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末边事春秋1 前朝往事不可追 -- 秦大路

说明一下，我不是内蒙古的。

1572年，明代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即俺答）率土默特部驻牧呼和浩特，并在今玉泉区境内建"呼和浩特"城。明廷曾赐名为"归化城"，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区的雏型。”

必有以报之 -> 必有一包子。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3、君庙策居正，我治军居奇

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庙策与细务，只有完美的交互在一起，契合在一起，国家机器、政治体制和军事系统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稳态、活力和刚性。国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军事系统，如果要表现出这种稳态和刚性，须在宏观上有能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善为庙策之士建立战略决策，而在具体实施时，则必须要深入细致，要保证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和部件都能完好运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体上的实力。进而言之，如果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出现了衰退老化问题，往往不是一两个环节运转不良，而有可能是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细节各个枝节都出现了问题。明朝末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都出了“疲弱”综合症。

每当我们分析明朝末期历史时，会发现明朝末年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的体现是腐败无孔不入，已经潜入到帝国上上下下各个组织和细胞里。从金字塔塔顶的皇族、文官、宦官集团，到中层官僚，再至直接面向底层的行政办事人员，无官不腐，无吏不贪。这不是高层喊几句口号、写几次上疏能解决的了的，用套话讲，这是“专制制度的痼疾”。再比如明亡时明军的战斗力低下、野战能力薄弱等问题，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固然与身为军队高级长官的督师、总兵领导力有关，也与都司、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百总等大大小小的中下级军官组织和指挥素质有关，更与每名兵卒的习性、精神面貌、战术素养有关。

所以，如果要挽救明王朝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不仅要从庙策上下功夫，而且要从微观环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加强和补救。否则，任何战略决策在具体实施时遇到阻力，不能在细节上产生效力，必然会造成战略决策本身的反复。明亡时，各种方略是并不缺少的。清朝《四库全书》里收集了海量的明朝的上疏建议，卷帙浩繁，从中看出各种方略当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其实并非当时的方略本身有重大失误，而是方略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才临时抱佛脚，不断修改。

明末的边事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细节都出现了问题，才使得明朝在军事上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就难度而言，治理微观环节远比提出宏观决策要艰巨。而在明末以前的张居正主政、戚继光驻守蓟镇期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复苏和重振的迹象。我们假设以张居正和戚继光等人做为明末文官武将的先师，应该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们就让后来这些无为无计的庙堂之臣和屡战屡败的败军之将们看看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些老师们是怎么做的。

边事方面，张居正在战略层面采取了非常务实灵活的手段。我们知道，俺答封贡中，张居正属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被御史言官们指责为，与“敌虏”封贡互市，“有损我大明天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始终积极推动朝廷达成俺答封贡。北部边陲四十多年的的和平便由此而来，其间再也没有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这样的事件。而在东虏问题上，他始终拒绝和土蛮部议和，屡次命李成梁严阵以待，如有土蛮犯境，坚决出击予以歼灭。后来李成梁屡立战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在蓟镇方面，由于蓟镇是北京的大门，京畿防卫要冲，所以他令戚继光以防御为主，这使得戚继光镇蓟十六年战功不显。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张居正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只能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灵活的实用主义者。反观明末时，朝臣朋党纷争，处于党系利益，主战派从不言和，主攻派从不言守。而袁崇焕既战守，又言和，灵活处置不同情势，反而成了他后来千古冤案的罪状之一。这不能不令人叹息。

张居正当朝时军队系统中贪污、冒饷、虚员等十分普遍。张居正认为边事中“足边足食”至为关键。足边即兵力完备，兵源充足，杜绝虚员抵充。当军队中有大量虚员时，军队的兵力数量只是纸上的，而实际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这种虚耗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足食”即保证军饷兵粮充裕，不被冒领。他认为“足食乃足兵之本”，为此，张居正积极的推动清查虚饷和恢复屯政。做为当朝阁臣，张居正关心细节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诸如叛乱部落首领的个性，修建长城空心敌台的详细尺寸规格，军队的训练成绩，每名边兵每日粮食的消耗，及单兵粮食运输的成本，等等。张居正为边事付出了很大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

张居正在选用守边的将才方面也慧眼独具。他力排朝中腐儒清流的议论，积极支持镇守蓟辽的总督谭伦、总兵戚继光，和镇守辽东的李成梁。特别是戚继光，在治军、训练、谋划方面，更是一位从宏观大局到精微细节，悉心到极致的帅才。

隆庆三年（1569），戚继光以总理衔节制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督率十二路兵马。后转为蓟州总兵（大路按：明朝更重视蓟镇防守，特地调继光专守蓟镇，从总理三镇到一镇总兵，似乎级别降了些，继光怏怏不乐了好大一阵子）。其时蓟州驻守兵卒大都来自河北本地，军纪涣散，士气低下，虽有慷慨古风之表，实为外强中干。这些兵卒被戚继光戏称为“木强”。谭纶、戚继光等多次建议只以燕赵本地兵做为守军，而进攻外敌时以招募的南军为主。戚继光根据兵源的不同提出了“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南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在与南方倭寇的多年战役中培养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戚继光抗击倭寇时主要依靠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招募的士兵。所以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募兵为主的南兵军纪最好，战斗力最强，而来自卫所和边镇的北兵由于积习难除，战斗力反而最低。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朝廷只允许戚继光募来的三千浙兵参与蓟镇防务。一日，戚继光的三千浙兵在城外待命，适逢天降大雨，但这三千士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令边军大为惊骇。可见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在于军纪和训练，而不取决于兵源所在地的民风是否强悍。而明末时袁崇焕在家乡招募的三千广东兵勇，虽后来大都在辽东战死，但其战斗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惜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明末得到推广。纵观明朝以来的中国军史，最强的几支军队无不是从建军治军开始发韧，以无比严明的纪律和无比高昂的士气，不断壮大，后来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战力。例如戚继光的戚家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的红军，莫不如此。向使没有戚继光招募南勇，何以屡败倭寇？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红军将与“旧军阀的部队”没有区别。

戚继光的治军之严，谋划之精，很多史书里都有介绍，大路这里无需多言。戚继光通过良好的组织和战术训练保证军队整体的战斗力。而这种整体战斗力是必须要在军队的微观环节，即每一位兵卒身上体现出来。

我们今天看来，戚继光是一位颇具近代化特征的军事将领，完全超越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戚继光主导建立了强大的车、骑、步合成部队。特别是车营，以火器为主，初步具备近现代军队中装甲兵部队的某些特点。戚继光指出：“虏之长技在冲突”，即蒙古军的特长在于高速灵活的机动力，他采用的御敌办法是“大都车步骑三者具备，而相与为用”，意思是把车兵，步兵，骑兵，并相互配合使用。以车营作为营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火器的长处。 戚继光创建的这种军队建制和作战方式后来在明末时被孙承宗继承，孙承宗曾利用车营在与清军的作战中获得一些战果，并有不少这方面的军事著述。

隆庆六年（1572年）冬，戚继光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指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参与的军力为十六万，历时二十余天。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演练车、骑、步三军协同配合作战的大规模作战能力，演习规模之大、军容之盛、历时之长，为历代之冠，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这次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⒍?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不仅仅是一位注重细节的职业军人，而且，他已经从早期的抗倭名将成长为一位具备大规模战役指挥能力的帅才。根据明末诸次主要战役的失败教训，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指挥失当，也就是说，明朝后期始终缺乏一位象戚继光一样具备指挥战略决战能力的指挥官。比如三路丧师的萨尔浒战役和后来的松山战役，明军虽然兵力上超过清军，但指挥官的素质却与兵力和战役的规模成反比。这容易令人联想到四十年代的国共相争时期，解放军将领里有林彪和粟裕这样的指挥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杰出人才，而国民党却始终缺乏一位优秀的战区指挥官。当然，明末较大战役中表现出的主帅无能，虽与个人能力素质有关，但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那样制度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军事家。

戚继光在蓟镇期间，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长城沿线建造大量空心敌台。戚继光修建空心敌台的策略有相当的创意。这种空心敌台外观类似于民间的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顶部可用来远眺敌情，下部可容纳百余名劲卒，空心敌台之间通过火炮狼烟等互为通信。远敌来犯时，短时间内整个沿长城的防线可做出迅速反应，“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 史称“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从此以后，“蓟自是称雄镇，而东西虏相戒不敢犯矣”。只可惜到了明末，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卫系统形同虚设，没有被当时的守军发挥作用，被满情屡屡突破防线，直迫京畿，令人拒腕慨叹。

做为一名军人，戚继光非常渴望与敌虏进行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但由于张居正的主要策略以防御为主，戚继光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戚继光治边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正如张居正诗中所言，“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 不错，从隆庆时期到万历早期，北部边事的稳定，与前方兵将的奋力守边，及朝堂庙算的精心筹划都息息相关。可惜这种将相同心的局面，在明王朝的后期历史中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张居正虽然长期倚重戚继光，却没有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继光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唯一遗憾。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死后受到万历帝的清算。而戚继光，则在万历十五年的冬日里郁郁而终。张居正和戚继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宝贵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下来。明亡时明朝饱偿丧师辱国之耻，其根源之一即在这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好！

兄台在文章结尾提到的黄仁宇的那篇“孤独的将领 - 戚继光”也是很好的参考文章。

黄的这本万历15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篇了。

偶是浑浑噩噩，胡说九道。黄仁宇那篇文章确实好，那才见功力呢。

认同一个网友的说法，戚继光所作的工作是军队正规化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能一以贯之的继续下去，明军将是无敌的。

明朝戚继光是最优秀的军事家，已经远远超越名将的范畴了。

戚继光在北方所做的主要是恢复军队正规化的工作，在他之前，明军本来是正规化的军队，只不过后来军纪废弛、疏于训练罢了。

明军正规化的问题在于它的装备（大量火器）太昂贵了，广泛装备的话，财政上很难支撑得起。只支持北方几个边镇还不成问题，全国都这样做，财政非破产不可。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农业国家支持近代化军队的普遍问题。

戚继光做的不仅仅是恢复，而且有不少自己的创意，比如车步骑合营。

后期，在恢复上下功夫的人都没有了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4、李成梁镇辽的是非功过

一次，首辅张居正在收到明军在辽东获得大捷的通报后，大喜过望，写下了“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的诗句。诗里所说的将军就是指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李成梁。从隆庆到万历前期，明朝在北部和辽东的边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北部的安定主要得益于俺答封贡和戚继光镇蓟，北部边陲在数十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而辽东则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动刀兵。虽然战事频仍，但明朝在辽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取得这些胜利的最大功臣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李成梁镇辽期间，特别是万历十六年以前，屡获战功，“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根据《明史》记载，李成梁的高祖（即祖父的祖父）李英是朝鲜人，后归附明朝，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的武官都是世袭的，所以这个指挥佥事的官职一直传到李成梁的父亲，到了李成梁这一代，由于家境破败，李成梁甚至没有路费到北京去承袭这个官职。所有直到四十岁，李成梁还是一个“诸生”，只是秀才身份。嘉靖四十五年，当时的辽东巡抚御史非常器重他，特意资助他进京，才获得祖辈传下来的职位。

由于在作战中立下很多战功，李成梁不断升职。不久升任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任命为代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自隆庆四年（1570年）任总兵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于御史弹劾而解任，前后共二十二年时间。

根据《明史?李成梁传》的记载，在这二十二年中，李成梁屡立战功，规模较大的战功简述如下：

?隆庆五年，成梁大败土蛮于卓山。乘胜抵巢，斩土蛮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

?万历二年，攻破建州女真王杲，先后斩首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后王杲被海西女真王台擒获献于明军，被斩。

?万历三年，败土蛮于长勇堡。其冬，败土蛮各部联军二万余骑于平虏堡。斩首千余。

?万历六年正月，破土蛮速把亥部，出塞二百里，捣破土蛮劈山大营，获首级四百三十。

?万历六年十二月，直捣圜山破土蛮速把亥联军。斩首八百四十，获马千二百匹。李成梁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

?万历七年十月，土蛮速把亥率四万骑再次犯边。戚继光率军北援，敌退。李成梁出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大败土蛮，斩首四百七十。

?万历八年三月，土蛮一千余骑入境掳掠，被李成梁大败，斩首七百五十。

?万历九年正月，土蛮联军十万进攻广宁。李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塞四百余里，至袄郎兔双方决战，击败土蛮。明军退时，土蛮军来追。明军反击将其击溃。前后共斩首三百四十。

?万历十年三月，土蛮速把亥入犯义州。李成梁率军设伏镇夷堡，击杀为害辽东二十年的土蛮首领速把亥。

?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出塞，败建州女真阿台（王杲之子）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后攻破古勒塞，射死阿台，献首二千三百。至此，建州女真王杲部被灭。（大路按：此役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阿台寨中，据说本是明军内线，后为明军误杀）。

?万历十三年二月，速把亥之子把兔儿，率数万土蛮联军入掠沈阳被李成梁军大败，斩首八百余。

?万历十四年，李成梁率军与三万土蛮联军在可可毋林展开激战，斩首九百余。

?万历十六年五月，李成梁率师攻打海西女真卜寨部，斩首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发誓不复叛。

李成梁指挥的各次战斗中，明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有长途奔袭，有据险设伏，有直击对方大本营的“捣巢”行动，也有在退军中掩杀而取得的胜利。明军的骑射能力不如土蛮和女真，但明军的火器在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攻破海西女真卜寨的坚固城池时，采用了大炮和鸟统，攻破了两重外城。

从李成梁的历次大捷来看，当时明军在辽东的主要敌人是鞑靼土蛮各部和部分女真部落。虽有多次土蛮联军号称数万，甚至有时号称十万，但每次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大都为歼敌一千以内。歼敌一千以上的基本都是“捣巢”行动，即攻破城堡、山寨后取得的战果。这样就容易令人生疑，因为攻破对方大本营后，斩首的数目未必都是对方的兵将，也许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另外，土蛮部和早期的女真部落实际上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构成，这些部落组成的联军，有时人数虽众，但战力却并不强。与后来的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于李成梁的战绩，《明史》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这就是说，他取得的一些战绩中可能有所欺瞒，胜仗有可能有所夸大，败绩则有时会“掩败为功”，甚至杀平民以冒充军功。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后，李成梁在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而且还屡遭败绩。如万历十七年三月，女真部落进犯义州，攻入太平堡，自把总仇永寿以下一军尽没。同年九月，鞑靼东西二部侵犯辽东，李成梁率兵抵御，明军大败，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被歼八百人。万历十九年二月，鞑靼五万余骑再次入侵辽东，李成梁派兵出塞，遇伏死者千人。后来李成梁虚报军功，称斩首二百八十，获得了朝廷的赏赐。再后来土蛮十万骑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出击，土蛮军掳掠数日而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派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大军回师时遇敌，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在御史的弹劾下，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

从所谓的百战百胜到渐尝败绩，李成梁这个辽东大帅是有责任的。关于这个转折过程，《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这就是说，李成梁在前期为了“封拜”之功，奋扬蹈厉，锐意进取。而在“位望日隆”后，耽于富贵，就“贵极而骄”了。而且，“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如若督抚、监司都官员不合他的意，就会被排挤调走。此时，李成梁已经完全从一代名将转变为称霸辽东的“军阀”了。无怪乎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说：“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75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此时，李成梁已经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又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军威。这一期间，李成梁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冲突，所以，边事一直较为“平稳”。而这一个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称为“养寇”。

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并采纳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是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明朝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由于边民留恋家室，不肯内迁，李成梁动用武力驱赶边民。后来熊廷弼在上疏中称“自是，割张其哈喇佃子，自是割横江 (婆猪江，今浑江)一带，自是烧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生畜，自是驱逼人民，渡江潜避，而溺死者千余人，饥冻死者万余人，余皆流离殍死，不知处所”。后期的李成梁随着贪污腐化、贿赂朝臣，及二次任上驱民弃地等问题的被揭露，昔日的威望大为减损。

李成梁是个名将，也是个福将。从战功上讲，李成梁威震辽东，戚继光荡平倭寇，二人各有千秋。但是，历史上对戚继光的评价远远高于李成梁。李成梁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将领，身先士卒，作战勇猛，而戚继光则不仅仅是一位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而且还是一位从军制、装备、战术、士气等各个方面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军事家。假设明末在军事上能出现一位救世之才的话，那么也只有戚继光这样的人物，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李成梁的个人功业的起落，倒象是明末边事兴衰的一面镜子，曾经勇武，曾经进取，最后却不得不疲弱下去。

是细细河一绝，不能硬拦着他呀

“李成梁的个人功业的起落，倒象是明末边事兴衰的一面镜子，曾经勇武，曾经进取，最后却不得不疲弱下去。”

李成梁还算晚节不亏了，可他儿子李成栋可是个大汉奸，清兵平定江南以致岭南的半壁河山，李成栋“功莫大焉”。

[QUOTE]

李成梁还算晚节不亏了，可他儿子李成栋可是个大汉奸，清兵平定江南以致岭南的半壁河山，李成栋“功莫大焉”。

[/QUOTE]

以上不知 Johny 兄是哪里得来的资料。就我所知，好像李成梁和李成栋不是父子关系。

按照《明史》，李成梁有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如梓、如梧、如桂、如楠。当然，这些只是李成梁当过总兵、参将一类高级将领的儿子。是否还有儿子没有记录也不得而知。不过古人避讳，老子既然叫做成梁，儿子叫做成栋好像不太可能。《明史》上也记了李成梁有个弟弟，不过好像是叫做李成材，官至参将。李如松是万历援朝的主将。李如柏则是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南路指挥。

李成栋是陕西人，本是农民军高杰部属。后来降明官至总兵。扬州之战归史可法节制，但是随即投降多铎，参与攻击扬州。称得上是三姓家奴。此人降清后作的臭名昭著的一件事就是“嘉定三屠”。清朝平定南方，他出力甚大。但是后来嫌清廷只给其一个提督，功大而赏薄，于是在广东提督任上又起兵复明，尊奉永历。最后进攻江西不利，败退途中在河里淹死了。

明末财政收支上出多入少，再加上地方上的饥荒，尤其是陕西的饥荒造成变民流窜，而地方上没有能拿的出手的政府军弹压（吃空头饷吃的吧？），面对难民政府国库空虚。无粮可赈，无兵可依，唯一的重兵还要防备满族人入关，那时候的饥荒就象现在的水灾，如果国家不出人出力救助难民，那也会出民变的，中央地方办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皇帝能控制的地方估计只有北京这一块儿，这个时候大家不造反真对不起天地良心了

真是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