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我复述一下方孝孺的故事。方孝孺·朱棣·十族这幕激烈的悲剧，将永远定格在青史，令无数的后来者深恸不已。
我来补足前传。
方孝孺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元璋意。资深Boss朱元璋“欹斜几具，试其为人 ”,方孝孺“正之而后坐 ”，果然端庄。
马上得天下，绝不马上治天下。英雄老朱将刘邦的选择做到了极致——四书五经立国，见“端正”而喜悦。不过晾着还是使用，英雄自有主见。因为老朱美其名曰“日后辅佐子孙之意 ”，“厚礼遣回乡 ”。方孝孺在家著书，宅了十年。
英武之主往往选择一个仁厚之主来校正，太子朱标亦足令元璋满意。李世民而至李治，亦是如此。（自己的时代本已波澜壮阔，民生颇苦；需养生止息。英武之主，个性强烈，大臣亦受不少折腾；宽厚仁爱，利抚“士”这一阶层。）当然，我得趁我“英武”，争取把紧要事得罪人的事做完了，因为继任者未必有我才干，不晓疾苦，未必能定，有伤久安。英雄老朱，的确替子孙想周全了。正因为事业上升期，尚非安定，——我得做事，方先生，你不宜于本公司；大家保持联络；二世祖也许是用得到你的。
朱标早死，元璋悲痛，皇位由朱标的儿子继承，这便是建文帝。侄少叔壮，朱元璋为儿孙杀功臣，然而人皆有盲点，藩王他未加节制——这便是当日时局。
建文帝和汉景帝似乎站到了同一跑道。
汉景帝削藩时，年约35岁。年富力强，以他待晁错，待周亚夫可见，深沉腹黑。汉文帝、汉景帝“仁政”天下，青史留名。——不过很多人不明白，“仁政”是冲当日问题去的，若当日当有为进取，此两人恐亦不会手软。要知道，汉文帝有识得周亚夫的眼界，而且特意嘱咐给儿子刘启，危局此人可用。
何为危局？刘邦收韩信等人封地，但未收刘姓子孙封地。……局患在何？汉文岂有不知。政事有前手后手，人的生命有限，他只能做前手，后手留给汉景。汉景亦颇知问题任务，俺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他的儿子就是汉武帝，可以打匈奴拓西域了……
这便是政治的连续性。“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一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一时者,不足谋一事。”——政治家的透视力、问题大小先后秩序的判断力，决定国势，至为重要。毛公当年支援亚非拉，60年代自家民众反要饿着肚子，领导层亦有很多不理解的——1971年非洲兄弟抬我们入了联合国，胡哥开丐帮大会，众人渐夸前手之妙。当下和日后，必有定夺，怎么选，均有割舍。——这是我国国民容易忽视的事实真相。
建文帝削藩时21岁，朱元璋逝世3个月，他便高调“削藩”。既然如此高调，太祖宾天，诸王奔丧，自然是一时机。欲夺权又不愿伤脸面，既感对不住爷爹，亦惧青史称为恶主——又明诏诸王不得与丧。
献削藩策的齐泰，主张擒贼先擒王，拿下势力最大的燕王，余下便是秋风扫落叶了；献削藩策的黄子澄，主张慢慢切肉，先从最好削的削起，这样稳重。——寡断仁厚的建文帝自然倾向后者。其实，但凡不幻想，脑子转一转，汉景消小的，大的反——而汉景亦做足准备。不准备却存幻想，又打草惊蛇，何来“稳重”？
当年有一人卓敬，“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上书如下：“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
此人未必认为当高调削藩，非若消藩，——先去其地利，将他名正言顺调动到南昌，就好控制了。此乃调动，——到时找些美妙感人的说法就是，譬如说侄儿想念叔叔，叔叔住近了，可慰我一番相思，叔叔肯定亦然疼我什么的，这种套话，自然近在嘴边。既然不是削藩，他如何可以打“清君侧”的旗号？
建文帝对此策无动于衷。年少气盛，未解其中深意。
朱元璋生前颇看重卓敬，——朱棣亦杀了卓敬，并有所致敬，如是说：“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建文帝却未深用此人。
然而方孝孺比他大大有名。
老朱晾着他，建文深用的却是此人：建文初，方任翰林侍讲学士，值文渊阁，重要谋臣之一。凡国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
建文一道奇特的口谕：谁也不准伤我叔叔。——勿使我得弑叔恶名。朱棣既知，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跟他对阵的士兵惨不惨？杀了他自己无军功不说，坏了皇帝的声名，皇帝羞怒，肯定要砍我脑袋，我图啥啊……）
太子党徐辉祖（徐达之子）曾出过主意，扣押燕王孩子当人质。建文帝自然看不上这一阴招。
重要谋臣方孝孺显然既不能断，亦不能识人。李景隆这位“奇才”是他推荐的，是好友李文忠的儿子。打仗混蛋，亦还迎叛。当然，肯定有人明白其人或不喜其人，说他不可靠，“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
南京城危，“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说到明清之际，尚有不少后来人暗叹崇祯，你死社稷可以，及时将太子放出多好，中国这么大，慢慢尚可一搏啊……南明那些旁支，名不正言不顺，谁也不服谁，自己就乱将起来，被人各个击破，唉。这当然是后人联想，但多少亦有些玩味。
唐玄宗失去西安，知道跑，慢慢转寰；赵构跑出个南宋；慈禧太后也知道从北京跑到西安；老蒋丢了南京一路跑，倒也还安据一岛。
方孝孺的建议堂堂正正：我们就死守等援兵，援军不到，大家一起死好了。他甚至迂到不知“死社稷”固然是臣子的本分，但岂能如此建议皇帝？最条文的儒学分子已失“忠君”大义——建文帝视他亦师亦父，亦重气节，没有异议。
服哉。一路温情，亦一路坚定——但于问题，均非对症下药。
一路好人，一路气节——于现实南辕北辙，束手绝路。
城破之日，方孝孺并没有默默自我了断。他还见到了朱棣。
方孝孺儒学大家、文采风流，——朱棣显然并不顾忌他，但也不想杀他。军师姚广孝早就建议周全，“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这话说得含蓄，何尝不刻骨，此人虽计策错乱，但高级知识分子，作为“给天下读书人”看的样板，杀了就忒不好看了；我们也要主政，如何以儒学教化催眠读书人呢？
朱棣一听就明白了，点头答应。坏就坏在姚广孝话没说细致——晾着他就是了，别找他的事——朱棣并不熟习方孝孺倔强刚烈性格，成功者还想用他文采地位，写个诏书，为自己上位垫上最后台阶。他若深解方性格，这事恐怕会交给别人办，自有一堆候选者，杀他后遗症亦颇不小——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天雷地火，绝世悲剧，就此定格。
朱棣将方孝孺召来，让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 “悲恸声彻殿陛”。朱棣下殿作安抚状：
朱：“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方：“成王安在？”
朱：“彼自焚死。”
方：“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国赖长君。”
方：“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此朕家事。”（枭雄朱棣到此忍耐到了极点，亦怒了。）
顾左右授笔札：“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用强之始）
方投笔写“燕贼篡位 ”四字，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若换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皇帝，一挥手，算了。历史是否不同？不过，朱棣性格，难以如此。
言语交锋，个性强人朱棣已不能御怒，“汝不顾九族乎？”（赤裸裸的威胁，固然心里希望他让步）
方孝孺奋然回复：“便十族奈我何！”
……戏剧高潮在此，惨不忍睹的悲剧却在其后。“灭十族”，据说，873人被凌迟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人。
方孝孺绝命诗如是：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忠奸二元结构，果然。他多半没意识到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何奸臣“得计”，能干，忠臣却不能干？事情不成，忠臣不能干，有没有关系？
最后一幕的气节可歌可泣——当然，现代人鲁迅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不能安宁。若是“我”，我能不能做到亲友株连，无动于衷，坚持理念？——这个问题始终折磨着他，然而，这恰恰是他身为现代人的重要标志。他懂得明代连坐制度之严酷残忍，气节实为不易（简直太难了）；同时真正认识到：合理的未来，不应如此严酷对“人”，当为如此未来奋斗——十族人命运不应由个人决定，家族捆绑当还自由于个人。
宋明儒学系统已现僵化：all or nothing。忠奸分明。——第二层理念，不近现实。此时青史系统亦现窘状：有气节亦有才能的卓敬，悄列史册暗地；有气节无治国才能的方孝孺，和“十族”一起，位列中央。还有更麻烦的：若有人先提诸多合理化建议，无力回天后未现气节，怎么办？
青史无力回答，亦怯于回答。
这便是千年模式当变而未终善的明代。似乎亦有种种通往美好未来的萌芽，系统将溃而未溃，当如何应变？
明末可歌可泣史可法公，亦是大义凛然、乏解决才能，一叹。遗民顾炎武、王夫之诸人，深感旧式系统无力，致“经世”学问，——机会已失，这代有抱负的士人咀嚼苦果，沉痛不已，遥指未来。
（ps1：削藩四年而至靖难，方孝孺和朱允炆热议如何复古改制。改承天门为韦皋门，前门为辂门，端门为应门，午门为端门，谨身殿为正心殿，自己的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
（ps2：乾隆虽治国之术多学朱棣，亦如是向朱棣致敬：他一上台，明代无谥号的朱允炆得“建文帝”之谥，亦添句改文，益增朱棣之“残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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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干政治的料。能自省自知真是不易。
我说那段是间接引语，凭记忆或有误。刚刚翻了一回书架，竟然没有没有找到那本《血酬定律》，您有空自己找来看看吧。
真正做事，才能还在其次，要得是诚心动性的认真去做。政治上的见解高明，难道真是看星象看出来的么？得对当时的社会和人有足够了解，得去和三教九流交往，得去做一件一件具体的事，不然才如诸葛，却是累死的呢。这些太累了，儒生们是不喜欢干的，喜欢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毕竟要碰上“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时候还是不太容易的。谁知明末，真格到了这种时候，才知道要死也是不容易的。所幸新的封建王朝也是离不开自己的，便又心安理得的开始谈心性了。他们其实是知道做事的不易，便要说“小人莫不有才”，先从道德高度站住了。
大约我是理工出身，总觉得凡事没有竞争总不免走向没落。儒生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生活得可是太安逸了，规矩都是他们订的，青史是他们写的，不需要做事只需要动动嘴皮摆摆姿势，不幸中国的政权都被他们把持，好像换谁来都只能用他们。从这一点说，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我是绝对赞成。其实真正的政治生活，和儒家的教导有什么关系？西方人认为儒家是中国的宗教，也有它的道理。可叹是文艺复兴时西方人就认识到了教士的腐败，中国要等到五四才来探讨儒生的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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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朱棣不找方来写劳什子诏书，说不定方也就那样活下去了。
他要是早死了，也就没后面这些事了。明成祖说不定还厚葬并抚恤其家人呢。
俺爹说了，俺家的小麦最多每亩1100斤还多，少的时候也是1000多斤。这根本不算多，我村里最多的有1200斤的。玉米每亩1400斤。他说承包前，每亩地只有300斤，用化肥才15斤，再加一些农家肥。承包后也不是一下子就提高这么多亩产的，他半工半农，承包前没有干过多少农活，水平也不高，后来慢慢提高知道怎么种地的。现在农村种地化肥一亩小麦用100斤复合肥。玉米用150斤复合肥。
你们那儿平均水平是高啊。我原来有一点疑问是因为当年邻县吹嘘自己达到吨粮田（每亩小麦+玉米1000公斤）所以印象很深。
明末的东林党人也可做一例。满口的心性，道德。遇到大事，急事，关键事，则束手无策。
船山先生退居湘西，‘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时，无疑是大大的反思。三百年后终在湖南开花结果。
知易行难。年轻人读一点论语就够了。要多做实事。
潭不自杀，不屈服就是英雄，方同样做，就
是愚腐无能？朱棣阴狠残暴，难道只是后人
刻画？陈mm景仰的鲁迅也认的清楚。
挪燕王封地到南昌，他就不反了吗？朱棣造
反，蓄谋已久，志在必得，怎么会因一个漂
亮点的表面文章而变化。
本来但凡王朝旧去新来，死节者寥寥无几就
是正常。潭逃走，方投降，估计大家也不会
太怪。但不自杀而面对屠刀或腰斩，不是需
要更大的勇气？是不是十族不过是因为朱棣
远比慈喜残暴。
要说根源还在老朱，刘邦分封子孙，可以算
没经验，还有秦二大杀皇室的教训，老朱有
前面上千年多个朝代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还
大搞分封，实在糊涂。再不计也该传位朱棣
了事，传给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而又不削
弱强式牛人，实在错上加错。
建文没有厉害将领，还不是得怪到他爷爷身
上，开国功臣大杀特杀，剩下的也不是能跟
朱棣这样的军事牛人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