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只是他们在理解“何为人民？”“如何为人民？”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总能给好奇且有闲的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话题，人们从各自的立场，经验，学识出发，对这段历史进行着这样那样的阐释。当然啦，这些也并非全无益处，毕竟，发文章评职称涨工资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电影里明星很多，拍得很热闹，这部片子也能理解为对中共为何能取得政权的一种解释，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点，一呢，中共的成功首先缘于国民党的失败，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腐败了。二呢，中共的成功还缘于它成功的赢得了民心，但这里的“民”必须要打个括胡来说明一下，“民”指的是知识分子。

国民党腐败所以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不腐败，而且号称民主，所以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从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出发可以理解为“得知识分子者得天下”。这是现在部分社会精英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当然也不能算错，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但过多的笔墨集中于此毕竟忽视了在当时中共看来更为紧要和迫切的任务，以及当时中共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集团执政的基础是军人集团，官僚集团，资本家及士绅集团。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概括来说是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是一个趋于保守的政权，因其在中国权力结构中持主导地位，和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的争夺上是不落下风的。而在杰罗姆·格里德尔研究中，知识分子抗战和内战初期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度要高于中共。

中共发动农民不仅是出于政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中国，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埃德加·斯诺）。

中共是如何赢得农民的，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全面展开，我只从文化的角度谈一下，不过多的涉及其它因素。

爱德华·汤普森在研究英国18世纪的粮食骚乱后，提出一个“道德经济学”的观念，后来这个观念被其它学者用来解释别的地区，时段和领域的人民抗议活动，比如说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和生存〉。在英国的粮食骚乱研究中，汤普森敏感的注意到骚乱除了经济因素还存在非经济因素，就是农民试图用旧的道德理念来对抗自由经济市场的“新道德”。

如果用“大传统”/“小传统”的框架来理解，农民文化中小传统的道德观念源于“大传统”，具体到中国，农民文化里的“忠孝节义”是把持“大传统”的社会精英灌输给农民的，这种观念在“小传统”中比较稳固，换句话说，小传统很少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当“社会精英”对“大传统”进行改变或者破坏时，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号召人民廉洁奉公的是社会精英，而有能力贪污腐败的也是他们，而当他们用“腐败”行为来破坏他们自己宣讲的道德时，人民就要“替天行道”了。

而农民文化这种“稳固”注定让从上而下的观念转变，不仅时间漫长而且面临失败的可能。马克·赛登尔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写道：“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由最具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精英所组成的理性化的官僚阶层，也不足以打破乡村穷困与压迫的循坏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也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

中共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动农民的艰难，而他们采取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措施，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老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在后来也成为了中共获取政权的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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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老师。这两句话缺一不可。前一句可以理解为中共对人民的重视，而后一句话则是中共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野。

民粹主义和毛泽东及中共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围绕毛泽东及中共的民粹主义色彩有着很多争论，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里明确指出：“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如果没有解放区人民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很难想象中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唤起人民投身到由中共主导的现代化历程和中共广泛深入地乡村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而知识分子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脚色。但和以往的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视角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不再是高高再上的“布道者”，而是农民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在充分理解认识农民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中共的方针政策及其它政治需求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农民的价值观内部。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复制的。（把这句话中的“几乎”两字去掉也可以）知识分子愿意真心诚意的，发自肺腑的，触及灵魂的放下身段溶入群众中，“当群众的学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先写到这，周一上网再继续瞎掰。

----问题在于如何运作或者表现？如果说当年以自下而上地暴力革命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那么此后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如何解释？而现在又当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引导乡村内部的动力来实现乡村社会的转型？直选？乡民自治？财权或税赋怎么分配？----挠头，我说着说着就往制度设计方向偏了。其实我高考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旧茫然。

有个有趣的问题，怪兄以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的乡土社会，可是我看到

从怪兄所引的理论框架来看，其实“大传统/小传统”的关系可以有以下几种（先假设大传统都是先于小传统产生出来的，然后经由“精英”/官员/读书人“灌输”给农民----这种假设在一个乡土社会的中国是否成立我们暂且不问）：

A：大传统和小传统内容一致，且各自主体的行为与道德要求也保持一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或者说是起点态。

B：大传统和小传统内容一致，但大传统的主体的行为与其道德 要求表现不一致，而小传统的主体因为能力的限制却始终必须与道德要求保持一致----这里主要问题是大传统下的主体其行为和其宣扬出现了错位。怪兄所举的例子：

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大传统和小传统从内容来说，并没有分歧，问题出在“精英”/官员/读书人对道德的背离，或者说“社会精英”的行为破坏了“大传统”。

C：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内容不一致，大传统先于小传统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建立并推行新道德，无论我们对其冠以自由市场经济或工业社会文明或全球化时代伦理的名目，这种新道德必然要跟随资本的力量向乡土社会推进，甚至有清除一切障碍的趋势。我想这才是汤普森讨论的情形。也是我们的革命以及现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而不是B，虽然B的情形也混杂在其中，成为了C所带来的矛盾的某种直观表现。

第一段的话是这样……这个话题已经不是复杂两字所能涵盖的了，最好的讨论方式是就事论事，而不能奢望有一个较为清晰明了的理论/模式/视角来解释，我在上文其实特地用红字标示，把话题限定在文化的视角，也是这个意思，毕竟，怎么说呢，我要聊的是《白毛女》。当然我的废话是多了一点，都写了好几千字了，还没进入正题……

第二段关于“大传统/小传统”，嘉木到底是学法律的，分析得细致……我的小辫子一抓就着，我文章的例子从行文逻辑的角度来说确实不是很合适。

使用“大传统/小传统”的分析框架是因为其解释力相对于其他的模式强一些。但是限于篇幅还是没有具体的展开。

就“大传统/小传统”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研究中美洲乡村后，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对大传统/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有过相对明确的界定。后来的学者使用这套模式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西马”的观念，怎么说呢，毕竟“西马”和中共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西马”从马克思对统治阶级思想的经典论述出发，着重强调“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支配地位。汤普森的思想也应做此解读。这派观点集大成者是“西马”的掌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这里的“霸权”常会引起误解，认为是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某种意识形态。而葛兰西观念，如果说便于理解一点，应该说是“杂王霸之道”，甚至可以这么理解，统治阶级推行其意识形态主要是以教育为主。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洗脑”。

“西马”的理论有着很强大的说服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理论多少对“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反作用力认识不足，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西马观念”进行了一些修正，在保罗的《学习劳动》一书中，作者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政府的训导下成型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工人阶级固守本阶级的文化，于官方文化采取不合作，不认同的态度。

而进一步的修正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拉杜里的巨著“蒙塔尤”中揭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更为复杂细微的关系。而中国经验也为丰富“大小传统”学说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法国和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特别是葛兰言的诗经研究）中发现中国大传统形成离不开小传统的滋养。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巴赫金的日神/酒神理论。巴氏的理论将小传统完全置于大传统的反面，著作很有启发性，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近年来对“大/小传统”理论提出挑战和质疑的也很多，一是弗里德曼提出，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响应的“有机整体说”，他们反对二元的划分方式，很难对文化传统做出分割。这套理论呢，有道理，但是不好用，一般来说是引用这套理论是对“大/小传统”的回应或者说补充。

而在研究中国文化/历史上，对“大/小传统”理论提出更有力挑战的是施坚雅的“中心/边缘”理论。这套理论在吸纳了“大/小传统”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更为重视地域因素。他在和伊懋可合著的《中国帝国的晚期城市》一书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体系。施坚雅理论的缺陷是对文化研究过于静态化，这一点在斯波义信的著作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快下班了，匆忙收尾。下午再接着写主贴吧。打字慢，真的很痛苦。

我对农民的理解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不是农民了，可以归入城镇人口，其行为和思想都开始偏向于城市人口。

解放战争中不缺乏这种例子，国民党俘虏一听老乡说家里已经分了田，立马心甘情愿的掉转枪口。而49年以来，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而以后会如何，我觉得会发展成为土地股份化，也就是农民将现有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加入村合作社（或者叫农庄），当然股份化以后，农民可以选择卖了，自己去当城市人口，也可以持有等分红。一个村，甚至一个乡就是一家股份化公司，土地统一筹划，统一耕种，可以请人，可以自己来参与耕种。村民自治，其实就是成立公司，成立股东会，自己管理自己。这样不仅解决了农村土地分片太小，没有规模化效应，还更加明晰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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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花。

狮子和驴约好一起合作，猎食，分之。

狮子将食物分成三等分，之后；

狮子首先拿了第一份说：我是百兽之王，我应该先得一份；

狮子然后再拿一份说：我是捕猎成员，我还应该得一份；

驴想，最后这一份应该是自己的了.....

狮子又拿走了第三份，说：如果你不同意将第三份给我，你就是我的第四份猎物。

旁白：

1、强者总是最有利和理；

2、被称之为民意的，就有如养育他们的猎物；

3、分食者总是有些想法；

陕甘宁边区可不是个好地方,一言以蔽之,穷。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划分一片区域，行政上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地理上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东西400余公里，南北500余公里，面积大概13万平方公里。陕甘宁边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常年平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全年无霜期短，大多数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土壤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五雨为涝，十晴则旱，使得自然灾害的爆发异常频繁。在国际联盟对该区域1928年-1930年暴发的三年大旱灾的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对当地人民的造成的灾难异常巨大，一些县城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使得人口比较稀少，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差异比较大，我取一个引用相对多些的数字，大概是140万人。

当年社会条件也相当黑暗，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冯玉祥控制这一带时每年收取的各种款项总额高达8000万元，比当时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也不遑多让。

边区的教育文化也相当落后，整个边区当时只有120所小学，延安地区只有7所小学，70余名学生。根据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可以说交到中共手里的这副牌已经是烂得不能再烂了。而唤起边区民众，对边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成了当时中共刻不容缓的任务。说到刻不容缓，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轻重缓急，文艺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和后来一些研究者笔下描绘的情形有所差异的是，中共中央事实上对文艺政策，在开始并没有一个通盘全面的考虑。而更像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从37年的大众文艺讨论开始，直到1942年文艺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布，中共才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传统除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化，还有红军时期的文化活动经验：即用戏剧和歌谣的形式来对民众进行宣传。在“讲话”发表之后，中共展示了很高的执行力，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都对文化政策或写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运转，“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的共识。

而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转变，除了权力话语的干预，其本身也对原来的身份进行否定，他们否定自身的原因首先是我在续二里提到的大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文人无法像战士那样在前线杀敌，在这个需要行动的年代，长于思考，短于行动的职业特性使得一些文人产生了自怨自卑的心态。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边区开展的“下乡运动”。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以前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可就是玩真的了。而且下乡运动在形式上具有长期普遍的特点，和送温暖是不一样的。

下乡运动使得知识分子设身处地的生活在农民中，亲身体验到农村的艰苦和面临的困境，同时下乡运动也是行政改革的一部份，下乡的知识分子担负起普及教育的任务。这里顺便提一句，普及教育和开支在边区政府中始终占重要地位，从40年到45年，这类开支占到整个政府开支的25%。下乡运动在使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在对农村的改革方面的思考更加有的放矢。

具体到本文，《白毛女》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不过还是要再提一句，延安的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虽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依然可视为是场几乎无法被复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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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反省，废话真多，写到这才兜回题目了……

如题所述, 不知这是不是门外汉读文史作品的最高段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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