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 复 也不一定
家园 谋士跟大将不一样呵 谋士只是出谋划策，无执行权；大将军手握兵权，既能左右策略又能实际去干...
所以张良这样的人后来杀不杀无所谓，杀之反而无益；韩信这种人不杀就天天会有蒯通这类人去给他献策，皇帝会把脑袋押在韩信的良心上吗？
家园 刘季得天下后政策问题 刘季得天下后依然分封诸侯各地，最后搞到景帝时候还要削藩。而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本来就是避免诸侯分封后的问题，但刘季还是分封了诸位功臣和刘姓宗亲到各地。所以，汉建立后实行分封制本来就是一个隐患，说怕人造反，不如说这样制度下本来就有可能出现造反。韩信很多人都同情，觉得死的有点冤，本来被相士说帝王之背，结果他却浪费了机会，最终落了敌国灭，谋臣亡的结局。其实我看有点不同，韩信此人虽然统帅之才，缺少了一个帝王有的志向和勇气。三分天下可以，却计较点点恩泽。本来可以雄踞一方，却犹犹豫豫，反反复复，最后为了表愚忠出卖朋友，最终被抓被贬，之后就怀恨才开始真正的反叛。这样的人物看到就是眼前的利益，“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韩信此人统兵可以，可是气量也就局限住了。
家园 说下 四十年代，朱教授就分析楚汉时期有大志争天下者仅有刘邦，项羽，陈希三人而已。韩信有才，而没有争天下的大志和气度。说穿了，韩信不过一个眼界狭小，逐利而为的军事天才。
家园 人各有志，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帝王的~ 不要苛求古人
家园 您的这个论题很有意思，又勾起我写的冲动了 西汉初年的分封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不是不想执行郡县制，而是时机还不成熟。具体可以分成两点：
1 当时的舆论形势：这可以分成两点，首先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起自布衣，缺乏神话的刘邦在自己的家属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采取的必然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后来在平定吕氏的过程中诸侯王的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己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的君臣的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秦时期的郡县制中的官员，应该也是知道秦始皇时期那场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讨论，否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不会有这个记载。但是很奇怪的是，在高祖分封同姓王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可见这个做法至少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而诸侯王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完全垄断导致的对中央集权的危害。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另外，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经济，这些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当时是不急之务。当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于暴秦的有关制度进行审查，也没有除秦以外的制度可以用于治理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初汉的制度大体都是继承秦的旧制，除了暴秦的苛刻的法令和税收制度。对于秦朝的有关政治制度的反思是经过将近百年的思考和汉王朝自己的具体实践（中间包括惠帝和吕后的垂拱而治以及文景帝时期对刑事处罚的改革等）才逐步客观的。只有到这个时候汉王朝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传统分裂因素的消除。自三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封建制度到西汉初虽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六国的很多地区贵族统治的残余还存在，而秦国尽管用武力统一了这些地方
，却仅仅在表面上冲击了这些因素。这是因为把一个地处西部的国家的制度一下子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是异常困难的。法家的制度可以在秦国做到路不拾遗，怯于私战。却无法在全国实现这样的水平，很多地方的改革仍然是阳奉阴违，正如新加坡的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一样。看看《史记》中的张良和项梁在触犯秦法后能够在江东避难，就知道暴秦的严刑峻法毕竟有推行的半径。如何在关中以外的地区实现秦的中心地区的水平，秦始皇和李斯等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秦始皇不得不一而再的进行巡视和直接检视各地送来的奏章，其繁重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然而像他这样精力和热情的帝王并不可能很多。即使不是二世即位，要保证他的后继者坚持这样做也是很难的。所以法家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已经走入死胡同，李斯教二世推行督责之术，对地方的官员提高考核标准，结果即使是关中的官吏也人心惶惶，对于当地实际情况隐瞒不报。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距离关中较远的关东和江南一带豪强和六国的残余贵族得以扎根，他们就是未来反叛的种子，秦尽管把部分豪强强制迁到关中，并收缴天下的武器以为可以阻止造反，但是这仅仅只是有形的武器，对于人们的思想和那些豪强间的组织却禁止不住。所以陈涉首义后，各地反叛分子群起响应。汉统一战争结束后，如何消除他们的影响就是初汉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韩信等异性王的割据背后也有这些势力的支持，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所以矛盾还不是很严重，刘邦仅仅只灭掉了异性王而对他们采取了容忍。而豪强等为了恢复自己的剥削对象，也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手段。但到文景帝时期，这个矛盾就逐渐激烈化了，后来酷吏列传中的很多被镇压的豪强大族，都是在这段时期涌现的。各地对豪强的民谣显示了豪强的不小的影响力，对中央集权已经构成了潜在的阻力，已经不容中央回避这个问题。而这个时期的中央也有了严打的实力。经过七国之乱后的中央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纪检委系统也已经发展成熟，从而在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酷吏对有关游侠和豪强发动了严打整治，并通过告缗令和盐铁官营重挫了大商人的势力。最后用董仲舒的理论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面纱，应用儒家学术和官僚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分化瓦解那些分裂因素，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综合，吸引他们折节向学，走上同政府合作的道路。直到这个时候一体化的修复模板才算完成。司马迁的《史记》尚是私人作史，他收集的民间舆论还没有被统一口径，有关高祖等的种种厚黑行为都还能被写入。而在东汉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编撰前朝史是一项可以吸取前朝统治经验和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私人作史和民间舆论被严密控制，私人修史的难度和客观性就越来越大了。因而二十五史的大部分沦落成帝王将相史也就不奇怪了。
2 汉中央缺乏实行全面郡县制的条件，这可以分成三条，首先是思想上，暴秦的纯粹的法家统治尽管统一了全国，但是却只维持了15年，因此法家的老路看起来是不能走，但是儒家在没有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的情况下也尚不具备为中央集权所用的可能，叔孙通的那套儒术更象是权术，用于制约高级官员或可，但是对于地方的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西汉初年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的活跃，黄老之术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这种思想活跃的局面也有利于当时经济恢复的需要。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建立了儒术同干部选拔标准挂钩的制度，确定了官定的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后才中止了这场争论。其次是地方实权派无力制约，高祖统一全国依靠的主要是韩信，彭越和英布等的同盟势力，真正能够被高祖控制的兵力是比较少的，更不用说那些仅仅是汉王的同盟国了。在大乱初定后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央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和军事力量来钳制地方，因此刘邦对韩信和彭越的平定主要是用的权谋，在吸收了他们二人的军事力量后，刘邦才得以对英布的反乱给予平定。而且也还是亲自出马。在平定英布等势力后，刘邦仍然无法对地方建立有效的控制，不得不分封诸候王来加强对汉王朝的控制，防止异性诸侯王的再起。在中央和地方间缺乏足够及时的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允许地方诸侯国的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性是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当时的统治者不会是弱智的，但是形势比人强却是必须承认的。贾谊等尽管看到了分封的诸侯王的潜在威胁，但是当时的中央仍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西汉的初期，刘邦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钱币，而当时的盐铁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物资也是私营为主。七王之乱的吴国就是通过私铸钱币和煮海为盐扩充自己的实力的。这些重要的控制国家经济的手段竟然不能由中央控制，由此可见当时中央的财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文景之治时政府的节约表现，也是为了积蓄国家的财力），因此文帝采取了隐忍的做法。即使在景帝时期，当发生七国之乱时，周亚夫需要出兵吴楚，还不得不向民间借款来填补军费，这点不象是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该有的。而关中的富豪绝大部分都因为对政府前景不看好而不肯借（《史记。货殖列传》：“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事后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灭族的处罚，可见当时中央的控制能力实在很弱。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是对分裂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得到了落实。最后，当时中央自身的统治也不是很稳定，刘邦的那些编造的神话或许可以骗骗后来的人，但是对于跟他一起混的老哥们来说，他的根底他们清楚的很，他们出身入死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爵位和封地。借用《留候列传》中的一段可以说明问题：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篃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可见刘邦对于群臣当时的威望并不是很高，这些臣子的头脑中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不要说桀骜不逊的韩信，就是一些普通的臣子也是一样。刘邦不得不用权术才平息了这次骚动。高祖尽管曾经把萧何下狱，但在高祖一代也就萧何一个文官。刘邦要周勃和陈平去杀武将系的樊哙时，他们两个背着老大私自玩了猫腻。即使是下狱的萧何，有人跟刘邦说情，刘邦尽管不高兴，但是还是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后，刘邦还不得不跟萧何认错。后来刘邦快要死的时候，还和群臣杀白马立誓，表明刘邦对于自己死后的局势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在没有消除这些臣子的影响前，中央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定的。文帝是由诸侯王和在朝诸臣拥立的，但是已经开始削除开国将领的影响了。周勃的下狱就是一例，周勃可以说是平吕氏，定汉室的最大功臣之一，曾手握中央军大权，可以说在朝野影响很大，然而也不免下狱。可见当时皇帝的影响已经开始建立。到景帝的时候，已经可以因皇帝的好恶让丞相周亚夫下狱乃至死亡。中央集权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熟。董仲舒的理论给皇帝头上套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皇帝对于大臣的生杀予夺都被新版本儒家理论赋予了合法性。中央集权制度至此基本完善，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君权和臣子之间的冲突还是采用激烈的方式解决的，汉武帝时期的宰相，善终的没有几个。后来的若干朝代虽然都是采用的类似的版本，但是对于这个矛盾采用了更加和缓的解决方式，即除非谋反大逆，否则一般都仅仅是免职或降职的办法，后来的整个唐代就是这样的。
最后借用顾诚先生的一句话修改一下来做我的总结：秦汉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花一顿！说得非常透彻 汉武以后，这个大一统才算真正定下来了。所以我总觉得汉武虽说穷兵黩武，但对统一的汉族的形成却居功至伟。
家园 花 家园 顶一顶表示一直在看着，花一花表示一直喜欢看着 家园 机会兄越写越精湛了，推荐此文设为春秋史话镇宅之宝 明显感觉五一系列要比此前更深刻更敏锐的多，我看能逼着你认真写的，只有台风了，呵呵。
道一声辛苦！ 期待继续！
家园 赞，送花一朵！ 家园 【原创】五---扬名(1.奇袭) 刘邦与项羽对峙于荥阳，凭借天险与强大的楚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战局一时呈胶着状态。当是时，刘邦的后方关中稳固，魏地的反叛也被韩信扫平，并在魏地置下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又筑甬道直通成皋，取敖仓之黍以佐军粮，但汉军遭受大败后士气低落，无力进攻只能消极防御；项羽方面，英布已经被龙且打败，暂不成近忧，齐地的田横叔侄也只能自保，无力犯楚，惟有梁地的彭越屡屡骚扰楚军的粮道，但限于兵力有限，对于楚军的打击也只有隔靴搔痒之感，综观之楚军无论在兵力、士气、战斗力方面都优与汉军，因此在这个阶段楚军主攻，而汉军只能凭借地形组织防御，楚军猛攻之下数次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的供给遇到很大的困难，形势渐渐对汉军不利。韩信审时度势，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在战局陷于困境之时，在北方开辟第二战场，威胁项羽后方，切断楚军的军需供给，缓解楚军在正面战场加诸汉军的压力，待时机成熟时合围项羽。这个战略构想相当大胆，首先汉军在正面战场饱受煎熬，兵力上捉襟见肘，此时分出一部分兵力开辟第二战场，就意味着汉军必须两线作战，这对汉军的战斗神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次赵燕齐在彭城战役后虽然与刘邦划清了界线，但实际上保持着中立性，如果贸然对赵燕齐开战，势必将三诸侯推向项羽的阵营，这对于刘邦寻求盟友支持，合天下人之力对抗项羽的努力是有消极影响的，一旦三地不能一战而械定，而陷入苦战的话，形势对于汉军来说就更加危险了。刘邦权衡再三，还是同意了韩信的方案，给予韩信三万精兵，与张耳一同征战燕赵大地，而曹参也正式加入了韩信的阵营，以左丞相的身份跟随韩信南征北战，直到楚汉战争结束，韩信被徙为楚王为止。
韩信首先拿赵国开刀。汉三年（公元前204年）九月，韩信大破代相夏说于阏与，拔下了进攻赵国的一个战略要地，记得秦始皇十一年冬，趁燕赵两国正在酣战（真是不知死活，六国在危急之刻仍然互相倾轧不止，焉得不亡）之际，秦派王翦率军攻克太行山的阏与，使这个早就为秦国垂涎的战略要地落入秦国的篑中，从而打通了从西面进攻邯郸的通道，赵王歇与陈余听闻阏与被韩信攻克，不敢托大，率大军二十万至井陉口驻扎，准备迎击汉军。井陉、孟门通道乃至险之处，用赵将李左车的话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属于易守难攻之要塞，往昔赵国在此地筑深沟高壁以距秦军，为通燕、赵、齐之要道，井陉一旦失手，则邯郸再无屏障，赵国定亡矣。于是战争的焦点集中到小小的井陉，此战不但成为韩信扬名天下的杰作，同时也成为楚汉战争的分水岭。
让我们分析一下韩、赵双方的实力对比，韩信兵力号称三万，陈余认为“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可以认为是陈余的自我打气的妄言，但韩信的兵力也不会更多了；且长途奔袭连续作战，部队得不到适当的休整；井陉天险又是易守难攻，韩信军远道而来军需供给受到极大限制，时间一长对于军心和士气都明显不利；而赵军军广粮多，以逸待劳且凭借天险进退自如，形势对于韩信是相当不利的，汉军将领对于这场战斗也普遍没有自信，假使全体人员都精神旺盛，勇敢善战，则将领在追求其目标时，也就很少有表现巨大意志力的必要，但一旦困难开始发生时，一切就不会象一具润滑良好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转了，而机器本身也开始产生抵抗作用，这种抵抗作用不一定是明确的反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各级战斗人员的一种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面崩溃的感觉，当这种无助和失落感象瘟疫一样蔓延并逐渐将重量压到指挥官身上的时候，如果指挥官本身的意志或者说是毅力不够坚强，则不但不能重振所有人员的精神，反而会被下属的意志的重量拖沉到一种属于动物天性的较低层次，也就是临难苟免和不知羞耻（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而名将与一般将领的区别，就在于其能迅速摆脱消沉的意志，凭其勇气和智力克服这种“重量”，带动下属振作起来，凝聚形成旺盛的战斗力，改变战争的局势，而韩信无疑就具备名将的一切素质。
战争是在下述四种因素所构成的层面上进行的，即危险、肉体的劳苦、不确定性和机会（不是我，呵呵），而要保证战争在这四要素构成的层面种获得安全和成功的进行，需要指挥官拥有强大的心智。韩信在面临不利形势的时候，沉着冷静的分析敌我双方的情报，做出一系列的战场部署。首先派出间谍打探敌军的部署，在得知李左车的断绝汉军粮道，屯兵以待其变的毒计没有被儒雅的陈余所采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汉军的后路得到可靠的保障，于是放心的前进到战场。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跟赵军正面决战，由于兵力悬殊，且没有地利之变，正面交战难有胜算，唯一的选择只有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将赵军诱出阵地，改变地形对双方实力的影响力，同时采取奇袭的非常手段，断其后路从而一气歼之。值得注意的是，奇袭不仅仅是在作战过程中获得数量优势的工具，当奇袭获得高度的成功时，对于敌军精神层面的打击是巨大的，并且在敌军内部制造混乱使其丧失继续作战的勇气，而这些因素足以扩大成功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秘密和迅速是实现即定目标的两个支架，这要求指挥官拥有高度集中的意志，能高效的控制和指挥军队的部署和调动，这样说来，韩信兵力的弱势反而成为此刻的优势，军队的少而精能保证部队在指挥上的简练和高效率，相反赵、代联军军队庞杂，指挥混乱，这也为韩信计谋的顺利进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战争始终是不确定性的领域，作为计算战争行动基础的一切事物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隐藏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雾幕中，再好的计划，如果缺乏优秀的指挥官的临场发挥，实施的效果都无法得到保证，名将和庸将的区别在这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是远远不及灵机而动的李牧的，至于作战计划，我所见过最完美的莫过于一战前德国的史利芬计划，其战略部署容疯狂与理性为一体，面面俱到至无可挑剔的地步，而战争的初期也确实如计划的安排那样丝丝入扣，但战争的不确定性刻板的德国人尝到不知变通的苦果，马恩河一战标志着史利芬计划的彻底破碎，乃至战役结束后总参谋长小毛奇沮丧得向德皇报告，“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扯远了，回到井陉之战前夕，韩信的计划需要军队的每一个步骤都在韩信的直接控制下得到坚决的实施，进攻、退却、诱敌、奇袭、死战环环相扣，容不得一点差池，而战争总需要一点点冒险，韩信计划的最大冒险之处就是算定诱敌后赵军不会在大本营留下战略预备队，这是基于韩信对敌军指挥官的个性的揣摩所得出的结论，由于表现上的优势和地形的特殊性，这种推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也有赌博的性质，结局当然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韩信赌赢了，在理性分析的前提下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名将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一种精明的洞察心，足以凭借其判断拨开层层迷雾，发现隐藏在表象中的事实真相，而韩信就是这一类人。孙子说“谋定而后动”，韩信在做出正确的部署之后，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家园 【原创】五---扬名(2.夺旗) 首先，韩信率军前行至离井陉口三十里之处驻扎，半夜时分亲自选择两千轻骑，令每人手持汉军的红旗，偷偷从小路绕行接近赵军大本营，要求他们在赵军全体出动之际奇袭大本营，将汉军的红旗插遍每一个角落，造成大本营已经被汉军攻克的假象。这一步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也是最让人提心吊胆之所在，如果时机选取得当，那么这支奇兵就是韩信最后一张王牌，一旦出手对赵军将士的心理震撼力是相当惊人的。韩信选在深夜部署的动机是为了保密，既是对赵军也是对汉军自身保密。我个人认为韩信是单独传召安排奇袭部队的，因为汉军自上而下对这场战斗都缺乏信心和士气，人的心理很奇怪，如果知道有后路的话往往就未战而先怠了，这种状态对韩信的谋划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因为韩信整个计划的重点是要引蛇出洞，将赵军从深沟厚壁的堡垒中引诱出来，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只有示弱于敌，把姿态压低麻痹对手，削弱对手的警惕心，这样做最大的危险在于本部队能否在面对敌人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武德，能否以坚韧的毅力和信心坚持到战场局势发生变化的那一刻，战场上胜负的天平除了敌我双方的数量和素质之外，微妙的心理变化也是影响战局趋向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却往往被后人所忽略。军队的精神力量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们构成使整个战争中具有勃勃生气的主力，这种力量再与必胜的意志融合在一起，就能成为推动和指导军队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无法计算和归类，但确确实实可以为我们所感知。大战之前的动员，从古至今都是必不可少的，从亚历山大到汉尼拔，从恺撒到拿破仑，他们除了天才的军事素养之外，无一例外都还是狂热的煽动者和演说家，高明的统帅懂得如何鼓动士卒的斗志和信仰，将100%的潜能都激发出来用于战斗，对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和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两人都以胜利后的财帛掳掠作为诱饵；对于狂热的法军，拿破仑用自身的魅力和军人对自己的崇拜来作赌注；反抗侵略者的军队用民族精神来激励自身；就连79年的对越反击，战斗动员会上也都会放映表现王成、黄继光等英雄的电影麻醉战士的惶恐情绪。而韩信是如何做的呢？
在送走奇袭的部队后，韩信号令裨将传飨全军将士，鼓动他们说：“先垫垫饥，大家一起努力，今天打败了赵军，我们再好好吃一顿大餐。”众将领对韩信的安排不明就里，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敷衍了事。这种态度看在韩信眼里，让他知道众将士的态度和士气如何，因此接下来的安排，韩信有双重目的。首先必须把赵军从防线中引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从双方的驻扎的地形来看，赵军在井陉口布置了强大的防线，坚不可摧，主动进攻以韩信的兵力绝无胜算；而韩信将大本营设在井陉的狭道内，也是易守难攻之所在，赵军如全体出动，汉军退守进入狭长的地带，赵军的二十万部队无法展开阵型，被挤在有限的区域之内，数量上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双方都凭借地利对峙，时间一长对汉军不利，韩信决定把自己作为送对方的一个“大礼”，主动抛弃有利地形，选择被水之所在列阵，“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这是韩信的第二梯队，赵军不明就里，以为汉军集体神经选择了一个自杀阵地（其实韩信被水而战另有深意，接下去就会讲到），“赵军望见而大笑”，已是蠢蠢欲动了，接着韩信亲自率剩余的全部军队走出井陉口之险要，将主力排列在空阔的地带静待赵军。韩信主动以身投险地，就是引诱赵军同样走出稳固的防线，正面来一场决斗，这就类似围棋中的弃子，或者练武之人决斗，主动露出空挡引诱对手来攻，伺机攻击对手在进攻之余无法兼顾的空挡。赵军中了圈套，从壁上鱼贯而出，大战就此展开。
双方缠斗良久，韩信见时机成熟，下令全军丢弃鼓旗，退守到第二梯队的位置，作最后的决战。韩信的这一怪招让赵军陷入狂乱之中，冷兵器时代鼓是号令全军进退的工具，旗是部队核心位置的标志，这两样东西一旦丢弃，部队顿时失去号令和组织，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败局就此定下了。胜利的一方会以缴获的敌军物资作为记录功绩的依据，韩信的这一手出乎赵军指挥官的意料之外，也让赵军的指挥系统出现了紊乱，有人认为汉军真的败了，开始停止追击抢夺战利品，有人认为汉军是佯败继续追至蔓水之上，而这正是韩信所希望看到的，赵、代的二十万大军缺乏统一的指挥了调度，在战场上出现意外的时候，没有强有力的核心加以约束，整个军队的步调就无法得到统一，也就无法形成凝聚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量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了劣势，因为它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打击对手，也就让韩信有了可乘之机。赵国的后续部队看前方在哄抢战利品，惟恐落后也就争相而出，原先的部署完全乱了套，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而汉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争取到了主动，韩信的精兵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阵型不乱，除了韩信的铁腕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导致：一是韩信的精心设计表面上断绝了汉军所有的其他逃生机会，在绝望中的人们基于求生意志，在只有打败对手才能获得生存机会的信念下，涣散的斗志会集中起来，而这正是韩信所谓的“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普通人只有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才会基于对死亡的恐惧动用自身的潜能，这是医学上已经证明的实例，韩信在战前知道形势严峻，普通的激励方式恐怕对汉军不起作用，于是冒险以非常规手段刺激部队的神经，结果一试奏效。所以韩信事先不让部队知道自己的王牌是什么，也是断绝汉军生路的手段，而这一点在接下来会产生奇效的；另一方面，韩信口头上说“制之死地而后生”，其实所安排的列阵地点在当时的情势下并非“死地”，虽然兵法上说“右倍山陵，前左水泽”，背水列阵是大忌，但不要忘记死与生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诸君可记得《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只有投出一自杀子，才能获得唯一的生路。考虑到汉军和赵军的实力对比，虽然汉军有指挥上的优势，但毕竟数量上和赵军有明显的差距，在一般的阵地战中难以维持，很容易陷入对手的包围圈中。而基于井陉口的狭窄地形，选择背水列阵，虽然将正面暴露在敌人的打击范围内，但却没有了被包抄和合围的威胁，赵军的兵力虽多，在此地正面列开也不能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况且韩信的部队越被压缩，其战斗方阵稳固的程度就越高，想想李陵率五千步兵可以和八万匈奴骑兵对抗八日，靠的也是稳固的方阵和铁的纪律。汉军在赵军的进攻下收缩成坚强的整体，抗冲击能力是正面打击能力有限的赵军在一时之内无法突破的，随着时间的延长，赵军的阵型逐渐拉长，久攻不下的急噪心理迫使赵军将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正面战场中，混乱的对峙中却没有发现，汉军扭转局势的时机到了。
在当时的局面下，虽然战况激烈，但双方的伤亡应该不会很大，方阵从正面是很难突破的，韩信在当时也没有冀望于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他在等待他的王牌，也就是突袭部队的消息。在全部主力都被吸引到战场上的时候，汉军的轻骑部队轻易的占领了赵军的大本营，有人或许奇怪陈余为何不拨出一部分预备队留守，我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陈余的性格使然，“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天生不是一个统帅，对战局缺乏必要的嗅觉和洞察力；二是地形迷惑了赵军的判断力。汉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在蔓水之边列阵，井陉口的汉军大本营完全空虚（非如此不足以造成汉军决意正面死战的假象），当地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截断赵军的后路，凭此赵军认为大本营绝对安全，故轻易离开投入战斗；三是赵军的指挥系统的紊乱，让处于迷乱和胜利假象中的赵军失去了控制，违背事先的部署离开既定的地点，投入战场抢夺战利品和军功。此时即使有人意识到大本营有被抄的危险，一时半会儿也无力组织队伍回防了。不管真实情况是否出于上述原因，韩信事先也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了，在正面战场做的一切都是为这张王牌的打出提供一切必要条件，甚至是自己的安危，他很清楚，这一战关系到整个楚汉战争的成败，一旦失利汉军就再也无力在燕赵立足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不得不将身家性命也投入这场赌局之中，万幸的是他赌赢了。
汉军轻骑在正面战场陷入僵持的时候悄悄占领了赵军大本营，拔下赵壁上的赵军旗帜，全部换上汉军的赤红大旗。这个场景给予战场中的双方的震撼是巨大的。一方面赵军不知道占领大本营的是只有2000人的轻骑兵，看到到处飘扬的红旗，还以为汉军的主力部队攻占了后方阵地，这种心理上的打击象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到赵军所有将士的脑海中，惶恐和慌乱成了赵军的主旋律；另一方面，韩信对汉军将士的有所隐瞒也让汉军上下以为援军来到了赵军的后方，在困境和混沌中看到了一丝曙光，顿时士气大振。此消彼长，心理和精神力量的对比变化改变了战场的形势。其实军队的数量和士气是物质和精神的因果关系，物质是刀柄精神却是利刃，缺乏斗志的赵国军队顿时成了一盘散沙，史书中记载“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失去控制的军队人数再多，也不是精密控制协调的汉军的对手，只是沦为被屠杀的对象。井陉之战以汉军大胜，斩成安君陈余，虏赵王歇而告终。
井陉之战是在韩信的周密计划和精心操控下完成的杰作，它需要计划和行动的完美协调，缺一不可。战争结束后诸将尚不知己方为何得胜，带着疑问请教韩信，韩信说这也是兵法里讲到的啊，只是你们没有融会贯通而已。兵法只是前人对以前战争的经验总结，对后人只有借鉴和提醒之功效，如果生搬硬照只会徒留笑柄。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的暴力行为，但也是一项艺术。战争绝非只是停留在战场上的厮杀行为，它包括一整套周密的战略安排和部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从地形到后勤等多重方面都要加以协调和统筹安排，一旦哪个步骤出现纰漏，都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战争过程中，预先的谋划是最重要的一环，完美无缺的计划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存在于头脑和幻想中，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一个普通的将军会知道如何依照其目的和手段指导战争，而一个天才会使他事前的所有假定均能切合实际，在行动的过程中不动声色的随时协调各个层次的关系，使整个行动和预先的计划形成无声的和谐，这一点只有在最终的结果中才能显现出来。
会调动所有资源为自己服务，巧妙的利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完善自己的战略部署，在不动声色间诱使敌人按自己的安排起舞，完美的诠释战前的策略和目标，加上一点点疯狂的构想和孤注一掷的赌徒气质，这种人就是战争天才；能在战争的过程中有效的调控和指挥，对局势有高超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根据形势随时改变和适应，这种人就是良将；没有构想和创造力，只知道机械的服从上级命令，兢兢业业的完成统帅交给自己的任务，这种人就是一般的普通将领；而既不懂战略也不通战术，却喜欢率性而为的则是众人唾弃的庸将。
天才和普通将领的区别，就在于他的构思和谋划是不可模仿的。天才从来不拘泥于战略战术思维的一般定式，往往跳出前人的思维模式创造性的发挥，根据现实条件和理性的对比分析，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和方式，完成留诸教科书中的一个个经典战例。后世的研究者如果不知道从全部行动的协调中去寻找最终成功的原因，那么他就是到不可能找到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有人认为不加分析的认为韩信的一切胜利都是侥幸，如果只是侥幸的话天下人皆可为韩信了，也就没有所谓的天才了。另一种错误的倾向是把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排斥在理论之外，将理论的全部限制在平衡和优势、时间和空间、以及线条和边角的少数数学计算的关系上，这种机械的推测推论下去，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在开动之前，胜负就已经有结果了，真如此的话就不需要将士在战场浴血拼杀了，战棋模拟和沙盘演练就可以代替真正的战争？这种模式实属荒谬至极。
韩信让诸将叹服的，是他能够从瞬息万变的迷雾中抓住制胜的手段，在完美的算计下整合一切资源，有效的调动将士的意志和信心，不拘泥于前人的窠臼自由发挥，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身先士卒完成不可能的胜利。这是诸将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正因为如此，诸将才会拜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家园 【原创】五---扬名(3.异心) 井陉之战完美落幕之后，韩信将俘虏李左车奉为上宾，好生款待并虚心请教后续的战略部署。李左车是个难得的人才，被韩信的姿态所感动，说出一段套心窝子的话语。李左车首先总结了陈余失败的教训在于有百战百胜之计而不得用，以己之短攻敌之所长，所以身首异处。而目前韩信在取得大捷的同时，也暴露出部队长期作战，得不到适当的休整，而且长途转战粮草供应日益紧张等危险因素，如果对自己目前的困境不加以解决就贸然出兵燕、齐，那么非但不能取胜，有可能连目前的战果都要拱手让出。李左车审时度势，提出“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的方针，挟韩信在井陉之战中的余威下书威胁燕、齐之诸侯，同时赵、代两地的百姓加以抚恤，如此恩威并施，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不怕敌人不望风而降，由此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李左车总结的战争原则直到现在仍然被战争中的各方所采纳和运用。一般来说，打倒敌人是战争中的目标，但打倒敌人并不意味着要从肉体上消灭敌人的抵抗，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无论对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来说，都只是战争的工具。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永远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成果，是每一个优秀的统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冷兵器时代，凭借地利防御的一方要比进攻一方更具有优势，所以进攻的一方如果没有特殊的优势，往往要付出比防御一方更大的代价才能达到即定的目标，这也是孙子认为攻城是最下等最不应该采用的战争手段。古代破城经常采用围而不攻，断绝粮食供给的方式，就是为了避免攻坚战带来的大批伤亡。韩信此时最缺乏恰恰是时间和后勤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贸贸然去攻城，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说，能否奏效还很难说，井陉之战的胜利毕竟是计谋加运气的结果，如果燕、齐采用李左车同样的策略，那么对汉军而言就非常危险了。
虽然韩信有种种不利的因素，但战争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却对韩信十分有利，也是李左车敏锐的感知并力劝韩信加以利用的。战争是敌我双方互相搏弈的过程，鉴于情报工作的落后，战争中的双方对彼此的情况并不是了如指掌。站在后人的角度，当然知道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之所在，可身陷其中的统帅们却很难把握，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影响到统帅的判断和部署，高明的指挥家往往可以凭借人性的弱点动摇对方的意志和信心，瓦解敌人的斗志，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前面说过战场上心理的微妙变化可以左右战局的发展，而这种心理同样可以动摇和改变战后的局势。二战中德国的闪电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战，在瞬间用强大力量扑向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瓦解敌人的斗志。法国就是基于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从而迅速投降的。韩信利用燕齐两国眼看强大的赵军被自己迅速击败的恐惧心理，胁迫对方屈服并签定城下之盟，这种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李左车说的“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的目的。
韩信迫降燕地，和张耳扫除赵地的残余抵抗势力，项羽听闻赵地已被韩信所下，惊恐之余派出多支部队渡河击赵，但都被韩信击退。韩信屯兵在修武，一边发兵增援荥阳、成皋一带的汉军主力，一边保持对项羽军的威胁。而这个时候对于身在荥阳的刘邦而言日子可不好过。由于英布被龙且击败退守到荥阳，刘邦分其兵给予英布，让其驻守在宛。而项羽在解决英布之后直扑荥阳，多次断绝荥阳到敖仓之间的甬道，汉军的粮食供给受到极大的影响，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夏四月，项羽的大军将荥阳团团围住，企图困死城中的汉军。刘邦病急乱投医，打算听从郦食其的献策封六国之后为王，达到“谋桡楚权”的目的，后来被张良以八难驳倒，遂作罢。其实郦食其的动机是没有错的，无非是想替刘邦寻求政治上的盟友，达到孤立项羽的目的。但郦食其错判了形势，以西周春秋时期周公分封、诸侯争霸的手段来处理楚汉相争时的现实问题，孰不知周公、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除了实力超然之外，还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而君臣之道的游戏规则是那个时期的社会潜规则，到了春秋战国以后，下克上不但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非难，而且往往被周王和其他诸侯所默认，这标志着道义原则在社会关系中的破产，而武力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手段。秦灭六国乃至楚汉战争从根本上打倒了六国的残余势力，同时诞生了一批拥有地盘和军队的新势力，这些人正如张良所说的“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渴望得到盟主的肯定和确认，如果刘邦不顾形势而执意分封无权无势的六国遗贵，则非但达不到争取盟友的目的，反而将一大帮失望的实力派推向项羽的阵营，这就犯了和当初项羽分封诸侯同样的错误——损人而不利己。刘邦的幡然醒悟拯救了汉军的命运和未来，自此刘邦开始有意识拉拢各地的实力派，逐渐改变了汉军被动的局面，而刘邦的第一步，就是封张耳为赵王。
封张耳为王是刘邦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本来张耳在乱世脱颖而出完全是投机所致，从陈胜到武臣到赵王歇，张耳一步步完成从说客到幕僚直至新权贵的转变，但田荣和陈余合谋粉碎了张耳独霸一方的美梦，张耳不得已投奔旧相识刘邦，后来跟随韩信北上燕赵。张耳虽然素有贤名，但光有贤名是否就可以得到封王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由一系列的互动带来的结果。首先，张良帮助刘邦坚定了依靠新兴势力打败项羽的方针，而这个方针的执行需要一个鲜活的例子来激发后来者的热情，而此时刘邦实际控制的区域除了关中就是韩地和魏地，关中是基础不能授之于人，韩地是交战的焦点，就算分封出去也没人敢接收，魏地名义上还是魏王豹的领地，刘邦暂时还腾不出手来解决这个家伙，况且大敌当前杀己方的人不祥。于是刘邦能分封之地就剩下刚刚被韩信攻克的赵地；其次，韩信破赵只用了不到一月，而且是以少胜多，这大大出乎战前的预料，对刘邦来说不啻于天下掉馅饼的美事，但刘邦目前却没胃口享受这道美食，他正被正面的楚军压地喘不过气来，如何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了刘邦考虑的首要事项，相比而言赵地的归属并不是刘邦所非常关注的，因此当韩信提出让刘邦的老相识张耳为赵王时，对张耳知根知底的刘邦很痛快地答应了；最后，韩信提出封张耳为赵王，也有自己的考虑。联想到陈胜派武臣略赵地，最后被迫封武臣为王；武臣派韩广略燕地，韩广自立为燕王，这种先例对渴望权力的韩信而言应该颇有吸引力，但韩信对于自立为王这种做法却有一定的顾虑，前面说过，韩信在战场上相当果断，但在处理政治或人际关系方面却始终犹犹豫豫，缺乏一股狠劲。他既渴望成为地方的诸侯，又对刘邦在自己落魄的时候给予自己的一切感激在心，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不敢直接表露出自己的想法，韩信在跟随刘邦的这段时期内，对刘邦阵营的实力有一定的了解，单凭刘邦手下的这些莽夫很难匹敌项羽的楚军，而刘邦虽然对投奔他的各个层次的人都给予一定的关注，但从后期的封侯过程中可以看出，刘邦对萧曹等沛地故人还是颇有倾向性的，张良曾经说过，“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封侯尚且如此，在平时的军政大事及功过赏罚中自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偏颇，一碗水端不平的结果自然让敏感的韩信有想法，因此韩信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北上燕赵的方案，或许也有一丝为自己寻找新天地的考量。及至韩信破赵，俨然已经成为脱胎于汉军的一股新兴力量，甚至可以左右楚汉相争的局势，在这个时候韩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敏感而骄傲是韩信的软肋和致命伤，在这个非常时候韩信提出让张耳成为赵王，也有为自己张目的想法在内，试想张耳如能获得刘邦的肯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那身为张耳的上司的韩信，无形中就得到刘邦进一步的授权，成为独立一方的势力而加以肯定了，这也为韩信后来要求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奠定了底气。刘邦虽然答应的很痛快，但心里也就此埋下了一丝的疑虑，这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具体的表现来佐证。韩信和刘邦合作道路的一颗定时炸弹就在这个时刻悄然埋下了。
家园 【原创】五---扬名(4.反间) 不管刘邦封张耳为王的动机如何，这一招的确暂时安抚了韩信的异心，也给了其他中间势力一个美丽的诱惑，相对项羽的吝啬，刘邦的慷慨似乎更讨他们的欢心，但这些都解决不了刘邦迫在眉睫的问题。被项羽包围的汉军由于缺乏足够的给养，渐渐抵挡不住项羽凌厉的攻势，刘邦在此刻要求项羽和谈，提出以荥阳为界中分天下的建议，这个建议由于过于一厢情愿而缺乏诚意，自然不会被老辣的范增所采纳。试想刘邦提出以荥阳为界，正好是楚汉当际的实际控制线，然而荥阳以西皆为汉军所控制，荥阳以东还有彭越、田横等实力派的存在，他们可不会任由刘邦项羽掌握他们的命运，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对刘邦很有利，况且此时形势向楚军一边倒，刘邦就快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能是自欺欺人，而且带有缓兵之计的痕迹，而项羽居然打算采纳这个建议，由此可见项羽确实缺乏身为政治家所必须的判断力，幸亏有范增替项羽把关，拒绝了这个可笑的条件而督促项羽对汉军展开猛烈的攻击。
刘邦的小聪明被范增识破，战场形势更是岌岌可危，如何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就成为摆在刘邦面前的一大课题。汉初的心理学大师陈平登场了，他为汉王指出项羽性格的一大缺陷，即“意忌信谗”，这是因为项羽不成熟的性格诡橘而又多疑，且好走极端，正好可以为陈平所利用。陈平本人也吃过同样的苦头，他在项羽麾下效力的时候，曾经作为项羽的使臣招降过殷王司马卬，项羽闻之欣然，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但未几刘邦就再次逼降了司马卬，多疑的项羽以为陈平欺骗于他，盛怒之余欲杀死陈平，幸亏陈平机灵及时逃脱一劫。回想起来，陈平对此应该心有余悸，同样的过程发生在范增身上，项羽会如何反应呢？这是一项有趣的试验。于是陈平拿着刘邦给他的金子派人潜入楚营，贿赂众将士在背后搬弄范增、钟离昧等人的是非，制造不和谐的气氛。陈平此举本意不是要除去上述两人，只是希望能稍夺项羽对他们的信任，在重大问题的协商机制上造成楚营的混乱和不协调，使汉军有机会从中渔利，但实际效果之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项羽的自我意识相当强烈而且自闭，对于忠诚和背叛的态度显得激烈而缺乏理智的辨别力，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日常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给予其他人太大的压力，使后者的工作和生活有一种走钢丝的困顿感。项羽被谗言所动摇，暗中派使者去汉营探探虚实，于是陈平和刘邦趁热打铁，联合演出一场拙劣的“好戏”给项羽使者看，含沙射影的指认范增怀有异心，加速两人之间的离异。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陈平的这出戏漏洞百出，刘邦的表演夸张至极，项羽为什么会相信呢？其实与其说这出戏是演给项羽看的，还不如说是演给范增看的。范增是个自视甚高且相当清高的政治人物，为人精明但性格偏激，陈平导演的这出闹剧自然逃不过范增的法眼，也自然不屑于为这么拙劣的计谋而辩白，但项羽的疑心歪曲了他的判断力，表现出对范增的疏离和防范，这对高傲的范增而言不啻于严重的羞辱，我范增多年来对你们项氏叔侄忠心不二，如今你却因为如此拙劣的反间计对我产生疑心。羞愤之余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向项羽摊牌，针尖对麦芒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范增和项羽决裂并死在归途的路上。陈平的计策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好的效果。
陈平的这出反间计与一般的反间计在表现形式上被道而驰，但秉承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利用对方阵营中的不和谐因素加以挑拨，扩大彼此的不信任感，离间本来亲密的关系，从中渔利。反间计最大的特点是因人而定，根据不同对手的性格特点设计不同的表现形式，对项羽管用的策略，对曹操就未必管用，盖因两人的性格不同而已。对项羽来说，反间计越漏洞百出，项羽的疑心就会越重；而对曹操而言，如果不是精心设计完美表演，很难骗倒城府及阅历都非常人能及的曹操。项羽和范增就象老鹰抚育巢中的幼鸟，小鸟已经长大成熟，迫切希望能脱离旧巢的束缚自由翱翔，老鹰却始终希望将幼鸟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加以关爱，两人的合作超越一般的君臣关系，更带有一丝人情的意味，这就让两者的互动关系处理起来更加复杂，矛盾潜藏在点点滴滴的细微之处，陈平所做的就是把这种矛盾加以扩大化表面化，用一个闹剧来离间彼此之间的那种超越君臣的亲密关系，项羽能容得其他人的不忠，但绝容不得范增的背心离德；范增能忍受其他人的疑心和嫉妒，但却容不下项羽的些许怀疑，最终的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了。
项羽虽然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犯了大错，但他不是一个蠢人，很快就清醒过来，可惜为时已晚了。暴怒的项羽将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汉军的身上，汉军弹尽粮绝，荥阳再也守不住了。刘邦不愿意在荥阳等死，于是在陈平的安排下，玩了一招金蝉脱壳，从荥阳突围而去。这个计谋历来被视为陈平的六出奇计之一，直到现在看来，都不得不佩服陈平的手段确实超越了时代。当时项羽将荥阳四面团团围住，靠硬拼是无法突围的，只有造成楚营的混乱，才能有逃生的机会。陈平导演了一场生动的SHOW，将两千余名随军女眷悉数披甲，四面放出城去。关于这些女兵的来历，史料中未见传载，笔者以为可能由两方面人员所构成，一是军队的随军家属，在当时精壮男丁几乎被战争所耗尽，萧何几次从关中征发的都是老弱未辅者，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女眷也被迫走向战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另一个来源可能是早期的营妓，虽然野史记载真正意义上成编制的营妓是在汉武帝时期才确定下来的，主要用来满足军中未婚配者的欲望。但娼妓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管仲时代，此后军队中夹带营妓也可在只言片语中窥视，汉武帝只不过限于长期军事战争部署的需要，将这种做法以官方的形式加以肯定，所以营妓的形成不能简单的看成自汉武帝起。不管如何，陈平召来的这支两千人的奇兵的确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她们的存在不在于能对楚军造成多大的杀伤力，而是在战场上制造混乱，女人也是战利品，尤其对于远离家乡久旷的士兵而言，那种诱惑力决非一般的战利品可以代替的。我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楚军的混乱和骚动，人人争先连指挥官也无法控制，汉王将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楚营，厌战情绪顿时在战场上发酵并蔓延开来，在这个时候，假扮刘邦的纪信以一种华丽而又夸张的方式从东门徐徐而出，史载“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这种夸张的表演吸引了楚军的注意力，人人都渴望见到这位跟项羽抗衡的名人投降的现场实况，于是“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包围圈顿时失去了作用，刘邦趁机从西门逃遁，而纪信被恼怒的项羽烧死。
陈平的这个计谋，在于抓住了世人的好奇心，利用了楚军连年征战而产生的厌战情绪，巧妙的布置一场华丽的投降SHOW，骗尽项羽及楚军上下的耳目。陈平的计谋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的，施展起来让人防不胜防，所以世人认为陈平“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盖因陈平的计谋实施层面和一般的计谋不同，自然不会得到普通人的理解了。
刘邦从荥阳逃脱，心惊胆战之余打算收兵回关中，被袁生劝住。袁生的计策是让刘邦将自己作为诱饵，将楚军的主力吸引到宛、叶一带，凭险支撑，让荥阳成镐的汉军得到休整，同时让韩信继续在北方对项羽造成压力，这样一来“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袁生的看法指明了亡楚的正确途径，就是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做好与项羽打持久战的准备，利用汉军多助而楚军少助的特点，联合各方势力让项羽疲于奔命，逐步压缩楚军的势力范围，削弱和消耗楚军的实力，待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再一举破敌。这个策略概言之就是温水煮青蛙，耐心地和对手周旋到底。刘邦听从了这个建议，引兵至宛叶，和英布会合，项羽听闻刘邦在宛叶一带，果然弃成皋于不顾直扑宛叶，刘邦坚壁不战，而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大破项声、薛公率领的楚军，已经威胁到了项羽的老巢，项羽迫于无奈只能引兵急冲冲的去破灭后院之火，而刘邦也得以率军复归荥阳。但楚军对彭越一战之下，彭越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和项羽主力对抗，于是自动退出战场，项羽来不及对彭越加以歼灭，听闻刘邦回到了荥阳，便以极快的速度回兵荥阳成皋，汉军在第一次荥阳防御战中消耗殆尽，刘邦带来的英布援军不足以补充，因此对项羽的第二次猛烈攻击无力招架，荥阳很快陷落，汉军守城将领周苛、枞公被杀，韩王信被俘，项羽得手后迅速包围刘邦所在之成皋，形势危急，大战一触即发…………
家园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很可能借鉴了这个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