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一家注李，千家注杜看官僚 -- 真离
- 复 这个论坛我是服的
家园 停留在危险边缘 如果再往前迈一步。便是文革开始后，“主席”这一中心性存在本身也被打倒。不过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异端逐渐被遗忘。
曾经目标“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美丽图画”。白纸似易得，作画结果则是另一回事。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前者“过分容易”了。
- 复 停留在危险边缘
家园 文化如一个万神殿 即使破败了，你还能看见一根根立着的柱子，提醒着人们有多辉煌。未来还有修复的可能。
你把所有的柱子都拆了，就留一根。说：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垃圾。
我想的就是：你就是想等只剩这一根柱子之后，把它也拆了。这样，万神殿就不存在了。
- 复 文化如一个万神殿
家园 哪有什么万神殿 即便是毛，该批我同样批。毛这个人，同样犯了巨大的错误，文革搞的一地鸡毛就是例证。
中国文化，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和故纸堆。你们太把这些破铜烂铁故纸堆当回事了。
- 复 哪有什么万神殿
家园 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区别了 我认为中国文化是无价之宝，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之一（灯塔不止一个）。
家园 你们这些儒教信徒不懂什么是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在于这些外在的器物，也不在文章典籍。你们不懂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也不明白中华民族的最大奥义是什么，所以才会在这些器物文章典籍上打转。
正因为你们无法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所以你们也无法把握西方文明的本质，所以面对西方文明你们就会自卑，会被西方文明的器物典籍击败，然后心理上投降。
近代以来，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才真正明白中华文明的奥义，所以毛是自信的，强大的，可以砸烂一切。鲁迅算半个，摸到边了。而当下的西西河，能明白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通宝推：真离,
- 复 哪有什么万神殿
家园 文革的一地鸡毛不是毛主席搞的，你这是理解错误 批，可以，但是不应该违背事实。
家园 老真啊 文革搞的一地鸡毛，能把毛撇的一干二净吗？你没法撇清的，你没必要替毛辩护，文革一地鸡毛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毛，其他人担不起，也没法承担。
- 复 老真啊
家园 其实历史是清楚的哦，只是某些人习惯造假而已，比如红旗渠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至1979年林县县委和杨贵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帽子，在全县展开批判，主要县委领导和劳模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
红旗渠也第一次迎来它的政治低潮期：有人说红旗渠是“黑心渠”，修建红旗渠是“劳民伤财”，一时间，整个林县变成了风声鹤唳。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浊漳河水位的下降水资源匮乏，红旗渠又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劫难：对于以农业为生存之本的漳河两岸林县、涉县农民来说，两岸农民都把取水灌溉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可漳河水就那么多，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日益发展对水量的需求，结果漳河成了一条“不安定”的河，由水引起的“战事”愈演愈烈，漳河上游成为全国水事纠纷的热点地区。
在这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纠纷有：1976年、1991年、1992年、1997年、1998年、1999年沿河两县（涉县、林县）村庄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械斗、炮击甚至炸毁红旗渠部分干渠的恶劣事件。2001年后红旗渠随着历史的发展，部分渠道常年失修，基本上失去了灌溉的作用。红旗渠实际上只能为林州间歇性补充水源。进入新世纪后历尽沧桑的红旗渠终于焕发出新春：2013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红旗渠精神教育和生态旅游功能日益凸现，形成了以红旗渠爱国主义教育游和太行大峡谷绿色生态游的“一红一绿”交相辉映的旅游品牌。昔日的“生命渠”变成如今的“幸福渠”。时至今日修建红旗渠早逝的建设者马有金、周绍先、路银、王师存、常根虎等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慨！
历史的局限性
某种程度而言，每个人都是当下时代的井底之蛙，受制于教育、学识、时代背景等。所谓伟人，正是在当时这个井底，比其它青蛙能爬得稍微高一点，但终究还是不能脱开置身的深井。我们拼命的在拨开眼前的迷雾，想努力认真的看清现实，没想到现实是残酷的，每一次的顿悟前都是无比煎熬的，没人可以预知三十年后浊漳河水位的变化。我们责备前人，正如后人批判我们。1960年的杨贵书记义无反顾的走上修渠的这条“不归路”，只为修一条解决全县迫在眉睫用水的渠。
历史作出了评判——因为局限，所以不朽
1979年杨贵书记在山东渤海农场时被批斗险遭粪桶闷死，后被闻讯赶来的民众救出。1990年杨贵任中央扶贫办顾问回林县时万人空巷，5分钟路程汽车硬是走了半小时。2018年4月杨贵逝世于北京，林州人民迎回了他们的县委书记，安葬在红旗渠旁！
一位当年林县老婆婆心疼的对杨贵说：你修这个渠，自己又没得着啥，还得罪那么多人，图啥呀！
78年以后，林县当地领导启用在文革期间挑起武斗、大搞打砸抢、破坏文革的文革余孽团伙，对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功臣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多人死亡。
这批余孽从极左变成极右，近几十年来，这帮极右文革余孽在当地疯狂砍旗，毁灭性破坏红旗渠，连习仲勋的题词石碑也被砸断后扔到粪堆里，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
2008年国家和地方投资修缮，层层转包，施工中偷工减料，红旗渠原劳模们监督举报却遭到官方打压，整个“修缮”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腐败工程和豆腐渣工程。
资改精英们首先从政治上对红旗渠开刀。他们首先将修建红旗渠的决策机关，被中央肯定为“马列主义领导班子”的林县县委，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其关键依据是一本小册子。林县县委档案室从1957年开始，每年将全国报刊登载有关林县的文章和信息收集印刷成册，作为历史档案资料保存，这已是历年形成的惯例。1976年这一期资料，本年11月20日开印，1977年11月29日才印完。其间有人提出：“四人帮”被粉碎了，再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资料不太合适。办公室主任曾让暂停，但最终决定只少量印几本作为资料保存。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正常工作，可问题偏偏出在这几本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共收集资料82篇，据说其中居然有63篇涉嫌“攻击、诬陷”“敬爱的邓付主席”，罪名大得很。“文革”中极力反对修建红旗渠，将杨贵和县委多数领导往死里整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头目雷xx、靳xx、刘xx偷出一本小册子，并立即报告中央和“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央有人将此事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令河南省委严肃处理。河南省委专门下发了[1978]26号省委文件，给予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赵迎秋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职务的处分，给予县委办副主任王树英撤销职务处分(该文件于1989年被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赵、王两同志只撤销了党纪处分)。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的“两案”清查运动中，林县县委和杨贵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帽子，在全县展开揭批“杨贵帮派体系”的大清查运动。从县委到生产小队;从县直各机关到厂矿企业的车间班组；从县级领导干部到生产队的电工、饲养员、厂矿门卫，层层揪“杨贵帮派体系”和“黑爪牙”，干部群众人人自危，惨遭迫害。全县上下层层办“说清楚学习班”（可对比毛主席学习班了），仅县直就集中办了6个跨局委“说清楚学习班”。批斗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专人看管，不准外出，不准互相交谈，被车轮战、疲劳战、不准睡觉，残酷折磨，被随意侮辱谩骂、人身攻击。大批斗时间长达四个多月。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有3人自杀身亡，3人自杀未遂，整个林县，一片白色恐怖。
全县的“两案”清查运动，以杨贵和红旗渠划线。他们污蔑红旗渠是“黑心渠”、“死人渠”，修建红旗渠是“劳民伤财”，“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有罪”，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时间，整个林县变了天：被党中央称赞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的林县县委，成了“黑县委”，成了“杨贵帮派体系”；修建红旗渠的主要决策者杨贵成了“四人帮线上的人”，“红旗渠是杨贵晋升的敲门砖”（这个暴力批斗动作多眼熟，就是文革中保皇派的特色思路吗，一看也是邓利用他们，然后再一脚踢开啊）；凡是积极主张修建红旗渠的人，凡是歌颂和肯定红旗渠的人，都是杨贵帮派体系，都成了“三种人”，都得受清查、挨批斗，都得撤职、开除、清退、查办；凡是极力主张砍红旗渠项目的人，凡是攻击污蔑红旗渠的人，凡是“文革”中反杨贵的群众组织头目，那怕是血债累累的打砸抢分子，都受到提拔重用，甚至成为清查运动的负责人和依靠对象。
原县委常委17人，14人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受到免职、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政籍、逮捕判刑、撵到农村、工厂接受改造等处分。
——县委副书记、红旗渠特等劳动模范马有金，1946年参加革命，曾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他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后，身体承受不了批斗折磨，铮铮铁汉自杀未遂，经抢救复活后，被赶回农村老家改造，禁止医院为其治病，含冤去世。
——县委副书记周绍先，1945年入党，1948年参加革命，曾任红旗渠第一任总指挥长，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他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免职留党察看两年。因做过心脏大手术，经常吐血，不能行走，（粉碎四人帮后）就令其子女用车子推到会场接受批斗，在反复折磨中含冤去世。
——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刘章锁，1943年参加革命，行政15级。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因写信申诉，被定为翻案，又开除党籍，被赶到工厂改造，每月只给生活费300元。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守福，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因1973年他带人去广东参观学习时，带了红旗渠电影纪录片和资料，清查运动中被打成“为杨贵歌功颂德”的帮派骨干分子，被免职留党察看两年，被赶到工厂改造，每月只发300元生活费，后含冤去世。
原县委17个常委，14人被打成“杨贵帮派体系”后，有8人已含冤去世。
红旗渠劳模是清查打击的主要对象。经常在红旗渠影像资料上出现，经常参与接待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9名红旗渠特等劳动模范，全部受到清查运动的打击迫害，至今不得翻身。
——马有金：林县县委副书记，红旗渠工地总指挥长，红旗渠特等劳模，长期坚持战斗在红旗渠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为红旗渠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假劳模”、“黑典型”，含冤去世(上文已有介绍)。
——路银：林县县委常委，省委候补委员，红旗渠负责测量工作的土工程师，在缺乏工程技术人员，测量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为红旗渠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为红旗渠特等劳模。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假劳模”、“黑典型”，被诬蔑为“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骗子”。在几个人抓住他的手，强行让他在预先写好“杨贵反对修建红旗渠”的证明材料上摁手印时，他宁死不屈，被残酷批斗，撤销一切职务，气得脑溢血发作，又被赶回老家，不久含冤去世。
——任羊成：红旗渠青年洞管理所所长，威震中外的红旗渠工程除险队长，红旗渠著名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闫王殿里报了名”，在当年红旗渠建设工地广为传颂。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每天出工前都把行李捆好，没准备活着回来。他浑身是伤残，几度生死，几度逃脱死神的追索，却没有逃过资改派的清查。清查运动中，他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杨贵的孝子贤孙”，受到无情批斗。他被撤职后，每月只有36元生活费，生活难以为继，更无看病的钱，浑身病残严重恶化。这位叱咤风云的勇士，晚景十分凄凉。他还在拖着残病之躯，为红旗渠的命运忧心忡忡，还在四处为红旗渠和自身的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幸运之神却没有降临他的头上。只到今年“五.一节”，一群毛泽东的信仰者找到他，称他为同志、人民功臣，他才泣不成声地说：“今天我才找到了自家人！”
——王师存：红旗渠曙光洞管理所所长，红旗渠特等劳模。他是红旗渠工地上的著名“钻洞能手”，优秀共产党员，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那里，是个“撵着闫王爷上”的英雄人物。清查运动中，他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撤销职务，残酷批斗，患食道癌含冤去世。
——常根虎：水利局钻井队队长，红旗渠特等劳模。在红旗渠建设中，是一员迎险而上，不顾个人生死的虎将，被誉为“神炮手”。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被赶回家后，身活无着，生病也无人理睬。重病期间，其他生死与共，同病相怜的劳模去看望他，他泪流满面地在枕头下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从中抖露出自己最大、也是唯一一笔财产—10元人民币，用颤抖的双手交给郭秋英和任羊成，嘱咐他们：“如果将来有朝一日，恢复了我的党籍，即使我已经不在人世，也要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我虽死也可以冥目了。”在场所有人抱头痛哭一场。此后不久，含冤去世。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个人民功臣，至今含冤九泉，死不冥目，他的战友们至今还在揣着这10元钱，四处奔走呼号！而那些整日里花天酒地的“公仆”们，又有谁愿意听一听他们的呼声呢?
——张买江：红旗渠特等劳模，电视剧《红旗渠的故事》中“小黑豆”的原型。其父在修建红旗渠时牺牲，其母毅然将13岁的他送上工地，叮嘱他：“继承父亲遗志，修不成红旗渠，别回家见我!”13岁的他，以稚嫩瘦弱的身驱，扛起父亲的修渠工具，奔赴修渠工地，直至红旗渠修建成功，成了特等劳模。在清查运动中，这位烈士的遗孤，也没有逃脱劫难，也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遭到残酷批斗。他在一师实验小学当体育教师，受到打击、歧视，工资被压了好几级。
——李改云：红旗渠特等劳模，妇女营营长。在红旗渠工地上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因为救人落下的伤残让她至今安着假肢。在清查运动中，她同样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为了证明她是“假劳模”，那些卑鄙无耻的小人竟然威协恐吓被救群众改变说法，妄图将她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反说成“造假”，还把她陈列于红旗渠展览馆中的照片撤下来，扔到垃圾堆里。
——郭秋英：林县团县委副书记，红旗渠特等劳模，著名的“铁姑娘”队队长。她曾代表林县青年出国访问。李先念曾说：“像这样的青年干部，要好好培养。”这样一个在修渠过程中未向困难低过头的“铁姑娘”，在清查运动中，也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受到残酷批斗，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被赶到竹器厂当工人，还一直受歧视。
——韩用的：红旗渠特等劳模，“铁姑娘”队队长。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遭到残酷批斗。后含冤去世。
杨贵悲愤交加地长叹：“虽然我已经成了‘建国60年60位功勋品牌人物’，但与我一起同甘共苦、舍身忘死修建红旗渠的英模们，现在却还戴着‘三种人’、‘反革命’的帽子啊！”
揭批查运动中，全县有500余名领导干部被撤免职，受批斗;300余名一般干部、红旗渠劳模、积极分子被处分;3500余名大、小队干部被撤换；4000余名党员被除名；2200余名全民、集体工人、教师、医务人员、公司职员被无故清退，加上受株连的家属，遭受打击迫害的竟达数万人。1978—1990年间，林县群众不敢说红旗渠、老县委和杨贵好，谁说好，就被扣上为文革“翻案”的帽子被批斗。红旗渠展览馆被撤除，周总理亲自指示制作的红旗渠展示沙盘被毁坏，红旗渠的电影不准演，红旗渠的书不让卖，红旗渠的歌不准唱。直至1996年6月，江泽民视察红旗渠时，点名要见任羊成，市、县一些领导仍然从中阻挠，不准任羊成等劳模露面，只是在江泽民一再坚持下，他们才慌忙采取紧急措施，用车把远在古城的任羊成接回来，与江泽民见面。江泽民听到任羊成反映情况后，亲自批示查证林县清查运动旧案，也被省市县个别领导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蒙混过关。新华社穆青要采访红旗渠劳模，被市、县委领导予以拒绝，还说：即使见了，也不准上报上电视。当时的县委书记王xx对宣传过红旗渠的记者、作家、诗人极为不满，曾在大会上公开叫骂：“什么山呀(指作家华山)，什么川呀(指诗人郭小川)，什么小说呀，长诗呀，他妈的都是为杨贵树碑立传！”在林县，在安阳地区，甚至全河南省，形成了“莫谈红旗渠”，“谈红旗渠色变”的气氛。
在政治上妖魔化红旗渠，打击迫害修建红旗渠英模和功臣的同时，当时的地、县领导，反而大加提拔重用那些一贯仇视和反对修建红旗渠的人。雷xx、栗xx、靳xx就是这种人。这几个人本来是“文革”中反杨贵、反红旗渠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就是保皇派嘛）的头目，在“文革”中多次挑起武斗，抢劫武装部军火仓库，大搞打、砸、抢，制造多起流血事件，造成50余人死亡，却被当时的地、县领导作为依靠对象，三个派性头头不但进了县委常委，而且掌控了全县“揭批查”运动大权，随后又将50多个此类头目提拔安插到各公社、局委担任领导。无怪当时群众惊呼“林县变天了!”“林县有三怪：修渠人遭迫害，反渠人高官戴，上级领导不理睬!”
这种疯狂的反攻倒算活动，不仅仅停留在从政治上砍掉红旗渠这面红旗，而且在一锅端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修建红旗渠的林县老县委，在打翻修建红旗渠英模，在极力妖魔化红旗渠，极力抹杀红旗渠精神的同时，开始对红旗渠实体进行破坏活动，妄图从地球上彻底抹掉这一奇迹。
要摧毁红旗渠，砍红旗的人首先想到截断红旗渠的水源。这是釜底抽薪的阴狠招术。1978年8月底，县委书记王xx和那个混进县常委的打砸抢群众组织头目雷xx窜到山西平顺县，大肆渲染林县揭批杨贵的“战果”，说什么杨贵和平顺县委书记李顺达（！！！！陈永贵的引路人）多年相互勾结，林县问题的根子是杨贵，平顺县问题的根子是李顺达，而杨贵问题的根本问题，杨、李勾结的根本问题是红旗渠，林、平两县要联起手来肃清杨、李的流毒。他们此行，破坏了两县以红旗渠为纽带结下的友好关系，骟起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情绪，破坏了红旗渠源头的和谐稳定局面，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当地一位曾支持过红旗渠建设的老党员说：林县人自己都批起杨贵和红旗渠了，红旗渠不吃香了，过去两县关系好，共同维护红旗渠，今后做事只要对咱当地有利，管它红旗渠受不受危害了。这个囗子一开，加之私有化全面推进，红旗渠源头乱套了。
从1984年起，山西平顺县在林县永久买断的地段上，先后建了两个水电站，引水渠就建在红旗渠首的拦河坝内，截流红旗渠水源4个流量，每年引走1.26亿立方水，相当于现在修建的马家岩水库兴利库容量的五倍多，用过的水白白流入漳河。时任红旗渠管理处负责人彭美中得知此讯，忧心如焚，连续5次向县委书记反映此事，那个领导竟然批评说：“没有你吃的饭，还是不发给你工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多次找这个领导要求拿出解决方案，都被拒之门外，理都不理，甚至视为“找事”。实际上，这些仇视红旗渠的人巴不得红旗渠水断渠干，正好佐证他们加到红旗渠头上的罪名。他们上台以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全面废除红旗渠的有效管理，红旗渠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愿打愿骂随你的便。一些受私有化毒害的人开始从渠道上找“利”，有人扒去渠岸上的石块建房、垒猪圈，有的在渠底的淤泥上开荒种地。红旗渠上许多建筑物遭破坏，许多石碑被砸毁，就连习仲勋的题词石碑也被砸断后扔到粪堆里。山西、河北与林县争抢水源，争纷不断。渠上游开了24个放水囗，8个大虹吸管道。除此之外，不少人在上游主干渠上任意扒口放水，用完水也不关闸堵囗，任渠水哗哗流入山涧，无人敢管。经常有人半夜三更去砸渠管所的门，寻衅闹事，敲诈钱财，门都砸坏了，无人敢惹。甚至有人在两处炸毁红旗渠岸，震惊全国。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甚至出现汛期断流现象，灌溉面积由60万亩下降到29万亩，用水由不要一分钱变为每年向山西交水费数百万元，一手交钱，一手放水。林县每年还要给红旗渠主干渠流经的重点村庄送上几万元慰问金。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红旗渠步履维艰，命运堪忧。
红旗渠技改工程受到空前阻力。红旗渠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已是遍体鳞伤，亟待修复加固，而失去集体经济支撑后的今天，难有昔日自力更生的志气，地方政府拿不出修复资金，只好伸手向国家要钱。2008年12月，由国家投资3200万元(拉内需、保增长资金)，地方配套400万元，正式启动了红旗渠修复技改工程。但该工程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阻力。由于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在只讲本地利益的今日行情下，山西省针对该工程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仅协调工作就做了2个多月，在国家几个部门的强力干预下，才得以开工。工程由国家武警水电第二总队承包。这是工程能够正常运行的一个强力保障，也是工程质量得以保证的重要条件。若非武警部队开赴工地，技改工程还不知何年何月竣工。然而，工程施工还是遇到了数不清的麻烦。主干渠所经之地的山西群众，经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普世”毒水的浸泡，再不是过去无私援助的群众了。一些人讨要运输车辆的“过路钱”；一些当地车主提出运料必须雇用他们的车辆;还有一些与林县有经济纠纷的商户，乘机协迫林县政府让利解决。这些人一律狮子大张口，不达目的就阻断道路。数不清的人为障碍，使得工程进度一波三折，十分缓慢。
红旗渠上兴建的“长藤结瓜”式一、二类水库48座几乎全部报废;346座塘堰全部报废；45座提灌站一部分报废，一部分闲置，发挥效益的很少；45座小型发电站无水发电，全部报废，电站房屋被拆毁，全部成为废墟。红旗渠丧失了能蓄水、能抗旱、能排涝、能发电等系统功能中的大部分效能。
通宝推：落木千山,桥上,家园 红旗渠杨贵谈文革，呵呵呵，看了杨贵的话，还以为造反派 杨贵谈他后红旗渠时代的故事之一：关于“林县人民的红太阳”
2023-01-25 10:18
杨贵回林县
1998年10月21日上午、22日下午笔者和同事在北京方庄杨贵家中调访，他在谈了修建红旗渠的情况后，重点谈了红旗渠建成后他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情况，现发给条友们分享。
笔者和同事调访时与杨贵和夫人的合影
一、关于“林县人民的红太阳”
1966年7、8月份河南各地开始搞“文化大革命”。9月份火就烧到林县了。9月20号晚，地委100多人到林县造我的反。当时，红旗渠的配套工程也已经开始，林县人民劲头正足，真是有毛主席形容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劲头，县委指向哪里群众就干到哪里。地委来林县的100多人要造我的反，如果他们到县委机关去造我的反，可能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可他们偏偏敲锣打鼓到县城周围的村里高喊：“我们是来抓杨贵的！杨贵在林县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派！”这个说法群众就接受不了。21日凌晨，县城周围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把这100多人围了起来。群众与他们讲道理，辩论：“你们说林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杨贵是走资派，有什么道理？”林县的工人、农民参与包围的大约有一、二万人。我怕他们动手打人，就把带人去造反的地委副书记焦祖涵接到县委机关里。
21日午饭过后，群众还围着，我们劝说群众走。这时人群中有人说：“地委真不像话！修红旗渠时他们反对，现在修成了又来造反，太不像话了”。本来群众不知道地委反对修红旗渠的事，这么一嚷，这事就传开了，汽车上就被贴上标语，说造反派来林县打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人。那时在我的思想上，认为从地委来的人，从组织上说是上级，无论如何要尊重。我没有造反思想。当时有人对我说；“老杨，这些人是故意找事干，咱们应该起来造他们的反”。以后有同志还批我：“你这个人哪，就没有一点造反精神，你要是起来造地委的反，咱们就没事”。
我们把去林县造反的人送到了安阳，他们倒打一耙，说我镇压他们了。大肆宣传说杨贵镇压地委造反派，说造反派到林县造杨贵的反，杨贵组织群众镇压他们。当时外地到林县的人多，学生也大串联。这些去林县参观的人也跟着说我镇压造反派。这些群众组织不服气，他们组织人到郑州向省委告状，要撤我的职。中央知道后，9月21日，周总理让谭振林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国庆观礼，通知了省委，省委也通知了地委，但地委压下了通知，大约同通知了两、三次。这个事当时我不知道。记得有一个管电话的人曾偷偷地告诉我：“老杨，你放心，群众知道你，中央也知道你，周总理让你去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就不通知你，他们压着不让你去”。一个工人这样说，我就不很相信，只点点头。因为那时乱传的东西很多。
后来被抢到北京后碰到了张成国，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到：刚开始让我检讨，我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工作出了差错。后来看都是造谣，我就睡得很好。说到造谣，我给他举例:“比如说谭振林是我的后台，谁不知道豫北会议谭振林要撤我的职?”这时张成国说：“谭振林保你倒是真的。一次文敏生到北京汇报工作，谭振林点着文敏生的名：“文敏生，你为什么不让杨贵来参加国庆观礼？中央通知杨贵来北京，你为什么不让来？”文敏生对谭振林说明情况：“不是省委不让来，你通知后，我就让王维群给安阳打电话，安阳地委说杨贵镇压了造反派，不让他来。”
谭振林拍着桌子：“打他几个才好哩，为什么去造杨贵的反？”张成国这样说，我才相信中央让我去参加国庆观礼的事。当时是要保我的，这都是以后知道的。
9月21日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没去成。11月，造反派逼着地委书记崔光华出面找我，他们知道崔光华和我关系不错。他们逼着崔光华到林县的目的就是能够把我骗到安阳，因为在林县，他们没法批我，来多少人也无法揪我。崔光华和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到林县解决问题。一天，崔光华对我说，咱们这里不好解决，是不是到任村？任村是红旗渠边上的一个村庄。结果到那里就开了半天会，他又说到安阳去解决，到安阳又把我弄到安阳地委。骗我到安阳，是崔光华搞的。我就说他：“崔光华同志，你可是干了件不光彩的事情”。
把我骗到安阳以后，地委一帮子人很不讲道理。我那时是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书记。他们把我弄到一间房子里，晚上轮番组织人在外喊叫：“打倒杨贵！”几天后，又召开五、六万人的大会批判我，宣布撤销掉我的职务，解散林县县委。当时人们都比较正统。地委一宣布，马上就法办了林县的组织部部长陆加林（即豫北会议上被撤职的），派去了一个新县委，把老班自子接了。就这样撤了杨贵的职，赶走了县委，法办了陆加林。然后雷清祥和林作新两人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地委看他们起来造反，就支持他们成立了造反司令部，开始肃杨贵的流毒。
林县群众分成了两派，贫下中农起来保我，是“保守派”，机关里边一部分起来造反是“造反派”，高中学生有个“104”也跟着反我，也是造反派。林县群众组织不支持新县委，他们批判新任县委书记韩鸿绪。保我的群众也称自己是造反派，他们反新县委也批我，不批我怕戴上保守派的名，那时都不愿意被人称为保守派。造反派是只批我不批新县委。
把我弄到地委后，林县的群众就到地委造反。造反派批判我，让我“坐飞机”，那时年轻，38岁，被斗得很厉害。以后也把崔光华也拉去批斗。整个安阳就分为“崔杨派和焦李（焦祖涵和他的妻子李艳）派”。崔杨派是保守派，焦李派是造反派。焦祖涵也亲自写大字报，说杨贵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林县培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委也有人保我。一天，去厕所，天麻麻亮，有人塞给我一张纸条：“老杨，要保重身体，地委开会决定到林县发动群众批判，只要是反对杨贵的都是革命派，你要经受起这个考验。看后要撕毁”。
在林县肃杨贵流毒，林县有群众说：我们喜欢要杨贵点流毒。杨贵领导我们修了红旗渠，这是事实。要说红旗渠是杨贵的流毒，我们倒喜欢多要。有的群众浇地时还戏谑地说“多给我们点杨贵的流毒吧”。
批判我，在林县谁要保杨贵就把谁抓起来。谁说一句杨贵好话，就要把人抓起来。群众敢怒不敢言。李顺昌被抓起来了。豫剧三团的名演员只是说了一句不同意抓我的话，就也被抓起来了。有的人造谣说林县人不知道有个毛主席，只知道有个杨贵，林县到处写着杨贵万岁，还说群众家里都挂有杨贵的像，和毛主席的并列。说杨贵在林县搞个人崇拜。那时林县群众说我的好话还是有的，但像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斗争我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条。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县委副书记李英武、宣传部长郭凤臣、农村工作部长王参苏三人定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了。李英武能说会道。他说杨贵确确实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他面前是红人，红的发紫，我全清楚他的情况，他反毛主席，在林县搞包工包产到户”。他还把招待所的沙发说成是我用的床，说我腐化堕落。还要把沙发拉到北京来展览。李英武列了我许多罪状，说我在河南保吴芝圃，保文、赵、杨。可以说省委对我，不论是潘、杨、王，还是吴芝圃、史向生对我都不错，工作上都支持。李英武后来到邓县县委当第二书记，他是王大海要让他走的，王大海在我之前是林县县委书记。
一直到1967年春，他们认为在林县把杨贵的流毒没有肃清了，又把我拉回到林县批。林县群众还保我，偷偷送给我鸡蛋、烙饼。一天晚上批判我到12点了，许多人就走了，有个老太太走到我跟前“人家批你你怎么不说话？”一边说一边往我穿着的大衣兜里塞东西。当时我也没在意。一会觉得胸口热乎乎的，一摸兜里有张烙饼。原来老太太是以批我为幌子，送我一张烙饼。
还有一次，群众已经集中起来，把我弄台上“坐飞机”，李英武、郭凤臣、王参苏批我。刚开个头，有群众就喊：“李英武又在这里造谣，打他狗日的！”李英武他们赶紧跑了，批我的会也没开成。后来经常发生群众保我的事情。
有一天中午，有个批斗我很积极的年轻人把我拉到他家里，拉到最里边的一间屋里，给我煮了20多个鸡蛋让我吃，他妈妈在外边站岗。那时生活很苦，鸡蛋是最好的食品。
“坐飞机”是很受罪的，把胳膊拧几个圈，弄弯曲了。我的胳膊因“坐飞机”后来还动过手术。因为有群众的保护，后来“坐飞机”就好多了，群众不舍得拧，就不难受。
和我关在一个小屋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学教员安之仁，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另外一个是北京市的一个教委主任，他俩人对我照顾的很好。
批我一直到1967年6月10日。中午正睡觉，突然十几个人进屋抓住我，要我跟他们走，我以为又是去批我，就穿上鞋子，拿上大衣（五、六月份我也穿上大衣，因为随便关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无法躺下，一件大衣既能当衣服又能当被子）。出去一看，操场上停了几十辆汽车，我很吃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抢我的人是工人，他们一下子把我拉上汽车，几十辆车就分几个方向开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开向哪里，也不好问人家。一口气把我拉了一百多里地。他们停车休息时，我看到是红旗渠的方向，是朝山西长治的地方去。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山西省襄垣岭后村的一户姓王的人家，汽车停住，留下四、五个人。他们给我改名叫杨云。又教我说：“如果有人问是干啥的，就说到山西来买点土特产”。
这户王姓人家是从林县逃荒逃到那里的，家里也经常有林县人来，儿媳妇也是林县人。他知道杨贵被批斗的事，他就向我们打听杨贵被批斗的事：“听说杨书记挨批的很厉害，现在怎样？”我们就说：“还是挨批吧”。他就说了些不满意的话：“杨书记是好人，为什么要批判？”很关心我的处境。因为阴雨，就在他家住了两、三天。这家的媳妇从娘家回来，一见到我们就愣住了：“唉，杨书记你怎么到我们家了？”这一问把她家人都问愣了。老王问：“哪个是杨书记？”媳妇指着我：“这就是我们林县的杨书记。”从那以后这家人对我就更好了。在林县困难时逃到山西长治、襄垣、平顺、潞城的人特别多，他们也就对我特别关心。这家人给大队党支部报告后，支部书记跟我说：“在这里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来我们这里抓你，好好在这儿休息。”他们派人站岗保护我。
几天后，支书把我送到太原，然后又把我送到北京，当时，群众组织与北京也有联系。当时，林县传说我已死了。到北京后，李厚接待了我，对我很好，专门给我腾了个房间，用热水敷胳膊，三个月以后就好了。
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单位的记者，知道了我的事情，就来看我，为我鸣不平。他们说“把你搞成走资派，那么河南还有没有不是走资派的？”河南省委原第二书记何伟也受到批斗，他也说过：你们把杨贵整为走资派，那河南谁不是走资派？后来得知，这些记者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把杨贵打成走资派他是冤枉的。总理批示：怎么能说林县是走资本主义呢？杨贵怎么是走资派呢?
当时，刘建勋、纪登奎已回河南了，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总理要求他们保障我的安全。
有人知道我住在李厚家，要抢我，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李厚的姐姐家里，后来又把我送到倪志福那个工厂的招待所。总理的批示可能转给了刘建勋。1967年8月中旬，刘建勋给吴德打电话，说杨贵现在在北京，总理对他有个批示，叫杨贵马上回来。吴德派人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我。吴德给刘建勋打电话说找不到人。刘建勋说：你派人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据我所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都是支持杨贵同志的。吴德派人到新华社了解情况。李厚的爱人陈静明让他小孩给我送了个纸条，上面写的是：现在北京市委吴德派人找你，说是河南要你回去，你见不见？你要见的话，我们给你联系。我一看不是群众组织找我，就给她写了个纸条，说可以。
这样，我来到北京市委办公楼3楼，在那里休息。有一个人在那里陪我。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寿山给我谈话，把中央有关对我的指示给我说了。说总理有批示，河南让我回去。还问我：明天走怎么样？我说可以。他说：刘建勋说不让你坐火车回去，那样容易出问题。他还让你坐飞机回去。他们给我买了两张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了飞机。飞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飞机到了郑州。一下飞机，刘建勋秘书王书庆去接我。这时，遇见林县的两位学生，他们认得我。他们问我：杨书记你怎么在这里？我对他们说，先不要告诉别人我到郑州了。
中午，我住在空军13师，就在飞机场旁边。周总理有批示，安阳驻军一军一师师长胡云涛，带了一个参谋去那里和我谈话。他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让你受罪了。根据领导指示，你到我们那里去住，这样，我就到了安阳。
到了安阳一师驻地，我还换上了军装，恢复了兼任的武装部政委职务，那时，我住在安阳县许家沟一师三团驻地。
当时我受批一年多时间。我老伴也被批斗了，叫人家抢走后，在一个老贫农家住了几个月。我的大孩子送到了山西陈永贵那里。我老母亲带着我的6岁的小儿子被送到李顺达那里。有人问时，李顺达就说是他的表姑姑。后来，李顺达被批斗，我母亲又把孩子送到石家庄白求恩烈士陵园管理处。那里的革命委会主任是我的亲戚。我到了许家都沟后，他们被陆续送到那里，全家才团聚。那时，孩子们一口山西话。
当时，林县两派斗得很厉害。省委决定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也就是支持李英武的）两派都派出几个干部。安阳支持崔光华和支持焦祖涵的各派几个代表，到郑州谈判，解决林县、安阳问题。两派一见面就吵。一下子弄了两、三个月。李英武不敢和我见面，他住在铁路局唐岐山那里。我到林县工作时，李英武开始是县法院的副院长，后提升县委副书记。他对我的情况很清楚。心虚，不敢见我。结果他们那一派只有群众代表，没有当权派，焦祖涵也没有去，只有他的老婆在。后来，他们那里去了个红旗渠指挥部的老马当他们的代表。这人是保我的，是他们逼他当代表，没多长时间，他就跑掉了。他给刘建勋、纪登奎写了封信，说：他们打我，让我当他们的代表，反杨贵。我不当他们的代表，1968年10月28日，林县把李英武揪了回去，三结合时没让他参加，我当了县革委主任。
1968年7月，回到林县后，我整顿领导班子，重新布置红旗渠配套工程，就又继续进行干起来了。1969年7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旗渠竣工后，9月，我到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这时候是省革委副主任王新主持工作，他给我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说林县山上都写着“农业大学寨”，而没有突出政治的气氛。虽然我现在进了革委会，但是我是“穿新鞋走老路”，就是说我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有人说我在林县搞个人崇拜。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杨贵万岁”，其实说我好的有，但说我是红太阳的，没那么回事。这样，省委就准备把我调到洛阳去。
当时调离我，我也想离开林县，这里没法工作了。调个新地方，就没有那么大的派性。正准备调离我时，又出了个问题。1969年10月，林县出了个传单，意思是杨贵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我们的带头人，不能让他离开林县。传单上提了12条意见，讲了我的好话，不让我走。署名是“原工农商学兵”（原支持我的一派）。刘建勋看了传单，发火了，说把杨贵叫来。当时我正准备去找他。我到了省委，刘建勋把传单递给我，对我说：“你看看！你是林县人民的带头人，那么毛主席是啥？他才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也许红太阳一事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认为我在林县树立个人威信，不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其实，林县学毛著是很积极的。当时，在林县大家很少都叫我杨书记，见了面都叫我老杨。
我见到刘建勋，他对我大发脾气。我就说：建勋同志，你不要发脾气。派人去调查一下，看这传单到底是谁写的，是支持我的人还是反对我的人写的。不排除反对我的人写的这种可能。那些人反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反不倒，就采取这个办法搞我。刘建勋说那好，就让王书庆通知安阳驻军一师领导同志来，要他们去调查。一调查，果然是反对我的雷庆祥和李贵祥（安阳一个造反派头）搞的，在邮电局打印的。这样省委又把我调往洛阳。这时，又出了个事情。安阳有人散布谣言，说我参加过国民党，说是河北涉县群众讲的。王庭栋找我谈话，问我你在涉县工作过没有？我说我15岁参加工作，以前连汲县县城也没有去过，根本没到过涉县。涉县有个杨贵，这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但这个人已经死了，不是我。这一切都搞清楚后，我才调到了洛阳。
我到洛阳后，担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当时，部队的司令员都是地委书记，原来的地委书记都变成了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我一到那里就下乡，一直在下边跑。1969年---1972年秋，我跑了200多个公社，当时洛阳地区共有300多公社。
后来，林县往洛阳转材料。1971年批陈整风，批判了我几次。有一次是省军管会转去的材料。林县有一个小队长乱搞男女关系，与情妇在一起把情妇的丈夫谋杀了，这个小队长被判了死刑。王新、李中顺在这个材料上批道：请将此材料转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杨贵同志，看看他在林县工作期间，林县都出些什么事情。我在林县工作，林县出了这么个问题。这算我的什么问题？洛阳当时是军分区领导在那里当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办事组、政工组都是他们负责的。他们把材料给我看，批判我。这样，我就从农村回来了。批完后，我就又下乡了，做些实际工作。我在洛阳工作两、三年时间。洛阳的同志清楚，只要不开会，我一般都下乡。
1972年秋，大概是9、10月份，我正坐车到汝阳去，走到洛阳小店镇，有人截住我，说省委通知我赶快返回洛阳。到了地委之后，地委说省委通知让你天黑前赶到省委报道。我赶到郑州，省委办公厅通知，省委常委中只留王维群在家主持工作，其他人都到北京开会去了。让我到北京开会。这次会议，张钦礼也参加了，我和他不是一块儿走的。这次会议是1972年10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都参加了，主要是解决河南问题，也就是批王新问题。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死亡。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
这两年我一直在洛阳，对省里的事情不太清楚。李先念主持了会议。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纪登奎参加了会议，李德生有时也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李先念握着我的手说：杨贵同志，他们把你整得好苦啊！康克清同志和华山给中央写的信，政治局委员都看了，总理看了两遍。
原来，1972年6、7月份，康克清到河南，有人给她反映了我的事情，特别是林县同志反映非常强烈，说把杨贵同志调走，还一直批他，给他加了很多罪名。作家华山在林县住了很长时间。他写了一个材料，反映林县怎么批我的事儿。康克清回京后，给中央写了个材料，后附有华山的材料。这样，总理看了两遍，说要让我来参加会议。河南来京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这封信，我也看到了。信写的很具体。
第二次开会时，李先念说：我来时，总理叫我给王新捎个信。总理也要专门问你（王新），为什么整杨贵？为什么要砍林县和兰考两面红旗？必须要讲清楚，讲不清楚过不了关。又一次开会时，李先念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每天会，每天发简报，大家都给王新提了很多意见。会议结束时，总理让先念给我讲，要把我调回安阳，任地委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身体不好，李先念让张体学给我讲。
中央开这个会解决王新问题。中央政治局接见河南代表，总理也参加了。刘建勋把河南来京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我时，总理握着我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了？他没松手，接着又问王新(他正站在我旁边)：王新，你为什么整杨贵？你给我说清楚！中央宣传红旗渠，树立林县为典型，你偏要反对，你这不是与中央唱对台戏吗？你为什么砍两面红旗？王新说，我没有砍。整风时，我把他调到洛阳，把他升为地区革会副主任。总理气坏了，说道：你的鬼点子太多了！你这是明升暗降！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你为什么整他呢？
当王新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时，周总理问道，你听谁说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你自己捏造的。王新曾说：林县修了一个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这时总理问他，小小的红旗渠，你修了几个？总理很生气，对王新说：你把帽子摘下来，你不配当人民解放军！总理掉泪了，几分钟没有说话。这时，江青连忙叫服务员拿来毛巾，她递给总理。总理还说，王新你是富农出身，本质没变。后来，还讲到社旗、兰考、灵宝的事情。会议从晚上9点钟一直开到早上2点钟。刘建勋说：还没见到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1972年11、12月确定让我解决林县、安阳问题。会议结束后，我直接去了林县，没有回洛阳。又过了两个月，中央通知我调任省委常委，抓生产指挥部工作。1973年4、5月份，新乡几个工厂都停产了，发生武斗。我和东传钧(时任省委副书记)去解决问题。可能有人反映我们解决的不错，没有派性。7月，李先念从南方视察回来路过河南，住了一天时间。第二天中午，刘建勋把他送走。之后，刘建勋找到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总理不让你抓生产指挥工作了，让你到省委办公厅协助我工作。
在改开迫害他呢，其实当然不是，就是保皇派，因此文中他所说的造反派他的对立面就可想而知了。
整杨贵的是王书记，到底是谁，周总说支左支错了，何意？可以肯定，刘建勋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的，可以算河南正确的一方面。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了呢？
“文革”中极力反对修建红旗渠，将杨贵和县委多数领导往死里整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头目雷xx、靳xx、刘xx偷出一本小册子，并立即报告中央和“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央有人将此事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令河南省委严肃处理。
王德政
雷庆祥
家园 这里面的周总提名杨贵当政治局候补就很新奇 这个提名说明什么呢？说明周总理是听毛主席的安排还是自己的想法呢？
这篇文字明显的说的应该是周总理对杨贵的照看吧？
来到林县后，杨贵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林县人民生活上大翻身，主要还是解决缺水问题。他组织调查研究，制定了“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出地下的水，蓄存住天上的水”的规划。按照规划，他带领群众打了很多旱井，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
就在杨贵为林县人民生活将得到改善而欣慰时，1959年的一场大旱将他的美好愿望击了个粉碎。大旱让流经林县的河流全部断流，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杨贵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必须得走出林县找水去。
很快，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上。在杨贵的努力下，一切顺利进行。1960年春节刚过，杨贵就带领近4万名修渠民工，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工具进驻了工地，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在太行山中建成了闻名中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杨贵也因此而名震一时。
因红旗渠而被批斗迫害
红旗渠开工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一斤原米，一斤半蔬菜。这看似很低的生活标准，在全国来说已经高得不得了了。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面临停工的危险。
杨贵明白，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粮食紧张。他知道县里还有几千万斤的储备粮，不会饿死人。如果执行上级政策，工程很可能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政策。最后，杨贵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队休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方案一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告了杨贵的状。1961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说林县县委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准备撤杨贵的职。杨贵详细汇报了林县的实际情况，谭副总理听了立即派人到林县调查，证明杨贵讲的是实际情况后，才没有撤杨贵的职。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杨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针对杨贵的阴谋在悄悄地实行。
这天，安阳地委书记和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来到林县找杨贵谈话，说要协商解决林县和安阳的对立问题。他们说希望换个地方谈话，杨贵没有任何戒心就同意了。他们带杨贵到了红旗渠上的南谷洞水库去谈话，一天后，又换地方，这样换了3次，杨贵随他们一直来到安阳，被关进了地委机关一间只有５平方米的小屋里。这时候，杨贵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第二天，杨贵被连推带搡地拉到一帮人面前。“你说，你是不是走资派？你修建红旗渠是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你是不是挥霍了国家的退赔款？”一连串的质问，把杨贵搞得目瞪口呆。他咬着牙，与他们分辩：“我不是走资派，修建红旗渠是造福林县人民的，连周总理都支持我！”
这之后，杨贵一直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直到他离开林县到北京工作。
因红旗渠而受总理特别关照
1966年9月，造反派联合起来，准备在安阳和林县掀起更大规模的造杨贵反的运动时，消息传到了周总理那儿。总理非常着急，立即请谭震林副总理打电话，让杨贵火速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脱离造反派的冲击。1968年4月，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贵担任林县革委会主任。
重新开始工作的杨贵很快从被批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带着近万民工，拉开了修建红旗支渠的大幕。到1969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杨贵和他的挖山勇士共修建了41条支渠，终于使红旗渠工程彻底告竣。
当支渠上红旗迎风招展时，杨贵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他对着太行山大喊：“总理！我建完了红旗渠，我终于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林县的老乡们！我终于可以让你们有水吃了！”
全国各地来参观红旗渠的人络绎不绝，再加上《红旗渠》纪录片在全国放映，红旗渠的名声响彻了中华大地，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大寨。
周总理接见外宾时说：“当代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周总理提名，杨贵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杨贵调到公安部工作。
因红旗渠而和林县人民心连心
1967年2月末，安阳地委机关造反派将杨贵交给了林县造反派组织。这些人用汽车拉着杨贵，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轮流批斗，他们将杨贵关押到县一中的一间教室里，由几个人昼夜看守着。
这个时候，林县的群众，十分担心杨贵的生命安全，大家秘密磋商，决定救出杨书记。
1967年5月10日，正当看管杨贵的几个人睡午觉时，5个陌生人推开囚室的门，不由分说便架着他上了一辆卡车向红旗渠疾速行驶。到了渠首，几个人才说：“杨书记，你不用担心，我们是来救你的。现在我们把你拉到这里，是想再让你看一眼你亲手建造的红旗渠，然后，我们准备把你送到山西藏起来！”杨贵听了，泪水不住在眼圈里打转。
自1973年11月杨贵离开林县，他一直没回过林县，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心有余悸。
一直到了1990年，林县县委书记杜魁兴决定搞一个红旗渠通水25周年的纪念活动，真诚地邀请杨贵参加这个活动，并回林县看看红旗渠。杨贵虽兴奋不已，但他还是婉拒了邀请，而代之以一个贺电。
4月5日，纪念红旗渠通水25周年纪念活动隆重召开，杨贵的贺电在大会上一宣读，全场立时沸腾。原来，林县的老百姓多年来仍日夜思念着他们的杨书记，只是不知道杨书记的下落，以至于林县流传着杨贵早已去世的消息。杨贵的贺电一宣读，这个通水25周年的活动霎时间伴随着“老杨还活着”、“老杨还健在”的呼声，被推向了高潮。
林县人民对杨贵的思念，很快传到了远在北京的杨贵那里，这让他按捺不住了，5月9日上午，他悄悄来到了林县。
当他来到已解甲归田的原红旗渠指挥长马有金家时，马有金惊呆了，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林县县委安排了一场《红旗渠之歌》文艺晚会来欢迎杨贵。演出结束，人们一声声地呼唤着杨贵。杨贵两眼闪着泪花，不断向群众合掌致意。
1991年4月27日，杨贵应邀出席了在林县召开的李先念主席给红旗渠题词的揭碑仪式。当主持人介绍到杨贵时，会场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会议结束了，人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呼唤着：“杨贵！杨贵！”都想面对面地看一看他们的老书记。
林县群众的热情打开了杨贵的心结，1993年5月，他携夫人第三次回到林县。
2010年9月24日，80多岁的杨贵老书记再次回到林县。村里的老人们听说老书记回来了，纷纷拥到大路上。老书记询问他们的年龄、身体。让人惊异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比您小两岁”，“我和您同岁”。记忆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他们不会忘记老书记的音容和年龄…… 赵倡文 《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