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末边事春秋1 前朝往事不可追 -- 秦大路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1、前朝往事不可追
历史是一团锦，即使不添花儿，也自眩目多姿，惹人神往。这当然是指盛世。君不见历朝历代，文成武德，翰苑华章，俊秀人物，总在升平盛世里次第登场，风光无限。只可惜任何盛世，在一场注定了的风雨袭来后，很不情愿地登上历史大船，在烟雨中，缓缓地驶入昨天，成为过去。于是，历史便成了一团絮，而且是一团乱絮。此时便是乱世末世了。这团絮，原本就纷乱杂陈，再兼之以各种尘埃与重浊之物渗入，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变得无比的模糊和黯淡，联想起其早先盛世时花团锦簇般的姿容，洞若观火者无不心为之沉，心为之痛。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降，朱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里，战事频仍不断，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末以前，明王朝在军事上一直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从明太祖时期的八次远征塞外，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到万历三大征，明王朝取得了大多数重要战役的胜利。虽然其间也有劳师远征未建寸功之举，但威慑漠北，稳固边防的战略作用不可低估；其间也有土木之变等耻辱败绩，但由于于谦等一干能臣武将，总能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使明王朝的内政边事迅速得到恢复，国之根本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和动摇。
后金兴起以前的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明朝在战场上先后有过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对手，这些对手中，有故元残存势力，有瓦喇、鞑靼等后来兴起的蒙古诸部落，还有南方苗彝瑶壮等部落、安南越族、沿海倭寇、侵朝日军、农民军、后金兴起以前的女真部落，等等。这些对手，无论文明程度较为开化还是较为滞后，无论国力雄厚还是民风顽强，无论是军队善攻还是善守，往往最终都无法抵挡明朝的强大攻击，于是，内乱总是被迅速剿灭平息，外敌则退守本国，不敢再犯。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明朝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名将。明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沐英等名将，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则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同期还有名将沐晟、张辅，后来则相继涌现了王守仁、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杰出军事人才。明末以前的名将，或开拓疆土、或平叛有力、或守边有功，他们的战绩，功在当时，留名青史。纵便是那些准一流名将，在不同的时期也各擅其扬，领一时之风骚。即使到了明末，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辈虽略输前人，但也都是万人之选，国之栋梁。
明末以前，明军在不同的战役中使用了不同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如明太祖时期历次远征蒙古故元势力时的战略奔袭，明成祖远征漠北时为避免战役展开而采取的战略推进，为抗击瓦喇于谦组织的声势浩大同仇敌忾的京师保卫战，嘉靖年间的台州之役中戚继光对倭寇采用的水路合击，七年抗日元朝战争中对日军的攻坚与合围，中朝联合歼灭日军的露梁海战等等。阵法、兵制和武器装备层面，车骑混营，戚继光的鸳鸯阵，各种火器的运用，都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可以这么说，明末以前，明朝的军事总体来讲是相当成功的，明朝积累的各种战争经验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兴起之时，胜负之势易边。万历三大征之后的短短二十年内，文恬武嬉，明朝军事实力迅速衰落，其衰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与后金的逐次战役中，明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到了崇祯末年，明朝甚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不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抗衡，使得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打到北京，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就结束了大明王祚。
如此大的帝国，如此好的家业，说亡就亡，实在是令人痛惜不已。从各个方面讲，早期明军战力是较为强大的。可是到了后期，明朝怎么说亡就亡了呢？
明朝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到，“清以明为鉴，认为明亡于党争、宦祸……清初即在各府县设立卧碑，明示规章。‘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雍正撰《朋党论》以告诫士子，并强调士人的一切舆论，‘应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清朝倒是基本避免了党争和宦祸，但也避免不了自己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的脚步。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这种说法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到底是政治、军事上的高消耗拖跨了财政，还是财政弊端导致了战事失利？如果能足食足饷，是否就一定能解决明军战斗力疲弱的问题，黄先生并没有指明。
梁启超说，倘使袁崇焕不死，满情不敢犯大明。袁督师以一介书生之力，施以经略之道，为明朝再造辽东军力气象，功不可没。然袁崇焕虽取得宁远和宁锦两大胜仗，但当时胜负之势并未逆转，满情仍有能力突破辽东防线，长驱直入进犯北京。可见，将举国存亡之厚望重任寄于一人，似有不妥。
更有人认为明末的皇室运气太差，之所以衰败完全是因为摊上了万历帝这种会睡觉不会干活的皇帝，以及崇祯帝这种能杀人不能容人的皇帝，才导致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上也是不得要领、瞽目而谈。历史上的好皇帝，十不能取其一，出现好皇帝的几率就好比天上掉馅饼，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况且，超级庞大的统治系统出现了运转不灵和腐朽没落的情形时，绝非一人之过，皇帝有责任，皇帝又很无辜，把责任推于皇帝一人，也是不公平的。
呜呼！濒临末日的明末，在各个领域里都是失败的，百事俱废，毫无活力。帝国早年生机勃勃的上升气象到了此时已完全一蹶不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动力终至丧失殆尽。明朝的灭亡，是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崩溃的综合结果，是一系列社会矛盾激化后的总爆发。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中国任何一个专制极权帝国的必由之路。黄仁宇说过，大历史不会萎缩。但纵观中国上下数千年，任何一个帝国在新旧王朝兴替时的阶段性小历史中却经常表现出一种内卷式的萎缩，这种萎缩总要持续到帝国的最终消亡为止。这里之所以说这段历史是一种内卷式的萎缩，是因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帝国的消亡总是从自身开始，任何外部威胁，诸如异族入侵或农民暴动，只不过是一种加快这种消亡进程的力量。
一个老大帝国的覆亡，总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时人甚至后人，总抱有“中兴”的期望或设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处于崩溃颓势中的帝国，绝非一人之力、一时之策所能挽救。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聪明，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努力，然而大明中兴的迹象，在明末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没有短暂出现过。
显然，这是一个过于博大的论题，大路才疏学浅，力所不逮。所以，大路只好把着眼点缩小到明末的军事领域中的北部边事部分。纵观明朝军史，南倭北夷、内寇外虏不断，明朝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及至明朝末年，军将无能，军力削弱，军纪松弛，军制败坏，使得边事一溃如堤，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于军事中，北部边事总是首当其冲的一环。
那么，就有请各位，与大路一起，沉重地踏着前人的足迹，在明末数十年的历史中去体会边事之兴亡春秋，在帝国的溃败中感受一下悲苦，在历史的乱局中梳理一下希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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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2、从俺答封贡到边事晏然
论及晚明边事兴亡之沿革，须从明中叶形成的北部战略防御体系谈起。明朝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到明中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的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做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势态，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期间，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但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到了是隆庆年间和万历前期，明朝在战略上从消极防守转变为对不同的敌人采取安抚与进剿等不同的方式，边事总体上趋于稳定。这个时期之所以边事安定，是与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文治武功分不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隆庆年间明王朝与北部最大得威胁?D?D蒙古俺答治下的土特默部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俺答封贡。
俺答所统领的土默特部是蒙古鞑靼部的分支，实际上是明朝中叶自鞑靼小王子以后北部最大的威胁。俺答是土默特部的首领，盘据河套一带，是当时蒙古各部最强的一支。早在嘉靖年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率领蒙古骑兵（大路按：兵力待考，号称10万）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的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大路按：这个古北口真是明王朝的命门，但明朝就是不长记性，瓦喇突破过，俺答突破过，80年后，皇太极的八旗军绕过袁崇焕的辽东防线，也是从古北口进入，兵临北京城下。）
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蒙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的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级，获马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少文章曾指出严嵩说过这样的话，“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意思是京畿作战，与塞上不同，如果战败，则难于向皇帝隐藏真相，所以，应当明令诸将，不可轻易出战，待俺答抢掠兴尽之后，他自然就会退兵了。根据这种说法，严嵩命令不出战的目的是蒙哄皇帝。这种说法不见正史，不足为信。现在推想严嵩的策略，应该是坚壁清野，拒不出战，与蒙古军消耗，日久蒙古军后勤补给自然会成问题，最终会不战自退。说起这严嵩，也真是个妙人儿，诗文冠绝当时，边事则一味消极防御和安抚为主，只是父子大量铲除异己，又成了国家巨贪，坏了一生名节。《明史》把严嵩说的很坏，称他 “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更象是一个道德上的判决。今人当然知道，历史上少有十全十美的英才，同理，就是所谓的大奸巨恶之辈，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不可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是有识之论。诚然，严嵩所论及的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战则必败。虽然严嵩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有精辟论述，但他毕竟不具雄才大略，无力贯彻实施这些规划。这个重任，只能由后来的张居正完成了。
隆庆四年（1570）时，俺答部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众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史载此事与俺答三娘子有关。《明史》称俺答三娘子原名克兔哈屯（蒙名钟金哈敦），是俺答的外孙女，容貌清丽，资性聪颖，后被俺答纳为姬妾。俺答对她十分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把汉那吉，因与俺答及俺答三娘子之间的三角纠纷而与祖父生隙，愤然投奔了明朝。
关于这个事件，历史记载有诸多矛盾之处。《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中记载，“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根据这个说法，把汉那吉是由于原许配自己的俺答三娘子被自己的祖父抢走而一怒之下投降明朝的。但实际上，把汉那吉投奔明朝是隆庆四年（1570）发生的事情，那时俺答三娘子已经与俺答结婚十一年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则认为，俺答娶了俺答三娘子后，为安抚三娘子原来的未婚夫鄂尔多斯，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的未婚妻又许配给鄂尔多斯。由此引起把汉那吉的强烈不满。（大路按：近人有人著文证明《明史》有误，称俺答三娘子并非俺答外孙女，而是另一部落酋长的女儿，云云……）
当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与方逢时共同上书建议，收留并款待把汉那吉，若俺答进兵索取其孙，则借机讲和，并允许求通贡市，以此获得边境的和平。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采王崇古议，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一职。后来俺答见自己的孙子在明朝还受到了优待，大为欣慰。由于明朝处理把汉那吉降汉事件十分得当，再加上双方在互市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开放11处互市，史称“俺答封贡”。自此，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明廷每年可省大约70％的军费。俺答封贡后四十余年里，北部边境“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当时王崇古精辟的指出，“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这个主张只是朝廷在边事方面的少数派意见。当然，这个少数派意见得力于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而最终被采纳。关于北部边疆的互市问题，明朝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互利通市是一件大好事，既可以带来边境和平，又可以促进贸易，可谓一举数得。然而这方面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早在嘉靖二十九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
实际上这种观点和儒家 “华夷之辩”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相关联的。加之自诩中央大国，以为闭关自守便会四海升平。于是一有议和互市的建议，反对声浪便甚为浩大，“朝议纷纷”。因而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 ”（《明史》卷 222）。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把汉那吉降明后，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朝臣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朝中反对意见当时甚嚣尘上。“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这里的阁臣，就指高拱和张居正。主战派的领袖是大学士赵梦吉，此时已经“致仕”，卸官回家。这样，以高拱、张居正、王崇古为首的一方已经渐占上风，但不具明显优势。最后所有大臣在一起廷议，兀自争论不休，后提交皇帝裁夺，隆庆帝最终投了赞成票。
俺答封贡过程中明朝还取得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就是使一些依附鞑靼的汉奸大头目最终伏诛。当时俺答的势力范围内有不少汉人。这些汉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农耕群落，后来建造城廓，被称为板升。在这些板升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汉族豪强。这些豪强中大的统治数万汉人，小的也统治数千人。他们大力支持鞑靼骚扰边境，因为每次骚扰后鞑靼军都会俘获大量汉人，这些俘获后的汉人都统归板升充作农奴。每次鞑靼掳边，这些人或收集情报，或为军前向导，或在边境内应。明朝自上而下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俺答封贡中明朝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俺答必须把那些以赵全、李自馨为首的罪大恶极的板升首领交付明朝处置。俺答封贡后，俺答向明朝交付了赵全等十几个汉人板升首领。（大路按：《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为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为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隆庆5年十二月的寒风中，这一干要犯被押解进京。隆庆帝在午门楼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受俘，祭天，告太庙，然后以磔刑在法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赵全、李自馨等汉奸经过如此隆重的仪式受死，最后传首九边，也算死有余辜了！
明与俺答之间，从战争到和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经两帝，其间有无数份的上疏，无数次的廷议，大政方略也多次反复，边臣廷臣为此而分化为两个阵营，数十年争斗不休。经此俺答封贡，内政边事渐趋稳定，边防武备渐趋恢复，大量军费得到节约，此后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为张居正主政的繁荣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
在整个俺答封贡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比高拱的作用更大。隆庆年间张居正虽已重为阁臣，但还未成为首辅，尚屈居高拱之下。做为内阁次辅，兵部归张居正负责，因而张居正在与边事相关的重大决策方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张居正的亲自制定的一些边事大政方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气象。然而张居正并非一味采取安抚的政策。对西部和北部的俺答，他采取了封贡互市的策略，但对辽东鞑靼，则采取了进剿的手段。万历年间，辽东鞑靼部因垂涎王号，屡犯边境，以武力要挟受封。而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命大将李成梁进剿，取得了很大战果。这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保证了大明疆域从西部宁夏到辽东，数十年内边事晏然无患。
明军的主动进攻精神在初期和中期还是很突出的。
到末期就不太行了，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象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等这样一批名将，实在是崇祯太糊涂，要不一定不会亡国。
我感觉明朝武力强盛的时候，文官对武将的掣肘也小一些，这往往要归功于皇帝或内阁首辅对边将的全力支持，比如初年朱洪武对徐达等将领的放手使用，及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的栽培。
中国从来就不缺名将，明朝的事情最终坏在文臣或皇帝对武将的防范上面。回头想一想，宋朝，尤其是南宋，不也是这样？
从这方面讲，我倒是欣赏日本明治造兵以来军队所享有的相当的独立性。当然，日本的事情最后就坏在军部的独立性太大，所以这个度还是很有讲究的。
你上次的那个分析中国近代史演进的那个系列还没完成吧？
赶快赶快。
那东西，看来要拖到猴年马月了
不知何时可以写完？
写短易，写长难。俺的结构组织能力一向差，呵呵，写哪算哪吧。
那思路清晰的，都赶上我了
开玩笑，真的是难得的好文章。
说不完的积弊。不能怪朱元璋，这里只说一条，明初还有元帅、大将军，中叶开始就没了。重镇总兵到了兵部，对兵部官员要下跪的。可见武人地位之底，更不用说士卒了。
是肉陷的么？
向虎子学习，向虎子致敬！
三娘子素来仰慕华风，宠冠穹庐是天骄，说得就是她。连嫁两帝，主政数十年，成就不小。不过因她而起的家庭婚姻纠纷也不少，把汉那吉投明与她有关，后来几次的内讧也和她有关。是个不得了的女子。
呼和浩特就是俺答和俺答三娘子建造起来的？
有内蒙古的马？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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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开始评，有可能会影响大路的文章大局，还是等到大路写得差不多了，我再开始评比较好一些。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必有以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