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先是被搞光农村的乡镇企业让他们不能自我循环，再用耕地政策锁死农村经济，围三缺一，再赶着鸭子上架，简单而粗暴。别不信，当年我们的小县城，不光自产烟酒粮棉，砖瓦水泥，服装皮鞋，造纸印书，化肥农药，还造农机，炸药与枪弹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1]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5年，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 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主要是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这似乎与建国初期即确立的“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不符，也与此时农村卫生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悖。

第一， 从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极不平衡。

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因此，新中国一建立就将医疗保健制度建设问题列上了议事日程，面向国有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相继建立。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大学及专科在校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二分之一。与此相比，由于农村地广面大人多，医疗基础又相当薄弱，所以，在短期内国家还不可能将上述医疗保健制度扩展到那里。尽管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还在持续着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1955年合作化运动后，一些地区农民自发兴办互助共济性质的合作医疗。1965年时，全国有陕西、湖北、江苏、广东、新疆等10余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一部分县实行了这一制度。但是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健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一些享受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少数人还滥用福利，浪费现象滋生蔓延。为此，国家多次提出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1957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医疗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要求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1964年，卫生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公费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各享受单位加强管理，统一调剂，不得超支。就在“六二六”指示后，中央再次指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适当调整。” 这些规定都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央为调整城乡医疗保健制度不平等所进行的努力。

第二，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乡村医疗卫生组织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些零散的个体中医为农村群众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窘境历史地落在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肩上。1950年，周恩来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到1965年时，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其自身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 尽管如此，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上，农村与城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在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由于卫生部领导上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通过这些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城乡医疗卫生条件仍然差距悬殊。当然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中医疗卫生工作重心深受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条。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农村医疗卫生的恶劣状况，为了巩固土改成果，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农民自然地成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对象。1950年6月，旨在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全国农村卫生座谈会召开，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指出，“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城市是对旧有卫生机构加以改造的问题。” 为此，他要求卫生人员要明确认识农村卫生的重要性，扫除对农村卫生工作的忽视态度与偏差认识，不怕困难，为农民解除痛苦。然而，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以工业化为主体，第一个五年计划又提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卫生工作重点随之发生了转移。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制定本年度文教卫生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卫生工作为工业建设服务，“应着重加强和建立城市、工矿和交通线的医疗卫生机构”。 10月，中共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告，认为今后卫生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实现总路线服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实际情况，确定卫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加强工矿卫生和城市医疗工作，使农村卫生工作和互助合作运动密切结合，并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 自此，围绕着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医疗卫生工作“重工轻农”的倾向逐步形成。尽管此后有过一些调整，提出了“城乡兼顾”的目标。但是，工业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和当时国家经济的严重困难，都决定了医疗卫生建设只能以城市、厂矿为主，农村医疗卫生的供给还只能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