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借机去北京发展。恰好我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堂兄和一些好心人帮忙。我堂兄所在的那个单位里有个技术员，姓高，跟我堂兄关系非常好；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我们按着文处长的指点，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相貌很忠厚。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一边不断点头，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段科长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透出一种沉稳和干练。赵助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干部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谁半夜不归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也不喜欢打听别人隐私再去打小报告，更不喜欢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人品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一个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账，而且曾当面对他这种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背后也多冷嘲热讽，结果被人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公务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嚼舌头，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政工干部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政工干部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得失利弊。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基本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后被分到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这恐怕是辅导员当初始料不及的。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能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山东来的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大学里搞了五、六门补考，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的学校里当老师。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心肠太坏，多年来几个子女谁都不愿意去看她一眼，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要解手时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给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祖母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是个居委会，令我感到好笑的是，那个居委会的全称竟是“下三阳路居民委员会”，让我一看就想起“下三”这个词。我们的集体宿舍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结婚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六块一盒的“HERO”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百儿八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情。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不过，那时候自己挺穷，没有件象样的衣服，连参赛时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三、机关生活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以后，我就到分行人事处上班了。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这个结果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廉处长身体不太好，胃被切除了一部分，其他器官也经常出毛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知道以后淡淡一笑，指着自己对我说：“要说我玩小姐，喝得酩酊大醉，那实在是太抬举我了，说实话我还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究竟是么样呢，但我总得有这个身体吧？”看着处长那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样子，我也被这封可笑的诬告信给逗乐了。应当说，廉处长在我工作十年里接触过的干部里算是相当不错的。那时他家住得远，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按规定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另外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下级行给我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就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那人很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比上报给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一百多个！我向处长汇报，他盯着材料看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赵助理年轻有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效仿的对象。他的离去让我心情很是抑郁了一阵子，觉得前进都没了方向。

　　那年夏天，处长让我写《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完成了，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写的《人事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机关有个阅览室，里面有万余册藏书和一些期刊。我平时喜欢看书，总是在午休时到阅览室去浏览一下杂志和报纸，或者借一些书回宿舍读。有一天我在借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的书，就随手抽出来翻了翻。不朽的文字就是具有不同凡响的魔力，这本书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一九八四》是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传世经典之作，他用自己的经历，以幻想的笔法，揭示出貌似庄严神圣的极权主义的丑恶本质，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刺向极权主义心脏的一枝锋利的投枪。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顿时觉得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后来我父母到武汉以后，我又把这本书介绍给我父亲看，父亲读了以后，跟我讲了一句话：“像，太像了，从现象到本质都很像。”

　　　　　　　　　　　　　　　　　　　四、姐姐的婚事

　　我的姐姐分配到廊坊J银行以后，一直在储蓄所里当储蓄员。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人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姓王，是石油部某下属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小王高高的个子，长得也挺清秀，只是话太少。姐姐跟他见了几面，觉得这个人虽不善辞令，但勤奋好学，人又挺老实的，渐渐地喜欢上了他。后来姐姐跟家里打了电话说了这事，母亲就从太谷到廊坊去跟小王见了一面，也相中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就这样，两人的婚事定在了一九九六年元旦。当时已经临近过年卖灯的关口，母亲就留父亲一个人在家招呼做灯的事情，自己到廊坊操办姐姐的婚事。

　　元旦前夕，母亲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了姐姐结婚的事情，要我过去帮忙。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带着女朋友一起到了廊坊。姐姐和姐夫都属于年轻职工，没有分房子，姐姐的单位就把位于廊坊市南郊一个农贸市场储蓄所楼上的两间房子借给姐姐当新房。姐夫家里是安徽农村的，对婚礼的要求不高。但我母亲想女儿结婚只有一次，尽量想办好一点，因此整个婚礼和新房的布置都是母亲和我组织的。经过我和母亲一连好几天没日没夜的张罗，新房的气氛还真的布置起来了。

　　元旦那天我姐姐和姐夫举行典礼。典礼上，我和母亲由于为姐姐布置新房一连几天没睡觉，都累得筋疲力尽。当司仪请母亲讲几句话时，一向泼辣的母亲竟然一句也说不上来。而我脑子则昏昏沉沉的，进饭店时一下子掉到饭店大厅里的养鱼池中。等到几条鱼在我身边游来游去，我才意识到掉进水里了。被女友从水池里拉起来后，我自我解嘲地说道：“好嘛，大洗（喜）的日子。”

　　姐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姐夫由于单位要在新疆施工，没法照顾姐姐。到了七八个月时候，为了便于照顾姐姐，母亲就把姐姐接回太谷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原打算在太谷的医院找熟人帮忙生孩子，但到快到预产期时山西又风传闹地震，只得把姐姐送回到廊坊。那时医风已经非常败坏，医生和护士服务态度都很恶劣。此外医院的规章制度也让人不可理解，女人生孩子时不允许家人陪伴在身边。由于是头胎姐姐极度难产，医生就给打了促产针，可整整一天还是不见下来。那帮值班医生和护士把临产室的门一锁，坐在外面嘻嘻哈哈、天南海北地胡侃。无论母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让她进临产室看看，只好和姐夫一起守侯在临产室外面，整整一天连一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到了晚上六点多钟，母亲透过临产室的厚厚的花玻璃，隐隐绰绰地看到有个像姐姐的人影在蹒跚着走来走去，母亲就跟着这个人影一直到墙边。恰好墙边的玻璃有个一厘米宽的缝隙，母亲赶忙高声叫姐姐的名字，果真是姐姐。姐姐哭着对母亲说，自己感觉要不行了，肚子疼得要命。母亲连忙让姐夫跑去找一个医院里的熟人。那个熟人还真不错，也顾不得不是自己当班，跟着姐夫到临产室一看，说再不剖腹孩子就没命了，于是连忙准备手术，算是帮姐姐母子俩捡回一条命。

　　母亲照顾姐姐生孩子的时候，父亲一个人留在太谷。正好当年几个宣传队的朋友来了，父亲就到街上买了一些卤菜招待朋友喝酒。大概是卤菜有些变质，父亲送走朋友以后就开始拉痢疾。为了不让母亲分心父亲一直没告诉母亲，自己到家属院卫生所去打了几天吊瓶。谁知那个时候卫生所已经承包给私人了，大夫为了赚钱进了假药，结果延误了病情，父亲的痢疾越来越厉害，后来拉出来的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到了最后，父亲连去医院的劲头都没了，躺在床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幻觉。幸好此时一个工友去串门，见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濒死，赶紧把父亲送到晋中地区第二医院抢救。

　　也许亲人之间有心灵的感应，母亲在廊坊有一天梦到家里的房子塌了。醒来一想，房子塌了是伤及老人的意思，可家里谁是老人呢？当时外公、外婆、祖母都已经去世，家里唯一的老人就是父亲。母亲想到这里，赶紧给家里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邻居，先说父亲去医院了，下午回来。母亲听了，还是不放心，下午又挂了个电话，此时接电话的却是工友吕叔叔。吕叔叔对母亲着急地说：赶紧回来吧，老国不行了！母亲一听，放下电话收拾了行李，当晚就坐火车回到太谷。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父亲才算捡回一条命。

　　　　　　　　　　　　　　　　　　　五、祖母去世

　　上大学那几年，尽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因为祖母的那些恶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到上班以后也依然如故。祖母当时住在汉口郊区岱家山的一个敬老院里，子女每月出钱交纳管理费和伙食费，余下还有一两百块钱作为她的零花钱，看病则另外出钱。大伯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见祖母，就由已经下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给她送钱或者买点零食。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单位找我，对我说祖母去世了。

　　虽然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见她，但作为晚辈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尽。于是，我和堂兄来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们来到祖母房间里，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张脸上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见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说祖母是大小便失禁，夜里屋里太冷冻死的。不过，我也并不打算深究。

　　我打电话给父亲通知了祖母的死讯。所谓儿不嫌母丑，父亲一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闻讯也哭了一场，不过母亲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这个人太坏，本来儿孙们都很孝顺，但硬是没办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尽尽孝心。母亲一边哭，一边给祖母缝制了入殓用的内衣内库，交给父亲捎过来。

　　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我到汉口火车站接他。一见到父亲，我就觉得有些心酸。父亲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焊十几个小时的灯，几个月都不理一次发，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三、四寸长；脚上的皮鞋还是我上高中时买的，又脏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亲、堂兄和我三个人去火葬场送她。在进炉之前，父亲哭着给祖母跪下磕头。我本来不愿意给祖母下跪，但为了父亲，我也给祖母跪着磕了几个头。当时我也流了眼泪，不过这眼泪不是给祖母流的，而是觉得父亲母亲一辈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儿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办完祖母的丧事，我就带着父亲理了发，又带着父亲上商场里买了一双三百多块钱的“森达”皮鞋，几乎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见习工资。父亲嫌这皮鞋太贵，但我硬是买了。父亲喜欢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给他买了好几斤给他带回家吃。晚上，父亲和我一起挤在我宿舍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父子俩一谈就是大半夜。后来父亲回家以后，高兴地跟母亲说，儿子长大了。

　　祖母的几个子女都恨祖母，在她死后谁也不来看一眼。于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汉落户以后，给祖母扫墓、交骨灰寄存费的事情全都落到我们家头上。到后来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没法动弹了，就由我母亲给祖母扫墓。祖母当年虐待我母亲是最凶狠的，最后却只有我母亲来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乡风俗前辈不葬，后辈是不能葬的。于是，也是我母亲，把祖母的骨灰带到了汉口龙王庙，为她烧了纸以后把骨灰撒入滚滚长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从又武汉顺流东下，也算他们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

六、房子的故事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经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来块，在当时已经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里做了几年灯笼，手里也攒了几万块钱。渐渐地父母年纪大了，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打算跟儿子到武汉落户。那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有一天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里说武汉的商品房最低价只要七、八百块钱，就打电话说想在武汉买房子，让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卖。

　　其实我们银行就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首先打电话问人家。可是行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都位于市区，一个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块。我一听，觉得我们买不起。于是，人家跟我推荐了武汉市西郊的吴家山，让我到那里看看，那里的房价是武汉市最低的。

　　吴家山原来是一个农场，后来渐渐发展成郊区小镇，并且设立了一个台商投资区，有统一、百事可乐等企业进驻。我去吴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车特别的顺利，从位于三阳北路的宿舍到吴家山一共只花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吴家山，我就觉得这里的建筑挺新的，造型也还可以。一问价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电话通知了母亲来武汉看看，母亲一见这房子，也满心欢喜，当即就付款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们家买的这套房子位于西郊公园对面，当时也是吴家山的最边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两室一厅，七楼，也没有物业管理，总价五万五千块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又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还打扫卫生，把地拖了又拖。当时过年卖灯笼的钱还没有结清，母亲还要赶回去结账。临到走时，母亲好几次下了楼又上来，打开门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离去。

　　一个月以后，父母又来到武汉，住进了我们的新家。那年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来给父亲祝寿，母亲做了满桌的好菜，一家人别提多快乐了。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卧室柔和的灯光和刚刚装上的窗帘，心里喜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汉住了一个来月，随即就返回山西做灯笼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吴家山的家中。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吴家山有多远：五点半下班，七点多才能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煮一碗挂面，吃到嘴里已经八点多了，吃完了就要倒头大睡，第二天六点多还要起床赶公共汽车上班。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回吴家山的家里，这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体宿舍住上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国最后一次住房改革，在与女友突击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分到了位于汉口高雄路的一套两室一厅，交了五万多块钱。由于女友在学校期间我把相当一部分工资补给了女友做生活费，加上她找工作时花了不少钱，到分房子时我手里只有八千多块的积蓄。由于连续两年生意不好，父母手里当时也没什么钱，但还是支援了我三万块。我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多块，才交足了房款。我分到的房子位于汉口西马路垃圾转运站旁边，是个一楼。由于紧挨着垃圾站，那里环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发酵，整个院子里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成堆，根本就不敢开那边的窗户。由于手里没钱，也就没有装修，安了防盗门防盗网就住了进去。那时正是大热天，我白天还要上班，父母就来到我房子里打扫卫生，一干就到半夜，饿了就炮点方便面吃。

　　我买的家具也是那种便宜货，全部都是劣质刨花板外面贴水曲柳花纹纸。一九九八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洪水，我买回家具和电器之后才十多天，武汉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由于当时长江水位比地面还高好几米，雨水根本排不出去而形成内涝。高雄路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又住在一楼，因此在劫难逃。那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赶紧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那同学过来帮忙，在家门口用沙土和编织袋筑了个堤坝。但是，这种堤坝根本对付不了铺天盖地的暴雨，水还是从墙面的裂缝和下水道里渗了进来。第二天早晨，家里的水已经有十多公分深了。我们把电器用砖头垫起来，家具太重就没办法了。雨还没有停，水位还在一点点升高，眼见被垫高的电器也要被淹了。幸亏这时妻子单位的一个处长带着十来个武警过来，把我们的电器和衣物扛到了二楼一套敲光了墙面、正打算装修的房子里。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楼那家装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满屋随意放置的家什和楼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劝她道：“哭什么呀，这种经历别人想遇都遇不上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点损失不算啥，咱们早晚能再挣回来！”

　　那次暴雨中我们院子里的积水达到齐胸那么深，家里的积水也有四十公分深。几天后洪水退去，我清扫房子里的淤泥和垃圾时，在屋里抓了几十条小鱼和一只小乌龟，都被我用桶装起来放生了。还有一条水蛇困在封闭的阳台里，被我小心翼翼地用铁锹铲了出去。我的那些劣质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变形发霉，还生了不少说不上名字的虫子。家里的墙上，印有一条清晰的水线。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对这套房子极端厌恶，总是巴不得早点搬走。

　　俗话说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单位在汉口北郊买了一块地搞商业集资建房，可以靠公积金贷款缴纳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筹六万元现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们家卖灯笼挣了七万多块钱，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年，于是轻松地交了首期，买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当时全家人为了这套房子都很高兴，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单位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这房子盖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转眼到了二○○○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卖了，在妻子单位集资房附近的常青花园买一套两室一厅，开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单位的集资房盖好就转给我父母住。这样，双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个照应。此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常青花园的住房价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万，我拿出卖高雄路房子得来的七万，一起凑足房款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请人来装修。

　　给我们装修的那个人是熟人介绍的，姓彭，长得矮小而猥琐。我们是第一次装修，没什么经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没时间，而父亲当时已经开始原因不明地频频发烧腹泻，母亲照顾父亲也没有时间监督。这个姓彭领着我们去买材料，装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买回的材料都是高价，姓彭的在里面吃回扣。由于没人监督，姓彭的用材料极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来张，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后来二○○二年我在武昌新买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规公司装修，却只用掉三十多张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榉木面板也耗费极快。

　　姓彭的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装修，找来干活的那些师傅都是他们村里的农民，地上砌的瓷砖还不到三个月就松动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响。后来我质问他，他却说瓷砖都是这个样子的，连大商场里的瓷砖都是吧嗒吧嗒响的。当时我真恨不得扯他两个耳光。给我安装的吊灯，在天花板上用冲击电钻打个眼，塞个木头片就把螺丝拧上去了事，半年以后吊灯从上面掉了下来。安下水管时，明明我买回了质量很好的PVC管子，可他竟然不会安装，就用洗衣机那种软管对付，热水一冲，软管马上就变形堵塞了。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们家头痛的问题，污水经常溢出，把木质的橱柜都泡变形了。后来在清理橱柜下面的污水时，我们把橱柜底部锯开后居然从里面掏出了姓彭的他们以前吃剩的馊饭、一次性碗筷，甚至还有一只破鞋。

　　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明白这是“兔子”们划拉钱的手段。于是我不但不给加钱，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将其臭骂一顿要他们马上滚蛋。我一狠，这帮“兔子”就老实，还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亲到汉口火车站提货，由于“大跃进”时候累成了关节炎，母亲年纪大了以后左腿不利索，难以负重上楼，就在火车站找了个“兔子”。母亲让他看了看这十件灯笼，每件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楼。“兔子”说得给十块钱，母亲一听十块钱虽然贵了点，但也不想再为省个一块两块的再去找人，就让那个“兔子”跟着车来了。结果那个“兔子”搬了几箱，见只有我母亲这个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现场加价要三十块，否则不搬。我母亲一听，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心一横让他走自己搬。这家伙走了几步，竟然还有脸回来跟我母亲要十块钱，说是先前搬上楼的那几箱的工钱。我母亲说，你又没有搬完，凭什么给你十块，你搬了四箱，只给四块。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亲的灯笼上耍赖不肯走。幸亏这时小区的保安听到争吵后赶过去，把那个“兔子”撵走了，又帮我母亲把剩下的几箱搬了上去，一分钱也不要。

　　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从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满了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无信、无羞无耻之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这些成语，用来形容现代的多数中国人实在是不合适了。中国要想真正地富强，光看GDP的增长、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的兴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抛弃的道德廉耻，中国永远不会真正振兴，也休谈什么被人尊重。

　　不过，我在装修房子时也有意地与民工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买的材料比较多，我雇了七八个民工。那次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民工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候当官的没有这么坏！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光吃鱼的菜谱上就有十七个菜吗？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候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我说道：“你们看看老毛当时的照片，像是个浮肿的样子吗？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农民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神圣印象。于是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好的狠，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说没想过。我说：“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农民们点头承认。我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狠，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会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们听到我的话，个个群情振奋，那天干完活竟然不要钱，但我还是执意给了。还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还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穷人，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不过，我以后没再跟他们联系，因为再联系，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们就要注意我了。不过，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建立在一种模糊认识和谎言欺骗上，基础极不牢固，只要把毛泽东真实的生活情况透露出来，他们的崇拜立刻会发生动摇、甚至烟消云散；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渴望民主。民主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启蒙与宣传工作，就一定能争取到占人口绝对多数农民的支持。

　　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账，租房子一个月要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

七、官场众生相

　　按理说银行应当算一个金融企业，而不是官场。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有银行却没有脱开行政机构的影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场：银行里所有的职务，都对应以相当的行政级别；各级机构之间上传下达、公文旅行、文山会海。即便是不懂任何金融业务军队转业干部，只要一进银行就降半格安排以相应的领导职务。那几年银行收入高，有点门路的转业干部蜂拥而至，从业务处长、下级行行长到办事员，到处都是转业干部。虽然军队转业干部的人品一般都还比较好，但说实话，外行领导内行是难以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总是听别人叫行长为“老板，老板”的，心里就挺不舒服。这银行又不是个人开的，行长不过是国有资产的一个管理者罢了，凭什么叫“老板”呢？因此我凡是见到行长，都只称呼他行长，而不是“老板”。行长最初对我还是不错的，那时我还不会用计算机做表格，有一次手工画了一个复杂的统计表，被行长看见了，于是行长称赞道：“啊，画的不错，一清二楚。”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们处长接受了K地区分行佘行长的邀请，去他们那里春游。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乌龟、幼鲨、龙虾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贱肠胃，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着“高尚生活”的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吃头，比起母亲给我做的糊辣汤、羊肉烩面、杂面条等简单饭菜味道差远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个人从小养成的口味是多么难以改变；而以前官方宣传的毛泽东只爱吃红烧肉，恐怕也并非因为生活简朴所致。我所爱吃的那几样东西，即便是比起红烧肉的价钱也是差远了，但我就是爱吃。再想一想这一桌子值好几千块钱，相当于几个农民一年的辛苦，心里实在觉得难受，于是勉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

　　我们春游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当完整的古城。那天我们一行人沿着城墙观赏游览，在城墙边的树林中发现几个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烟，一见到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往树林深处走去。廉处长看着几个瘦骨嶙峋的背影，摇了摇头说：肯定是一帮吸毒的，好好的人干啥不行，干吗非要往死路上走呢？游览完了城墙，我们又游览古城的街道。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的都是发廊，浓妆艳抹、却又土的掉渣的发廊小姐暧昧地向我们招着手。

　　晚上，由K地区分行的佘行长安排我们到该市最大的一家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廉处长叮嘱大家说：“唱唱歌是可以的，但决不许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一定要给下面做出表率来。”等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已经有十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佘行长是个又高又粗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一类的，见了我们满脸堆笑着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只坐了一会，佘行长拉起一个“小姐”到舞池里跳舞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识地一直盯着佘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处长，处长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书叫《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佘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里面煞有介事地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银行家，一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必须经得住金钱与美色的考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人民公仆，必须处处坚持党性与原则。这是一个银行家最基本的修养……”

　　我刚到人事处不久，行里安排副处级以上干部公款出国考察，连那些已经退休的也有份，实际上是出国去玩。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女处长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来处里填出国表格时还担心地问：“坐上了飞机，那飞机会不会飞上去下不来呀？”管出国这事的张科长听了，笑着说道：“您放心，飞机这玩意，没有在天上下不来的，最不济的也是掉下来。”后来出国之后，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处长根本就转不动，也吃不惯西餐，每天都待在宾馆里打扑克、泡方便面吃。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了人事系统的年终报表会。我把自己负责的这一块的真实情况填进系统一汇总，数字不平。于是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一改再改，总算调平了，可是我一看，这数据跟我掌握的实际情况驴唇不对马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期初数就是假的，期末数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实的干部变动数据，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已经成为我的同事的段科长见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一边帮着我修改数据，一边告诉我他做了几十年报表的心得：千万不要想着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根据领导意图定好年末数，再根据上年年底的报表数字当年初数，中间的数据就只能瞎编啦，只要报表平了就成。我不解地问：“那干吗还做报表呀，这数据有什么用啊？”段科长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有些事情，都是领导们定的，咱们只能根据领导的吩咐去做，别的也管不了啊。”

　　转眼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又到了招收大学生时候了。总行给了我们行一百七十个进人指标，可是行里决定只招十个。这是因为总行对进人指标要求越来越严，控制的很紧，要想用进人指标办些走后门的事，就得“开源节流”。于是总行的进人指标我们全要了，却只用了十个，截留了一百六十个。当时廉处长已经调任分行纪委书记，人事处已经换了个新来的处长，姓申。总行跟我们要每一个新进大学生的花名册，申处长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荐书的大学生拼凑一百七十个人报上去。为了凑够数目，连根本就没进我们银行的我的女朋友都被拉上去凑数。上报数据时，有“填报人”一栏，申处长要我签字，我不肯签。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出了事有行长和我顶着呢。于是我假装答应签字，但到底也没签。直到现在，总行的人员名单里还保存着这些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么，这些节流下来的进人指标用到哪里去了呢？一九九七年夏天进来这么一个人：国家某位部委领导的侄子。这个人本来是××省××县××乡××村××组的一个农民，不知从哪里伪造了一个大专毕业文凭，自称是学金融的，来报到时操一口难以听懂的乡音。我让他说普通话，他却怯生生地说不会。我根本无法相信，一个真正离家到外地上过三年大专的人竟然不会说普通话，于是怀疑他根本就没上过大专。我一边给他办手续，一边顺便装做请教他的样子问他“布雷顿森林会议”是那一年开的？他听了眼睛直发愣。我随手翻了翻他的档案，发现他的《货币银行学》科目是九十分。《货币银行学》能考九十分却不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这类金融ABC的人，我还真是头回领教。几天以后，我碰到另外一个毕业于该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注】此人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因为总行当时规定进人必须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但这个女孩文凭却是真的）来报到，她说在学校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分到某个处室，才几天工夫那个处室的边处长找上门来，骂道：“你们人事处真是不干‘人事’，看看给我分来个什么渣滓！”我们连忙问究竟，边处长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干，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纸机里碎文件之类的勤杂活。结果发现他……不会用拖布！碎文件时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纸机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把我吓得个半死，要是把手指弄出个残废来，我还真不好交代了，只好自己动手碎文件了。那人每天都带本武侠小说一直看到下班――***，幸亏还认识几个字。”

　　一九九七年春天，处里管教育的姚科长也高升成了副处长，调到行政处去了。这位姚副处长很有意思：当年参加省里组织的职工教育工作研讨会，住在一个豪华的大酒店里，晚上组织者安排了跳舞活动。姚副处长爱跳舞，心里兴奋，早早地就开始梳妆打扮，足足搞了一个多小时。可走到舞厅门口，看到那些搔手弄姿的坐台小姐，心里顿时没了底，于是问别人：“这些小姐小费得多少？”同伴跟他说，按这里的星级少说也要四、五百。“这么贵呀！”姚副处长不由地感叹道，于是徘徊了一会又回房间去了。晚上同房的人跳舞回来，看到姚副处长已经睡了，睡梦中还在喃喃地说梦话：“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安全保卫……也很重要……”

　　处里给姚副处长开欢送会。一般单位的行政处都是管福利发放、财务报销、司机等后勤工作，属于有钱的衙门。姚副处长很高兴，欢送会他做东，一顿饭吃掉两千六百块。吃完以后申处长说：“活动一下吧。”于是我们到了汉口青少年宫的恺撒世界。上了三楼，发现走廊里密密麻麻地坐了足足五十个以上的坐台小姐。那年通货紧缩，小姐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一看到前呼后拥的十几个客人个个精神为之一振，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一行人坐到包房里，妈咪赶紧进来介绍小姐。那妈咪长得十分漂亮，的确有倾城倾国之色。在挑选了十多个小姐以后，处长笑眯眯地看着她说：你留下来陪我吧。那妈咪赶紧说：我是妈咪，不上台的。处长只是“哦”了一声也就没多说。妈咪觉得过意不去，忙吩咐几个上台的小姐说，一定要把客人招呼好！听了这话，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女孩开始一下子躺过来了。

　　当时的恺撒世界算武汉档次比较高的娱乐场所，里面的坐台小姐还都比较漂亮，也很有气质。分配给我的那个女孩长的也挺不错的，但我那时还挺纯，总觉得纵情声色、逢场作戏不道德，连忙站起身对申处长说：处长我请个假，我女朋友病了，我要去学校看看她。申处长看了看我，眼光里似乎透出一种不信任：“真的吗？怎么白天没听你说。”我忙说姚副处长就要走了，我想给他饯了行再走。申处长这才同意我走，并指派司机小梁送我。我忙说不用了。由于走的慌里慌张，连包都忘了带。一出包厢的门，就看到走廊上两个妈咪在吵架，一个说：生意不好做，好不容易来了拨客人，你却一个人独占了，大家有钱得分着赚?~。看到我出来还以为我是来挑小姐的，又不吵了，一直目送我走下楼梯。到外面我才发现忘了皮包，又返身去拿，又看到她们争吵。从恺撒世界里面出来，我长出一口气，马上给女友打了个电话汇报情况。第二天上班，处长一见我就问：“你女朋友得了什么病？”我说是发烧了，他听了还是将信将疑。后来，刚被提为副处长的段老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出淤泥而不染当然是对的，可是有时候也得讲究策略，也得随大溜，当出头鸟容易被打入另册，以后可要当心点啊。段副处长对我是一片爱护之心，说话也很策略，点到即止，可却让我不寒而栗。

　　到了一九九七年底，随着我的资历的加深，我也开始参与考核处级干部了。印象特别深的是在M支行那一次。那天我和申处长到了M支行，说明来意，马上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来给我们端茶倒水，很是殷勤。我以为她是一个勤杂人员或者秘书之类的角色，也没多理她。后来M支行的桂行长来了，召集了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开会。我一看，哇，眼前几乎全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刚才那个端茶的小姑娘就是支行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一看花名册，居然比我还要小一岁。桂行长先念自己的工作总结，基本上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最后无关痛痒地说了几点“不足”。接下来轮到诸位佳丽发言了，桂行长回避，诸位佳丽一个个单独跟我们谈话。在等待的空闲里，我问申处长说怎么这个行都是小丫头在当官？处长微微一笑说，桂行长无论走到哪里都提拔一批小丫头围着自己转。小丫头们进来发言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夸奖桂行长，比如“有魄力，勇于开拓”啦，“事业心强”啦，“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啦，“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啦，“正派廉洁、克己奉公”啦，“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啦……等等，总之这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属于桂行长。当然，她们说桂行长也有缺点，不外乎三条：“有时有些急躁”、“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听着仿佛是缺点，可是仔细一琢磨，“有些急躁”不是说他事业心强吗？“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他“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吗？那“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不就是说他对下属要求严格吗？我一方面惊诧咱们中国词汇的丰富，另一方面也真佩服这些小丫头年纪不大，政治上却进步得这么快，提前成熟了。我暗自想：这桂行长每天也真叫爽啊，当行长威风凛凛不说，还有一帮白领丽人众星捧月般围着转。只有一位“靠边站”的三十多岁的女“副科级调研员”发了牢骚，她说自己生不逢时，刚来行的时候呢，是个女行长，喜欢小白脸、奶油小生，自己熬了七、八年才到副科；等到自己人老珠黄了，又来了个男行长大力提拔小丫头，自己副科的位子还得给她们腾出来，才三十多岁就成了“副科级调研员”。

　　回来把白天民主测评结果一统计，发现打一百分的占绝大多数，一票六十分，估计是那个副科级调研员给的，还有几票九十九分的，一平均是九十八分――真是接近十全十美了。我一边汇总数字，一边心想这“中层干部”都是桂行长一手提拔的，这些小丫头要是按正常程序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熬到现在这个份儿上，桂行长的破格提拔使她们一步登天，怎能不心存感激？光调查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怎么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

　　在写考核总结材料的时候，我也当了一回恶人，报复了一个我很厌恶的副处级干部。这个副处长是给领导开小车出身，当时管报销。我刚到人事处那会儿，一次去财务报销出差的单据，里面有一张三块钱的空调候车票。这是当时汉口火车站乱收费时搞的，哪怕只从候车厅直接上车一分钟不坐，都要收空调候车票，现在好象已经取消了。我报销时这个还不知道我是人事干部的副处长在旁边看到了，一看我是一个小年轻，马上过来耍威风，硬是让我把空调候车票撕下来重新填一个报销单。我倒不是心疼这三块钱，而是觉得这厮实在无聊。不过我当时没吭声，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填了单据，心里却恨透了这个善于用最小的权力耍最大威风的小人。后来他知道我是人事干部以后，却前倨后恭，又对我热情无比，总是远远的跑过来打招呼。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号势利眼，于是面上虽装出笑脸，却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后来考核干部时他原本不归我考核，我硬是主动要求写他的考核材料，那个考核他的科长一听正好省得他写，高高兴兴地把那个副处长的材料交给了我。这个副处长本来在群众中威信就很低，一总结打分是全行倒数第二。我一看更高兴了，就在写报告时玩起了文字游戏，把评语中描述他“很想把工作搞好”抄成了“也想把工作搞好”，一字之差，前者强调的是他有责任心，后者则强调他没能力、工作没搞好。结果，让他得了个“基本称职”，好长时间灰溜溜的。

　　去考核的大多数行情况大同小异。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产、高级香烟、高档茶叶。我没有拒绝，作为人情往来在当时情景下也不可能拒绝。中国的腐败文化浸淫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我承认，我心里也有黑色的欲望，也想抽好烟，喝好茶。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不想隐瞒。作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一朵鲜花，显示自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样做。这是历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一九九九年春节前夕，某下级行爆出了涉案资金上亿的特大金融诈骗案件。这个行的一个办事处，从办事处主任到看大门的老头全部勾结起来，采取多种野蛮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贷款：先以银行的名义高息集资，再按高息放给那些资金骗子，一切存、贷都以“帐外帐”进行体外循环。直到案发，这种勾当已经干了两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胆大包天的办事处主任居然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个案子发了以后，行里的领导们急得焦头烂额。后来追回了一部分，其余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给“消化”掉了，变成了“不良贷款”。成万上亿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被几个犯罪分子鲸吞掉了。那位胆大妄为的办事处主任，后来得了左大脑萎缩，走路摇摇摆摆地跟跳舞一样，行里怕他没了死无对证，还要花钱给他治病。

　　除了这个案子，当时有个下级行还办了个什么实业公司。开办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亏损了四千多万，可是光招待费就花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天接近一万。可是最后一查，每笔亏空和开销有有记录在案，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将公司的老总开除了事。后来有人在四星级的汉口天安假日酒店见到过他，天天在那里打保龄球健身，活得别提有多滋润了。

　　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上边来了个政策，职工误餐费从原来的每月一百五十元上调到三百元。但是行里领导把这个政策变成了：行长、副行长级上浮四百五十元，正处级上浮四百元，副处级上浮三百五十元，正科级上浮二百元，副科级上浮一百元，一般职工上浮五十元。看了这个分配方案，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难道他们当官的比一般职工多长了几个胃，需要这么多误餐费？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回答说，那当然了，他们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没见那么多“改革新举措”出笼吗？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省纪委让填报《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时，那些平时拿钱时从来就当仁不让的领导们却一个个忽然变得伟大的谦虚起来。他们忙于各种改革大计，当然没有时间亲自填这张小小的表格，于是就羞涩地指挥我们填“一千五百元/月”、“一千三百五十三元/月”……并注明“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这些表格居然就通过了，真不知道省纪委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当官的糊弄老百姓，老百姓也就糊弄当官的。当时我们处所有年轻人全都迷上了游戏，一个接一个地打，一边打游戏一边办公，有时候干脆把门一锁不办公，人事处变成了电子游戏厅。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打游戏，一直打到下班时两眼发黑地离开，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游戏的情节。至于申处长让我写的五花八门的“总结”、“汇报”材料，尽管我很能写，但就是不想动笔，只是把以前的类似材料拷贝出来改改时间、改改大标题敷衍了事。有一次申处长在看了我的一份“新”总结以后，忽然跑过来要上一年度的总结。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材料给了他。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跑到我办公室惊讶地对我说：咦？怎么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样？连里面的小标题都没改过来！说完回办公室了。过了一会又跑过来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糊弄我呀！”我挠挠头一笑表示歉意。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统计局给人事处劳资科派来了个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表》，我们拿去请示处长，要转发给各二级分行、支行填报。处长说，咳，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统计局还没事找事，你们几个看着办吧。话虽说的轻巧，“我们几个”如何知道全行那么多下级行和办事处的详细情况？于是我们一直就这么拖着，到最后期限没办法了只有加班信口胡诌。那天晚上，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坐在计算机前敲数字，我在旁边“构思”数字，边打游戏边加班。我们的典型对话是：“二十二栏填多少？――三百九十吧――三百九十？多了点吧？――那就三百――太整了吧――那就三百零七吧，有零有整――好，就三百零七，那第二十三栏呢？”完成了这套统计表后，我们按最后期限报到统计局，发现我们竟然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接到了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为“全市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全市统计工作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和小郑一听这个消息，禁不住仰天大笑。

　　我开始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拍脑袋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那些“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四十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四十八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三十九点五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靠！你这哪里是表扬我，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席间，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这套调查表，小郑一脸无奈地说，可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汇总这些子虚乌有的数字，再报给我们的朱总理做决策参考呢。

　　　　　　　　　　　　　　　　　　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此后，我们每次办完事情以后向他汇报时，申处长回答总是千篇一律：“哦！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据说行长有些新想法，加上申处长急于建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上海等地“南巡”了一圈，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叫“适当拉开拉大收入差距”。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副处级以上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科级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这个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名正言顺地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两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违章罚款……一切都是公家出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资产扩张，拉关系、搞贷款，向银行领导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丰厚。这在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般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然而，一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第二个改革举措叫“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我虽然也觉得人员臃肿是国有企业的一个弊端，但是要精简，就应当精简那些不干活的闲人；而储蓄却是银行里最辛苦的岗位，几乎是没有闲人的。今天精简了，明天储蓄所就开不了门，不得已又得招聘临时工。这边一边精简，那边一边招聘，“精简”的效果等于零。而那些正式工里的闲人，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一点触动都没有。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二十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总行和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行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级”、“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和“科级行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普通职工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服气，都不好好干。

　　为了配合收入分配“改革”，计财处也弄了不少配套方案，合伙把财富往少数人手里集中。就这样，几个“改革新举措”如同几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实际上却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我渐渐地对这种“改革”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开始怀疑自己每天做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闲。因此，我们私下里给申处长和计财处贾处长起了个绰号：“改革家”。只要有谁被处长叫到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大家都调侃般问：“怎么样，‘改革家’又有什么‘改革新举措？’”后来慢慢地，“改革家”的绰号传到了全行，很多人都这么叫。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么叫太刺耳，于是用了隐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汉语音译为“瑞富门”。

　　由于“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行顿时出现了“不适应工作者”辞职下岗的“可喜局面”。高学历的、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纷纷辞职、调出。其中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行后就被分到城区的一个下级行做信贷员拉存款，由于不是本地人没啥社会关系，本人又不善辞令，因此存款任务总是完不成，结果几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他们行的行长还说：哼，硕士有个屁用？都是些书呆子，拉不来存款，架子还挺大。那研究生觉得日子难过也想走，临走时找我谈了话。他说，自己不想每个月百块混下去了，自己的价值不止这么一点。我则劝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硕士研究生出身的还不多，或许是先锻炼你一段时间，日后可能会得到重用。他说他要去找行长谈谈，看看行长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来。过了两天他来找我说，他找行长说自己想调走，行长只说了一句：好，去办手续吧。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懒，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我刚进人事处时感觉到的那些正气和勤于学习的风气，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应当承认，我并没有足够的胆量与这种名为改革、实为掠夺的行为斗争，因为自己还要在这里谋生。我只有靠消极怠工，或者故意唱对台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一九九八年以后，总行频频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有职称的、有上岗资格证的，我每次都监考。我心想，职工考不上上岗资格有下岗的危险，你们挥金如土，凭什么来难为职工？于是，凡是我监考的考场都出奇地宽松，我甚至冒着风险给职工们通风报信，让大家抄个痛快。尽管很多下级行的职工我一辈子可能就只见这一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离开银行到H公司以后，有一回到银行去办事，几个当年参加考试的储蓄员小姑娘认出了我，感激地对我说，我们都记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几个人记得我的好处，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国最后一次房改。申处长任分房小组组长。分房子是单位里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个多月里我们都没见过处长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段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按我当时的资历，我分不上这套房子。

　　已经升为纪委书记的廉处长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回答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十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那位“瑞富门”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百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三百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一千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瑞富门”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哪门子平均主义呀。”于是，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这事申处长知道以后，也哈哈一笑，竟然没批评我。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逝世了。那天早晨上班时我听广播里响起了哀乐，顿时心中难过起来。本来我这个人从不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们流泪，他们的死活并不关我什么事情。而对邓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满之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一九年事件。

　　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然而当我听到***念到“全国人民感谢他”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是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风的铁幕掀起了一角，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此让我们明白怎样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从此不再被那无孔不入的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邓小平生前厌恶个人崇拜，一直不允许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后才印制了一批画像。追悼会那天下班以后，我走街串户想买一张他的画像。无奈买的人太多，大小书店竟然全部脱销。我没有放弃，一直跑了大约十几家书店，终于在一个小书摊上买到一张邓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后郑重地挂在了墙上。画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凝视了一会，又忍不住掉了眼泪，向他鞠了三个躬。后来女友来我宿舍玩时，吃惊地问我挂邓小平的画像干什么，又不好看，我还跟她吵了一架。

　　不仅是我为邓小平的逝世流泪，我母亲在看电视时也流了眼泪。邓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发布了命令，禁止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母亲后来说，邓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们的灯笼卖到最后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几天去世，我们一年辛苦做的灯笼一个也卖不出去了。

　　应当说我对邓小平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我们这个几十年受压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渐渐摆脱贫困，靠的就是邓小平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爱戴他。但是，我始终难以原谅他对腐败的纵容和对一九年事件的压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又憎恨他。不过我还认为他是睿智的，在国家陷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把稳了舵，没有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社会的崩溃；一九九二年当改革陷于停滞的时候，又是他拖着老弱之躯南巡，亲自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并最终明智地走向了市场经济。

　　中国虽然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和内乱，但也付出了道德进一步沦丧、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腐败大面积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的惨重代价。然而，评论容易，做事难，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日积月累、堆积如山的问题。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之光，我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走出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归。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九百多块，而且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女友的生活费和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没什么积蓄。当时电视机的价格还很贵，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还要卖两千多块钱。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驱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归典礼，于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块，又透支了五百多块，和女友一起到汉商汉口商场买了一台“厦华”牌二十五寸彩电带回吴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线支好，和女友一起熬了一个通宵看了接收仪式。那时的心情，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迫在眉睫。那几年全国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分配成了头痛的问题。我处于人事岗位，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想想办法把女友弄进我们银行。但是，我并不愿意女友到我们银行工作，一是当时经过“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个月九百多块，进这个银行也没啥意思；二是我对人员臃肿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景不看好，总觉得早晚有一天银行会精简人员，好不容易进来，说不定哪天又被裁下去；三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人事干部，不应当以权谋私。后来我女友费了一番波折参加工作后，我曾经跟廉书记讲了我当时的想法，廉书记很赞许地说：“你做的对，做的好。”

　　我当时比较看好留在大学任教。在我看来，大学教师压力不大，而且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就是指假如某人真有纵横商海的本事，就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经商，而且可以利用大学教师的地位广泛结交社会关系；所谓退可守就是指利用大学内的便利条件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因为如此，留校任教成为当时的热门职业，别说本科生，就连好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也不一定挤得进去，竞争十分激烈。

　　我毕业以后和系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这个人不喜欢过河拆桥，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系主任很是欣赏我这一点，一直鼓励我读她的研究生。但是，一则我害怕数学，二则我觉得财经非我所好，与其自己费劲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这个名额让给有志于财经研究的人。因此，我对系主任的好意一直都是支支吾吾的。在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向系主任拜年时，我跟她讲了想让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开口求系主任办事，系主任虽说本科生留校有点难度，但又说留校主要看系里的意见，爽快地答应安排我的女友。

　　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欣喜万分。原本以为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就办成了。我欢天喜地跑到学校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女友，却没想到她不但没有露出欣喜的神色，反而噘起了嘴。原来我的女友跟我一样对这所大学十分失望，不愿意留校任教。我说，现在人家研究生留校都那么难，你就将就一下吧。就这样，我一直以为女友留校是铁板钉钉了，也就没再管过这事。

　　转眼到了“五一”节，我又到系主任家里看望系主任，问起了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系主任惊讶地说，咦，不是她跑来跟我说她不愿意留校吗？我见她态度坚决，就把那个名额让给一个研究生了。我一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双眼发黑。从系主任家里出来我直奔学校，问女友怎么回事，女友说自己确实不想留校，就在系主任征求自己意见时说了不愿意留校的想法。听了女友的话，我简直气疯了，恨不得抽她两个耳光：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竟让她这么漫不经心地给推了！我气哼哼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女友说：不是可以进你们银行吗？我一听更生气了，咆哮道：你以为我们银行那么好进？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求我们行里那些当官的！女友也来了气，说：你不管我好了，我自己找。当晚二人不欢而散。

　　然而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错过了。眼见别人陆陆续续地有了接收单位，自己却没有着落，女友又是后悔，又是难过，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汉口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武昌为女友的工作活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招收公务员，全校只要一个人。系主任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她跟这个政府机构的领导私人关系非常好，于是向人家力荐我的女友。就这样，我的女友算是否极泰来，当上了公务员。

　　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说我每天都殚思竭虑、焦头烂额。也算好心有好报，结局还算不错。不过，这半年对我的摧残却是相当大的：本来我的面相一直比实际年龄年轻；经过这半年的奔波，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在人事处那几年，我也想尽办法帮助好几个些同学或者同学的亲属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到了武汉市。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很想留在武汉，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单位而去了广东湛江中行。去了以后很不习惯，一直梦想着回到他喜欢的武汉。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终于痛下决心辞职，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汉发展。于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张床。这位同学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在我这里白吃白住。我就托门子找了我们银行一个下属期货公司的老总，给他找了个经纪人的工作。经纪人的基本工资才四百块，收入全靠拉客户，可那时期货行业崩盘，根本就拉不来客户。于是几个月以后我又辗转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中保人寿的内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块钱，算是够生活用了。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还把他引见给系主任。后来这位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但几经历练适应了社会，现在在武汉市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位同学和我之间几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亲去世时，他赶来帮忙张罗后事，还和儿子一样给我父亲带了孝。

　　当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时也遇到过特别没良心的。有一次有个姓刘的熟人，请我帮他下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这个人原来在一个厂里当电工，后来厂子垮了。我找了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帮那人找了一个电工的活，一个月有六、七百块的收入。按理说这个收入算很不错了，我的工资在“改革”后也只有九百多块。那天我领着那人去报到时，他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好大不高兴，心想：这人也真他妈没礼貌，就是给狗喂块肉，狗还冲我摇两下尾巴呢。不过碍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没发作。谁知几个月过去后，我遇到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那经理告诉我说，那电工吊儿郎当地干了两个月，领走工资后就不辞而别了。我一听非常生气，不禁暗暗骂道：“妈的算什么玩意，费好大的劲给你找了饭碗，要走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债。”于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经理赔不是，说自己对那人不了解，实在对不起了。

十一、道德荒漠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沦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钱不择手段，为了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搞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而民间也不是净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很多对官场腐败愤愤不平的人，倒不是真的喜欢两袖清风，而是觉得心理不平衡，自己没有那贪污腐化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了，反而变本加厉。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找女友，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听了这番厚颜无耻的对话，我诧异地扭过头去，只见那几个女人依旧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特别是经历了一九事件，把人们那点仅存的希望和信任扼杀之后，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我父母都是具有尊老爱幼美德的人，因此从小在这方面对我着意培养，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九十年代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小舅子两口子来我们家度蜜月，我和妻子陪他们到新开张的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座位。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边招手边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在武圣路，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实话，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啊，到啊，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迟疑了一下就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还管饭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精神，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我父母走后牛四萍又在一家私人开的辣椒酱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加上三顿饭比在本地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以为她到了想找对象的年纪，就跟她谈心。一谈心才发现，牛四萍的“心事”不是想嫁人，而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我母亲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我们家附近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而且人家“兔子爱吃窝边草”，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开门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被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那农妇是专门做“国际贸易”的，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老外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卑微地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就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一夜没睡，想在我父亲床上休息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睡一下。可我父亲骨折自己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那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竟然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家伙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的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不到半小时，那个小妞散步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带了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十二、遭遇传销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搭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座位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见此情景，我觉得肯定是个什么大人物来了。那位中年妇女见了我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并把我介绍给围成一堆的几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象他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

　　等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年妇女进了剧院，发现里面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就站在过道里，还有很多人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我看你人不错，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这张门票。我虽然不明白这讲座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但也只好连声表示感谢。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发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公司中国市场15%～20%培训总结大会”。一个具有白领丽人气质的报幕小姐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顿时起立欢呼。

　　我并没有随同这些人起来欢呼，干吗要起立欢呼？要讲话鼓鼓掌就够了，干吗要装神弄鬼的？疯狂炽热的人群随着报幕小姐的鼓动，有节奏地喊着我不明白的口号，如醉如痴；我则坐在那里茫然四顾，看着周围那些表情虔诚、嘴里发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们，仿佛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门广场。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激动万分地喊着口号，一边还低头问我：你怎么不起来喊啊？老师马上要出来了。这时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走上主席台，报幕小姐介绍说她是台湾人，“钻石”级的大师王什么氏。刚刚坐下的人们又站起来，也没有人起头，就整齐划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口号。都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我看不是这样。

　　王太长着一副最常见的、中年家庭主妇那种公鸭嗓，讲话内容是她怎么靠销售××产品当上富翁的发家史。每讲几句，场内的听众就起立欢呼一次，响起震耳欲聋、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令我万分惊讶是，这些人居然在没有人起头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众口一词，连口号的次序都不乱。王太介绍完自己的发家史，又开始介绍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怕熟人骂你是骗子，你骗他是因为要帮他！他以后会感激你的”，“要用一颗诚心做事业，要经的起骂，这样你才能迅速发财致富”，“××产品是本世纪发财的最后手段”等等。虽说是做产品的，但我在现场没有一句关于产品性能的介绍，惟有如何发展下线，下线如何发展下下线……这就是传销，产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击鼓传花一样发展下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带我来的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而是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十三、柳巷北口

　　一九九六年以后，由于我和姐姐都在外地参加了工作，母亲一个人没办法支摊子，就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账。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父母一开年就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当时父母还雇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帮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就让她放假回家了。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为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我们之外，商店门口一个柜台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而这种亡命之徒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一个机械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可老张头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春节，山西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我母亲以前到某个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酒厂出差时，就发现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消息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老实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拿到手的钱也比上一年多了五六倍。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郑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按理说，我母亲是郑建民的恩人：郑建民是个苦孩子，父母离婚后没人管他，十五六岁就在钟楼街一带做小买卖谋生。一九九四年我们家在太原卖花灯时，母亲认识了当时才十七八岁的郑建民，看着这个孩子可怜，就给了他一些花灯代销。母亲给他花灯是照顾性质的，全是成本价；而且母亲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还经常给他传授一些经商之道。可以说，我母亲是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但是到一九九八年，郑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账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郑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十四、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一分钱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账坏账，企业早就不存在了，账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不少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的事情，于是渐渐地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张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后代，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青海省的一个汽车厂，是在搞“小而全”时代上马的，全厂几千号工人，一年靠手工敲敲打打只能造几千辆汽车。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哪里能跟现代化的汽车生产线竞争呢？可是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账款竟有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九个多月的工资，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被人家客人搂搂抱抱，丈夫却还得接送。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过户费、拍卖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这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我还见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这个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正常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这个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由于文化层次低、责任心差，经常发生一些事故和人为损坏设备的情形，也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让职工砌墙，由于出价低竟然没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可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以后这个厂职工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遭到谩骂、侮辱，弄得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还债，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人才资源浪费，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于志安事件”。于志安集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三个重要职务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他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乘机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两三个月。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工人既无权监督，自己也并不干净，只好任由企业恶性循环，最后破产垮台。

　　九是企业建设盲目上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损失。由于统治者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在五十年时间里经历过几次大的冒进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这次冒进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二三千万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跃进，遍地“五小”开花，设备落后，浪费惊人，污染严重。例如当时在陕西延安这个资源少、品位低的地区，非要投资二千多万元兴建一座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口号是“结束陕北手无寸铁的局面”。口号虽然动听，可建成五年却亏损掉三千七百多万元，甚至超过了建厂投资，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关闭了铁矿和铁厂。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跃进，当时提出要兴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由于长期“突出政治”，贬抑商业，当时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买了不少洋垃圾回来，或者因为技术人员跟不上无法使用，放在外面风吹雨淋最后报废。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次过热与萧条，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我曾经走访过一个铁合金厂，是国家指派银行贷款一亿七千万元兴建的，刚动工就遇到一九年搞“治理整顿”压缩基建，工程就停了下来；到了一九九二年复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建筑材料价格涨了起来，钱不够用了，于是又追加贷款。就这么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铁合金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于是上级又决定停建下马。机器设备因缺乏保管状态很差，拍卖才得了七八百万元，都养活职工吃干喝净了。最后职工还没有安置，连本带息几个亿就这么打了水漂。

　　十是企业人员臃肿，近亲繁殖，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有企业有一个西方国家企业所没有的现象：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老子退了儿子接班。以我父亲所在的企业为例，这个人员多达四万五千人的施工企业里，养活着无数坐办公室的政工干部，有些干部实在没地方安排了，就那么挂着，工资却照拿不误。真正能干活的工人反倒不多，一旦工程来了干活还要靠临时招募民工。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普遍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敷衍了事，故施工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在西方国家，即使企业老板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也免不了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留下来的却都是精英企业。为了生存，资本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对产品升级换代、不断革新；拼命地压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资本家必须不断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为自己赚钱；资本家更不会自己贪污自己的财产；雇员能进能出，自己也有压力；万一失业则有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救助。而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里，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并不一概否认那些革命领袖试图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的伟大理想，但是社会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稍微不甚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然而，统治者们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觉醒来就一步登天地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欲速而不达，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领袖们的浪漫主义即兴之作付出巨大的代价。

　　应当说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所提出的减员增效、优化资源配置、明确产权、拉开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还是对症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问题在于，操纵这些改革的主动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团的手里。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改革”，正如我当初在银行里经历的那样，完全是从精英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的，因此必然是绝对地不公正的。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义杰作的后遗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改革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我们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智慧和忍耐，和着血泪咽下叱咤风云的伟人们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无法免于一死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众这两个大集团。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尘埃落定以后依然如故，无非是出现了一些个人的沉浮。中国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团发动的，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反人性的动乱之后，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都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而精英和民众利益并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剥削民众养肥自己过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压迫群众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与群众就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到一九年冲突爆发出来，最终是精英集团通过暴力获得了胜利。此后，民众追求自己做主的愿望受到压制，中国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严酷打压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团愈发的肆意妄为了。国有企业这个无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团的囊中之物，任由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挥霍，到企业被吃干喝净的那一天，他们一拍屁股换地方，而工人就倒霉了。

　　跟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恐怕是举世罕见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被灌输“老有所养，病有所靠”，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勒紧裤腰带，被给予极低的工资。虽然毛泽东时代有所谓公费医疗和免费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难以满足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只是铁幕重重，官方恶意欺骗宣传，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反而产生一种盲目的感恩心态。工人阶级手中的财富数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财富的积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陷于生活无着的赤贫境地。等到下岗失业，加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两个恶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车座位对面是武汉某个国营企业的推销员。双方都是年轻人，我们两个互敬香烟后攀谈起来，谈到了国营企业的现状。那个推销员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企业下岗真不得了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下岗”这个概念，不过不用他解释，我立刻就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义。推销员谈到：他所住的家属院，有一家下岗工人，孩子过年想吃肉，可是家里没钱买，于是大年初一，绝望的孩子的父亲先杀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了。

　　回到家里，我把路上那个推销员的话跟父母讲了一遍。我父母一阵难过，但旋即又问：咱们家不也是跟下岗一样吗？但这个社会只要你拼命地干活就能生存，干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难道对干活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确实，当时我母亲的企业早就名存实亡了，四五年没有见到一分钱工资；我父亲虽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载。要是指望工资过日子，恐怕早就饿死了。但我父母不等、不靠、不绝望，从一千多块钱起家，也没有当官的做后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虽谈不上发财，但养家糊口却是没问题的。并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绝路的下岗工人，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路不走，非要选择自杀呢？对比我们家在六七十年代的处境，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要强许多，而且社会的包容性比那时还要大，为什么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写这番话并非是因为我对下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人一辈子生活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决不能指望什么政府和善人的施舍。一些人可能会具有菩萨心肠，但即便是太阳的光辉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个角落，更何况是人。人必须自强、自立、自信、自尊，必须居安思危、勤劳节俭、量入为出，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当然，一个人具备劳动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劳的前提，因此，我坚决地反对贻害子孙的教育产业化和谋财害命的医疗产业化。我支持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但反对一部分人穷下去。近一些年来，有一些人看到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就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便又把毛泽东时代当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来，蓄意不提当年罄竹难书的罪恶，夸大那些凤毛麟角的优点，试图挑起混乱，浑水摸鱼，也确实蒙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实，就如同《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骗子野心家们，也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换代，等到尘埃落定，老百姓该怎么受压迫还是怎么受压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欺骗受侮辱。唯一跳出这个历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让老百姓拥有不流血地选择政府、轰走不喜欢的政客的权力，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处开时申处长传达了市政府内部控制的一条消息：全市的下岗工人已达三十万人。武汉市城区当时只有四百万城市人口，却有三十万人下岗，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算低。武汉市保成路有一个夜市，里面有很多下岗人员摆摊挣钱。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着很冷的雨，我在单位加班到夜里十点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车上冻得缩着脖子。经过保成路夜市时，我看到夜市里居然还亮着灯，一些摊主冻得瑟瑟发抖地守着摊子，盼望着在这凄风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笔生意。我看到这个情景，禁不住觉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政府也没什么办法，只好下令各个单位辞退农民工，搞“腾笼换鸟”招聘下岗工人。这时我们才想起来，原来还有比下岗工人更可怜的人：农民工。对农民的歧视，是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笔沉重的政治遗产。当年我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连临时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放松，也只是给了农民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带着歧视的烙印。即便农民更加吃苦耐劳也低人一等，要你滚你就得滚。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里在位于汉口青年路的劳动力市场举办了一次下岗工人供需赶集会，单位派我和段副处长两个人去设摊子。会前，我们单位就辞退了一批农民工，腾出了保洁员、电梯工、锅炉工等十五个岗位。保洁员工资低一些，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锅炉工和电梯工则因为属于技术工种，工资高一点，六百块。本来我们还觉得这次赶集会肯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天会场上熙熙攘攘的来的人也不少，但多数人看了我们的招聘广告就走了。而有些围观的还议论纷纷：“一个月三四百块够干什么？”另一些人则失望地叹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锅炉工和电梯工收入高些，因此来问的人也多一些。但是，来问的人大多都没有从业资格证。那是一个大热天，大厅里因为人多非常闷热，我和段副处长汗如雨下，午饭是买面包就矿泉水解决的。但忙了一天，十五个工作岗位居然没招满。我当时就怀疑，来赶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岗工人，因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着鲜亮，还披金戴银。后来司炉工和电梯工招满了，但保洁员没招满。那些招聘上岗的保洁员也没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辞而别了，最后我们单位的保洁员还是找了农民。

　　这次招聘会，使我对下岗工人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继而以偏盖全地认为他们下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后来我跳出银行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与一些下岗工人的深入接触，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渐改变了看法。下岗工人的处境，大部分责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种不合理的企业制度，是国家亏欠了他们。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对自己创业的失业人员要完全免除税收扶植他们，更不应该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来盘剥这些早已山穷水尽的下岗工人。

　　然而在现实中，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对这些落难之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汉路，走到中国银行天桥下面看到有个警察因为一个残疾人“麻木”（【注】武汉人称营运的机动三轮车为“麻木”）司机违章在路边上人要罚款。“麻木”司机不给，二人吵了起来，那个年轻力壮的警察抖威风，把“麻木”连同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司机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机自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喊：“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风吗？打我一个残废！”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大多数沉默，只有一两个人小声嘟囔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殴打残疾人。那个警察大概平时威风惯了，听了议论以后气急败坏地扬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么事看？都给老子滚！”（【注】“么事”是武汉方言，意思与“什么”相同）另外一个警察头脑冷静一点，拼命地拉他离开现场，不过嘴里还帮腔：“走，都走，莫妨碍执行公务！”看到这个情景我义愤填膺，想上去管闲事，但妻子拼命拉着我的手说：“别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机从地上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司机脸上竟然流淌着血和眼泪。我低声对他说：“起来吧，没事了。”司机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兄弟，莫管我，让他们打！我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这一声浸透着血泪的“兄弟”，叫得我心里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卖“下岗”早点的女工和几个“城管”在理论。大概是“城管”要收什么费，下岗女工手里拿着一张收据哀求道：“刚才有人收过了，已经交了五块。我今天到现在一共才卖了七块钱，连本钱都没收回呢，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城管”则一副正义在手、公事公办的样子：“你这是工商管理费，我这是市容卫生费，不一样，都得交！”下岗女工说：“我下岗没人管，摆个小摊却这么难！”我在旁边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头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没用，这些戴着大盖帽、头顶国徽的“城管”们会摆出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教育我。我也知道，国家需要税收和财政收入，可是难道这么大的国家，连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岗工人也不能放过吗？

　　还有一些下岗工人为了谋生，就从汉正街批发一些小商品在闹市街头摆地摊卖。下岗工人没本钱，所卖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镜子、袜子、鞋垫等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我在武汉生活的这些年无数次地见到，那些城管人员不由分说地踢翻地摊，那些下岗工人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惊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就是说不出的滋味。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在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混得不错的下岗人员，反而觉得自己下岗是福气。那是二○○○年五月，我还住在汉口高雄路附近，当时订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给我们家送奶的订奶员来收下个月的奶费。那个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长得高高瘦瘦的。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一家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已经下岗三年了。他倒不觉得自己厂子垮掉是因为领导贪污腐败，而是觉得由于生产的家具款式和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订奶员腼腆地笑了笑，说：“还回去搞么事？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十五、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正月初六以后。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别大。有一个上市公司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这地方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经济还是这么落后。后来父母做生意越来越艰难，想再回山西去做灯笼，又舍不得儿子。正在犹豫之时，我父亲积劳成疾，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一些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都不会看一眼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十六、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

　　　　　　　　　　　　　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

　　　　　　　　　　　　　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

　　　　　　　　　　　　　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

　　　　　　　　　　　　　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母亲

　　　　　　　　　　　　　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

　　　　　　　　　　　　　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

　　　　　　　　　　　　　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十七、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处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过得去，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和尚穷，可庙不穷。那年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刚落成时我还曾经到行长办公室里转了转，发现那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等离子屏幕电视。行长在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盖办公楼一掷千金，但行长却对一些小节吹毛求疵。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呈报给行长。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为职工说了句公道话：“这五百块也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七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 申处长话音未落，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厉喝：“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我听说银行组织机构和人员要进行大变动、大换血后，心想：与其在这里一个月拿个千儿八百的喝西北风，还被人家扒来扒去的，不如到外面去闯闯。正好，有个投资管理公司新组建，正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我就和人事处的小郑科长一起试着前去投了一份自荐表，结果我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这家H投资管理公司。

　　我临走时也是省市行合并、组织变动的前夕，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从来不计较，我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痛快，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惟愿行长能够安息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

　　　　　　　　　　　　　　　　　　　一、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是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

　　　　　　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

　　　　　　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

　　　　　　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

　　　　　　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

　　　　　　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

　　　　　　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

　　　　　　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

　　　　　　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

　　　　　　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

　　　　　　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

　　　　　　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

　　　　　　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

　　　　　　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

　　　　　　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

　　　　　　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

　　　　　　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

　　　　　　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

　　　　　　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

　　　　　　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

　　　　　　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

　　　　　　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

　　　　　　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

　　　　　　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

　　　　　　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

　　　　　　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

　　　　　　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

　　　　　　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

　　　　　　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

　　　　　　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

　　　　　　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

　　　　　　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

　　　　　　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

　　　　　　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

　　　　　　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戴礼帽的哈巴狗，那条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在看到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死难者生前的照片时，我隐约感到朱颖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过了不久我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原来朱颖竟然是我上高中时候的师姐。朱颖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学，我则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一九年朱颖从太谷中学考进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九四年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九九七年朱颖与同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许杏虎结婚，新婚不久许杏虎受报社派驻南斯拉夫，朱颖也随丈夫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难。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头脑糊涂的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二、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正在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可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前排的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时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和俄罗斯艺术。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既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对俄罗斯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点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节前夕北京清理遣返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遣返“三五”人员的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戴着一副眼镜，还经常西装革履的看上去比较体面，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多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三、祸从口出

　　自从来到H投资管理公司，我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几个月公司组织人员培训，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时我还不会上网，看到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顿时觉得很新鲜，看着看着就渐渐学会了上网，然后就找到了那种可以自由地讲心里话的中文论坛。刚刚学会上中文论坛时，我和现在大城市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白领们一样，还比较的民族主义，因此早期在互联网的活动就是在互联网上与“哈日族”、“哈美族”以及台独分子对骂。

　　此时我们公司已经开始了业务经营。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赖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败渎职的官僚，也有鞠躬尽瘁的公仆；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一贫如洗的工农。我应当感谢H公司，给我提供了如此近距离、全面地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条件。

　　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地、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莺歌燕舞”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某县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这个厂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看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八百元，月均一百四、五十元。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消费一百五十块吃一顿饭，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奢侈，但居然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企业里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没有帮成，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地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某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到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一千五百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这也是中国，与北京的高楼大厦、上海的豪华商场同在的另一个中国。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我，让我良心不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发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出差，目睹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们饕餮大吃、铺张浪费的情景，再对比自己以前见到过的工人生活的凄惨状况，禁不住满腔悲愤。回来之后就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官方网站的论坛上。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被多家网站转载。

　　然而当时我只是刚刚从事互联网写作，经验不足，因此在写该文时犯了几个大忌讳：一是把人名、地名虽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处理得不够老道，环境描写又过于逼真，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事情；里面的职务都是原封原地摘录，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写的都是谁。二是我在论坛的签名档里挂了自己的合成照片，当事人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谁；本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见所闻描述现象，并不打算针对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么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祸上身的。三是我发表该文的论坛作为官方背景的论坛，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发表没几天，该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浏览这个官方论坛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城市发生的事情，就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由于涉及到该市“形象”，市委书记指示严厉查处。就这样，人家下载了我签名档里的照片，按图索骥确定我就是该文的作者。

　　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几天以后，我和我的上级再次到该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级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还不以为然，互相说言论自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继续前行到了那个市地界。到了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政府那里闹得很凶，已经知道我们又到了该市，准备用公安与法院的名义拘捕我。我的上级一听，顿时慌了，赶紧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领导虽然对我闯祸异常恼火，但更爱护自己的员工，于是给那位上级下了死命令：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把人给我带回来，一根毫毛也不能掉！

　　我的上级找到当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给他照顾，自己则“单刀赴会”，留在宾馆里等待前来兴师问罪的官员们。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不停地兜圈子。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带着人马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可对方不依不饶。我的上司就先请人家吃饭，说边吃边谈。我的那位上司是酒精过敏体质，为了赔罪一口气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倒在地上不醒人事而被送进医院抢救。政府官员一看是这个情形，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看在我上司的面子上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咆哮道：“你就是雅可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劈头盖脸地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声色俱厉地斥责我。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给公司利益也造成了损害。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当时我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一切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因此从北京回来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发了一点感慨，也没有往心里去。

　　　　　　　　　　　　　　　　　　　四、永不言败

　　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还是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和妻子回父母家里过节，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在“反右”那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在公共汽车上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她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以后，对我说：“我真是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有些现在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平静下来，并且从北京转了一圈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另外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在武汉，我一个人舍家而出对他们也不好。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处理好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这些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养精蓄锐，打好基础，蓄势待发；同时，我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务求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各种表格一千一百八十多个。为完成这笔大业务，大半年时间里我玩命地工作，写报告写到夜以继日，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这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业务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年终总结时一统计，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累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长期伏案写报告得不到休息，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整个背部整日酸痛。最紧张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分钟心跳达到一百二三十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二○○三年我成为公司内得到荣誉最多的人之一。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开始动笔写文章。这时我写文章已经改变了以往浮躁的毛病，厚积薄发，力求每一篇文章都做到“一鸣惊人，掷地有声”。我写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危险边缘》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忙，写文章就只好见缝插针了。尽管我这些年练就了打字本领，但由于全靠挤时间写作，通常我写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则写了两年零六个月。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还要经常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罹患不治之症的亲人，我依然不愿放弃写作，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每天下班匆匆扒拉两口饭就进书房写文章。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如今，写文章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竞相转载、传诵一时，我就会产生出一种舒畅的感觉。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很难说自己还有什么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并且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朋友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学生会的同事，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位于汉口新华下路的“三五”大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嘿嘿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于是我揶揄道：“现在这年月，越是穷人越是胖，像我这受苦人哪有钱跟你那样整日打网球、练高尔夫呀？”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在我身边耳语说：“今天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哦？什么人能让我感兴趣？”朋友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接着又以老友之间常用的玩笑口气说：“我可是过来人啦，可别弄个美眉让我犯错误啊……”

　　“嘿嘿，”朋友笑道，“这次不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个成功人士。”“哪路神仙？”“见了你就知道了，包你不见不知道，一见忘不掉。”朋友卖起了关子。

　　待到包房，发现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在政府机关、金融部门混的同学，还有几个不认识。见到我们进来，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彼此寒暄一番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陌生中年人显得尤为殷勤，连忙站起来招呼袁行长和我坐到他身边，亲切的跟老熟人似的。落座后，小袁向中年人介绍说：“毛厂长，跟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哥们，×××公司的×××。”

　　“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

　　　　　　　　　　　　　　　　　毛德雍　　　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支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岬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土气。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爆发户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靠，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爆发户？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翻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瞧瞧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

　　　　　　　　　　　　　　　毛德雍　局长　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我说过你会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我自然想得知这位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的底细，连忙请朋友开讲。朋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位毛厂长、毛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还在C银行当信贷员。当时国家正在××市投资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移民搬迁。为了安置移民，国家投资六千多万在××市修建了这个水泥厂，当时，我是这个水泥厂项目的信贷员，因此认识了当地主管这个项目建设的毛局长。毛局长很会做人，对我这个小信贷员也毕恭毕敬，跟我处得不错。

　　“后来，这个工程建成了，毛局长也被当地政府委派到这个厂当法人代表。这个厂与一般小城市的小水泥厂不同：它采用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也不是国家产业调整准备淘汰的小立窑，而是采用先进的悬窑，一年可以生产水泥二十多万吨。由于靠近国家重点项目工地，这个厂水泥产品具有其他地方水泥厂无法比拟的优势――运费便宜啊！产品不愁销路，货款回笼迅速――这样好的条件，效益当然不错。唯一有点缺点就是人多了一点，有三百来号人，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是移民安置工程嘛。

　　“再后来，可能是毛厂长自己有些想法了，于是他不再担任这个水泥厂的厂长，又回去当他的局长，换了一个新法人代表。这个新法人代表却是毛局长傀儡，一切行动都服从毛局长指挥。从这个新法人代表上任伊始，这个厂就亏损，很快停产了。当时我就纳闷，这企业怎么会亏损呢，据说是人多了，可是我算了算，人是多了点，但根据这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分析，并不至于养不起。正好，当时我准备从C银行跳槽，也就没再管这个事儿了。”

　　接着，朋友又把C银行骂了一通，说那里按资排辈太厉害，自己在那里干了四年还是个科员，效益却越来越少，还天天说要裁人，这么熬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说不定哪天改革的春风吹到自己身上被裁掉，要是拖下去过了三十，再找工作可就难了。于是，索性跳了槽，来到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由于这家银行刚组建，自己就算是元老，加上有工作能力，也带了几个大客户，因此很快就乘风破浪，不到两年功夫就混到副行长了。

　　“当了副行长后，没想到居然又碰到毛局长了。”朋友又点燃一枝烟，“这次见他是为了承兑汇票的事儿，现在他身份又复原了，又成了局长、党委书记兼厂长。你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官复原职，这次他的厂长可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厂已经归他个人了。”

　　“那么大的厂，怎么归个人的？”我急忙插话。

　　“我当时跟你一样想弄明白，”朋友把才吸了两口的烟头掐灭，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继续说道：“正好也想把这位毛厂长作为存款户拉过来，于是我就跟他建立了交情，还好，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接触多了，我逐渐知道了内情。毛厂长是靠把企业破产以后拍卖给自己把企业化公为私的。毛厂长，哦，当初的毛局长就是知道国家有规定，破产企业法人代表三年内不得再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因此他就不担任法人代表，换了一个傀儡当法人代表，然后故意让他把企业弄停产。当初他就看上了这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一个远景规划，一步步把这个厂转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这小子眼光可真够长远的。本来停产时，这个厂资产负债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在国有企业里，这个比例可真不算高。但是，毛局长就能找到个审计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把资产大大缩水，使得资产负债率弄成百分之一百三十，然后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就宣告破产了。很快进行了清算，决定拍卖资产以回收现金，结果，六千万建起来的、好端端的新厂子只评估了一千三百多万。多好的设备，那是我当时经办的，才用了几年，怎么就只评了一千来万？心痛啊！拍卖时也是走了所谓的‘正当程序’，可是这位毛局长就有这个本事，以至于敢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只有两家：一个就是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账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但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所得现金流入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羡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是，我起码看出来，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个千万富翁的诞生，是以几百个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么下去国家会出事的。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腐败已经不局限为小打小闹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了，而是转变为大规模的鲸吞国有资产。我国不是在走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走南美洲的道路。贫富分化，权力异化，官员腐败化，群众暴民化。这是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了。前一段我看到阿根廷那边出了事，立刻想到如果再不变革，我国也会走这一步。”朋友一脸忧郁地回答。

　　“很明显，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的权利。”我对这件事做出了我的结论。“是啊，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朋友补充了我的结论。

　　……

　　那天和朋友告别时已经是午夜了，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这个有着无穷能量的毛厂长、毛局长。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道德沦丧的官僚，正在丧心病狂地瓜分、吞噬着国有资产，而依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却总是被侮辱与被践踏。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眼望着窗外的雪花，突然隐约听到一种悲壮的歌声，如烟般飘渺。渐渐地，这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嘹亮，它澎湃的急流，似沉重的叹息，又似英勇的火炬――你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二○○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位“成功人士”毛德雍厂长、毛局长、毛书记因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奥迪A6飞驰，遇到前面恰好修路要变道。大概是新车手生的缘故吧，毛厂长一下子撞到水泥栏杆上翻下了路基，当场就死了。放下电话，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

六、“一尘不染”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几年以来我与各级法院打交道比较多。二○○○年，我受公司委派，作为债权人代表到某省一个县法院参加一个水泥厂的破产债权人大会。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曾经大量地吸收职工集资款，口号是“不集资就下岗”。于是老实巴交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厂领导。然而短短几年，上千万的集资款不见了踪影，企业还是破产了。集资的工人们听到把自己列为一般债权人，清算结果是零，群情激愤，会场顿时乱哄哄的。头戴大盖帽的法官见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怎么？想扰乱法庭秩序？法警，去看看谁扰乱秩序，把他铐起来！”于是几个威风凛凛的法警拿着手铐出来一转，工人们只好沉默了。那天法庭审理“顺利”地结束后，清算组的成员、法院法官和该厂原来的领导一起会餐，也邀请我这个大债权人代表去了。席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用的是企业资产变现所得。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划拳劝酒的强势人物，开席几分钟就借故离开了。后来过了两年我得知，这个厂还在经营中，只是已经由国营企业变成“民营”的了。

　　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近一些年，各地的法院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而且往往造型气派不凡。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路过某市，发现一座山坡上座落着一栋刚刚建成的欧式建筑。建筑物自身的壮丽加上山坡的铺垫，更使得大楼显得高大巍峨，气宇轩昂，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一打听，原来是刚落成的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我发了句感叹：呦，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这法院算是吃肥了。同伴没有我这么偏激，而是说：这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确实很肥，二是这几年法治建设还是取得一点成效的，打官司的多了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于以法律来调节矛盾。我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银行给领导当司机。一次这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九九八年他带几个经济庭法官去外地执行一个案子的趣事。那次他们带三个法官按照判决书去某市执行财产，出发前领导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法官招呼好。领导说：现在最难招呼的就是法官了，你一定多带点钱，他们要干什么都要满足他们。司机听了领导的话，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对法官们招呼得细致周到。那天出发前，几个法官自己开着一辆车子来了，清一色便衣。司机赶紧把给法官们买的茶叶、烟酒等礼品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法官们既不推辞，也不感谢，放进去以后“啪”的一声把后备箱盖住就发动汽车走了，司机则带着一位银行里的法律工作人员和代理律师跟在后面。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官们买条“中华”烟路上抽。于是赶紧在路边一个商店里停了下来买了一条，送给前面的法官们，法官们也不推辞。司机边开车心里还在惦记：哎呀，这不是在烟草公司买的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听人家说这些法官们都是“铁面无私”的，从来不讲客气，万一要是假烟，人家会毫不讲情面地给扔出来的。刚想到这里，司机就见到前面法官的小车窗户里扔出一包红色的“中华”烟，顿时心里一惊：“坏了！肯定是假烟！人家给扔出来了！”

　　于是，司机一路惴惴不安地跟着法官的小车到了某市。刚一下车，心急火燎的司机就赶紧问法官：刚才那条中华烟是不是假的？法官说，不是吧，抽着还行。司机又问：那刚才我见您扔出一包烟来呀。法官回答道，那时我自己带的烟，抽完了，就给扔了嘛。一听法官这么说，司机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那天到某市时恰好是中午，安排法官们住下并吃罢午饭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原本以为法官们打算午休一下的，谁知一位法官却一边剔牙一边说：挺热的，咱们洗个澡吧。司机明白，人家说“洗澡”可不是冲个凉，而是要洗桑拿，于是领着法官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可是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宾馆桑拿还不营业，于是只得带着法官们到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开门的桑拿中心。等到进去了，人家却说没小姐。司机正在为难时，一位法官说话了：没小姐你打个呼机不就成了？找漂亮点的！桑拿里的人一听，说：好，我去打呼机。三个法官就坐在大堂里等小姐，等到小姐来了，法官们才跟着小姐们鱼贯而入进了包厢。这个“澡”一洗就是两个多小时。

　　等晚上安排法官们吃了海鲜，法官又提出唱KTV。司机就找了一家娱乐城，安排了三个坐台小姐陪法官们唱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期间法官们领着小姐在包厢里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唱完了，法官们意犹未尽，又提出去洗桑拿，于是司机又安排他们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洗了桑拿。

　　第二天早晨在宾馆里吃完早饭，法官们从行李箱里拿出制服穿上，手持封条，由司机带路来到被执行单位。到了那个单位的财务部大门口发现门关着，一位法官飞起一脚把大门踹开，把里面的人吓了一大跳。法官当众宣读了法院强制执行判决，给五分钟时间让里面的人都出去，然后在大门贴上封条，扬长而去。于是，这次执法行为宣告圆满结束。那位司机朋友跟我说：从那次经历他才知道，法官们原来这么爱好“洗澡”，真可谓“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一般而言，现在法院里最肥的缺是经济庭的，每天和经济纠纷打交道，两边都拼命塞钱招呼法官，因此日子过得既安全又滋润；而刑事庭就差多了，每天和杀人犯抢劫犯打交道，一没油水，二冒风险。曾经和一个刑事庭法官打过交道，感觉他人还很不错。那位法官听了我对法官的评论，就跟我说：法院里也并非人人过得如此潇洒快活的，比如说自己，虽然这一块待遇还是不错的，但跟经济庭的一比那就寒酸得要命了，杀人犯、抢劫犯往往自己都还穷得要命，谁还会招呼你法官啊？不过他这个人属于“知足者常乐”型的，总是觉得跟那帮下岗失业的朋友同学一比，自己还混得不错，因此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也很敬业。

　　　　　　　　　　　　　　　　　　　七、表弟谋生记

　　由于一九九九年母亲的花灯生意做的不错，母亲也想找几个人手帮忙，于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在初中毕业务农一年后，被舅舅送到了我们家，跟着母亲学习做花灯的手艺谋生。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父亲于二○○一年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疗；母亲的花灯生意在二○○一年特别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万块钱的营业额。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自然也没有力量再教华周做灯笼了，于是把华周送到汉阳一家职业学校里学习厨师技艺。那个职业学校每天在电视里、报纸上做广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一回事。于是母亲带着华周专门到那个学校里去看了一趟，学校招生人员很会说话，领着他们俩参观了新落成的教学楼和闪亮的设备、宽敞的宿舍，并对他们说：学期三个月，包教包会，不会免费再学，毕业后包分配，发中专文凭，还说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当上了酒店的大师傅，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呢。

　　有口吐莲花的招生人员吹嘘得如此天花乱坠，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学楼和设备，我母亲也就定下心来，交了两千元的学费，让表弟报名参加学习。

　　表弟刚进学校时确实是在那栋崭新的教学楼里上了课，但没有摸那些闪闪发亮的设备，因为他当时上理论课；也住了几天四人一间的宿舍。但是仅仅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被迁到离学校很远的一间破平房里上课；而那个宽敞的宿舍也不让住了，换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却要挤十六个人的阴暗屋子。这时表弟才明白，原来学校每两个星期开一班，新来的就让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几天；等更新的学生来了，前面的就得腾笼换鸟。也难怪那些设备总是闪闪发亮，原来那是给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这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烹饪知识，每天起早贪黑练刀功、背菜谱。表弟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气温常常高达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气，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宿舍中，却连一个电风扇都不许用，违者罚款三百元。无奈，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觉，或者打点冷水把毛巾泡在水里，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体。

　　表弟的同班同学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样想学门手艺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年纪不小的下岗工人。和念初中时不一样，这些人都懂得学门手艺在今天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拼命用功地学。表弟脑子灵，手也勤，在他们当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结业考试时表弟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结业考试雕花、刀功两项单科成绩第一名，捧回了两个奖状和两本鲜艳的证书：一个是《结业证》，一个是《厨师证》。那证书红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挣来的第一笔工资，就给他的父亲买块手表。

　　按照学校“包推荐就业”的承诺，表弟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钟大酒店”的餐厅“就业”。这家酒店规模很大，营业面积楼上楼下合计有将近两千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几个。酒店方接收他们时声称试用期一个月，不但不给工钱，连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还要交一百元风险抵押金。奇怪的是，作为“厨师”进来的华周和他的同学们，在“试用期”内一次砧板都没挨过，尽被打发干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沟之类的活计。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虽然有些失望，但他们都想有个工作，因此拼命地干活。酒店每天安排他们干十六个小时，还经常训斥他们偷懒。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华周表现出了其他同学罕见的吃苦精神和聪明，华周跑堂时，几乎一天就要磨穿一双袜子，可见其辛苦程度。渐渐地，华周很少挨训了。表弟很高兴，自忖是出类拔萃的，酒店肯定能录用。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过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一个没有被录用，全部“试用不合格”。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毕业包推荐就业”不过是个骗局。他们想到了那一百块钱“风险抵押金”，但是跟老板一讲，老板居然讲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盘子一个，扣多少钱；某月某日使得顾客发火，扣多少钱……东算西算，那一百块钱不但要不回，反而还得倒找老板钱。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刚想分辨几句，老板扭过头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声了。

　　就这样，表弟没了工作，没了希望。虽然我们家也在武汉，但表弟自尊心强，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得病花钱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我们家张嘴要钱。期间表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好几次，我们问他情况时他都含含糊糊地说“挺好的”。当时我们全家的焦点集中在父亲的病上，也就没有多想。表弟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整日游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地找工作，却屡屡碰壁。什么证书、奖状，屁用不顶一个。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们讲。那一段时间表弟每天吃白开水就两毛钱一个的馒头，连咸菜都不敢买。但就是这样钱也一天天变少……

　　终于有一天，表弟在汉阳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锅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微薄：试用期两个月，每个月一百五十块。但是毕竟能挣钱了，而且老板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干了。老板很苛刻：所谓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么便宜就煮什么；所谓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后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带、猪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营业到两三点钟，只能在午后生意清淡时打个盹。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表弟到了这家火锅店才发现：老板每天用来做底料的红油竟然是反复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当时表面上是倒进泔水桶中，到关门后老板就让表弟他们把里面的残渣捞出来，把油撇出来继续给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边干一边恶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装革履的先生和衣着入时的女郎，表弟这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们，要是让他们看看这幕后……

　　两个月到了，表弟他们几个跟老板要工钱。老板却说根据他的规矩，正式录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止长期工作后席卷财、物逃走，还说有前车之鉴。表弟虽是农村来的孩子，但是看报也知道有些老板把打工仔的身份证收走后就要不回来，只能被老板肆意盘剥，甚至当“奴隶劳工”。表弟没了主张，回来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听，说那万万不能给；要掌握员工的来龙去脉，弄个复印件就行了嘛，干吗非要原件？这肯定是另有企图。于是表弟回去跟老板说，可以给复印件，但原件不能给。老板一听就说，不给身份证你就给我滚。表弟要工钱，老板手一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店员冲出来，对表弟左右开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里是对手，只好落荒而逃，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拿。

　　表弟他们几个又一次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经过半个多月的走家串户，表弟和他的另两个同学在汉口协和医院对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计。这家老板是个看上去还忠厚的中年人，老板娘是某个大厂的下岗工人。老板的妈是退休纺织工人，在酒店门口卖咸菜。令表弟奇怪的是，这一家人的收入各归个，不打搅，老板店里需要咸菜还要找老板的妈去买。老板给表弟他们几个每月开三百块。这个收入虽然和表弟当初梦想的每个月几千块的有天壤之别，但是也算比前几家光干活不给钱强的多。看上去老板人还可以，表弟只能祈祷新老板能按时给钱。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他们几个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两万多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剜了两筷子辣椒酱放在碗里一拌，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候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但到了九七年我退党了，参加了新党，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我又加入了亲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先生和蒋先生那个三民主义的党了，早就被李登辉搞得乌烟瘴气、威信扫地。亲民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阿扁搞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都对这个人深恶痛绝，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说着满嘴中国话，偏偏说自己是外国人，算什么东西呀？”说到这里，老太太神情激愤，双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势，让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期间，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学生。

　　在反对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老太太继续慷慨陈词：“要是当年邓先生早点上台，或者经国先生晚些去世的话，现在两岸早就统一了，哪里轮得着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败类兴风作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都被李登辉给误导了。我在大陆开了好几家宾馆，本身家里根本不缺钱；我今年六十岁，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也该享受一下了，但我还是要做生意。我愿意到大陆来住，不喜欢住在台湾。每年只回去一两次，要么是去参加挺宋大会，要么是去交党费。我每年做生意赚的钱，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在大陆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开台商大会我们见到他们，连手都不愿意跟他们握一下。”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具有执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天我们交谈到夜里十二点多钟。由于白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我禁不住哈欠连天，想着明天还要下企业，只好把话题挡住。临走，老太太又跟我约：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谈。等我告别了老太太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发现房间的走廊上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孩子来来往往，顿时明白这是陪客人过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时候，就跟老太太谈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则反问我：现在大陆开上档次的宾馆的，有几个不这样呢？你们大陆也是有意思，明明满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陆的教育这么落后，人又这么多，那么多人没文化，你不让她们当“小姐”，谁给她们饭吃？况且，来我这个宾馆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党政官员、社会名流。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酒店时路过酒店大门，突然发现在酒店大门的一侧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子，显得庄严而神圣，上面用端庄的黑体字写着：中国共产党×××大酒店委员会。

　　　　　　　　　　　　　　　　　　　九、歌厅小姐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否认卖淫的合法性，经常开展“扫黄”行动，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国大陆逐渐逐渐刮起了一股“黄色风暴”。据说中国大陆的各类“性工作者”多达六百多万，比军队规模居然还要大一倍。从城市到乡村，从歌厅、桑拿、发廊甚至影剧院，都活跃着大批所谓的“性工作者”。“扫黄”虽然年年搞，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却是越扫越庞大，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一年我到某省出差，与一位私营企业老板打交道。这位老板在时下的中国还算是讲诚信的人，每年都要还一大笔款子。但动不动上百万的还钱，也确实有点心痛，因此每次都不是很爽快，非要我到跟前监督着他才筹钱还款。每次我去他那里，他都要哭一阵子穷，然后就跟我谈判能否拖延一点，减免一点。人家是生意场上的人，谈起话来头头是道，我自然是辩论不过；但在谈判中我坚持一个原则：任其舌头嚼烂，只一口咬定四个字“寸步不让”，弄得那老板一点招数也没了。

　　由于见我始终不肯松口，老板就琢磨着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就领着我去洗桑拿、按摩。那天我们吃完晚饭，他开着车子带着我直接来到那个市的市委大楼对面的一家豪华的桑拿中心，跟我说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小姐，全国各地的都有，个个如花似玉。我心里清楚：碰到这种场合，只要自己一松口跟着人家去了，人格就算完了，以后处处都被动，还想理直气壮地要钱？于是，我无论他怎样相劝，横竖不下车，说自己最烦人家在我身上按呀摸呀的。老板劝了我几次，觉得还是不好直接突破，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第二天请我吃饭时老板叫来了他的两个相好的，都是歌厅小姐。

　　那两位歌厅小姐是来自四川的两姊妹，姐姐十八岁，妹妹十六岁。席间我对两姊妹为什么出来当歌厅小姐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开始问她们二人的家庭情况。两姊妹告诉我，她们家位于四川大巴山区，非常穷。家里接连生了三个姑娘以后，还想要个男孩，就又生了一个，这次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虽然有了儿子，难题又来了：这么多孩子怎么养活？于是家里在两个比较大的姐妹上到农村初中毕业以后就让她们出来打工挣钱。两姊妹先在广东一家工厂里干活，一个月工资八百多块。一开始还觉得不少，但进了大城市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花花绿绿的衣服，姹紫嫣红的化妆品，两姊妹都觉得八百块钱太少了。后来过年回家时听到同乡有女孩子在某地当坐台小姐，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钱，于是就跟着同乡女孩来到这个地方，当起了歌厅小姐。

　　一般的歌厅小姐不是当场就卖身的，桑拿里的小姐才会当场卖身。但是，客人在唱歌时摸一摸、抱一抱、亲一亲恐怕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每天泡在这种场所里面，面对各式各样的诱惑，时间长了我看很少有人能坚持“卖艺不卖身”原则到底的。这位老板总是去歌厅里玩，每次都点两姊妹作陪，渐渐地也就成了相好的。我又问她们家乡的教育情况，两姊妹回答说：他们那里一般的孩子只上到乡村初中毕业，而且上课特别轻松，自己除了认识几个字以外，别的知识一无所知。在我问到她们那里计划生育情况时，她们则说：农村超生很普遍，原来都想要男孩，有的人生了女孩就扔了；但是这几年渐渐地喜欢要女孩了，因为女孩子出去坐台好挣钱，男孩子忙农活或者打工，就是累死也挣不了几个钱；将来结婚娶老婆，还要盖房子、赔彩礼，实在是划不来。

　　那两姊妹在我看来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个子矮小、塌鼻子。特别是那个小的，完全就是一副幼女的模样，五官都还没长开呢。也真不知道这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怎么会看上她们，大概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那天吃完饭，老板笑嘻嘻地要她们留下来陪我，当然被我谢绝了。后来我拿了一百五十万的汇票临离开时，那老板还感叹说：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到我这里来，多半都是很顺畅地找小姐开了房间，少数半推半就一番也就下水了，你还真算头一个死活不肯不下水的；其实玩玩也没什么了不起，没必要这么拘束。我照顾他的面子，就说：不是我不想玩，也不是觉得人家找了小姐就怎么不好；而是觉得这样太累，担惊受怕不说，自己成天还有负罪感；玩是需要讲究个心情的，这么玩那就特没劲了。接着我又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喜欢上网，以后我再来你这里，你就掏钱请我上网吧好了。后来又去了几次他那里，每次老板都把宾馆商务中心里的一台电脑包下让我上网，白天他出去筹款，我就端着杯茶到网吧里上网写文章，饿了就跑出去吃一碗牛肉面；晚上一起吃饭，继续逼他还钱，倒也过得快活。

　　　　　　　　　　　　　　　　　　　十、遭遇窃贼

　　二○○一年三月的一天，我生平第一次抓到了一名窃贼。在此之前，我曾数次遭到窃贼光顾：第一次是上大学期间，一名窃贼溜进了我们宿舍偷走了我放在自修桌上的手表。那块手表是父母送我上学时买的，蓝色的表盘非常漂亮，我一直都戴得很爱惜。那次失窃，把我心疼得一个礼拜情绪都不好。第二次遭遇窃贼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窃贼撬了我住的集体宿舍大门。不过，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拿的是见习工资，因而也一贫如洗，确实没啥东西可偷，于是偷走了我的几条领带和一双皮鞋。第三次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后，我和妻子逛江汉路，一个十二三岁维族少年小偷拉开了妻子的挎包，被我给一把抓住了。当时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很多人都起哄要我狠狠地揍那个维族小偷。那小偷手里卧着个刀片，见我抓着他不松手就用刀片自残，弄得我满手是血，只好放他跑了。第四次窃贼光顾是在二○○○年九月，那天我加班，妻子要陪我去，晚上回来后发现家中被盗。小偷用千斤顶顶开了我们的防盗网钻了进来，偷走了我的一部手机和妻子的一些首饰。不过，那窃贼的素质可真够差的：他偷走的手机是我两年前买的“大砖头”，买的时候虽然值钱，但到了二○○○年连机带号才三百八十元；偷走的首饰，无一例外地都是不值钱的“仿白金”，因为结婚前我早就跟妻子有言在先，决不在首饰上花费太多。其实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套从一九八○～二○○○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全套纪念币，还有一九九九年国庆发行的面值五十元的纪念钞四十张。可那不识货的小偷把它们翻出来扔到地上没拿走，看来现在当贼也要讲究个素质。因此那次我遭窃损失并不算大，只是满屋的狼籍令人异常恼火，从此我就恨上了贼，特别想亲手收拾一个贼解解恨。

　　以前我也比较怕贼。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身上揣着这八百块钱喜滋滋地去学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车到了汉阳古琴台，上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西服。武汉的九月份天气还相当炎热，我开头还挺奇怪，这几个人干吗这么热还穿西服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挤到了一个站着的农村人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用西服做掩护的小偷。几个扒手一边有说有笑，一边用镊子把人家衣服兜里的钱掏出来。我本来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万一这几个小偷报复我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没敢吱声，只是用手紧紧护着自己兜里的八百块钱。车子到了阅马场，那几个扒手神气活现地下车了，我赶紧跟那个农村人讲了他被偷的事情，他这才如梦初醒。

　　到了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因为加班乘坐公共汽车去单位。在桥口工商银行门口附近转车时，发现烟没了就走到路边一小店买烟。那个店主给我一包烟，我给店主一张百元大钞。店主拿起钞票在阳光下仔细辨别真伪，我则拿起烟翻来覆去地研究是真烟还是假烟。唉，现在的社会可真不得了，什么都有假的，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过去“突出政治”的年代，出了一批专靠整人害人起家的政治骗子，而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出了一批专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经济骗子；过去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今天，可是要讲“绷紧防骗防盗这根弦”啦。我真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人和人什么时候才能重建信任呢？

　　双方各自验完真伪，交易就成功了。正在等店主找钱的当口，绷紧了防骗防盗这根弦的我突然发现右边裤兜里有一阵异动。扭头一看，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名细长个子、背微驼、穿深蓝色双排扣西服的男子，正在迅速把一把镊子从我裤兜里往回缩，我意识到：我碰到贼了。我低头一看裤兜，里面装的四张百元大钞已经有一半露在外面。于是我怒喝一声：“你想干吗？”

　　那个贼约么四十来岁，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但头发蓬乱、脖子缩进衣领，而且我还看到他西服的商标还缝在袖口上。他脸上一副令人升厌的、萎靡不振的表情，眯缝着的小眼滴溜溜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本份人，而且让我怀疑他是个吸毒者。对于我的质问，他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没干么事呀？我想买包烟嘛，么样，惹到你啦？”

　　“你买你的烟，那你拿镊子在我裤兜里掏什么？”我继续质问道。“你看走眼了吧？哪个在你裤兜里掏了？”贼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没好气地回答我。

　　我真的有些气愤了，于是说道：“看你也是不小个人了，有些自尊好不好？”贼却露出一副寡廉鲜耻的表情，用武汉话骂骂咧咧地说：“你个板妈的（【注】“板妈的”是武汉市民骂人的粗话，可能与“***”意义相近）莫来教训老子，哪个招惹你啦？”说完，就把手插进裤兜，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到离我二十多米远的报摊前低头翻看报纸，两只小眼睛还不住地往我这边偷偷张望。

　　我接过店主找的钱，鉴别了真伪后，又向店主核实了一遍刚才的情况，问道：“你看到他偷东西了吗？”店主回答道：“那么长的镊子你没看到？”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个老几（【注】武汉方言，与“家伙”同意）常年在这一带晃，我们都晓得他。”

　　听了店主的话，我抬起头来瞄了瞄那个贼，看到他那副洋洋自得、吊儿郎当的样字，不由得激起了我满腔的义愤，心想：***，这个害群之马，一定不能就这么便宜他！说实话，当时我本可以就这么走了，因为自己并没有损失。可是，就这么把这个社会的害虫放走我实在是不甘心。

　　于是我掏出手机，接通了110，说：“同志！我碰到一名小偷，就在工商银行桥口支行门口。”110答复：“好，你站在那里不要离开，我们五分钟后赶到。”

　　俗话说“做贼心虚”，一点也不假。那个窃贼一直在观察我呢！见到我拨打手机，意识到我可能报警，于是离开了报摊，往马路对面走去。我尾随跟踪，那窃贼边走边扭头往后看，见到我跟着他，顿时慌了手脚，先是越走越快，接着就是小跑，接着就是抱头鼠窜了。我则一刻不放松，在后面紧跟着他跑到一个胡同里面，边跑边叫：“抓住那个穿蓝西装的！那是小偷！”

　　由于是大白天，胡同里当时有不少人，听我叫喊后很多人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出来帮我一把。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要是人人都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这犯罪分子哪能这样猖獗？“各人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的市侩心态，正是当今犯罪分子气焰嚣张的帮凶。眼见窃贼钻进了一栋居民楼，等我尾随着上了楼，却没有发现其踪影。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沮丧，于是问在二楼楼道里坐着的一位老太太是否看到穿蓝西装的贼跑过？老太太回答啥也没看见――她分明是在撒谎，那窃贼至多十秒钟前刚跑过，她居然会没看见？不过她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这栋楼两个单元之间的平台是相通的。

　　尽管目标丢失，但我还是没死心。我下了楼，又认真查看了一下这栋居民楼的地形，发现它只有两个出口。即便是平台相通，那个小偷想要逃走的话，不是从这个门出去，就得从那个门出去。只要看好两个单元大门，抓小偷就是瓮中捉鳖了。于是我守在楼下，耐心等待110的到来。约么五分钟以后，传来了警车的呼啸。我一边扭头看着单元大门，一边跑到大街上，看到三个全副武装的民警从车中钻出来：三个都穿防弹背心，一个戴钢盔的拿着冲锋枪，另外两个则拿着手枪。

　　见到警察我就稍微放了点心，于是对民警喊道：“是我报的警！跟我来！”民警跟我到了楼下，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这栋楼的特点和窃贼的体貌衣着特征，让两个持手枪的民警守在另一个单元门前，自己和持冲锋枪的民警一起从另一个门上楼搜查。也许是那个窃贼低估了我要把他绳之以法的决心，也许是他命中注定这次活该要栽到我手中，当我们上到三楼时，竟发现窃贼正迎面下楼，看到我们顿时傻了眼。看到他那副孬样，我真是既好气又好笑，于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道：“来得正好，伙计，跟我们走一趟吧。”

　　窃贼还继续装疯卖傻，说：“干吗？我没见过你呀？你们认错人了吧。”“少废话！”持冲锋枪的民警训斥道：“老实点，走！”就这么我们来到大街上，三个民警让窃贼趴到汽车上，双手前伸，开始对他浑身上下进行搜查。顿时，大街上立即聚集起黑压压的看客，欣赏着这难得的警察抓匪徒的精彩场面，很多人脸上浮现出一种莫名的兴奋表情，但更多的是毫无表情地看热闹。

　　窃贼浑身上下被搜了个遍，那把镊子没有找到，估计他事先藏在什么地方了。一边被搜查一边还装无辜：“你们别冤枉好人呀！我什么都没干……”“住口！”一个民警喊道，“再不老实就给你戴背铐。”窃贼顿时软了下来，乖乖地任凭警察把他翻来覆去地搜身。然后我们一同上了汽车，来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办公条件很差，由于四面都是高房子，里面显得光线阴暗。我看了看他身上搜出的东西，窃贼的大名叫章××，本地人，还有一个小本本《失业下岗工人登记证》。警察命令章××双手抱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这个窃贼个子细高，坐在小板凳上样子有些滑稽可笑。

　　看到那张《失业下岗工人登记证》，我心头的怒火也就去了一大半。于是，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你真是下岗工人？”他沉默不答。

　　我又问：“如果你是下岗工人，这世界干什么不好，非要做贼呢？踩‘麻木’也能挣钱糊口嘛！你年纪不大，又不是干不动，怎么就不凭力气挣钱呢？”章××对我的话继续沉默不答，反而向警察狡辩：“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个人突然就说我偷了他的钱。”

　　我哈哈一笑，说道：“那么，我是诬陷你喽？我跟你素不相识，干吗非要诬陷你呢？”警察问：“你没偷他的钱，那你跑什么？”“我不想惹麻烦嘛……”章××申辩道。这时另外一个民警进来看到这个窃贼，说道：“怎么？又是你？”我一看，原来他们是老熟人了。章××还在演戏：“这次……我可什么都没干。”那个民警笑了，说道：“冤枉了别个我相信，冤枉了你我可不信。”接着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你自己说，你这是几进宫了？！你还装么事好人！”

　　章××听了这个警察的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彻底缴械投降了。接着，我应民警的要求，写了一份报案材料交给他们，就离开了派出所，后来也就没有时间再过问这件事了。

十一、医院黑幕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后来觉得实在是过于“不着天地”了，于是渐渐地想当一名医生，又想考军事院校当军人，最好是当军医，鱼和熊掌二者兼得。结果到了初中毕业前体检时，我竟然被检查出来是色弱。我原来学绘画时，一直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但到了体检时，我横看竖看就是认不出花花绿绿的色盲检查表上的某些数字。因此，我也就死了长大做一名医生或军人的心。虽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

　　从二○○○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或高烧。开始只以为是从山西来武汉水土不服，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时间里，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二○○一年三月初，父亲又一次发起高烧，外带胸腔剧烈疼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心肌炎”，住院治了几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痛了。后来医院发现父亲胸腔积水，又怀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父亲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A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父亲的病，竟然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闻所未闻、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怀着一丝侥幸，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复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最后一份确诊报告也是A医院出的，我拿报告那天，检验室几个医生正在闲唠。把那份沉甸甸的检验报告递给我时，一位化验员一边嬉闹，一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个病就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当即心头一沉，然后又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化验员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连路都不能走了。后来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她的高压达到了二百二十，低压达到一百三十五；幸亏发现及时吃上降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母子一直把这个消息瞒着他，只告诉他这是一种发展很慢、通过化疗可以治愈的病，即使无法治愈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长的有二十多年的。父亲乐观豁达，知道母亲血压高还宽慰母亲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得这病的也该死了，你还急什么呢？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见见孙子。

　　表面上母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只有我们母子时母亲就以泪洗面。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说：本来到武汉落户，还想帮帮你们，却没想到竟然得了这么一个病。既然这病这么贵，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宽慰母亲说：“妈，赡养老人是我们下一代的义务。别说现在咱们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这样想的。”

　　就这样，我父亲住进了大名鼎鼎A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我父亲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父亲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那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我父亲回答说：“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干不是大款。”于是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现在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注】加床是医院在病床紧张时，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

　　我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位叫陈敏的网友，是《刘文采真相》和《历史的先声》等几部书的作者。陈网友的妻子就在这家医院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非常热情而真诚的人。本来我和陈网友也就是在网上聊过几句天，此时人家知道我父亲住院的消息，赶紧跑过来帮忙。当我们来到住院部时，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临时搭起来的矮小而狭窄的行军床，心想在这种环境下不利于父亲养病。因此，我和陈敏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干部病房”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公仆”，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条件按说不错，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我本来想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或自己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父亲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几口痛哭。一开始我以为这些人是得知亲属患了不治之症，悲伤过度而哭；由于我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上他们了。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相拥而泣，就上前去安慰她们几句，一问情况才知道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我父亲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一件事：当时，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穷人因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头痛哭时，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外表朴实内部豪华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庄严而神圣；新落成的保健楼还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发户那样显得富态奢华；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总是非常少。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我父亲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来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医院的大门时，居然还看到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顿时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

　　　　　　　　　　　　　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

　　　　　　　　　　　　　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

　　　　　　　　　　　　　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

　　　　　　　　　　　　　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

　　　　　　　　　　　　　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

　　　　　　　　　　　　　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

　　　　　　　　　　　　　医生护士冷冰冰，一旦没钱把药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毕生积蓄要花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

　　　　　　　　　　　　　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

　　　　　　　　　　　　　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二○○一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一般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一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我父亲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父亲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衣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父亲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父亲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衣天使”兴致勃勃地向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父亲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父亲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通过各种途径都了解到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父亲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父亲心里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亏得父亲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话以后会怎么样？

　　父亲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父亲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大概十多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稍事休息以后就可以自己行走。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也没征求我父母同意就让学生给父亲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父亲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七八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我父亲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父亲足足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出院结账时，我母亲发现：那些挨个在我父亲身上练手法的实习学生们在做骨穿时所戴的八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父亲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二○○一年时才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我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后无奈地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啊。”我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一千五百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那个大学生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账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父亲停了药。母亲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武昌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十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亲和父亲就只得不熬夜打针了。

　　从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亲在A医院一共化疗了十一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九千元，少则八、九千块，一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出院时带的药，大概也有三、四万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也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后来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不是。我父亲自二○○二年四月转院到B医院以后，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三、四千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父亲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A医院定价是十七元一盒，在B医院定价是十六元一盒，而在药店里则只卖七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A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两倍还多。而且，这也不是偶然现象，我父亲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只要能在药店里买到的，都比药店里的价格贵出很多。

　　二○○一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湖北××制药集团的李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上级生病，就买了一盒抗生素吃。李董事长跟我们谈话时见到这盒药，出于职业习惯就问多少钱买的，我的上级就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李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听了他的话，我和上级顿时目瞪口呆。李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好多药，成本价与售价之间至少有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更高。”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我父亲在A医院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还有一些药，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护什么的。有时，竟然同时打两三种护肝的药物。臧教授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父亲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我父亲一年后转院到B医院时，给父亲治病的陈教授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父亲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可以说，A医院在十一个疗程里每次都开这么多处方，是不对的。”

　　每次化疗结束后一两天内，父亲都会出现高烧症状，这是身体对化疗的反应。后来我们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双氯芬酸钠”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这种“双氯芬酸钠”在药店里只卖七块一盒，每次化疗用不到三分之一。可是当时我们却不懂，于是当臧教授说这需要输抗生素、留院观察时，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照办。本来父亲得这个病之前很少生病，打廉价的青霉素就特管用。可是臧教授却只开一种叫“舒普申”的特效抗生素，每支一百五十块，一天要四支，最多时打六支。于是，父亲每次化疗结束后都要打十八支“舒普申”，药钱加其他乱七八糟费用，一次就要三四千块，在A医院的十一个疗程里有十个疗程是这样的。其间，还是要靠“双氯芬酸钠”退烧。到了第十一个疗程，我父亲嫌太贵而坚决不肯打“舒普申”，化疗完立即出院回家。到家里发烧用“双氯芬酸钠”以后，我们才发现其中的奥妙。由于用“舒普申”太多，我父亲后来感冒发烧时打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完全没用了。

　　还有，臧教授每次给我父亲开一种叫“××扶正颗粒”的药，说持续服用这种药对于改善人体状况，增强免疫机能非常有用。这药在A医院药房售价四十五元，累计一年里父亲一共吃了一百多盒，共花去了大约五、六千元。后来我通过一份医生揭露医院内幕的文章才发现：“××扶正颗粒”属于一种“万金油”性质的药，虽然可能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实在不是治疗的必备药，也对治疗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药实际的出厂价仅七元左右，在医院却以高出其出厂价的六、七倍的价格出售。

　　方法三，真实的谎言。

　　当父亲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我们转到B医院后才知道，如果浆细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疗。这样做，一是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二是可以使化疗间隔大大延长，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三是减少化疗次数，防止产生抗药性，也就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然而，臧教授对干扰素的事情却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亲不断化疗。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儿女的，都盼着父亲好，又不懂医，所以人家臧教授让化疗就赶紧化疗，一天也不敢懈怠。后来，当父亲转到B医院之后，给父亲看病的陈教授看了父亲的病历，摇着头说：“唉，化疗次数实在是太勤了，这对患者今后化疗非常不利。”果然，当陈教授他们着手给父亲化疗时，发现已经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效了。

　　在A医院期间，我们发现：臧教授对我们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隐瞒实情。父亲第二、第三次化疗时，住我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杀鱼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却引起了破伤风，治破伤风时又查出得了急性白血病。住院期间，老工人一直高烧昏迷着没醒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案就是没法退烧。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良心的医生就应当建议：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宽余的话，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疗算了。那一家子人很亲的，摸不清医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药。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怀，人家正巴不得给你用好药呢，那样回扣大大地有。于是乎什么贵药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里花掉了二十来万，花掉了那家子最后一个子儿，没钱也就停药了，最后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属临走时质问臧教授：“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气壮：“不是你们要我用最好的药吗？我尽力了，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维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没醒过来的生命，用掉老两口和子女的全部积蓄，这家子人恐怕连给老人家办后事的钱都没了。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来的患者，因为在乡镇企业当油漆工苯中毒而导致了白血病，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垮了。那家人东拼西凑了四万块钱治病，因为缺乏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跟臧教授谈话时交了底牌，说自己只有这么点钱，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听了，就含含混混地说：这个病，四个疗程“差不多”可以好，一个疗程大概需要一万。当时我母亲坐在旁边，听了直纳闷：不是说治白血病要很贵吗？怎么这次出了鬼，这么点钱就可以治好？母亲还直以为臧教授发了善心呢。后来那个患者化疗了四个疗程，花掉了恰好四万块钱。没钱了以后，臧教授让他“回家慢慢养”。不久以后，父亲在化疗时，听病友说那个农民已经死了，留下几万块钱的债务给他的亲人背着。

　　臧教授看病时还喜欢看人下菜，那个农民四万元的医疗费对见过大世面的臧教授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有一个电信局干部，姓刘，得了跟我父亲一样的病。但电信局效益好，是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臧教授一看，好哇，来了个冤大头，于是每个疗程都拼命加“好药”，一次化疗就花了他将近五万块钱。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亲离开A医院转到B医院时，姓刘的已经花掉了将近七十万了。同样的病，同样的病房，费用差距却这么大。可见臧教授对我们这个小康人家，还算是下菜下得很准的。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

　　所有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们首先会让你做一个又一个检查，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来检查作为诊断的依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院为了多赚钱，强迫医生让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有些检查是不过是多花几个钱而已，比如心电图；有些检查则是有害的，比如频繁的X光透视。

　　自从我父亲住进A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那些检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他们让父亲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父亲第二次化疗期间，要父亲做骨扫描，花了六百多块。其实我父亲这个病臧教授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臧教授还是要我父亲去骨扫描，等到结果出来，父亲问臧教授有什么结果，臧教授说：“哦，更加确认了你是多发性骨髓瘤。”我父亲一听，心想：你没确认我是多发性骨髓瘤给我化疗干什么？于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问了那个科的另外一个主治医生李大夫。那个李大夫还算有点良心，看左右无人就偷偷对父亲说：“这个检查确实没有必要，你这种早就确诊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还有一次是个实习学生，晚上十点多钟突然送了张单子要我父亲第二天去做个胸透。其实我父亲在住院前、住院后，因为胸部疼痛，一再误诊而已经连续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干吗冷不丁的还要胸透？我父亲觉得其中蹊跷，坚决不去，那学生见状失望地走了。我估么着，那学生估计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状况，可惜我父亲没满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账单。

　　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A医院的账单就是这未解之迷中的一个。每次从医院拿来账单，我和我母亲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仔细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还是一头雾水。间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个实习生的手套费用问题，我们看出来了，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不得不没好气地退还了这些钱。然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那么这些迷人的账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也是这么可爱，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会犯这种“美丽的错误”，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当然，账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账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前面提到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碰到了那个归国不久的女医生，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医院和医生拿患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只是刚刚开始拉肚子发烧，还在做一些常规的小治疗，也就没当成回事。当我们频繁地开始与A医院打交道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医生所言不虚。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我们这样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也忙着升官――就在父亲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亲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玛法兰、阿霉素、表阿霉素几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父亲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我们不懂医，想象不到父亲的骨头脆弱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母亲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节，我父亲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压迫性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我父亲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父亲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到了跟我们单位关系很好的B医院的领导，让父亲转到了B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父亲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疗效果的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用的药。也算我们运气好，B医院的主治大夫陈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医嘱非常细致。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每当父亲在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每次我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父亲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用后父亲在二○○二年和二○○三年期间状态还非常不错。而且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父亲化疗将浆细胞控制下来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父亲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二○○一年的十二万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万多元；加上几年里零零星星地买药看病，这几年为父亲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万元。后来母亲出于感激，每到逢年过节时都带着好烟和钱去看望几位医生。陈教授把烟收下了，钱则坚决不要。他再三感谢母亲来看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但钱我坚决不要。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要了人家患者的钱，我的人格就没了。”

　　然而，父亲在第一年里经历了过于频繁的化疗，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失去了效果，而且父亲的身体也元气大伤。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长而炎热，父亲先后两次感冒。由于在A医院时臧教授给他滥用抗生素，一旦真正有了病，却发现已经没有什么抗生素对父亲有效了。因此，父亲的每次感冒都延续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又转为肺炎。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亲人和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父亲的生命。二○○四年清明节前夕，一生饱经风霜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我含泪送走父亲之后，我禁不住咬牙切齿地想起那个谋财害命的臧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玩忽职守，父亲本来可以再与我们厮守一段时间的。

十二、悲惨世界

　　父亲年轻的时候，上面总是宣传“老有所养，病有所靠”，据说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那时父亲健康，除了偶尔头疼脑热的之外没有什么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父亲单位持续十几年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下岗，在岗的也经常是一连个月领不到工资，父亲那所谓的“公费医疗”也就只能变成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没法指望。由于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疗，人都没了好几年了，还没轮到医药费的报销。即便是这个画上的饼子，也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两万元；但是即便是这种难以指望的报销，也有很多药是不能报的。是啊，活人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人呢？

　　根据我所查得的资料，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一九百九十一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我年纪尚小，因此对农民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九十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亲到医院做化疗。以前的病友在这三个月之间死掉了十多个，听一个幸存的病友说，上次挨着父亲的那个白血病孩子已经死了，才十七岁。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我以前见过他们：男的戴付眼镜，又黑又瘦；女的面无血色，因为她也患有乳腺癌。为了给孩子治病，做母亲的自己有病不看。为孩子治病不到一年时间累计花了二十多万，全部是靠借债得来的。现在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个孤独的男人还债。一个曾经美满的家庭，瞬间只剩下了孤独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期间，几天内就先后有两个无钱继续治疗的病人，从父亲所在的住院部大楼上跳楼自杀。这就是“医疗产业化”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的结果。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所谓的“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和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咳嗽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全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是不是在说实话：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全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医疗产业化”恶政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二○○二年十一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非典型肺炎”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产生了很多反思和联想。于是，我决定以我父亲看病的遭遇做线索，对“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进行最严厉的讨伐。于是在构思了两个多月、奋笔疾书一个星期以后，一篇名为《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二万七千字的长文写成了。之后，我通过互联网将其昭示于世人面前。“医疗产业化”和部分医生医德的沦丧，早已是千夫所指、万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立即掀起阵阵巨浪，形成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产业化口诛笔伐的高潮。我的《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被一些网友改名为《当今中国最肮脏的产业》和《吃人的医院》等，被转贴于全球各大中文网站，并且被《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刊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民中早已蕴藏了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这杆旗帜登高一呼，就有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应声云集。

　　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又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我毕业之后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没有切身体会，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当我在互联网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即有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元明网友发来的那篇《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是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萧雪慧老师所作。

　　恰在此时，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七月十四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暗无天日，为什么使我这样艰于呼吸视听。常言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医疗和教育产业化这两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社所办的《强国论坛》上发表，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耳闻目睹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恶政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于是，又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的文章诞生了。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全文长达二万九千字，分为八个部分：当喜讯变成噩耗、当改革变成掠夺、当学费成为壁垒、当谎言嘲弄真理、当教育沦为产业、当政府逃避职责、当悲愤化为力量、当丧钟为你而鸣――连续八个“当”字，对应以丧钟轰鸣的声音。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为了写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写文章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国际歌》，写到悲愤哀痛之处，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放声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唤起社会的良知，用我的文字为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我当时就坚信：我的呼吁决不会没有回响，我的眼泪决不会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刚在一个官方论坛贴出，就立刻再次传遍了全世界。香港的凤凰卫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专门在节目中谈到了这八个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当”字。此后，虽然学校的高收费暂时还未得到扭转，但我相信从此再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概念，也相信离彻底埋葬这一恶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十五、沙利度胺

　　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胳膊都累酸了。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一个多星期的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道：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实在太痛苦，治疗又太费钱，子女的负担也很重。因此，父亲说自己打算放弃治疗，到医院里绝食几天，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父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以往我也知道父亲早晚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可父亲跟我谈了以后，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愿意父亲走，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亲留住。哪怕是一个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尝试。那天我打开电脑，在“Google”中搜索“多发性骨髓瘤”这几个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突然，一个“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认真地读完这个消息，又打开很多链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我奔到父亲的房间里，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现在有了一种新药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应停片，原来是作为治疗孕妇孕期反应的药投放市场的。但很快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国家，有数千名婴儿因母亲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体残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为禁药，被禁止销售达四十年之久。这几年才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由于被禁时间太长，目前全中国只有江苏常州制药厂一家生产沙利度胺。

　　刻不容缓，我立刻按照常州制药厂网页上留的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但是拨打了很久都没有人接，这时我才懊丧地想起来这天恰好是个星期六。但这是救活父亲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钟服药，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药，从武昌问到汉口，大药店、小药店、新药特药店、医院药房，一家家问遍了，都没有这种药出售。那天晚上，当我迈着酸痛的双腿沮丧地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要到常州去一趟，亲自到厂里买药。母亲也心疼儿子，说那没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联系，晚个一两天也不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苏州的一个朋友，一看地图发现苏州与常州相隔不远，于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拜托他立刻到常州为父亲买那救命的良药，再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过来。沙利度胺，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时突然竟变得如此亲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当我们跟父亲把情况一说，父亲也很高兴，说：这好啊，将来能等到抱孙子了。

　　虽有朋友帮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星期一刚上班我就与常州制药厂取得了联系。当听到对方说可以邮购时，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那个接电话的人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电话，我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母亲说她也给常州制药厂打了电话，人家跟她说武汉协和医院的住院部药房里有少量这个药。我放下电话，立刻跟单位请了假，直奔协和医院住院部药房，买回了这个药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里，全家人又兴奋又激动。父亲拿着这白色的药片，微笑着对我们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命是儿子的孝心换回来的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于是，我开始动笔写《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审稿批改。父亲对儿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不止是纠正儿子文章中描述不准确的地方和张冠李戴的错误，甚至连用辞不当、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一一纠正。我每天上班时，父亲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回忆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儿子下班以后，父亲就给儿子讲述白天回忆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来越准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奋笔疾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父亲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拄着拐杖到书房看看儿子，跟我说要注意身体，早一点休息。我不断地将完稿的部分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陆陆续续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联系，想跟我签订出版合同。

　　儿子始终是父亲的骄傲。那天我从单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赢得的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父亲看了，高兴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对母亲和儿子说：我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父亲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证书，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自豪和赞许。

　　父亲服用沙利度胺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药的作用还是心理作用，显得有些好转的迹象。有几天父亲每天都等儿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儿子加班回来晚了，父亲也不吃饭，而是等着儿子。等儿子回来后，父亲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同吃饭。那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天，父亲竟然整整一天没有吃止痛药，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是几个月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形，我和母亲还以为真的出现了奇迹，兴奋到了极点。

　　沙利度胺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越来越强。父亲经常便秘，都是由母亲搀扶着到卫生间解手，但解不出来，一天往往要去十几次卫生间。到了后来，父亲连续十几天解不出手来。同时，由于连续服用吗啡类药物，导致父亲小便潴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锅，腿也渐渐地不利索了，难以站立。恰好在此时，我的妻子查出来怀有身孕了。因为妻子以前有过一次自然流产史，因此这次我们格外重视，让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写作到凌晨；而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还要伺候两个病人，负担非常沉重。

　　母亲过元宵节期间抽空卖了一些灯笼给武汉的××社区，因为父亲的病重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母亲打电话问结账的事情，谁知对方竟然耍起了无赖，说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用上，要退货。灯笼这种东西，过元宵节挂那么两天，摘下来以后还是完好的，说自己没用上谁能看得出来？况且，我母亲是按照对方要求的数量送过去的，当时对方说都要用，只是因为忙着准备电视台采访没功夫取钱，要母亲过完节以后再来结账。而过年以后家里始终离不了人，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母亲跟对方联系后，打算找个时间去跟对方结账，再把货物收拾一下，于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园住几天办办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来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办完了以后再回来。父亲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书，对我说，回去以后想起什么来，就让我母亲用家用摄象机录下来，免得自己脑子不清楚给忘记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一天一个样子：全身剧痛难熬，吗啡已经丝毫不起作用；说话开始不利索，下肢也完全瘫痪了。母亲见状急忙给我和姐姐打电话，我跟单位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姐姐也请假回来了。即便是这样，父亲见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讲述了几件新回忆起来的往事：一个是自己经历的日本投降，一个是解放前开封处决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的见闻。姐姐回来的当天，父亲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对我们说：去医院吧，最好死在医院里，也好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止痛。

　　就这样，三月二十七日父亲住进了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医院。刚去那天在医生采取导尿措施后，父亲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转。我见了以后又开始心存侥幸，安慰父亲说这只是个小关口，挺过去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病体会得更清楚，就对我说：“儿子，别抱太大希望了，这个病我看好不了了。几年了，咱们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结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俩都孝顺，可是没办法，该分手的时候就得分手。你也别太难过，这个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你妈身体不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一个解脱。你和你姐都成家立业了，你妈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以后我不在了要知道心疼你妈。”

　　医院对父亲的病也束手无策，除了弄点麻醉药，就是打点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术用的麻醉棒，此时对父亲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亲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活着走出医院大门了，也不想再忍受这种痛苦，就不让打葡萄糖。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经是这样了，扭转不了，就不要再费劲延长痛苦，也给子女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前战场上的马受了重伤，骑兵虽然对马有感情，但见到马没救了，就会给它一枪，让它尽早解脱。你们就别在费劲延长我的痛苦，尽早让我解脱吧。看着母亲的泪眼，父亲又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那么高，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几个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却要走在我前面了，还是让我利索一点走，别再拖累你们了。

　　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母亲痛在心里，坐在父亲床前热泪连连。父亲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唉，怎么那么俗气，坚强点啊，这几十年你一直照顾我，我很满意了，现在要分别也要高高兴兴地分别。”一开始我们还要医生给父亲打点葡萄糖补充营养，但父亲不让，对我们说：“现在别惹我生气了，怎么要亲人配合一下这么难啊。”说完，就挣扎着要拔针头。母亲见状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父亲的意思办，不再采取积极的措施延长父亲的痛苦。父亲也知道儿女孝顺，就勉强吃了几口儿女买来的甲鱼汤和财鱼汤，之后就坚决拒绝进食，每天服用医院开的催眠药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这样，父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十六、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在与癌症抗争了整整三年之后，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走了，背负着一生的磨难与坎坷，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牵挂与留恋，父亲离开了他的发妻。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疼爱与关怀，父亲离开了他的儿女们。

　　父亲是二○○四年四月二日，也就是清明节前两天的下午四点五十八分去世的。那天早上，姐夫带着父亲的外孙贝贝从千里之外的河北廊坊赶回武汉；那天下午，我从外面买回了预备父亲后事的最后一批物品：金黄色的床单，雪白的内衣、内裤。所有最亲的亲人，都聚集到了父亲的病床前。父亲仍然昏迷着，呼吸非常急促。当儿子的看着父亲的生命之光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静静地坐在父亲床边，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把脸埋进父亲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最后一次感受父亲的爱抚，泪水浸湿了父亲的手。

　　姐姐走过来对我说：“小亚，你跑了一天了，躺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下吧。”我说：不，我要握着咱爸的手。姐姐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劝我，并且也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床边，握起了父亲的另一只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泪水在一滴一滴地洒落；窗外金色的夕阳，轻轻地洒在父亲的身上。我陶醉在父亲的爱抚中，我宁愿时光能够凝固，宁愿这一刻变成永恒。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父亲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父亲轻轻地，而又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睁开泪水模糊的双眼，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虽然我早就知道诀别的一刻是早晚都要来到的，但我依然不愿放弃，急忙喊来了医生和护士。然而这无济于事，几分钟以后，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医生们都已经不再努力了，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哭喊着趴在父亲身上徒劳地为他做人工呼吸，希冀着出现奇迹。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就这样，父亲紧紧握着儿女的手，踏上了去天堂的路程。从此，人间少了一位慈祥善良的父亲，天堂多了一位正直宽厚的老人。虽然我为父亲的离去而痛心疾首，但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意味着他可以安静地长眠，再不用忍受那难熬的疼痛。是的，父亲，我为您高兴，您再也不用受苦。

　　父亲喜欢穿西装，戴礼帽，在遗嘱中交代我们在他身后要穿西装入殓。西装好买，但那种老式的呢制礼帽却已经逐渐淡出了市场。那天我走遍了武汉的大小商场，都没见到有那种礼帽出售。但我不想让父亲遗憾，没有放弃寻找。也许是上苍感动于我的执着，终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铺里，我买到了父亲最喜欢的那种礼帽。在从老板手中接过礼帽的一刹那，我感激得简直想哭，因为这位老板终于让父亲能够衣着一丝不苟地去另一个世界。

　　我们全家一边默默地流着热泪，一边为父亲仔仔细细地擦洗了身子。父亲爱干净，但由于骨骼剧烈的疼痛他生前最后两个月已经不能洗澡，现在要走，就让父亲干干净净地走。当我们把父亲里里外外的衣服都穿好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父亲那原本被病痛折磨得扭曲而憔悴的脸，竟然变得无比安详与宁静，仿佛沉沉睡去，正在做着甜美的梦。

　　运送父亲遗体的推车到了。母亲痛切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最后，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温暖的泪水滴落到父亲那已经逐渐冰冷的面颊上。这是当年两个沦落天涯的人，三十七年同风雨、共患难岁月的总结。做儿子的虽然也掩面而泣，但儿子更怕母亲伤及身体，只好硬忍住内心如刀割般的痛楚，哽咽着劝慰着母亲。儿子和管理员一起，把父亲轻轻地放在车上。母亲用一张洁白的床单轻轻覆盖住父亲的身体，生怕惊扰了父亲的安睡。

　　为了不让母亲再触景生情地伤心，儿子要母亲留在了病房里。儿子和女婿一起默默地推着父亲的遗体走向太平间，姐姐领着外孙贝贝跟在后面。刚刚出了住院部的大门来到院子里，一阵微风吹来，父亲的被单被掀起一角，露出了父亲安详的面容。是的，父亲不愿意离去，不愿意离开他所热爱的亲人们，不愿意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的耳边不由自主、反反复复地响起一首忧伤的歌：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地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此时已经是夜幕沉沉，静谧的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芬芳。父亲，你再闻一闻，这花是多么香；父亲，你再听一听，这夜是多么静；父亲，你再触一触，这风是多么柔；父亲，你再看一看，这景是多么美。

　　快到太平间的时候，管理员要我们等一下，说他要到办公室里取钥匙。等他走后，我掀开覆盖在父亲脸上的床单，又看到了父亲那张熟悉、亲切而安详的脸。我猛然意识到，这一次父亲是真的要走。一阵从未有过的异常痛楚占据了我的心，我再一次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慢慢地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发出了撕心裂腹的哭声。是啊，母亲现在不在我身边，我的眼泪可以自由地纵情地飞。

　　八岁的小外孙贝贝还不懂得生与死的真谛，他还在问：我们这是送姥爷去哪啊？姐夫一边抽泣，一边哽咽着说，送姥爷去很远的地方。贝贝又问：那姥爷什么时候回来呢？姐姐大哭着回答说，姥爷再也不回来了，快亲姥爷几下。听到这里贝贝仿佛明白了，哭喊着趴在姥爷身上，吻遍了姥爷那张慈祥的脸。

　　父亲的遗体被放进了冰柜里，儿子则跑到街上，为父亲买回了整整两大提兜的纸钱。我们在太平间外院子里的地上画了一个大圈，热泪流成了小河。我们呼唤着父亲，让父亲来收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晚辈们的脸，也折射出每个人脸上晶莹的泪滴。带着火星的灰烬星星点点地向天空中飘去，贝贝问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姥爷在收钱。突然间一阵风儿吹过，火光向我们迎面扑来。贝贝吓得直往后跑，我说，贝贝别跑，这是姥爷想拥抱我们。

　　妻子儿女们实在不忍心让父亲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太平间里，于是我和姐姐留下来陪伴着父亲。我和姐姐回顾着父亲的一生，怀念着那永不会再有的父爱，谈一阵，哭一阵。父亲，你听见了吗？你的儿女不愿你离去。四月的风儿轻轻吹拂着姐弟俩的脸，想把脸上的泪痕舔干，干一阵，湿一阵。父亲，你看见了吗？你的儿女想和你厮守到永远。

　　父亲以前身体一向健康，三年前谁都没有料到父亲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因此，父亲没有留下健康的晚年照片；等到发病以后，他就始终被病痛所折磨，当时照的几张相片面容都憔悴不堪。父亲临走前谈到了挂他的遗像，他说，他最喜欢自己在三十二岁那一年照的一张照片，就在那一年他认识了我母亲。父亲说，不要把他憔悴的老年照当遗像，要留就给亲人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在父亲患病期间，他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的儿女想尽办法孝顺他，最大限度地为他减轻了痛苦。父亲说，虽然这个病疼起来让人觉得痛不欲生，但一见到亲人，他就感觉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支撑着他活下去，痛并快乐着。父亲总是庆幸自己遇到了我母亲，感觉自己这一辈子没有为母亲做什么，一直都是母亲在照顾他，因此他感到愧疚。父亲对母亲说，这一辈子我是没办法了，如果真有来生，我一定会好好报你的恩。

　　父亲是这样眷恋我们。在去世前几个月，自感来日无多的父亲就谈及了他身后葬在哪里。他先试探着对母亲说，想找一块风水好一点的墓地，以便荫及子孙。于是我就跑了不少陵园墓地，想为父亲选一块清净的长眠之所。但这并非父亲所愿，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他不愿意孤零零地被葬在外面，他想和亲人每天守在一起；如果母亲不嫌弃，就想跟着母亲回家，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眼含热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眷恋我们。

　　父亲是这样支持我们。在去世前的两个月，儿子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写一本书《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尽管父亲身上的骨骼正在被凶猛的浆细胞无情地吞噬，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但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对儿子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白天就卧在床上，一字一句地阅读儿子已经完成的手稿，用笔把他觉得描述不准确的地方一一划下，甚至连儿子文章中的语病，父亲也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给予纠正。当时父亲的手臂已经难以抬起，因此他实在写不下去时就用笔做个记号，等儿子下班回来以后再跟儿子讲。父亲每天只能靠口服吗啡或者曲马多来镇痛，他总是看着时间，等儿子快下班时再服用，以求得儿子回来后自己能处于最佳状态，在此之前他一直忍着痛。儿子一进门，就坐在父亲床边，聆听父亲仔细地回忆那亲历的历史。后来父亲的病情越发沉重，直到去世前五天他陷入半昏迷状态时，一旦清醒过来，仍然艰难地向儿子讲述。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支持我们。

　　父亲是这样理解我们。在去世前一个月，我的妻子检查出来怀有身孕。那天父亲谈到了孙子，就说真想领着孙子到花园里散一次步，自己不求多活，只求看到孙子那天就成。说到这里，我看到一向坚强的父亲，眼角里渗出了晶莹的泪珠。妻子住院保胎期间，母亲每天做好丰盛的饭菜，由我送到医院里。有几次我单位加班，我母亲就代替我给我的妻子送饭。那时父亲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母亲放心不下父亲，犹犹豫豫地不肯离去。父亲躺在床上艰难地挤出笑脸，对母亲说：去吧，去吧，孙子等着吃呢。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理解我们。

　　父亲是这样信赖我们。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吗啡、杜冷丁，甚至手术用的麻醉棒都用上了，可还是不能止住那深入骨髓的剧痛。为了让父亲不再受苦，我们不得不央求医院给父亲用一种可以始终保持睡眠状态的药，让父亲在睡眠中获得一点安宁。一次，当父亲醒来，看见儿子坐在身边，就吃力地喘息着对我说：来，我握住你的手，这样我心里有个依靠。我含着眼泪，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看着他沉沉睡去。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信赖我们。

　　父亲是这样关怀我们。在去世前两天他清醒过来时，忽然对母亲说：跟小冬说，别让贝贝多玩手机。说完，他又昏迷过去。小冬是姐姐的小名，母亲先以为父亲是在说梦话，但琢磨了一天终于明白过来：住院前不久父亲看电视上说手机有辐射，对儿童健康不利；父亲是担心贝贝玩手机受到辐射。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关怀我们。

　　父亲是这样疼爱我们。在去世前一天下午，我从外面为他买礼帽和衬衣回来，父亲还在昏迷。到了晚上点钟的时候，父亲醒来，立刻被刻骨的疼痛所折磨。即便是这样，父亲还呢喃着对我说话。当时，父亲吐字已经非常困难，我几次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最后一次，父亲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天――黑――了，回――去――早――点――睡――吧。父亲知道儿子一边要尽孝，晚上回去后还要加班加点抢写文章，因此父亲怕儿子累着。这是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直到去世，父亲都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疼爱我们。

　　父亲一生酷爱音乐艺术，在器乐演奏方面颇有心得；父亲一生喜欢思辩，晚年患病期间大半时间都在读书与思考。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国家能够不再被政治运动折腾，老百姓能过上安宁平静的日子；父亲反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对当前国人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和全民族的道德沦丧深感忧虑。父亲的遗愿是看到孙子出世和儿子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出版。父亲最大的遗憾是坎坷了一辈子，该到了享福的时候却身染恶疾。父亲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我母亲，心地善良而且坚强。父亲最大的愧疚是在刚结婚时母亲遭到祖母虐待，父亲没有敢为母亲遮风挡雨，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父亲最亲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孙们。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父亲带着对我们无限的眷恋、关心、疼爱和信赖，离我们远行。父亲渴望看儿子写的书，也渴望领着孙子在阳光下玩耍，但是无情的疾病没有让他如愿。尽管几个月以来我夜以继日地赶写文章，每天要写到凌晨三四点钟；尽管我的妻子已经孕育着小生命，但是我们终究没有能够赛过病魔，父亲还是没有实现他的渴望。聊以自慰的是，父亲是带着希望走的：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已经有五、六个大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出版事宜；妻子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茁壮成长，几个月以后就能听到婴儿的啼哭。父亲，等我的书出版了，我一定给您烧一本，让您认真读一读儿子为您写的书；父亲，等我的儿子出世了，我一定把他抱到您的灵前，让您好好亲一亲您的孙子，您的骨肉。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再看清屏幕上的文字。父亲啊，请你停一停，让儿子再跟您说声珍重；父亲啊，请你等一等，让儿子再握握你的手，再感受一次父爱的梦。

　　【父亲的简历】

　　国之杭，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河南省公安总队、武汉军区公安总队等机构任职。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嫌疑”隔离审查，后被释放。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河南省开封市文化局，一九五七年夏季在“反右”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打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六二年获释放后，参加东北铁路工程局（后改名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在加格达奇附近的森林中修筑铁路；一九六六年流动至陕西潼关一带修筑铁路；一九六七年十月与我母亲相识并结婚。一九七○年流动至河北幽州、怀来一带修筑铁路，一九七一年又随单位流动到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此定居，育有一子一女，现在均已成家立业。

　　一九八五年在蒙冤二十八年以后，父亲的冤案获得平反并被恢复名誉。此后在铁三局太谷地区办事处任职，一九九二年退休。退休后，单位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父亲和母亲一起靠扎灯笼谋生。一九九八年父母随我到武汉定居，二○○○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发病，二○○一年年初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经历二十一次化疗之后，于二○○四年四月二日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逝者如斯，如今父亲已乘白云黄鹤西去。现在，我们惟有愿父亲大人在天堂安息。

　　　　　　　　　　　　　　　十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尽管妻子儿女已竭尽全力，但仍然无力把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父亲还是走了，永远不会再回头。亲人们悲伤的泪水，仿佛汇成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想对他倾诉的话语，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而无可奈何更残酷、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父亲离去的脚步声，如同针扎一般刺在我的心中，让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我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什么叫心痛。在此之前，外公、外婆去世，苏联解体，与情人分手，都让我感觉到非常难过和悲哀，但感觉从来都没有如此痛切。

　　有时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残酷的梦。上帝给了我们亲人，让我们感受亲情，获得短暂的快乐；旋即又把他们一一夺走，让我们感受到永恒的、撕心裂腹的痛楚。一想到从此我与父亲生死两相隔，我就难以抑制眼里的泪水，难以承受这难熬的心痛。在父亲离去的这些天里，我没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父亲那鲜活的面容。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脑海里闪露，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都使我感到无比的痛楚，都让我泪流满面。有时我一个人泪眼朦胧地坐在书房里，耳朵里仿佛听到外面响起父亲拄着拐杖行走的“嗒嗒”声，于是急忙跑出去看，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去世后的前几天里，母亲和姐姐仍然住在医院里以方便安排父亲后事。医院也比较通融，拔出两个病房来安排前来奔丧的亲戚。那几天，痛苦、悲伤、缺乏睡眠，让我整日精神恍惚。我常常感到茫然无措，见到从外地来奔丧的亲戚们也不知该说什么。但很快，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必须担负起长子顶天立地的责任。我在母亲面前从不敢放声大哭，强忍住泪水劝慰着母亲，尽管说着说着我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每天奔忙于殡仪馆、花圈店、车站、饭店之间，张罗父亲的后事，招呼来奔丧的亲友。晚上，母亲怕我休息不好，不许我再为父亲守灵，要我回家睡觉。母命难违，我晚上只好回家。可我回到家里哪里睡得着，只要一看墙上挂着的父亲的遗像，就忍不住泪水。连续几天，我每到夜深人静时都跪在父亲的遗像下面，趴在地上一整夜一整夜地放声痛哭。

　　白天还要四处奔忙，我总是抽空避开母亲，到父亲安睡的太平间去陪父亲说一会话。父亲生前喜欢抽烟，我就给父亲点燃一枝香烟，然后跪在地上跟父亲倾诉我的思念。说几句就哭起来，泣不成声。每天我都到外面采一些小花，别在父亲冰柜的把手上。那天我从太平间出来，碰到了一位须发洁白的、住在太平间旁边的医院老工人从外面回来。远远地见到我，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车子走到我面前问：“里面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老工人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孩子，我在这个太平间旁边住了十三年，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为老人守灵，看得出来你是个孝子。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你现在再难过，他也不知道了。天天听见你哭，我早就想来劝劝你。你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别伤了自己的身体。你跟你父亲感情深，但是要是你身体哭坏了，你父亲也不会高兴的。人死了我们没办法让他复活，但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保重，这才能让你父亲高兴。我相信你父亲不希望看着你这么难过，好好生活，别忘记他就行了。”

　　那天那位老工人站着跟我谈了快一个小时，直到我母亲打电话要我回去吃饭才与他告别。回到病房里，我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就带着母亲和姐姐全家到位于武昌民主路的一个叫“粗茶淡饭”的餐馆吃饭。我刻意营造着欢乐气氛，那天是父亲去世后全家人吃的第一顿正经饭。饭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郑州的表哥表姐他们到了，于是我安排母亲和姐姐回医院，自己跑到车站去接他们，又安排他们吃了一顿饭后，把他们带到了医院里。甥姨见面，又是一阵痛哭。

　　四月六日，父亲火化。我于前一天为父亲联系好了武昌殡仪馆，租用了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中厅举行告别仪式，还租用了一辆豪华的灵车为父亲送行。四月六日早晨八点多一点，灵车来到了医院，父亲的遗体被从冰柜中抬了出来。放了几天以后，父亲的面容不但仍然那么安详，而且显得年轻了，仿佛又回到了他得病前的样子。由于有母亲在现场，我不敢哭，吻了父亲的面颊后，我捧着父亲的遗像坐在灵车前排，母亲和在医院里住的亲戚们则打了四辆的士在后面跟着。

　　到了为遗体化妆的地方。父亲的遗容实在太安详了，因此没用怎么化妆。我凝视着父亲的遗容，又感到一阵撕心裂腹的痛楚。我握着父亲冰冷的手，轻声对父亲说：爸，你走好。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脸色从容而红润。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吻了父亲，跪了下去，放声痛哭起来。

　　堂兄堂嫂和两个堂姐已经在殡仪馆等候，并且招呼着布置追悼会场。追悼仪式上，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母亲哭得几乎要昏倒过去。我赶紧扶着母亲到一边去，把母亲托付给郑州来的表姐们照顾，自己抱着父亲的遗像，跟姐姐、姐夫、堂兄、外孙贝贝一起送父亲到火化间。到了火化间以后，我把遗像交给姐夫，抱着父亲的遗体，满脸是泪，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父亲冰冷的面颊，把父亲慈祥的面容永远牢记在心。在火化操作员推着父亲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父亲紧闭的双眼竟然渗出了晶莹的泪滴……

　　我们趴在地上，哭喊着向父亲磕头，眼泪就如同决堤的海水倾盆而下，打湿了地面。贝贝也知道这是与姥爷的永别，哭得不成样子。姐姐、姐夫和堂兄一边哭着，一边要拉我起来。不，我不起来，我要送爸爸远行。

　　尘归尘，土归土，父亲又回到了他来的那个世界。我和姐姐抱着父亲的遗像，站在炉前，等候着父亲的灵魂伴随着缕缕青烟升入天堂。姐弟俩脸上挂满泪痕相拥而泣。将近两个小时以后，父亲的骨灰从里面出来，我又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哀求操作员小心清扫，不要遗漏哪怕一块骨灰。清扫时有几小块骨灰掉了下来，我也一一捡起，放进骨灰盒中。然后，我对着父亲的骨灰盒一个劲地磕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操作员不得不安慰我说，请节哀吧，我们都扫干净了，你父亲知道你想他，请节哀吧。

　　由于还要招呼亲友，我们把父亲的骨灰暂时寄存到骨灰堂里，准备父亲“一七”的时候再迎回家中。下午送走外地来的亲戚们，我们全家又回到医院结账，收拾行李离开。临走，我对着父亲去世的那张病床和停放父亲遗体的太平间，恭恭敬敬地鞠了四个躬；并且找到了那位素不相识的、劝我的老工人，向他表达了谢意，跟他话别。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父亲有你这个儿子是他的福，回去好好保重自己，照顾好你母亲，别让你父亲在那边担心。

　　当晚我回到家里，对着父亲的遗像又痛哭了一场。然后，我擦干眼泪，坐到电脑前继续书写那本凝聚了父亲心血的《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做儿子的虽然无法让父亲复活，但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让父亲活在我的书中，让父亲通过我的书而牢记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让父亲在人们心中永生不朽！我一定要写好这本书，这是我父亲的遗愿，也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逝者已已矣，活着的人们要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妻子腹中的胎儿正在茁壮成长，这也是父亲生命的另一种延续。等到孩子懂事，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祖父是怎样一位真正的人，而这位祖父在临终前是多么渴望和他见上一面。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要好好地生活。我知道父亲在天堂中一定会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为我们的痛苦而难过，为我们的成功而欢乐。

跋　　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

　　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的家族史也就告一段落了。之所以不说写完了，那是因为：今天、明天都会变成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和尚未发生的事有朝一日都会成为历史。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把这个历史书写下去。我们这个家族和亿万个中国家族一样，既普通又不普通：它曾经出过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出过一生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既有过辉煌的时刻，也遭受了无穷的磨难。但是，即便历尽了无数兴衰荣辱，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却始终延续下来。我们勤劳，我们勇敢，我们善良，我们坚强，我们生生不息，我们见证着历史，我们创造着历史。

　　我们家族的历史，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滴水珠，和无数个中国人的家族史一起，汇聚成我们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尽管它小得微不足道，但足以使我为我的家族感到深深的自豪。我们这个家族，永远不停地与各种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朝廷，还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无论是“文革”期间暗无天日的岁月，还是当代的贪官污吏和道德沦丧，都从来没有使我们真正地屈服过。我们从未被谎言迷住双眼，从未被贫困夺去自尊，从未被诱惑丢弃信念，我们也从未向邪恶和权势低下过自己高贵的头颅。我们曾经被奴役，但我们永远不会去做奴才。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也许有人会问，你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我可以大声告诉人们：我是为了真实的记录历史，记录我们家族的历史，记录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既伟大、又不幸――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侵略、压迫、内战、动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这一百五十年的每一段历史，都凝聚了我们中国人太多的眼泪和鲜血。通过这一百五十年中我们家庭的兴衰变迁，您可以看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加倍珍惜。

　　在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这个家庭的人最为怀念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么短短几年。那时的社会，总是有一种催人奋进、蒸蒸日上的清新感觉。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好局面都没有持续几年。当代的中国，日益呈现出乱世危相：工人失去工作，农民离开土地，官僚欺压百姓，民间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作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对我们祖国土地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是命运决定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想沉默，我们不想苟且偷生，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被迫着发出自己吼声：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一年多了了，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我真诚地认为：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期望已久的那一丝曙光。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四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谈虎色变的时候，总书记却勇敢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亲切平实、发自内心的关怀。而共和国的总理，则对着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致以真诚而深切的鞠躬。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禁不住泪眼模糊，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已经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天灾人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以往那些作威作福、骄横跋扈的腐败官僚，正在被一波波反腐败的潜流所吞没，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我衷心地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你们勇敢走下去，带领着我们走出泥沼，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每次我到首都北京，我都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前久久地凝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庄严肃穆，无言地向人们倾诉中华民族人民英雄们的光荣而悲壮的历史。我知道，我的家族，我的父辈也在其中。现在，我妻子的腹中正孕育着的我们家族的后人，他（她）正在茁壮成长。将来等孩子懂事，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这座广场，告诉他说，“你看，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

　　啊，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