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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的《“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

据笔者所知，采访过1980—1981年 “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是最早披露《“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就撰文说：9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空军学院“接待小组”的老王（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的王兰义）在林立果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小楼”外面，最后一次看见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程洪珍。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W和G（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有《格瓦拉日记》和那本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本子（笔者注：即红色封面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在邵一海之后，“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和研究者关于《“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各种说法陆续面世，比如：

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在周宇驰自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

另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也对人说过那架直升飞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

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有件事情，引起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直升飞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称：“571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

不过，根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的回忆：“当天（笔者注：指9月13日）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吴德并没有说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另外，吴忠本人也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并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起初回忆：“我连夜（笔者注：指9月13日之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但李德生后来又改口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吴德也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回忆细节更丰富：“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不远，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9月13日早上已到开饭时间了，负责侍候这几位神秘人物的两位后勤干部安排客人开饭，但客房里还没有动静，他们以为‘首长’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惊动，又等了一阵子仍无声息，他们轻轻推门进屋一看，室内一片狼藉，东西散落满地，却不见一人，不知客人何时走的，更不知何时回来。他们收拾了屋子，见茶几上有几张字纸，便将其整理保管起来。林彪摔死后不少人知道出了问题，这两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顾虑重重，迟迟不肯把那几张字纸交出来。待我们专案人员反复交待政策、深入调查，他们才不得不交出。问其为何未及时交出来，他们说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来，怕他们一旦回来找这东西时无法交待。这几张字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在背面用钢笔写的东西，标题是《“571工程”纪要》。首先发现这几页纸下角上编有页码，但不连接，中间缺一个号。因此，怀疑中间缺少一页，要赶快查清并找到缺少的一页。专案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林、周、于在空院的其它据点仔细搜寻，并再次找有关人员询问调查，但他们除了详述发现与交出的经过及解释当时的思想顾虑以外，没有新的发现。随后，专案人员又赶赴他们的另一个据点——西郊机场的一处客房。那里已是数日没有进人了，过厅的地上堆放着从新疆运来的哈密瓜，已是汤流满地，进去时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内除一些豪华生活用品外，也未发现类似的文件和字纸。……后来，专案组即转入进一步研究这几页纸上写的内容。最后认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没有缺页。但书写的字笔迹非常潦草，多处难以辨认。特别是他们所写的阴谋夺取政权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宫’二字，更难识别。经反复研究，多人辨别，才破译辨认出来，把这件罪证的全文弄清楚。又经其死党中其他成员的口供证实，确认了这是一份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计划手稿。”

不过，从当年下发的《“571工程”纪要》影印件，能明显看出它是写在一个四环活页笔记本中的若干活页上，而不是写在“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字纸”上。如果说活页本与台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带有活页环，这可能是造成郭玉峰或者马军记错的一个原因吧。此外，郭玉峰的回忆还是过于笼统，一些时间搞错了，另一些时间则完全没提。

然而，由于没有《“571工程”纪要》被谁遗留下来的目击证人，加上官方从未认真考究过《“571工程”纪要》能遗留下来的原因，因此关于《“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质疑近些年来沸沸扬扬。这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谁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小楼？在王兰义发现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前，是否有其他人进入过该楼？《“571工程”纪要》是否真的是于新野所记？当然，还有更广义的疑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授意的产物吗？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吗？《“571”工程纪要》能代表林彪的思想吗？除了于新野用铅笔做的“纪要”之外，《“571工程”纪要》还有更正式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