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月5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谣言反转再反转 -- 海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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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媒体《财经》与“财新”日前在同一天各自推出事关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磅报道，两家曾经源出一处的媒体，一个通过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匿名专家之口披露大量重要信息，一个聚焦卫健系统的病原检测之争，让“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究竟是谁的责任”掀起了新一轮舆论战。

尤其是《财经》的报道，接受采访的第二批去武汉的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洋洋洒洒说了好几千字，其核心意思是“专家组被蒙蔽了，当地隐瞒了人传人的情况”。这被不少网友理解为“武汉与湖北的锅，我们专家组不背”。

事实上自1月底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已形成一片要求问责的声音，地方政府（武汉与湖北）与专家组已在媒体上进行过几次“交锋”，《财经》与“财新”2月26日的报道基本可以看作是新的延续（当然并不全是一方向另一方发难）。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口中相互推卸责任的“官场现形记”，值得梳理一番。

第一回合：武汉市长 vs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一对一采访拉开了被网友视为“甩锅大战”的序幕。在那次被周先旺自己评价表现可以打“80分”的访谈中，他透露出一点关键信息：我上报了，但没权披露。这一点在2月11日武汉地方官媒旗下“汉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尽管那篇奇文呼吁“何不给市长暖暖心”被很多网友怒批“跪舔”）。不少法律人士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专业支撑：根据中国目前的传染病防治法，依法披露疫情的责任主体是中国国家卫健委。

三天之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接受陆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专访，其中一段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周先旺的回应。曾光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公共卫生人员考虑科学性的问题，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科学“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第二回合：免职书记的愧疚与北大专家喊冤

1月31日，已被免职的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采取管控措施晚了，感到“内疚、愧疚、自责”，同时还提到两个时间点：12月30日、31日，武汉已将情况上报中国国家卫健委；1月12日、13日，当泰国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后，武汉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

不过很多网友认为，马书记提到的防控措施都太流于表面，与邻近省份河南、四川的反应相比，仍然不合格。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成员似乎并不认为武汉上报了疫情信息就可以把自己洗白。2月2日，舆论漩涡中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回应了自己在1月10日引发质疑的“可防可控论”。作为1月8日第二批进入武汉的中国国家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其一，专家组拿到的资料有限，只有41例确诊病例，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专家组也请教过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仅凭这些资料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其二，判断不是一个人能做出的，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研判的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有专家组成员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在武汉期间无法获取是否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确切信息。（新华社）

在《财经》26日发布的最新采访中，同为第二批去武汉的中国国家专家组匿名成员提到的信息可以印证王广发的话：专家组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从现在来看，武汉方面没有告诉专家组实情。

这位匿名专家也专门谈到了王广发最初面对公众说的“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匿名专家还专门要求《财经》记者把这一段写清楚：可防可控，绝不意味着“不防不控”，目前中国已经凭举国之力把疫情基本防控住了，问题是最开始的时候“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财经》的采访报道来看，这位匿名专家不会是王广发，报道中的匿名专家1月底才离开武汉，而在之前的报道中王广发16日返回北京。

不过无论是王广发接受采访之后还是《财经》采访匿名专家之后，都有网友对专家组同样提出了质疑：亲赴武汉的专家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是否也有些官僚作风？

第三回合：来自专家组的连续反击

严格的说，进入2月后已经不存在“回合”，武汉及湖北官方没有再就“谁的责任”发声，基本都是中国国家专家组的成员在“炮轰”地方。2月1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英国路透社的视频专访时，用英文说出“当地政府、当地卫生部门工作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应该负一些责任”。他还表示，应该改善疾控中心的运作方式：“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协调合作，我们就能更早发现它，更早查明人传人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更好的协调合作，应该是泛指卫健委、疾控中心、地方政府、基层医院、研究机构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

而在媒体一端，陆续发出的关于诊断上报标准的报道，也把矛头指向了武汉与湖北。在“财新”此前对武汉医院里一线ICU医生的采访中，提到武汉当地1月初执行的诊断、上报标准中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一项，这在很多临床医生看来标准过于苛刻，会漏掉病人，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出现感染症状，包括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疑似感染者，即很有可能存在的“人传人”。

这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很多人认为相关标准是国家专家组制定的。但从2月中旬开始，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官媒，都陆续报道了“武汉市当地执行的标准，和省里面、国家专家组的标准不一致”的消息。国家专家组的确诊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具备临床发烧症状；发病早期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学特征；抗菌治疗无好转。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则不需要满足“抗菌治疗无好转”这一条件。

而武汉执行的标准中，则把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作为第五个必要条件。

“财新”曾在报道中披露，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称，国家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标准后很生气，后来武汉重印了标准，但实际上很多医院仍按照武汉市的标准执行。

26日《财经》发布的最新报道相当于打向地方政府的最新一记重拳，匿名专家同样表达了“武汉曾对疫情信息上报标准进行严格控制”的意思：“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么一段话：“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这里的卫健委指的是湖北省卫健委。众所周知的是，这一政府部门在半个月前进行了人事调整：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张晋、原主任刘英姿被免职，从中共中央空降而来的湖北省委新任常委王贺胜兼任这两个职务。

不过，专家组虽然没有等到武汉或湖北地方政府的“应战”，舆论声音却并非都向着他们，最典型的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遭遇。作为曾在媒体镜头前表示新冠病毒“没有人传人”的专家，高福在进入2月后被舆论批评得越来越多，连《环球时报》都曾刊文认为国家级的卫生防疫部门“应该怀有一份歉意”，众多自媒体更是用“不着急防控却先想着发论文”的论调将高福视为疫情未能控制住的罪魁祸首，甚至一度有自媒体造谣高福被查。不过也有高福的支持者（例如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华生）认为：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在目前的这套权力体系里根本没有实权，背不起那么大的锅，况且高福本人在前期病原的确定上也有贡献。

最新进展：病原检测成“新战场”

“财新”在26日发布的新报道将责任认定的范围拓宽到病原检测的领域，即对病原的确定时间是否因为某些原因推迟了。与《财经》报道的指向略有区别，“财新”这篇报道呈现的，似乎既有地方卫生部门，也有专家组成员们所供职的国家卫生防疫部门。

报道称，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但中国疾控中心确定病原是在1月8日。

这篇报道还披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有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二是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巧合”的是，陆媒《新京报》在一天之前发布一篇对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书记卢洪洲的专访，卢洪洲表示，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1月5日就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交了报告，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并且盖了正式的公章，“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重视，但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在网络上流传的截图上，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那份报告清晰地写明了可能的病原。

病原检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除了临床和流行病学证据，新型病毒的分离和基因测序，是判断病毒危害性的重要因素。从“财新”的报道来看，中国国家卫健委早在今年初就已经对新冠病毒“高度重视”了，不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病毒检测和病原确立是疾控中心的职责，也只有国家和省级疾控中心才有资格做。

但实际上，随着基因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大量企业、科研机构已经具备病原检测能力，最早发现情况异常的武汉市的几所医院也都是将检测交给这些机构，获得结果后才有了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的出现。在可能的重大传染病面前，是否一定要遵循旧例，将这些机构排斥在外？在这些机构得出结论的第一时间，国家级卫生部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采纳他们的信息？如果善加利用是否能为病毒防控争取更多时间？

疫情尚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显然还不是厘清责任的合适时机。关于“谁之过”的信息梳理至此，很多问题依旧混沌，但有一点非常清晰，就像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此前说的那样，疫情爆发到如此程度，“显然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

至于哪个环节出的问题更大，恐怕还要等疫情过后，中国国家层面进行调查，给公众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