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历史的插班生 -- Javacai

中国人是一个被打断自身历史演化，强行架上“民族-国家”进化史的群体，就像一个半路转学的插班生。西方小孩子们都已经早早学完了《希腊城邦制度》、《罗马法律史》、《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大航海与殖民主义》、《大革命与民族国家》……

当中国小孩子进来的时候，西方小朋友正在美国班长带领下高声朗读《人权高于主权》和《民族自决》。因为他们发现之前学的《民族国家》篇和《殖民帝国》篇的教材编写有问题，导致班上几个列强小朋友学到脑残，天天相互吵架斗殴，最后抄家伙打了个昏天黑地。所以只能赶快添加两篇新教材，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降降火气。

“文明世界主流有责任干预那些内部存在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不能以国家主权作为抗拒的理由。”中国小孩子半懂不懂的摇头晃脑跟着念道。“可是班长，国家主权是个啥玩意啊？”

美国班长的《国家主权论》是学的滚瓜烂熟的。不谈过去那些“大炮架兮轰他娘”的光辉历史。就说现在，不管是日本的冲绳岛民要审判美国强奸犯，还是新加坡要鞭刑吐痰的美国小伙儿。美国政府都是一句话：快点逃进美国大使馆/军事基地。只要有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只要持有美国护照的个人，都处在美国国家意志的最高的、排他的管辖之下。这就是国家主权。

但是美国班长使坏，偏偏不肯跟中国插班生解释。“这个《国家主权》啊，是我们以前用过的教材。现在已经不学了，也不会考了。FUKUYAMA老师不是说了么，历史已经终结了。反正你记住，主权是个坏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这就行了。”

“哦。”中国学生半懂不懂的点点头。

（土鳖扛铁牛）

第二天早上，美国班长请假。是英国学习委员带领大家背诵《民族自决》，法国、德国几个班委也来帮忙。

背诵完了以后，是自由讨论时间，还是英国同学起头：“那个新来的，中国小屁孩，这篇《民族自决》，你是怎么学的啊？怎么回家还在欺负你那个西藏表弟啊？人家西藏人跟你们是不同的民族（“苏格兰、威尔士、北爱，你们几个不要叽叽喳喳。”），不同的文化（法国人忙把科西嘉藏起来），不同的宗教（德国偷偷撕掉30年宗教战争的海报），你们应该让人家达赖喇嘛rule，让人家藏人vote。他们要分家，就让他们走呗。”

“可是我们家很照顾藏族小表弟的啊。经济上支援建设，文化上保护扶植，社会政治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如果放任西藏分裂出去的话，引发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对大家都没好处。”中国插班生争辩道。

“你还是不懂啊。你知道啥叫民族自决么？民族自决高于一切啊。人家要走，要独立，你撒两颗糖果，拉拢分化，糊弄谁呢？！只有民族自决啊，只有民族自决，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西藏人民也可以更幸福，中国人也可以更幸福。俄罗斯同学，你说是不是啊？”

俄罗斯这段日子背《民族自决》背得拉稀跑肚，天天眼冒金星，只是有气无力的哼了一声，不知道是yes还是no。

就在这时，美国班长回来了。英国忙跑上去殷勤的问道：“班长，你回来了？啥事情啊？”

“嗨。别提了，家里那几个印第安佣人又在闹事，硬说我的复式楼是建在他家祖宅上，要我把北美大陆全部还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立国，还要赔款几十万亿美元。”

“那咋办啊？这帮印地安人真是不识时务。”英国附和道。

“嗨，谁不知道他们是瞎扯淡，敲竹杠啊。我要国会给他们多批了几块赌场牌照，把他们打发了。”

“咋不用催泪弹呢？”

“嘘。”美国压低了声音。“现在不是马上要考《民族自决》了么。这风头上咱还是低调一点好。”

土鳖扛铁牛

联想起这个来。也是因为主权问题。优等生向来是会欺负差生的。在国家之间，主权就是最后的保障和退路，最后的正义。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主权的观念一向是非常单薄的。

主权，就是独一的、最高的、排他的支配权。西方历史上，从日耳曼蛮族的部落军事领导制，到中世纪早期的分封制，到中后期的神权和宗教战争，再到近代以降的民族-国家，这种高级政治体对于个人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个人对这种高级政治体的绝对忠诚，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调。

希特勒作为一个廉价的街头政治家，为什么可以凭借民主选举的微弱优势而绑票整个国家走向毁灭？其实德国国防军一直有能力推翻纳粹的统治，但是容克军官团却受到了他们对于希特勒的效忠宣誓的束缚。直到1944年，才爆发出一点零星的反抗。这种誓言的束缚，是与封建附庸的宣誓效忠一脉相承的；是与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最高代表者——君主的效忠一脉相承的。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这一点上稍稍淡薄一点，但是唐宁街主人张口闭口的her majesty's government可绝不只是一种formality。正是由于英国人对于作为国家主权保有者的君主过于看重，不能容忍其陷入复杂肮脏的现实政治的漩涡，所以才会有历史上第一个立宪君主政体。

The prime minister can be wrong, but her majesty cannot afford to.

至于西方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不服从者”，从马丁·路德的宗教不服从，到梭罗的公民不服从，与其说是一种主旋律，倒不如说是“缺啥补啥”的现象。

而中国的问题，不是“服从”，也不是“不服从”，而是对主权的“非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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