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月5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谣言反转再反转 -- 海峰1
家园 你才是真正的美粉 我2012年就说过，朝鲜是1.0版的洗脑，香港、台湾、美国是2.0版的洗脑。
我不是美粉，我也不喜欢洗脑。
我喜欢的，是跟专制、洗脑做斗争的人：主席，斯诺登，维基解密的阿桑奇。这些人，即是美国的敌人，也是二共的敌人。
家园 疫情尚未结束 “甩锅大战”已至？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28/9181410.html
中国大陆媒体《财经》与“财新”日前在同一天各自推出事关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磅报道，两家曾经源出一处的媒体，一个通过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匿名专家之口披露大量重要信息，一个聚焦卫健系统的病原检测之争，让“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究竟是谁的责任”掀起了新一轮舆论战。
尤其是《财经》的报道，接受采访的第二批去武汉的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洋洋洒洒说了好几千字，其核心意思是“专家组被蒙蔽了，当地隐瞒了人传人的情况”。这被不少网友理解为“武汉与湖北的锅，我们专家组不背”。
事实上自1月底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已形成一片要求问责的声音，地方政府（武汉与湖北）与专家组已在媒体上进行过几次“交锋”，《财经》与“财新”2月26日的报道基本可以看作是新的延续（当然并不全是一方向另一方发难）。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口中相互推卸责任的“官场现形记”，值得梳理一番。
第一回合：武汉市长 vs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一对一采访拉开了被网友视为“甩锅大战”的序幕。在那次被周先旺自己评价表现可以打“80分”的访谈中，他透露出一点关键信息：我上报了，但没权披露。这一点在2月11日武汉地方官媒旗下“汉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尽管那篇奇文呼吁“何不给市长暖暖心”被很多网友怒批“跪舔”）。不少法律人士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专业支撑：根据中国目前的传染病防治法，依法披露疫情的责任主体是中国国家卫健委。
三天之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接受陆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专访，其中一段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周先旺的回应。曾光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公共卫生人员考虑科学性的问题，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科学“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第二回合：免职书记的愧疚与北大专家喊冤
1月31日，已被免职的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采取管控措施晚了，感到“内疚、愧疚、自责”，同时还提到两个时间点：12月30日、31日，武汉已将情况上报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2日、13日，当泰国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后，武汉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不过很多网友认为，马书记提到的防控措施都太流于表面，与邻近省份河南、四川的反应相比，仍然不合格。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成员似乎并不认为武汉上报了疫情信息就可以把自己洗白。2月2日，舆论漩涡中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回应了自己在1月10日引发质疑的“可防可控论”。作为1月8日第二批进入武汉的中国国家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其一，专家组拿到的资料有限，只有41例确诊病例，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专家组也请教过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仅凭这些资料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其二，判断不是一个人能做出的，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研判的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有专家组成员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在武汉期间无法获取是否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确切信息。（新华社）
在《财经》26日发布的最新采访中，同为第二批去武汉的中国国家专家组匿名成员提到的信息可以印证王广发的话：专家组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从现在来看，武汉方面没有告诉专家组实情。
这位匿名专家也专门谈到了王广发最初面对公众说的“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匿名专家还专门要求《财经》记者把这一段写清楚：可防可控，绝不意味着“不防不控”，目前中国已经凭举国之力把疫情基本防控住了，问题是最开始的时候“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财经》的采访报道来看，这位匿名专家不会是王广发，报道中的匿名专家1月底才离开武汉，而在之前的报道中王广发16日返回北京。
不过无论是王广发接受采访之后还是《财经》采访匿名专家之后，都有网友对专家组同样提出了质疑：亲赴武汉的专家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是否也有些官僚作风？
第三回合：来自专家组的连续反击
严格的说，进入2月后已经不存在“回合”，武汉及湖北官方没有再就“谁的责任”发声，基本都是中国国家专家组的成员在“炮轰”地方。2月1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英国路透社的视频专访时，用英文说出“当地政府、当地卫生部门工作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应该负一些责任”。他还表示，应该改善疾控中心的运作方式：“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协调合作，我们就能更早发现它，更早查明人传人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更好的协调合作，应该是泛指卫健委、疾控中心、地方政府、基层医院、研究机构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
而在媒体一端，陆续发出的关于诊断上报标准的报道，也把矛头指向了武汉与湖北。在“财新”此前对武汉医院里一线ICU医生的采访中，提到武汉当地1月初执行的诊断、上报标准中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一项，这在很多临床医生看来标准过于苛刻，会漏掉病人，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出现感染症状，包括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疑似感染者，即很有可能存在的“人传人”。
这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很多人认为相关标准是国家专家组制定的。但从2月中旬开始，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官媒，都陆续报道了“武汉市当地执行的标准，和省里面、国家专家组的标准不一致”的消息。国家专家组的确诊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具备临床发烧症状；发病早期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学特征；抗菌治疗无好转。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则不需要满足“抗菌治疗无好转”这一条件。
而武汉执行的标准中，则把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作为第五个必要条件。
“财新”曾在报道中披露，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称，国家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标准后很生气，后来武汉重印了标准，但实际上很多医院仍按照武汉市的标准执行。
26日《财经》发布的最新报道相当于打向地方政府的最新一记重拳，匿名专家同样表达了“武汉曾对疫情信息上报标准进行严格控制”的意思：“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么一段话：“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这里的卫健委指的是湖北省卫健委。众所周知的是，这一政府部门在半个月前进行了人事调整：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张晋、原主任刘英姿被免职，从中共中央空降而来的湖北省委新任常委王贺胜兼任这两个职务。
不过，专家组虽然没有等到武汉或湖北地方政府的“应战”，舆论声音却并非都向着他们，最典型的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遭遇。作为曾在媒体镜头前表示新冠病毒“没有人传人”的专家，高福在进入2月后被舆论批评得越来越多，连《环球时报》都曾刊文认为国家级的卫生防疫部门“应该怀有一份歉意”，众多自媒体更是用“不着急防控却先想着发论文”的论调将高福视为疫情未能控制住的罪魁祸首，甚至一度有自媒体造谣高福被查。不过也有高福的支持者（例如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华生）认为：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在目前的这套权力体系里根本没有实权，背不起那么大的锅，况且高福本人在前期病原的确定上也有贡献。
最新进展：病原检测成“新战场”
“财新”在26日发布的新报道将责任认定的范围拓宽到病原检测的领域，即对病原的确定时间是否因为某些原因推迟了。与《财经》报道的指向略有区别，“财新”这篇报道呈现的，似乎既有地方卫生部门，也有专家组成员们所供职的国家卫生防疫部门。
报道称，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但中国疾控中心确定病原是在1月8日。
这篇报道还披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有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二是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巧合”的是，陆媒《新京报》在一天之前发布一篇对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书记卢洪洲的专访，卢洪洲表示，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1月5日就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交了报告，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并且盖了正式的公章，“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重视，但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在网络上流传的截图上，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那份报告清晰地写明了可能的病原。
病原检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除了临床和流行病学证据，新型病毒的分离和基因测序，是判断病毒危害性的重要因素。从“财新”的报道来看，中国国家卫健委早在今年初就已经对新冠病毒“高度重视”了，不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病毒检测和病原确立是疾控中心的职责，也只有国家和省级疾控中心才有资格做。
但实际上，随着基因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大量企业、科研机构已经具备病原检测能力，最早发现情况异常的武汉市的几所医院也都是将检测交给这些机构，获得结果后才有了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的出现。在可能的重大传染病面前，是否一定要遵循旧例，将这些机构排斥在外？在这些机构得出结论的第一时间，国家级卫生部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采纳他们的信息？如果善加利用是否能为病毒防控争取更多时间？
疫情尚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显然还不是厘清责任的合适时机。关于“谁之过”的信息梳理至此，很多问题依旧混沌，但有一点非常清晰，就像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此前说的那样，疫情爆发到如此程度，“显然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
至于哪个环节出的问题更大，恐怕还要等疫情过后，中国国家层面进行调查，给公众一个回应。
家园 疫情尚未结束 “甩锅大战”已至---读者回复 女球迷 发表评论于 2020-02-28 18:29:48
CDC满口胡言，
四条诊断标准是武汉卫建委12月30日发布的：发热（≥38℃）；具有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经抗生素规范治疗3~5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根本没有5条， 有当时新闻报道为证
***m***.sina***/gb/china/phoenixtv/2019-12-30/detail-ifzscpwc6071714.shtml
武汉一线医生彭志勇接受采访
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
***china***ixin***/2020-02-05/101511802.html
这些专家还不如澳门卫生局长
1月1号起，澳门国际机场为来自武汉航班的乘客逐一体温筛查。
1月5日 区政府提升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预警级别至第III级(较重) 卫生局呼吁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1月1日，澳门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说，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群集病例，在同一地点多达27宗个案，近四分一是病情严重，情况不寻常。
他表示，澳门与武汉每日有两班直航飞机，两地人员来往密切。卫生局已加派人手，在口岸特别是机场加强监测旅客的健康情况，和派发宣传单张。
澳门当局即日起，向医院及医护人员发出指引，检视了口岸的监测机制、医护人员培训、现时药物、隔离病床、消耗物资足够应对，并呼吁市民如果前往武汉，要避免到当地医院和市场，同时要注意个人卫生澳门当局即日起，向医院及医护人员发出指引，检视了口岸的监测机制、医护人员培训、现时药物、隔离病床、消耗物资足够应对，并呼吁市民如果前往武汉，要避免到当地医院和市场，同时要注意个人卫生。
在1月23日封城 以后 澳门还捐给珠海5万口罩
每天午睡 发表评论于 2020-02-28 14:50:02
无论湖北和武汉做得多么烂，国家CDC和卫健委的责任甩不掉！原因再简单不过：1）哪怕一个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在武汉的各大医院转两周，也能看出重大的人传人传染病正在肆虐；卫健委和CDC专家没有任何理由塘塞自己在武汉两周没看出来的的结论。2）李文亮等人都能预警，国家卫健委和CDC的专家不仅比李文亮的抗打击耐受力高出不知多少，更肩负着国家卫生安全的重任，没有任何道理没有提前把疫情说出来。
luyuanyuan 发表评论于 2020-02-28 13:56:00
习一月七日的指示至今不敢发表。
云本无心 发表评论于 2020-02-28 13:32:34
双方都不敢指出是习近平一月七日的讲话给淡化疫情、不防不控定了调子
家园 财新-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原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彼时，公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还浑然不知。
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
3号文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并未提及。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因为按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开展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诊断、病原学鉴定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定职责，仅有国家和省级的疾控系统机构才有权进行传染病病原学鉴定，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显然不在此列，更何况那些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
或许正因如此，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的中科院病毒所，2020年1月1日进行病毒分离，1月2日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1月9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这些显然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迟迟未对外公布，仅仅在2月份面临外界的传言攻讦时，才给出只言片语的披露。
1月9日，央视报道，以中国疾控中心为主的“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截至2020年1月7日21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15例，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1月11日，张永振研究团队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当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第二天，另外5个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由国家卫健委领导的小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发布。对于这个向世卫组织分享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到底来自哪家机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财新记者称，基因序列来自三方机构，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中科院三方，此为联合攻关。世卫组织表示，已从中国国家卫健委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息，包括从病例中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重要意义。
家园 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 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2019年12月26日刚上班，还是如往常一样先大概浏览一下这一天的mNGS病原微生物自动解读结果，没问题的话就开始一天的研发工作了。
意外的是，发现有一个样本报出了敏感病原体——SARS冠状病毒，有几十条的序列，且这个样本只有这么一个有意义的病原体，如果是普通病毒，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靠的结果了。心头一紧，赶紧后台查看详细的分析数据，发现相似度并不算很高，只有大约94.5%（这跟卡相似度的阈值有关，相当于只筛选下了相似度比较高的序列）。
想到有几种可能：1、SARS不同毒株基因组有一定差异；2、RNA病毒容易突变，距离SRAS事件17年了，变异比较大；3、近缘物种的错误比对等等。为了确认结果的可靠性，开始了详细分析。
好在之前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类似的敏感的病原体确认分析工作，而且领导也曾跟我讨论过几次能不能做一个新发病原自动挖掘的分析流程，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情，在做其他权重更高优先级更高的项目时也随手做了一个初步的版本出来，这个样本刚好可以派上用场。我给它起了个名字，相比于日常生产用的分析流程，它多了个后缀：“探索版”，包含了几乎所有已测序的病毒基因组。
探索版的分析结果提示这个病原体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最相似，整体相似度在87%左右，而跟SARS的相似度是约81%。比对上的序列数由几十条上升到了500多条，此外也组装出了5条contig，加起来有1200多bp，此时基本上可以确认是一种冠状病毒，可以针对冠状病毒进行详细分析。分析期间也开始跟解读负责人和领导小范围内部保密讨论。
进一步分析，无论是拿原始序列去NCBI nt库blastn，还是拿组装后的序列去blastn，结果都是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最相似，但整体的相似度也是只有87%左右，进行nr库蛋白blastx对比的相似度也差不多，因此对结果保留怀疑。
病毒的分类信息一直都很混乱，分类规则不统一，有些基于分型基因（比如甲流）、有些则没有明确的分型基因，通过其他方法去分类。此前并没有去调研过Bat SARS like 跟SARS的分类方法，在NCBI Taxonomy上，Bat SARS like 是划分到SARS下面的。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没有时间去调研文献，手上的数据也不多，基于基因组的相似度，潜意识里认为既然Bat SARS like是SARS的下属分类，那么这个检测到的未知病毒至少也是一个跟Bat SARS like平行的物种，即一个新型的Bat SARS like（后来看文献SARS和Bat SARS like是通过几个非结构蛋白进行分类）。
下载了所有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最后经过质量过滤、聚类等分析，筛选出了160株的冠状病毒基因（基本包含了所有已知的各种动物的冠状病毒）。将组装的序列与160株冠状病毒基因组基于全基因组平均相似度做了进化分析（题外话，个人认为在物种进化分析上，基于全基因平均相似度构建进化树，比基于某个基因构建的进化树要更准确、合理一些，毕竟是从全局来考量，当然，研究结构、功能等另说，此时组装的序列也很短，没有完整的基因序列），结果不出意外，还是跟Bat SARS like coronavirus聚得最近，而且也是在SARS的大支上。
图注：左上角一大块红色是SARS，边缘颜色没那么红的是BatSARSlike，再往外的大蓝边是另一群Bat SARS like，未知的病毒跟45、21聚在比较独立的一支上了，红框圈起来的。
比较奇怪的是，这个未知的病毒跟bat-SL-CoVZC45和bat-SL-CoVZXC21聚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枝上，而其它Bat SARS like则很集中地聚在SRAS那一群里面，想着也许是这两个的分类有点问题，但去看了出处的文献，方法上跟其它的也没啥区别，尊重文献的分类吧，暂且认为是对的。（这也是后面某些专家们把这个未知病毒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依据之一）前端反馈这个患者病重，着急要检测结果，但是这么一个重大的病原体确实不可轻易报出，中午跟几个领导紧急开了个会，决定继续深入分析，延迟发放报告，同时分享数据给中国医学科院病原所一块分析。
后面从基因层面（orf1ab、S、N等基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没有什么意义比较大的发现了，主要还是检测到的序列数少，覆盖率太低，都是不完整的基因，做不了什么。中午时已经提出了重测补数据进行分析。重测可以进行技术重复性验证，避免一些未知因素的污染导致的假阳，确保样本确实有该病原体，另外可以有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能组装出完整的基因组，分析结果更可靠，能做的深入分析也更多。第二天（2019.12.27）一早数据出来后，赶紧进行了组装分析，终于组装出了接近完整的基因组序列。数据同时也共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做其他深入分析。这次的序列数由之前的500多条升到了47万多条！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其他研发项目需要做，就没有详细去对组装结果进行补gap获取完整基因组了。另外也已经分享数据给病原所了，他们也会做这个，所以就没有去组装出一条完整的基因组序了，已有的组装结果能满足大部分分析需求了。
后面也继续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
回帖序列分布均匀，没有明显的偏好，平均深度和中位深度基本一致，深度达到了1000x，说明组装没啥问题，测序也挺好，未知病原体也是完整的基因组存在。
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不同的基因的相似度不同，从75%到94%不等，特别是S基因，与人细胞受体（ACE2）相关，相似度才75%。所以说不是SARS，那也算是有依据吧。不过后来石正丽的文章中，通过他们的方法分析，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属于SARSr-CoV（SARS相关冠状病毒）。
事件后续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再说说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两天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未知的病毒是一个跟SARS很像的冠状病毒，并且上报了所有分析结果，官方要到1月7号才发布消息明确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只是分析鉴定了送检样本里面有这么个病毒，但肺炎是否是这个病毒导致的，我们并没有去分析，也无法去分析，检测到病毒不等于肺炎由该病毒引起。如此重大的卫生事件，官方自然要严谨论证，而且也有一套国际参考验证流程（科赫法则）。官方要做的不仅是检测到多个样本都有这么个病毒，还要验证肺炎是因为这个病毒导致的等等。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感概的事情就是，知道真相的人噤如寒蝉，不知道真相的人各种“大力科普”、“深度分析”；亲身经历的公司只字不敢言，其他公司各种借势营销。从鼠疫到新型冠状病毒皆是如此，呵呵，好有意思。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我曾经是个很愤青的人，事已至此，无力回天，传递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吧。马后炮，人人都是精英，谁都不曾想到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所以也懒得去批判很多事情了。但有些话还是想说几句。
辟谣SARS、媒体宣扬的乐观情绪，这些在最早期的时候都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对这个病毒的认知非常有限。在应对这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疾控系统可能采用“内严外松”的规则，内部谨慎小心、严格验证、仔细评估，对外通告却可能偏向乐观，避免引起过度恐慌。何况在这次事件上，怎么去给公众交代，显然已经不是疾控系统能单独决策的事了。武汉交通枢纽的地位不必多言，当时也临近春节，正是餐饮、旅游、电影等服务业的旺季。悲观的宣传无疑会重创这些服务业，还会引起大众过度恐慌，导致物资哄抢，社会混乱等严重后果。若这病毒真无什么传播能力，或者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扼杀了病毒的传播，社会没看到这个病毒能带来什么危害，决策者必然会被骂反应过度、小题大做，到时自然要背锅。相反，过于乐观的宣传，病毒不强则皆大欢喜，开心过大年，病毒强则会导致大众缺乏防范意识，防控工作难以展开，最终导致病毒的快速传播，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当你作为一个决策者的时候，你不得不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社会、经济乃及政治各方面都需要做一个平衡，非常考验决策者和专家们的能力和远见。走对了，平淡无奇，走错了，千古罪人。
这个世界没有平行宇宙，我们无法知道哪种决策才是更正确的，或更错误的。在国内这种什么事情都喜欢往乐观上面宣传的大氛围下，以及侥幸心理的存在，决策者做什么决策，可想而知。
在事件的后期发展中，特别是1月12号左右开始，我相信专家们已经看到事情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首批确诊的41例患者，约30%并无海鲜市场接触史，此时多地开始出现疑似病例了，有些已经初步核酸阳性）。但是在后续的宣传上还是太过于乐观和艺术化了，同时还在不断辟谣，还没任何发布预警的迹象。“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可防可控”，用词颇为谨慎讲究，且不说是否过于乐观，就问有多少普通民众知道什么是“有限人传人”？什么是“持续人传人”？他们的理解可能就是基本不会人传人，自然毫无戒备之心。我还在朋友圈科普了一下。从现在发表的很多论文上也可以看出，很多专家很早就对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有较深的认识了，越往后，掌握的数据越多，对局势的预判越清晰。我相信专家们早已给出不怎么乐观的预判，但如果某些人，为了顾及某些人或某些媒体的面子（毕竟之前宣传得太乐观，现在打脸太疼），罔顾专家意见，不顾民众健康，不得不往乐观上面去通告，坚持不发布预警，这就不可原谅了。无论是谁，该罚的罚，该撤职的撤职。
别的不多说了，谈点希望吧。mNGS确实是一个好技术，在疑难、危重病例诊断以及这种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监测和爆发监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提供mNGS病原体检测服务厂商有很多，建议疾控系统可以跟一些技术好的企业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能够更快速地应对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另外，mNGS企业们也可以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在遇到这些事件时及时共享信息，看看是否有爆发（我知道这个很难，一方面本来就是商业机密，另一方面敏感病原体谁都不敢轻易报吧，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现实吧）。也希望我们经历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后，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有长足进步吧。个人认为，在通告宣传上可以借鉴天气预报的规则——“总是会往危害大些方面去预报”，以提醒民众做更多预防，降低心理预期。俗话说：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仿佛就是一场年终大考，用尽所学，交了一份还算合格的答卷吧，只是这份答卷是否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了呢？第一次亲身参与到了一次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出了一点贡献，也锻炼成长了许多。
据我目前所知，最早发现这个病毒的应该就是我们了，因为也是我们上报结果以后，疾控系统开始介入。从GISAID数据库网站上提交的数据看，样本收集的时间也是我们最早的。也许其他机构也测到了这个病毒，但这是未知的病毒，核酸数据库中没有参考基因组，他们不一定有这个生信能力去分析鉴定。所以，应该就是我们首次发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吧，记录一下。
希望早点战胜疫情吧。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2020.01.28
通宝推：桥上,家园 发布不发布预警不重要， 采取不采取严厉有效隔离措施更重要，封城后由于没有具体隔离措施以及很多人不信邪不还是有大量聚集和感染。
家园 顶层设计就是这样 瞒下不瞒上，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上面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像上海公卫中心这样异动是不受待见的，被认为犯了忌讳。
所谓发动群众，想都别想了，二者是矛盾的。
家园 修桥铺路无尸骸呀~~~ [URL=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51084&s=fwzxfbbt]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可能于去年11月出现，变异一直在发生[/URL]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该实验室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未得到明确答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一切都发生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重新申请活病毒的培养等相关的研究，也无法得到审批。”一位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人员说。“对于活病毒的培养，比如跟踪病毒变异相关的研究，需要P3实验室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而他们实验室由于还处于整顿期间，目前只能做一些临床检测。”上述实验室的一名合作方告诉《财经》记者。
该实验室关停的原因是什么，在整顿后何时可以开展相关的试验工作？截至发稿，上海市卫健委未予回应。
“1月22日后的病毒序列均来自国外”新冠病毒是否在人群中持续进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病毒没有快速变异，对于抵抗疫情是个定心丸。
病毒传播力的变化，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变化相关，这种变化的跟踪，需要科学家对疫情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病毒序列进行比对研究。然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正受到阻滞。
“截至2020年2月10日，全球共有55条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公开发布，其中1月22日以前获取的31份测序数据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然而1月22日以后，余下的24份数据一律源于境外。”蒲慕明院士与吴仲义教授在上述评论中指出，“数据背景的断层，使我们很难在时间与地理上找到连续的规律”。
17年前的SARS疫情防控，可为此次疫情控制提供参考。但前提是需要更多的病毒基因组研究、序列发布，以便科学家对比这两种病毒，了解它们进化动态的差异。正如蒲慕明院士与吴仲义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所言：“鉴于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 选择不公开病毒相关的数据是有悖科研道德的。”
法无禁止即可为，
啥，没有领导批准？那就不行~~~~
不是说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么？
国家领导人有资格说，你有啥资格这么做？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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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所其实挺倒霉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北京那边吧，觉得这离天南海北的，不是自己亲儿子；湖北省呢，觉得这孩子到底是中央的，自己使唤不上，更不待见
结果这次出这么大事儿，网友外人觉得武汉病毒所能大展身手，结果呢？被一上海啥啥附属的一中心给抢先发了病毒序列，武汉所前几天说自己功劳的文章里都只能说是：代表国家的首份病毒序列，那个酸哟....
病毒核酸检测，这个该能做吧？一般地方做不了，武汉形势那么危急了，武汉病毒所居然还是第二批才被列入有检测资格的，第二批才，第二批，第二......
太尴尬太可怜了
家园 上海实验室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被整顿 re: 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该实验室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未得到明确答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一切都发生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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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看的古装剧一样：
忠臣：上海实验室
1月5日发公函，上报类SARS病毒，提出警告。
1月11日发布病毒基因序列
1月12日被有关部门调查
1月13日被关停整顿
奸臣：
扣押上海实验室1月5日的警告
1月12日下令调查上海实验室
1月13日下令关停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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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群众：皇上圣明，都是被奸臣所惑
皇上为啥不拔奸臣抓起来，咔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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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圣派：皇上在下一盘大棋，你们智商太低，都看不懂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我认为最大可能是在CDC和卫健委层被拦截了 从1月14号卫健委会议看，应该是被卡在CDC到卫健委之间了。高某可疑度很高。
1月5日上海方面已经分析是类sars。同属于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张文宏说最坏打算上海被感染80万人，中等是8万人感染。应该说上海方面判断是对的。新冠状病毒是烈性传染病。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上报后，12日被清理整改。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有个特点就可以集中全上海名医来分析诊断，在医务系统内地位很高。显然是上面不认可上海方面判断。这个上面我认为应该不是上海市委，也非武汉方面。武汉的手臂根本管不到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所以最大可能性CDC到卫健委层次被拦截了。
家园 病毒序列直接被张永振公开了，类SARS是已知的 这在当时都是上了新闻的，专家组要是不知道才是怪事
这之后需要专家组回答的就是：它会不会人传人，传染性到底咋样
又遇到了湖北和武汉卫健委的瞒报和封锁，专家们也不肯接触一线临床医生，坐办公室长考了半天，给了“有限人传人”这样一模棱两可的结论
CDC蠢就蠢在啥信息也不敢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