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清理阶级队伍 -- 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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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而且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gcd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後，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 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zg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zg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gcd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全国大清扫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zg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 ”，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ｘｘ类人”。被归於“ｘｘ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清阶”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这是一场在zg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 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所以敌人们或是“反动资本家”，或是“政治骗子”，或是“国民党嫌疑”。有的叫“历史反革命”，有的叫“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叫“反动会道徒”，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 regime。譬如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八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gcd干部施行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而且“家庭有问题”。其实许家的唯一“问题”是许的哥哥在中学念书时，曾被诬蔑参加“反动组织”判过三年管制。在 “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个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事後，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㈠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㈡以“大干sh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㈢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後来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说：“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江西大屠杀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後，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l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後，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政治、经济大扫除”

　　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後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六八年九月，湖南攸县在全县“横扫政治垃圾”，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馀人。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近二十年来，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馀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二八七，八八五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造成十人死亡。

　　各类“特务”遍布全国

　　由於zg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告别了曾经为他的胜利而沸腾、把他视为英雄的祖国人民，年仅三十岁。周恩来在闻知容的死讯後，过问了体育界的运动：“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不允许批斗关押!”庄则栋等人因此获得了解放。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老修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zg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後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关了五年。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人，共用刑罚种样；致死七人，致残一百九十二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外蒙古和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地。

　　说你是“国民党”，并等于你非得真是国民党员，真参加过国民党。“国民党”不过个筐子，只要想打倒你，把你装进这筐子就是了。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gcd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zg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 zg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zg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

　　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 ”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

　　六月，河南新安县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一万多人送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高邮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有一万三千多人被当作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于是上行下效，各级革委会揪出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批斗。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譬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阶级敌人”六千六百多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仅十二万人口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仅3.25万人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八人自杀。

　　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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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zg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不过，他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 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群众起来了”，是毛泽东的护身符。一九五○年zg搞土地改革，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