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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中国现代汉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的谬论

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 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ーザー”，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 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 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 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 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 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 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 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 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挥之不去的日语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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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初次接触日语时，会发现日语中有很多的汉语词，并因此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但是，如果告诉你汉语中有许多的日语词时，你会作何感想呢。

　　在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的时期。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等少数几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外，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十分惊人，我们现在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

　　今天，相信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对日本人保持着一种仇恨、一种警惕。如何把将其转化为一种动力，在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而不是跟在“子文化”的后面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这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所在。

　　附：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生保1996年著文，指出“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话完全是日语外来语组成的。文章中将日语外来语分为以下几类：

　　一、修饰词+被修饰词

　　(1)形容词+名词

　　例:人权、金库、特权、哲学、表象、美学、背景、化石、战线、环境、艺术、医学、入场券、下水道、公证人、分类表、低能儿

　　(2)副词+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高压、特许、否定、肯定、表决、欢送、仲裁、妄想、见习、假释、假死、假设

　　二、同义词复合

　　例: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主义、阶级、公开、共和、希望、法律、活动、命令、知识、综合、说教、教授、解剖、斗争

　　三、动词+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失踪、投票、休战、作战、投资、投机、抗议、规范、动议、处刑

　　四、由上述单词组成的复合词

　　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工艺美术、自然科学、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经济恐慌

　　其他还有:

　　[动词]

　　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给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

　　哲学、心理学、论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下水工学、土木工学、河川工学、电气通信学、建筑学、机械学、簿记、冶金、园艺、和声学、工艺美术

　　[结尾词]

　　(1) 化: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等

　　(2) 式:流动式、简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关节炎、气管炎、皮肤炎等

　　(4) 力:生产力、原动力、想像力、劳动力、记忆力等

　　(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等

　　(6) 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绝对的、公开的等

　　(7) 界: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等

　　(9) 感: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等

　　(10) 点: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等

　　(11) 观: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等

　　(12) 线:直线、曲线、抛物线、生命线、战线、警戒线等

　　(13) 率:效率、生产率、增长率、利率、频率等

　　(14) 法:辨证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方法、宪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进度、深度、广度、强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艺术品、成品、展品、废品、纪念品等

　　(17) 者:作者、读者、译者、劳动者、缔造者、先进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等

　　(20) 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旧时代等

　　(21) 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际社会等

　　(22) 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浪慢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排外主义等

　　(23) 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

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

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

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

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

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

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

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

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

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

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

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

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

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

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

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

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

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

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

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

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

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

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

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

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

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

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

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

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

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

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

“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

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

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

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

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

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

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

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

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

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

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

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

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

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

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

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

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

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

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

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

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

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

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

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

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

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

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

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

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

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

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

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

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

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

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

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

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

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

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

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

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

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

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

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

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

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

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

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

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

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

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

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

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

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

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

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致？具体地说，当“政

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

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

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

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

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

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

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

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

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

“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

“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

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

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

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

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

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

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

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

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

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

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

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

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

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

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

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转载自：《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

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

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

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

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

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

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

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

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

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

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

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

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

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

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

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

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

“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

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

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

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

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

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

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

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

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

“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

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

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

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

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

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

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

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

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

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

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

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

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

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

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

“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

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

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

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

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

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

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

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

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

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

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

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

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

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

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

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

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

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

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

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

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

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

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

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

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

“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

“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

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

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

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

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

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

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

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

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

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

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

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

《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

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

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

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

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

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

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

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

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

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

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

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

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

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

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

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

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

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

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

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

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

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

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

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

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

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

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

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

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

“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

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

例子像是也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

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

，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深震惊，原来日本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对中国文化和思维的影响竟是是如此之深！！而并非只有大家耳闻熟详的军事经济侵略对我国造成的巨大影响。试想，离开了这些词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我们面对现代文明还能进行思维活动吗？

能对中国的汉字和中国人的思维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足以证明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自卑而又自强的民族绝对有资格在世界文明史上赢得一席之地！）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

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

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

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

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

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

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

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

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

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

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

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

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

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

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

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

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

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

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

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

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

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

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

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

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

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

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

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

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

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

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

，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

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

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

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

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

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

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

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

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

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

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

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

、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

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

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

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

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

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

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

，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

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

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

，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

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

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

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

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

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

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

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

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

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

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

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

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

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

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

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

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

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

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

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

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

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

“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

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

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

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

“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

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

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

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

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

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

“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日本的电视观众真是口气比力气大。

小泉比田中还大两岁，而田中自称是小泉首相诞生的生母。

不过小泉与其亲姐姐确实关系暧昧。

请看我的包子。关于小泉的离婚

小泉的姐姐象第一夫人那样和小泉一起住在首相官邸

前一阵子，小泽要动员田中跑到他们阵营里面，嗬嗬。

第一次知道这种逆向衍变，一直以为先有汉语图书馆一词，这么说，“俱乐部”也有可能是从日语来的。

只是，作为外来词，日语中的“俱乐部”还说得过去，可“图书馆”很难联系到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