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一） -- 梦秋

附录：水门事件主要人物大事表（不断更新中）

人物表（按人物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注：本文当中的人名多数是我个人的翻译，可能与主要的中文译名有所不同。在此附上英文原名。

艾尔文（Ervin）：参议员，国会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

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霍尔德曼前任助理，联邦航空局局长

巴德文（Baldwin）：“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保安，在水门案件中负责望风

巴克（Barker）：迈阿密商人，被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

彼德森（Petersen）：联邦调查局负责刑事案件调查的副局长

本.布莱德利（B Bradlee）：《华盛顿邮报》总编之一

布兹哈特（Buzhardt）：在迪恩被总统解职之后担任总统特别法律顾问

波特（Porter）：“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计划主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查平（Chapin）：总统秘书，负责安排总统日程

约翰.迪恩（John Dean）：总统特别法律顾问，总统特别任命的负责调查白宫人员是否涉案的调查组负责人

厄利希曼（Ehrlichman）：总统国内事务助理

格雷（Gray）：联邦调查局代局长

凯瑟琳.格雷汉姆（Graham）：《华盛顿邮报》发行人

黑格（Haig）：基辛格前任高级军事顾问，在霍尔德曼辞职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亨特（Hunt）：前任白宫助理，在水门案件中负责指挥

霍尔德曼（Haldeman）：白宫办公厅主任

卡姆巴齐（Kalmbach）：总统私人律师

考克斯（Cox）：司法部负责水门案件调查的独立检察官

利迪（Liddy）：“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曾任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的助手，在水门案件中负责指挥

科尔松（Colson）：总统特别助理

克莱迪恩斯特（Kleindienst）：于1972年接替辞职的米切尔担任联邦司法部部长

克劳森（Clawson）：白宫通讯部副主任，前《华盛顿邮报》记者

理查德森（Richardson）：继克莱迪恩斯特辞职后担任司法部部长

麦科德（McCord）：“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保安主管，被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

麦克格雷格（MacGregor）：“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

麦克戈文（McGovern）：民主党1972年总统候选人

马尔迪安（Mardian）：“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联络员，曾任联邦政府助理司法部长

马格鲁德（Magruder）：“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事务副主管

穆斯基（Muskie）：民主党1972年总统候选人

米切尔（Mitchell）：“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曾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

齐格勒（Ziegler）：总统新闻秘书

唐纳德.塞格里蒂（Donald H. Segretti）：律师

施坦斯（Stans）：“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曾任联邦政府商务部部长

斯隆（Sloan）：“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斯特拉岑（Strachan）：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政治助理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驻白宫联络员

西尔伯特（Silbert）：司法部助理副部长，检察官兼水门案件公诉人

约翰.西里卡（John Siric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负责审理水门案件

大事表：

1972年5月30日，“管道工”首次闯入水门旅馆。

1972年6月17日凌晨，水门“窃贼”被警方抓获。

6月20日，《华盛顿邮报》揭发亨特涉案。

8月1日，《邮报》发现了资助水门“窃贼”作案的秘密资金的线索。

8月25日，《邮报》发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与竞选秘密资金有牵连。

8月29日，尼克松总统任命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对白宫人员是否牵涉入水门案件进行“彻查”。

9月15日，七名直接卷入水门案件的嫌疑人在华盛顿特区法院被起诉。

9月29日，《邮报》揭发“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前任主席米切尔涉案。

10月4日，《洛杉矶时报》援引水门直接涉案人巴德文的消息，揭露水门案件只是一系列有组织的破坏和间谍行动当中的一部分。

10月10日，《邮报》揭露了塞格里蒂组织和参与的针对民主党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总统秘书查平被指有涉案嫌疑。

10月15日，《邮报》揭发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涉案。

10月17日，参议院政府作风小组开始审查尼克松手下人员与水门案件的牵连。

10月25日，《邮报》引用不实信息受到广泛指责。

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黄金时段播出水门事件综合报导。新闻媒体开始全面参与水门事件的报导。

11月7日，美国总统选举。

1973年1月10日，华盛顿特区法庭开庭审理水门案。

1973年1月14日，《纽约时报》报导，因水门案受到起诉的七人仍旧得到秘密资金的支持。

1973年1月15日，《时代周刊》证实了《纽约时报》14日报导的内容并公布了具体细节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

1973年1月30日，水门案第一阶段庭审结束，七名被告被判有罪。

1973年2月7日，负责审查水门事件的艾尔文委员会在参议院获得批准成立。

1973年2月28日，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在参议院作证时透露，他曾经将水门案件调查档案交给迪恩过目。

1973年3月6日，格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文件确认了“管道工”组织的存在。

1973年3月23日，华盛顿特区法院再次开庭，法官西里卡当众宣读了麦科德的忏悔信。

1973年3月26日，《洛杉矶时报》披露，马格鲁德和迪恩企图掩盖水门事件真相，妨碍水门事件的司法调查。

1973年4月8日，迪恩向司法部检察官主动坦白了他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

1973年4月12日，《华盛顿邮报》被授予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

1973年4月14日，马格鲁德向检察官坦白自己在水门事件当中的所做作为。

1973年4月16日，拉茹向检察官坦白自己在水门事件当中所为。

1973年4月17日，尼克松宣布允许白宫工作人员在参议院艾尔文委员会作证。

1973年4月27日，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辞职。

1973年4月30日，厄利希曼、霍尔德曼和克莱迪恩斯特辞职。尼克松宣布解除迪恩职务。

1973年5月17日， 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开始听证工作。

1973年5月18日，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考克斯担任负责水门事件司法调查的独立检察官。

1973年6月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迪恩将在参议院作证，证实尼克松总统参与掩盖水门事件行为。

1973年6月25日，迪恩正式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

1973年7月13日，前白宫工作人员巴特菲尔德在参议院作证时承认，在白宫存在着一整套完整的录音系统。

1973年7月23日，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求白宫交出9盘有关水门事件的录音带。

1973年7月26日，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交出录音带。

1973年8月29日，华盛顿地方法院法官西里卡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水门事件的录音带。

1973年10月12日，上诉法庭维持华盛顿地方法院裁决，要求尼克松一周之内与独立检察官达成妥协，或者在此期限之前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强行解除了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和代理司法部长拉克绍斯的职务，并迫使继任代理司法部长伯克解除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此举被称为“星期六晚大屠杀”。

水门事件（二）

任何涉及到政治的刑事事件，除了看热闹的人群，必然会有三股势力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首先是司法部门出于天生的职责，必然会对此案穷追不舍；其次是美国的新闻媒体继承了老罗斯福时代以来媒体的扒粪精神，不把政治这个大茅坑一口气掏穿决不罢休；第三股势力则是此案的始作俑者。蛆虫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他们将尽量地掩盖住事实。

水门案件伊始，犯案者们留下了太多的线索可以进行调查。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涉案。6月18日，水门“窃案”由华盛顿地方警署移交给联邦调查局。掌握了调查资源的联邦调查局行动非常迅速，在案发当天即展开了对亨特的调查。显而易见，亨特身后很可能有资深的白宫官员涉案。联邦调查局人员指望从亨特身上打开缺口。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反应不比联邦调查局来得慢。掌握了熟练的电话采访技巧的两位记者连续采访了亨特在白宫和华盛顿公关公司的同事。关于亨特，他的白宫同事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亨特先生虽然做事有些神秘，但他是一个非常友善、愉快和亲切的人。”

友善、愉快和亲切的亨特先生1949年到1970年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工作，参与了肯尼迪组织的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他还是个颇有成就的间谍小说作家。案发前他所在的公关公司老板罗伯特•班奈特则参与了大量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为共和党1972年的总统竞选筹集资金。

6月19日，伍德沃德的调查电话打到亨特的公关公司，终于逮住了亨特。伍德沃德单刀直入，直接问道：“为什么水门案嫌疑人的通讯录上有你的名字和号码？”

亨特用一句经典的台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应：“额的神哎！”

自然， 伍德沃德从他只收获到了“无可奉告”。但是这并不妨碍6月20日早上《华盛顿邮报》上出现这样的标题：“白宫顾问与窃听嫌疑人有联系”。

这是将白宫与水门事件联系起来的第一篇报导。

鉴于嫌疑人之首的麦科德也曾是中央情报局人员，又在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当中担任要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没有放松对此人的调查。通过采访麦科德的同事和邻居，他们大致了解了他的个人情况。这位退役空军中校曾经受雇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是个情报和安全方面的老手（怎么会在水门大厦翻盘子？——纳闷中），按照某些描述，麦科德简直就是个典型的传统派，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他热爱家庭、安静、值得信任，讲道德，服从命令，性格像岩石一样坚韧——他那“坚韧”的性格后来却成为水门事件的调查的第一个突破口，这是后话。

由于麦科德被收押候审，记者们对他的调查进展不大。

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烟雾弹，使相当多的媒体把目光集中在同案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身上。7月7日，《华盛顿星报》报导说，水门事件是美国反卡斯特罗集团组织的一次反共调查活动，因为这些政治集团担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过于亲卡斯特罗。这次调查活动得到了某些反共势力的资助。

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四个古巴裔嫌疑人招供说，他们受雇于麦科德。雇佣名义是进行反共活动。从案发现场和水门饭店的客房中搜到的现金就是付给他们的酬金。由此看来，这个烟幕弹已经初步洗清了白宫与水门事件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调查下去，很有可能整个水门案件将被淹没在司法机关的文牍和日复一日的庭审辩论当中。

《纽约时报》是中了烟幕弹的媒体之一。它派出的记者已经南下到佛罗里达等古巴裔美国人集中的地方对当地的古巴人政治组织进行调查，并作出了初步结论。但是这家媒体无愧于它那世界级的声誉，很快它就发现了案件的许多不明因素。在6月26日刊登的相关新闻当中，《纽约时报》已经对是否是“反共集团”策划了水门事件提出了质疑。

官方对与水门事件的表态干脆而直接，甚至完全可以意料得到。案发次日，尼克松总统的私人秘书齐格勒就把水门事件称做一起“三流的盗窃案”。假如说政客们在公共场合的说法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话，那么齐格勒的这个评论的前半部分实在千真万确。

同一天，“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水门事件嫌疑人麦科德的最高领导约翰•米切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断然否认该委员会与水门事件有任何关联。

6月22日，历来与新闻界关系不和的尼克松总统也向记者们公开宣称：“不论这起特别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白宫与之毫无关系。”

把话说得满满地，然后再慢慢地换调子，这是是政客们的工作原则。在信誓旦旦的时候，他们没发现这个案子抖出了许多政坛丑事的蛛丝马迹。而这些丑事值得让我们慢慢欣赏。

1971年6月13日，几乎是水门事件发生的一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摘要。摘要显示，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艾尔斯伯格。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了许多无端的骚扰。在参加已故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悼念仪式上（一说是在反越战的一次集会上），艾尔斯伯格受到围攻殴打。围攻者当中一位叫做弗兰克•斯特尔吉斯的人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被当场逮捕。

在对亨特的调查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现亨特对肯尼迪家族进行过秘密调查。1963年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反越战为旗帜，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占据了一定优势，优势一直保持到自己也遇刺身亡的那一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试图了解亨特所调阅过的肯尼迪档案。这时候，一直很配合调查的白宫图书管理员受到了某个势力的阻挠，拒绝向他们提供档案的目录。

即使如此，两位记者还是了解到，亨特调查肯尼迪家族，直接授命于他在白宫的顶头上司科尔松——他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按照记者们了解到的消息，科尔松在总统面前是一个“实权人物”。

但是，这一切与水门事件的联系并不算紧密。要把水门事件引向白宫和总统，要把总统和他的大小官员烧得嗷嗷叫，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新的证据就在那些现场发现的连号钞票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都不傻，而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这回可就有点落后了。

水门事件（三）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警方的消息来源，了解到水门“窃贼”的通讯录上发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出现在通讯录上的另外一个重量级名字。这个人就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戈登•利迪。此前他曾在总统国内事务首席助理约翰•厄利希曼手下任职。厄利希曼则是尼克松总统的心腹干将之一。

除了麦科德，利迪是第二个被发现卷入“水门事件”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这个尼克松总统的竞选班子是个很奇怪的机构，它并不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之中，而是一个由尼克松总统手下亲信拼凑出来的莫名其妙的组织。麦科德与利迪涉案表明，这个竞选班子和水门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联邦调查局在一开始显然没有注意到利迪的重要性。直到6月28号，案发11天后，他们才开始传讯利迪。但是探员在利迪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后者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利迪强硬的态度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立刻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炒了鱿鱼。

7月1号，米切尔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是水门事件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手下负责安全和财务的两员大将卷进了水门案，他没法向公众交代。不过，这个家伙那张煮不烂的鸭子嘴秉承了所有政客冥顽不化的特点。米切尔坚持说：辞职的原因是应他的妻子的要求。

米切尔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1972年初辞职），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头头，与尼克松过往甚密。为此，他尽力将自己的妻子隔离在公共视线之外，严防无孔不入的记者们的渗透。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辞职回家陪妻子倒也是个符合逻辑的理由。

《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之一哈里•罗森菲尔德却对伍德沃德说：“约翰•米切尔这种人决不会因为妻子的原因放弃手里的权力。”

米切尔辞职，实际上阻止了联邦调查局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进一步调查。但是联邦调查局还有其他的办法。在现场发现的五千多美元的现金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每个银行在客户提取大笔现钞的时候会保留现金提取纪录。这个规定只针对票面100美元和100美元以上的现钞。而这五千多美元大部分是100美元票面的现钞，还都是连号的。

这个世界上有个神圣的词语叫做“工资”。水门事件当中的“窃贼”们溜门撬锁也不是白干的，也要领取报酬。从事后联邦调查局搜查到的现金来看，这些人的薪水并不低。那到底是谁有能力支付这笔钱就成为了捉拿幕后人物的关键问题。

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查到了这笔钱来自伦纳德•巴克的账户。此人是被抓获的五个嫌疑人当中的一个。巴克是一个来自迈阿密的商人，算得上是个半拉子中央情报局特工，从前是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查证，在1972年4月中旬有一笔汇款通过五张现金支票存入他的账户，总数为114，000美元，有89，000美元来自四个不明账户，另外25，000美元的汇款人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西部财务委员会主席肯尼斯•达尔伯格。

尼克松的竞选班子给水门“窃贼”们提供资金，这看来已经是一个事实。那尼克松的竞选班子的这笔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一笔秘密政治捐款。

1972年4月7日，一部新的美国法律生效，规定参加选举者必须公布其获得的全部政治捐款的来源和流向。这部透明法律迫使竞选组织在处理某些见不得人的问题时必须使用秘密资金。秘密资金自然来源于秘密的捐助者——这一切又都是违法行为。

巴克在7月初的庭审时坚持说，这笔钱大部分（89，000美元）是几个房地产开发商交给他的投资基金，而不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给他的用于秘密调查竞争对手的活动经费。联邦调查局顺着这89，000美元一路调查，发现这笔钱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继续调查下去就会超越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于是官方对于资金来源的追踪到此为止。

达尔伯格几乎没有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任何调查。

不过官方调查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发现“窃贼”巴克在案发前从迈阿密至少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打过15个电话。超过半数的电话在3月15号和6月16号之间打往利迪的办公室。7月25日，《纽约时报》大幅报道水门“窃贼”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财神爷有紧密联系，终于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上打响了正确的一枪。

这样，利迪就和水门案件牢牢地捆在了一起，无论如何也无法脱身了。

和利迪一样倒霉的还有那位亨特。在伍德沃德和亨特简单地通电话的那一天，亨特失踪了。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剑走偏锋，死死抓住亨特曾经秘密调查过肯尼迪家族一事不放。7月7日，两位记者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这一调查成果。同一天，亨特现身。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使他隐匿起来。联邦调查局派了150名探员四处查找他，《邮报》的记者对他穷追不舍。这样的压力显然让他无法承受下去。

联邦调查局为水门事件开列的黑名单此时变成了5+2（亨特和利迪）。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两位躲在水门饭店的客房当中通过对讲机遥控破门而入的“窃贼”。他们就是在现场指挥的神秘房客。

由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与水门事件关系密切，联邦调查局对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进行了逐一询问。7月10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保安阿尔弗莱德•巴德文对调查者坦白说，在水门案发的时候，他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对面的汽车旅馆当中，负责望风。次日，他将放置在汽车旅馆客房内的窃听装置全部搬到了麦科德家里。

至此，在水门事件现场的那些生旦净末丑全部被挖了出来。此后，司法机构的调查再没有任何进展。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的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儿。他们一味地从亨特身上摸线索，发现收获并不大，自己也就渐渐地泄了气。

七月中旬，伯恩斯坦被派去采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话题， 伍德沃德干脆就到密歇根湖一带去休假去了。

7月25日《纽约时报》报导了巴克与利迪之间的电话联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们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他们立刻召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前者坐镇华盛顿调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资金状况，后者则被派往迈阿密，准备动用电话局当中私人关系，清查巴克与利迪电话联系的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对水门事件的追踪还在继续，他们已经发现“窃贼”们手上持有的资金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当伯恩斯坦到达迈阿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刚刚离开迈阿密去墨西哥城继续追踪资金的来源。

伯恩斯坦看来迟到了一步。

水门事件（四）

伯恩斯坦在迈阿密的调查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不顺利。

他首先想通过电话局的私人关系拿到水门“窃贼”巴克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利迪之间的通话记录。但是迈阿密区司法部已经提走了所有的文件。伯恩斯坦不依不饶地追到区司法部讨要记录。区司法部部长又把皮球踢到负责案件调查的下级，一个名字叫做达尔迪斯的地区检察官身上。

达尔迪斯先生用官僚部门特有的方式招待伯恩斯坦——在伯恩斯坦上门采访的时候，他老先生把这位年轻气盛的记者挡在秘书的办公室里，晾了整整一天。几乎被放了鸽子的伯恩斯坦最后凭着狗崽队无孔不入的敬业精神硬闯进了达尔迪斯的办公室，把达尔迪斯惊了个目瞪口呆。

这个举动让他收获颇丰。

他不但拿到了他想要的电话记录，还拿到了巴克的银行账户记录。后面的这份材料要比电话记录更有价值，因为银行记录上开列了4月初汇入巴克账号的114，000美元的具体来源，清清楚楚地写明了89，000美元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剩余的25，000美元来自肯尼斯•达尔伯格的现金支票。

案件的线索已经很清楚，“窃贼”们得到了某种资金上的支持。顺藤摸瓜，找到资金的来源，就找到了水门事件的金主和真正的幕后操纵者。面对这114，000美元，联邦调查局和《纽约时报》都选择调查89，000美元的来源，而伯恩斯坦所做的，却是立刻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告诉华盛顿的伍德沃德，让他弄清楚达尔伯格的身份。

伍德沃德几乎立刻就查清了达尔伯格的身份。他赶在8月1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截稿排版前两个小时给这位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在美国中西部的筹款人打电话询问25，000美元支票的事情。达尔伯格听完伍德沃德的电话，惊讶得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辩解道：

“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接下来他丢下一枚重磅炸弹：这张25，000美元的支票的经手人包括斯隆和施坦斯，前者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在进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之前，他曾经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后者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此前是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部长。

第二天，8月1日，这枚重磅炸弹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被引爆。

麦科德、利迪、亨特、斯隆和施坦斯全部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除了麦科德，其余四人与白宫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迹象表明水门事件获得了秘密资金的资助。资金来源又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资金有关系。白宫一直在密谋策划着对竞选对手进行监视和窃听——这种可能性已经浮出水面。

由于案件调查已经涉及到了竞选资金和总统的竞选班子，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作为政府机构，回避了对竞选资金的调查。这项工作就转移到独立的总审计署。伍德沃德继续坐镇华盛顿，目光炯炯地盯着总审计署。

涉案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斯隆很快宣布辞职。辞职的理由无疑也很冠冕堂皇：他需要动手术切除身体溃疡。还有，他的夫人怀孕了，需要照顾。

伍德沃德对斯隆进行了电话采访。后者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每一天，伍德沃德都会像催命鬼一般给总审计署打电话，追问竞选资金的审核情况。8月2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了关于总审计署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资金的调查。伍德沃德在这篇新闻当中宣称，总审计署认为该委员会违规处理了总额至少为五十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这其中又至少有100，000美元是“秘密资金”。

《华盛顿邮报》选择这一天报导总审计署的审计数据不是没有理由。按照总审计署的工作计划，他们预定在8月22日这一天公布整个审计结果。伍德沃德为此耐心地等了整整三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和总审计署的新闻发布会准备在这一天给白宫带来一场政治地震。

并非巧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1日在迈阿密召开。按照预定的日程，代表大会将在22日晚间正式推选尼克松作为共和党1972年总统候选人。

但是，总审计署在8月22日突然变卦，决定暂时不公布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资金的调查结果。大惑不解的伍德沃德打电话到总审计署询问缘由，审计署官员对他说，施坦斯打电话给首席审计官声称要提供更多的审计资料，于是首席审计官飞往迈阿密，审计数据的公布因此推迟。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水门案发之后，当了冤大头的民主党提出了100万美元的民事索赔。在8月22日这一天，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忽然宣布，对于100万美元民事索赔案件的调查结果暂时不对外公布。这么做的原因是，“在水门事件的刑事调查未结束之前公布民事调查内容是危险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从来没有过于关注民主党的这个民事索赔案件。特区地方法院的决定看上去也不是不合道理。奇怪的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法官竟然亲自给负责调查工作的伯恩斯坦打电话解释法院的决定。伯恩斯坦此前从来没有和这位法官有过任何联系。他因此产生了一个以前没有想过的念头：有人向这位法官施加了压力，以便特区地方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能够在判决内容和时间上产生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利的事实。

实际上，尼克松总统的竞选班子一直都在尽力洗清自己与水门事件的关系。8月16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公开宣称，水门事件的主角利迪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原因。利迪担心，“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会有狂热分子对总统发动攻击”，因此他采取了他所能够采取的措施，那就是破门而入，安装窃听设备。

高尚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

水门事件至此，利迪无疑成了主谋。在民主党总部溜门撬锁安窃听器这种下三滥的政治伎俩，看来也只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这种小角色才使得出来。总统和白宫还是清白的，虽然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那超过100，000美元的秘密资金和水门事件的关系。

100，000美元可以让“窃贼”们故伎重演很多次。这笔钱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利迪个人行为所需要的开支。一定还有人用秘密资金做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伯恩斯坦把注意力又投向了墨西哥银行汇来的89，000美元上。总审计署在调查这89，000美元的来历时曾经要求经手人施坦斯提供相关信息。施坦斯含糊地说89，000美元来自得克萨斯的政治捐款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伯恩斯坦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是那位几乎放了他鸽子的迈阿密区司法部人员达尔迪斯提供的。详细说起来，伯恩斯坦能够拿到这条线索，还得归结于他和达尔迪斯之间做的一小笔情报交易。

伯恩斯坦在七月底去迈阿密调查巴克和利迪的电话联系，认识了达尔迪斯。此时佛罗里达州大法官的竞选工作刚刚开始。达尔迪斯认为伯恩斯坦在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和军方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便要求伯恩斯坦搜集某个佛罗里达州大法官候选人的一切负面资料。伯恩斯坦弄到了资料，可是达尔迪斯却没有用上。

不管怎么说，伯恩斯坦有了达尔迪斯的把柄。后者在8月24日主动给伯恩斯坦打来电话，告诉他说发现了89，000美元的线索，电话里不宜多说，请再到迈阿密一叙。

伯恩斯坦心急火燎地上了飞机。达到的第二天，8月25日，达尔迪斯又放了伯恩斯坦一天的鸽子。

伯恩斯坦等候接见等得三尸神暴跳。他在26日早上直接给达尔迪斯打电话，开门见山地直接问候一下本州大法官的选举状况。

达尔迪斯明白伯恩斯坦的开场白。他立刻很知趣地进入正题。他对伯恩斯坦说：

“见鬼，卡尔……这叫做‘洗钱’。”

水门事件（五）

达尔迪斯所说的“洗钱”并不是指不法分子将手里黑钱洗白的各种手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1972年4月7日，在水门案发前两个月，一部有关监控美国国内选举时政治捐款的新法律生效。这部法律要求参加选举的政治组织公布其竞选期间所获得的所有政治捐款的来源和用途。既然总统的竞选班子敢动用秘密资金对竞选对手进行监视和调查，那么他们就一定有办法避开这部法律的监控，这是政治意义上的“洗钱”。

根据达尔迪斯提供的线索，伯恩斯坦可以确认，从墨西哥银行汇往水门“窃贼”巴克账户上的 89，000美元来自得克萨斯。伯恩斯坦立刻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得克萨斯分会联系，找到了分会主席的代理律师海恩斯

海恩斯一张嘴是个超级大漏斗，他把整个洗钱的过程连兜带底全部倒给了伯恩斯坦。具体说来，就是将各种秘密政治捐款（无论是支票、证券、股票期权）全部越境转移到墨西哥的一家银行。美国国内的监管人员无法对这家银行进行监控。开设这个银行账户的人将是一个清白的，无党派倾向的人士。然后从这家银行里将会源源不绝地流出各种资金，进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施坦斯的保险柜里。他要拿这笔钱干啥那就只有天知道。

会有谁掏腰包给总统的竞选班子？海恩斯给伯恩斯坦开了个名单，让我们来开开眼，看看选举政治之下的各种花招：

想要捐款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因为自己的民主党身份，不合适公开捐款）

以公司或者企业的名义进行的集体捐款（新法律禁止集体捐款）

某些与联邦政府结了梁子活得很不自在的企业主管、老总以及工会领导的捐款

某些利益集团或者是地下势力的捐款（例如拉斯维加斯赌博集团，或者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不法集团）

这些来路不明的捐款自然也都用到了见不得人的行动当中。对于非法捐款和秘密资金的丑闻，海恩斯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不会（为此向捐款人）保证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能够使彼此之间保持联系……”

“他（施坦斯）会说，花费生意人10%的收入让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待下去并与之保持联系是一件划得来的事情。”

海恩斯的厚脸皮让伯恩斯坦收获不小。他不但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牢牢地捆在了水门事件——这时候应该说是“水门丑闻”——这个十字架上，还顺带说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秘密资金数字：至少750，000美元！

总审计署调查出来的数额是500，000美元。

对于这么一大笔资金，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不经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切尔的认可，谁都没有资格动用这笔钱。难道这位在7月1日即引咎辞职的米切尔真的和水门事件、秘密资金有着密切联系？

伍德沃德从水门案发开始就认定并且毫不怀疑，米切尔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当中。伍德沃德所进行的一切调查将迟早会把此人揪出来。

他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根据。伍德沃德有他的消息来源。正是这个消息来源在水门案发伊始就确认了米切尔的角色。

这个消息来源就是神秘的“深喉”。

谁是“深喉”？这个问题在水门事件过后三十年里一直在困扰着研究者们，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是个秘密。知道他的身份的人只有伍德沃德。照伍德沃德的说法，“深喉”在尼克松政府当中占据着一个敏感位置，能够接触到大量信息。他能够在尼克松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这说明“深喉”是一位共和党人。

再没有更多的消息能够表明他的身份。伍德沃德对他的称呼本来是“深度背景”（deep background），《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半开玩笑地把“深喉”（deep throat）安在此人身上。这是一部有名的色情电影的名字，但是张冠李戴的叫法还是流传下来了。

“深喉”行事非常诡秘。因为担心电话被窃听，他和伍德沃德尽可能地避免用电话联系。他们的联系遵循一种纯粹的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或者四十年代末《挺进报》的信息传递模式。当伍德沃德有事需要见“深喉”的时候，前者会在阳台的花盆上插上一面小红旗，再把花盆挪动一下地方。这就算约定好了。

按照事先说好的办法，伍德沃德将在发出信号的次日凌晨两点钟来到一个地下停车场与“深喉”见面。在到达这个停车场之前，伍德沃德 会绕好几个弯，换乘两到三次出租车，直到确认身后没有尾随人员为止。

如果“深喉”想要约见伍德沃德，在当天早上7点，伍德沃德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页码上将会被画上一个圈，报纸的下角会画上一个表盘，上面标明了会面的时间。

即使通过这种方式联系，“深喉”也常常感到非常不安全。有两回和伍德沃德约定会面时间之后，“深喉”突然爽约，把伍德沃德晾在阴暗的地下停车场里等到几近天亮。

装神弄鬼是“深喉”的特权，因为他的情报特别准确——伍德沃德后来回忆说“深喉”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不正确的消息。“深喉”已经知道联邦调查局对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严重怀疑，很有可能两位记者已经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也正是“深喉”在6月19日，水门案发的第三天就不容置疑地肯定，米切尔与水门“窃贼”们关系密切。

“深喉”提供消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具体的消息。每当伍德沃德有信息需要辨识真伪，或者把握不准调查的方向，“深喉”就会证实这些信息，要不就告诉他，追寻哪一方向的线索最有价值。“深喉”也许不知道很多内幕，但是他无疑清楚某一个特定的途径对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最为有利，因此在伍德沃德向他详细汇报某个阶段的调查成果的时候，“深喉”往往会作出这样的评论：

“太简单了……还可以了解得更多。”

“挖下去，给我认真地挖！别怕坑深水大！”

“深喉”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像一个羽扇轻摇的师爷，谈笑间，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的保险柜变成为米切尔的滑铁卢。这个在案发两个星期之后就辞职的老滑头，“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两位记者的视野当中。

8月29日，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迫于《华盛顿邮报》的压力，他羞羞答答地承认了他的竞选班子在竞选资金的募集上出现了“技术性的错误”。他认为“竞选双方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这话说得有水平，反正民主党也不见得干净。

末了，尼克松总统认为那位保管着秘密资金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是一个“诚实的，谨慎的人”。在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还宣布，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将授命对白宫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与水门事件有关进行“彻查”。

9月15日，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以8项罪名起诉了水门案件的7名涉案者。这些罪名包括非法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使用窃听设备和非法监视他人等。被起诉的人当中包括我们都熟悉的亨特、利迪、麦科德和巴克。

但是大陪审团根本没有就秘密资金和非法捐助等事情起诉施坦斯。大陪审团的起诉没有涉及到核心的问题：究竟是谁使用了秘密资金对政治对手进行监视和调查？

既然记者们都可以查出秘密资金的来源，联邦调查局和总审计署就没有理由知道得比记者们更少，大陪审团也没有理由回避这个现实的问题。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隐隐约约觉得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整个水门案件。这种预感无疑得到了“深喉”的证实。

水门事件（六）

从水门“窃贼”调查到秘密资金，水门丑闻像滚雪球一样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引人注目，牵连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相继挖出了亨特、利迪和施坦斯等人，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现身在风暴中心。既然如此，“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约翰.米切尔断断脱不了干系。

由于“深喉”拒绝给记者们提供具体的情报，他们针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调查进入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阶段。

八月份，通过某种关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弄到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人员花名册——这份花名册属于该委员会的保密文件。除了公开身份的几个委员会头头的名字外，名册当中还开列了全部中下层工作人员的名字，总数将近100人。

根据这份名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为了更容易接近被调查人员，伍德沃德会宣称他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人（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伯恩斯坦则声称自己是个无党派偏见的无政府主义者（伯恩斯坦是个犹太人）。在调查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一些非常可疑的现象。

早在7月1日就宣布辞职的约翰.米切尔仍然像幽灵一样出没在委员会当中“指导工作”。

某些工作人员在接受水门事件调查的时候作伪证。联邦调查局对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委员会的律师或者相关头目也在场，这使得被调查人员无法自由地回答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到事先告诫，不要主动提供任何消息，尽可能地回避问题——尤其是委员会资金的问题。

许多工作人员对两位记者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得到指令，不得和记者，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接触。有一位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在咖啡馆和两位记者有过短暂交谈就被上司警告。许多人声称他们被跟踪，电话被窃听。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任主席甚至打电话到《华盛顿邮报》找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麻烦。他声称委员会当中有五位女工作人员被记者们“骚扰”。不客气地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行为的确有点无赖。因为害怕被采访对象摔门板拒之门外，他们在按响门铃之后，一俟对方开门，就立刻把一只脚踏入门内造成既成事实。接下来才有可能会按照标准的待客程序进行下去。如果主人毫不客气地要赶走他们，两位记者还会涎着脸讨一杯咖啡，或者要一根香烟，并为此和主人消磨几分钟。从这点上来说，“骚扰”不算一个过分的词语，更何况采访总是在夜里进行。两位记者要等大家都下班之后才会登门拜访。

《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对所谓的“骚扰”投诉的回答也几近无赖：“这是近几年来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行为！”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这种无赖的办法，从两个人身上打开了突破口。

一个是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的助手。伯恩斯坦在她家里讨要咖啡和香烟，然后一杯一杯地喝着咖啡，简直不敢中断和她的谈话——哪怕上一趟厕所都会导致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另外一个是委员会的前任出纳，在8月初已经辞职的斯隆。斯隆的妻子刚刚生产，尚在医院中休养，多心眼的伯恩斯坦给她送了一束花。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前往采访斯隆的时候，骄傲的父亲正在给整栋房子进行大扫除。两位记者帮他做了一阵下手活，彻底地赢得了他的信任。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新闻调查确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如果新闻信息来自一位匿名的消息来源，那么必须要有另一位消息来源（无论匿名还是公开身份）对这些信息进行证实。不然新闻记者可能会因为信息的失误担负法律责任。

在对上述二人的采访中，两位记者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出于对二人隐私的保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在新闻报导当中公开他们的身份。由于两人提供的内容高度一致，信息的可靠性得到了有效的相互确认。9月2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陪审团对水门“窃贼”提出起诉不到两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篇报导将约翰.米切尔推上了水门丑闻的前台。

两位记者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如下：

约翰.米切尔在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长期间，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秘密资金，并将秘密资金用于调查和监视反对党民主党的活动。

除了米切尔，尼克松总统手下还有四个人有权支配秘密资金进行非法监控活动，其中两人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即财务主管施坦斯和竞选事务副主管马格鲁德。另外两人的身份尚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之一为负责竞选的白宫高级官员，另外一人虽不是白宫人员，但也卷入竞选事物当中。

同时还有一大批涉案高官被曝光。

把涉案人员的身份罗列一下，会发现一些有很意思的事实：

亨特：前任白宫助理

利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曾任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的助手

马格鲁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事务副主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波特（涉案人员之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计划主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斯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米切尔：“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曾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

施坦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曾任联邦政府商务部部长

马尔迪安（涉案人员之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联络员（political coordinator），曾任联邦政府助理司法部长

这些人都是总统手下的人。All the President’s Men.

仔细观察，会发现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和他们渊源甚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经把水门事件的矛头指向了白宫。霍尔德曼也许是深水当中隐藏的大鱼。

按照美国新闻报导的程序，记者们在完成新闻稿之后，要将稿件内容传达到当事一方，并获得当事的表态。不论当事人对新闻内容说yes还是no，记者都要将他们的态度一并写入报导当中。9月28日晚上，伯恩斯坦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管，前任白宫新闻助理摩尔打电话通报上述报导内容，摩尔在电话里予以断然否认。

深夜11点后，伯恩斯坦给当事人米切尔打电话要求表态。米切尔惊讶的回答几乎无法用中文翻译，在此且引用伯恩斯坦记录的原文：

电话铃响：

米切尔：是我。

伯恩斯坦：（通报身份）很抱歉这么晚打搅你，先生。我们的报纸明天将要发表一篇报导，内容是你在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掌握着一笔秘密资金……

米切尔：JEEEEEEEEESUS！

水门事件（七）

米切尔在9月28日晚上多半磕药high过了头。那一声不绝于耳的惊叹还余音绕梁，他又气急败坏地给伯恩斯坦丢下一句话：

“这篇报导要是见了报，凯蒂•格雷汉姆的奶子不给拧下来才怪！”（Katie Graham’s gonna get her tit caught in a big fat wringer if that’s published.）

凯瑟琳•格雷汉姆女士是《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之一。这话说的，简直就是在摸老虎屁股了。米切尔在电话一头光顾着痛快淋漓地骂人，伯恩斯坦在电话另一头用一支快笔伺候着，一字不漏地将通话全部记录下来。按照新闻写作程序，这段让人瞠目结舌的评论被放在整篇文章的最后部分。

经过主编的审阅，“her tit”最后还是被删除了。反正美国读者们对“此处删除XX字”的文字游戏也不陌生。

文章还没付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管摩尔打来电话为米切尔求情，《华盛顿邮报》总编室哪里肯错过这个出口恶气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摩尔的请求。

这篇新闻报导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米切尔交运华盖，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10月4日，一向老实的《洛杉矶时报》居然也跟风炮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还记得水门案发时在现场望风的那个眼线巴德文吗？身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人员，这位法学院毕业生，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水门现场亲眼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接下来，他又奇迹般地逃过了特区大陪审团的起诉。由于巴德文既是目击者，也是当事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9月份开始就注意到他的身份，并通过巴德文的律师开始和他联系采访事宜。

巴德文充分了解自己的价值。他开口给自己定下了5，000美元的出场费。《华盛顿邮报》禁止记者以任何形式购买新闻，巴德文又不见耗子不撒鹰，两位记者只好悻悻而退。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巴德文竟然把大量有关水门事件的信息无偿提供给了《洛杉矶时报》。10月4号的报导上不但登载了水门案发现场的高清晰写真版，还连带登出了水门事件的未完成版。按照他的说法，水门“窃贼”之一的麦科德曾经计划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戈文的竞选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类似的计划也准备在民主党在迈阿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实施。巴德文的现身说法还让米切尔丢尽了脸。据说，米切尔为了防止他的妻子玛莎被新闻媒体追踪，竟然动用安保人员限制她的行动自由。这一行为也被揭露了出来。米切尔7月1日辞职的时候面对公众宣称，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和妻子更多相处。谎言原来总是与事实向背。

两拳重击，此时的米切尔虽然没有受到审判，自身与身败名裂距离已经不远。

《洛杉矶时报》的报导向公众暗示了水门窃听事件并非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此前《华盛顿邮报》的追踪调查已经揭开了这场政治阴谋的资金来源。眼下，需要更多的工作来揭示阴谋当中已经完成，即将完成和未能完成的内容。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此时犯下了调查工作的第一个错误。为了在这场大规模的扒粪运动中巩固已经挖到手的第一桶粪，在气势上压倒《洛杉矶时报》，他们在调查过程当中过分相信了联邦调查局内的消息来源。10月6日，两位记者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刊登的文章当中，错误地将三位与水门案件无关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士列入涉案人员当中。

除了三位无辜者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了程度不一的抗议，这个错误并未导致过于严重的后果。很快，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又掌握了新的线索，他们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和发现即将达到辉煌的顶点。

这条线索多少来得有点凑巧。水门案发之后，《华盛顿邮报》常常接到许多电话表示可以为整个事件的调查提供线索。如何从几百个来电当中辨识出有价值的线索成为了一门显学。9月28日晚间，伯恩斯坦接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话。

来电话的人是一位律师，他代表他的客户，田纳西州助理司法部长艾利克斯•西普利与伯恩斯坦联系。他含糊地告诉伯恩斯坦一件可疑的事情：早在1971年的夏天，有人企图招募西普利在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当中从事特殊的工作。

正在调查的水门事件与这位律师提供的线索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条线索真伪如何？伍德沃德得知后，对这条线索的真伪疑虑重重。伯恩斯坦则表现出了一个新闻记者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在得到报社主编的同意后，伯恩斯坦在9月29日来到位于纳什维尔的西普利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西普利一家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1971年的六月，在水门案发整整一年前，一位西普利在军队当中的熟人上门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尼克松总统竞选服务——当然，报酬丰厚，要多少有多少。

这位熟人的名字叫做唐纳德.塞格里蒂，已经退役并成为了一名律师。在以后的章节当中，他的名字还会多次出现。

塞格里蒂直截了当地对西普利说，为尼克松总统竞选服务的“特殊方式”就是当政治间谍。塞格里蒂无疑看中了西普利的民主党背景，希望后者利用这层背景的掩护混入民主党的竞选机构当中窃取情报或者充当破坏分子。此刻西普利正准备从军队退役，一笔意外而至的丰厚报酬会让这位年轻人过得自在而潇洒。

塞格里蒂的选秀风格有点接近胡闹。仅仅因为是同一部队当中的战友关系，他就想轻易雇佣一个祖孙三代家中都悬挂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肖像的退役军官去从事其政治理念相反的工作，遑论这样的工作违背了美国的法律。

西普利半心半意地和塞格里蒂交往了几个月，此间帮他物色了几个帮手，10月份的时候总算抽身而去。

伯恩斯坦向西普利追问那几个帮手的身份。天可怜见，其中一个竟然是伯恩斯坦儿时好友的朋友。利用这层关系，伯恩斯坦立刻从此人处证实了西普利所说的一切属实。

种种迹象表明，塞格里蒂是已经略显雏形的政治阴谋的组织者之一。他马上成为两位记者的重点调查对象。调查者们兵分两路，一路准备直接采访塞格里蒂本人，另外一路去调查塞格里蒂个人情况。

塞格里蒂住在洛杉矶。伯恩斯坦把洛杉矶所有姓塞格里蒂的人的电话全部拨打了一道，终于打到了塞格里蒂家里。在通话当中，伯恩斯坦违反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行为规范，没有向接电话的塞格里蒂的母亲通报自己的记者身份。数小时之后，塞格里蒂回到家里给记者们回复电话的时候，听电话的伍德沃德没有和伯恩斯坦协调好，把自己的记者身份漏给了塞格里蒂。

后者几乎立刻就放下了电话。

对于塞格里蒂个人情况的调查收获却很大。

塞格里蒂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南加州大学为尼克松的总统班子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以至于白宫内形成了南加州毕业生为主的小帮派，被外界戏称为“南加州黑帮”。对塞格里蒂的调查表明，他早在就读大学期间，就和“南加州黑帮”里许多未来的政治之星来往密切。

要将这些总统手下的干将们一一列举不免有些罗嗦。不过，其中的几个政要还是值得注意一下的。与塞格里蒂关系密切的白宫显要人士有：

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

负责总统日程安排的秘书查平

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政治助理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驻白宫联络员斯特拉岑

……

从塞格里蒂这个台风眼处传递出来的政治风暴看来几乎可以荡平整个白宫。

水门事件（八）

塞格里蒂的能量究竟有多大？他在水门事件牵扯出来的丑闻当中究竟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完全展开对塞格里蒂本人的调查之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从未预料到这项工作能够最终把矛头刺入白宫深处。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

塞格里蒂招募人员得付工资，所以伯恩斯坦动用了他在信用卡公司的关系，调查了1971年6月以来（即招募西普利充当政治间谍时开始）塞格里蒂所有的信用卡消费记录。需要说明的是，伯恩斯坦如果公布这样的调查结果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伯恩斯坦所获得的消息仅仅能够证实塞格里蒂有某些财务方面的疑点，并不能用在报刊上作为新闻信息使用。

塞格里蒂的信用卡记录并没有显示他有任何不正常开支。这也难怪，水门“窃贼”的工资都是用现金支付的，否则怎么会叫“秘密资金”？

但是塞格里蒂的信用卡记录提供了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那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他在全国各地旅行时的消费记录，也因此提供了过去一年里他的行踪。塞格里蒂经过的城市有：迈阿密、休斯敦、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诺克斯维尔、洛杉矶、芝加哥、波特兰、旧金山、纽约……，当然，塞格里蒂光顾华盛顿的次数最多。

他可不是在周游全国。这些城市都是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初选阶段争夺非常激烈的城市。

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在新罕布什尔、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塞格里蒂所到时间与民主党在当地开展初步竞选活动的时间基本重合。而民主党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活动当中差不多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干扰，竞选活动的进展非常不顺利。

会是什么样的干扰呢？这里得回顾一下1968年和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历史。

1968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与搭档阿格纽以微弱优势（31，710，470张选票，301张选举人票）战胜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利及其搭档穆斯基（30，898，055，191张选举人票）。

虽然说选举人票的多少才能真正决定总统宝座归属，但是如此接近的选票数量无疑让尼克松难以释怀。要知道，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1960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所获得的选票占总票数的49.6%，仅仅比获胜的肯尼迪总统少了0.3%（大约10，000多张选票）。两次总统竞选的激烈程度给他投下的阴影使他对选举对手的声望和民意特别在意。

1971年，总统竞选的帷幕已经悄悄拉开。民主党内部参选呼声较高的居然是尼克松在1968年的老对手，只不过这一次正副手掉了个个儿，穆斯基成了主要对手。

在民主党内部，穆斯基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其中比较有潜力的竞争对手是麦克戈文，但是此公立场稍微偏左了一点，在197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很容易被对手扣上红帽子。立场相对温和的穆斯基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再说他在1968年表现不俗。

枪打出头鸟。自从穆斯基表示要参加1972年总统竞选的意向之后，他就开始晦气缠身。

1971年，密尔沃基的黑人居民们收到了一封邀请函，请他们参加一次免费的午餐会。午餐会包括免费的烧烤和啤酒，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和一位著名的电视明星将出席本次午餐会。事实上，这封邀请函开列的全部是空头支票。那些兴冲冲地赶到午餐会会场的人们看着空荡荡的会场会有何感想，闭着眼都想得出。

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饭店的穆斯基支持者的集会上，有人以穆斯基的名义要了许多食品、啤酒，甚至找来了两个魔术师。更出格的是，此人还以同样名义请来了6位外国驻美大使，用租来的豪华汽车把他们送到了饭店里。穆斯基的竞选班子被迫为这些不必要的支出买单。

司空见惯的抹黑手段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已经得到了精彩的描述。所以有传闻说穆斯基召妓，而他的妻子是个酒鬼等等均不足为奇。至于在穆斯基的集会上突然停电，或者有裸体女郎在集会的大讲台上招摇过市，或者在半夜打电话给选民请他们投票给穆斯基就更是些小伎俩。带来真正的大麻烦的是“加纳克”信件。

1972年2月24日，穆斯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前两天，当地中右翼报纸《曼彻斯特联盟领导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社论，指责穆斯基为了取悦黑人选民，在他们面前公开侮辱有法国血统的加拿大裔美国人，称呼他们为“加纳克”（Canuck）。这是个非常不雅的词语。在曼彻斯特，带有法国血统的加拿大裔美国人选民有上万人。

这么说的证据来源于一封寄自佛罗里达的信件。信件当中满是文法错误，好似出自一位半文盲之手。《联盟领导人报》为了表明自己话出有因，把那封来信与社论并排放在头版。

两天之后，这份报纸老调重谈，攻击穆斯基夫人在飞机上行为粗野。

久经选举考验的穆斯基终于崩溃了。在3月份举行的一次大会上，穆斯基突然把自己的演讲稿抛在一边，大骂《联盟领导人报》的编辑是“怯懦的胆小鬼”。接下来，他声泪俱下地为自己的妻子辩护。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残酷的政治竞争要求政客们变得厚颜无耻。穆斯基也许赢得了同情，但失去了民望。在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的麦克戈文胜出，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一切难道与塞格里蒂组织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为有关系？可是，直接的证据在哪？

话题回到水门事件的调查者身上来。10月初，伯恩斯坦在一次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朋友联系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对方是否知道有塞格里蒂这个人。这位朋友回答到：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本人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这等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塞格里蒂的怀疑。两位记者立刻围绕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忙碌起来。10月7日，伯恩斯坦从司法部获得证实，联邦调查局之所以对塞格里蒂产生怀疑，是因为在调查水门案件的涉案人霍华德.亨特的时候，发现两个人之间的电话联系特别密切。早在8月，塞格里蒂就接受了了联邦调查局的第一次讯问。

通过亨特这条线，塞格里蒂的秘密活动终于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密资金挂上了钩。他还把整个调查方向首次引向总统本人。

上文曾经说过，总共有五个人有权使用尼克松的秘密竞选资金。有三个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人一个担任白宫高官，另外一个虽然不在白宫当中担任职务，但是在竞选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怀疑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和总统的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就是这两个人。但是怀疑没有得到完全确认。10月7日伯恩斯坦从司法部首次获得确认，卡姆巴齐也被联邦调查局列入调查名单。此人与塞格里蒂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密切。至于霍尔德曼，他的三任助手全部涉案，他身上的污点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掉了。

那么尼克松总统就洗得掉自己的嫌疑吗？

水门事件（九）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没来得及把塞格里蒂的传奇故事变成头版头条，又一条总统手下的大鱼误打误撞被逮了个正着。这一次落入两位记者法眼的是白宫通讯部副主任，《华盛顿邮报》的前任记者克劳森。他就是毁掉穆斯基选举前程的“加纳克”信件的作者。

好运气始终眷顾着《华盛顿邮报》和它的记者们——除了克劳森。他在1972年1月进入白宫之前，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进入白宫之后，克劳森做为《邮报》的消息来源，为《邮报》提供了许多白宫内部的消息。

1972年9月25日，克劳森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玛丽琳.伯格提供了一条足以断送自己前程的消息。当天夜里，他怀着所有男人都具有的美好想法，独自来到伯格女士的单身公寓讨了一杯酒喝。需要指出的是，克劳森在此前已经两度邀请伯格女士共进晚餐，后者均予以婉言谢绝。

很多喜好杯中物的男子汉在美酒和女色面前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克劳森也不例外。当天夜里，他向伯格女士透露，他就是“加纳克信件”的始作俑者。两个星期之后，半信半疑的伯格女士把这条消息转告给了伯恩斯坦。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几乎不敢相信此事。“加纳克信件”发生在克劳森进入白宫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难道仅仅三个星期，克劳森就完成了从一名职业记者到政治打手的转变？

伍德沃德曾经听说过白宫“投名状”的传说。据说新人进入白宫之后，首要工作就是不择手段地搞臭某一个白宫的政治对手，这样才能获得白宫老板的认可。

不管怎样，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决定抓住这条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鱼。围绕着克劳森的调查工作迅速展开。伯格女士被派去和克劳森共进午餐，试图确认其9月25日所说并非酒后的胡话。

这一回克劳森多了个心眼，没有承认说过他是“加纳克信件”的作者。伍德沃德给他打电话询问此事，也得到了他的断然否认。克劳森有着多年的记者经历，深知被记者找上门的厉害。虽然“加纳克信件”的作者身份只泄露给了伯格女士一人，周围并无旁证，因而也无法确认事实真伪，但是此事一旦公开，记者们会蜂拥而至，场面就不好收拾了。

从内心当中，他好像担心的还不是他在白宫的前途问题。他害怕的是伍德沃德会在报纸上登出他在晚上9点独自到从前的女同事的单身公寓里喝酒的花边新闻。在电话当中，他几乎在恳求伯格女士：

“玛丽琳，我有妻子和家庭……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华盛顿邮报》决定挽救这位前雇员的婚姻、家庭和他的阿猫阿狗。不过既然他在意自己的家庭胜过自己的职位，“加纳克信件”的作者身份还是要公之于众的。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继续就水门事件和秘密资金大做文章。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报导堪称新闻深度报导的典范之作，以大量的事实和旁证将该报纸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推向纵深。

新闻的头两段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在开始按照新闻常规给出消息来源和具体的新闻信息，而是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用简洁的新闻语言进行概括，然后在后文当中依照各种信息的重要程度依次给出解释和确认消息来源。

文章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匿名的消息来源。这么做是非常冒险，但是也显示出《邮报》总编室过人的胆识。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道，联邦调查局已经认识到，水门窃听事件是一系列政治间谍与破坏活动当中的一部分；这些间谍与破坏活动开始于1971年；其组织者来自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要的活动对象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文章的第二段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类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已经成为尼克松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的基本策略之一。

文章共有65段，从第三段开始，两位记者描述了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具体方式，这里面有塞格里蒂招募“鼹鼠”行为和破坏手段，有克劳森与“加纳克信件”之间的关联（当然把克劳森对此事的否认也写了上去）。第19段上则登出一条有点耸人听闻的信息：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当中至少有50人为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而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

这条消息是10月9日凌晨那位神秘的“深喉”提供给伍德沃德的。实际上，“深喉”在这天凌晨提供的消息要比报纸上所开列的内容要详细得多。他告诉伍德沃德，总统手下的这批秘密特工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1月小组”负责竞选的文案宣传；“集会小组”负责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情报收集和破坏；“初选小组”负责在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阶段的情报及破坏工作；“亨特小组”负责重要行动——例如破门入室的水门行动。

“深喉”一并告诉伍德沃德，白宫已经对两位记者的调查工作产生了警觉，很可能追查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并将他们告上法庭。

“深喉”一如既往地拒绝提供具体的消息给伍德沃德。他害怕自己成为伍德沃德笔下匿名的消息来源。10月9日的凌晨的会谈大致遵循了从前的交谈方式。即伍德沃德向“深喉”汇报近期调查成果，“深喉”予以证实。两个人的谈兴非常浓厚，从凌晨的1点半谈到将近天亮。在伍德沃德的一再催促之下，“深喉”给出了“至少50人”的这条具体的情报，并肯定说，联邦调查局大致掌握了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可以见报的消息，因为可以得到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公开确认。

“深喉”还证实了塞格里蒂招募人员充当“鼹鼠”混入反对派队伍当中的事实。他甚至证实了这种政治间谍行动的常用代号——这一个难以翻译也非常恶俗的代号，叫做“ratfucking”。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总统手下的这伙秘密特工的专业素质和人文修养。不幸的是，就连“深喉”也认为，“这些人算不得聪明人”。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这篇长达65段的新闻报导的精华主要集中在前19段，后面的内容主要是对塞格里蒂的采访和调查。这篇有着重要意义的新闻在10月9日下午7点通过《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共享的新闻热线传递出去，立刻被100家以上的新闻机构转载到次日的报导当中。《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夜班编辑连夜通知《时报》总部，由总部特派记者与对西普利等塞格里蒂的招募对象进行采访，并将采访报导迅速发表在10月10日下午出版的晚报版头版当中。

No news is good news，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那就是news is always bad news。记者们的忙碌使白宫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日，在白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塞格里蒂的同窗，“南加州黑帮”成员之一）在30分钟里面对记者们的围攻，29次拒绝对《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做出评论，并声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克劳森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是“适当的”。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固然可嘉，有一点这位新闻秘书得弄明白，总统遭到媒体炮轰的日子才刚刚开头哩！

水门事件（十）

回顾一下过去四个月的调查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整个调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6月20日，案发的第三天，《华盛顿邮报》揪出了亨特。

8月1日，《邮报》发现了秘密资金的线索。

8月25日，《邮报》揪出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

9月29日，《邮报》揪出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前任主席米切尔。

10月10日，《邮报》揭露了塞格里蒂组织和参与的针对民主党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火继续烧往白宫和总统。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斗争对象，那就是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前任出纳斯隆曾经告诉两位记者，总共有五个人有权动用尼克松总统的秘密竞选资金。如今可以确认的三个人是米切尔、施坦斯和委员会竞选事务副主管马格鲁德。剩下的两人身份不明。种种疑点都指向卡姆巴齐和霍尔德曼。伍德沃德对他们的怀疑也得到了“深喉”的证实。可是，既然“深喉”拒绝提供具体的情报，记者们手上又缺少可靠的证据，如何才能把他们的事迹公之于众？

这是一个记者策略的问题。

上文曾经说过，在新闻调查当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确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如果在报导中使用了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这条信息必须得到另外的消息来源（无论公开身份或者匿名）的证实，否则记者必须为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采访过程当中认真贯彻了这一原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很难获得第二个消息来源用以确认匿名消息来源（“深喉”通常不能作为消息来源见报）。这时候记者们会确认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掌握了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当这样的信息见报之后，即使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愿意透露具体情况，它们至少不会否认这样的信息的真实性。

在10月10日的报导当中，记者们正是知道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调查塞格里蒂，他们才敢将自己手中那些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材料公之于众。

接下来，他们用同样的策略向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发起攻击。

缺口是在塞格里蒂的好朋友拉里.扬那儿打开的。

扬是塞格里蒂在南加州大学时期的同窗。两人还是大学学生社团兄弟会里的成员，亲密程度大概相当于我们文化当中的拜把子兄弟。这位塞格里蒂的磕头兄弟除了把那些我们已经知晓的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汇报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之外，还重点透露了塞格里蒂的资金来源。

塞格里蒂和亨特以及负责日程安排的总统秘书查平是秘密活动的组织者。

塞格里蒂组织和参加这些活动所获得的工资大约可以达到年薪20，000美元。

塞格里蒂为一位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律师工作。

塞格里蒂的工资通过一位律师的信托账户转帐。这位律师是总统的朋友，地位很高。塞格里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

塞格里蒂说，这位律师家住在纽波特海滩。

塞格里蒂说，他已经向大陪审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说出了他本人与查平之间的联系，也说出了这位律师的身份。

“身居高位”、“总统朋友”、“纽波特海滩”？这些都符合卡姆巴齐的情况。

上面的这些情况，是塞格里蒂在8月份初次被联邦调查局传讯后吓得魂飞魄散的情况下对扬说出来的。在这里不能不为尼克松总统表示一下遗憾，因为一个三流的破门入室案竟然牵扯出他手下的一大串怂包。

气急败坏的米切尔；见了女色就大舌头的克劳森；还有满嘴跑火车的塞格里蒂……用人不当，尼克松总统的这个教训应当铭记千古。

与其说不相信塞格里蒂会对扬说出这些话，倒不如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不太相信塞格里蒂的这位拜把兄弟。在洛杉矶，扬算得上声名狼籍，有人说他是“激进分子和谋杀警察者”的律师。伍德沃德只好打电话到洛杉矶和西海岸一带的律师协会了解扬的情况。对方的回答相当正面。即使如此，《华盛顿邮报》的总编们还是让洛杉矶的记者出面，请扬具结了一份有法律意义的保证书——这样，法律责任就转移到扬身上了。

话说回来，既然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知道了总统秘书和私人律师已经卷入了秘密资金案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需要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确认一下有无此事即可。很快伍德沃德就从司法部了解到，官方已经在调查塞格里蒂—查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内容可以见报了。关于卡姆巴齐，官方没有表态，而扬所提供的材料没有直接指证他的内容。仅仅凭着塞格里蒂的一些零碎谈话不能够对那位神秘律师的身份作出符合逻辑的推断。

那好办，那就把塞格里蒂的这些零碎全部见报，让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别忘记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也是新闻的额外功能之一。

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点了总统秘书的大名，暗示说总统私人律师卷入了丑闻当中。

这一次《邮报》的信息不算特别灵通。同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也登出了类似的内容，只不过信息更加详细。《时代》周刊不但点了总统秘书查平的名字，还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政治助理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驻白宫联络员斯特拉岑拖下了水。最最重要的是，《时代》周刊没有象《邮报》那样躲躲闪闪，而是很明确地指出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就是塞格里蒂的雇主，付给他的工资约合年薪35，000美元。

总统亲信一下就被打倒了两个。

白宫和总统如何肯善罢甘休。10月15日当晚，他们拉开了反击的序幕。当晚，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在美国广播公司夜间电视节目上对媒体近日不断爆料进行反驳。厄利希曼的言辞还算比较温和和谨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此并不感到诧异。虽然“深喉”已经告诉他们厄利希曼也与政治间谍和破坏行为有瓜葛，可是两位记者一直没有找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也就一直推断厄利希曼是清白的，而且也是总统能够派出来为自己辩护的不二人选。

总统总不能派那位疑点重重的霍尔德曼出来吧？小心越描越黑。

10月16日，轮到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攻击《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紧接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多尔也站出来表态。

但是，对《邮报》最猛烈的攻击并不来自官方，而是来自总统的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白宫聪明地选择了它的影子机构，这样不论这场口水大战如何激烈，它本身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16日下午5点，在该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委员会主席麦克格雷格大骂《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报导都是“含沙射影”、“道听途说”、“不实材料”，指责《邮报》和其他媒体成为党派攻讦的工具，“满怀恶意”地寻找白宫和水门事件的联系。

《华盛顿邮报》的做法是“歇斯底里”，麦克格雷格说。

他也没忘记借此机会攻击一下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戈文的言辞里把尼克松总统比作希特勒，共和党比作三K党，美国政府比作纳粹第三帝国。

接下来，麦克格雷格把共和党说成是党派斗争的受害者，民主党企图通过这些“不实指责”给共和党抹黑。

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参议院里由民主党把持的政府作风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尼克松总统手下人员的各种行为。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注意到，无论白宫和共和党的反击程度如何，他们反驳的内容高度一致，好像事先有人给他们定下了调子，指明了方向。他们之间共同的一点是，没有哪一方正面否认《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所报导的事实。相反，他们在回避这些事实。

在总统新闻秘书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齐格勒，为什么不直接否认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这些报导？

齐格勒：我不想用我的评论来拔高这类报导……这不等于说，政府可以容忍这类道听途说的东西……

但是事实是终究不能回避的。10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电话记录表明，塞格里蒂至少和总统秘书查平通过六次电话，和水门事件的重要嫌疑人亨特的通话次数至少有21次之多。

看见自己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后来居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竟然冒出了幸灾乐祸的念头。

水门事件（十一）

逮住了卡姆巴齐，记者们的目光转向霍尔德曼。这是目前为止他们找到的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最高层官员。

霍尔德曼的疑点非常明显。且不说涉案人员当中有4人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他本人的经历当中也有许多引人注目之处。霍尔德曼很早就成为尼克松的心腹干将。他在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时候即开始就成为尼克松竞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并在当年招募了尚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的查平和齐格勒。之后，霍尔德曼在洛杉矶开办了一家名为沃尔特.汤普森的广告公司，在公司当中担任副总裁。查平和齐格勒鞍前马后为其效力。1968年，霍尔德曼再次参与组织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并在尼克松总统当选后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在1972年大选年来临之前，霍尔德曼推荐的亲信包办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重要职位。这就是如此多的涉案人员曾经是他的助手的原因。而正是他的这些亲信选中了塞格里蒂等人开展破坏活动。

就连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也是此人推荐给尼克松的。霍尔德曼权势熏天，由此可见。在白宫内部，他素有威名，无人敢当其锋。为此，有传闻道，霍尔德曼常常得意地自称：“我是总统手下的狗杂种！”（I’m the President’s son of a bitch.）。

霍尔德曼是个老练狡猾的政客。可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与秘密资金有过直接联系，也从未与水门案件涉案人员有过行政意义上的来往。他深知自己的言行举止会对总统的声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尽量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操纵，而不是走上前台成为他的一贯作风。虽然水门事件几经波折，自己也受到牵连，仍然没有媒体敢直接说他就是水门的幕后黑手。

两位记者决定从秘密资金入手寻找突破口。如果能够从斯隆处获得证实，霍尔德曼是有权动用秘密资金的五个人之一，事情就好办了。别忘了，斯隆曾经告诉过记者们这五个人当中的三人名字。

伍德沃德先找到了“深喉”。

伍德沃德告诉“深喉”，霍尔德曼就是能够控制秘密资金的第五个人。他准备和伯恩斯坦对此进行报导。

虽然“深喉”早就告诉他霍尔德曼涉案，但是一直拒绝提供具体的消息。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回答道：你自己看着办。

伍德沃德认为，没有否定的回答就是对事实的肯定。

接下来，两位记者来到了已经辞职的委员会出纳斯隆处，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道，要他证实此事。

斯隆回答：“让我这么说吧：你们要这么报导，我没有问题。”（Let me put it this way, then, I have no problems if you write a story like that.）

两位记者跟着找到联邦调查局的熟人，要他证实，斯隆是否已经在大陪审团作证时或者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时，指认霍尔德曼是有权动用秘密资金的五人之一。

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回答有点似是而非。他说，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已经知道霍尔德曼涉案。

伯恩斯坦追问：霍尔德曼是不是五个人之一？

特工回答：对，霍尔德曼。约翰.霍尔德曼。

他显然把约翰.厄利希曼与鲍勃.霍尔德曼弄混了。伯恩斯坦立刻指出这个错误。特工有点勉强地说：鲍勃.霍尔德曼。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不肯罢休。他们打电话找到司法部的一位律师，向他打听斯隆是否已经在大陪审团处作证说霍尔德曼有权动用秘密资金。

律师的态度强硬得好似当年的柏林墙，一句话，俺不说，打死你俺也不说。

伯恩斯坦又开始耍记者的小聪明。这不就是个yes和no的问题么？我在电话里从一数到十。要是数到十之前你不挂断电话，答案就是yes，我就要把事情捅出去了。

数完了十，律师说：“现在可以继续了？”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放心了。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不依不饶地点了霍尔德曼的名字，并声称斯隆已经在大陪审团对此事作证，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证明确有其事。

这是两位记者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几个月的调查成功几乎付诸东流。

10月25日中午，伍德沃德获得消息，斯隆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斯隆根本就没有对大陪审团作证指认霍尔德曼有权动用秘密资金。既然斯隆的律师已经出面否认此事，这就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可能不准确，需要为此事承担责任。

这是怎么回事？斯隆不是当着记者们的面承认有此事吗？

“让我这么说吧：你们要这么报导，我没有问题。”

伍德沃德犹如五雷轰顶。他意识到他和伯恩斯坦在与各个消息来源进行联系的时候，过于武断地推断了他们的言辞。

他们赶快与斯隆联系。但是没有找到斯隆，他们掉头去找斯隆的律师。这位律师冷冰冰地说：

“你们的报导说错了。错在陪审团那部分。”

当天白宫的例行记者招待会，齐格勒多少天来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对媒体的指责作出否定。有记者描述，这是齐格勒对新闻界个案发表的最长篇评论。

齐格勒：不，霍尔德曼先生与秘密资金无关。不，霍尔德曼先生与水门事件无关。不，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资金……《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错误的，彻头彻尾的错误……

齐格勒顺手给《邮报》扣上一顶大帽子，把它称为“不良新闻”（Shabby Journalism）。他攻击《邮报》的调查行为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行为，目的是使政府和个人荣誉蒙羞。

白宫这一回痛快地出了一口气。不知为何，霍尔德曼并没有出场辟谣，也没有发表任何针对《邮报》报导的声明。也许是他本人狡猾的政治素质决定了他沉默的态度。

既然出现了不实报导，记者要担负责任。两位记者在电话中询问斯隆的律师，是否需要给斯隆一个正式的道歉？对方回答：无可奉告。是否需要给霍尔德曼一个正式的道歉？——无可奉告。《华盛顿邮报》有责任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无可奉告。难道大陪审团从来就没有霍尔德曼与秘密资金的事情询问过斯隆？——无可奉告。Blah…Blah…Blah

律师的回答无可挑剔。

两位狼狈不堪的记者还想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他们找到提供消息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谁知道这家伙翻脸不认人，大骂他们是“bastard”，然后送了一句“fxxx you”。到后面甚至想要把两个记者扣押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大楼当中。他们的这股闷气就生大发了。

“深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相当不满意，他告诉记者们，他们的失误使调查工作倒退了几个月，并使所有的调查者，不论是记者还是联邦调查局人员，都陷入了被动当中。

“霍尔德曼从你们手中溜掉了。” “深喉”说。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此刻的心态非常沮丧和郁闷。几个月的调查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太急于获得确切的消息，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以致于他们失去了记者应该有的冷静和敏锐，失去了对事实的准确判断力。

关键时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们给予了两位记者以坚定的支持。“我们决不丛我们的立场上后退（We stand by our story,）”总编们声明说。

斯隆此时站出来对整个失误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虽然否认了他曾经在大陪审团作证指认霍尔德曼一事，但是他补充说：“我的否认严格限制在《华盛顿邮报》报导的范畴之内。”

就是说，在《邮报》报道的内容之外，的确存在着对霍尔德曼不利的事实。

10月26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麦克格雷格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也许他的本意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炮轰一下《华盛顿邮报》，没想到的是，他的言论竟然多少让《邮报》摆脱了尴尬的境地。

在这次电视采访当中，麦克格雷格首次承认了秘密资金确实存在，虽然这些资金“用于防止出现针对尼克松总统竞选运动中的破坏行为”——这还贼喊捉贼了！

不但如此，麦克格雷格还承认的确有五个人有权动用秘密资金。他们是米切尔、施坦斯、马格鲁德、波特和利迪。

前三人的身份与《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是一致的。至于波特和利迪，他们只是小角色而已，早就成了被记者们揪出的“死老虎”。不管怎样，麦克格雷格的这次电视访谈确认了《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内容基本上正确无误。

记者们可以松口气了。

10月27日，《纽约时报》公布了他们所了解到的秘密资金的数额。这个数字是900，000美元。《华盛顿邮报》公开的数额是750，000美元。

《华盛顿邮报》没有作出任何道歉的姿态。在随后的报导当中，《邮报》除了引用斯隆的原话“严格限制”之外，再次强调霍尔德曼卷入了秘密资金丑闻。只不过“霍尔德曼设法与秘密资金‘绝缘’，不直接介入其中。这是我们在联邦政府内的消息来源提供的”。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费了很大劲才把调查失败的苦果吞咽下去。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调查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

在两党政治当中，民主党失去了可以攻击共和党的子弹，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立场过于偏激，在整个竞选活动当中劣势清晰可见。10月底，尼克松在越南战场上的和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军队撤出越南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这帮助他在总统竞选当中赢得了很大的票源。

11月7日，总统竞选投票日。作为注册的共和党人，伍德沃德并没有去投票。伯恩斯坦投了民主党候选人麦克戈文一票。但是他也没指望这位天真的政客能够取胜。他和同事们打赌，尼克松会赢得54%的选票。

事实上，尼克松赢得了61%的选票以及510张选举人票。麦克戈文获得了近38%的选票以及17张选举人票。后者只赢得了两个州的胜利。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此时，距离水门事件完全结束还有一年零六个月。在这五百多天里，还将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完全依靠记者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将事件的黑幕全部揭开。

水门事件（十二）

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水门案件的演变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大量有关水门案件的事实被记者们曝光，白宫初步卷入丑闻；在第二阶段，随着更多证据被发现，白宫与总统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丑闻当中。在这个阶段里，调查者提出的问题逐渐由“谁导演了水门案件”转向为“谁试图掩盖水门案件”。

这个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总统最终在第二个问题栽了跟头。

6月17日水门案发以来，《华盛顿邮报》一直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虽然《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也对水门事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总体而言，它们更加关注的是越南战争（包括巴黎和谈和反战游行等）、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尼克松政府在这一年里口碑甚好，这给他连选连任带来不少本钱。

除了《华盛顿邮报》，其余报界的迟钝和冷漠一定让21世纪的新人类感到不可理解。从水门案发到11月7日总统选举，尼克松总共参加了四场记者招待会。在这四场招待会当中，只有三个问题涉及到了水门事件。尼克松很幸运，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没有白宫记者证，否则他就难以招架了。

各新闻媒体在华盛顿的常驻记者有433人，只有14人被指派负责采访水门事件。而真正扑进去调查的，只有一向与尼克松政府政见不合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这其中依稀透出某种奇怪的逻辑。根据事后的调查，在1972年，有71.4%的媒体倾向于支持总统，23.3%的媒体倾向于中立，另有5.3%的媒体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麦克戈文。中立的《洛杉矶时报》给予水门事件的版面是亲尼克松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两倍。想必这些数据能够给上述现象以合理的解释。

在总统选举之前对水门事件的新闻报导当中，电视媒体表现得要比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积极。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已经达到它们各自政治版面的17-20%。但是当时的新闻报导严重缺乏深度，仅仅把水门事件列入新闻简报当中（即每条新闻长度不超过75秒），即使高频率地重复这些新闻简报，电视新闻的影响力还是没法与报纸的深度报导相比。

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竞选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事实。10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只有大约52%的美国人听说过水门事件，6%的人认为尼克松参与其中。

要总结新闻媒体在6月17日水门案发到10月底之间在水门案件调查上的表现，只能说，新闻媒体和总统班子一样，几乎没有估计到整个水门事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就连《华盛顿邮报纸》也不例外。两位记者以及位于他们之上的编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怎样掏出大鱼。但是这条大鱼是来自东海龙宫还是王母娘娘的瑶池，那他们才不在乎。

但是，自从十月份连续揪出了与水门案有关的几个白宫高层人物之后，新闻界意识到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白宫和总统。从11月7日选举总统到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新闻界与总统一方的行政势力的斗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华盛顿邮报》不再孤军奋战。

事情还得追溯到10月底。虽然在10月25日的报导中，《华盛顿邮报》报导了错误信息被白宫口头痛批，但是此前这家报纸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火药可以火烧白宫。这一次出风头的媒体不再是报纸，而是电视。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出面对水门事件进行了综合评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慷慨地从22分钟的黄金时段新闻档中抽出了14分钟给克朗凯特。14分钟外加明星效应，水门事件的故事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迅速传遍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江南北。

距离大选不到两个星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作乱，大概只有三十年后某岛上两颗子弹的做法可以相媲美。白宫深知它的杀伤力。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立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做法进行干预，要求对方停止关于水门事件的连续报导。哪知道哥伦比亚公司倒打一杷，说白宫干预新闻自由。要知道从杰斐逊开始历届美国政府天天都在烧高香供着宪法第一修正案，哥伦比亚公司一棒下去，政府顿时被敲得哑口无言。

不是对手太笨，而是总统太狡猾。尼克松到底还是高票当选了。“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总统踌躇满志之余，根本不考虑如何让春风吹度玉门关，而是开始琢磨着怎样给新闻界上眼药。

在口头攻讦当中，白宫开始对新闻界发起攻击。大选刚过一个星期，还是那位科尔松出面，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演讲当中，给《华盛顿邮报》贴了一张大大的标签——麦卡锡主义，顺带嘲笑了一番《邮报》的主编之后还为自己维护新闻自由镀了镀金。

科尔松这口闷气已经憋了很久。早在选举前，他就在私下对《华盛顿星报》的记者说：“等到选举一结束，我们就得让《邮报》好好尝一尝这滋味（意即给《邮报》找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是在和总统会面时决定的。”

果不其然，口头上的攻击显然已经不够白宫解气，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从12月中旬开始，《邮报》驻白宫记者，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了五届政府更迭的祖母级的新闻工作者被踢出了几乎所有的白宫举办的社会活动。到了圣诞节时分，她干脆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都无法获得允许参加。

这一招还不算狠。要命的是另外一个动作：《邮报》在佛罗里达州所拥有的两家电视台的产权受到置疑。产权纠纷一直闹到了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这些产权置疑的人据说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华尔街那些长鼻子金融家早早就嗅出风向不对。短短时间当中，《邮报》的股价下跌了近50%！

此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向大陪审团提出传讯新闻界记者。《华盛顿邮报》一口气收到了五张传票，除了两位表现抢眼的记者，接到传票的还有报刊主编以及报刊的主要发行人凯瑟琳.格雷汉姆。若不是后来水门事件的进展过于迅速使“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放弃了传讯企图，新闻记者们自己都要成为法庭新闻的一部分了。

白宫在磨刀，《邮报》也没闲着。《邮报》总编自从被科尔松调侃了之后，满肚子愤愤不平，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身上的压力也随之骤然增加。按照后来的说法，《邮报》总编之一的本.布莱德利“恨不得要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脑袋按到水桶里直到他们拿出像样的报导为止”。

像样的报导哪那么容易就写得出来？白宫眼下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选举前后的日子里，《邮报》投入了十来个记者针对白宫、选举和水门事件进行重点报导。无奈何糜费时日，进展缓慢。再说了，有了10月25日错误报导这个教训，《邮报》采集新闻的时候有点缩手缩脚。伯恩斯坦还受到了总编的特别警告：别再玩你那套小把戏，小心让对方逮着小辫子！

《邮报》的小心谨慎倒也不是没来由。白宫虽然想方设法要收拾《邮报》，但是自己心中毕竟有鬼，还不敢和《邮报》对峙公堂。眼下《邮报》最怕的还是华盛顿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西里卡。

西里卡有个外号叫做“最大值约翰”（Maximum John）。意思很明白：落到了他手上，只要被认定有罪，那就等着让他判个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最大刑期吧！“最大值约翰”老早就盯上了水门案件。此案确定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进行审判之后，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西里卡完全可以挑选手下十多个法官之一负责审判。但是最大值先生直接任命自己为本案法官。他恐怕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等这个机会等得眼睛都红了。

可是《邮报》为什么会害怕这位法官？被起诉的可是水门“窃贼”们。

原因是，第一个被这位法官判处入狱的，竟然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的站长！

• 【原创】水门事件（二十八）

水门事件（十三）

12月1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开庭审理新闻记者在报道水门事件当中的“不当行为”。《洛杉矶时报》在这次庭审当中中箭。

想必大家都没有忘记水门案发时那位不称职的哨兵——躲在水门饭店对面的汽车旅馆当中给“窃贼”们望风的巴德文。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度想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却给这家伙开出的5，000美元出场费吓破了胆。《洛杉矶时报》拣了个便宜，没花一分钱就从巴德文这儿掏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大意是说水门案件是有组织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的一部分。1972年10月4日的报刊头版上这些内幕见报。

想不付出点代价就坐享其成，世上还没这等好事，《洛杉矶时报》因此倒了霉。水门案件中被起诉的七位直接涉案者（巴德文是现场的第八人，但没有受到起诉）对巴德文不但没和他们一起上法庭，反而四处拆台揭他们老底的做法大为光火。也许是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他们的律师在庭审的这一天提出传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劳仑斯。

在法庭上，法官西里卡要求劳仑斯交出《洛杉矶时报》在采访巴德文时所有的文字以及录音资料。

西方新闻界的规则之一：新闻媒体在采访匿名的消息来源的时候，媒体必须保证消息来源的身份和访谈的所有内容不被泄露给外界。这种保证应该以协议的形式保存下来。除非双方一致同意协议无效，否则任意一方违背协议的做法都将是对己方信用的极大伤害。

巴德文虽然不是匿名消息来源，但是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其本人的一家之言，《洛杉矶时报》不可能全盘采用来自他的单方面信息。如果劳仑斯向法庭交出了所有的采访纪录，其中的某些信息将可能对巴德文不利。任何因媒体的行为不当导致对消息来源个人利益的损害，对媒体本身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何况这样的做法也违背了媒体和消息来源之间的信用协议。

劳仑斯拒绝了西里卡的要求。后者当场宣布，以藐视法庭为由将他拘禁，警察随即将他带走。哪怕他的律师搬出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西里卡也无动于衷。

劳仑斯被带到地下室里关了几个小时后，上诉法庭即宣布暂缓他的拘禁。三天后，巴德文的律师宣布自愿解除巴德文本人与《洛杉矶时报》之间的信用协议。采访巴德文的所有资料上交法院。

西里卡赢了。这是个杀鸡给猴看的战术动作，目的是恐吓一下当天在法庭里旁听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这两个记者在外装神弄鬼的程度已经接近了西里卡可以忍受的极限。

11月，在《华盛顿邮报》总编的严厉催促之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使出了记者的全武行。干得最出格的事情，是他们弄到了水门案件陪审团的成员名单。熟知西方法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在案件未曾审判之前，陪审员名单是保密的。可这难不倒两位记者。他们具备有完美的逻辑推理能力、撕不破的厚脸皮、好记性和烂笔头。连猜带蒙，坑拐骗偷，一番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弄齐了所有陪审员的材料。接下来，他们针对其中半数的陪审员开始了电话调查和上门采访。另外半数陪审员在他们看来属于冥顽不化的类型，不但挖不出消息，说不定还会偷鸡不成蚀米一把，那就干脆不用理会。

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陪审员都水火不浸。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所调查过的陪审员当中，只有一人承认了自己是陪审员，但是再多一点消息就没门。其余的陪审员干脆装聋作哑。其中一人甚至忽悠起两位记者：

“水门？是不是那座很漂亮的大楼？在雾气很大的河边？嘿嘿，我在电视上听说过这事儿……”

一边装傻，一边向西里卡发牢骚说受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骚扰。《邮报》的律师接着收到来自法院的警告：西里卡法官是不可预测的，你们掂量掂量吧！

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站长蹲班房的这一天，西里卡在法庭上不点名地教训了两位记者：“（新闻媒体）试图从陪审员处获得信息至少是一种潜在的藐视法庭的行为。”

西里卡在同一天的庭审中还专门作出说明，要求所有的证人在案件审理没有结束之前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接受了教训。此后《华盛顿邮报》在发表两个人合作的重要新闻报导时只署其中一人的名字，以免两人同时陷入法律纠纷之中。此外，为了防止类似《洛杉矶时报》那样遭到突然传讯，他们决定，一旦得到传讯的消息，就立刻将手中所有的调查档案转移到《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汉姆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法院。

新闻界与政府和法院之间的较量在艰难地进行着。

在《华盛顿邮报》10月10日的报导当中引用过“深喉”的信息，声称在白宫，至少有50人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在随后的报导当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总共证实大约25人参与此类事件。另外的人尚未被揭露。《邮报》的总编们隔三岔五地给两位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挖出漏网的人。

11月12日，两位记者在洛杉矶找到了失踪达一个月之久的塞格里蒂（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对他进行了长时间采访。可怜的塞格里蒂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白宫的一个小卒子。自从10月10日被《邮报》曝光之后，记者和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双重纠缠让他不堪重负，以至于在面对两位记者的采访时好几度泪眼涟涟。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他的采访并没有很大收获，只不过证实了塞格里蒂受雇于总统秘书查平，为他那些间谍和破坏活动付工资的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这三个已经被《邮报》打倒，再去炒旧饭未免显得有点落井下石。

意外的收获也不是没有。

塞格里蒂提到，在他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讯问之前，他曾经和来自白宫的某个人就是否该如实回答讯问问题进行过“讨论”。后者建议他如实回答所有讯问。塞格里蒂没有说出此人的名字，但是说这个人是“迪恩调查组”成员。

“迪恩调查组”的头头是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恩。1972年8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迪恩受总统委托，就白宫人员是否与水门案件有牵连在白宫内部展开“彻底地”调查。

伯恩斯坦产生了怀疑。塞格里蒂并非白宫人员，迪恩管他不着。他凭什么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难道是事先串供？

伯恩斯坦从一个消息来源（他给她的代号是“Z”）处部分证实了他的怀疑，那就是，有人试图尽量掩盖事实真相。迪恩在其中扮演着“非常有趣的角色”。此外，总统手下的三位大将：霍尔德曼、厄利希曼和科尔松不但是一系列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自案发以来就一直在极力掩盖和误导事实。

有人掩盖事实，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早就知道的。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后，米切尔等人毁掉了许多有关水门事件的档案和资料。两位记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知道这种销毁证据的行动有一个行动代号叫做“大扫除”（housecleaning）。但是来自总统的钦差大臣居然也参与其中，这里面大有猫腻。

记者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迪恩是整个水门事件当中至为关键的人物。他的作用，此后我们就会知道。

“Z”与“深喉”一样，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信息。如果伯恩斯坦真的从她那儿获得什么具体信息的话，只用一个单词概括就够了，那就是：管道工。

白宫里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工作的那50个人，他们拥有的共同的名字就是“管道工”。

这支“管道工”队伍，在1969年就存在了。

水门事件（十四）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把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水门事件放在一边，回头看看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台以来的“管道工”的各种事迹。

间谍、破坏、窃听以及离间等政治伎俩古已有之，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继承着这一人类文明的卓越传统。但是，大规模的，由国家高层人员组织参与的这些政治阴谋活动竟然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度，这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然而，政治阴谋论却又完全合乎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传统。林肯总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是合法的，是有相关成文法律保障的。不过，这些法律在水门案发的第三天（1972年6月19日）就被国会废除了。

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的最初推动者，是一个我们谁都想不到的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又和新闻界的兴风作浪密不可分。

1968年春天，美国在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冷战，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总统选举大战。一向喜欢爆猛料的《纽约时报》连续报导了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几次秘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美军派遣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游击队集结地的行动。半年之后，走马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没等把交椅作热，就立刻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和五角大楼进行调查，要查出究竟是谁将这些秘密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在调查当中大量采用了窃听手段。被窃听的人员达到17人，其中有《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和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首席谈判代表的朋友。窃听时间竟然长达21个月。

有了基辛格的先例，白宫自然也把窃听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尼克松总统是个老牌政客。他在1946年当选众议员，1950年当选参议员，1952年以39岁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这段时间是冷战摩擦日渐加剧的时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政治阴谋可以说层出不穷，。美国的两大情报机构当中，二战末期才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间谍活动，全世界政坛被搅得天翻地覆。成立于二十年代的联邦调查局在老而不死的埃德加.胡佛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任何政客都不敢小觑的独立王国。

顺便说一下，胡佛自1924年出任联邦调查局（当时没有“联邦”二字）代局长以来，一直盘踞此座直到1972年5月去世。据说他掌握了大量政客们的秘密情报，所以历任总统都奈何他不得。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任的时候，老胡佛早到了退休年龄，国会吵吵嚷嚷要赶他下台。尼克松最后还是“力排众议”，签署了特别命令，让他继续干到了翘辫子的那天。

有了联邦调查局这个独立王国，总统要办点啥见不得人的事情总觉得缺少左膀右臂。尼克松上台之后，立刻委派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组建自己的间谍队伍，这样就可以绕过联邦调查局。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被曝光的“管道工”。

“管道工”的直接指挥者是约翰.考菲尔德。这位纽约市的前任警官在尼克松政府当中的正式职务是联邦各执法机构联络官。但是此人真正的上级却是厄利希曼。“管道工”的工资来自1968年尼克松总统竞选时的剩余政治捐款，这笔钱掌握在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手中，办公地点则选择在白宫行政大楼的某个地下室（资料有限，具体地点尚未查明——作者）。

有了资金，办公地点，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考菲尔德于1969年4月8日正式开始上班——或者说，开始疯狂作案。

“管道工”在尼克松总统上台的头25个月里，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侦听。规模之大，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略知一二：被窃听者包括七位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三位白宫工作人员；两位国务院人员；一位国防部人员；四位新闻工作者，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他是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也是基辛格的好朋友。

“管道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要监控总统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那些能够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对尼克松的连任构成威胁的政客。他对1960年惜败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遇刺身亡，1968年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也步其兄长后尘遇刺而亡，但这个政治贵族家庭的另外一位大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依旧在参议院里呼风唤雨。尼克松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与虎同榻的危机感。除此之外，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也给他带来了选举恐惧症。1968年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的汉弗利—穆斯基搭档几乎让尼克松再次翻盘。而这两位如今还在参议院里搅和事情，尼克松也不得不防。

1969年，“管道工”的重要成员，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先期落网的霍华德.亨特衔命对肯尼迪家族展开了监视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肯尼迪总统在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政变中的作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1969年出了一次车祸，导致一人死亡。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亨特的关注。

1970年，总统演说撰稿人布坎南提醒尼克松，要提防那些有潜力在1972年挑战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接下来事情就明了了，塞格里蒂受命破坏民主党的初选活动，其中就有在穆斯基的选举活动上捣乱。

“管道工”其次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付新闻界和反战人士。

1968年到1972年间恰逢反越战运动的高潮。针对越南战争，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时提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是“体面”这个词很值得商榷。尼克松上台之后一面提出要撤军，一面继续对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即越共南方游击队的补给线）进行大规模轰炸，甚至派兵短期入侵柬埔寨。1970年，反战运动与越南战争同时达到高潮。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与游行学生对峙时开枪，打死了四个大学生。10天后，密西西比州警察打死了两个参加反战游行的大学生。

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让共和党人耿耿于怀。随着反战高潮的来临，新闻界表现得越发活跃，其中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1968年的表现在上文中已经叙述。1969年年底，《纽约时报》在报导越南美莱村惨案的过程中也有上乘表现。但是，真正使《纽约时报》大放光芒的，却是1971年6月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凭着对此案的报导，《纽约时报》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新闻奖。（此事在【原创】水门事件（二）略有提及）

1972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浓缩版。这份文件充分表明，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这份文件的提供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事专家艾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公开的第二天，大为震惊的政府立刻通过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就是后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要求纽约州法院下令禁止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纽约州法院拒绝司法部的要求。这样，官司在两个星期里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通过决定，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纽约时报》有权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白宫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白宫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想要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迫害艾尔斯伯格，并试图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纽约时报》的信誉。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白宫的这些下三滥手段，为后来水门事件的调查提供了许多线索。

• 【原创】水门事件（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