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一点读《深翻》的笔记 -- gb0088
首先,向韩丁致敬。
这本书写的是山西省长治市一个小村庄张庄在建国后的发展历史,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书叫翻身,写的解放前张庄的土改过程。韩丁通过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访谈了其中的一些人,尽量客观的写出了张庄的每一步是怎么走来的。
我经常琢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之间到底有多远,毛主席的理论我看过很多,从单纯的理论上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总感觉和现实的有点隔膜。毛主席在中南海说一句: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会产生什么反映,这个小村庄真的有阶级斗争吗?那一个个看着都是勤劳朴实农民哪个会是阶级敌人呢?那里的农民又会怎么把毛主席的指示用到他们的社会实践中?所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分外亲切,我在这里能找到我想要的一些答案。
1. 资本家的发家史
张庄在土改后尽可能平均的平分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让贫雇农有自己的土地是tg能夺取全国政权最重要的原因。现在大家有土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tg理想就不一样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资本家的发家史。以前看《资本论》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都是抽象的理解,这也是马克思要求的。好歹现在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看看资本是怎么诞生的。
平分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每家每户的起点大概都差不多,全村人均土地5.8亩,相对来说以前地主分到要少一点,人均4.6亩,有部分贫农也少点人均5.1亩。我还没看《翻身》,不理解为什么这部分贫农会低于平均水平。书上说他们是在实在找不到可以补充的了。
不管怎么说,大体上还算平均。按照我以前的理解,有了土地的农民开始向往丰收的粮食,将爆发无穷的生产干劲,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马上就要发家致富了。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当年大家在政治课本里面学到的对“大包干”就是这么描述。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虽然生产资料都差不多,但是人的差别就大了。有的家有壮劳力,有的家是孤儿寡妇,有的家太平无事,有的家祸事连连,其实喜事连连也受不了。土改5年后,周围村里因为婚丧用钱有96户卖出284.11亩耕地,有人卖自然就有人买,生产资料就这样开始不平等了。我突然明白了,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不能说只是一种陋习,还是剥削阶级为了更好的控制农民采取的措施,阶级斗争果然无处不在。
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造成两极分化最重要原因在于耕畜的所有权,也就是资本的所有权。由于耕畜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干的活比人干的活要多得多。所以没有耕畜的农户总是在自己劳动一部分,租耕畜劳动一部分,具体的比例根据各家情况。拥有耕畜的农户,劳动就可以少很多,甚至通过出租耕畜换来的别人的劳动可以让他一点都不劳动。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细巧不对等交换。比如出租耕畜的农户可以在合适的天气耕自己家的地,这样耕的多。在不合适的天气,耕别的农户的地,那样耕的比较少。由于劳动交换是以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所以别的农户只能付出相同劳动时间的别的体力重活来偿还。交换的基础是劳动时间,而不是什么复杂劳动简单劳动,轻活重活,农民天然就懂资本论。
这样土改之后,村里很快就实现了两极分化,部分解放区很穷的贫农也很快就学会了发家致富,通过剥削别人的劳动,把自己变成了新一代富农。那些雇人劳动的资本家就这么诞生了。而且这些人主要还是村里的干部,tg党员,当年根正苗红的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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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分田是不够的,tg要跳出周期律。
从陶鲁茄等人的回忆看,这是当年搞合作社的主要起因。
在1943年,毛主席提出为了促进生产“组织起来”。对于农民来说,组织起来并不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是现实的需要。由于长年战争的影响,生产资料非常少,在平分的时候,很多人只能象征性的分到一条驴腿,或者一个车轮之类,不组织起来都没法干活。
互助合作的原则三条原则是自愿、以工换工等价交换和实行民主。所以互助虽然比单干好,但是也不是我最初想那种为了帮助家里缺劳力的困难户而互助的。要实现以工换工,最好就是互助的几家条件都差不多,这样谁也不吃亏。张庄干好的几个互助组都是这种类型,几个壮劳力互助在一起,富帮富,让生产资料的效率尽量达到最大化。
要说民主真是个好东西,互助组办得好,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大家一起商量。只要商量好了,大家干活都有劲,以前一个人干的时候,看着那地就发愁,现在大家一起干,有说有笑,时间过的就很快,干活效率也高。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来数学说过的,毛泽东时代是减肥长寿训练班,劳动又锻炼身体,又心情愉快,当然要长寿了。
富帮富有了,穷的只能帮穷。张庄也有“盲残弱组”,但是书里没说它的情况,想来应该是办的比较一般,有可能后面都没办下去。因此书里介绍的另一个典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昔阳县大寨村陈永贵的“老少组”。我现在一想到大寨这个词,心里就有一种崇敬的感情,这个村子太典型了。其实张庄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村子,甚至说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比较差的村子,在看到后面的时候,通过各个方面细致的比较之后,完全体现除了大寨不同寻常。要是都能像大寨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怎么会失败啊,陈永贵大叔真的了不起。
“老少组”严格的说不能算“穷帮穷”,应该算“富帮穷”,因为陈永贵是个壮劳力,一开始是加入“好汉组”的。但是村里那些孤儿寡妇没人管,那些家的男人不是被日本人杀了,就是参军牺牲了。陈永贵看到这些不忍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决定加入“老少组”。
这个组里老人最小的60岁,小孩最大的12岁,所以陈永贵要想在这以工换工,那是不可能的,恰恰是因为这条成就了陈永贵的这个组的成功。在组里,老人孩子们真心的团结在陈永贵周围,陈永贵不把他们当外人,不跟他们算计,他们就和老陈团结的像一个人。一起商量一起干活一起收工,当年的产量就超过了“好汉组”。“好汉组”只是春天在一块,以后就各顾各。
周总理说大寨是先公后私,陈永贵超越了自己农民的局限性,不同于成千上万只看到互助对自己有短暂好处的农民积极分子,坚信靠自己无私的精神可以团结周围的农民,把大家的干劲发挥到最大,所以首先要带头的做到自己无私。如果说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我觉得不是因为什么干多干少一个样,大锅饭没有积极性。而是因为干部没有发挥好作用,干部不能首先做到自己无私,不能做到为大家。
书里还描写了苏联人在长治试办的集体农庄,国家专门弄来大型的农业机械,希望在一个试点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农庄很快就黄了,原因除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就是国家买了机器,农民都觉得坐着就可以丰收了,没人愿意干活。后来国家地方又试图在长治推广几种农业机械,都遭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我几乎看见了一个“大跃进”的提前预演,所有的这些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人和农民商量怎么回事,所有的来了都是行政命令。农民看不到这些行政命令的具体实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没有试验,没有说服,没有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没有人把农民真正的当作合作者。
结尾写当年奋战开荒搞水利的老农模贾进才,很是让人唏嘘啊。这几年来,一个比较大的短视就是破坏了当年辛辛苦苦搞的农田水利建设,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洪水肆虐。
当年批的再也不能干昔阳西水东调这样的蠢事了,结果也导致南水北调被政治的原因滞后到现在。
说起来,邓公这个强八段,论眼光,比主席总理差了不止一星半点啊。
我们上了一道坎,看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坟头,坟上层荒划,坟前有两个还没散开的花圈架子。
走到老人的“屋”一看,有两个汉子正在一人多深的坑里往外撬石头,老人拄着拐棍在坑边说着什么。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屋原来就是他长眠的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猛然发现,大寨村长长的三排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整个村庄在夕阳里似科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身我们的脚背后的虎头山上,已经郁闭成林松柏树一片苍苍。
承包后,大型农机失去了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畜力和人力。
互助组虽然是基于自愿组织起来的,党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富裕了的党员在组织的要求下就算是不太情愿,总还是拉起了互助组。互助组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帮助生产资料不具备的家庭完成生产,同时让生产效率在合作分工的情况下获得提高。但是这种形式并不能解决生产上分配问题。拥有较多生产工具的富农在互助组中依然可以出租他们的生产资料,换取别人的劳动。同时生产资料在农户间的使用,又使生产资料拥有者非常不满。这样富裕的农户对互助组的越来越不满意,最终导致互助组解散。富农因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优势,天生就喜欢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发家致富,互助组是他们进一步发家的障碍。
但是其中也有些好的互助组,自发发展了互助组的形式,在互助组中提留出公共基金用于互助组的各种用途,拥有了公共财产,进而进一步发挥了互助组的作用。山西省委在发现了这些矛盾之后,提出了试办合作社的建议,决定在长治试办10个合作社。也因此引发了tg高层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两个主要人物就是主席和胡服同志。
1950年11月14日,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提出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有些互助组涣散解体。华北局政策研究室有不同看法,组成调查组在长治调查之后,对于长治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争论的问题主要在于怎么样对待公积金,社员退社是否带走公积金,怎么样分红的等问题,核心在于怎样对待农民自发发展的私有制问题。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认为应该通过合作社限制私有制的发展,华北局政策研究室认为应该限制合作社这种形式,保护富农发展。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意见应该是有原因的,在山西之前,东北就讨论了出现的新富农问题。高岗认为应该限制单干,把互助组提升为联组。高岗的这个认识源于何处不得而知,从山西的做法来看,联合起来搞合作社是有群众基础的,是群众自发发展互助组的经验。胡服同志反对了这个意见,他认为:群众的合作组织不可能发展成集体农庄,不可能发展出社会主义因素。农业的集体化要在有机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也就是在工业大发展之后实现。
据说高岗把这个意见说给毛主席之后,主席对于胡服的意见非常不满。
同样,在这次争论中,胡服严厉的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在山西省委申述没用的情况下,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给主席写信汇报了情况。主席表态支持山西省委,后来胡服做了自我批评。
我只能说胡服同志的意见有点一厢情愿。如果说城市里面没了资本家,工人短暂时间内会失业,资本家确实有组织生产的功能。但是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了富农,贫农依然能种地,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农民更有积极性,怎么样更能发挥农业生产资料的。显然把大家组织起来更有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是经过无数土改后农民互助组实践经验的结果,富农自发的私有制倾向才是互助组黄了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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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毛,那时候说不定搞成什么样子,也许就坐上苏联的战车了。
很要命的缺点。其实这个东西还涉及到,到底想不相信群众的力量问题,胡服和小平就属于惧怕群众的,他们的起始点是管理,而不是依靠,也不是发动。
富农和合作社,资本家和工人,先富带动后富,其实都是一个思路,老毛不是不能带领大家发财,而是不会采取这种tricky的方式。
如果中国出了贫富分化,那我们的xx就走向了邪路;中国是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其实我们的设计师自己很清醒地,无奈,一本好经被别的和尚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