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横渡需求之海的具体手段成为了二十年代中期苏维埃领导人彼此之间激烈辩论的话题。布尔什维克们向来认为俄国革命的存亡关键在于将社会主义扩散到西欧发达国家，然后再让这些国家反哺俄国。但是一战之后五六年的国际形势表明革命在切近的未来不会在俄国以外取得胜利，因此苏联只得依靠十分有限的国内资源来发展经济。包括尼古拉.布哈林在内的一部分苏维埃领导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是适度平衡的增长，重点在于农业升级。农民收入增加可以扩大消费品市场，这一市场的需求又可以通过投资轻工业来满足。至于重工业的增长则不能操之过急。另一派领导人则希望重工业打头，加快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步伐。他们提出这一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西方强权国家会再次试图武装颠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内战期间西方国家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唯有迅速建立起足以支持强大军力的工业基础才能免除祸患。此外他们还害怕将经济的命运交付到农民手中，因为农民对于苏维埃的忠诚并不稳固。他们可能会在价格偏低时囤积谷物与其他农产品，轻工业板块也可能生产不出足量的消费品让他们去花钱。迅速工业化的倡导者们——包括托洛斯基在内——认为应当从农民手中提取更多的财富，如果有必要就采用强制征粮的手段。谷物与其他原材料将会销往国外，从而资助工业化。

1927年下半年的党代会平衡了这两种立场。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详细的一五计划逐渐取得实效，苏联的政策也开始向“超级工业化派”倾斜，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超越了这些人原本最具野心的目标。最终落实的五年计划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高速工业化，在短短五年内将苏联的固定资产翻了一番，铁产量则翻了四番。如此大步飞跃恰好赶上了约瑟夫.斯大林的上位。1924年1月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战胜一干党内竞争者夺取了领导权。手腕更高明的斯大林击败并放逐了最强大的竞争者托洛斯基，然后就照单全收了托洛斯基的迅速工业化项目并且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他恐怕农民财富的增长会加强农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以至于让党和国家都沦为这一阶层的人质。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祸患，斯大林试图借助集体农场体制来削减农民阶层的经济资源并最终对其加以彻底改造。从农业当中挤轧出来的财富可以用来支持重工业增长并且供养与之同步扩充的工人阶级。

后世史学家将斯大林的施政措施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迅速工业化正是这场革命的核心。曾经在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大规模动员能力再一次得到发挥，奠定了自上而下革命的成功基础。按照史学家奥兰多.菲戈斯的说法，一五计划所体现的斯大林的“现代化愿景……为布尔什维克们建设乌托邦的希望提供了全新的能量，动员了整整一代充满热情的建设者们。”对于无数年轻工人与党务工作者们来说，工业化就是他们的十月革命。苏联将会凭借意志力将现代化攥在手心，一步步赶上并且最终超越她的资本主义对手们。*巨型工厂在这番努力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位苏维埃计划员表示，“五年计划的灵魂”就在于准备一份需要新建的工厂的清单。现有工厂的翻新扩建确实耗费了一部分资金，但是新工厂的修建才提供了安装采用最先进技术的机会。有些技术专家建议采用欧洲的工作法与机器设计，因为欧洲工业路线的建设规模较小，对于标准件精度的要求也较低，与美国大规模生产相比更适宜苏联工业的现状。但是苏联领导层下定决心要采用美国模式。他们认为集中珍贵的资金建设少数几座超大型工厂要比摊薄资金建设更多规模较小且技术没那么先进的中小型工厂更加合算，因为前一条路线可以通过合理化、专项化与机械化来实现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路线的批评者们质疑当局要从哪里搞来足量的受训工人来操作美国机器，“你们该不会还想培育一类全新的人种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一任经理瓦西里.伊万诺夫则斩钉截铁地答道：“没错！这正是我们的打算。”

*【一五计划是一份极其详尽的文件，总长度超过了1700页。】

一五计划包含了若干早已开工或者处于筹备阶段的大型项目——例如第聂伯河大坝与水电项目——并且提出了若干全新的大型项目，比方说马格尼斯托克钢铁冶炼厂区以及若干家拖拉机与汽车厂。这些地标性项目将会创建交通与电力基础设施，钢铁工业，以及拖拉机与汽车产能，不仅改造了苏联的面貌，也为全新的国防生产打下了基础。一五计划的恢弘规模反映了与之相关的乌托邦主义，调动公共想象力来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必要性，以及这样做所带来的牺牲。巨大化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筹建厂区的庞大规模以及飞快的建设速度使得实现现代化——以最先进国家作为衡量标准——具备了触手可及的可能性，成为了值得为之吃苦受累的目标。速度成为了事关生死的问题。斯大林在1931年宣称：“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五十到一百年的差距。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弥补上这段差距。要么我们取得成功，要么他们将我们碾碎。”*

*【苏联之所以拥抱工业巨型化恐怕也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在革命之后，俄国都偏好宏伟巍峨的建筑。沙俄时期有巨型修道院，苏联时期则有始终未能竣工的莫斯科苏维埃宫。】

俄美工业集团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虽然重振了苏联经济的活力，但却没能将苏联工业彻底提升到革命之前的生产力水平。更何况革命还承诺要显著提升千百万俄国工农的生活水平，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更是力有不逮。至1925年10月，苏联工业总产能依然只有一战之前沙俄时期的71%。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只需相当小额的投资就能显著提升工业产能，因为当时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闲置产能。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现有产能的利用率大为提高，快速提升产能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甚至隐隐出现了产能倒退的苗头。整整十年，苏联的工业体系基本没有得到资本投入，换句话说苏联的绝大部分工业机器都已经逼近或者超出了服役年限。如果苏联工业还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在设备更新与厂房建设方面投入巨资。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计划人员与领导者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将革命的未来赌在大规模工业与基建项目上面，尽管他们对于投资的方式与节奏存在着尖锐分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们历来惯于将进步/现代化与高度集中的资本/机械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革命之前俄国的工业化经历也影响了苏联对于规模二字的认知。1914年，半数以上的俄国工人都在员工数量超过五百人的工厂里工作，相比起来这一比例在同一年的美国则不到三分之一。在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已经有了一批规模可观且由政府控制的兵工厂，其中有些工厂的工人数量达到了上万人。此外私营大型厂房的数量也不算少，例如普季洛夫金属加工厂区就雇佣了三万多名工人（当初发生在这里的一场罢工成为了反沙皇起义的导火索之一）。

此时许多苏联人都将美国视为榜样，并且认为美国的成功仰赖了标准化生产与大规模厂区。亨利.福特在苏联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西欧。在苏联人看来，福特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化身。同样是在1925年，俄文版的《我的生平与成果》已经翻印到了第四版。不过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苏联宣扬了福特的名声，那就是福特森牌拖拉机。早在一战之前，俄国的辽阔土地上总共只有六百台左右的拖拉机。苏联领导层相信农业生产力的升级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核心，因此自从1923年起就开始以日益增长的数量来进口拖拉机，其中大部分都是福特森牌的。到1926年，苏联政府总计向福特公司发出了24600份拖拉机订单，此外还购买了一批T型汽车。罗格河厂区与俄罗斯大草原之间的输送管道就这样建立了起来。1926年，苏联政府又要求福特派一批专家来检查一下现有的拖拉机维修保养方式有哪些可供改良之处。无论在任何时候，苏联总有相当一部分拖拉机由于保养不善、缺乏高质量替换零件或者维修人员人手不足而无法运作。当然，苏联人也在试图拉拢福特直接在俄国本土开设拖拉机厂。此前苏联人曾经仿制过福特森牌拖拉机，但并不算太成功。福特公司的代表团在苏联境内巡回访问了四个月，最终建议福特不要在苏联建厂，因为苏联政府可能会对工厂运营施加政治干预甚至干脆在未来将工厂收归国有。不过苏联官员们并未因此而气馁，依然希望福特风格的工厂能够提供急需的农机与汽车。

此时福特生产法在苏联并未引起多少争议。关于泰勒主义的辩论早已促使苏联官方支持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法的做法。而且对于人数不多但影响力极大的熟练金属加工工人们来说，福特主义并不像科学管理法那样咄咄逼人，因为就算采用了流水线，依然需要技工制造工具与模具以及保养各种机器。1926年威廉.Z.福斯特访问苏联后声称：“革命工人……将美国工业当成了榜样。在俄国，大小工厂……全都受到美国影响，尤其是来自福特公司的影响。福特工厂在俄国被普遍视为先进工业科技的象征。”福特化——或者说“福迪扎西亚”——成为了此时广受欢迎的苏联流行语。*不过依然还有几位左翼批评家们反对福特主义，他们坚持认为福特主义工作法旨在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劳动，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减轻乃至最终消灭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与异化，因此借助福特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针对这一论点的最犀利批驳依然来自托洛斯基。他不仅是科学管理法的倡导者，也是福特工作法的主要支持者。他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有为苏维埃体系钉上美国技术的蹄铁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美国技术……将会改造我们的社会秩序，将我们从落后、原始与野蛮的包袱之下解放出来。”

*【福斯特还认为苏联工人之所以接受了计件工资与泰勒主义，是因为“产量提升有利于工人而不是贪婪的资本家。”】

在托洛斯基看来，流水线——或者他口中的“传送带工作法”——将会取代计件工资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管理劳动的手段，用集体生产模式代替个体生产模式。社会主义者也需要采用传送带，但是由他们控制的传送带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传送带，因为传送带的运转速度与时长都是由工人政权决定的。诚然，托洛斯基也承认流水线工作的本质确实降低了劳动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依然为福特主义工厂做出了最为强有力的辩护——至少也是从非盈利角度入手的最强辩护。有人质问托洛斯基，“传送带致使劳动变得极为单调，致使工人沦为了非人的存在，致使劳动者的精神遭到消磨，对此你有什么说法呢？”托洛斯基答道：“最基本、最主要且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贫困。为此必须让人类劳动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大量的产品……离开了机械化与自动化就不可能提升劳动生产力，而机械化与自动化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传送带。”就像爱德华.费林一样，托洛斯基也主张“劳动的单调可以通过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劳动强度的降低得到弥补。在社会当中永远都会存在需要个人发挥创造力的工业分支，那些感到受到生产召唤的人们总会设法在这些地方找到工作。”接下来托洛斯基又妙笔生花地写下了最后一段话：“桨橹驱动的船只需要桨手们发挥极大的个人创造力，相比之下蒸汽船的航行则要单调得多。但是后者远比前者更舒适且更安全。更重要的是，桨橹之舟不足以渡海，而我们却必须渡过一片人类需求的浩瀚汪洋。”*

*【托洛斯基将社会主义视作苏维埃统治与美国工作法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观点不仅与列宁遥相呼应，而且也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普遍理念。比方说尼古拉.布哈林就在1923年宣称，“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外加美国主义。”】

在二十世纪，美国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主义”——吸引了欧洲方面的显著兴趣。一部分兴趣源自技术层面，例如高速车床加工以及这一工艺所必需的高强度金属，产品标准化，各种传送装置的运用，以及通过上述技术发展而得以实现的大规模生产。但是欧洲人对于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意识形态也抱有至少同等显著的兴趣。先进制造业承诺生产力的提升能让工人收入与企业利润一起上涨，从而消解阶级矛盾与社会动荡。作为科学管理法与大规模生产的化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与亨利.福特都成了在欧洲享誉盛名的人物。二十世纪初期，泰勒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与俄语。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着工人阶级对于泰勒管理法的批评越发增长以及流水线与T型汽车的奇观在国外越发出名，福特又取代泰勒成为了美国主义的标志。福特的自传《我的生平与成果》于1923年翻译成德文，销量超过了二十万本。

不过尽管作为技术与意识形态体系的美国主义在欧洲各地都具有极大影响力，但或许令人意外的是这一体系反而是在苏联发挥出了最大的实际效用。早在革命之前，俄国就为日后移植美国主义做好了铺垫。沙俄时期的俄国工业基础虽说十分薄弱，但是工业设施的布局却高度集中，而且也颇有几家大型工厂，其中有些由外资控制，也有些由深谙管理理念最新潮流的西方专家协助经营，他们当中很有些人与美国主义瓜葛颇深。此外至少还有几位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列宁本人——知道科学管理法的存在并且思考过这一体系的含意。1913年，尚在流放当中的列宁平生第一次评论了科学管理法。这段评论呼应了美欧等地的工会主义者与左翼人士对于科学管理法的常见批评。在列宁看来，科学管理法的用意无非是在同等时间内“从工人的身上压榨出来”更多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领域的进步无非意味着更加高明的吸食血汗手段。”三年后列宁开始预备撰写《帝国主义论》，在这一时期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科学管理法，阅读了泰勒著作《车间管理》的德文译本以及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关于时间动作研究如何能够增进国家财富的论文。*尽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当中从没讨论过管理技术问题，不过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读书笔记却表明他对于科学管理法的看法与《帝国主义论》的主旨大体保持一致：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步都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这一理念与马克思的论述相一致，当初马克思也曾将资本主义称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前厅。

*【吉尔布雷斯的著作尤其吸引列宁（以及其他俄国共产主义者），因为吉尔布雷斯将动作简化成了完成任务，并且借此主张自己不仅能提升生产力，而且还不会加速生产那样加深工人受剥削的程度。】

但是1917年革命急剧改变了俄国人思考科学管理法的预设背景。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共产主义者及其盟友们面临着近乎压倒性的挑战，一边要应付内战以及巩固权力，同时还要在一个已经被一战与革命逼到饥荒边缘的赤贫国家重振经济，因此一时间无暇批评现存社会安排或者捍卫工人权利。对于列宁来说，科学管理法摇身一变成为了提升生产力与克服经济落后的必备工具，而提升生产力与克服经济落后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前奏。此时他相信：“与先进国家的工人相比，俄国工人的水准十分鄙陋。鉴于他们长年生活在沙皇政权之下，而且农奴制度的残余又如此顽固，这一现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维埃政府必须向其治下全体人民发布一项任务——学习如何劳动。泰勒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劳动方面的根本标准。就像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那样，这一体系也是既精妙又野蛮的资产阶级剥削与好几项最伟大科学成就的结合，后者着力于分析劳动当中的机械运动，去除多余无用的动作，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引入最佳记账与控制体系，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不计一切成本地采用这些领域的宝贵科技成果。我们必须在俄国组织针对泰勒体系的研究与宣教，并且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系统性地尝试并采用这一体系。”列宁甚至还建议直接引进美国工程师来推行泰勒体系。*

*【列宁的这段言论很快就被翻译成英语并且流传到了美国商界。】

在列宁的支持下，科学管理法无论作为实践还是意识形态都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正当名分。危急的国内外形势也加速了这套体系得到采用的进度。最早采用科学管理法的苏维埃工厂包括内战时期铁轨作坊与兵工厂，因为维持火车运行与军械生产在当时毫不夸张地决定了革命大业的生死存亡。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方面认为泰勒主义是一种“毫不留情”的劳动剥削形式，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体系“明智地支配了参与生产的人类体力……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们理应掌握泰勒主义的这一侧面。”基于增加产量的苏维埃政府将计件工资制度当成了通用做法，还成立了中央劳动研究所用以推广各种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措施，包括时间与运动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科学管理法。当然，苏维埃政府拥抱泰勒主义的立场也受到了不少挑战。就像在西方一样，许多俄国工人与工会主义者们同样反对通过计件工资与所谓的科学方法向工人们强行施加更为苛刻的工作规范。要是工人们并未参与此类规范的设立与执行，那么他们的反对声尤其还会更加响亮。此外还有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提出了更加彻底的反对意见，着重质疑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与采用资本主义手段之间说一套做一套的关系。

在是否采用科学管理法的问题上，革命者当中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左翼共产主义者”以及日后苏共内部的“工人对抗”派系成员。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必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出来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车间里要具有远超资本主义的权威，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要更深，决定生产方法的话语权也要更大。这些科学管理法的批评家们试图设计一套不必进一步压榨工人也能提升生产力的方法，并且反对“将活人变成毫无理性的愚蠢器械”的高度分工。多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们一直在批判科学管理法，假如社会主义社会想也不想就采取了同一套方法，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与之相对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无非是手段而已，可以用来实现任何目的，包括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造属于全社会的财富。比方说阿列克谢.盖斯特夫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是一名工人诗人，后来成为了全俄金属工人工会的秘书长、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以及苏联最主要的科学管理法倡导者之一。他在1919年这样写道：“无论我们生活在超级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全球社会主义时代，新兴工业的生产结构就本质而言都是一致的。”就像其他苏联的科学管理法支持者一样，盖斯特夫也认为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民与刚刚转型成为产业工人的前农民当中的文化——先天缺乏以稳定节奏长期辛勤劳动的能力。俄国人喜欢紧一阵慢一阵地干活，忙时忙死，闲时闲死（早期英美两国的工厂主也这样抱怨过），而美国的工作法与速度感正是治疗这个毛病的良药。托洛斯基也在智识与政治层面上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法的决定添加砝码，主张不问出处地采用一切最先进生产技术。托洛斯基辩称，强迫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社会主义的强迫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强迫劳动，因为前者是为了工人国家而服务，后者则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企业的私利（苏维埃的许多工会主义者都对这一论调感到不以为然）。

1924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苏联科学管理法大会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关于科学管理法的争论。*大会召开之前，苏共高级领导人围绕着科学管理法的是是非非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辩论，彰显了是否应该在苏联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总体来说大会决议支持了盖斯特夫的主张以及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也体现了当时苏联的人口与经济环境。技术工人是抵制泰勒主义的天然核心。但是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时期，俄国的技术工人阶层却遭到了一战、革命以及内战的连番重创，幸存者当中的一大部分又被吸纳进入党政部门充实各级领导岗位，就此脱离了一线生产。提升苏联生产力的主要挑战并不在于进一步挤压熟练技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从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产业工作经验的新工人身上尽可能获取有效劳动。而强调简化任务与详细指导工人一举一动的科学管理法看起来十分适合后一项任务。

*【托洛斯基曾经在1921年召开过第一届全俄科学管理法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并没能调停辩论双方的分歧意见。】

至少就短期而言很难说官方对于科学管理法的背书究竟为苏联工业造成了多大切实影响。说一千道一万，此时的苏联极度缺乏专家、装备以及经验，很难实施泰勒及其门徒们所鼓吹的管理方法。甚至就连盖斯特夫手下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全苏联的科学管理法大本营——都凑不出最基本的硬件设施，因此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实验，基本得不出足以指导实践的理论成果。*此时苏联推行的科学管理法很大程度上无非就是冲着工人大声训斥。用盖斯特夫自己的话来说：“仔细看，用心听，明白汇报！动作要有力！压力要适当！休息要有度！”许多苏联管理人员都采取了计件工资制度，但是除非搭配上详细的研究与重新组织，否则单凭计件工资制度并不能够提升效率。于是他们只得转而采用现有方法来督促工人们更加卖力。还有一些不那么依赖专家与器材的科学管理法确实普及了开来，例如用甘特图来筹划生产的做法就随着不断传播泰勒主义福音的管理期刊与培训研究所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官方支持科学管理法在当时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生产一线的改良，而是在于促进苏联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西方科技手段。用不了多久苏联就会发动一场兴建美式巨型工厂的速成运动。

*【1926年，福特公司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央劳动研究所，并且给出了极低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机构根本就是“杂耍园子、喜剧现场与疯人院”的混合体以及“对于年轻人时间的可悲浪费”。】

这一方面的早期试验发生在纺织工业当中，这一实验是与美国某工会联合展开的。1921年，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西德尼.希尔曼访问苏联，得到了多位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与苏联工会主义者的接见。之后他与俄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签署协议，让两家团体联合成立了俄美工业集团，这一集团总共控制了二十五家成衣与纺织工厂，工人数量共计一万五千人。签订这一协议的时候苏联正在逐步舍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也就是内战期间由国家直接控制经济以及经济部分军事化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恢复了私人所有权与市场关系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俄美工业集团其实就是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合资企业，旨在引进最先进的美国设备与管理技术，从而重振俄国制衣业。而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是一个犹太人存在感极强的组织，包括希尔曼在内的多位组织高层与一大部分成员当年都是从沙皇俄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身上都沾染了最终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的激进主义理念。不过在希尔曼的领导下，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变得越发务实，也越发认可了科学管理法。在他们看来，制衣行业破碎不堪并且技术水平低下，很需要科学管理法提升生产力，从而奠定进一步提升工人生活标准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也坚持工会必须参与制定劳动规范、计件工资额度以及旨在解决工人意见的中立裁决体系。不过美国工会对于科学管理法的亲近态度也并非完全源自实用层面。希尔曼的传记作家史蒂夫.弗雷泽这样写道：“社会主义者的传统理念惯于将社会主义的节奏与时机附着在不容回避的资本主义工业与社会发展节律的表面，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精英们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当中。”

通过俄美工业集团这一渠道，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不仅向苏联制衣工业引入了西方资本，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先进设备与专业人才，包括科学管理法的业内主要倡导者，与俄美工业集团有生意往来的美国经理，以及熟悉泰勒主义联合工会管理体制的熟练工人。没过多久，俄美工业集团就在苏联建设了好几家很像样子的工厂，无论是设备、生产力还是劳动关系的进步程度都能与最先进的美国工厂相媲美。

1929年12月，《底特律新闻报》的记者菲利普.阿德勒访问了俄国西南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1925年以前这里都叫察里津）。苏联政府正打算在这里兴建一座拖拉机厂，厂址是一片光秃秃的泥地，原来是用来种甜瓜的。汽车城的读者们对于这座工厂抱有特别的兴趣，因为许多美国公司与工人——尤其是底特律的公司与工人——都参与了这座工厂的筹建与运营。阿尔伯特.卡恩是这座工厂的总建筑师，底特律的弗兰克.D.切斯公司修建了铸造车间，另一家R.史密斯公司设计了锻造车间，迈克科林蒂克-马歇尔产品公司制造了梁柱与桁架。工厂里的大部分生产设备都是美国制造的。工厂还雇佣了几百名美国人在厂里工作，大多担任监工或者监理。

工厂厂址距离斯大林格勒市区约有半小时车程。在访问工厂之前，阿德勒首先参观了一下城市中心。在当地的市场上，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补锅匠，皮匠，收估衣与旧家具的二道贩子，以及许许多多还在使用最原始的制造与销售手段的人们。牛车队、骆驼队以及直接从圣经文本里走出来的驴骡队与马匹相互抢道，都是当地的运输载体。”林立的教堂顶阁当中树立着一座宣礼塔，塔上有人高呼“‘安拉胡阿克巴！’——真主至大！”但是当阿德勒来到工厂的施工工地时，环境氛围骤然为之一变。施工人员的口头语是“美利坚斯基”与“美国节奏”，工地标语牌上赫然写着“超美赶美”。第二年夏天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开始制造第一批拖拉机。这时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也不辞辛劳地来到这里进行摄影创作，并且拍摄了她名下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之一：三名工人正在为即将离开流水线的拖拉机进行最后修整。

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工厂集中体现了苏联在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提升生活标准以及增强国防能力而付出的狂热努力。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相信，为了在积贫积弱的俄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必须取得显著的工业大发展，仅仅让布尔什维克把持住政治权力是不够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1920年宣称，“除非俄国建立一套与截至目前为止现存的技术基础截然不同且更上一层楼的新基础，否则共产主义……就绝没有可能实现。因此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掌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因为没有电气化就发展不了工业。”而且列宁和同志们心中早已看好了特定一类的工业化，也就是“大规模机器生产。”苏联竭力试图从一个“牛车队、骆驼队以及直接从圣经文本里走出来的驴骡队”遍地横行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金属之国、汽车之国以及拖拉机之国”，而工业巨兽则是这番努力的关键所在。自1928年开始的苏联一五计划以一系列超大型工厂与基建项目为核心，其中包括三座巨型拖拉机工厂，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厂，位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与库兹涅茨克的庞大炼钢厂区，位于顿涅泊兹托伊的水电大坝，连接哈萨克斯坦与西西伯利亚的土西铁路，以及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由于苏联缺乏技术专家与工业资源，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创建如此宏大且复杂的工业项目并为其配置装备，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联高度依赖西方——尤其是美国——提供工程师、施工与生产专家以及机械设备。苏联人照单全收地采取了科学管理法与大规模生产，某些情况下甚至干脆复制了美国的工厂。正如斯蒂芬.科特金在关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里程碑式史学著作当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苏联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天翻地覆令人目眩，但是其根本要旨只用一句话便可概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兴建尽可能多的工厂，并且将所有工厂都交给国家来控制。”就像美国一样，苏联也在巨型工厂与进步、文明以及现代化之间划上了等号。

但是苏联与美国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那么苏联的巨型工厂是否也会截然不同呢？是否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意义呢？1927年，左翼刊物《新大众》的编辑艾格蒙特.艾伦斯评论了一部名叫《传送带》的戏剧，剧中对于流水线生产进行了妖魔化的描述。艾伦斯尖锐地质问道：“鉴于目前俄国正在修建她自己的现代化工业设施，甚至就连工人国家的拥护者们都不得不直面《传送带》这部戏：《传送带》对于工人身心健康的可怖摧残究竟是否不可避免呢？或者说社会主义俄国的高压生产会与亨利.福特的底特律有所不同呢？”*

*【艾伦斯日后将会成为一名业内领先的工业设计家并且为若干最知名的美国大企业服务。】

工厂自从诞生之初就主要被工业家与投资人们当成发财的手段。尽管工厂有时也会背负道德义务以及为社会造福的主张，但是工厂的布局设计、组织结构、应用科技以及劳动关系全都是由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来决定的。*假如通常意义上的利润在某个社会当中并不存在，假如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实体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从属于一个至少在理论上为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服务的政府，那么兴建工厂在这个社会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资本主义工厂的全套科技、社会以及文化体系能否直接搬迁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呢？假如能够的话又该不该这么做呢？既然当初设计科学管理法与流水线等等生产方法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增加效率与劳动生产力从而提升利润，而社会主义却宣称工人的需求与全社会的整体福祉至高无上，那么这些生产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合用呢？

*【当然，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难免存在几家由政府所有的工厂，尤其是军火制造厂。正如第四章当中提到的那样，此类并不以盈利为最高目的的工厂往往会在生产技术发展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苏联与美国的不同还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还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层次上。1917年革命之前的俄国是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也遭到了革命以及随后内战的严重干扰。西欧与美国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才成功运营了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设施，像俄国这样的落后社会有可能抄捷径绕过这一过程直接取得成功吗？显然俄国企图跨越式地直接步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如此充满英雄气概的努力当真能够刺激全社会的广泛经济增长吗？又或者说原材料、物流、工人以及管理能力的欠缺反而将会导致全社会陷入动荡混乱呢？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少数几个至今依旧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越南，关于巨型工厂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当中所扮演角色的提问在今天依旧十分活跃。鉴于全世界依然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如何提升生活标准的议题依然是经济、政治与道德领域的核心关切。为了实现最广泛的物质与社会福祉，巨型工厂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为了全社会的富足，产业工人又应当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上述棘手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渐展现了出来，这些答案来自斯大林格勒郊区的泥泞空地，也来自苏联各地大大小小的类似场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兴建美式巨型工厂的实验不仅决定了苏联历史的走向，也决定了二战结束后几十年间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路径。无论是好是坏，斯大林式工业巨型主义成为了人类实现繁荣与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之一，普罗米修斯风格的乌托邦追求将会在这条道路上将高远的社会抱负与深重的人类苦难结合在一起。

“基督耶稣啊，这简直就是世界末日。”说这话的人是一位轮胎制造工人，地点是阿克隆的火石轮胎厂，时间是1936年1月29日凌晨两点，厂里的工人们发动了占厂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轮大规模占厂罢工当中的一起。根据露丝.麦肯尼在《工业谷》一书的描述，当时一名工人拉下把手，关停了整条生产线：

“这信号一经发出就引发了一片整齐划一的动作。凭借着大规模生产工业培养出来的节奏感，全体轮胎工人同时后退一步，远离了各自面前的机器。”

“车间里的噪音立刻消失了，简直寂静无声……片刻之前无数双手还在挥动，无数轮盘还在飞转，无数传送带还在咔咔作响，无数挂钩还在来回穿行，无数工具还在上下翻飞。现在只剩下了一片绝对静止。”

这片寂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工人们欢呼道：“我们办到了！我们阻止了传送带！”接着他们高唱起了《约翰.布朗的遗体》，合唱声传出了窗外：“祂要在酒柞里奋力踩踏，让愤怒葡萄的汁液流下。”

这一幕的气氛像极了世界终结，或者说至少也是工业专权世界走向终结的开端。这么多年来，工业专权始终是巨型工厂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三十年代末与四十年代的美国劳工动荡彻底改造了巨型工厂，产业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与居住社区以及美国本身。随着工会化的推进，曾经造成那么多苦难的工业体系为工人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向上流动性与福利保障。在许多当今美国人的回忆当中，工会化的巨型工厂协助创建了一个共享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子女们总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且还会期待自己的子女也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早在三十年代之前工人们就试图在大规模工业领域实现工会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当头重击，无力对抗制造业巨头的森严壁垒与财政资源。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情况开始有所变化。首先，大萧条剥夺了商业巨头及其盟友们的政治合法性并使其丧尽了民心。其次，金融压力迫使各家公司纷纷取消了二十世纪初期引进的福利项目。工资下调、工作加速以及裁员进一步激怒了工人们。各种左翼团体趁势为满腹怨气的工人们提供了理论武器与领导。这些团体虽然全都规模很小，但胜在数量众多。而且由于一战期间以及之后针对移民的限制，此时美国工人群体当中的种族与语言分歧也有所缓和。更加关键的是，新政以及各个州政府推出的相应政策为试图工会化的工人们提供了象征与实际层面的支持。1935年，一群试图利用好当前形势的资深工会主义者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致力于在大规模生产工业领域实现全面组织化，让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加入同一个组织。

一开始，工会势力并没能打入规模最大的几家工业设施——例如加里市的美国钢铁公司以及通用、福特与克莱斯勒这汽车三大家，而是在众多小型企业或者临时性工厂里建立了组织基础。在汽车工业当中，工会化首先在工具与模具制造工人当中取得了进展。这一阶段的罢工主要发生在零件制造厂与密歇根州汽车工业腹地以外的小型公司里，例如1934年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电气车灯厂罢工，以及发生在克利夫兰市怀特汽车公司与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斯图德贝克公司的罢工。在电器制造业当中，早期的劳工运动成功大多也发生在小公司里，例如费城的菲力柯无线电公司以及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马格纳沃克斯-凯普哈特公司。说到行业第二的西屋公司，工会主义者在这家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东春田市的工厂里建立了立足点。但是在这家公司位于东匹兹堡的巨型厂房里——几年前这里也曾经是激烈劳资冲突的发生场景——管理层依然维持着坚定的控制权。行业第一名通用电气的劳工政策多少要更加自由化一些，允许自己位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以及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工厂当中存在若干小型工会，但是这些工会都没什么实权。

到1936年，伴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以及凭借工业组织委员会提供的支持，工会活动也越发活跃，甚至在某些巨型工厂里都取得了进展。以阿克隆为例，美国的大部分轮胎产能都集中在这个城市，城里的轮胎产能又集中在几家大型工厂里。火石轮胎厂占厂罢工之后，当地的固特异轮胎厂也经历了一场长期罢工。在汽车工业当中，工业组织委员会的兄弟机构汽车工人联合会也开始在通用汽车的帝国疆域内部构建自己的基本盘。通用汽车公司旗下有110座工厂，雇员总数量超过了当时全世界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是将这样一家企业当成了打破汽车三巨头专断权力的切入点。一边是尚在襁褓当中的工会组织，另一边是堪称全球最大的公司，这样悬殊的力量差异看上去简直有些可笑。但是汽车工人总会的组织者们却看到了对手强大表象之下的软肋：通用汽车工厂生产工序的高度集中化与集成化意味着就算只有一小部分激进工人选择罢工，也足以打断整个生产流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整个通用公司只有两套用来制作最新款汽车车体的模具，一套位于克利夫兰，另一套位于弗林特。就算通用汽车有上百家工厂，但是只要能迫使这两家工厂关门，整个公司的绝大部分国内汽车制造活动就都要陷入停滞。

1936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活动当中充满了尖锐的阶级辞藻，他本人对于劳工运动也十分支持。工会组织的努力由此得到了极大鼓舞。汽车联合总会的领导层希望在1937年初发动一场针对通用汽车的全国总罢工，但是高涨的工人情绪迫使他们提前动手。11月中旬，通用汽车亚特兰大工厂的工人发动了占厂罢工。一个月之后堪萨斯的通用汽车工人也发动了罢工。至于克利夫兰工厂的通用汽车工人们则在12月28日发动了罢工。在通用汽车生产体系的核心弗林特市，工会尽管努力了许多年，却依然仅仅吸纳了四万名工人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通用汽车在弗林特收购了费希博迪公司的两座厂房来生产车体。12月30日，一名工会积极分子无意中看到厂方试图将弗林特的那套车体模具运走，显然是要送到工会力量较弱地区的工厂里。于是规模较小的费希博迪一号厂房的全体工人以及费希博迪二号厂房的七千名工人当即发动占厂罢工，将模具堵在了厂里。接下来的几天里，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与威斯康辛州的通用汽车工人们纷纷罢工以示支援，车体与许多其他关键组件的生产就此陷入了停止。不出一周，通用汽车的全国经营活动就就被迫停了下来。巨型工厂的效率优势与战略优势这一回却成为了管理层的包袱：人数并不占优的工人一旦把持住了关键节点，就能发挥出远远超过自身实力的议价能力（选择占厂罢工而不是罢工示威也有助于掩饰罢工者的实际人数）。

这次罢工总共持续了四十四天，期间罢工人员一直待在弗林特工厂内部，将这座原本由经理层控制的巨型工厂转换成了工人自我表达的舞台。罢工工人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分管罢工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总体领导、安保（尤其是保证机器不被破坏）、卫生以及饮食。工人们临时睡在车体里与地板上，身下铺的是汽车坐垫的填充物。工会为他们安排了纸牌、游戏、广播、乒乓球赛以及工运历史与国会议事规程讲座，从而缓解他们的厌倦与恐惧。此外还有同情罢工的舞者与剧团来到车间里为他们演出。通用汽车罢工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以及报纸、电台与新闻摄影的密切报道。罢工期间劳资双方进行了激烈对抗。公司保安与弗林特市警察试图将占据二号工厂的罢工工人们赶出去，工人们则从二楼窗户向保安与警察投掷沉重的车门铰链并且用高压水龙向楼下扫射（警方在撤退时则向工会支持者们开枪射击）。罢工者的妻子与其他家人纷纷动员起来，在工厂门口充当肉盾，为罢工工人们输送食物与其他补给品。罢工工人还进一步占领了雪佛兰公司位于弗林特的四号工厂，每一辆雪佛兰汽车的引擎都来自这座工厂。资方则动员了密歇根国民警卫队将罢工工厂团团围住。最终参加劳资谈判的人员不仅包括通用汽车管理层与工业组织委员会的领导层，还包括密歇根州州长与若干联邦政府官员，甚至就连罗斯福总统本人都牵扯了进来。最终结束罢工的协议并没为工会带来多少实际收益，仅仅换来了一份公司方面的书面承诺，表示愿意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作为罢工工厂当中联合会成员的代表。但是当胡子拉碴的罢工工人满面微笑地大步走出厂房时，依然得到了众多围观人员的热烈欢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世道已经不一样了。这次罢工表明，只要工人们能够关停若干座巨型工厂，就足以迫使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低头让步。

这次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胜利在美国各地掀起了一轮罢工与工会化浪潮，上到巨型工厂下到零售店铺都遭到了裹挟。1937年全美国共有将近五百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其中有四十万人参与了占厂罢工。通用汽车公司同意为工人加薪5%，还在与汽车工人联合会协商后推行了工人代表制度，并且将工龄纳入了裁员时的考量因素。与此同时，汽车行业的工会还与众多小型汽车公司以及零部件制造商签订了协议。经过一场发生在道奇主厂与其他六家工厂、为期一个月的占厂罢工之后，克莱斯勒公司也向工会做出了让步。在电器工业当中，电气工人联合会与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签订合同，合同范围覆盖了将近一万名位于新泽西州卡姆登工厂的工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女工）。通用电气则同意与全国范围内的工人们签订合同，旗下绝大部分大型工厂都在合同范围内，包括正在扩张的斯克内克塔迪厂区。工会化最显著的突破发生在炼钢行业。工业组织委员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将钢铁工业称作“美国工业的兴登堡防线”。通用汽车罢工结束后不出一星期，刘易斯就与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梅隆.泰勒签订了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加薪，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加班工资上调50%，以及设立工人意见投诉机制。此前工业组织委员会创建了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试图在全行业实现工会化，但是进度并不算快。不过显然泰勒决定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工会已经战胜了通用汽车，既然华盛顿以及主要炼钢州的州议会目前同情劳方的气氛都较为浓厚，工会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旷日持久的劳资战争将工人们全都发动起来并且扰乱生产，还不如直接与工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达成协议，不要让当地活动家甚至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领导层掺和进来。

尽管这一轮斗争成果斐然，但是工业组织委员会却没能横扫整个工业领域。好几家关键的大型工业设施都成功抵挡了这一轮工会化潮流。工会化遭遇的最大挫折同样发生在钢铁领域。许多所谓的“小型钢铁公司”——这里的“小型”只是相对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巨物而言，就绝对体量而言依然堪称庞大——拒绝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于是这些公司的工人们在1937年5月下旬发动了罢工，但是却以失败告终。就像之前一样，这些公司照例动员了地方政府、警察与报纸，针对罢工工人发动了三位一体的打击。这一轮罢工导致了十八名工人死亡，其中有十人是在参加共和钢铁公司南芝加哥厂区门前的和平抗议时被警方开枪打死的。本次示威前几天，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人员来到罗格河厂区外围发放传单，结果被听命于福特的流氓们毒打了一顿。西屋电气、固特异轮胎、国际收割机以及最重要的福特公司全都站稳脚跟不肯与工业组织委员会签合同。前有小型钢铁公司之败，后有1937年中期经济下行，工业组织委员会的锐气也遭受了挫折。产业工人工会化是否能取得完胜此时仍在两可之间。但是二战的爆发终究促成了美国大规模工业的彻底工会化。甚至早在美国介入战端之前单纯为了防御而进行的军备囤积生产就复兴了美国经济，收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并且增强了工人们的斗争信心。此外早在1935年就得到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终于开始迫使雇主们改变行为方式，法案规定工人有权参加工会且不受打击报复，并且建立了让工会获得法律承认的机制。到了1941年末期，通过法律诉讼、工人动员、罢工以及联邦政府监督下的工会承认选举，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终于拿下了各家小型钢铁公司。接下来西屋电气、固特异轮胎、国际收割机这三大据点也在工业组织委员会的攻势之下先后失守了。

工业组织委员会取得的最大且最具象征意义的胜利就是最终拿下了福特公司。1940年秋天，汽车工人联合会重新发动了在福特公司内部组织工会的努力。到了这一年年底，工会在罗格河厂区以及底特律市区的林肯工厂已经赢得了足够巩固的支持，于是申请举行一场认可选举。1941年4月1日，罗格河厂区爆发了罢工，起因是福特公司解雇了轧钢车间工人投诉委员会的成员。随着罢工工人数量急剧增加，工会领导人趁势呼吁在全部福特公司厂区发动总体罢工。罗格河厂区的周边范围堪称辽阔，为了防止反罢工工人进入厂区，罢工人员不仅布设了传统形式的纠察线，还组织了一支摩托化巡回围堵预备队，甚至还发动了航空侦察。这一回福特雇佣的“服务人员”非但没能像过去那样尽情痛殴罢工工人，反而纷纷沦为了工会成员的人肉沙袋。十天之后，福特公司终于同意重新雇佣被解聘的工人并且举行认可选举，这才结束了本轮罢工。罗格河厂区共有七万四千名工人参与投票——这也是截至当时为止美国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认可投票*——结果70%的选票都支持汽车工人联合会。接下来工会在高地公园、林肯工厂以及其他好几家福特公司的工厂都取得了胜利。然后福特公司突然采取了一项令人诧异且难以理解的举措，主动抛出了一份条件极为优厚的协议，产业工人联合会旗下任何工会所取得过的最优厚协议也无非就是这些内容而已：福特公司的全体新雇员将会自动加入工会；福特公司将会自动从工人月薪当中扣除工会会费并且交给工会；解散哈利.本奈特手下暴徒横行的服务处；强化工龄体系与工人意见申诉体系；返聘此前因为参加工会活动而遭到解雇的工人并且向其支付解雇期间的应付工资。不仅如此，尽管福特历来要求手下工人们禁烟戒酒，但是这份协议却在高地公园与林肯工厂的车间里划出了专供工人吸烟的区域。

*【下一次同等规模的认可选举要到1999年才会发生。当时洛杉矶共有七万四千名家庭护工投票决定他们是否需要工会代表。】

战争期间，工会运动的势头继续高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联邦政府将工人工资限定在了战前水平。不过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赋予了工会“维持会员规模”的权力，要求已经实现工会化的工厂里的全体工人都要参加工会，除非在入职后的短暂时期内就主动拒绝。于是工会化工厂里几乎每一位新工人都成为了工会成员。随着国防相关行业工资上调，工会的会费收入也水涨船高。此外工会还通过其他组织化运动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与战争努力保持一致的工会经常将此类运动描绘成爱国之举。大萧条刚开始时美国共有360万工会会员，到1941年就上涨到了1050万人，到1948年更是达到了1480万人，或者说大约每三位非农业工人当中就有一人持有工会卡。除了极少数反例之外，绝大多数美国巨型工厂此时都被安置到了劳工议事厅的屋檐下。福特主义在美国经济与社会领域掀起革命之后，产业工人的崛起又为大规模生产赋予了全新的民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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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人气而论，福特主义与巨型工厂的首要视觉呈现形式既不是绘画也不是照片，而是电影，更具体的说是查理.卓别林于1936年上映的《摩登时代》。大规模生产历来是令卓别林为之着迷的题材，拍摄《摩登时代》的时候他早已跻身美国一线明星之列了。1923年他曾经访问过底特律，还在福特父子的亲自陪同下参观了高地公园工厂的发电站与流水线。多年之后，卓别林试图在银幕上呈现大萧条以及广义上的机械时代造成的苦难，福特工厂成为了他的灵感来源。《摩登时代》是好莱坞的最后一部大制作默片，卓别林利用这种早已过时的技术发动了针对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这部影片倒也配备了音轨，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机械发出的声音。直到全片结尾观众们才能听到卓别林本人唱起了一首字句含糊不可解的小调。）

从整部影片的第一帧开始——画面内容是一座钟表的表盘——卓别林就将工业生产所需的纪律性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影片一开始的一长串镜头序列当中，卓别林饰演的剧中角色流浪汉（这也是卓别林从影以来长年塑造的一个角色，不过在这部电影里的名字是“工厂工人”）负责在流水线上为一款观众们根本见不到的产品拧螺丝。工人们奋力追赶流水线运行的场景既好笑又可怕，而流浪汉则淘气地试图颠覆整个体系。公司经理可以通过电视在办公室里看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包括厕所在内（当时电视技术在现实生活当中尚处于实验阶段）。经理一面忙着玩拼图游戏，一边通过内路电视号令工人们加快速度。为了提升生产力，工人们遭受了非人化的对待。在非人化的最高潮，流浪汉被厂方当成了实验用小白鼠，用来测试一款能在工人干活时给他们喂饭的机器。但是机器出了故障，往流浪汉的嘴里塞螺栓，把食物甩了他一脸，负责抹嘴的机械臂也成了攻击他的凶器。很快，流水线上无休止的重复运动就让流浪汉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并且最终发了疯，以喜剧的形式体现了流水线刚刚问世时工人们遭受的“福特症”。

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影片的视角也越发放宽，展现了整个社会的弊病——大规模失业、不平等、饥饿、劳工骚乱以及铁石心肠的政府当局。接下来流浪汉再次回到工厂为一名机械师打下手，结果这一次当真被机器吞了下去。当然，卓别林并未忽视福特主义带来的物质回报。在接下来的情节当中，由于罢工而再次失业的流浪汉与他的女伴——由宝莲.高黛饰演的孤女——畅想了一番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一间装备齐全的工人宿舍，摆放着各种现代化电器，还有一头随时挤奶的奶牛。但是最终流浪汉与孤女在巨型工厂主宰的摩登时代毕竟找不到理想的容身之地，于是两人只得在影片结尾沿着一条乡间小路朝向落日与未知的未来走去。全片的最后一行字幕多少提供了一点希望：“坚持住——永远不要寻死。我们一定能挺过去的。”

卓别林的影片一方面固然是针对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同时也批评了大规模生产工厂的根本特质。在卓别林看来，要想解决巨型工厂里单调苦工磨耗灵魂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抽身离开。这样看来，《摩登时代》远比其他左派巨型工厂记录者的观点更加激进——例如里维拉就认为巨型工厂归根结底还算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尽管左派人士大都普遍认可路易斯.洛佐维克的观点，认为“合理化与经济”只有等到遥远的未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盟友”。左翼工会领袖路易斯.戈德布拉特曾经告诉卓别林，《摩登时代》的中心思想站在了“卢德主义”的立场上。戈德布拉特坚信机器是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必需条件。不过至少在公开场合左派还是会交口称赞《摩登时代》。苏联电影工业的总负责人鲍里斯.舒米亚茨基访问美国期间就曾与卓别林有过友好接触，舒米亚茨基本人对于《摩登时代》的公开赞扬也使得共产主义圈子里的其他人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不过《工人日报》上确实有一篇文章认为《摩登时代》“将机器转化成了搞笑的喜剧道具。”）左翼之外的广大舆论界更是盛赞《摩登时代》标志了卓别林的华丽回归——此前他已经有五年没有新作品了。*

*【《摩登时代》杀青之后，宝莲.高黛结束了与卓别林的恋爱关系，转而与里维拉谈起了恋爱。1940年里维拉来到旧金山绘制了《北美与南美的艺术表达形式的联姻》。在这幅画作当中，他让卓别林、高黛与卡洛三个人面面相对，每个人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另外两人。此外他还绘制了阿兹特克大地女神科阿特立与底特律汽车公司冲压机的结合体。这也是他艺术生涯后期少有的一次回归工业题材创作。】

鉴于赞扬卓别林的评论家极少谈及他的激进观点，《摩登时代》就此成为了接下来几十年里电影迷与左翼人士的最爱。这部电影不仅打入了苏联电影院，还成为了古巴革命之后流动放映队走村下乡的首选影片。但是共产主义领导人们就像资本主义领导人一样丝毫不打算效仿影片结尾的流浪汉，从此远离工厂与现代化。恰恰相反，正当《摩登时代》首映之际，苏联也发动了自己的速成工业化项目。正当美国工人终于找到了驯服福特主义的方法时，苏联却兴建起了一座座运用福特工作法的巨型工厂。

汽车制造业让底特律成为了一座繁荣一时的城镇。随着工人们纷纷涌进城镇寻求工厂工作，底特律的人口翻了三番还不止，从1910年的466000人上升到了1930年的1720000人，城建规模也随之大举扩张。新近富起来的工业巨头们一边在湖畔郊区为自己兴建起一座座豪宅，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在城市里修建了各种民政与文化设施，为这座工业权力中心增光添彩。这批公益项目当中就包括底特律美术馆。美术馆的所有权归市政府，但是日常管理权则归于一个寥寥几人组成的董事会，董事长是艾德赛尔.福特，其他成员包括阿尔伯特.卡恩以及费希博德公司的查尔斯.T.费舍。1930年，雄心勃勃的馆长威廉.瓦伦丁纳请来了迭戈.里维拉为新近落成的美术馆庭院绘制两幅壁画。此时里维拉在国际艺术界早已颇具盛名了，接到邀请的时候他正在创作自己位于美国的第一件壁画作品。瓦伦丁纳说服了艾德赛尔.福特——艾德赛尔曾经是他的艺术史学生——出资赞助自己的项目。

1932年4月，里维拉携妻子弗里达.卡洛来到了底特律。与五年前希勒拍照片的时候相比，此时的底特律已经大不相同了。大萧条重创了这座城市，汽车行业的工人们大规模失业，工人居住区也陷入了一片贫困破败。激进运动风起云涌，诉求包括工作岗位、失业救济与工会化。就在3月7日，福特工厂的保安与迪尔伯恩警方刚刚向一支失业工人及其支持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打伤无数。接下来足有六万人参加了为四名死者送葬的队伍。尽管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偶尔甚至还会以共产主义者自居，但是里维拉（以及卡洛）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座城市里激烈的阶级斗争。相反，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亨利.福特这个人以及他所创建的工业帝国所吸引住了。后来他这样写道：“我从小就热爱机械玩具，这份激情后来转化成了对于机械的热爱。机械对于人有着独特的意义——能让人摆脱苦役与贫困，获得自我实现与解放。”弗里达.卡洛的父亲也是墨西哥一位著名摄影家，拍摄了许多工业装备的照片，里维拉十分仰慕岳父的这些作品。他在底特律游览了各种各样的厂区，但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最终还是罗格河厂区占据了他的想象力并且成为了他接下来创作的核心素材。在他的热情建议之下，瓦伦丁纳与艾德赛尔同意将原本的委托规模扩大一倍，让里维拉为美术馆庭院的四面墙壁各自绘制一幅壁画（收费自然也要翻倍）。这组壁画将会包含二十七个独立画面，共同构成一套巨大的连环画项目。按照艾德赛尔的希望，这组壁画的题材不仅包括了罗格河厂区，还覆盖了当地其他若干重要工业地点。*

*【亨利.福特曾经为里维拉与卡洛夫妇提供过一辆配司机的林肯轿车，方便他们在底特律各地采风。但是里维拉觉得身为艺术家出门乘坐高档豪车太过尴尬，于是婉拒了这份好意，转而乘坐了艾德赛尔提供的一辆更低调的汽车。】

里维拉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在1933年3月中旬完成了这组壁画的创作。当时正是大萧条局势最恶劣的时候，他与助手们在沉重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引来了无数游客的驻足围观，恰似罗格河厂区吸引游客那样，而里维拉也顺手将这些游客画进了自己的画面里。甚至早在揭幕之前这套壁画就吸引了各方各面的关注，最终揭幕之后更是大受好评，第一周就有好几千人前来参观。时至今日这套壁画依然是底特律市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通过观看其他艺术家的素描与照片，以及借助福特公司工程师提供的信息，里维拉极其精确地描绘了罗格河厂区的机械与生产过程。极少数例外之一是美术馆南墙上绘制的巨型冲压机，里维拉绘制的是一款机型较老的机器——也就是当年希勒曾经拍摄过的那一款——而不是1932-33年正在使用的新款机器。很可能里维拉参考的原型正是希勒的照片。显然他更看重老式机型的拟人特质。】

这套名为《底特律工业》的壁画是二十世纪艺术的至高杰作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对于工厂世界最完整的视觉艺术呈现。组画当中面积最大的两幅画面高度浓缩了罗格河厂区复杂的汽车制造工序。北墙的画面是变速箱与V8引擎（福特公司刚刚推出这款引擎）的制造过程，从高炉到浇铸，从打孔到组装。南墙上画得是钢制车体的冲压与精加工以及流水线的最终阶段。画面塞得满满当当，传送带、管道、吊臂与露台蜿蜒割据着画面空间。此外里维拉描绘的罗格河厂区与伯克.怀特或者希勒的作品截然不同，充满了人的形象——辛苦劳作的工人，目不转睛的监工与游客，亨利与艾德赛尔.福特父子，瓦伦丁纳，里维拉本人，甚至就连漫画角色迪克.崔西探长都来露了一脸。不过尽管罗格河厂区绘画堪称杰作，但是这幅画在概念与画面表现力这两方面依然只是组画的一部分。其他的画面描绘了现代医学的奇迹，航空工业与化工产业的创造与毁灭侧面，代表各个种族的巨型人像，体现土地丰饶的瓜果蔬菜，甚至还有地球本身，层次分明的地层，深埋其中的化石，以及蜷缩在地核位置的胚胎。尽管大多数罗格河厂区工人的面庞与身材都属于欧裔或者非裔美国人，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人像的面容与身材属于墨西哥土著，例如位于东墙左右上角的一对象征农业的裸女。里维拉的现代化愿景就这样将两个国家与两种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人类劳动与机器共同主导了里维拉的壁画。福特主义对于工人身体造成的损耗在一副画面上十分清晰，画面上的工人拖着疲惫的身体通过一道行人天桥向家中走去。但是总体而言，这套壁画还是歌颂了人类与机器共同的力量。人类从大自然手中夺取了强大的伟力，又在巨型工厂里为这股力量套上了笼头。里维拉仅仅在细微之处才会明确表达他对于福特主义的批评。比方说有一名工人头戴的帽子上写着“我们想要”，无疑是在暗指正在底特律风起云涌并且遭到福特公司激烈抵制的工会运动。不过另一方面，里维拉则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大资本的厌恶（福特父子似乎是例外，他看来真心享受这二位的陪伴）。刚刚完成《底特律工业》，他就动身前往纽约为刚刚落成的洛克菲勒中心作画。他拒绝在画面中移除列宁肖像以及肖像边上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揽着美女的小洛克菲勒形象，致使洛克菲勒家族最终销毁了他的画作。里维拉还曾一度承接了通用汽车的委托。百年进步国际博览会即将在芝加哥召开，通用公司委托里维拉为卡恩设计的通用汽车展厅绘制壁画。卡恩起初对于里维拉的底特律美术馆壁画并未抱有太大兴趣，但是后来却变成了里维拉最坚定的辩护人。不过自从洛克菲勒中心的争议传开之后，通用汽车就命令他解雇里维拉。卡恩向里维拉承诺要“尽我所能地为你争取继续创作的许可”，但是公司方面坚决不松口。里维拉无奈地告诉媒体：“这是对我的一记重创。我真的很想绘制人与机器。”回到墨西哥之后他几乎再也没碰过这方面的题材。福特主义与巨型工厂就这样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记录者。

不过讽刺且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在于，今天在高雅艺术领域最常见的罗格河厂区图像既不是里维拉的壁画也不是希勒的照片，而是弗里达.卡洛的一幅油画。当初卡洛陪同里维拉来到底特律的时候在艺术界尚且没什么名气。但是她在底特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最终将会在国际艺术界盖过里维拉壁画的风头，就像她本人的名声终将超过她的丈夫那样。她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亨利.福特医院》。在这幅非凡的画作当中，流血的卡洛躺在画面中央，身后的罗格河厂区提供了视觉与主题两方面的背景。卡洛之所以流血不止是因为她在底特律经历了一次流产（可能是人为导致的）。她的画作预示了北美与欧洲艺术界关注重点的转移，从外向的工业力量转向了内向的个人关切。*

*【卡洛在底特律还着手创作了另一幅画作，《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上的自画像》，画面背景是高地公园工厂的发电站。】

自从问世之初，工厂就是各种素描画、版画与油画的题材。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工厂才成为艺术家们的主要题材。说起工厂的艺术表现，在十八十九世纪几乎找不到真正堪称伟大的作品，但是伟大的二十世纪工厂画作、照片与影片却有很多。对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艺术家们来说，工厂都是现代化生活的化身——是世俗化、城市化与机械化的压倒性集中呈现，从外观上来看与乡野风光格格不入，内部的景象也彻底不同于私密的居家陈设。反过来说，工厂也为越发抽象的现代主义艺术表达提供了最合适的模特。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与其他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于工厂以及工厂体系的认知，到了二十世纪视觉艺术家们则接替了这一角色。

许多视觉艺术门类都影响了公众对于巨型工厂的认知，其中堪称一马当先的门类就是摄影。摄影技术本身就像工厂体系一样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项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廉价便捷地复制与传播图像。相比之下油画从骨子里就是一种精英艺术形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收藏家或者博物馆游览者的私密观赏而创作出来的。摄影与摄像技术都极其适合无限量地生产完全一致的产品，因此也就成为了表现大规模生产的最重要媒介。二十世纪初，好几位美国摄影师——包括保罗.斯特兰德、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以及阿尔文.兰登.科伯恩——开始拍摄机械、机器部件以及工业场景。到了二十年代，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们——无论是法国的纯粹派，意大利的未来派，德国的包豪斯主义者与新即物主义者还是苏联的建构主义者——也开始转向工业寻求视觉灵感，象征符号与机器审美观。但是实地拍摄工厂尤其是工厂内部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摄影器材又大又笨重，镜片选择有限，胶片曝光速度很慢，打光器材也很原始。这一时期有一位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尤其值得一提，她为了拍摄工业影像克服重重困难，并且为了工业影像的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他任何一位同行在这两方面都无法与她相提并论。

伯克-怀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兼发明家，任职于新泽西州的某家印刷机制造厂。他经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参观工厂，让她看到印刷机的制造与组装过程。多年以后，伯克-怀特这样描写父亲第一次带她步入铸造车间的情形：“我的喜悦简直无法言喻。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铸造车间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开端与终结。”她的父亲在她年仅十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终其一生，她对父亲的思念都与她对工业场景的迷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我崇拜我的父亲。每当我拍摄的时候总会试图从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机器。因此我也崇拜工厂。”

伯克-怀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搬到了克利夫兰，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建筑摄影师，为高端住宅与园林提供影像资料。但是她却发现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平地街区”更感兴趣。这片地区是位于市中心的重工业所在地，烟尘扑鼻，喧闹不堪。“那时我刚刚走出校门，肩头挎着照相机，平地街区对我而言简直是摄影的天堂。”很快伯克-怀特就开始向当地一家银行出售她拍摄的工业建筑外景，以供对方在内部刊物当中使用。但是拍摄工厂内景又是另一回事。克利夫兰的工业家们就像大多数工厂主一样不喜欢让外人进场胡乱拍摄。后来她终于取得了突破，说服了奥迪斯炼钢厂的老板准许自己进入厂房。尽管伯克-怀特年纪尚轻，但是在奥迪斯老板面前却彰显出了与年龄不符的自信。她宣称：“工业具有独特的力量与活力，使其成为了壮丽非凡的摄影题材以及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映像。”她相信“工业……已经进化出了某种无意识的美感——这份美感往往隐而不显，需要人们去主动发现。”伯克-怀特花了五个月时间尝试摄像机机位、打光、取景与暗室技术，终于成功拍摄到了钢水倾泻而下那一刻的景象。奥迪斯公司买下了她的作品，随后工业领域的委托就接二连三地找上了她。尤金.奥尼尔排演《电动机》的时候用来充当布景的发电机照片也是她拍摄的，取景于尼亚加拉瀑布发电公司。多年后她重新印制了这批影像，并且宣称“电动机在我看来比珍珠还要美丽。”伯克-怀特十分热衷于时尚的外形与昂贵的时装，因此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尤其意味深长。

1929年，《时代》杂志的发行商亨利.鲁斯打算新发行一份名为《财富》的杂志，并且雇佣了伯克-怀特为这份杂志提供素材。《财富》是一份包含大量插图的精装高档刊物，写手与设计师都是美国的顶尖人选，针对美国商业界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宣传与分析。杂志的摄影师队伍——包括伯克-怀特在内——可以走进美国最大最先进的工业建筑群进行拍摄。1930年，怀特拍摄了罗格河厂区，四年后她拍摄了阿莫斯克亚格纺织厂的照片，几年前列维.海因也曾在这里拍摄过童工。再后来鲁斯又创办了一份名为《生活》的“影像杂志”并且将伯克-怀特调拨了过去，这一决策极大地扩展了她的受众范围。在1936年11月23日的《生活》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伯克-怀特拍摄的水坝泄洪场景。她拍摄的是位于蒙大拿南部的派克堡大坝，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土坝。这张照片的构图方正严谨，几近抽象，巍峨的坝体将人类映衬得宛如蝼蚁，真算得上是一件杰作。没过几个月《生活》杂志的每周销量就达到了上百万份，伯克-怀特也成为了群星璀璨的杂志社主创团队当中的显赫一员。

在工业摄影的发展早期，伯克-怀特对于工人并未展现出多大兴趣。她的作品当中工人往往完全缺位，偶尔出现在画面当中也只是若干小点，与主宰画面的巨型机械结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像这样在工业图像当中完全抹杀工人的做法在二三十年代的工业摄影与绘画当中十分常见（欧洲与美国都是如此），这一现象与海因的早期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因有时也会着力彰显机器的巨大与人体的渺小，彰显机器的骇人尺寸与抽象造型，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依然着眼于工人的劳动体验，着眼于栖身在工业场域当中的工人们的面容、躯体与神情。不过伯克-怀特在职业生涯的当前阶段对于工人或者产品都不感兴趣，仅仅关心工业的抽象造型。她在1930年这样写道：“工业之美在于真实与单纯。”

早在伯克-怀特之前，查尔斯.希勒也曾来到罗格河厂区采风。希勒也抱有类似于伯克-怀特的信条，他在1938年曾表示：“我为我的时代代言，为机械与工业代言。一切运转高效的事物都是美丽的。”他甚至还进一步宣称：“我们的工厂就是我们用来替代宗教表达的体制。”希勒是一位来自费城的精确派画家，他的早期作品包括1920年完成的《教堂街头》与1922年完成的《摩天楼》，画面展现了华丽而又抽象的都市风景。后来希勒将摄影当成了赚取外快补贴绘画事业的手段。他的商业作品包括一套为费城广告公司N.W.艾尔与桑公司拍摄的外景。当时这家公司正在与亨利.福特合作促销即将问世的A型汽车，公司艺术总监沃恩.弗兰讷瑞决定，最佳促销策略就是展现制造汽车的巨大机械与厂房。于是他就将希勒派到罗格河厂区呆了六个礼拜，拍摄了一整套非同寻常的影像。大多数照片内容都描绘了炼钢与冲压零部件的工序，机器宛如铁塔，钢水共烈焰一色。不过表现汽车组装工序的摄影作品却一张都没有。许多照片看上去活像抽象画，烟囱、传送带、管道与起重机吊臂往往会以醒目的角度恣意割裂画面构图。许多照片里都完全看不到工人，还有些照片里工人被安排在了画面最边缘。就像伯克-怀特的照片一样，这些工人出现在画面当中的用意无非是为了反衬身边机械与建筑的尺寸（当年建国百年博览会的宣传画同样刻意强调了科里斯蒸汽机的庞大与周围游客的渺小）。建筑史学家理查德.盖.威尔森这样写道：“弗兰讷瑞福特广告攻势是第一次通过展现制造过程的美感与气概来刺激销售的行动。罗格河系列广告掀起了一阵风潮，许多广告商就此意识到工业影像不仅可以刊登在行业刊物当中，还可以在流行公众刊物当中亮相。”弗兰讷瑞敏锐地意识到，宛如普罗米修斯一样壮丽的巨型工厂体现了令消费者忍不住与自身挂钩的现代观念。

正当福特利用希勒的罗格河影像做广告的时候，这批照片当中也有一部分被人当成了纯粹的艺术品。1932年，希勒本人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自己的摄影作品。此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以罗格河厂区为题材的油画、素描、水彩画与版画。他最著名的作品《美国风景》与《古典风景》都不是针对特定厂房的研究，而是面向整片厂区的写真。希勒所表现的厂区既写实又抽象，性质、线条与光线高度集中。尽管在现实当中厂区充满了成千上万名工人，但是在希勒的作品当中却几乎看不到人形，以至于这些作品看上去多少有些诡异。批评家里奥.马克思这样评论《美国风景》，认为希勒“特意清除了人们通常与工业场景联系在一起的忙乱与喧嚣……所谓的‘美国风景’其实就是田园化的工业风景。”希勒将罗格河厂区描绘成人踪罕见的样子其实很贴近现实情况。其他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这条反直觉的事实：在许多高度机械化的厂区，工厂车间以外几乎见不到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希勒其实也做出了自己的艺术选择。二战之后，他来到早已朝不保夕的阿莫斯克亚格纺织厂绘制了一组作品。海因的阿莫斯克亚格着眼于童工，伯克-怀特的阿莫斯克亚格捕捉了建筑的对称造型与机器的重复形状，希勒的阿莫斯克亚格依然是见不到人的风景。

艺术史学家泰瑞.史密斯批评伯克-怀特与希勒的作品“放逐了生产劳动，排除了人，暗示着机器具有自主性，然后又在简单、重复、有规律的节奏以及表面的清晰当中寻求美感。他们采用了管理层在闲暇时分打量工厂的视角，一味沉湎于组织化发明能力所创造的全新美感当中。”史密斯的批评可谓有的放矢。别忘了伯克-怀特的第一批客户就是想要控制着巨型工厂的商界领袖，他们想要的是旗下工厂的美丽影像。当她投奔《财富》杂志之后，虽然受众面扩大了，但是主要受众依然是商界人士。《古典风景》的买家是亨利.福特的儿子艾德赛尔，《美国风景》的买家则是小洛克菲勒的妻子艾比.奥德里奇.洛克菲勒。

但是这番批评同时也忽略了这些作品的巨大艺术价值。伯克-怀特的题材并不是资本对于工业的控制，她所歌颂的是工业结构与生产工序的恢弘气概。就根本而言，她的照片歌颂了人类的力量与创造力，彰显这两种特质的媒介则是工业造型与难以加工的原材料转化成产品的过程。在她的早期作品当中，工人们的造物的确抹杀了工人自身的存在，至少也模糊了他们的身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逐渐养成了对于工人的兴趣，并且开始关注工业在他们身上造成的影响。她为《财富》杂志拍摄的图像不仅包括局限于工厂，还包括技艺娴熟的匠人，各类劳工以及工业工人。在罗格河她也曾拍摄过工人的非正式集体合影。她为《生活》创刊号提供的封面新闻不仅拍摄的大坝，还记录了养育筑坝工人的村镇。她的镜头下最打动人心的一张照片就是工人们在酒吧里放松休息。1938年她还为《生活》杂志拍摄过普利茅斯某工厂里工人工作的场景。

希勒在拍摄罗格河系列照片的时候甚至要比伯克-怀特更加关心形状与几何，创造了庄重严谨令人震撼的构图（其中有些照片确实包括了工人）。此外他的核心关切确实是力量。1940年《财富》委托希勒绘制了六幅以力量为主题的油画，刊登在了12月刊上面。不过如果说希勒的工业题材照片洋溢着冷峻而又昂扬的情绪，那么他的工业题材油画则几乎完全不具备人性，反而有一股感伤的气息，让人想到爱德华.霍珀的光影技法与情绪意旨。这些图像远非仅仅在一根筋地赞美物质财富，而是暗藏着远远更深刻并且艺术抱负更大的用意。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希勒以外的其他画家们们也在大规模工业领域发现了丰富的素材，许多此类画家都被一股脑打上了精确主义的标签，例如艾尔西.德里格斯（此人在1928年也绘制了一幅罗格河厂区的油画），查尔斯.德穆斯，以及路易斯.洛佐维克。洛佐维克是一位自觉的左派，与欧洲以及苏联的先锋派同行们交往甚密。他认为自己对于工业机械的描绘“与其说是事实，倒不如说是预言”。在预言当中的那个时代，“合理化与经济”将会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盟友”。洛佐维克也采取了所谓的“机器审美”，尽管他们自己从未将工业结构当做素材。但是要说起最擅长呈现重工业世界尤其是罗格河厂区的艺术家，那还要算是一位并非精确主义者的墨西哥壁画家。

福特工作法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工业界专业人士的广泛兴趣。福特本人非常欢迎记者们——尤其是来自行业媒体的记者们——进厂参观，并且经常十分大方地与记者们分享最新革新的细节信息。以前的制造商往往不乐意展示自己的技术，福特的态度却与他们背道而驰。例如《美国机械师》、《钢铁时代》以及《工程学杂志》之类的行业刊物都长篇累牍地撰写过关于T型汽车生产法的文章。在媒体的大力推动下，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厂商以及消费品生产厂很快就纷纷采用了流水线。*

*【当然少数反对意见也还是存在的。例如欧洲汽车制造商安德烈.雪铁龙在参观了迪尔伯恩之后声称“福特的生产力以及罗格河的非凡工业创造令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那里全无艺术元素。无论是福特本人身上还是他的工厂都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审美特质。”】

公众也对福特生产体系十分着迷，尤其是流水线。福特则意识到这份兴趣可以用来促销汽车。他不仅将高地公园工厂当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还将流水线也当成了巡回展览的展品。就在流水线最初问世的1915年，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福特公司在会场里布设了一条流水线，每天能生产二十辆T型汽车。1928年福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A型汽车揭幕的时候顺便向公众展示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侧面，包括福特公司煤矿与铁矿的透视画与制作玻璃与内饰的工作站。1933-1934年举办的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福特公司修建了一座专属展厅——设计师自然还是阿尔伯特.卡恩——后来又将展厅的一部分搬到了罗格河厂区入口附近，展示了“生产汽车各部分的全过程”。1938年将近一百万游客参观了这座展厅。此外还有大批游客前往罗格河厂区内部观光。在三十年代末期，福特每隔半小时就会放一批游客进厂进行长达两小时的参观。包括通用汽车与克莱斯勒在内的其他汽车制造商同样向公众敞开了工厂的大门并且举办了一场场展览，从而满足公众对于制造过程的无尽好奇，尤其是流水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协调一致。卡恩为通用汽车设计的芝加哥博览会展厅也设置了一条示范流水线，游客们可以站在露台上俯瞰工人们组装汽车。公众对于巨型工厂与流水线的热情可谓经久不衰。即便在1971年，依然有243000名游客参观了罗格河，创下了历史记录。几年之后，美国商务部整理发表了一份美国境内允许参观的工厂的清单，篇幅长达149页，从酿酒厂到钢铁厂一应俱全，其中也有几十家汽车制造厂。*

*【卡恩也为通用汽车以及福特公司在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设计了展馆。】

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们也遭到了福特主义的裹挟。令人意外的是，鉴于福特本人日后留下了憎恶工会的保守专权派的恶名，居然有那么多显赫左翼人士在一开始曾经赞扬过他。著名社会主义领袖凯特.里查兹.奥哈拉曾经在传播广泛的社会主义月刊《国家粗锯》上刊发过两篇赞扬福特的文章。在奥哈拉看来，福特公司的五美元日薪制度，设立社会学部与英语学校的做法，以及将解雇工人的权力从各位监工手中收拢到福特一人之手的决策，都增进了工人群体的福祉。本着足以令当今读者瞠目结舌的种族主义口吻，奥哈拉这样写道，多亏了福特公司的用工政策，“福特工厂里的人们干工作的劲头极为高涨，就像贪嘴的黑人啃噬肥硕的负鼠那样。”在奥哈拉看来，“诚然，就算美国的每一位资本家都突然改弦更张接纳了福特的理念……也依然无法根除美国的社会弊病，无法消弭阶级斗争，也无法实现合作互助的社会共同体。但是社会正义的确能够因此而得到推进，社会主义理论的可靠性的确能因此而得到证明，社会各界都会因此而受到强大的教育压力，从而加速并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

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即将成为俄国革命最重要的编年史作者以及美共创始人的约翰.利德也写了一篇正面评价福特的文章，刊登在了左翼刊物《大众》上面。这篇文章的文辞同样光彩四射，不过思路要更加细致一些。在利德看来，福特公司的低售价高工资策略以及隐藏在五美元日薪之下的员工分润制度全都代表了常规工业化实践的向前一大步飞跃。利德详细描写了高工资如何改变了福特公司工人的生活。此外在当面采访过这位汽车行业巨人之后，他还相信福特正在尝试某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工人们在这种模式当中将会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五美元日薪制度正在经受危险的变身，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场真正的民主实验，其中很可能滋生出针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威胁。”利德相信“其他资本家们正是因此才会憎恨福特。”福特本人碰巧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从小听惯了各种民粹主义谚语，创业之后则将自己视为创造真正价值的生产者，整天都要奋力抵挡只会玩金融的华尔街寄生虫们。

小说家们同样认为福特主义体现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发展，是迈向一个全新世界的第一步。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36年出版了鸿篇巨著《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书《挣大钱》。这套三部曲可谓是对美国面貌的写真，《挣大钱》一书当中尤其着力塑造了福特的文学形象，不仅描写了T型汽车以及制造汽车所耗费的巨量劳动，还刻画了这位汽车大亨身上的诸多矛盾：他是个大发战争财的绥靖派反犹主义者，也是一个推出了无数革命性创新的守旧分子。（阿尔弗雷德.卡恩十分尖锐地指出，《美国三部曲》尽管结构复杂且包含多种叙事方式充当组件，但是这套作品本身也无非只是“一件工具而已……又一项美国发明，一件由美国生活的机遇与压力共同造就的仅仅属于美国的产物。”）曾于1926年访问过底特律某福特工厂的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在1932年出版的《长夜漫漫的旅程》一书中专门加入了描写流水线工作的场景。厄普顿.辛克莱在1937年出版过一本质量一般的小说《廉价车之王：福特-美国的故事》。此外阿道司.赫胥黎于1932年出版的著名作品《美丽新世界》当中也描写了一个基于福特主义的敌托邦。小说当中的世界观采用了AF纪年，也就是将福特最早推出T型汽车的1908年设定为元年，而亨利.福特本人则被抬举到了神祇的位置上。

无论是帕索斯、辛克莱、塞利纳还是赫胥黎动笔描写福特本人以及福特主义的时间都是三十年代，此时新闻界与工业界对于大规模生产的最初一轮集中关注早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作品全都沾染了大萧条时代以及福特公司暴力反工会行径的灰暗色彩，极大地扭转了福特以及福特主义的公共形象。相比之下，以福特主义为题材的主要视觉艺术作品都出现在二十年代。这些作品远比白纸黑字更加有力地歌颂了福特主义与巨型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