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讨论一下，习总会不会去旧金山参加APEC -- 湍流VII
家园 如寄意兄所述：这是历史形成的 我再加一句：这是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并不止是文革时期造成的，这并不是为文革时期、或者为解放后到改革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推脱。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局限：
1、财政局限 ---- 解放前直至80年代，中国的财政开支是非常紧张的，无法供养太多吃财政饭的人，包括公检法机关
2、人的局限。
对于第一点，我记得父亲曾提过：80年代中后期直至90年代前期，湖北省公安厅每年经费只有一个亿，而监狱系统是一千多万----尤其是后面这个数字，想一想一个省有多少犯人，就靠这点经费，这也是导致有的犯人故意吞食剪刀以图保外就医时，有的监狱医院干脆直接开刀不打麻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点则是更根本的原因。我记得90年代初，公安部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全国公安系统，大学（含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1%。我想当时的法院、检察院系统，这个数据会高一些，但是也不可能与今天比。我父亲曾说过：“有些死刑判决书，犯人名字都写错了”----可想当年的公检法系统，人员平均文化程度如何。当然，这不是政法系统的独特原因，应该是当年中国政府各部门的普遍状况。
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我父亲90年代曾负责省厅系统某部门600人招人。他不是单纯的从现成的省公安专科（大专、中专）学校招。这并不是我父亲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成见（他本人参与过80年代创校，负责调配人事，后来的校长也是他想办法从广东省调回来的原北京政法同学）。为组建这个部门，他花了很大力气从社会上调人，尤其是中学系统。我曾经评问过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是个稀罕物。回答是：“公安系统的平均文化程度太低，公安系统不能只是干粗活，还是得多招一些大学生”。
多年以后在父亲的下葬仪式上，一位素不相识的某市公安局领导从外地驱车几百公里到场，拉着我的手说：“我就是你父亲当年从中学调进系统的”。
父亲当年曾自豪的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招了那么多人，没有拿过一厘黑钱”。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公安干部，他们深知公安系统的问题根源，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改进。
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都会有阶段性局限，这是普世事实。几十年来，中国的公检法制度也确实在一直改进。包括习总为什么对公安系统如此下重手反腐，我想他也是深知这个问题的根源（公安系统历史上权力太大）与现状。
通宝推：天狼星,死扛着,落木千山,驿寄梅花,凤城,桥上,懒厨,老调重弹,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俺也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佐证 老家是个小县城，在俺上初三的时候（88-89年），遇到一位语文老师。刚开学时，听说这位老师的语文教学水平很高，俺还比较期待。等正式上课时，大失所望。正式讲课时，他的口才确实不错，能把课文讲的很精彩，但是慢慢越来越敷衍，明显没有认真备课。特别作文课尤其过分。
当时的规矩，每周有一堂作文课，一般都是某个下午的第一、第二节课两堂。正常情况，老师会在第一节课给大家分析优秀例文，或讲解上次作文课大家的优劣得失，然后布置题目，给大家留出足够时间写作。
俺从小学就头疼写作文，每逢作文课就如便秘一般难受，拿到题目总是没有思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就是理不清楚，写出的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头没脑的不成文章。一到上作文课就压力山大，越紧张越是写不好，越写不好越不愿意写，成了恶行循环。
幸亏初一初二时遇到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对俺这样的作文差生很有耐心。一方面安排我们每天记日记，他要定期检查，写的再烂都可以，就时不能不写，硬硬的把俺的笔头磨开了，至少不再害怕写作文。另外为了解决大家写作文空洞套话的毛病，他强调要朴实地写出自己所见所思所想，不要卖弄辞藻。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带我们全部骑自行车去河边春游，回来让大家写游记。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俺的作文进步很大，至少是敢写、能写了。
但是初三新换的这位语文老师太奇葩了。上学期还装装样子，出个题目让同学们写作文，但是从来不批改，也没有点评。开始两次还发下来让同学之间互改，后来就时收上/发下了事，啥都没有变化。到了下学期就更过分了，一上作文课就请假，基本就成自习课了，整整初三下学期，大家没有写过一篇作文！这点俺记得特别清楚。
俺最后的中考成绩全班第二名，但是语文不及格：120分满分，俺只得了64分。印象深刻到几十年后俺还能记得，上高中第一次语文课，新的语文老师就点俺的名字，拿俺的作文点评一通，让俺现了一个大眼。要知道，当时刚开学，有很多外校的同学考进来，其中就有俺一见钟情的“初恋”（单相思）。
俺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本校上的，上高中后就没有见到过初三时的语文老师，听老同学们议论，他调动工作了。对了，据说他的一个侄子就是俺的初中同学（只是听说，俺没有和这位同学本人确认过）。当时大家都议论，这位老师应该是为了跑自己调动工作的事情，整整耽误了大家一年的学习。从此这位老师的风评在俺们这些同学之间变得很臭。
后来俺上了大学，暑假期间到县里的邮电局打工。大概是93-94年的时期，电信邮政还没有分家，当时正是装电话的热潮，俺经亲戚介绍进了电话班当临时工，每天有装电话的任务，就有一位正式工师傅带1-2位俺这样的临时工去施工。师傅负责接线等技术性工作，俺们就负责扶梯子、拉线等辅助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个活是给县法院装电话，俺很意外地遇到了初三的语文老师。他居然还能记得俺这个学生，和俺聊了几句，让俺知道他调动到法院办公室工作了。俺内心还是很厌恶这位老师，没怎么搭理，干完活就走了。
现在看了方平大佬的文章，俺才明白，90年代有这个潮流（机会），公检法大量从中学教师队伍里抽调人才。当时教师是很清贫的职业，师范类学校往往招生不满，而公检法开始强势。能从老师调动到法院，借了这股“东风”，也还需要自己的钻营。
通宝推：桥上,脱口秀,家园 爱蹦跶的老师教学都不怎么样 我上小学的学校，有好几个也是去了工商、税务。
还有一个贪污犯，到某个局当会计。贪污了一万块钱，当时是天文数字，带着情妇跑了。一次遇到一个退休的老师，还说起他多么不值，为一万块钱抛家舍业几十年，现在一个月挣一万。
家园 你们说的是没错，仅就农村教师展开一下啊 
当时大量教师下放，农村老师的数量增加。
这本来是个好事，虽然说吧，质量肯定有所下降，因为学制也缩短了，但是呢，这确实只是农村上学的当时的最好的道路。
可以这么说，没有知青下乡，城市教师下放，农村是根本不可能凑够老师数量的。这个靠国家金钱支持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
不是钱的问题，同样的钱工资，选择城市还是农村呢？可想而知，谁会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呢？
楼上有人（七天河友？）说靠钱，我个人觉得在当时，这是靠钱都解决不了的，因为钱增加，城镇老师也不是那么有意愿下乡支持农村教育的。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我记得是3%的教育经费，这个比例相当大了，粉碎后，教育经费比例是下降的。
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加大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城市重点学校取消了，老师下放了，虽然数量也有增加，但是不如农村增加的疯狂，因为城市人口
肯定不如农村学生数量啊？所以呢，应该可以认为农村教师待遇还可以。
假日河友他们埋怨的教师工资不高，恰恰是改开后农村教育收缩的必然结果嘛。当年有个著名的影片《凤凰琴》，李保田主演的，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很真实，甚至遭到了打压哦，因为描写太真实，给当时抹黑了啊。
当时转公，是那么艰难啊，而且不说这个，就是教育经费都极其艰难到位啊。海边似乎很艰难，但是山区更艰难。
这个图表也是有意思，弄了这么多，就不来个历年图表，肯定是80年代、90年代比例下降了嘛。
家园 69-70年左右，军队在两弹一星，以及对苏珍宝岛对抗之后 高层研判大战打不起来，国防压力减轻，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向生产单位倾斜。进行20万退伍军人安置工作，10万转业成为工人，10万转业进入公安队伍。我父亲跟家里老人商量后，转业到江汉油田当工人，没有进入公安队伍，小时候看父亲的影集，有看到他的战友穿着公安制服拿手枪隐蔽在土堆旁的照片。
进入江汉油田当工人之后，组织考虑三十岁的父亲转业年龄较大，学习能力不够，在车间以工代干做政工工作。父亲还是咬牙坚持跟比自己小的技术员钟师傅学车床，做了一名合格的技术工人。
通宝推：ccceee,桥上,青青的蓝,死扛着,方平,真离,落木千山,家园 那时警察属于工人身份，顾不了家
家园 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把当年的局限条件调查清楚，这才能学到有用的知识。
或许，诱使河友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调查清楚，这个是气人宗的终极使命吧？ @达雅 ， @121gdi , @shyukyo ? 😄😄😄
家园 还是别“终极”了吧 气人宗的宗旨在于揭露世界的部分真相，也就是最气人的那些真相。但是“终极”这样的词，还是少用啦。
家园 这是历史形成的，并非wg才出现 建国以来，人们对于公检法的作用的概括一直是“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
1951年12月，政务院决定，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主要是公安机关兼办检察机关的工作。后因董必武反映，毛泽东又决定保留检察机关。
“大跃进”期间，有些地方一度将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政法公安部，实行“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长代行三长的职权）、“一员顶三员”（公安局预审员、检察院检察员、法院审判员一员代行三员的职权）的做法，办案则是“下去抓一把，回来再分家”。有的检察机关并入公安机关，成为后者所属的法制室或检察室。
从1958年开始，按照中央通知，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委员会前身），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
1960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主持下的中央政法小组会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的报告。
中央批复同意，要求三机关对外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
合署办公时期，公安部党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司法机关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从逮捕到审判，均由党委或政法党组决定，司法机关由宪法上的国家机关变为一切听从党指挥的党委的执行机关。”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司法工作再次陷于瘫痪，后被军管或派驻军代表。其中，法院的审判职能由公安机关的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代为履行，实际上使法院沦为公安机关的附庸。
1968年12月，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被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1975年宪法正式确认了各级检察院被撤销的事实，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至于司法部，早在1957年8月，该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到1959年，司法部干脆直接被撤销。
1978年，宪法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设置，1979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基本上建立起来。
据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为了精简机构，可以不再设立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而采取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由司法部行使检察机关的职能，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司法部合并。 但经研究，检察机关要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和渎职行为，它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比较超脱，更有利于处理这类案件。最终，小平拍板决定：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
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恢复设立司法部，到1980年年底，从中央到地方都恢复了司法行政机关。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确定了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地位。
1979年12月，司法部恢复不到三个月，司法部就发出《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暂行条例》，这是我国关于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规。
具体的历史，可以参看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
通宝推：青青的蓝,回车,死扛着,落木千山,凤城,桥上,翼德,真离,方平,家园 非常感谢解惑 谁说西西河不是藏龙卧虎呢？就拿资料查询来说，同样的疑惑，我始终找不到详尽的相关解释。还是兄台的这篇好文（背后必然有大量的资料查找与核实），解释了困扰我多年的一个疑惑。
这里补充一些小时候的回忆，以回馈兄台好文。
1、小时候我出生在省公安系统，但10岁之前并非生活在省厅家属院，而是某处，与关押的重犯（俗称“号子”）为邻。周围邻居包括资格很老的老红军，都不是公安系统而是劳改系统。现在我明白了：原因就是兄台解释的“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而且包括司法系统比如监狱、劳改局
2、我父亲的职业生涯中，他最自豪的一段就是十年的预审工作，从普通预审员到预审科长。家中至今留存父亲亲笔的几大本预审笔记。有一年他与当年北京政法同学（武汉某高校法学系教授，我本科期间曾跟她学过一门法学第二学位）聚会，父亲曾说退休后想到大学里教书，同学说你莫开玩笑了（大概是没有资格）。我现在才明白父亲当年说这话是认真的，因为他非常珍视这段工作的经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多次向我提及的两点：
（1）审讯时从来不体罚犯人（有时候被拒不回答的犯人气急了，也不过是掏出手铐拍桌子上吓唬几下，然后收回抽屉）
（2）极其重视物证超过审讯证词，每次死刑判决书签字时手都在发抖（父亲原话是”那也是一条鲜活的人命呐“）
所以我一直纳闷：不是后面还有法院正式审判与复核嘛？那么紧张干什么？父亲回答是：我们签字的预审意见书，后面的正式判决基本上会跟着走了。
原因正如兄台所提及的“一员顶三员”（公安局预审员、检察院检察员、法院审判员一员代行三员的职权）。处在这个位置上，尤其是负责重大案件者，如果不能保持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即使是死刑犯人），如果不在预审工作中谨小慎微，宁可牺牲自己休息（父亲的胃部肿瘤就是因此落下）也不刑讯体罚拒不交代的犯人，而只能是凭侦破证据、凭与犯人的审讯斗智、凭办案逻辑能力来办案 ---- 那么手中集中的权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包括错杀。
家中曾有一本《一位预审员的札记》，是北京局一位老预审员所写，写的非常真实，尤其是逻辑推理，我小时侯读过无数遍。后遗症就是从此以后我不看任何侦破小说、破案影视剧 ---- 只对历史真实事件感兴趣，而对任何有想象的文艺创作无感。这个后遗症甚至“殃及”科幻小说如《三体》，我弟弟疫情期间特意从国内寄我，我至今没翻一页。倒是老婆拿了去看了还入了迷，甚至特意带孩子去看了《流浪地球》。
感谢兄台的好文解惑，澄清了我多年的疑惑。
西河行，必有我师焉；诚不我欺。
通宝推：青青的蓝,strain2,驿寄梅花,桥上,秦波仁者,rentg,- 复 非常感谢解惑
家园 从传统上看演进，公安领头延续社会治理变化 大一统王朝，政法必言“三法司”，明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刑部在共和国就是公安部+司法部，抽离审批权。检察院为啥可有可无，它是都察院下属单独设立的，换现在是该是隶属监察委单挂一个负责刑狱监督兼冤错案审判单位。清朝比明在刑部权力最大，负责审案，此外还有权复审与刑罚执行;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审理的案件里比较重大的案件，比如拟判死刑案件，权力有所缩水;都察院负责监督工作。一共时代，不就是回归传统，妥妥的多数是非常传统的人。
政法委不就是三司合审办公现代版。
一共、二共司法机构设置不是在传统这圈里打转，就跑西欧大陆这个圈圈，最多闷得慌出门仰慕下美苏尝口鲜。
社会治理结果现实仍旧是刑部打头，即公安部领衔，不然寸步难行。
皆因从人权角度，众人皆平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唯九五之尊为众人接天命者，代天行权，为天方可赏罚。
二共司法机构设置是混合皆有一团炖，以法国为主西欧司法实践结果与传统并立版，行政（院）是公（刑部之捕快仵作）检（都察院之司法）法（大理寺）司（刑部之典狱状师）+党（府）是政法委（三法司会审固化）、纪委监察委（都察院）。检察院与纪委监察委叠架床，是府院之争机构重复叠架，也是文举独大叠架分权传统延续。
土共是很土的，没国府西洋时尚。
通宝推：方平,真离,翼德,家园 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新中国公安的前身就是军队。
从建国开始，公安就是军队的组成部分，来源也多是军队的保卫、内保等部门转隶的。那时候的公安跟军队着装都一样，就是胸标臂章的不同。甚至后来还有公安军的建制，是解放军5大军种之一。
直到57年公安军撤编，部分公安军人员进入公安系统、部分部队转为公安部队，比如负责监狱、警卫、边防的（这部分后来改成了武警，而武警的警卫、边防16军改又改成了公安），可以说公安在血统上就是军队的延续。包括第一任公安部长，也是后来又任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建国初期直至wg中军管，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的军警不分的原因。而武警部队成立后，公安的边防、消防、警卫都是现役，公安部专门有现役局，部分公安现役能够跟公安互转，武警受国务院领导，地方支队、中队隶属公安局，这依然是军队血统延续的结果。
所以分析建国初、wg中的公安工作，这个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中国公安的一大特色。毕竟共和国是依靠军队才建立的，公安又是脱胎于军队，在国家公检法司等司法系统内有老大思维，也是不奇怪的。
直到18大之后，提出了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武警由军委领导、公安现役取消，这才算厘清了军警的界限。
通宝推：凤城,回车,死扛着,秦波仁者,真离,方平,家园 很多人对“军警不分家”的长期历史，缺乏了解 这里列举一些我所了解的事实，补充兄台提出的观点：即军队对公安的长期深远影响。
1、改革开放后，湖北省厅厅长张思卿（后来的最高检检察长；去年走的时候，习总等常委送行）想学西方的建筑美学，在厅机关苏式办公楼外砍树，兴建美式大草坪。老厅长张国武拄着拐杖踱步到老树下，用拐杖杵着地说：“老子当年种的树，看哪个敢砍”。遂作罢。那三棵参天大树至今参天。
这其中体现的，就是公安内部对老领导、老军人的尊重。
张国武多老的资格啊，新四军时代的老人，文革时期的公安厅长。著名的包围主席梅岭的7·20事件中，那支“闹事”的8201部队（即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第一政委。当然啊，当年具体领导该部的是政委蔡炳臣（32年老红军、四野师政委、公安师政委、55年少将）、总队长牛怀龙，整个事件与张国武无关。7·20事件之所以爆发，起因之一就是因为蔡政委对周总理的换防不满（将负责警卫的8201部队换成中央警卫团）。
2、公安内部，脱警服换军装，脱军装换警服，是家常便饭。
我父亲当年之所以离开预审，就是奉命参与省武警总队组建，用他自己的话说，“30几岁了还拉去当兵”，任省武警某支队（团）副政委，后调省武警总部任某处处长。父亲其实是适应不了军队环境（我每次看他举枪打靶的站姿照就好笑，他也笑，经常50发一发不中）。虽然老领导（当时的省厅党组成员、省武警总队政委）非常欣赏，多次谈话要他留部队长干，结果父亲还是不愿意。最后老领导生了气，让他脱下军装回公安厅，但还是给安排好了重要岗位（即参与组建省公安专科学院）。这也是我小时候仅小学就转学三次的原因。
话说当年公安系统的孩子们读书普遍不大行（我那一届，偌大的几千家属的省厅大院，正经考上本科的只有2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父辈们工作调动过于频繁，孩子们从小既缺乏管教，也缺乏稳定的学习环境。当年每到周六，武警、消警等现役部队的军官们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不是跟老婆亲热，而是打孩子 ---- 一番此起彼落的鬼哭狼嚎之后，接下来的科目就是各家的孩子们在阳台上罚跪（有跪姿要求），也是周末大院一景。
3、公安系统历来是军人退伍、转业的一大选择
我小时候接触的军人数不胜数：
（1）常听父母说，小时候抱我最多的，是一位老红军，长寿，活了一百多岁。
大院里各种解放前的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有延安时代的排长（应该是边保或政保）。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更多
（2）父亲的司机之一是复员的老汽车兵，所以在乡村土路上追逃时敢开出240公里的“生死时速”，我父亲也怕了，后来换了司机。另一位司机虽不是军人，但其父是四野老人（后来是省财政厅副厅长），所以名字中有“赤军”两字
（3）每年转业到厅的干部很多。有一年仅正团职转业干部即达8人之多。因为多是老边防（西藏、新疆），戍边有功，额外照顾，分配给我父亲部门的达4人，父亲对他们格外照顾，从职务安排（多安排为副处职而非只是副处级）到住房到配车，都是超标待遇，这也是公安系统尊重军人的传统
（4）军转干部，即使“犯了事”，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公安内部都是尽量维护。譬如上述4人中一名老西藏（20年的汽车兵、团长），某次被某级反贪局不打招呼即抓了去。不知他老兄怎么想的办法，居然在其间拨通了我父亲的电话，就四个字：“X总，救我”。我父亲立即动用省纪委的关系，保了出来。后来查明确实没有什么大事，最后是副厅级待遇退休。另一名新疆的老边防团长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父亲后来跟我说过：“我保过，保不出来，犯的事有点大“，最后判了四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人还是念旧、讲感情的。
说了这么多，就是证明兄台的观点：“公安脱胎于军队，军队编制、作风、影响乃是中国公安一大特色”。若不了解这一点，则很难深刻体会中国公安体制在解放后，从文革到改革后的一路变迁，及为什么要变迁。
习总这些年除了对公安严厉高压反腐之外，在制度上确实作了很多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探索与改革。毕竟国家发展到这个高度了，“祖宗不足法”，必须与时俱进。
通宝推：凤城,玉米菜,史料推理,秦波仁者,桥上,青青的蓝,死扛着,潜望镜,湍流VII,家园 军转干部水平还是很不错的，那时代应该比较强，军人必须尊重 可能和训练模式有关系。
改开后，我父母单位，自然出了一些技术干部，应该承认对技术管理还是可以的，但是干不过人事干部，被呼噜呼噜，就呼噜下去了，沉沦了。
那么怎么办呢？军转干部上来了，带着我家老爷子和几个人上去了。搞了一个技术项目三下两下，结束后，弄了个当时的国家科技二等奖。
他对技术有啥了解，就是一个大兵，但是管理水平就是到位。
建国30、40十年，有一些制度偏向军人，还是合理的。
所以那年代，军人虽然有周总理的意图渗透，但是能力是没啥问题的，外行其实也没事。处理事还是到位的。军代表模式当年还是可靠的。
7·20事件之所以爆发，起因之一就是因为蔡政委对周总理的换防不满（将负责警卫的8201部队换成中央警卫团）。
通宝推：桥上,方平,家园 想起这段被转述的主席的话 “他对技术有啥了解，就是一个大兵，但是管理水平就是到位。”————下面这段转述的主席的话 可算是异曲同工
纪登奎又表示，作为高层领导人，懂不懂经济或者其他具体领域的事情并不重要，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他强调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主席多次这样教导我，当领导人，懂不懂专门业务，懂不懂经济工作，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要懂得怎样统治人。”
通宝推：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