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故知新沈崇案】1.沈崇和谭卓 -- 陈郢客

我们的委员长呢？黄金十年关内钢铁产量甚至不到十万吨，军工生产连弹药常规需求都无法满足，这还整顿军备？闹笑话也不是这么闹的吧？

以一报之私利为由，鼓弄唇舌，抨击政府。史量才罪虽不致死，也于私德有亏。

如12月27日国民党在北大的头面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在答复学生代表询问时，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38]。又说：“晚上为什么还要去看电影？看电影为什么不坐车？”似乎不是北大学生就可以不闻不问，发生了强奸案，不是怪罪犯，而怪晚上不该出去。“铺张”一词贬义也很明显。

又如28日中央社和时闻社的“沈女士似系良家女子”，“美兵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以调查”，“沈系在影院和美兵搭过话”等含义暧昧的报道，以贬低受害者的身份。

尤其是国民党在大学的一些职业学生非正式散布的一些言论更让公众觉得难以置信：“北大各院今晨发现有‘情报网’壁报一种，谓此次强奸事件系延安方面所施行之苦肉计，派其‘八路同志’引诱美军成奸，以便籍此发动反美运动，并有标语如‘罢课吧，斯太林的信徒！’等”[39]。

上述一些难称严谨的做法，意在淡化和歪曲事件，平息公众的激烈情绪，但手法拙劣，令人反感，而遭到各地学生和一些对国民党不满的报刊的痛斥， 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将有关人员的形象弄得很糟。

12月29日晚，北平一些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准备召开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议时，“因中大（指中国大学——引者）一部分党团同学赶到参加，并有北大一部分党团同学合作，人数颇多，致乙党（指中共——引者）分子不敢明显活动，于会场乃暗中溜走，因之引起党团同志不满，遂将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办公室捣毁，并将写作之标语、壁报扯毁”[40]。随后便反客为主，开会成立所谓“北平市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提出“誓作政府后盾，抗议美兵暴行”、“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荒废学业”等口号，发表《告同学书》，斥责抗暴筹备会“该会显属阴谋分子，借声援抗议美军暴行之美名，罢课游行，以图造成惨案，杀害我纯洁青年。总之此为有计划之阴谋活动，不辩自明”[41]，12月30日，当各校学生进城游行时，又有打着中国大学旗号的一伙人，冲进队伍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朱毛！”“苏军撤出中国！”等口号，大唱反调[42]。

在上海，12月30日，即有所谓“上海市学生总会”的组织，在《告同学书》中宣称“我们相信政府当局一定能够会同美军主管妥善处理，使事情得能迅速合理的解决，……至于急躁盲动荒废学业徒为阴谋分子所利用，决非我们学子所应为”[43]。稍后，又有“光华政治学会复旦政治学会等十余学生团体及明德……等中学学生，4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继续罢课，荒废学业。”[44] 5日，“上海市学生反暴动联合总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说“中美邦交素来甚厚，更不能因一个美军之过失，而使中美友谊丧失，今美军当局，既已全部接受我国所提之要求，我们何能再有任何苛刻之条件，”提出“反对各党派利用学生，作政治斗争的牺牲”，“打倒煽动罢课、罢工、罢市，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徒”，“ 请不要只顾了党的利益，而置民族国家于死地”等口号[45]。将强奸说成是“过失”，说学生的要求是“苛刻之条件”，官方喉舌的言论，确实令人厌恶。

在天津，有由三青团组织的“学生正义联合会”在30日向天津各报社发出《为美军无礼事件告全国同胞书》，宣称“美兵的非法行动是他个人的行为，个人的罪恶，由其个人负责，与美国策无关，”因此主张“在政府交涉过程中，严守岗位，不采取任何行动。”[46]

类似情况，在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地均有发生[47]。这些做法，看似高明，其实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这类由官方操纵的团体及抗议行为，邀宠与做戏的痕迹太浓，并不能为公众所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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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各地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在此之前就对学潮有着相当严密的监视，对于学运的发动者、领导者、请愿学生代表以及积极分子的姓名，学运筹备的情况，会议记录等，均已搜集上报，如北平市警察局内六分局、内七分局、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局自12月28日以来就已上呈有关情报多份，其中北平市警察局的一份报告称：“本局自本案发生后，立即探悉不逞分子扩大事件之阴谋企图，当即妥派干员，并把握各校忠实学生密加监视，复在学生游行之际严予戒备，”防止了事态扩大[58]。

从各方提供和转发教育部的情报看，参与监控学潮的还有各级党部、国防部第二厅、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及各地支团部、内政部警察总署等等部门，可说是党政军警宪特等一切国家机器，均被动员起来，以应付这种威胁越来越大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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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工作联系办法”主要是规定秘密联络的方式，教育部通知各省市教育厅长、各大学校长，有关学运情报“除急要件应电呈外，余可随时函寄南京第508号信箱孙为慧先生收。” 此代号自1946年12月19日开始启用。[64]。除“孙为慧”之外，教育部还有“赵静涛”、“朱学权”等代名，国民党中央党部有“夏益功”、“丁伯诚”等代名，中统局有“詹明远”、“易同欧”等代名。 1947年1月17日，中央党部以“夏益功”名义致函教育部：“迳启者，关于各机关更换代名一案，业经第22次联络秘书会议决议通过纪录在卷，兹随函附送空白表一纸，务希于本（元）月24日以前填交本处，以便汇集应用为荷。”教育部复函：“拟改为赵静涛。”[65] 此后，各机关的有关公文往来多用代号，但还是用的该机关的用笺纸、机关地址。一些地方的教育厅在呈教育部情报上也只署代号，如浙江省教育厅的代号为6027。这反映出当局为应对突发事件在技术层面上也作了颇为精心的设计。

虽然总体上当局采取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只是做秋后算账的准备，但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部门主使，仍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1947年2 月，学潮稍有平息， 2月5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宣传队“在江北公园因言词过激，至引起当地军队士兵及人民之愤慨，一时喊打之声，不绝于耳，秩序大乱，中共学生纷纷奔逃，结果有七人被挤跌伤，……中共又拟籍此扩大事件”[66]。8日，重庆市再度发生打人事件，抗暴宣传队“被一群预伏的有人指挥的特务暴徒……包围毒打达1小时”，学生重伤8人，轻伤20余人[67]。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抵制美货筹备会受到二三百人围攻，打死1人，打伤20余人，打人者还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民主同盟”，“国民党万岁，蒋主席万岁，我们胜利了！”扬长而去[68]。 14至20日,北平军警又进行空前大逮捕，一周内，各界人士被捕者达2000余人，包括高校师生数名，从而引发了新的抗议活动[69]。

当然，这些事件不一定是最高当局的统一部署，某些主管部门或地方当局并不一定赞同这样。如对于重庆打人事件，朱家骅在2月17日急电示重庆市教育局长任觉五：“此事影响至大，各地正在酝酿大规模学潮，应付困难。希速设法结束此案，平息渝市波动，……总之，此种枝节，于政府甚为不利，应特别慎重，随时密切注意为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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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当局的态度实际上也不尽一致。学潮起来后，“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77] 战后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由于与蒋介石的隔阂，他后来自嘲，他主持的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没有实权的行辕，“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78] 北平市长何思源则是1946年11月1日才上任，他被免去山东省主席后，差点被远派阿根廷当大使，几番周折，谋到此职，心中并不痛快，1948年被免职后，走上与共产党人合作、奔走北平和平的道路。据传他被免职，即有“处理学潮不力”的因素。李、何对学潮主张“疏导”，与北平市警备司令、蒋的亲信陈继承和在平的军统特务主张严厉镇压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在其中起到某些缓冲的作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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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世界日报》4月22日披露，近几个月以来，当局在各地查禁或勒令停刊的报刊至少在100种以上[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