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变态，从日本说起 -- 萨苏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

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

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

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

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

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

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

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

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

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

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

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

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

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

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

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

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

“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

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

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

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

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

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

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

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

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

“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

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

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

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

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

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

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

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

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

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

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

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

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

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

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

“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

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

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

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

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

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

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

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

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

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

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

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

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

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

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

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

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

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

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

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

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

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

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

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

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

“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

“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

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

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

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

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

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

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

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

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

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

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

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

《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

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

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

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

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

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

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

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

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

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

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

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

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

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

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

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

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

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

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

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

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

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

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

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

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

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

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

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

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

“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

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

例子像是也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

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

，独此无成，殆无以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