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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5 长城有多长？大明有多大？
秦大路
自古以来，万里长城延伸到哪里，中原文化就会被传播到哪里。长城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长的防御工事，但长城并不是领土分界线。虽非国境线，由于在除防范外敌之外还起到了隔离和壁垒的作用，长城最终变成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的心理分界线和文化分界线。塞外民族同化于中原文化的的程度，与长城的地理取位和延伸远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得不承认，长城的修建对古代中国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长城这边的中原王朝，以泱泱中央大国自居，把长城之外的民族，视为野蛮异类，誓不与之为伍。而那些坐在马背上的民族，物资极为匮乏，面对中原这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有机会他们便南下骚扰和掳掠，以获取粮食、布匹和铁器等必需品。
长城内外之间的长期敌对和冷战存在了两千多年。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柏林墙”。用长城把异族彻底隔绝于边荒，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国策。
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长城建造者们当然希望这条防线无比坚固。自秦以后，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象明朝这样重视长城的修建。建筑史上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可见明朝人是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的行家里手。明初洪武年间主要在长城沿线修建各种屯兵卫所，而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基本始自永乐年间，陆陆续续共修建了两百多年。到明末，长城已经绵延万里，东段至辽东腹地，濒临鸭绿江，西至天下雄关嘉峪关。沿线有数不清的了望台、烽燧点，大大小小的屯兵卫所星罗棋布。
明初长城以北有不少屯兵卫所，后来却悉数迁至长城沿线，使得长城成为明朝北部最后一道防线。从明初到明中叶，虽然明朝在北部边事争端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在建置以长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时有过两次重要的失误。这两次失误直接影响了疆域的拓展和防御体系的完善。第一次失误是放弃敦煌的错误决策。洪武五年春（1372年）。明朝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被蒙古军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孤军深入漠北，与蒙古军发生遭遇战，后无功而返。仅西路冯胜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本可继续西进，但明朝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从此明朝万的里长城延伸至嘉峪关后划上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第二次失误是建文、永乐、宣德三朝对三卫的放弃。洪武年间，明朝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今内蒙宁城）、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和东胜卫（今内蒙托克托）等。此三卫使得西北、华北诸镇与东北诸镇之间互为犄角，声势相联，在辽东镇和华北宣府、大同等镇之间形成了一个通畅的战略走廊。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走廊在北京和蓟镇以北，产生了一个战略缓冲和战略纵深地带。这个战略走廊若能保留始终，有重兵防守要冲，断不会有蒙古和满清铁骑屡屡突破北部长城而长驱直入威胁京畿。建文、永乐、宣宗三朝，陆陆续续三卫或放弃或内迁，最终使北部防线完全收缩。起初为了消弱藩王势力，明朝把驻守北部边陲的藩王调往内地，随后大宁卫驻军全部内迁至保定，使得东胜卫孤悬在外，遂调东胜左卫于永平，东胜右卫于遵化，原有的东胜卫从此不复存在。后明宣宗又放弃开平，南迁三百里，移守独石，成为开平前屯卫。至此，防线南移，北部屏障退至长城，边防变的较为空虚， “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中叶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群中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核心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这些重镇往往屯有重兵，攻击时集结，守御时互有策应。例如万历年间辽东鞑靼土蛮部四万骑兵大举进攻辽东，戚继光率数万蓟镇重兵，李成梁率领辽东镇重兵，几成合围之势，后土蛮部畏怯，初战之后即退军远去。然而，这只是明后期极少数的例子。明后期防御体系中的“硬件”虽固，“软件”效能却十分低下，诸如军队战力、组织力和指挥系统的运转效率等均弱于对手，明朝只好过分依赖长城工事，在万里长城沿线行“困守”之计。
对于长城的作用，后来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曾有过精彩之论。康熙八年（1690年），由于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倾塌甚多”，总兵蔡元上书“请行修筑”。康熙没有批准，他在上谕里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是满人，当然不会抱有“华夷大防”之见，故而把对蒙古等民族的安抚，看作是“安民”。清朝在北部一直采取“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策略。康熙解释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乾隆也认为，“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如来之乃所以安之”。事实证明清朝在北部边事方面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互市贸易、朝廷封赏给塞外民族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他们掳掠所得。与其说这是清朝防御战略的成功，不如说是外交政策的胜利。明隆庆年间促成的俺答封贡，保证了北部边疆四十多年无战事，也是另一个明证。这是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在明朝，基于传统意识和现实舆论的压力，以天朝正统自居的明廷轻易是不肯与塞外民族讲和的。所以他们不停的修筑长城，使得长城越来越长。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到底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七百公里。根据这个说法，山海关以东，长达两千里的辽东长城被明以后的史家们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些史家里，有以扬清抑明为目的的清朝御用史家，也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而伪造历史依据的日本史家，当然也有说不出什么动机的当代史家。
实际上，长城在辽东延伸之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辽东镇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1437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修筑，最终建成了西从山海关起东到鸭绿江止，全长约1050公里的明代辽东长城。从当时明王朝的防御战略来看，以蓟镇为中心，拱卫京畿的长城环线最受重视，修造时也最下功夫。例如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等区段，依据山险形胜而建，气势恢弘，至今游人如织，蔚为一大世界级景观，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而辽东长城，与传统长城有所不同，当年建造时以辽人建辽长城，朝廷投入并不是很大，修造的目的是防御辽东蒙古鞑靼部和女真部落的骚扰。直到如今，辽东长城仍以一种离散式的链状，横亘于东北的平原和山区。虽不如八达岭、慕田峪长城那样雄姿巍峨，无以成为旅游景观，但辽东长城本身，和她所见证过的百年战火，成为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印迹。
清朝很多史籍都说“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山海关），西尽处曰大龙尾（嘉峪关）”，把辽东长城一笔勾销。诸如当代的一些史籍提到辽东边墙，则必提柳条边，不提辽东长城。当年清朝政府为了“保存祖龙发祥之地”，实行了封禁政策，限制汉人、蒙人进入盛京（沈阳）以东地域，故而修筑了柳条边。日本稻田岩吉的《满洲发达史》载，柳条边“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涂土埋二尺，降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可见柳条边是一条超大号的篱笆墙。如果说，长城是古代的“柏林墙”，那么柳条边就是清朝的种族隔离带，是民族矛盾、等级制度的产物。正如电视剧《篱笆墙的影子》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这么长？”篱笆墙毕竟是篱笆墙，柳条边只能在历史上拖下条影子，而长城永远是长城，千年百年风雨如晦，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山川上的印记，会长久的留存下来。
辽东长城蜿蜒所至，大大小小的卫所镇堡与长城星罗相伴，使得东北大部分区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在明朝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极盛时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均为明朝领土，曾有明朝卫所驻军，至今仍有碑刻铭文为证。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里，辽东区域的汉人无论是居住范围还是人口数量均远超女真和蒙古部落，中原文化也从此在辽东扎下根来。只是在后金兴起至满情夺取政权以前的二十余年里，辽东辽西才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形态存在过较短一段时期。（大路按：清朝建立后，东北属于清朝治下的中国，不复以独立形态存在）。三十年代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时，诬称东北三省自古以来是满情故国，实属强奸历史。甚至今人也多误解东北大部是满清故国，犹为可叹。至于登辉李炮制过的七国论，特以东北为七国之首，妄言东北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实属历史笑话，不值一洒。这里且按下不表。
明朝末年的那些问题都是明朝朝廷弄出来的，国家机构瘫痪，大小官员多数只知道巧取豪夺和自保，军队扰民有余战力不佳，再加上连年的旱灾蝗灾，百姓不造反也实在是没有活路了。
李闯撅而复起，以剿兵安民为号召，朝廷则居然只有几十万两银子了，凡此种种，明朝不得不亡。
明朝修筑长城并不是不懂得安抚的道理，而是无法安抚。
明朝其实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只不过是元朝旧有版图上占有强势的一个政权罢了。元政权从北京退出之后一直占据着于现在的内蒙，外蒙，新疆和东北一部。这个退缩到北方的元政权被称为北元。这和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承认东晋、南宋也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前朝政权的残余，就不能否认北元也是中国分裂时期的前朝政权的残余。何况北元这个政权还一直以正统自居。一直自称大元大蒙古国，而且号称有“传国玺”。这个所谓的“传国玺”还让朱元璋朝思暮想呢。
终明朝一世，明朝和北元都无力消灭对方。明朝的能力更差一些。因为明朝面对的北元其实是个四分五裂军阀遍地的北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太祖以降始终无法取得对北元的决定性胜利。老兄在文中所提的明太祖朝的土拉河惨败让明朝元气大伤，此后的十五年中无法发动进攻。明成祖五次扫荡漠北，看似风光，其实只是武装大游行罢了。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就不得不转入守势。这时候开始大修边墙也就不奇怪了。
反观满清，从一开始就彻底征服了内蒙。然后才入关夺取了大明江山。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和蒙古不存在像明朝和蒙古那样你死我活的对立，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清朝对于蒙古也不单单是通商，赏赐就算了。通商，封赏，明朝其实一直都在作。但是清朝比明朝高明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1。建立盟旗制度，打破蒙古原有的政治结构和部落结构。使盟旗的首领只能听命于中央而无力独树一帜。
2。各盟旗都有固定的地域，有近亲关系的家族集团组成一个旗。再由若干的旗组成一个盟，旗与旗之间界线分明，彼此不能超越旗界相互往来，同时亦要负担军事任务。当旗的人口增到一定数目时，便分出丁口，徙牧他处，另立新旗。这样便可防止各旗团结起来，易于控制。这是师法汉朝推恩令的故智。
3。变游牧为划区放牧，如果受灾则由中央抚恤。这就减少了蒙古各部落因为天灾或缺少牧地而引起的南下劫掠。
4。鼓励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用宗教统一思想。
5。执行对蒙古贵族的和亲政策。宣传满蒙一家。争取蒙古上层的支持。
6。对于不服管束的则坚决镇压到底。
能够执行这些政策的前提就是满清的军事胜利。如果象明朝那样一天到晚打败仗，满清大概修起长城来会比明朝还起劲的。
分析得不错。
明和东晋、南宋是一样的么？
明朝当然算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明朝从元朝手中夺回的疆域比北宋还要大，怎么能和南宋东晋相比呢？明朝最强盛时西至嘉峪关，北至内蒙大部，东北到黑龙江，甚至库页岛，岂是南宋、东晋可比？北元后来在史书上都不称北元，而是北元残存势力。为什么？因为北元那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北元残存势力后来大致分裂为鞑靼、瓦喇等部。就以占地最大的鞑靼来说，事实上也由很多个部落组成。早期有小王子部，接着有俺答，靠近辽东也是多个部落并存，比如万历时的土蛮部的速把亥部和董狐狸部。大蒙古帝国瓦解后，原来占有的疆域四分五裂，并未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大都是部落联盟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史书上称北元残存势力，而不是“后北元”帝国这样的名称。
至于传国玺，朱元璋当然希望得到。但这个和正统与否并无多大关系。况且，最早由和氏璧制作而成的玉玺在唐以后就不知所踪了。后来的皇帝都是重新打造。老朱也不缺金银玉石，打造一个就是。不接受先进文化洗礼的北元势力，即使有一两块玉玺，距离正统恐怕也会越来越远。
关于土拉河一役，实际上前锋蓝玉打了胜仗，击败了扩阔帖木儿。只是两个月之后的岭北战役中徐达大败，损兵万余。这是洪武5年的事。8年后也就是洪武13年，沐英率军经过7昼夜急行军，至蒙古境内，全歼故元残部脱火赤部。洪武14年，徐达率军再次进击漠北。东路为傅友德，西路为沐英，蒙古军逃窜，后追擒章别里不花、太史文通等，虏获人畜无数。仅在这一年，明还有能力组织了西南战役，取得了曲靖之战和云南之战的胜利。前后不过八年，所以说，朱元璋在15年内无力征讨，愚以为不确。
明成组亲征五次，前四次都取得了战果，虽然战役规模不是很大。原因也很简单，明军在草原、沙漠地带象找到蒙古部主力比较难。尽管如此，还是沉重打击了蒙古势力。被任兄称为大游行的应该是第五次亲征，一直未遇蒙军主力，后来明成祖也病死途中。明成祖放弃三卫绝对是他的一大失策。
翻翻明朝战史，发现明朝的发生战争的频率是清朝的数倍以上。这说明清朝的统治手段还是高于明朝的，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但是，明朝虽战事频仍，也并非总打败仗。明中期有胜有负，中期到万历年间，总体上胜多负少，可圈可点的战例不少，并非象任兄说的那样不堪。即使到了明末，与后金屡战屡败也是有原因的。
任兄说的清朝比明朝高明的几个地方我基本同意。只是第一点，与清朝的盟旗制度类似，明朝的卫所制度也推进到了少数民族区域，诸如一些蒙古人、女真人也充任明朝军职。只是清朝这种盟旗制度似乎加深了蒙人和满人之间的亲和力。这也不绝对，当年俺答封贡后，明朝对俺答三娘子的恩也很重，所以四十多年无战事。
另外一点，蒙古诸部从明万历时期就开始渐渐接受了喇嘛教，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好战嗜杀了。辽东鞑靼教化的晚一些。
明朝当然和东晋、南宋不一样。北元才是和东晋、南宋一样属于前朝退缩到中国一部的政权。
对于北元，明朝对其政权不承认是很正常的。就好像老蒋说他那个国民党政府代表了中国正统咱们也不承认，也认为是伪政权一样的。不过地方占的大不代表统一。本朝占的地方比明朝要大多了。本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吗？
至于北宋，我也不认为是个统一的王朝。北宋从五代十国的废墟中兴起。当时就北有辽国，南有大理，后来又出来个西夏。北宋可以说代表了汉族的正统，却谈不上是个统一的王朝。明朝的情况也是这样。
至于北元，虽然四分五裂，各地军阀不少，但元朝大汗的统续还是一直存在的。您所说的小王子部其实就是大汗的本部。北元一连几代都是幼主即位，太师权臣掌权，所以明朝方面才称其为小王子。这些小王子中的一位达延汗后来重新统一包括卫拉特在内的蒙古各部，对蒙古左右翼进行了重新分封。您说的那位俺答（阿勒坦）就是他的后裔。
只不过达延汗的分封和周天子的分封一样，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后裔不互相残杀。
但是北元是不是四分五裂，是不是各地都有军阀割据恐怕不能作为否定其作为一个政权的理由。东晋也是各地军阀割据。但是东晋仍然是一个偏安政权。民国时代，中国也是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但是不影响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
对于北元的研究是属于相当冷门，主要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明朝本身对于北元采取的态度是既然无力消灭就干脆掩耳盗铃。对于北元内部的消息，明朝不屑于记载，只在与北元发生接触了才记上一笔。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传统。看看《史记》、《汉书》中对匈奴的描写，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北元也好，更早的匈奴也好，在传统正史中的记载都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例如象达延汗重新统一大漠这类事在明史中基本是忽略的。有些记载更是道听途说，错误百出。例如明史中对您前面说到的那位三娘子说是“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这就基本是小说家言了。但是明朝史官对其既不考证，大概又深信夷狄乱伦为常事，很满足其大汉族的优越感，也就不假思索地记下来了。
对比匈奴，蒙古好在有自己的历史记载。更妙的是朝鲜作为元的前属国，又作为明的属国，夹在两大势力之间不得不经常两头讨好，所以也留下了大量的比较详细的记载。例如“北元”这个称呼其实还是源自朝鲜的记载。对照这些记载，我们才可以大致了解到北元的情况。
北元是不是帝国呢？应当说一直都是。北元早期，大至到1388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又称清水泊，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击败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的大军之前仍然是保留了元朝的全部政府构架。这时候北元当然还是帝国。
1388年之后脱古思帖木儿被杀，北元进入一个短暂的分裂时代。但是到了脱欢、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北元又在表面上进入一个统一阶段。这才有了土木堡的大胜。
也先篡位失败，北元再次分裂，直到达延汗重新统一。达延汗将蒙古左右翼重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时候的北元的政府结构相对于元朝已经大大简化。官称也逐渐蒙古化。例如太师，台吉（太子）之类的官称满天飞。
达延汗之后，大汗的地位逐渐类似于周天子。强大的军阀例如阿勒坦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但是这时的北元组织结构称之为军阀割据则可，称之为部落联盟却是不对的。
顺便说一句。从明朝开始发扬光大的一个坏习惯是把任何外来使者都当作前来输诚纳贡的。这纯粹属于自己骗自己。于是在明朝的史书上往往出现某方一会儿奉书纳贡，同时又在刀兵相见的情况。在传统的史家看来这当然是蛮夷狡诈，叛伏无常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人家狡诈，而是从来就没投降过，明朝方面只不过是在拿人家的贸易使团甚至普通商人意淫罢了。满清对这一点发挥的更好，那个什么英吉利贡使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一定要挑刺，别憋着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