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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中国现代汉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的谬论

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 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ーザー”，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 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 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 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 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 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 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 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 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