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人常说反对党政客与执政党政客之间的区别在于执政党政客每天起床后想的是今天该干什么，反对党政客每天起床后想的是今天该说什么。在英国政坛上基诺克一直以说话而为人所牢记，不过这很难说是他的错。批评他的人说他三纸无驴，不过是充满了批判与痛苦的政治立场调整过程带来的可悲产物。他的支持者们则回想着他精彩的讲台演说，他那锯条一般锋利的机智与震撼空气的激情。但是有这么一次，尽管只有几分钟，基诺克的发言如此精彩以至于整个政坛都对他表示了钦佩。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10月1号，地点是军事趋势，在这座位于多塞特的海滨度假城市举行工党党代会总给人以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几天之前、就官方而言由工党管理但事实上由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控制的利物浦市议会向全体31000名市议会工作人员发出了裁员通知。这些革命派是一个党中之党，一个栖息在工党肚腹里啃食内脏的寄生体。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共有5000名缴费成员，因此军事趋势雇佣了140名全职员工，比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加起来还多。*23* 他们的势力在全国都有分布但利物浦是他们的据点。他们在这里推行着托洛斯基的“过渡性要求”政策——有意提出不切实际的增加开支以及工资等要求，这样当资本家的走卒们拒绝这些要求时你就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活动，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与革命。在此时正在兴建上千所廉租房的利物浦，这就意味着提出一份完全说不过去的市政预算并且乐呵呵地看着城市破产。向市议会全体员工发放裁员通知是为了向撒切尔示威，表示自己不怕出乱子。就像斯卡吉尔一样，军事趋势的领袖也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街头政治毁灭托利党。

基诺克早在一年之前就想过要收拾他们，但是煤矿罢工使得这一做法在政治上丧失了可能性。利物浦的乱局给了他下手的机会。所以他在军事趋势党代会开幕演讲中间发作了。一开始这只是一段十分传统的党首致辞，一面攻击其他党派一面给本党党员鼓劲，但是他突然说道，对工党而言现在是时候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严肃态度了。不切实际的承诺不可能带来政治胜利。

“我告诉你们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带来什么。一开始是离题万里的决议。然后决议就会被腌渍成僵硬的教条，再然后你就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死守着过时、错位、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教条不松手，最后你就会碰上一场由工党市议会——工党市议会——带来的怪异混乱，这个市政府居然会雇佣出租车司机在全市穿梭，将裁员通知书发送到自己全部员工的手里。”

话说到这里他真的动怒了，大吼大叫但同时依旧保持着自我控制——尽管十分勉强。最出色的演讲都是在距离车毁人亡仅有咫尺之遥的赛道过弯之处完成的，嘴上稍微一不利索演讲就会沦为词不达意的胡言乱语。过去一年里积攒下来的全部郁闷与挫败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整个大厅都活跃起来。一副新近退役足球运动员尊容的军事趋势领袖德里克.哈顿（8）当场站起来大叫着回击。左翼工党成员嘘声四起，亲政府派犹豫不决地开始鼓掌。向来自负的左翼议员埃里克.海弗（9）（此人在下院演讲时曾经留下过足以流传千古的名句：“我，和基督耶稣一样，是一名木匠的儿子。”）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会堂，身后还跟着一群记者与摄像师。如此大张旗鼓的做派即便在工党党代会上也很少有人见到。基诺克继续说道：

“我告诉你们，你们给我听好，你们不能用别人的工作，别人的服务，别人的主宰作为自己搞政治的筹码。”

会堂里更乱了，嘘声与掌声都比刚才响亮了很多。基诺克坚称有着真实需求的人发出的声音要比所有的嘘声更为响亮。“人民不会，也不能遵从徒有其表的架势。他们无法尊敬只会指手画脚的指挥官或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战术家。”

头韵的技巧与情感的爆发结合得十分完美。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听过的最重要也是最勇敢的一场演讲，尽管左派对此敌意极深。一贯喜欢修理基诺克的报纸这回一边倒地充满了溢美之词。不过令基诺克十分不满的是，日后将会在布莱尔内阁任职的谢菲尔德市议会盲眼社会主义领袖大卫.布兰凯特（10）面对着军事趋势支持的动议依然做出了让步。不过这场演讲依然标志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下一个月的月底，军事趋势的力量来源利物浦地区工党遭到了暂时关闭，随后的调查工作也立刻展开。到了1986年春天，军事趋势的主要领导人都被挑了出来并遭到了行为与工党原则不符的指控。将这批人清除出党的过程十分刺耳耗时，而且还牵扯了不少法律上的小动作，尽管最后还是有100多人被请出了工党。同样重要的是党内其他成员当中涌起了一股指向基诺克的大潮，许多左派党员都切断了自己与革命派的联系。日后还有许多场与强硬左派的硬仗等着基诺克，好几名军事趋势的支持者还当选了下院议员。报纸上也少不了讽刺“疯子左派”过激行为的文章，例如以种族歧视为理由禁止使用黑色垃圾袋以及禁止教师哼唱特定的儿歌，这些报纸还将继续讥笑工党。但是在威尔逊、卡拉汉与富特都没能做到的前提下，基诺克面对托洛斯基主义份子的威胁挺住了自己的立场，从而为工党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工党开始在民调中甩开苏民党-自由党联盟，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也大为改观。新工党在这一刻成为了可能。

但是无论是上述的这一切还是基诺克引进的控制更到位、更圆熟犀利的管理方法都没能为工党在接下来对抗撒切尔的大选中带来多大起色。印制精美的宣传册、精心拍摄的宣传片、以及小心安排的拍照机会，一切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前学生领袖兼电视制片人，赫伯特.莫里森的外孙彼得.曼德尔森成了最出名的工党宣传现代化人士。他一手摒弃了工党旧有的红旗标志，以长茎玫瑰取而代之，查尔斯王子因此称呼他为“红玫瑰之人”。曼德尔森的确是一位一心一意的改革家，对于一贯反工党的报界极尽软磨硬泡连拉带打之手段。但他并非唯一这么做的人，还有几位其他人也提出过使用红玫瑰的建议，因为这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党派的首选标志。但是象征主义无法掩饰工党政治的本质。工党依然落后于公众的情绪。尽管有着大量失业人口，撒切尔的市场乐观主义依然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工党或许抛弃了红旗，但是它依然坚持着再国有化、筹建国家投资银行以及单方面核裁军的政策，基诺克及其妻子格琳丝（11）。

八十世纪中期，在经历了激烈的裁军谈判、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多起间谍事件之后，冷战终于有了融化的迹象。在白宫里，“邪恶帝国”的罪魁祸首里根总统正在着手打造“星球大战”项目，利用轨道卫星与反导弹系统来保护美国不受苏联的攻击。但是他也做好了会谈的准备。他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的会面早已举世熟知。在这次会面上俄国人同意大幅削减导弹数量而美国人则拒绝废弃“星球大战”。但是对于基诺克来说单方面核裁军是他政治人格的基础，这是对那些认为他出卖社会主义的指责做出的条件反射式回应，这也是他的几篇最精彩演讲的来源。因此他坚持这一政策，甚至在他已经意识到这样做对于中间选民心目中的工党形象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之后也依然不打算放手。

他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在工党治下所有英国及美国的核弹基地都要关闭，三叉戟潜艇要遭到撤销，所有现存导弹都要报废，英国将不再期望美国在战时提供任何核保护。军费将要花在坦克与常规战舰上。基诺克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很有力度也很细致，而且他说得越多工党的支持率就越低。他底气十足地试图向美苏两边同时宣传核裁军，在苏联那边他辩解说这么做不是投降的标志，在美国那边则坚称这种做法完全不违背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在他第三次访美时里根团队狠狠地羞辱了他一把，用一场20分钟的会谈与随后冰冷且充满敌意的通报会就把他打发了。这一切都为他在工党传统选民那里加分不少，格琳丝还参加了格林汉康芒的妇女抗议活动。但是报界对所有这一切大加讥讽，苏民党则在一边推波助澜，中间派选民对这一做法也很不待见，这些以英格兰中部居民为主的选民恰好正是工党竭力争取的对象。1987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基诺克关于为什么英国在收到苏联核打击威胁时不应当投降的说法听起来就好像他正在宣传某种类似《老爸上战场》一类的游击队作战方式。诸如此类的政策根本无法为撒切尔造成任何真正的压力，而她或许的确需要一点这样的压力。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ald_Kaufma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_Hattersle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cia_Hewitt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larke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d,_Baron_Reid_of_Cardowan

（6）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13993/

（7）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7660.htm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ek_Hatton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_Heffer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Blunkett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enys_Kinnock,_Baroness_Kinnock_of_Holyhead

第二届撒切尔政府遭遇过几个相当糟糕的时刻。最突出的例子是有一次她差点遇刺。为了报复1981年撒切尔应对绝食示威的强硬手段，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保守党党代会期间用炸弹将布莱顿大饭店炸塌了一个角。共和军的目标是谋害全体内阁以及首相本人，使英国政局陷入混乱并因此不得不撤出北爱。炸弹在凌晨2点50分爆炸时撒切尔依然还在工作，为利物浦园艺节准备官方贺词。她在爆炸发生前10分钟才停笔，因此她甚至都不是被吵醒的。冲击波在她寝室的地毯上洒满了碎玻璃，还灌了她一嘴尘土。很快她就撤离到了附近一座警校的宿舍里，穿戴整齐地躺下休息了片刻。期间她陆续得知了伤亡详情：内阁大臣约翰.维克海姆（1）的妻子遇害而他本人几乎丧生，托利议员安东尼.贝瑞（2）遇害，诺曼.泰比特受重伤而他的妻子则不幸瘫痪，于是她和自己的个人助理辛西娅.克劳福德（3）一起跪下做了一场祈祷。

撒切尔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小时，与此同时她的内阁成员在疏散时都将自己的正装落在了遍地狼藉的饭店里，不得不急匆匆地从附近一家玛莎百货找来衣服穿上。醒来后她推倒重写了自己第二天的演讲稿，在会上她告诉依然回不过神来的与会党代表们，他们刚刚目睹了一场试图颠覆政府的阴谋。“我们现在在此聚集一堂，尽管震惊不已但依然镇定且坚决，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此次袭击的失败，还证明了一切依赖恐怖主义破坏民主制度的图谋都将必然失败。”布莱顿爆炸事件的最终死亡人数是5人，还有多人重伤。但是这一事件原本有可能对英国政坛造成天翻地覆的冲击，可事实上却基本没起到什么真正的影响。

如果连爱尔兰共和军都无法动摇她的地位，还有什么能做到呢？政府内部一直纷争不断得令人担忧，不仅是关于韦斯特兰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的未来走向以及根本经济政策。撒切尔的财长劳森一直打算废除中期财政战略这一老旧不堪的目标式货币控制方法并用一套新策略取而代之——在欧洲汇率体系（4）中将英镑与德国马克捆绑在一起。这等于是自认失败，承认在一个充满了全球性快钱的世界里，衡量货币的老式方式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与德国货币捆绑是一个选项。实际上，英国完全可以将自己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执行工作转包给更为成功且手段更坚决的西德央行。劳森对此十分热衷，撒切尔却不以为然。在英国国内说话算数的人只能有她一个。不过此时这一争论依然局限在专业金融界的小圈子里，还没有在一般性的政治生活中露头。

其他纷争则要快一步。不光是韦斯特兰事件，还有英国利兰出售失败事件以及1986年为里根总统空袭利比亚提供空军基地事件，后者在英国尤其不受欢迎。自从她在第一届任期内成功从欧共体方面夺回大笔预算之后，撒切尔主义就开始在她的第二届政府期间向欧洲方向扩散，最终这将会给她带来致命的伤害。她日后的劲敌雅克.德洛尔（5）刚刚获得任命成为欧共体主席并开始推进雄心勃勃地下一阶段欧盟建设计划。将上千条欧共体内部各国阻止自由贸易的法律碾得粉碎的《单一欧洲法案》（6）承诺商品、资本、服务与人员的自由流动，还预见了统一的货币。撒切尔对这一法案的通过给予了最急切的肯定，因为她一贯对于欧陆政客能够坐下来认真讨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想法嗤之以鼻。很快她就会后悔的。

在国内一个影响广泛的两难问题开始在内政界显现出来，从城市改造到医院，从学校到警察队伍无不在这一问题的范围之内。日后的梅杰政府与布莱尔政府都会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困惑不已。简而言之：一个现代化政府应当怎样办实事？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有自己的答案。政府制定规则，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然后抽身而退让别人来完成具体工作。在实践中她往往表现得更为教条且喜好插手，与她的一贯形象并非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她的原则很清楚。但是在公共服务问题上就没有类似的原则了。撒切尔一向钦佩商业领域的创业者与风险承担者，但是这些人在公共生活中是否同样存在呢？那些意志坚定、精神独立，本应在医院、市政厅以及学校里大显身手的弄潮儿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政府收手后退，让学校、医院以及城区自行其是，那谁还抓得住它们呢？

在撒切尔革命之前保守党一般被人视为地方民主的捍卫者。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市议会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并且经常在例如废除语法学校之类的问题上成为工党政府恫吓威胁的对象。保守党一直将医院董事会与学校当局里的地方代表视为对抗社会主义白厅的坚强堡垒。撒切尔本人对于当年的身材健硕的地方独立代表们在各种无偿委员会里从事公共工作情形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她自己的父亲就曾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七十年代的托利党智囊团经常抛出一份份报告，呼吁加强地方自治，打造富裕的“公民社会”，让独立机构——教会、学校、慈善基金、俱乐部等等——在这个社会中传播自由与自治。这是战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哲学家迈克尔.奥克斯霍特（7）的主题观点。民选地方政府一直是托利党愿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1978年两位民选保守党政客就写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宣传册，抱怨说“地方政府被剥夺了越来越多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其完全可以胜任的职能。”*24*

但是掌权之后，撒切尔及其大臣们根本无法信任地方政府或任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独立机构。从1979年到1994年，议会一共通过了数量惊人的150条法案来解除地方当局的权力，并且按照1994年的物价标准，在此期间平均每年都会有240亿英镑的拨款从地方当局划拨到非选举产生的秘密集会手中。头两届撒切尔政府将权力与裁量自由从公开参选的当地人手里转交给了唯白厅马首是瞻的白厅心腹，一般都是些领取工资的党员以及用心良好的帮闲。政府里的大臣们无论是湿人还是干人，都争先恐后地在撒切尔面前表达自己从基层组织夺取能动权的热情。赫塞尔廷通过推行新审计体系、限制地方政府税收额度以及开支上限向地方政府发动了攻击。环境部长尼可拉斯.雷德利（8）强迫地方政府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系列覆盖面更广的服务，还用最严厉的措辞警告地方议会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为他们代劳，将他们的行为暴露于竞争之下。”*25*

所以说在公共服务领域没有发生类似私有化的情况。在医院与学校的问题上，当中央政策审查组向她提出收费、私人管理、选择权与独立性的激进替代性措施时，撒切尔最终还是表示了拒绝。她对这一想法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十分不安，因此做出了过度谨慎的反应。如果新兴私有化与旧式公有制都不中用，那还有什么出路呢？政府给出的答案是昂贵的官僚体系中央行为，这令诸位大臣们感到自己无比重要。在医疗方面，早先的去中央化尝试很快遭到了逆转，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制度也在新成立的计划机构推动下得到了实行。一方面费用上去了，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却似乎变差了。类似的中央主义者夺权行为也发生在城市改造这一可见度最高且影响最直接的政府行为领域，预算流向了非选举产生的公司而非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并进一步倾注进破败的城区。国内规模最大的几家市议会，例如最著名有大伦敦市议会直接遭到了取缔，其原有的权力遭到瓜分，一家由白厅控制的非选举组织也分到了一杯羹。正如一名批评家西门.金肯斯（9）所指出的那样，到了1990年“全国一共有12000名外行凭借着任命掌管着伦敦，相比之下民选市议员只有1900人。”甚至在住房问题上，廉租房出售留下的缺口也被新兴的住房公司（10）填补了。在住房联合会所有用来购买廉价住房的开销中，住房公司的支出占据了90%。在撒切尔时代这一公司的员工数量翻了7番，预算则翻了20番。

说句公道话，八十年代中期的撒切尔的确还要操心别的事。个人关系在当代外交领域的作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而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双人舞是她本人的想象力与公众兴趣共同催生的结果。她成为了里根最为密切的盟友，这段国际关系对她在政治与情感两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那些年里她就是保守政治在国际舞台上的当家花旦，从莫斯科到北京再到纽约所到之处无不人潮涌动。她将自己的服装根据第一次穿着的场合加以编号：“巴黎歌剧装，华盛顿粉色、里根海军蓝、多伦多绿松石、东京蓝、克里姆林宫银白、北京黑色”。*26* 此外她还在1997年香港向共产主义中国移交前的过渡地位问题上进行着事无巨细的谈判。在英联邦大会上她因为拒绝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而备受争议，与其他与会者唇枪舌剑战得不亦乐乎。在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依然不断作乱，尽管自1986年夏天起有所回落。与此同时，托利党内的战术家们依然搞不清究竟应当如何对付自由党-社民党的“两大卫”联盟。不过真到了选举的时候，这一系列失败与政治威胁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akeha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Berry

（3）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Exchange_Rate_Mechanism

（5） http://baike.baidu.com/view/5265592.ht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le_European_Act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Oakeshott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Ridley,_Baron_Ridley_of_Liddesda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Jenkins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Corporation

1987年选战开始时撒切尔对于自己的第三届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有着十分清楚的想法。就像日后的布莱尔一样，她希望国家服务的用户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在地方市议员的控制范围之外将会出现名为拨款学校的独立公办学校。她希望经费能够跟随患者转移，尽管这次托利党的竞选宣言里很少提到医疗方面的内容。廉租房租户将会得到更多的权利。所得税基准税率将会得到削减。她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政府，取消房产税并引入一种真正有杀伤力的税收体系。在报纸上这个施政项目看上去十分可行，不过要是论起托利党的竞选活动组织情况这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正当基诺克旗下的工党队伍终于取得了难得的和谐统一时，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却是内讧不休，政客与竞选广告人冲着彼此呲牙咧嘴，连撕带挠。托利党女当家曾经的头号宠臣，凶狠的“青福德光头党”，现任党主席诺曼.泰比特，现在成了撒切尔的鞭打对象。

选战期间保守党曾经经历过一次十分严重的恐慌，当时工党已经将落后差距缩小到了仅有4个百分点，偏巧恰逢撒切尔牙疼发作，使不出全力，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该死的基诺克所组织的竞选活动看上去似乎比她更为出色。基诺克走遍全国，身旁簇拥着支持者组成的人群，里面满是年轻人与护士，他挥手微笑，几乎不担心报纸会对他不利。与此同时撒切尔却痛苦难忍、诸事不顺。莫非真要变天了不成？到头来保守党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尽管BBC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无多数议会的预测，尽管工党体验了一把自信涌动的感觉，保守党依然十分轻松地获得了胜利。托利党总共赢得了101席的多数，就所获选票比例而言基本上与1983年工党惨败一战的比例相同（42%）。工党仅仅获得了20个席位的净增长。回到威尔士家乡选区的基诺克懊恼不已，气得直用拳头砸墙。基诺克过去三周里几篇最出色演讲感动了负责贴身保卫他人身安全的警察，于是他就劝慰基诺克说，“别担心，先生，情况本来可能更糟的。”闻听此言基诺克骤然扭过头来，两眼眯成一线，满脸凶相的质问道，“更糟？怎么可能更糟？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可能更糟？”警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这个嘛先生，这要是在古时候他们早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

之后在基诺克团队检视自己希望的残骸时，他们在选战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活力以及职业精神都得到了报界的肯定。4年之前摇摇欲坠的工党残破房舍如今已经面貌一新。与此同时保守党和之前两次选举相比则有些立足不稳，这只能说明威斯敏斯特政客们如此热衷的选举手法或许并没有这么重要。至于苏民党-自由党同盟这个八十年代政坛新主张的表现又如何呢？不过昙花一现而已。他们在民调中很是挣扎了一段时间，他们凭借着一个为数众多且相当稳固的少数群体始终侧身于基诺克谨慎的工党复兴与撒切尔一以贯之的民意支持之间。他们赌得是工党命不久长，他们赌输了。公众尽情享受着媒体对于彼此竞争的大卫.斯蒂尔与大卫.欧文双头领导的嘲讽，就连领导层也是如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欧文是个人物，但是他手下的社民党在选举中却表现的一塌糊涂，原来的8个议席只剩下5个，同时还失去了罗伊.金肯斯。欧文以极大的坚毅承受住了这一打击。社民党很快就将四分五裂，尽管一干欧文追随者组成的残兵败将依然一瘸一拐地撑着党派的架子继续前进了一段时间，剩下的部分则融入了自由党。出色的公关，到位的自我宣传，良好的感觉——这一切都不够。1987年撒切尔并没有创造出她心目中的国家，但是她依然可以辩称自己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依靠得是理念而非权谋。

对于撒切尔最忠实的信徒来说，第三届撒切尔政府的故事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背叛。她对于自由市场欧洲的希望遭到了欧陆方面的背叛，她自己的外交部则在一旁煽风点火。她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遭到了她自己的财长奈吉尔.劳森的背叛。最终直接背叛她的人——“面带微笑的背叛”——是她自己的内阁大臣，1990年11月20日他们集体倒戈并逼迫她黯然下台。英国革命就这样葬送在了一群胆小如鼠的软骨头手中，革命领袖无奈退隐伦敦南部的家中不问世事，无上光荣皆成过眼云烟。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用来总结这段故事——不是背叛，而是傲慢。八十年代晚期的撒切尔革命已经走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通货膨胀大潮的上涨一方面是因为信贷膨胀，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们多多少少都认为旧有的经济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英国日益提升的繁荣程度已经进入了一条永不封顶的良性螺旋上升轨道。大摇大摆、高压专横的中央主义继续在福利国家横行无忌，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最终导致撒切尔倒台的是一项灾难性的地方税收政策，这一政策明目张胆的不公平性质从未得到过各位大臣们的认真考虑，就好像这种事根本无关紧要一样。到最后她自己对待身边人员的粗暴无礼也使得她举目无援。她掌权的时间太久了。

大选之后的1988年是真正的傲慢之年。在这一年里撒切尔政府以空前绝后的狂热势头四处出击，拳打独立机构，脚踢各行各业，就好像脾气暴躁的班主任体罚学生一样。英格兰的大法官们遭到了更严密的新增政治限制，他们终将发动还击。大学讲师们失去了由来已久的终身聘任制度，这一制度最初实行的时候学生们到校还要坐牛车，彼此用拉丁语开着玩笑。在肯尼斯.贝克（1）年内提出的《教育大改革提案》中，白厅直接控制了学校课程，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新官僚机构来强令教学内容、时间与方式，之后还要监督教学结果。教师对此丝毫无法干涉。数学课的细节也成了内阁辩论的题目。撒切尔也花了很多个人时间来操心历史教学的问题。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主管教育的大臣们经常在私下里露骨地抱怨人才质量低下，这话不是针对教师队伍说的，而是针对手中权力越来越大的公务员队伍。

曾经在综合学校时期担任过教育部长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的撒切尔相信目前的教育体系是英国之耻。她希望通过给予一般而言偏传统的家长更为宽泛的择校权，借此打击为了赶时髦而左倾的教师们。这意味着建立白厅控制的独立公立学校，专精于技术类课程，也就是所谓的城市技校（2）。这也意味着劝说其他学校脱离地方当局控制并接受中央拨款。这两个主意都没什么效果。只有寥寥几所收费高昂的城市技校最终正式开门，当初自愿脱离财政部与教育部严密管制体系的学校也没几家走回头路的。在日后的梅杰政府手下，中央财政管制不可避免的膨胀将会产生另一个白厅风格的机构（尽管其总部坐落于约克），教育资金局。这个机构在理论上有权关闭学校，成立学校，扩大或缩小学校规模以及改变学校性质，所有这一切都无需考虑地方意愿。某个右翼智囊团称之为“一系列了不起的独裁权力”，为教育部长带来了“类似亨利八世时期教会改革专员的权威。”*27*

在医疗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还是在1988年，新任医疗部长肯尼斯.克拉克（3）提出了“钱跟病人走”的新体系，这个体系下的医疗市场好比一个巨大的大富翁棋盘，医院“出售”服务，而地方医生则代表病人“购买”服务。这个市场自然不是真的，因为医院不会停业，而医生所能挑选的医院范围很窄，也很难在自己的患者需要心脏搭桥手术或者髋骨置换手术时攥着钱不松手。这个想法的理论基础十分高明，意在将类似私营部门的表现行为引入医疗行业，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控制预算。不过这个体系看上去的确很像是个真实的市场，也因此导致了医生与患者群体长时间大范围的抗议。他们的担心从出发点上就是错的。

因为政府并不真正信任当地人自己动手改善医疗条件，财政部控制住了预算与合同。为了运行这一系统全国创建了将近500多个全民医保信托基金，看上去虽然都是自治机构但实际上里面塞满了政途不利的保守党员，前市议会议员以及保守党金主。任何与民选地方代表的联系都遭到了无情的终结。撒切尔日后写道，“正如同教育改革一样，我们希望所有的医院都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大责任……（而且）自治医院应当真正做到独立。”但是正如同教育改革一样，医疗改革的实际结果是催生了一个统管一切半独立组织的新官僚机构。从工资到借款再到人员招聘，所有关于“内部市场”合同的细节都要由中央部门敲定。所谓的选择在实践中意味着由提案、合同以及条例共同组成的难以胜任的独裁统统治，而人们则要用支票来当选票。从1980年到1990年，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保柏集团（4）的承保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50万上升到了接近700万。并非只有那些领工资的专业人士才会依靠合同里注明的医保条款前往私人医院就诊。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私营医院门口往往可以看到身披刺青穿着牛仔裤的壮汉们在排队，手里拿着现金。

关于国家能力极限的傲慢情绪随处可见。培训工作可能看上去没什么光彩，但是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而言都至关重要。在这一领域里一张由非选举组织勾结而成的大网也开始成形，根据白厅的章程花费着财政部的拨款。住房方面也一样，撒切尔称这方面的问题比起医疗和教育甚至还要严重。1988年非选举组织住房行为信托基金会（5）正式成立，从地方当局手中接管了提供廉价住房的责任。自从大部分上述机构开始运行20年之后的今天，有一个谜团依然未能解开。

撒切尔一直声称自己致力于让人们摆脱国家的管制。结果到头来她的做法却南辕北辙。就连她自己都这么认为。在回忆录里她这样谈论自己的第三届政府，“我们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做得太多。”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放手让国家越发事必躬亲呢？西门.金肯斯总结道“她最强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强势。”*28* 一名领袖越是自信就越想改造身边的世界并且越难信任别人。这也就意味着获取更大的权力。让其他机构以及低层领导在越发忙乱的世界里自行其是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受伤的机构就是地方议会。在我们的宪法体系下，地方政府面对着一个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并且内阁稳固的首相只能任其宰割。于是许多地方政府都被砍倒了。最后这个摧毁非中央政府权力中心的行动终于出了昏招，以至于自由市场的列宁夫人本人也未能幸免。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Baker,_Baron_Baker_of_Dorking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ty_Technology_Colleg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Clark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pa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ing_Action_Trust

撒切尔也许会说征收人头税实际上是为了拯救地方政府而做出的尝试。就像教育、医疗以及住房问题一样，各地的市议会再一次被大臣们扭送进了挂满钳子、锥子、鞭子以及棍棒的刑讯室，目的则是组织他们随意花钱或者集资，除非有白厅的许可。战后的地方政府花费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它们的独立筹款来源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群体，即1400万房屋所有者。早在1974年爱德华.希斯就曾经撺掇撒切尔许诺废除这一所谓的“房产税”，但是谁也没能拿出一个可行且听上去受欢迎的替代方案。撒切尔极端厌恶房产税，认为这是对自力更生行为征收的税赋，而且从根子上与保守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但是自从掌权之后这个问题就开始侵扰她。

这是一个恶性互动的过程。政府从地方议会手中夺取的权力越多，地方议会就越发无关紧要，地方选举也就越发沦为中央政府进行的全民公决，地方选票则成了不投白不投的抗议选票。曾几何时地方选举根本无法成为全国性新闻的内容，这些选举只关注于谁是管理当地乡镇的最佳人选。到了六十年代晚期以及七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地方选举成了经常举行的公决活动，首相也经常为此得到赞誉或遭受抨击，一般以后者为多。在撒切尔治下托利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地方选举惨痛失利，失去了大量的地方议会，结果就是地方议会普遍倾向社会主义并因此进一步遭到中央政府的猜忌，而中央政府则如前文所述从地方议会手里夺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致使地方选举越发无关紧要，抗议投票活动也愈演愈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情况还不够糟，更糟的是撒切尔及其大臣们都认定社会主义地方议会之所以胆敢推行昂贵的强硬左派政治路线部分原因在于地方选民中交房产税的人很少。许多人都可以投票支持推行高开支政策的市议会而不会感到肉痛。

有一招倒是可以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让所有为地方议会投票的人也为地方议会的开支掏腰包。这就是人头税的起源，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叫做社区收费。这是一项面对所有人的扁平式收费。这样做将会减轻许多房产所有者的税收负担，还能增强地方议会对选民的反应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向2000万人征收一项新税，不客气的说就是倒行逆施。最穷的穷人与最富的富人要缴纳一样的金额。这一点打破了一条可以追溯至“战后共识”的原则。这个想法四处乱撞了许多年，然后才得到政府的重视，成为漫长而激烈的内部辩论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言，不过还是要说一句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想法。人头税最初是环境大臣肯尼斯.贝克于1985年在首相私宅的一次研讨会上向撒切尔提出来的，一并提出的建议还有全国统一商业税率。劳森极力劝说首相不要接受这一想法，声称这一想法“完全不可行并会带来毁灭性的政治后果”。

但是他寡不敌众，一大帮急于讨好撒切尔的人极力试图证明他的错误。赫塞尔廷愤然离席宣布辞职的那次内阁会议上就讨论过人头税的问题。人头税原本不会成为如此之大的灾难——事实上如果按照一开始的设想以10年为期，或者按照后来的计划以4年为期逐步推进，那么这一做法甚至还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1987年托利党代会上所有人似乎都被热血冲昏了头脑。人头税夺目的简单性迷倒了众多托利党员，他们纷纷劝说撒切尔立即落实这一政策。在一阵间歇性脑残发作的影响下她居然真的同意了。说句公道话，当时他们也确实有着急的理由。当时的房产税就如同今天一样取决于英国的相对房屋价值，而房屋价值会随着流行趋势与装修而改变。因此需要经常对房屋进行重新估价来确保税收体系的正常运转。但是每一次重新估价对于上百万房屋所有者而言都意味着更高的税率，而政府则倾向于尽可能拖延估价。在苏格兰，一项新鲜出台的法律禁止了此类拖延之举。随后而来的房产税重估价活动导致了一场政治乱局。这十分难看的一幕令英格兰的大臣们提前领略了自己终将惹上怎样的麻烦。苏格兰大臣们乞求撒切尔在苏格兰首先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也得到了先发优势。

失业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将可以免于交纳人头税，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有些托利议员由于十分明智地感到紧张而提出将人头税分为三档从而使其与支付能力差距多少发生一些关系，尽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议会叛乱，这一建议依然遭到了无情的否决。人头税终于出现在苏格兰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混乱与广泛的抗议活动。英格兰这边推行人头税可能需要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恐慌不已的大臣们抛出一套套昂贵的计划来控制人头税的上限，并不断提供越发慷慨的免税条件，结果等于自拆墙角。控制人头税上限等于使得地方政府无须负责，而免税范围越大选民向市议会施加的压力就越小。就连撒切尔本人在听说80%英国人的纳税金额将会随人头税上升之后都担心起来。1990年3月31日，人头税预期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正式推行的前一天，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并最终导致了特拉法尔加广场暴乱。广场周边的脚手架被暴乱者拆下来当成了向骑警投掷的武器，汽车烧成了废铁，店铺被人砸烂，超过300与人遭到逮捕，400多名警察受伤。撒切尔将这一事件贬斥为毫无意义的恶行。但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场暴乱，还是一贯遵纪守法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反叛之举。他们坚持不肯交钱，而他们的反叛则动摇了撒切尔内阁。随着保守党的支持率在全国一路下滑，一开始就反对人头税的托利党议员们，包括赫塞尔廷手下的关键组织专员迈克尔.梅茨（1），开始询问同僚们是不是到了让撒切尔下台的时候了。

（1）外链出处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生涯的死亡披着一层黑暗的光泽，就像是古代故事当中的情节一样。她的首相任期充满了鲜明而切近的自我戏剧化，她将自己打造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双重英雌，她在煤矿与街头艰苦奋战，在党代会上一路唇枪舌剑过关斩将，长江流水一般抨击对立党派的领袖，日复一日她永远让人感到崭新的历史篇章正在创作当中。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此之多针对她的攻击往往都会被扭曲成有口无心的赞美——铁娘子、特权女旗手、不可违逆之妇人、大英雌、天佑的玛格丽特、甚至还有巨雌象。在她血迹斑斑的胸甲上，八十年代倒映的影像比起任何一个当代时代都更加光怪陆离，金融城新增财富金光刺眼，苏联倒台的色调明朗温暖，国内冲突与暴力又抹上了一把惨淡的暗色。撒切尔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极限。世界在她手中焕然一新。她的倒台也在所有方面都配得上自己之前的表现。伟人倾颓之际，按照诗歌要求原因必须是个人弱点，而决不能是因为她在地毯上绊了一跤，或者因为精力不济、年老体衰。这个故事的结局从任何方面都配得上早先的跌宕情节。

导致最终大爆炸的导火索有好几条。有一条是人头税，还有一条是经济问题，最后还有几乎等同于经济问题的欧洲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劳森如何试图将英镑与与西德央行的反通货膨胀经验以及信誉联系在一起，在欧洲汇兑机制中紧跟德国马克。他的打算是在新兴全球金融市场这片混战不休且令人晕眩的泥沼里找到一块坚实的施政基础。撒切尔表示反对。她认为货币应当自由浮动。撒切尔好比《暴风雨》中御风而行的精灵爱丽儿，而劳森在她眼里就是粗蠢的卡利班。她还知道欧洲汇率机制将来有一天打算推行欧洲统一货币，这是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打造固若金汤的欧洲联邦化国家体系计划的第一步。蛮牛一般顽固的劳森无视撒切尔的反对，还是将德国马克当成了英镑的追随目标。两人在公开场合全都否认这一点但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撒切尔在报纸上跟随这这一做法的进展。当劳森跟随政策的成本开始高到难以承受时她终于下旨号令劳森收手。劳森气鼓鼓地听从了她，但是从那以后两人就再也没说过话。

比利时的布鲁日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海底隧道与廉价航班使得大批英国人蜂拥而至，享受浪漫情调、啤酒、艺术与巧克力。不过当撒切尔于1988年御驾亲临时，上述这几条都不在她的日程之内。她此行的目的是发表一篇决定性演讲，迎头痛击正向她大举逼近的联邦主义。外交部曾试图将她的讲稿修改得柔和一点，但她在最终个人定稿时再次将所有的尖角与利刺又装了回去。她告诉自己的听众们，她并没有“成功地控制国家在英国内部的权限”（这一说法前文已有分析）“但却仅仅是为了看到这些权限在欧洲范围再次得到推行，看到一个欧洲超级大国通过布鲁塞尔实行规模空前的大包大揽”。类似这样难听的话她还说了很多。这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不仅触怒了欧洲的政客，也惹毛了外交部的豪尔。接下来她又重新任命了一位个人经济顾问，气质阴郁且直言无忌的货币主义学者阿兰.沃特斯。此人一贯鄙视劳森的汇率政策且不止一次出言抨击。就这样撒切尔一下子同时扛上了劳森与豪尔这两位革命时期的财长。政府上层出现了十分危险的分裂迹象。她看上去一点都不担心，依然像平时一样对豪尔出言轻慢。此外所有人对于她声称自己“完全地、快乐地、毫不动摇地、无私地、……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支持劳森作为自己财长的说法都不以为然。人们常说撒切尔不懂幽默，他们错了。撒切尔的幽默只不过有点怪而已。

然后尖刻且坚定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雅克.德洛尔带着一份内容充实的经济及货币联盟计划再次回归到了这个故事的主线当中。他的计划最终将导致欧元的问世。为了走到这一步，所有欧盟成员国首先都要将自己本国的货币纳入欧洲汇率机制从而使其联系得越发紧密——这正是劳森的意愿，也正是撒切尔所不想见到的。于是乎豪尔与劳森走到了一起。他们告诉撒切尔她必须立刻宣布英国将会很快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哪怕暂时先不谈论单一货币的问题。她先是纠结了一会儿，然后就发动了反击。在一次马德里峰会的前夕——英国将不得不在这次峰会上表明立场——豪尔与劳森一起私下造访了撒切尔，和她大吵一通并威胁说假如她不让步两人就一起辞职。她一脸凶相地后退了一步，于是这场危机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她只不过是在战术撤退而已。1989年7月，峰会结束4周之后，撒切尔还手了。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内阁重组，时人将其比作1962年的麦克米伦“长刀之夜”。豪尔遭到贬黜成了下院领袖。她勉强允许豪尔保留代理首相这个维护颜面的头衔，但是在她的新闻官伯纳德.英厄姆立即告诉记者这个头衔不过是个摆设之后这一让步也化为了浮云。接替豪尔的是当时还相对不为人知的前任秘书长约翰.梅杰。劳森这次之所以躲过一劫只是因为经济情况正在恶化，当时就搞掉他过于危险。

于是剧情就这样推进了下去。下院就如同充斥着硫磺与肾上腺素那样一点就着。劳森四面受敌，工党的影子财长约翰.史密斯尤其让他不好过。当撒切尔的顾问沃特斯就他的欧洲汇率机制再次发表抨击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地于10月26日辞职，并且告诉首相大人今后应该善待自己手下的的大臣。撒切尔假装没听懂。接替劳森的人依然是梅杰，对于他来说这个秋天可谓妙趣横生。与此同时世界也正在转变。上述事件发生几天之后，东德向西德开放了边境，欢欣鼓舞的柏林人立即将柏林墙拆成了一堆瓦砾。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下台，再接着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沦为阶下囚。几周之后的1990年2月，一度曾被撒切尔贬斥为恐怖分子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重获自由。在这各色戏码轮番上演之际，下院里却发生了看似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幕。一位安东尼.梅尔爵士（1）站出来挑战撒切尔的保守党党首之位。这位默默无闻、年事已高的亲欧洲后座议员被嘲笑者们称作“尾行之驴”。这就好比罗尼.柯博特（2）在拳台上挑战迈克尔.泰森一样。但是令撒切尔大感不祥的是，投票结果表明居然有60位托利党议员投票支持尾行驴或者弃权。与此同时，赫塞尔廷这头更加危险的凶兽正隐藏在威斯敏斯特走廊的阴影中，匍匐身形往来于各个保守党团体之间。四年前自我放逐脱离撒切尔内阁之后，现在他看上去越发精神焕发。不少托利议员都向他低声抱怨人头税政策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他则一概表示同情，同时尽力掩饰自己舔嘴唇或打磨利爪的动作。

内部小圈子里的铁杆撒切尔主义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撤出了阵地。她那位滴酒不沾的环境部长尼可拉斯.雷德利由于在接受杂志采访时对德国人出言粗鲁而不得不辞职——令人绝倒的是，他的继任者恰好就是劳森的儿子多米尼克。梅杰也最终显露了其令人担忧的亲欧洲立场。撒切尔最密切的私人伙伴之一伊安.葛（3）也在离开政府之后被爱尔兰共和军在家中谋害。在国际上一系列大事还在陆续上演，不肯为撒切尔首相生涯的最后时光留下片刻宁静。萨达姆入侵了科威特，而她则力主老布什总统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不要动摇，乔治。”德洛尔的计划在罗马举行的另一场峰会上继续加压。撒切尔又一次发现自己被人连推带拉地陷入了联邦主义的诡计中。她在下院发泄着自己的怒火与轻蔑，一面将她痛恨的提案撕成碎片一面高叫“绝不……绝不……绝不！”。也就在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意料到的人突然出手，彻底了结了她。

许多年来，杰弗里.豪尔一直在撒切尔手下逆来顺受，她的轻慢，她的急躁，她的嘲讽，她的怒吼，一切的一切豪尔都本着三锥子扎不出血的宿命主义忍了下来，就像一位饱受河东狮吼折磨但却从未想过离婚的受气丈夫。现在眼看着撒切尔在反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终于下定了反抗的决心。最终导致他忍无可忍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因为撒切尔在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立法问题上粗暴且不公平地对待了他。1990年11月3日，他一脸凝重地在下院对撒切尔出手了。他在自己的辞职声明中对唐宁街十号方面说他无事生非的指控予以了回击。他对满屋听众坦诚自己去年曾与劳森一起以辞职来要挟撒切尔，还指责撒切尔将大臣们打发到布鲁塞尔谈判的方式就好像让板球队上场打比赛，但是在更衣室里先把他们的球拍折成两截。豪尔坚称撒切尔对于欧洲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接下来说的话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接下来的党内领导权之争，“其他人现在也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应对彼此矛盾的效忠所导致的悲剧性冲突，这个问题已经纠缠我太久了。”此时摄像机刚刚获准进入下院，于是全国上下的观众都看到了豪尔的表现，看到了劳森在他身后点头，看到了赫塞尔廷冰冷而专注的神情，自然还看到了脸色苍白的首相本人。第二天赫塞尔廷就声明自己要挑战撒切尔的党首之位。撒切尔告诉《泰晤士报》说赫塞尔廷骨子里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所持哲学的极端形式刚刚在苏联遭受撤离失败，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他打倒。

托利议员的投票机制要求撒切尔不仅要赢取议会党的多数票，还要取得15%的领先票数，这样才算击败赫塞尔廷。随后一场巴黎峰会期间，她在众多旧日仇敌环绕中得知自己差4票未能满足第二项要求。这意味着还要进行第二次投票。作为公共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能以一人气场营造出人多势众之势的政客，撒切尔人多势众地冲到外面，找到一具BBC的话筒发表声明说尽管失望但自己还将继续奋战下去。然后她以大无畏的镇定做派返回音乐厅继续和其他没那么面目可憎的国家元首一起欣赏芭蕾舞。正在她观赏芭蕾之时，威斯敏斯特内部的托利党议员们也一个个手舞足蹈，或是出于愤怒，或是因为兴奋。这是一个支持软化而心肠硬化的夜晚。许多关键的撒切尔主义者都认为她大势已去，如果继续战斗将会彻底被赫塞尔廷击垮。这一来托利党将难免一分为二。最好是她自己辞职，让其他人来对刺客下杀手。

即便就在此时，假如她在整个危机期间都呆在伦敦并集结所有内阁人马来支持自己，她依然有可能挺过这一关。但是当她返回英国并向党务秘书们询问意见后发现情况很不妙。她很可能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决定在自己的下院办公室里逐个接见内阁成员。道格拉斯.赫德与梅杰都已经勉强同意提名她参加下一轮选举，但是剩下的大部分其他大臣所传达的信息却一致得有些反常。他们愿意以个人身份支持她继续战斗，但是实话实说她一定会输。这也就意味着赫塞尔廷的上位。对首相而言更好的做法是主动让位并使赫德与梅杰摆脱支持许诺的束缚。事后这一过程令她阴郁地忍俊不禁。看上去就好像所有人事先对过台词一般。党务秘书们也是一片附和之声。内阁通过的动议是如果她坚持他们就支持她。但是他们这么说完全是心口不一，或者并不打算让她相信。她已经失去了内阁的支持。只有寥寥几名特别忠心的人士还在敦促她继续斗争下去，这些人基本上都身处内阁之外。其中有一位顽劣的日记作家兼右翼独行侠阿兰.克拉克（4）劝说她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不幸的是他接下来又说就算我注定失败也应当战斗到底，因为充满荣光的失利总好过悄然无声地消失在黑夜之中。鉴于我对于瓦格纳式的结局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他这番话也只不过令我暂时振作了一小会儿。”*29*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尽管表现各不相同，但是她的内阁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进一步支持她了，而议员们则害怕人头税将会在选举中带来的报复。撒切尔返回唐宁街十号，向丹尼斯坦诚了一切，睡了一觉，然后在第二天早上7点半向自己的内阁秘书宣布自己决定辞职。她和那些她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内阁大臣们进行了一场令所有人都很不舒服的内阁会议，觐见了女王，给其他国家领袖们去了电话，然后献上了她在下院里最后的精彩表演——“我很享受这一切！”——为自己的政绩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有一位托利议员忍不住哭喊道请她回来。当撒切尔眼含热泪离开唐宁街时，她很清楚自己刚刚成功完成了最后一场政治活动，保证自己的接班人将会是梅杰而非赫塞尔廷。她向自己最紧密的支持者去电话为梅杰铺好了路。不过他们都觉得这个人多少有些扶不起来，她本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样，当代英国历史上最非凡也是对国家改变最大的一届首相任期终于结束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Meyer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nnie_corbett 外链出处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Gow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Clark

撒切尔的子女？在她离任之时只有一少部分人还真正相信她。就算内阁大臣们没有先下手为强大多数民众也会把她选下去。历史对于坠落中的领袖总是格外严苛。撒切尔已经在台上叽叽喳喳地存在了许多年，以至于许多当初将她当做一股清新空气大加欢迎的人们现在都不胜其扰。那些希望得到一个更为安静的领袖的选民们马上就会得偿所愿了。但是大多数人到头来在撒切尔手下都过得相当不错，不仅是雅皮士与黑社会，也包括对她嘴下最不留情的中产阶级批评家。就平均水平而言现在的英国人比起七十年代末期要富裕得多。更大的私家车，远比从前更长的假期，品质更好的食物，数量更多的电视频道，家庭录像已经问世，电脑时代的第一批电子产品也即将走进千家万户。但是这个英国依然不完全是今天的英国。

在此时的英国，抽烟的人要比今天多。无烟公共区域或办公室/餐厅室内吸烟禁令的设想听上去不过是美国加州的标新立异之举，根本不会在英国得到落实推广。如果有人走路时从耳朵里扯出一根电线，一边走还一边跟自己说话，一定会被人当成神经病。星巴克还没有登陆英国，提供速溶咖啡、茶水、油炸食品与糕点的本地经营咖啡店依然是主流。中午吃正餐的习惯在金融城里已经岌岌可危了好几年，现在其他行业也开始效仿。时尚的三明治吧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遍布英国，培根生菜西红柿三明治、鳄梨以及蓝奶酪都成了常见的菜品。1986年利物浦一次递补选举中据说有一位工党活动家在当地一家薯条店指着豌豆酱要求提供“鳄梨蘸酱”。这或许只是个故事，一个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表现了真正的英国与南部的新兴大都市英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城里人走到哪里都要提着瓶装水的习惯还没有流行开来，尽管毫无意义的企业行话已经成了商务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无处不在的PPT演示此时还在萌芽阶段。乘客而非“顾客”们依然乘坐着英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出行，自1965年就开始使用的双箭头标志看上去依然十分亲切。在马路上依然有很多十分拉风的福特谢拉，奥斯汀蒙太古以及时髦的奥斯汀都市（1）。

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国民情绪并不轻松。当时人们常说一句老话：“公共富裕等于公共贫穷”。最切近的威胁来自经济方面，劳森繁荣的后遗症此时正开始发作。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两位数，利率达到了14%，失业人口即将突破200万。接下来的四年里一系列严重的白领衰退将会重创英国，尤其是南部地区，那里的房价也将下降四分之一。据估计约有180万人此时的住房价格低于当初在任性轻狂、信贷宽松的八十年代借款支付的金额。仅仅1991年一年间英国就有75000户人家的住房遭到银行收回。事后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耳鸣重塑了英国经济并为英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化经济做好了准备。但是在1990年人们的感受并不相同。

此外还有其他改变。当时的英国人没有今天这么多。人口总数至少少了300万。此外国内的种族构成也更单纯。在大约300万非白人英国人口中最大的族群是印度人（840000），加勒比黑人（500000）以及巴基斯坦人（476000），这一情况根据七十年代的国情完全可以推导出来。政坛上还没有人就穆斯林能否融入英国的问题发表任何严肃看法。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监督麻烦制造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英国的宽容传统，伦敦向一部分逃离故国的最激进穆斯林军事活动分子提供了庇护。最主要的白人移民人口来自爱尔兰，那里还相对比较穷。波兰人或俄国人要么是外交官要么是逃离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治难民。“虚假避难申请人”的说法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理解。总之此时的英国还没有像之后不久那样受到海外文化的全面渗透。

英国即将再次作为美国的跟班走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使得科威特免遭萨达姆的入侵，也重创了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尽管英军在这场战争中也颇有伤亡而且萨达姆还用了人肉盾牌，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就争议程度而言都远远赶不上第二次。这次的战争被人普遍视为国际社会对一名特别可恶的独裁者施加的报复。在经历了撒切尔时代的争议频发与提心吊胆之后，外交事务已经不再那么惹火了，除非涉及欧洲联邦主义这一宏大命题。在导致了全球范围内4000万人死亡以及150余场小规模冲突之后，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十分切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也许西方世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政客与记者们都十分兴奋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和平红利”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因为必需而存在的监视与谍报国家体系的终结。对于英国安全唯一依然存在的威胁就是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凶狠而狡猾的攻击还要持续上好几年。1991年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们将会对唐宁街发动三连发的迫击炮攻击，差一点就杀死正在指挥海湾战争的首相以及高级官员。

关于环境的担忧也开始浮现出来，尽管和今天的全民恐慌相比此时这方面担忧的呼声依然细若蚊鸣。二十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将会被世人铭记几百年之久的英国人中有一位詹姆斯.洛夫洛克（2）。他是一位科学家，1965年他在一项关于行星系统化学物质组成及其与有机生命互动关系的长期研究之后提出了“盖亚”理论。理论的名字取自古希腊的一位女神，洛夫洛克在德文的邻居、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在两人一次乡间散步时提出了这个名字。盖亚理论阐释了支持生命存在的大气与行星化学有多么精妙而脆弱，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调节体系，生物存在的前提。有些嬉皮士以及“新时代”神秘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洛夫洛克说得是地球本身是个生命体，实际上他只是在打比方，但是这个说法在涉及人为气候变化时有着特别抓人的引申意义。七十年代末期正当洛夫洛克埋头撰写自己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时，远赴南极的英国科考队第一次观测到了臭氧层变薄的迹象。据说1985年首次正式测量开始时臭氧层厚度读数如此之低，以至于科考队员们以为仪器出了问题并将其送回英国检修。这一发现促使了削减臭氧消耗氟氢碳化物条约的出台。英国在1979年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促使其他国家也投入了进一步研究当中。

1990年，130余个国家参加了一场跟进会议，共同关注关于全球变暖威胁真实性日渐增加的证据。但是这次会议未能就具体应对措施达成任何协议。有没有哪位高层政客对此表示担忧呢？有一位。两年之前，科班出身的撒切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自己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宾.迪克爵士（3）说服了撒切尔相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讽刺的是他首次向撒切尔提交各种令人担忧的数据的场合是在一架长途国际航班上。因此1988年9月撒切尔告诉皇家科学院她相信很可能“我们已经在无意中以地球系统本身为对象开始了一场超大型实验。”当时公众对此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因此首相的这次演讲并未得到电视摄像记录，在举行演讲的古旧大厅中她只得借助蜡烛的火光辨读自己的讲稿。对于1990年的大多数人来说，环保问题还是地区性事务，例如杀虫剂的使用或者核废料处置之类的问题，而讨论地球命运的书籍往往会牵扯到核武器。

文化方面，英国正被进口美国电视剧迷得目不转睛，从《海魂》（4）到《辛普森一家》都成了广受欢迎的舶来品。接下来15年里国民性自我嘲讽的喜剧流派此时正在茁壮发展。哈里.恩菲（5）的《维恩与薇纳塔.斯劳布》（6）对腰包猛鼓的撒切尔时代“爷有钱”式作风发动了攻击。《翻模秀》鞭辟入里的力度乐呵呵地近乎恶毒。《新闻问答》（7）也于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这一切都预示着对于严肃政治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关注正在被政治娱乐化的兴趣所取代，在这个舞台上，幽默家与笔杆子们可以证明自己比民选政客们更聪明。不出所料的是，这并未改善国家治理的情况。

在一系列灾难性交通事故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投资。英法两国的工程师于1990年在海底隧道胜利会师。以今天的标准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依然低的可怜，主要安装在四处旅行的商务车辆里面，偶尔也能见到几个金融城的潮男们手里拿着半头砖大小的莫名物体。电脑时代正在降临，各种新产品与新设备早就如同闪闪发光的瀑布一般在撒切尔时代倾注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中大多数都来自那个加利福尼亚的什么“硅谷”。“硅谷”早在1971年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此地就一直是计算机技术革新的温床。革命性的苹果II型电脑于1977年首次面世，随之而来的还有TRS-80（8）、Commodore（9）和雅达利以及与之配套的软盘与简易游戏。第一台IBM个人电脑出现于1981年，这款电脑使用得是一套谁也不熟悉的MS-DOS操作系统，该系统的开发者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微软公司。来年推出的Commodore 64型机将会成为有史以来销路最好的电脑，尽管当时市场上也存在着英国国产电脑。克莱夫.辛克莱爵士（10）的ZX Spectrum（11）一经上市就成为了英国各大报纸的头条。1983年，仿IBM的康帕电脑（12）正式面世，这是同系列无数作品中的第一款。此外微软也在同年推出了Microsoft Word与Windows系统。一年之后英国企业家艾伦.休格（13）旗下的电子公司推出了第一款Amstrad电脑（14），美国那边则有了苹果麦金塔电脑（15）。此外这一年里还有一位名叫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作家在他的《神经浪游者》一书中创造了“赛博空间”这个新词。

到了八十年代末，虚拟现实、电脑游戏——《模拟城市》于1989年发售——以及微处理器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已经成了最热门的新话题。电脑成像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越发广泛，尽管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依然十分粗糙笨拙。但是即将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还得算是互联网。九十年代初英国人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与政治毫无关系。万维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爵士（16）与詹姆斯.洛夫洛克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任何一名英国政客。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多种技术的集成，从1957年苏联“旅伴一号”卫星的成功到发源于美国军用计算机联通项目的早期美国大学校内网，以及个人电脑的革命。但是伯纳斯.李想法的独到之处在于创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超文本——对电子文档的计算机辅助读取——使得人们可以远距离协作，在一张文档之“网”上分享知识。他的创造使得互联网的硬件发出了全球性的声音。

伯纳斯.李是一名牛津毕业生，曾经用电烙铁自行组装过他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后来在多塞特的一家英国公司崭露头角，最后于1980年来到了位于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们总免不了用电脑相互传文件。因此伯纳斯.李的第一个程序写于瑞士也不算巧合。1989年他提出了自己的超文本革命设想并于1990年在CERN内部得到施行，也就是所谓的万维网，第二年夏天在互联网上也得到了应用。

伯纳斯.李是一位十分值得钦佩的人，他为人低调正派，还拒绝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从而使任何人都能免费应用。他原本可以富甲一方，但却选择靠学术人员的薪金度日。他日后搬到了波士顿，开着一辆二手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与2004年受封骑士。两年后由于担心虚假信息与非民主势力在网上扩散，他进一步呼吁对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不过在撒切尔时代的最后余波当中，这一切都还没有到来。有些文章声称一个全新的电脑世界社区正在成型，但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互联网难道不是面向科学家而存在的吗？会出现电话-打字机二合一式的机器吗？会出现某种全自动化的图书馆吗？谁也不敢肯定。不过在1990年“www”的前缀还没有出现，自然也没有.com。

（1） 这三款车都于九十年代停产

（2）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096.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spin_Tickell

（4）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18478/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nfield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nfield%27s_Television_Programme#Wayne_and_Waynetta_Slob

（7）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270182/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S-80_Color_Computer

（9）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0835.htm#2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ve_Sinclai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ZX_Spectrum

（12）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58.htm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Sugar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strad_CPC

（15）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396.htm

（16） http://baike.baidu.com/view/806924.htm

至于“华人”一词的确是您的译法更好。

为了领导这个茫然无措、在全球化洪流边缘立足不稳的新英国，一个意料之外的十足英国化人物走上了前台。他执政时间共计7年，是当代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但是今天已经几乎被人忽视了。约翰.梅杰是个不可貌相之人。一开始他看上去好像一位平淡、友好而忠心的撒切尔主义者。撒切尔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其他托利党议员有着同样的看法，都认为他当不了托利党首，因此才投票选他。梅杰不是都市气质、高雅老派的赫德，也不是秀发飞扬的师奶杀手赫塞尔廷。那他究竟是谁呢？梅杰并不像撒切尔那样果断强硬。有一条很合理的原则：假如仔细分析一位普通的主流英国人，往往能发现许多令人吃惊的古怪之处。梅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生长环境并不算好，而且家庭背景也有些不着调。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厅里的演出艺人，这是一位很有来头的人，小时候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于爱德华时代返回英国并由此开始了漫长了演艺生涯，再然后又乐滋滋地转战南美，结过两次婚，生过两个私生子。他的名字是汤姆.鲍尔，“梅杰”是他的艺名。正如梅杰日后所说，他原本可能会被人称作约翰.鲍尔，和历史上反对人头税的农民起义领袖重名。

梅杰的父亲老来得子，生下了梅杰。此时他已经改行做起了花园装饰品的买卖。一笔不甚小心的交易使他几乎倾家荡产，梅杰一家人不得不离开舒适的郊区别墅，搬到了布里克斯顿一栋拥挤的公寓里。同住的室友中有一位偷猫贼，一位日后因为刀刺警察而被捕的牙买加人，还有三个来自爱尔兰的逃税者。这间公寓的产权所有人是梅杰一位年长得多的同父异母私生子兄长，尽管当时他并不清楚这一点。这里可不是信奉卫理会的格兰瑟姆。梅杰上的是语法学校，在学校里“梅杰鲍尔”（1）这个外号令他不胜其扰，他16岁就辍学了。他早年的生活完全是一团糟，叫人看不出头绪。他干过书记员，和兄弟们一起做过花园里的地精摆件，留在家里照顾过自己的母亲，还忍受过一段“不体面的”失业生活。几经周折他终于打入银行业并成为了一名保守派市议员。和撒切尔不同，他的政治观点是由内城贫民区塑造而成的，他在党内处于反鲍威尔的温和派系。在一番长时间搜索之后，梅杰终于当选获得托利党汉廷顿市议席并与1979年撒切尔时代刚刚开始时进入了议会。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毫无痕迹地一路向上攀升，先是在内务部做一份下层工作，后来又被调往党务办公室，这里作为议会党派的内部安全机构可以为目标远大之人提供良好的培训，再后来他又在社保局干了两年。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将他提拔进了内阁，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在这一岗位上他经常与各位大臣就开支计划纠缠不已。撒切尔之所以喜欢梅杰是因为他总是在纷争当中站在自己一边，而并非因为他是个听人摆布的棋子。接下来他又被突然调往外交部并担任了94天的外交部长以及财长。身为财长他推进了一套短命的货币联盟替代方案，具体内容是实行自愿欧元与旧通货平行的双轨制。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突然就成了接任首相的可能人选。了解梅杰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和蔼可靠，工作勤恳，谦冲自持，而且作为撒切尔的门生也一定是个合格的撒切尔主义者。但是对于托利党外的旁观者来说梅杰就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他是战后英国在当选前最不为人所知的首相，也是直至当时为止最年轻的战后首相，就任时仅仅47岁，简而言之当时他根本算不上公众人物。

多数保守党对于戏剧性情节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正当此时来了一位面容和善的邻居二哥，打算带领他们迎来一段较为和缓的时光。当时议会里最聪明的人首推彭定康，当时他是议会发言人，日后他回忆当时议会的情景好比贝多芬歌剧《费戴里奥》中囚犯们的自由大合唱。这帮人可谓缺乏先见之明。撒切尔面带着姗姗来迟的些许倦容许诺自己将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后座司机”。不过梅杰根本不想听她的建议。他一开始打算为撒切尔在内阁安排一份工作，或者将她送到华盛顿当大使，这两个想法最后都被他自己否决了。梅杰谈到了创建“机遇型社会”以及充满激情的社会，之前“仅限于少数”的特权现在要“向最广大多数”普及。这番话听上去很像日后的新工党在排练台词。日后梅杰认为布莱尔剽窃了许多他的原创创意，只不过添加了不少花巧而已。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这一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梅杰基本上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的计划，因为还有好几场火烧眉毛的危机等着他处理。他手脚麻利地了结了人头税，以一套与旧式房产税体系极为相似的市议会税取而代之。他还以同样迅捷的速度拜会了老布什总统并在海湾战争中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马上挺身而出对抗正在吞噬托利党的九头怪蛇，雅克.德洛尔的联邦主义日程。

如果要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如何终结这一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谈判地点，那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可谓不二之选。这个卵石铺地的美丽小镇坐落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附近，几乎就是一片无国籍的土地。1991年冬天各方都来到这里摊牌。一份新协议即将在这里得到签订，进一步明晰欧洲联邦化的进程。单一货币的进程即将走上快车道。欧盟将对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以及内政事务拥有最高权威。一份“社会宪章”将迫使英国接受更为昂贵的欧陆式工作担保并放弃一部分撒切尔业已取得的工会改革成果。作为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其经济部分取决于从欧洲竞争者手里抢生意的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以说十分致命。保守党曾经大力宣扬撒切尔在布鲁日桀骜不驯的演讲，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做法无异于宣战，欧洲的“联邦”宿命终于到了即将降临的最后时刻。赋闲在家整天生闷气的撒切尔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视为全国性自杀之举。现在她相信自己之所以被人赶出唐宁街就是因为自己面对欧洲不肯让步。听说梅杰重新提起了把英国置于“欧洲中心腹地”的陈辞滥调，她立刻就把梅杰的名字添加到了长长的叛徒名单上。撒切尔的倾慕者们对梅杰咬牙切齿，但梅杰依然坚持拒绝永久性反对单一货币。这一来撒切尔及其倾慕者们更加生气了。

梅杰试图就事论事而非头脑过热。他决定不对单一货币持有任何绝对化观点。有一天这个设想将会成真，随之而来的商贸便利也显而易见。但是现在就这么做依然为时尚早，部分原因在于这会使刚刚摆脱共产主义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十分难做。因此梅杰既不肯说“绝不”也不肯说“马上”。在许多人眼里他这是在两个巨大漩涡之间划船，竭力试图保证托利党不至于因此分裂。他在撰写水平远远高出同类作品的回忆录中抗议道自己曾遭到各种指控，例如首鼠两端、拖延不决、缺乏领导能力与信念等等。至于他那十分微妙的立场，“我已经不奢望有人能够理解了。”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的激烈谈判中他还是排除万难想方设法令英国躲过了欧盟提出的大多数效忠要求。他与自己的财长诺曼.拉蒙特（2）一起为英国在谈判中争取到了英镑特别退出货币同盟的待遇，并且在最终条约中彻底排除了社会宪章的内容。梅杰经常与自己的谈判对手拖到很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往往将对方的政治礼节磨得一干二净，但是就决心而言他丝毫不逊色于撒切尔。对于一个手里没多少好牌，还要承受来自国内后方火力袭击的人来说，这番表现可谓可圈可点。梅杰回国以后报纸上对他一片溢美之词，他的一位助理认为英国已经到了“各就位，预备，跑”时刻的说法也得到了广泛报道。他立刻就成了英雄。他将自己在下院受到的托利党欢迎比作古罗马的凯旋仪式。当年走出布里克斯顿的少年这回好好地风光了一把。

随后不久，信心爆棚的梅杰就宣布举行大选。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输。经济状况一塌糊涂，人头税新创未愈，基诺克麾下的工党组织严明、毫不留情，这回托利时代肯定要结束了。但是情况却大大出乎意料。拉蒙特的选举前预算帮了大忙。预算提出将所得税基准税率每英镑削减5便士，这样做一方面帮助了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极大地打乱了工党的阵脚。在现任党主席，好斗成性的彭定康带领下，托利党向工党对于高税收的热情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这一招很见效。彭定康自称“自由派暴徒”。在竞选活动中，梅杰又一次回到了布里克斯顿的肥皂箱子上面——其实是个塑料集装箱——通过麦克向躁动的听众大声疾呼。这种做法与筹划细致的工党竞选活动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逆境抗争的弱者，另一边是基诺克的“未来政府”。到最后，在谢菲尔德一次选举集会上，基诺克的自控终于绷不住了，他开始对天挥拳，高叫“大家好！”人们常说正式这一幕使得中部英格兰背弃了他，其实并没有这么巧。

1992年4月9日，梅杰的保守党赢得了1400万张选票，超过了英国政坛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的记录。一方面这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于工党的高税收政策普遍心存畏惧。这次保守党还取得了自1945年以来得票百分比差距最大的一次胜选，尽管由于选举制度本身的古怪之处托利党仅得到了21个议席的多数。基诺克这回彻底垮了下来，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政界。但是从来没有一场如此著名的胜利会为胜利者带来如此惨重的打击。彭定康丧失了自己的巴斯议席，只得前往香港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为了英国早已许诺归还的最后一块正式殖民地与中方来回扯皮。尽管在投票中很受欢迎，微弱的多数依然意味着梅杰的权威难免遭到稳步蚕食。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伟大领袖的形象，不过在议会政治体系里所谓的伟大往往与议会里的算数有关。假如撒切尔在1979年或1983年也只有21个席位的多数，那她也发动不了什么革命。此外当时的经济也不景气，就算工党赢得了1992年大选也一样难免吃瘪。那一年里政府面临的选择用英式橄榄球员的行话来说叫住院式传球。梅杰这位愉悦且长出一口气的胜利者手中拿着滑溜的球正在向欢呼的观众致意。与此同时几十个满脸横肉、摧筋断骨的魁梧前锋即将一拥而上将他压倒在地。

（1） 用英文写出来就是“Major-Ball”，有一定的三俗含义……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man_Lamont,_Baron_Lamont_of_Lerwick

当代英国政治生活的故事至今为止已经包含了比例相当高的偏执狂，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不定之人。约翰.史密斯不是偏执狂。自从基诺克因为1992年梅杰大胜而绝望地退出政坛之后，这位平和、可靠、自信的苏格兰律师就取代了他的位置。今天所有人都喜欢把约翰.史密斯从历史书里删掉。就布莱尔的追随者看来，他不过是一块灰暗的背景，衬托着即将上演的现代化英雄大戏。对于爱戴基诺克的人们来说，他是个选举失利的影子财长。托利党则将他视为刁钻的议会质询人。在政治圈子里做预测是很危险的，即便预测时间的跨度只有一个月也是如此。但是尽管史密斯于下一次大选开始三年前的1994年就因为心脏病而去世，我们依然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在经历了暗淡无光的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他将会成为首相。假如当真如此，那么英国就会拥有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与欧洲大陆上的政府更为接近，而我们的历史也将大不相同。

史密斯的家庭在苏格兰西海岸以捕捞鲱鱼为业。尽管他本人一直顶着一颗童山濯濯的脑袋，但他的父亲、当地镇长却叫做海利.史密斯（1）。他从早年就开始支持工党，这个聪明而自信的年轻人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教育。他是新一代学生辩论家当中的一员，他的同辈日后将会加入苏格兰的各个党派并主导苏格兰政坛。在六十年代中期，格拉斯哥大学工党俱乐部是一块政治温床，这里培养的并非激进分子而是支持盖斯克的温和派。史密斯从政之后从未偏移过这一立场。他在苏格兰党派政治圈子里作为最明亮的新星之一冉冉升起，以下层大臣的身份度过了威尔逊与卡拉汉政府，负责石油业与权力下放方面，最后在40岁那年成为贸易局主席并因此进入内阁，成为最为年轻的内阁成员。

当工党成为反对党时，他总是与最凶狠难看的冲突保持着一臂距离（他和托尼.本在能源部共事之后结成了不错的个人关系，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相差甚远），并且最终成为了基诺克的影子财长。他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也是一名出色的议会辩论家。这为他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尽管在撒切尔治下的英格兰人们往往将他视为一名热衷于增税的社团主义者，一位老派的社会主义份子。他收到过一封内容十分简明的信件：“你休想乱动我的英国电信股票，你这个夜猫子眼睛苏格兰秃头王八蛋！趁早滚回苏格兰去，顺便也叫那个二逼基诺克滚回威尔士去！”。史密斯生长在一个较为旧式的基督教平等主义背景下，因此在撒切尔时代英格兰茁壮成长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励志文化当中并不吃香。在他成为党首前不久有一次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他认为教育高于一切因为“（教育）开启了想象之门，打破了阶级屏障并使人获得自由。在我们家里……金钱的地位很低，而教育则饱受尊重。直到今天我对金钱依然不大感冒。”*2* 这番话实在无法用来形容他的继任者。

史密斯和基诺克的个人关系从来算不上紧密，但他对基诺克的忠诚可谓无懈可击。尽管平时一直是个饮食无度的工作狂（主要还是吃得多，他不酗酒），他还是在1992年以绝对多数选票继承了基诺克的位置。这时她已经挺过了一次严重心脏病发作并且开始爬山。《太阳报》一向不以预测未来见长，但这一回庆祝他胜选的文章标题却很像一条阴森森的精准预言：“他很胖，他现年五十有三，他得过心脏病，现在他即将接手一份高压工作。”

尽管史密斯很快就将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这两颗政坛新星的政治生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领导却越来越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不相信工党需要改革，就他看来略微改良一下就可以了。他一开始很不情愿在一人一票党内民主的问题上纠缠。他第一眼就对彼得.曼德尔森这位梅菲斯特一般的现代派十分厌恶，这可能也与他的苏格兰长老会反同性恋背景有一定关系。布莱尔、布朗以及曼德尔森认为史密斯自高自大且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史密斯则相信这些年轻人纯粹是在没事找事，还相信工党可以通过回归传统精神来重获权力。一位籍籍无名的记者阿拉斯特.坎贝尔（2）将工党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狂热派”，包括布朗、布莱尔与杰克.斯特罗（3），另一边则是以史密斯为代表的“大棋派”。实际上布莱尔一度曾对史密斯的领导如此失望，以至于考虑过要退出政界。他曾经说过自己应当像自己的哥哥一样坚持从事法律，因为他哥哥此时在法律界干得很不错，而他搞政治却看不到什么指望。

1994年5月12日的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导致了史密斯的死亡。一开始的震惊与悲痛结束后工党迅速背离了他的政治遗产。但是史密斯留下的日程当中有一部分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对今天的英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位曾在1978-79年的最黑暗时期里依然坚持推进苏格兰地方放权的大臣，史密斯一直都是完成建立苏格兰议会以及威尔士国民大会这一“未竟任务”的坚定支持者。他和他的朋友唐纳德.迪瓦（4）一起在工党成为反对党期间彻底投入了这一目标当中，以至于一向对于中央放权并不热衷的布莱尔日后面对着这一根深蒂固的工党议题也只能顺水推舟。

（1） 英文即Hairy Smith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Campbell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Straw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Dewar

现在吞噬保守党政府的危机是一系列主题复杂而凶险的互动，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这一危机又十分单纯。第一件事是当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之后，保守党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梅杰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章节一开头就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黑色周三——1992年9月16号，英镑脱出欧洲汇率机制的那一天——是一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灾难。这一事件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极大混乱并彻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地图。”*3* 话说至此，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欧洲汇率机制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初期如此重要。

欧洲的旧通货，例如马克、法郎、里拉、克朗等等，原本一向共同进退，就如同一队型号驳杂但队列紧密的飞机一样。它们并肩作战抵御外部货币特别是美元，简直就好像同一种货币一样。投机者也无法将他们拆散。最终这些货币终将融为一体，这个飞机比喻也将在那时正式废止。目前为止最强劲的货币是德国马克，其他所有货币都追随着它的起伏。

如同其他货币一样，英镑兑马克的价值长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一片相当狭窄的区间之内——这就是英镑自己的空域——英镑只有紧跟马克才能够穿越国际货币市场带来的暴风骤雨。一旦决定了进入比率，即英镑在马克中所试图维持的价值，接下来英国政府唯一能够操控英镑的手段就只剩下利率了——更不中用的方法还有抗议活动。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十分危险的事实在于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立场。就梅杰政府看来，因为德国央行在反通货膨胀方面一向享有严厉凶狠的名声，跟随马克就意味着英国为自己购买了一项现成的货币政策。紧跟强健的马克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十分有用的信号：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里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繁荣之后，这届政府终于对通货膨胀采取了严肃应对的态度。不过在欧洲大陆，欧洲汇率机制的存在目的则截然不同。这一做法最终将导致一种强大的新单一货币。因此这项一开始得到撒切尔认同的英国通货膨胀控制政策最终遭到了她的厌恶，因为这一政策将英国拉上了通往欧洲超级大国的不归路。糊涂了吧？大多数保守党成员也不明白。

炸弹就这样准备好了。引爆炸弹的事件是美元由于利率削减而开始下跌，并且拽着英镑一起下跌。更糟糕的是，进入德国马克的那部分货币升值了。正当英镑坠落之际，飞行编队中的领头飞机却越飞越高。政府将利率提升了令人眼泪汪汪的10个百分点，试图将英镑推升上去。但是这一招不管用。很明显，接下来德国人应当降低利率，让马克飞得低一些，维持欧汇编队的完整性。这样做不仅对英镑有利，也能帮助例如意大利里拉这样的较弱货币。但是此时德国刚刚在共产主义倒台后完成统一，将较为贫困的东德纳入西德将会耗费极大成本，德国人十分恐惧这样做将可能带来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恐惧当年魏玛共和国噩梦般的回忆在现实中重演。因此德国不顾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痛苦，坚持维持着高利率。梅杰求爷爷告奶奶，冲着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软话硬话说了一大堆，但科尔就是不为所动。梅杰警告道马斯特里赫特协议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危险，因为丹麦人刚刚在全民公决中将其否定，而法国人刚刚开始自己的全民公决。这些说法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公开场合，英国政府坚称英镑将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欧汇机制之内。这套机制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梅杰的反通货膨胀策略。早在担任财长时梅杰就告诉饱受失业与房屋回收之苦的英国民众“见效的政策总会带来阵痛”。他的声誉已经与欧汇机制捆绑在了一起。不过这也是他的外交政策。英国的欧汇机制成员国身份表示英国对于身处“欧洲中心”十分认真。这是梅杰关于英国经济与外交如何幸免于难的宏大构想。拉蒙特向市场宣告英国既不会离开欧汇机制也不会将英镑贬值。这是“我们政策的核心”，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必要抱有“一丝一毫的疑虑”。梅杰则更进一步，在苏格兰的一次演讲中他告诉听众，由于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了3.7%，而且还在持续下降，离开欧汇机制将会是发疯之举。“软弱的选择，贬值派的选择，通货膨胀的选择，将会是对我们未来的背叛。”

但是他并坚持不了多久。首先是意大利里拉脱离飞行编队一头栽向了地面。接着国际货币交易者就将目光转向了虚弱的英镑并继续出售。他们赌得是梅杰与拉蒙特不会维持高利率从而使英镑能够紧跟马克——这个赌注可谓一本万利。在真实世界里，英国10%的利率已经高得让人肉痛了。黑色星期三的上午11点，英格兰银行将利率再次提升了两个点。买房者与商务人士都将因此备受折磨。但是拉蒙特放话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镑在欧汇机制体系内的位置。人们的恐慌感越来越强，英镑抛售还在继续。全身颤抖的拉蒙特赶来告诉梅杰利率机制已经失灵了。但是在海军部办公室里——唐宁街十号最近刚刚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迫击炮袭击，正在翻修当中——梅杰和其他关键大臣们决定继续留在牌局内。英格兰银行宣布利率将会进一步上升3个点，达到15%，这个利率如果保持下去将会在英国国内引发多重破产。这一做法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终于到了下午4点，梅杰给女王去电话称自己要召回议会。这意味着政府的崩溃。晚上7点半，拉蒙特在他最亲密顾问们的陪同下——其中就包括大卫.卡梅伦——离开财政部，向白厅中众多摄像机宣布他要“暂时终止”英镑的欧汇机制成员身份并撤销当天早些时候提升汇率的决定。梅杰写下了自己的辞职声明以备公开广播。自16年前的1976年9月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下惨遭凌辱以来，这个国家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丢人现眼的时刻。

假如梅杰真的辞职，那拉蒙特也将被迫下台，英国将在严重危机期间一下子失去两位高级大臣。因此梅杰决定留任，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对他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至于拉蒙特呢，他一向是一个更加富有活力且打击耐受力更强的角色，与二十世纪末期相比，似乎摄政时期更加适合他的发挥。他声称退出欧汇机制造成的闹剧之后，他忍不住在浴缸里高兴地唱起歌来。他还漠不关心地学唱了两句皮亚芙的《我不后悔》。他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英国经济对低利率做出了反映，缓慢的恢复已经开始。当其他人只能看到失业、房屋收回与破产的皑皑白雪时，他总能注意到经济重生的“绿芽”。或许这是他鸟类爱好者习惯的流露。观鸟人对于大自然总是格外敏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蒙特创造了一个新的一统式预算体系，并且在修补公共金融方面做出了许多艰难的决定。但是随着国家对经济衰退越发厌倦，他也越来越成为各大报纸的取笑对象。令拉蒙特大出所料且大为震惊的是，黑色星期三结束6个月之后梅杰将他解雇了。拉蒙特则在下院发言中还以颜色。他说，政府对于民调人士与党务管理人员的话听得太多了。“我们给人的印象是执政却未能掌权。”这一击瞄得很准，下手也很重。梅杰指派肯尼斯.克拉克来接替拉蒙特。他是当代托利主义中最为了得的人物之一，好斗成性，倾向欧洲，好饮啤酒，酷爱爵士乐。尽管拉蒙特就此开始越发倒向完全的欧元怀疑论而且从未原谅过梅杰，这三个怎么看怎么不像一路人的火枪手们依然要为4年后新工党政府继承的强健经济政策负共同责任。

至于梅杰本人，他脚下早已崎岖不平的道路正在变得越发陡峭湿滑。在下院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斗争在选举前还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享受着人们的欢呼声，现在却变得如此漫长而血腥，充满了夜复一夜的通宵党团会议，议会酒吧中的密谋以及相差无几的选票。反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叛逆轻松地抹平并压过了托利党的微弱多数，这些人的背后推手自然是撒切尔与她的前任党主席，现任上院议员诺曼.泰比特。黑色星期三事件使得那些将欧汇体制与欧洲联邦主义视为英国劫难的人们说话底气更足了。正如梅杰日后写道的那样，这一事件“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安转化成了对于与欧洲拓宽联系的干脆拒绝……情绪之河终于决堤了。”能不能说我们又让德国人卖了一回？难道说低利率与“绿芽”不是英国的自我驱逐带来的吗？如果欧汇机制如此糟糕，那么整个联邦计划岂非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一度曾热烈欢迎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报纸现在又成了坚定的反对者。媒体上最响亮的几个保守派声音对于协议与梅杰本人都充满敌意。撒切尔的新反对主义在威斯敏斯特一呼百应。原则、脾气与势利眼全都搅和在了一起。梅杰讲话时沉闷的措辞与彻底毫无风度的做派使得许多出身上层的托利党人认为他缺乏教育，只有三流的才干，难以担当一国领袖。他本人对于批评的敏感以及时而表露的自怜自伤则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简而言之他缺乏当代政客所必须的那层不知痛痒的保护性死皮。

1992-93年秋、冬、春三季期间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提案在议会内部的进程过于曲折冗长，在此略过不提，只要简单说几句就足够了。一个人数与成员不断变化但始终维持在40人到60人之间的托利党叛逆团体经常性地保持着与工党的合作关系，竭力在立法主体的关键部分挫败政府，同时梅杰则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无论何时，只要他提出举行信任投票并以大选来威胁叛逆议员，他总能取胜。无论何时，只要史密斯麾下的工党与反马斯特里赫特分子能够取得共识，无论是多么薄弱的共识，他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叛逆分子的人员组成十分多样，从最为顽固且严肃认真、真心担忧欧盟将会从根本上损害古老议会民主政体的议员到纯粹跑出来发泄怨气的捣乱鬼一应俱全。有些后座议员发现自己频频接受电视采访，而自己的观点也上了报纸，自己俨然成了小小的全国人物。正如笔者所目睹的那样，这一现象很容易将人冲昏头脑。到头来梅杰还是通过了他的立法，英国也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但是达成这一点却令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以及政治代价。梅杰曾经在无意中冲着窃听话筒谈到内阁里的三个“欧洲”混蛋——这里他指得是迈克尔. 波尔蒂略（1），彼得.利雷（2）以及约翰.雷德伍德（3）。这个国家目睹着一个党派将自己撕成两半，并且对此大为不满。

1993年秋天拉蒙特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英国或许有必要彻底离开欧洲。金融家詹姆斯.戈尔斯密（4）则准备发动自己手下的公决党（5）在国内强行举行全民公决。下一场冲突爆发的引子是欧盟扩张时所采用的选举制度，这一实力政策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所有成员国的手腕软硬。新任外交大臣赫德被迫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达成一项协议，使使英国手中的牌遭到削弱，要么干脆投反对票阻止欧盟扩张。赫德选择了妥协。议会又一次开了锅。托利党叛逆们开始讨论挑战梅杰领导权的问题。这一轮乱局很快就平息了，但是到了欧盟预算以及渔业政策问题出现时又一次卷土重来。8名叛逆分子的托利党员身份遭到了剥夺。此时为带来梅杰好几次最糟糕议会经历的约翰.史密斯突然去世，托尼.布莱尔取而代之。当梅杰将一度赶出门户的叛逆们重新纳入托利党时，布莱尔曾对他说，“我领导我的党，你跟随你的党。”正如拉蒙特那句“执政却不掌权”一样，布莱尔的话也对梅杰身处的两难绝境好好开涮了一把。不过也和拉蒙特的说法一样，布莱尔的话也在全国引起了共鸣。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ortillo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Lille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dwood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Goldsmith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ferendum_Party

撒切尔下台至布莱尔上台之间的7年里英国故事的最核心情节自然是欧洲，不过在国内政府依然尽力继续着英国革命。在多年徘徊不前之后，英国铁路终于遭到了拆分与国有化，煤炭产业的残存部分也是如此。1992年选举之后大局已定，剩余的采煤工作岗位还要再裁撤掉一半，此外还要关闭31个矿坑，为接下来的私有化做准备。许多托利议员对这一结果都愤怒不已，他们认为当年由诺丁汉郡主导的民主矿工工会（1）为了打破罢工而做出了努力理应得到更好的回报，此外这一结果也激发了大范围公众抗议。但是随着电力公司转向石油与天然气，再加上煤炭行业工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两年后整个煤炭行业就都出售了出去。不过面对着赫塞尔廷提出的邮政私有化的建议，梅杰还是表示了反对。这项服务历史悠久，还可以使用皇家纹章，梅杰的拒绝很可能是为国家干了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铁路私有化完全就是一场大灾难。

有些政客与铁路之间从来不是两三句话能说清的。也许这是因为每一个曾经的小男孩都会在卧室或阁楼珍藏一堆火车模型。也许这个美丽与复杂并重的行业自有其浪漫之处，偏重数学思维之人会折服于时刻表的结构，浪漫主义者则会为其工程学上的美感而倾倒。简而言之，无论哪个党派治下的政府对于铁路都有着危险的迷恋，总忍不住上下其手一番。撒切尔从来都不是个小男孩，但她也了解铁路对于上百万人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重要性，知道不能轻易将其拆分出售。据说在尼可拉斯.雷德利担任交通部长时撒切尔曾经告诉过他，“铁路私有化将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滑铁卢，不要再和我谈论关于铁路的问题了。”*4* 但是财政部私有化工作组因为已经完成了大多数行业的私有化而不断向撒切尔施压，于是在辞职前不久撒切尔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软化，梅杰上台后立即兴致勃勃地开始了铁路私有化的工作。火车！还有什么能更好玩？老旧的风格、无味的三明治卷、频繁发作的事故，难道英国铁路不是一个全国性笑柄吗？任何一个货真价实的改革政府，任何一个依然将旧日私营时期漆色明亮的火车珍藏在怀旧心绪中的政府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吗？

要将一套年老体衰、连年亏损、维系着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铁路系统出售给私人，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你的目的是筹钱，那就得眼看着火车票价在短期内快速上升而服务项目则将会遭到削减，因为任何一位铁路系统的新东家都要尽可能盈利。这样一来政府少不了要挨骂。但是假如你的目的是促进竞争，那又应当怎么做呢？每条路线上只有一条铁道，不同的铁路公司很难开展直接竞争，在同一条线路上你争我抢。要不然放弃增进竞争的想法直接将英国铁路整体出售？保守党反对这一做法。这一来就只剩下两个选项了。选项一是将铁路网按照地理区划进行划分，将各个区域的火车与铁轨分别出售给不同的公司，将全国铁路的面貌恢复到三十年代。竞争依然不会是直接的，但是地区间的服务质量差异——例如效率与乘车体验——将会体现出来。假以时日市场的力量将会发生作用，赢家与输家也将得到区分。对于输家可以吊销执照，赢家则可以进行接管。选项二则是将整个铁路系统垂直地劈成若干份，国家依然拥有铁路，而车站、火车以及其他设施则属于不同的公司。这个选项也可以叫做一锅粥选项。

在财政部创造最大竞争以及利润的压力之下，新任交通大臣约翰.麦克格雷戈（2）选择了后者。一个（几乎涵盖一切的）由补贴、合同、竞标、定价、交叉查票以及管理细则组成的极为复杂的新体系就这样出现了。这个体系问世当天晚些时候政府就做出了决定，将全国铁路全套设施卖给单一私营垄断公司集体，也就是日后的英国铁路线路公司（3）。突然之间乘火车穿越英国变得十分复杂，至少要牵扯到两三家铁路公司。但是这些公司不会就这样不受节制地奔向新市场。一位特许经营主管将有权决定新公司的盈利与包括票价在内的定价，一位铁路总监将与铁轨方面的问题打交道。两人都要直接向国务大臣报告，因此所有的公众不满、商业纠纷、安全隐患——总之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回到政客们的面前。如果管这个也叫私有化，这这种私有化未免有些无厘头，纳税人为了这个新体系所要承受的花费远远高于私有化之前饱受嘲讽的英国铁路。专门研究这个古怪故事的历史学家克里斯丁.沃玛管这一举措叫“装着轮子的人头税”。西门.金肯斯曾经是英国铁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总结道：“九十年代财政部对待铁路的方式可能是自二战以来白厅工业管理的最失败案例。”*5*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Democratic_Mineworkers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MacGregor,_Baron_MacGregor_of_Pulham_Marke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il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