众多，足以凑成一张令人悲哀的清单，时刻提醒着公众世道有多不太平。克拉克对许多警察都抱有鄙视态度，称他们为“既得利益者”，这番话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赢得警察对改革的支持。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各地，民选市议员纷纷被排挤出了警务委员会，商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克拉克对于地方控制的敌意在他担任卫生大臣时显露无余。根据一位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克拉克就像“托利党斯大林主义侧面的突出代表，他把地方卫生机构的主管全都阉割了。”*7*

1993年克拉克为自己的警务测评表进行了辩护，他的说法与日后新工党的口径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暗合之处。“我们向公共服务业要求的新问责方法无法仅仅通过心存善意与合理性的人们来取得。新问责就是新激进主义。”问责制：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众多想法与政绩在选民面前彼此竞争。现在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由公务员、会计、审计员以及核对员组成的大队人马接手了全国上下所有地方事务，从地方政府审计到法院开庭再到护士的工作时间一律概莫能外。早在四十年代，工党曾经因为声称白厅最了解情况而饱受嘲讽。现在白厅雇佣的审计员与会计成了最了解情况的人。大臣们时常有气无力地宣称中央控制与检测的邪教完全是布鲁塞尔作的孽。有时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土生土长的“超级国家”干的好事。

梅杰管自己的招牌政策叫做“公民宪章”，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中意这个名字，因为它“与法国大革命有着无意识的共鸣”。政府内部主管公共服务的每一个部门都要拿出一套基层改良方案，而中央则通过检查、问卷、测评表以及名为“宪章标志”的奖励机制来确保这些方案得到实行。梅杰自始至终都在谈论向医生与教师“放权”，“帮助顾客”以及“权限移交”。他认为自己伟大的中央监管体制不会延续太长时间。这个体制不过是“为了提升服务标准而设置的监管型刺激因素……假以时日，我希望能够看到正式监管体系伴随着竞争增强的见效而逐步萎缩下去。”但是这一点要如何成为现实呢？在实践中，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监管者花钱让人打靶跳圈，拿钱的人也会成为打靶跳圈的专家，但这并不能也使得他们成为明智的行政人员。尽管话说得好听，但是公务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管理自由，而民选官员则遭到了解雇。梅杰希望中央监管能够自行萎缩，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当年曾经希望苏联能够“萎缩消失”的列宁，两人也取得了半斤八两式的“成功”。

1993年12月，约翰.梅杰站在黑漆钢板的唐宁街十号大门前，身边站着和蔼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阿尔伯特.雷纳德（1）。他提出了一条冒犯了许多保守派与统一党的原则。如果爱尔兰与北爱投票支持双方统一，英国将不予阻挠。据梅杰说，英国“在北爱尔兰没有任何自私的战略或经济利益。”因此托利党内长期流传的信条——托利党竭力为联合王国服务，有意识且骄傲地为了联合王国的利益而采取偏袒立场——就此遭到颠覆。这还没完。假如最近刚刚炮轰唐宁街且在柴郡谋杀了两名少年的爱尔兰共和军愿意放弃暴力手段，他们也可以走进阳光之下成为合法政党。

在这项唐宁街声明（2）的筹备阶段，政府也在秘密进行着与爱尔兰恐怖组织进行的“后渠”谈判。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层的确十分滑头而棘手，但是在1994年8月他们还是做出了“全面终止军事活动”的声明。尽管这一举动距离全面放弃暴力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依然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欢迎。一个月之后英统派正式停火。随之而来的是由三方会谈、框架性文件以及关于放弃武器商谈组成的复杂舞蹈。通向和平的道路将会十分曲折，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不欢而散与公共争议。在街头，私刑伤人与偶尔的谋杀事件依然在继续着，但是死亡人数的确从1993年的84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61人，1995年则是9人。爱尔兰共和派与统一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梅杰没能取得最终协议。这一未竟的任务要留给布莱尔去完成。但是梅杰取得的成果依然是不容忽视的，他在缔结和平方面做得很不错。

回到国内，梅杰也为争取和平作出了戏剧性的努力。1995年7月，被甚嚣尘上的右翼阴谋论折磨得不堪其扰的梅杰凭借一人之力发动了一场舞台风格十足的政变，其表现之出色足以令他那位演艺界出身的父亲感到自豪。他辞去了保守党党首职位并邀请各路人马对他出招。他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告诉沐浴在阳光中的记者们，“要么出手要么闭嘴”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他输了就辞去首相之位，如果他赢了保守党此后就要无条件地团结在他周围。这一招十分冒险，因为当时保守党内并非没有其他可能的党首人选。赫塞尔廷就是其中一位，不过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代理首相并且十分支持梅杰。另一位人选是迈克尔. 波尔蒂略，当时他还是撒切尔右翼的招牌人物。他的支持者已经为他建立了竞选工作总部，但他还是决定放弃参选。到头来上场的是威尔士事务大臣约翰.雷德伍德，此人的外号叫“火神”，因为他的面貌有几分天外来客的神韵，此外他也是一位颇有才智的撒切尔主义者。在为他的竞选活动举行的灾难性新闻发布会上，一大帮支持他的议员穿着刺眼的服装围住了他，这些人很快就得到了“脑残军团”的雅号。梅杰打赢了这一仗，尽管赢得不太好看。109名托利议员拒绝支持他。但是梅杰以十足的政治机智在第一时间内宣告了自己的胜利。他将在两年后的正式全国大选中下台，但是此时前一年自毁式的欧洲战争已经使得失败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梅杰在开战方面也很谨慎。布莱尔从他手中继承而来的不仅是北爱和平进程，还有自前南斯拉夫在九十年代初期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为独立国家之后就开始不断酝酿的种族战争。最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塞尔维亚攻击波斯尼亚以及围困萨拉热窝三年之后。“种族清洗”一词伴随着四散奔逃的凄切难民第一次为人所知。一个人们原以为在1945年就已经结束的梦魇再次降临在了欧洲，距离伦敦只有几天的车程就是修罗屠场。梅杰询问自己的军事顾问，要想强制双方停火需要多少军队，答案是400000人，这是当时英军总人数的三倍。梅杰派出了1800人来护送奔赴南方的人道主义救援队。许多英国人自发筹集了大量食品、衣物、药品以及毛毯等物资，由志愿者用卡车拉到南方。一场在伦敦举行的会议还试图促成和平协议但没有成功。

这场新战争就这样继续了下去，而且越打越难看。政府里的许多人都不认为英国应当进一步卷入这场战争当中。但是晚报专栏文章里充满了各种来自战区的照片，饥饿的难民，新发现的填埋受处决平民的万人坑，伤势严重的儿童，等等。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的呼声愈发高涨，但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干涉呢？美国总统考虑到决定不让美军在地面上冒险，但是对于塞尔维亚举动的高涨怒火使他不得不考虑较为廉价的替代选项，例如空袭以及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这将使得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其他地面人员在塞尔维亚实施报复时成为直接中枪的靶子。伦敦与华盛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萨拉热窝爆发的一系列血腥袭击事件，尤其是一起以迫击炮轰炸集市的袭击事件，终于促使北约采取了空袭手段。作为回应塞族武装绑架了联合国军作为人质以及人体盾牌，其中也有英国军人。塞尔维亚武装占领斯雷布雷尼察之后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也激起了关于军事干预的新一轮呼声。

干涉从来没有到来。持续三年的战争、针对塞尔维亚的制裁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最终胜利反击之后，各方终于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签署了和平协议。梅杰是英国冷战之后的第一位首相，此时他依然在摸索西方国家在这样的世界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巴尔干战争是共产主义崩溃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也十分到位地表明了干涉的危险性与局限性。当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裹挟着各种可怕的场景通过电视机呈现在千百万选民面前时，期待政府有所作为、分开冲突双方并抚慰受苦者的压力往往相当大。但是这种压力要求的往往不是一两场空袭，而是全面的地面干预，而参与干预行动的军队很容易会被卷进战争当中，而且往往还要承担接下来好几年里的援助与重建工作。将军队推上战场的同一批选民们是否也会乐意为了所有这一切买单并接受随之而来的伤亡呢？梅杰和他的同事们背负了道德懦夫与犬儒主义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们眼看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一角沉滓泛起却听之任之。这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西方领袖们对于选民能否接受一场全面战争及其将会带来的费力不讨好的新殖民责任并没有多少把握。他们的顾虑很可能是对的。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Reynolds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wning_Street_Declaration

与撒切尔、梅杰或史密斯相比，托尼.布莱尔看上去更像一个上层社会角色。他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光，留过长头发，触犯过校规，还在摇滚乐团里模仿过米克.贾格。他的爷爷是克莱德赛德地区的一位共产主义者，他的父亲早年遭遇过一场十分严重的中风，这使得他的孩子过早地体验到了世事的无常与艰辛。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布莱尔是一名托利党律师的儿子并且在达勒姆上了私立预科学校，然后是位于爱丁堡的住宿制费蒂斯公学，再然后是牛津大学，接下来他又投身律师界，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议员。在他早年的简历中涉及到的哥特式建筑比起佩夫斯纳（1）建筑指南中写到的内容还要多。尽管布莱尔度过了叛逆的青少年时期，但是关于礼节与顺从的课程以及有关权力谱系的无声知识从一开始就到位了。年轻的布莱尔具有着天然的魅力，极富感染性的幽默以及杰出的表演技巧，此外他坚守原则的严肃作风也是人所共见。他的父亲中风发作时他还很年轻，在学生时代又失去了他十分爱戴的爱尔兰裔母亲，这使得他越发投向宗教，不过他并未终日沉溺于冥想，而是成为了一名活动家。

关于他为什么要加入工党而非保守党这一问题之前的人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笔墨。这个问题并不可笑。他与一名叫做谢丽.布斯的利物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爱情无疑对他日后的政治道路产生了影响，但是在此之他已经加入了工党。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精心计算之后的结果。八十年代初托利党内充满了才干不凡的年轻律师，一个个摩拳擦掌意欲获得议席并就此走上自己的政治生涯，反观工党似乎早已朝不保夕。如果你想进入议会并出头，加入工党虽说风险更大，可也更容易。尽管这一说法很有几分道理，但是在工党最为低潮之际入党即便对于最纯粹的投机家来说也需要难以置信的先见之明。更可能的解释是布莱尔相信政治行动的力量，而工党的信条尽管不甚完美，却依然与他的基督教社会观念有着相当多的不谋而合之处。加入工党之后他从工党伦敦地方支部干起，展示了全套的温和左翼理念，他敌视欧共体与私有化，倾向核裁军与高税收，支持维护非法移民权益以及进一步的媒体自由。日后他将会抛弃所有这一切立场，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开始从未真心实意地相信过它们。对于富特时期的工党来说这些立场都只能算温和，而布莱尔本人也一直反对强硬左派的本主义以及军事趋势团体。

在参与了一场毫无希望的递补选举之后，布莱尔凭借着自己天生的大胆与魅力在英格兰东北部赢得了一个很稳固的席位。自1983年起他在下院就开始与另外一名工党议员打得火热。戈登.布朗与托尼.布莱尔的人生经历正好互补。他有着很强的政治家庭背景，一开始就是工党的自己人，从未认真端详过造就了布莱尔的上层社会高墙大院。自23岁起布朗就是著名的苏格兰学生政治活动家，在苏格兰工党圈子里也已经成了一号人物，后来还上过一阵电视。但是这两人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两人都是基督徒，也都对工党现状十分不满。在七到八年的时间里这两人可谓形影不离，共用一间狭窄且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布朗将政坛当中的各种阴暗面全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布莱尔，把他当做一个纯真的小弟弟（早晚有他吃亏的时候）。另一方面布莱尔对于布朗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军师，是他教给了布朗如何揣摩英格兰中部地区中产阶级选民的心理。在当代政坛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紧密的政治合作关系。布朗在1991年总结道，“我认为布莱尔很可能在我之后成为党首”。两人一起与威斯敏斯特的记者们搞好了关系，在下院一起成长起来，一起发泄着对工党旧领导层的不满与失望，一起攀爬着影子内阁里的等级阶梯。

然后布莱尔就开始领先了。1992年工党失利之后布莱尔就工党为何败得如此之惨进行了一段十分惨淡的公开论断。原因并不复杂，而是十分简单。“”身为影子内政部长他还开始采取措施，承诺（借用了布朗的原话）将会“严厉打击犯罪以及犯罪根源”。在1993年幼童詹姆斯.博格尔惨遭两名低龄少年虐杀一案（2）所引发的狂热化全国大辩论中，布莱尔的应对尤其掷地有声。简而言之，布莱尔试图让工党重新回归符合常识的道德语言。沟通高手比尔.克林顿及其“新民主党”团队将社会保守化观点与经济自由化观点混合而成的信息对于布莱尔的言论尤其有着深切的影响。

布朗也是一样。但是他的话说得更硬，因为他身为影子财长的工作职责就是摧毁深受珍爱的公共开支计划并对工党议员说不。布朗对于欧洲汇率机制的支持意味着他在梅杰与拉蒙特遭受惨败时根本无法趁势发力。布朗与布莱尔的关系渐渐没有之前那么紧密了，但依然十分牢固。两人曾结伴访美，就当代政治新风格向民主党取经。对于布朗来说十分不巧的是，这种新派政治极其依赖个人魅力。在国内，布莱尔一直咄咄逼人地促使史密斯改革改革工党章程并与他闹得很不愉快。一直关注工党情况的新闻评论员与一部分工党议员开始向他倾斜，支持他成为下一任工党党首。布朗的团队开始考虑布莱尔是否打算向自己的导师下手。这段时间布朗很不好过，因此也没有精力抛头露面来展现自己的阳光一面。渐渐地布朗-布莱尔组合就成了布莱尔-布朗组合。

约翰.史密斯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得到了英国当代政坛从未有过的分析与揣测。但是基本的故事很清楚。史密斯刚刚去世布莱尔就决定竞选党首，而布朗则要么出于悲痛过度要么出于谨慎心理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他原以为自己能继承党首之位，因为刚听说布莱尔的计划时不由得目瞪口呆。两人从爱丁堡一路吵到伦敦，在至少十次面对面的会议上争执不休。布莱尔一边，民调显示他远比布朗更受欢迎，来自工党议员以及报界的支持也更有力。这一切并非向布朗团队之后声称的那样完全是曼德尔森的阴谋，而是许多在其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共同做出的估计。对于布莱尔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口才极佳的英格兰人，可以确保作为重要选战战场的大片地区。布朗的优势则在于他对工党的理解更深入，工会也更支持他，此外他的改革计划也更为彻底。这两人如果真的刀兵相见，考虑到工党内部复杂的选举团机制，鹿死谁手孰难预料。布莱尔的人说布莱尔将会压垮布朗并令他“颜面扫地”，布朗的人则回应道布朗强大的竞选技巧将会把大城市出身的布莱尔打得猝不及防。不管怎么说，两位现代派的内战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身攻击将在所难免。布朗的唯一胜算就在于从左翼向布莱尔发动攻击。

于是布朗决定做交易。这一决定的结果则是两人在伊斯灵顿一家十分入时的格兰尼塔餐厅（3）（现已停业）共进了一顿臭名昭著的午餐。（这顿饭也体现两人之间的文化鸿沟，因为饭后布朗不得不又找了一家餐厅正经吃了一顿）这顿饭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布莱尔认可了布朗对于一系列广泛政策的权威，日后他将在财政部里面主管这些政策，其中就包括布莱尔的“社会正义”议程。他是否还承诺自己的首相任期只干7年之后就下台让贤呢？这话由一位反对党政客向另一位说出来实在是过于傲慢了一些，再怎么说保守党还要执政好些年份。但是两人很可能的确关于日后权力过渡的问题交换了某些意见，尽管有可能只是为了缓解布朗的不快。多年以后回头再看，格兰尼塔以及随后会议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英国最强大正政府部门财政部正是因此如虎添翼，比起托利党执政时期还要重权在握。身为首相的布莱尔将比他自己之前的估计还要密切地关注外交事务， 而布朗手下的财政部则将会发展成统管英国国内事务的超豪华部门，其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任何官僚最狂野的梦想。戈登.布朗很可能是财政部对于当年的乔治.布朗取得的最终胜利。

（1） http://wenku.baidu.com/view/7b64fdf8770bf78a65295441.html

（2） http://i.mtime.com/stephenking/blog/1631304/

（3） 外链出处

约翰.塞尔文.冈默（1）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与环保人士，也是英国政治圈子里最和善的人之一。1990年5月萨福克郡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他领着自己的女儿考德莉娅来到簇拥成群的摄像机面前并试图劝她吃下一个牛肉汉堡。可是四岁大的考德莉娅一点也不傻，紧闭小嘴坚决不吃。冈默迅速将尴尬与已经凉了的汉堡全都吞了下去，声称“十分美味”。他这么做自然有其政治目的。一种神秘而十分恶劣的疾病正闹得人心惶惶，这种作用于牛脑的疾病会使牛行动不稳，倒地断气。这种病的学名叫牛绵状脑病，俗称疯牛病。此时英国上下每周都会发现300起新增病例。冈默领导的农渔业及粮食部首先考虑的是农户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因此不鼓励社会上对这种新疾病大惊小怪。在这一阶段官方说法依然坚称这种病不会传染给人。但是由于这种疾病似乎是通过掺入牛饲料的牛内脏来传播的，政府对于这种阴森而无意的牛类相食依然出台了新的政策。农民们得到指示，要将病牛销毁。冈默的公开作秀是为了向人们显示英国牛肉及牛肉制品有多么安全。早在考德莉娅拒绝食用汉堡之前，牛脑、牛脾、扁桃体与其他内脏已经遭到明令禁止，不得供应人类食用。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拒绝食用英国牛肉的人们还有德国人、一部分学校以及绝大多数的医生。多种不同动物相继死于疯牛病，包括一只猫，一头猎豹以及一只猴子。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经花费了上千万英镑来补偿将死牛焚烧或掩埋的养殖户。 “人类不会感染疯牛病”的底线开始崩溃了。北威尔士的一名青少年维多利亚.瑞莫感染了与疯牛病十分相似的库贾氏病并死亡，据称死者曾经食用过感染牛肉。更多人类病例也得到了报道，病人中有农民、屠户以及接受输血者。很显然许多屠宰场没有遵守新颁布的条例，而一部分感染牛肉还是摆上了餐桌。欧盟方面开始越发关注这一问题，1996年3月大臣们承认在10名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型库贾氏病，其中8名病人不治身亡，原因很可能是食物中存在着牛绵状脑病毒。

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怒火十分正当地爆发了出来，政府的公信力也遭到了广泛质疑。欧盟对英国牛肉实施了禁运。在牛肉得到食用前首先进行去骨处理的新操作规程得到了引进，全国豢养了30个月以上的牛全都遭到宰杀。带骨牛肉撤下了餐桌，英国乡间星罗棋布地缀满了油污四溢的肿胀尸堆，其景象壮观得令人反胃。最后共计147000头各种动物遭到宰杀，但欧洲方面依旧不肯松口，还将针对英国牛肉出口的禁令扩展到了非欧盟国家。疯牛病成了托利执政末期的标志，就好像军事左翼运动与朋克摇滚象征着七十年代的结束一样。政府的怒火主要指向幸灾乐祸地夸大老英格兰烤牛肉的致命之处从而趁机出售自家牛肉的欧洲大陆。但是这股怒气如果指向其他方面的话或许更有成效——只顾照顾农业、反映迟缓的政府部门；拒绝全面报告疫情的养殖户；监管不严的屠宰场；还有用死牛脑子喂活牛却丝毫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安全或健康的工业化农业体制。此时关于疯牛病的科学研究的确还不甚到位，媒体的反应也的确有些歇斯底里，但这并不能减轻政府与行业的责任。（2）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elwyn_Gummer

（2） http://www.bioon.com/popular/library/48805.shtml

对于英国选民来说，梅杰时代充满了各种关于他手下众多大臣的丑闻，事情往往不大，但是十分悲哀地夺人眼球，而在这一切丑闻之前他还十分不明智地发表过一篇号召人们重新拾起旧式道德观的演讲。实际上所谓的“重返基本面”（1）几乎谈到了一切题目，就是和和个人性道德没有关系——梅杰谈到了公共服务、工业、稳健货币、自由贸易、传统教育、尊重家庭与法律以及打击犯罪专项运动。但是“重返基本面”为各家报纸提供了一条屡试不爽的大标题，无论什么时候哪位大臣的丑事被人抖出来，这一口号都会被人拉出来鞭尸，而各位大臣也十分争气，竞相被人揪了出来。一连串的猛料公之于众：通奸、私生子、虐恋性情趣游戏导致的意外死亡、梅杰本人的婚外恋传言（婚外恋确有其事，只不过媒体找错了人）以及最后关于议会是否在对伊拉克军售问题上误导公众进行的调查全都搅和在了一起，成了一种单一式的不良行为，称作“滥搞”。

在1996年一场为期三年的调查告一段落。调查内容是政府是否明知梅切克斯.丘吉尔（2）军火公司领导层的经营活动并未触犯私下获得认可的规章但依然允许对其进行审判。这一调查导致两名大臣遭到公开谴责。调查显示政府对于向萨达姆出口军火的松弛体制一直听之任之，甚至在5000名库族人在费卢杰被毒气所杀害之后依然如此，一套暗室操作与双重标准的文化就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他滥搞所涉及的故事则更为个人化。一位与同僚相比更为花哨、扎着领结、能说会道的撒切尔主义托利议员尼尔.汉密尔顿（3）遭到受贿指控，哈洛德百货公司用牛皮纸信封装了现金交给他，让他在议会里替自己提问。在接下来的一场诽谤案中他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他输了官司，也因此倾家荡产。财政部大臣乔纳森.艾特肯（4）遭到指控在签署一份阿拉伯商务合同时接受了不正当款待。他随即辞职并就这一指控与《卫报》较量了起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手拿真理之剑与公平较量之盾”，最终还是被判处伪证罪以及一年半有期徒刑。

一位与性伙伴进行不正派举动的大臣与另一位与商业人士发生不正常联系的大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过这无关紧要。身居反对党的新工党与媒体紧密配合，以十分专业的技巧地将这一切打包组合在了一起。九十年代后期，“滥搞”就好像日后工党时期的“操纵”一样无所不在而自鸣得意，这个词确立了一个时代的基调。1997年大选中在戏剧化方面较为突出的一幕是汉密尔顿在自己的塔顿选区遭到了压倒性的失败，取代他的人是一度在萨拉热窝前线采访并身负重伤的BBC战地记者马丁.贝尔（5）。贝尔穿着为人所熟悉的全套白西服参加了选举，他做出了与工党以及自民党候选人一起亮相的决定，工党的“操纵圣手”阿拉斯特.坎贝尔也为他出谋划策，最后贝尔成功地颠覆了汉密尔顿一开始的多数地位，获得了11000票的多数。他成了英国近50年来第一位独立议员，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人们还认为如果真理之剑无能为力，那么白西装总可以将英国政治荡涤一新。

到了梅杰政府末期，似乎人们关于英国政治已经学到了好几课。欧盟十分危险，很容易导致党派分裂。他们的单一通货就像我们的牛肉一样危险。所有人都厌恶政客。报界失去了对政客们所有的尊敬。医疗、警察以及教育体系令人眼花的改革真正带来的改变却如此之少。冷战之后的世界远没有所谓“和平红利”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美好而稳定。最后，运气一旦转向就会一泻千里。所有这些课程都很值得一个心思缜密的反对党好好琢磨一番。究竟应当怎样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呢？鉴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在维和行动与干涉行动方面的正确做法应当是什么呢？终结犬儒主义的承诺要如何兑现呢？不过1997年的工党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此时它想的是如何下杀手。

（1） 外链出处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s-to-Iraq#Matrix_Churchill

（3）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Aitke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Bell

1997年大选证明了托尼.布莱尔手下的胜选机器究竟有多么高效。新工党赢得了419个席位，这是工党建党以来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只有1935年的国民政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工党在下院获得的多数议席也创造了历史性记录的179席，比起1945年艾德礼压倒性胜利还多出33席。从保守党那边流失过来的选票达到了10%，又创造了一项战后记录，与1979年撒切尔大胜时向反方向吸引的选票相比多出一倍。女性议员当选人数也创造了历史记录，共有119人，其中101人是工党成员，所谓的“布莱尔宝贝”。工党在南部地区以及伦敦地区也获得了大胜，，此前在这些地区工党的存在感一向很差。但是在这一系列足以令人心跳停止的统计数据背后——这些数据曾令布莱尔不可置信地摇头大叫“这不可能！”——依然存在着一系列微弱的警示信号。选民投票率非常低，只有71%，为1935年以来最低的一次。工党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但他们获得的实际总票数根本比不上此时恶名缠身的梅杰5年前所赢得的总票数。不过再怎么说，随着朝阳照耀在一个生机勃发、欢欣雀跃的政党身上，许多关于英国新黎明的辞藻也令人两眼湿润地应运而生。坎贝尔组织的大群党务工作者与支持者在唐宁街两旁夹道排开，欢迎布莱尔入主唐宁街。有这么一会儿，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

这次的胜利要归功于一小群自命的现代化改革家，他们控制了工党并将其向右推进了一大步，其前进距离之远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新工党由一个走“左及中左路线”的党转变为“中左路线”党，然后又成了“中间及中左路线”，在布莱尔执政晚期终于成了“中间路线”。布莱尔是这出戏的主角，但并非唯一的玩家。他还需要来自仰慕者与朋友们的支持，这些人将要对他软硬兼施，又砸又捧，还要替他办事，无论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打算究竟是什么。这些人都是谁？这里面有彼得.曼德尔森，才干过人但喜怒无常的前媒体大亨，现在则当选了议员。他一度十分看好戈登.布朗，但布莱尔对他大献殷勤而他也顺势投桃报李。但是布莱尔班子里的其他人都不太信任他，因此他在布莱尔争夺工党党首选举中用了“鲍比”这个化名来掩饰自己在竞选活动中的中心角色（“鲍比”指得是鲍比.肯尼迪，这样说来布莱尔自然就成了约翰.肯尼迪：谦虚在上层小圈子里从来都不是标志性的美德）。

有一位阿拉斯特.坎贝尔，布莱尔的新闻官与斗犬。一位曾经的记者，天生的宣传家，前酒精成瘾者以及大男子主义者，坎贝尔将会把任何敢于抨击布莱尔的人的耳朵咬下来嚼烂，攻击梅杰的宣传活动中有一大部分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私下里对待布莱尔的方式就像一位私人健美教练调理紧张的年轻主妇那样（有一回他的举动还被拍摄了下来）。有一位菲利普.戈德（1），一名工人阶级子弟，无限崇拜美国政治技巧。他将为工党带来研讨小组技巧以及刀刀见血的民调分析。有一位德里.艾文（2），圆胖身材、气场逼人、才智不俗而且敏感得令人诧异的北苏格兰律师，他当年曾在自己家里腾出一间屋子来留宿过布莱尔与谢丽。他负责修改工党党章，日后将会担任大法官一职。还有一位安吉.亨特（3），富有魅力的女低音，她年轻时就认识布莱尔，并一直是他与每天阅读《每日邮报》的中部英格兰之间最可靠的沟通渠道。

上述这些人，加上布朗本人（几乎）与之平行的一套班子，组成了这届政府的内部圈子。年轻的戴维.米利班德（4）是一位著名马克思政治哲学家之子（5），他分管调研工作。日后加入这些人的还有乔纳森.鲍威尔（6），一位曾在华盛顿观摩过克林顿日常工作的外交官，他的长兄查尔斯.鲍威尔（7）曾是撒切尔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布莱尔时代末期，随着如此之多一度十分重要的人物纷纷倒毙路旁，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唐宁街里的二把手。一开始与这个圈子关系很近的议员还有玛乔丽（更出名的叫法是莫）.莫兰姆（8）。布莱尔进行党首竞选的经费来自一干传媒业百万富翁，其中包括日后的BBC总裁格雷格.代克（9）以及迈克尔.利维（10），后者是位唱片经销商，后来获得了贵族头衔，再后来因为行为不轨遭到指控与逮捕。关于布莱尔人马最令人震惊的第一点在于这其中民选工党政客的人数居然如此之少，而日后与他交恶的人又如此之多。布莱尔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迷住某人并将其拉拢过来，当此人完成自己的作用或成为里令人尴尬的负担时就将其一脚踢开。

布莱尔在工党党首选举中获得了57%的选票，轻松击败了另外两名左翼候选人。其中一位是约翰.普利斯科特（11），后来成为了他的代理。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布莱尔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一般性原则并紧紧抓住了英国人的本能，但是他的话语中对于保守党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所奉行的中央化测评以及半独立机构做法也流露出了赞成的态度。就这个角度来说英国选民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当下一届年度党代会如期召开时，工党已经成为了“新工党”。在他的第一次大会发言当中布莱尔欲说还羞式地提到了工党价值观的更新。他实际上想说的是要废除工党党章第四条，该条款声称“为了保障体力或脑力工人能充分享有行业成果”，必须对生产、分配及交换环节的物质基础实施公有制。第四条是工党的看家门神，是反映工党摧毁资本主义决心的1918誓言，这一条款已经在角落里蒙尘多年。休.盖斯克当年就曾想过要废除这一条款但终究没有下手，几十年里这件事就一直拖了下来。下死手的人是布莱尔，他的新工党目标宣言开篇就咬定“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当时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在接下来的一场发言中布莱尔用了59次“新”字，“社会主义”只提到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工人阶级”。

尽管搞政治一般都很严肃，但是布莱尔政变也有其不容否认的搞笑一面。面带顽皮微笑的布莱尔突然摆出了一副一切皆有可能的架势，似乎任何政治同盟在他面前都难免遭到动摇。他成了玩心难捺的政坛魔术师。他热情地赞扬撒切尔。他与自民党私下商谈讨论某种崭新中间路线联盟的可能性。在舰队街他向每一位滑不留手的产业巨怪以及顽固乖戾的右翼号手们毫不吝惜地投放着魅力与笑容。他掌权之后还将进一步施行这一做法，将托利党人委以重任，将叛党来投之人满面笑容地引进门来，还与自民党党首帕迪.艾什顿（12）以及党内元老罗伊.金肯斯维持过一段时间的紧密关系（尽管两人日后都对他的保守主义感到失望）。他前往澳大利亚造访了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国际团队并为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托尼.布莱尔是个怎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的立场呢？他的局限在哪里呢？他恐怕真没有多少局限。在选战中一向亲欧洲的布莱尔乐呵呵地由坎贝尔捉刀为默多克的《太阳报》撰写署名文章，立誓要将联邦主义“这条恶龙一剑斩杀”。他与默多克的关系后来如此之紧密，以至于默多克曾经抱怨自己在伦敦与布朗和布莱尔喝咖啡品茶耽误了太多时间。他主动联系《每日邮报》的所有者罗斯米尔勋爵，工党政策的一贯批评者，私下里与他共进晚餐，向他承诺自己也讨厌高额税收、不服管教的工会与滥搞行径。似乎赢得党首选举并不再受竞选制约之后，布莱尔就急不可耐地要将每一扇门都推一把看看能不能打开。正当他四处奔走而工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获得胜利之际，党内传统派只是默默地看着，无助地难以置信着。难道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了吗？很显然没有。

但是一旦回到政策构成的严肃问题上，这个故事就没这么可乐了。布莱尔说自己的当务之急从来都是“教育，教育，教育”，他的志向是将英国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他本人则坚信“权力为了目的而存在”。他指明了自己打算关注的领域，但是对于明确的行动意向却所言甚少。自从那时起布莱尔就因为许诺的空泛无物而广受嘲讽，因此在这里回忆一下他在1997年的言论还是很值得的，当时这番话多少还能得到一定的认真对待。工党竞选宣言的开头几句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相信英国，这是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的伟大国家。英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但我也饷银英国还能更上一层楼：更好的学校，更好的议员，更好的打击犯罪方式，更好的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方式，更好的为面对新全球经济武装我们自己的方式。我希望英国能成为一个价值观与目标为全民所共有的国家，一个才能优先于特权，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而运作的国家，一个在国内与海外都强大而自信的国家。我希望看到的英国不会内心恐惧未来、被裹挟着进入二十一世纪，而是将自信地跨入这一新时代。”

英国人将会目标明确地大步向前，他们的手中将会握有新工党的第一张保证卡，一张信用卡大小的长方形彩色硬纸片。这批保证卡是在选举期间印刷而成的，上面的五条竞选诺言要比早期的宣传口径清晰很多。工党将要废弃一度支持过不少贫困家庭子女进入私立学校入学的收费学校政府补助制度，借此将5-7岁儿童课堂中的学生人数控制在30人或以下。工党将加速对青少年惯犯的惩处速度，将逮捕与宣判之间的时间减半。工党将“通过额外治疗100000名病人的初步举措”削减全民医保病人的候诊时间，这部分额外病人的治疗费用则来自削减审批程序（这是政治会计的最后依仗）。工党将通过向新近私有化的民生行业征收暴利税为25万青年人提供工作岗位。工党将不会提高所得税率与通货膨胀率，而利率也将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最后一条看上去完全就是废话，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尝试过主动推高通货膨胀率，但是现在再看看这一条似乎就是对戈登.布朗将利率控制权交给英格兰银行委员会这一决定的暗喻。回头再看，这张许愿卡很好地揭示了新工党的强项与弱点。新工党不好大言许诺，而且总会考虑到成本问题。问题在于这些许诺如此简单，以至于在兑现时往往会造成许多破坏，关于候诊时间一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新工党十分渴求数字上的单纯性——所有上述数字都是整数，好看得令人起疑——这暗示着所有这些许诺都是以宣传而非执政为出发点做出的，便于用调羹喂给那些心不在焉的选民们。

新工党竞选活动中杀伤力最强的一招就是无情地批判保守党如何欺骗并摧残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工党在这方面做出了上她之后将会迅速违背的诺言。新工党承诺不会将空管系统私有化，后来还是这么做了。新工党许诺不收学费，一年后还是这么做了——2001年选举中对于差额学费（13）又一次故技重施。新工党许诺要终结滥搞与欺骗行为，新工党许诺整体纳税负担不会上升，这两条都落空了。最重要的承诺是布朗及其财政部团队做出的否定式承诺：所得税税率不会增加，同时未来两年之内新工党政府将继续坚持保守党制定的公共开支总额。这些承诺的确得到了保持，尽管这样做将会带来巨大而未得提及的痛楚，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其他承诺也遭到了违背呢？托尼的人马，新工党“项目”的策划者们都是聪明人，他们曾经想要找到一种帮助境遇困难之人的执政方式，尤其是通过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避免与广大中产阶级选民离心离德。这些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焦虑与傲慢所组成的古怪而不稳定的混合物。他们极其担忧报纸对自己的评价。曾经与他们所有人共事过的基诺克最后的结局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拉拢一切可能拉拢的人身上。但是傲慢的因素也同样存在。他们对于如何执政完全没有概念。布莱尔早期竞选党首的胜利以及他身为反对派领袖的短暂生涯都令他产生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想法。他们的承诺一定能够兑现。毕竟再怎么说他们也不是托利党。这一切情节当中最可惜的一点就在于新工党上台正赶上有所作为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承诺一度的确很有可能得到实现，也并不必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方式来赢取权力。布莱尔此时正是顺风顺水。保守党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会给他造成实质上的威胁。他所继承的远非一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正相反，他上台之时英国正处于强劲反弹的最佳时期，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而已。布莱尔通过专注与毫不留情赢得了权力，这一课他从未遗忘过。但是他也同样赶上了难以置信的历史性机遇，而且似乎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曾经有多么好。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Gould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ry_Irvin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ji_Hunter

（4）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1611.htm

（5）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Miliband/

（6） 外链出处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Powell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_Mowlam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g_Dyke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Levy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rescott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ddy_Ashdown

（13） 指针对同一学生不同收费标准之间的差额

布莱尔于1997年上台，此时的英国上下都洋溢着新近复兴的名人时尚文化。这为数量有限的政客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成本。造星产业一直与我们同在，不过名头一直与时俱进而已。六十年代的摇滚巨星、好莱坞巨星以及电视明星得到了各路小报以及新一代妇女与都市杂志的盛情款待，造星产业也由此一飞冲天。此类采访与人物介绍在七八十年代扩散得很快，但是直到1988年当代名人文化才正式成形。这一年的5月17日，英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名人彩页杂志《Hello!》（1）正式投入发行。这是西班牙杂志《Hola!》的英语版本，此时该杂志已经将其所有者艾达多.桑切斯.贾克（2）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往往将《Hello!》的成功归功于富有异域气质的玛奎莎.德.瓦瑞拉（3），据说她家里养了200多条狗，还在乌拉圭、纽约以及伦敦拥有4栋豪宅。《Hello!》的办刊模式将会得到1993年创刊的《OK!》（4）以及许多其他杂志的效仿，以至于今天随便哪个城市或乡镇的商店书报架上都能看到款式大同小异的彩印类型杂志排出好几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公共文化的变迁。

这一甜心交易的实质在于名人接受采访与摄影并得到可观的回报，而他们得到的报道则一般充满溢美之词，绝对不会与他们过不去。《Hello!》让并非完人的名人们有机会躲过常规媒体鸡蛋挑骨头式的工作方式，而杂志则借此更轻松地贴近最有名的人物。《Hello!》营造的这个阳光明媚、生活幸福、积极向上、打磨抛光的世界经常成为讽刺的对象。《Hello!》对于露齿而笑的夫妇以及他们的温馨爱巢进行的全方位乐观主义报道往往会在真实世界里难以避免地伴随着日后的离婚、酗酒、事故以及其他更为常见的丑闻。但是这无法阻止杂志的成功。人们似乎十分喜欢阅读名人与俊男美女的美好故事，尽管他们在心里很可能都清楚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面。《Hello!》创刊的同一年，BBC在每天的黄金时段引进了澳大利亚肥皂剧《左邻右舍》（5）。该剧在澳大利亚反响不佳，但是在英国却一炮走红，收视最高峰时期曾经吸引过1500万英国观众。与灰色的现实英国相比，这部戏也营造了一个年轻而阳光的世界，*8* 而这部戏早期的演员凯丽.米洛（6）与杰森.多诺万（7）也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在《Hello!》与《左邻右舍》进入英国社会的同一年，ITV推出了他们最为成功的日间电视节目《今晨》（8）。节目录制地点在利物浦，主持人是理查德.麦德利（9）与朱迪.费尼根（10）。日间电视节目自1983年就出现了，弗兰克.鲍（11）与赛琳娜.斯科特（12）主持的BBC1频道早餐节目与独立的《TVam》（13）同时来到了观众面前。但是这些节目相对而言走的还是高雅主流的路线，而《今晨》则更为流行。名人文化就此打入了电视圈。

这个九十年代期间在传媒界四面出击到处开花结果的名人幻想世界和当时社会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关系吗？首先说它提醒了政客们、广播行业总裁们以及广告界人士重新关注能量可观但最近遭遇冷落的乐观主义所具有的力量。九十年代的主流新闻媒体一直向观众们呈现着一个无限凄惨的英国，遭到焚烧的死牛，可怖的谋杀案以及骇人的铁路事故，这促使着千百万观众们更为急切地投入了名人文化的怀抱。 他们并不相信名人们的生活就全都美满幸福，或者名人们永远表现正派，或者他们永不衰老。但是在名人的世界里所有人的用意都是好的，豪宅庭院里的游泳池畔总能迎来崭新的黎明。那些愿意流露感情的名人，那些愿意揭示自己内心伤痛的名人，将会拥有左右整个国家的力量。而在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所有名人当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位就是美丽而命途多舛的戴安娜王妃。15年来她一直占据着公众视野，这个并非知识分子、童年笼罩在父母离异阴影之下的贵族姑娘在1981年迎来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之后就发现她的生活与一位比她老很多的男人拴在了一起，这个人与她没什么共同语言，而且其实也并不很爱她。

这场婚姻的缓慢解体令整个英国都看得目不转睛。戴安娜从一个精致的瓷娃娃，一位轻声细语的上流交际圈新秀逐渐转换成了一位身材单薄的年轻母亲，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位极富魅力与自信的公众人物，她就像新时代的玛丽莲.梦露一样长于应对公众以及引诱摄像机。随着八十年代的时尚越发浮华充溢，她也随之转变。她就像为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一样遭受着贪食症的困扰。当她日后坦诚自己一度曾经自残时，她看上去与众多家境远不如她的姑娘们并无二致。当瘟疫与残酷成为新闻话题时，她担任了现场解说员，与艾滋病患者亲切拥抱以示其安全性，还公开宣传地雷的危害。关于她婚外恋的谣言四处纷飞。此时的英国离婚盛行，“这都是为了孩子好”与“我也有权追求幸福”在千家万户无数张餐桌上争斗不休。因此大奶那不仅仅是一位嫁给储君的美女，还是一位公众情感的芭比娃娃，无数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私人伤痛裁剪成各种服装套在她身上。人们往往错误地以为她能够了解自己。就如同中世纪的人们相信君主的触摸能够治愈瘰疬一样，她的回眸也具有同样的魔力。她的仰慕者往往狂热而执着，皇室此前从未接触过这种人，因此既不适又警觉。皇室是活的象征，而戴安娜则是活的偶像。

在1987年生下第二个儿子哈利之后，戴安娜的婚姻就在公众的眼前垮了下来。1992年，记者安德鲁.莫顿（14）不惜冒犯众怒，声称他的《戴安娜——她真实的故事》一书描述了戴安娜光彩形象的背面，包括她的自杀企图、激烈的夫妻争吵、她的贪食症以及对查尔斯王子与昔日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旧情复燃的日渐确信，查尔斯随后接受乔纳森.迪波比（15）电视采访时亲口确证了这一点。同年12月，在莫顿的新书出版之后，约翰.梅杰对外宣布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分居。身为一位精明的媒体操纵家，戴安娜同时成为了媒体森林中的猎手与猎物，一方面为人所扰，另一方面也不放过别人。然后在1995年她接受了《全景》的采访，采访当中她打破了皇室圈子仅剩的一切禁忌，无所顾忌地谈论起了自己婚姻的破裂（“这事我们三个人都有份”），攻击温莎家族的冷漠无情并承诺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王后”。1996年正式离婚之后她继续在全世界进行慈善工作并与哈洛德百货所有者之子多迪.艾尔.法耶德（16）。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个自私而无所顾忌的女人，对君主制的威胁。对于为数远远更多的人来说，她痛苦的人生故事以及愿意与公众分享痛苦的时兴做法使得她远比正规的皇室更值得珍重。无论她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密切的关注都会接踵而至，她的容貌与名字对于报刊杂志而言就是销路的保证。1997年夏天的英国有两位超级名人，一位是布莱尔，另一位就是戴安娜。

正因为如此，布莱尔身为首相所进行过的最为动人心魄的演讲以及他所取得过的最高支持率都是戴安娜与多迪在巴黎遭遇的车祸惨剧所导致的。当时布莱尔在特里姆登选区的自家住宅被电话叫醒，首先得知了事故的发生，随后又得知戴安娜已经遇难。极度震惊之余他开始顾虑自己在这一事件中最得体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身着睡衣在寝室里转了半天并与坎贝尔进行了一场充满感叹助词的讨论之后，布莱尔与女王进行了通话，女王的意思是她本人以及任何一位老一辈皇室成员都不会就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于是布莱尔决定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在自家附近的当地教堂门前面向整个英国进行了发言，他深受打击的造型随着电视信号传遍了整个世界。“我现在的心情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悲痛欲绝。我们的哀思与祈祷与戴安娜王妃的家人同在——尤其是她的两个孩子，两个男孩——我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我们这个国家今天遭遇了沉重的打击……”随着发言的进行，他的双手握紧了，他的声音哽咽了，他显示了自己十分理解戴安娜如何取得了这样的特殊地位。“她的生活是不幸的，悲剧总是不离左右。但她依然以快乐和慰藉改变了英国以及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我们应当与病弱者、濒死者、年幼者以及贫乏者们一起以多少种不同的方式多少次地缅怀她才恰如其分呢？她的一个眼神或手势就能胜过万语千言，她向我们揭示了她的博爱多么深邃。”

时隔多年以后回头看来，这番话看上去似乎根本就是在形容一位宗教界人士，一位即将被天主教廷封为圣徒的人物，一位可以通过眼神与触摸治愈病痛的神人。但是当时这段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欢迎。布莱尔继续说道，“世界各地的人民们，不止是英国人民，都相信戴安娜王妃。他们喜爱她，他们爱戴她，他们将她视为人民的一员。她是人民的王妃，她将以这一形象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中与回忆里。”这是一位富有天生魅力之人对另一位同类的感伤致敬。布莱尔自诩为人民的首相，领导者人民的政党，超越左右之分，超越派系与意识形态，一位政界的奇迹制造者，永远追随着人民的本能。在完成了这段即兴悼词之后，他的支持率令人震惊地突破了90%，在民主政体中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布莱尔与坎贝尔随后为君主制这一旧不列颠或者说保守派力量的最高代表做出了最为可观的服务。依旧对戴安娜的举止余怒未消的女王希望举行一场私人葬礼，避开伦敦悼念公众的视线。她留在巴莫拉尔宫照看自己伤心欲绝的两个孙子。作为孩子们的奶奶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可能对孩子们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做法，但是这对于她的公共形象却是致命的。此时的国民情绪十分奇怪，人们的悲痛已经逼近了狂热的边缘，而布莱尔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一点。温莎家族公开悼念活动的缺乏，白金汉宫房顶上未曾下降一半的旗帜，任何关于不事声张进行葬礼的暗示，这一切似乎都证实了戴安娜生前对这个冷漠皇室的一切负面看法。在查尔斯王子的完全同意之下，布莱尔首先劝说白金汉宫方面接受了借助大型公开葬礼释放全国悲痛情绪的必要性，然后又说服女王返回伦敦。她的确回来了，刚好来得及平息公众对她的举止不断增长的怒火。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个阶级问题，也是个代际问题。女王长大成人的时代讲究的是坚忍内敛，将悲伤藏在私处。现在她却统治着一个期待并几乎要求公开表达感情的国家。一泻千里成了感情真挚的表现。在过去几年里，类似儿童死亡或重大致死事故之类的悲剧发生后，事故现场往往会出现玻璃纸包裹的花束、卡片以及毛绒玩具。在戴安娜葬礼即将到来之前，伦敦中心部分地区似乎已经被公开悼念活动淹没了。花束堆成了小山，人们在露天宿营，高举标语牌在街头流泪，陌生人之间相互拥抱。如果说布莱尔之前在特里姆登的演讲暗示了戴安娜是一位在世圣徒，那眼前这股亚宗教式歇斯底里就是对他的回应。人们在圣詹姆斯宫门前排起了长龙。只为在悼念簿上签名，据说戴安娜的肖像神奇地在宫内一副油画背面浮现了出来。

葬礼规模可谓空前绝后。整个伦敦都陷入了静止当中。有幸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吊唁者中既有身着虐恋皮装的男同性恋也有脚蹬马靴、马刺闪亮的皇家骑兵团成员。公益活动家与侯爵并坐，演艺界人士与资深政客同行，摇滚世界与贵族世界、慈善与政治在此刻不分彼此地混同在了一起。艾尔顿.约翰演唱了急匆匆改写的《风中之烛》，这首歌原本是为了悼念玛丽莲.梦露而创作的。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伯爵（17）在布道坛上对温莎家族对待自己姐姐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愤怒而不算特别隐晦的攻击，讲话传到教堂外面引发了无数喝彩，最后就连教堂内部也响起了不忠的掌声。最终戴安娜的遗体前往了最终安息之所，一路上的人们都向灵柩抛洒着鲜花。

作为与梦露遥相呼应的另一点，戴安娜的死亡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她死于谋杀的谣言，杀人者的动机则五花八门，从她怀了多迪的孩子到她即将嫁给一位穆斯林。关于英国特情部门扮演幕后黑手的种种荒诞理论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在报纸上也是时常得见。几近十年之后，由一位前伦敦警察总局局长牵头的调查活动得出了最终结论：她的司机酒后驾驶并试图甩开尾随其后的狗仔队，阴谋论主义者们则将其视为统治阶级的官面文章。在为自己那位任性执拗的前儿媳进行了一场痛心的广播演讲之后，女王恢复了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日后她将成为人们心目中几世纪以来最成功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一部关于这一事件的电影得到了广泛好评，也最终确保了女王的形象（18）。布莱尔在任期间再也没能像那年夏末那样彻底把握住全国的国民情绪。他在1997年向女王提供的帮助与建议对她而言确实十分重要，不过就一部分官员看来这也是极其无礼的行为。

这股戴安娜崇拜以及广义上的名人魅力文化令托尼.布莱尔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刚刚上台时就表现出了对流行文化极端敏锐的本能理解。很快他就将出现在早间电视节目的演播室里，将自己的生平与兴趣爱好编成一个引人入胜而风趣幽默的故事与全国观众分享，其中不少情节在细节上都有些不甚准确。伴随着戴安娜之死而显现的新时代唯灵论及其所有配套的纪念壁龛、无穷魅力以及圆瞪双眼得到了例如卡萝尔.凯普林（19）等人——她成功打入了布莱尔的唐宁街圈子——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的应和。但是还不仅如此，其他政客还没能领悟而布莱尔已经领悟的是五光十色的名人世界所释放出来的乐观主义力量，以及人们愿意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原谅自己心爱名人的意愿。在名人之国，只要你富有魅力并且诚恳道歉，甚而将自己的灵魂袒露一小片，那几乎除了杀头大罪之外的所有过错都能得到原谅。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不过相比之下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要更为严苛一点点。

（1） http://www.hellomagazine.co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uardo_S%C3%A1nchez_Junco

（3） http://www.nytimes.com/2003/08/17/magazine/the-nutty-marquesa.html?pagewanted=all

（4） http://www.okmagazine.com/

（5）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073722/

（6）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17974/

（7）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84621/

（8） http://www.itv.com/thismorning/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Madeley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dy_Finnigan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Bough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ina_Scott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V-am

（14） 外链出处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Dimbleby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di_Al-Fayed

（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Spencer,_9th_Earl_Spencer

（18）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866264/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ole_Caplin

乐观主义是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唯一真正力量。接下来的这段话今天往往被人视为和谈进入关键时刻时布莱尔最著名的言论：“已经不是说空话的时候了……我感到历史之手已经按在了我的肩头。”尽管这话听上去难免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否认这是布莱尔所取得过的最重大成功之一也十分不公平。正如我们之前所见，梅杰的确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并终于促成共和派与统一党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两边。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血腥疯狂与他自己在议会里的弱势地位导致和谈一度陷入僵局。在克林顿的鼓励下，布莱尔早在工党依然是反对党时就将北爱和平当成了自己掌权之后的头等大事。他入主唐宁街十号以后首先就访问了北爱地区，之后又安排唐宁街紧盯爱尔兰共和军的动向，只要对方看准时机宣布进一步停火，唐宁街立即进行谈判。他任命了好斗、粗犷且极其勇敢的莫.莫兰姆担任新任北爱事务大臣，为了促成和平协议，她不惜对统一党大爆粗口、瞒天过海，同时对新芬党则是又拉又哄。除了布莱尔之外，莫兰姆可谓是新政府当中最接近魅力名人的人物。

很快乌尔斯特统一党政客们就开始觉得她有些过分。他们怀疑她骨子里“是绿色的”。她集中了自己的全副魅力来压制共和派，与此同时一支由布莱尔主要助理领导的唐宁街十号团队则专心应对统一党。布莱尔将会强调自己的统一党家庭背景来试图赢取支持。在梅杰手下一共有三场同时进行的谈判。有一场北爱政党之间举行的直接谈判，目的是创造一个他们可以共同参与的权力分享体制。这场谈判的主持人是前美国参议员乔治.米歇尔（1），也是和谈进程中最难办的部分。有一场北爱政党与英国及爱尔兰政府之间就未来北爱边界与宪法进行的谈判。最后在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也有一场就更为广泛的宪法与安保问题举行的谈判。

谈判进程的细节十分引人入胜，但是在这里不能多写。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进程，不止一次陷入难以为继的死局当中，之所以能够一直继续下去主要归功于布莱尔个人。他的顾问们抱怨道他在北爱问题上花费了不成比例到可笑的时间，毫不吝惜地挥洒着魅力与能量以及一连数月夜以继日的工作。此外他也承担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在和谈初期他曾邀请过新芬党的杰瑞.亚当斯（2）与马丁.麦克吉尼斯（3）前往唐宁街访问，后者同时也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高层领袖之一。北爱办公室以及统一党圈子里都有人认为布莱尔对共和派的让步太大，尤其是在释放恐怖分子的问题上。他的前任北爱事务大臣与朋友曼德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拉拢统一党上面。他将工党带离了原先支持爱尔兰统一的立场，华盛顿方面也认为他是个统一党。有一次当和谈再次破裂时，莫兰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前往臭名昭著的梅兹监狱与共和派以及英统派恐怖分子囚犯会谈。这些隐藏在各自政客背后的恐怖分子们依然对外界事务掌握着生杀大权——这话不是打比方，完全是字面意思。

1998年复活节是各方商定的最后期限，在经历了最后一刻的挫折之后，和谈终于有了结果。只要大多数北爱居民同意，北爱就将继续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共和派将会放弃对北爱的领土要求并更改宪法。各个政党将联合组成一个基于新民选大会的分权执行层。将会成立一个南北事务机构，以切实而不张扬的形式维持维持北爱与爱尔兰的联系。泛军事组织要么投降要么销毁武器，成为独立政治团体并接受监督。囚犯将全部得到释放。北爱警察执法这一一直以来令人头痛的问题也将得到整顿，变得更加公平。这项和约包含着大量痛苦之处，尤其对于统一党而言。真正的和平仅仅刚开了个头，日后还将面对许多威胁。受难日协议（4）签署几个月后不久发生的奥马爆炸事件（5）是最为恶劣的一次倒退。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个离心团体谋害了29人，另有200余人受伤。但是这回极端分子再也无法阻止谈话的进行了。

北爱边界两边的全民公决全都批准了和约条款之后，解除武器就成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无休止相互虚张声势。尽管北爱温和党派的两位领导人，乌尔斯特统一党的大卫.崔贝尔（6）与社民工党的约翰.休姆（7）共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把他们的党派排挤到了一边。这使得选民十分紧张，他们两人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也输给了走强硬路线的对手，伊安.派斯利的民主统一党以及亚当斯与麦克吉尼斯的新芬党。这使得在贝尔法斯特建立有效的分权执行层与公民大会变得更加困难起来。但是令人惊讶地是，人称统一党“不博士”的派斯利与他的共和派对手亚当斯最后还是坐在了同一张桌子的对面。伴随多年来恐怖活动的街头流氓与犯罪行为尚未销声匿迹，但是托了协议的福，上百位有可能因为“局势不稳”而丧命的无辜之人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下去。投资也返回了北爱地区。贝尔法斯特面貌一新，成为了一个更为洁净、繁忙而自信的城市。大企业越发深入地开展了基于爱尔兰全岛的商务活动，尽管北爱边界已经存在了200余年。这一切都有托尼布莱尔很大一份功劳。正如他的一位自传作家所写道的那样，“他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能力，解决了一个积年已久的问题。对他来说这是足以改变一生的经历。”*9*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J._Mitchell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ry_adam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mcguinnes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od_Friday_Agreemen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Omagh_bombing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Trimble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Hume

典型的形象是在雅典娜手掌中，肩生双翼。

卢佛宫有丢了脑袋的NIKE塑像，和维纳斯、蒙娜丽莎一起并列为镇馆之宝。

因为其形象变化无常，因此用来给变形杆菌命名很得当啊。

简而言之，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以关贸总协定（现在世贸组织的前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代表的全球经济秩序。其中的核心就是以美元为硬通货。大致操作方式就是：各国央行可以用美元按照固定比较向美国兑换黄金。换句话说，美元是和黄金等同的硬通货。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也就是间接和黄金挂钩。这样，以美元—黄金为核心，各国货币币值可以保持相对稳定，防止出现1929年大萧条时代那种为了促进出口竞相贬值，最后导致国际贸易大大萎缩的情况出现，就为世界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环境。

不过这个体系内部有一个内在矛盾：第一，美国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才能支持美元和黄金自由兑换，这就要求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保持黄金持续流入；第二，别国用美元兑换黄金，就要求手头有大量美元，这就要求美国有大量贸易逆差（否则别国不可能有大量美元持续流入）。所以，这个体系随着美国从战后的大量顺差转为逆差（欧洲日本经济复苏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不再是美国商品的倾销地了），加上美国越战、伟大社会等巨大投入造成的严重赤字，到了尼克松时代就支持不下去了。说白了，就是美国不玩了。

这固然给了各国政府贬值本币促进出口的机会，但是随之也带来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严重动荡，所以在当时是震动整个西方的猛烈冲击了，影响之大不亚于07年的金融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