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道德在政治语境中是做为策略/手段存在,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权力最大范围内的延伸,而不是为了往高层次上带人,统治阶级使用这种或那种道德原则的标准仅看它是否好用。

中国传统政治治理使用的道德话语基本来自儒家。儒家的道德最早源于周时期“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体制。宗法制度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论，但到周已经非常成熟，周王称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贵族的最高家长，同时也是天下共同的政治领袖，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为诸侯，诸侯对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国则为大宗，爵位有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卿对诸侯是小宗，于其家则为大宗，其爵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士。士对卿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大宗率小宗，天子-诸侯-卿-士则形成一个家庭统治网。在周划分群体是根据血缘关系，国是家的面貌出现，这种父权制的统治模式，很自然产生了孝道伦理。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把孝描述成子女反哺，但政治语境中的孝则是建立在父对子生杀予夺之权上。

礼崩乐坏就标志着传统家国体制的解体，但先秦儒家继承了周的家庭道德观，并且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道德追求。《郭店楚简》中《语丛一》里提到的，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语丛三》的，父慈子爱，非有为也。和孟子的思想何其相似。就是说，慈爱孝悌这些观念都出于天性，人为的慈爱孝悌则不够纯正。孔孟荀在具体的论述上或许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试图通过规范家庭秩序，给家庭每个成员安排合适的角色。凸显家庭领导人-父亲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将家庭秩序扩大为社会秩序，以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用于规范家庭内部关系的伦理话语，慈孝爱敬，在政治语境中成为了治理社会国家的手段和工具。

当然用类比的手段“移孝做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忠和孝的问题，孝虽然源于宗法制度的社会规范，但毕竟是一种实在的情感。儿子面对父亲和属下面对领导，大臣面对君主，从情感上来说终归是不同的。当忠和孝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呢？在孔子看来，自然以孝为本，也就是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但这中解决方法明显不能被统治者接受。儒家的其它学者就开始采用一种“捣浆糊”的方法。将“忠”“孝”通过强力搅拌混同起来，比如孝经里的：“以孝事君则忠”。让忠同时兼有“忠”和“孝”双重属性。

而这种对“忠”“孝”的捣浆糊式黏合，也使得在家国体制下，“公”“私”界限的泯灭。儒者通过希望提醒君主以公为念，考虑政策出于公心，比如说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就含有对君权的限制，所以理学在宋一直未能成为统治思想。而后世聪明的君主发现，灭人欲如果不是灭君欲，而是灭民欲，不就很完美了吗？公权力也因此得以全面扩张。

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分析，儒家的道德观念在中国的大/小传统中主要是保留了空洞的概念，而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更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对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进行自己的书写。

我记得“前辈”都是那种白眉毛，白胡子的老头老太。在故事里都是跑龙套的，当然光跑龙套也就算了，还很容易死，而且还经常死得既惨又冤。

所以，我才不要当“前辈”呢……我这么英俊，就算不是楚留香，也该是胡铁花吧。嗯，胡铁花也算了，吴孟达演的。中原一点红呢，也不好，伤残人士……

到底谁能配上我这样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卓尔不群，阳光帅气，成熟稳重兼而有之的呢？想起来实在是伤脑筋，不过不管怎么样，当前辈是不干的！

痴痴地守候那个白发女人, 默默用文字记下心中的感想 ..

封建宗法制度这种宗族组织和国家合二为一的组织方式，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很成功，直接导致了华夏文明的兴起和繁荣。这种方式，比完全按氏族按血缘来组织更便于扩展和包容多元化，比完全按神权来组织维持成本更低，也更稳定。夏周之兴起，与这种组织方式直接相关。

PS：为何火车继续向郑州开？

飞机向迈阿密飞去，我不知所谓地说两句。

传说中，最早的哲学家们是要当哲学王的，但这个王从来只是一个理想国中的王，所以真、善、美是不可分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这种设想在儒家文化的中国在一个非理想的状态下一定程度地实现了。

西方在工业化以后，金钱的强大的1984效应让大家把这个理想彻底放弃了，哲学家们成为了先是一个建立体系、然后是为一个体系添砖加瓦、再然后只是堆砌砖瓦的一个职业。马克思这种让哲学保持万物之学的身份入世的路子，在当时既需要新的舰炮、也需要新的思想的中国可以说是并不令人惊讶地找到了知音。

但是，哲学王需要他的子民们都是哲学家，以前中国的真正的公民们只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基本上符合要求。1840以后，面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传统意义上、或者变异了的士大夫阶层起码是不能及时地拿出一个应战的方法来。这时，如果想要出现一个成功的哲学王，就需要培训新的、更多的哲学家。这时，老毛这一批人出现了，老毛的著作出现了，白毛女这样的文学出现了；有一个旁证就是，读老毛的著作要求你认识的汉字的数量。

但是，龙大妈们和她的前辈、后辈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无法认识到这些，所以，她们只能在一个小岛上作为他人的附庸后才能繁荣。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龙大妈们和她的前辈、后辈们一个让人生厌的地方在于，她们以为自己很滋润地做了一等的奴才，便去要求别人去很滋润地做二等的奴才；如果别人不愿意，尤其当她们认为别人在试着去做主人的过程中对她们一等奴才的滋润的前程有所耽误的时候，便絮絮叨叨、喋喋不休。

我读书的时候，读那些充满大词和概念的法理著作，那叫一个吃力。尤其很多译作，堆砌概念不说，句子都老长老长，经常五六行字了，一句话还没说完，把人绕得云山雾罩的。我后来想，这恐怕还是因为作者或译者对逻辑和文字的掌控力不足：用简洁的文字把复杂的问题剖析清楚，并保证逻辑的周延，材料的完备，其实是很高的要求。我自己可能是被那时候的阅读给锻炼出来了，所以一篇文字，一般能很快读出骨骼或结构，呵呵。

怪兄的文字其实还好，其实试图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这种写作风格就会很难避免，怪兄的书写很真诚，不像很多人总有Show-off的意思在，虽然他有时候因为谨慎的缘故，非常隐晦。

关于“动员”，我觉得“动员”是目的，是效果，我们这里讨论的恰恰是手段或方式。让民众行动起来的法子说到底一主动，一被动。被动的法子便是暴力压迫，使其不得不从，秦始皇修长城或GMD拉壮丁即如是；主动的法子便是赢得民心，使其主观上愿意按发动者的意图行事，怪兄这个帖子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很早很早以前，

一军讨论海子的帖子，

你说了一句，

敝校法律系好出诗人

我就笑了，想肯定是师兄

（我一般只宰师兄，不宰师弟，我是很友爱的）

恩，连吃100年粥...........

----恐怕会升仙未成身先死，常使嘉木悔喝粥

贴主本来是要拿《白毛女》说事的，可说了一大段，没白毛女什么事，我估计最后还是会绕到白毛女上来。。。

写得不错，只是离白毛女又远了

吃盐长毛的是咸菜

吃椒盐松子长毛的是（此处填空）

看电影<美国匪帮>,讲十九世纪美国纽约的, 两派人各有个领袖,看前半部分不出好坏人. 但自从一个从背后扔刀子杀人后,我立刻说:这是那个bad guy.　背后扔刀子杀人不道德嘛．

从根本上说，哲人王的思想是种精英主义的思想，准确点说，是知识精英的思想。

从这种思想出发审视人间，首先要做的是划定界限，这种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思想只有在自己的疆域内生活，才能相安无事，得以生存和发展。

维特根斯坦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楚，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哲学要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

哲学家（或者说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首要任务是追求知识理念，而这些思想只能描绘精神在寻求更伟大的自我实现中呈现出来的形态，“当哲学把世界的灰色描绘成灰色，那么生命将变得衰老，把灰色描绘成灰色，并不能使生命重新年轻起来，而只是能认识它，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

哲学（或者说广义上的思想）从“天上降临人间”，和现实政治的结合，从这类思想看来，只会两败俱伤。

柏拉图的《理想国》描绘了一个“洞穴寓言”。区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人世界，一个是世俗人的世界。在哲人世界里，哲人必须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质疑一切事物，意见，及道德观念，而世俗人的政治是不能被质疑的。如果两个世界混同，理论与实践统一，那么哲人的观念会腐蚀政治，破坏政治的凝聚力。而哲学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当实践被简化成理论，那么作为报复，理论也会在一种实践的名义下被抛弃。

而更使知识精英感到恐惧的是，将理性带入现实政治中，会使得价值变得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直接作用下，世界将变成一个平等的世界，在这个平等的世界中，知识精英引以为傲的卓越性和优异性将荡然无存。同时价值多元也伤害到政治，讲使得敌人与非敌的界限越发模糊，政治性也就被消解。

所以哲学（思想）要和政治严守各自的界限，知识精英要学会克制，因为思想本身的否定性因素会对一切社会事务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所以思想的交流要限定于知识精英内部。不能传播到大众的耳中，“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社会就是一个洞穴，知识精英在现实政治社会中要学会使用“高贵的谎言”。知识精英是不相信民众的理性能力，苏格拉底不是也没法和自己老婆说理吗？哲学家要学会“随顺众生，方便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王是意识形态之王，他们自认为是高于芸芸众生的精英，他们需要人民在思想要服从他们的教诲，而倒不一定要获取现实权力，当然有也不错。

在中国传统社会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全力争取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毫不掩饰的表达了自己对主导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渴望。而如何重新成功定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决定中共是否能将由自己主导的现代文化新秩序内化为民众的自我需求，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边区的文化建设从两个不同层面展开，一是文化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中共边区政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来推进大众教育运动和群众文化活动，到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建立了覆盖全社会，囊括各人群的完整教育体系。

其二则是重新定义小传统的道德原则，小传统的道德原则源于大传统，而小传统很少对这些大传统的道德原则的具体内涵进行思辨性的追问。这些道德原则是并不是通过学校教育，而是以民间文艺的种种表现手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民众的价值观。

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必然的造成和传统的某种紧张关系。历史不在表现为一个连续体，而是迥异的时代前后相继，有黑暗的时代和光明的时代，有落后的时代和进步的时代。如果在思想上把传统当成范本，则会妨碍对现代性的想象性追求。所以现代性的文化建设表现为一种启蒙思潮。知识分子对民众的言说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革命。

毛泽东对这种启蒙思想有过反思，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划时代革命，那么延安文化建设则是一次重大转型。延安的文化建设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这种修正建立在以阶级意识为价值标准的基础上，说明白一些，就是从政治功利的目的性出发。它不表现为对传统的一味拒斥。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一个精神，就是继承传统中好的东西。这个何谓好，何谓坏其实是很含糊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忠孝节义这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中共的文化建设中，并没有完全打倒，而是赋予这个观念新的内涵。比如说“忠”，中共批判的不是“忠”这个概念，而是“忠”的具体实施内容，如果像雷锋那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是不会受到批判的。

从重新发明传统文化出发，中共文化制度建设的执行者知识分子们，通过重新分配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资源，找到和民众的契合点。这也是毛泽东在“讲话”里谈到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而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比如《白毛女》的创作就是知识分子将现代话剧的一些表现手法及创作理念，通过民间秧歌剧的形式，将民间朴素的道德诉求表现为革命叙事。而这里的文化实践绝没有停留在“革命意识形态+民间形式”。更重要的是对“民间形式”的身份和姿态的改变，将根植民间，表现民间意识的旧形式“主流化”的过程。“白毛女”的成功，不仅是传达某种意识形态，宣讲某种政策。更重要的是把通过对民间秧歌的现代化，使得秧歌这种从民间边缘的地位成为主流文化形式。

下班了,有些话,下次再写.

怪老师写的真是深入浅出，谢宝。。

中国古代除了德法还有礼，或许您把礼归到德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