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同志是凡人 -- 万年看客

1 退潮

19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掀起了最大的革命浪潮。从马克思主义推出来的三个预言，经济危机摧毁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撕裂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建立新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起码实现了一半，只是无产阶级夺权被列宁改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夺权。

但是，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从21世纪的视角回头看20世纪革命，必须承认上一波马克思主义革命已经退潮了。退潮的原因也很符合唯物史观。

马克思论证过，革命不仅仅要动员群众破坏旧社会，还要打造一个生产力更发达的新社会，这个任务要通过先进的阶级来完成。列宁发现，产业工人似乎不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有战斗力和先进性，于是组织了先锋队来增强战斗力。这是苏联和中国成功的经验。

但在成功夺权之后，中苏都发现，先锋队并不是能跟着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而是一个静态的官僚集团。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个一次性的机构，很难随着生产力进步而变化。

具体来说，一个静态先锋队可以针对旧社会最明显的坏处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在俄国提高了社会凝聚力，让苏联打赢世界大战；在中国解除了半殖民地身份，提供了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一旦旧社会被消灭，先锋队没有办法跟上新的生产力，也没法解决先锋队专政制造的新矛盾。先锋队只能以不断扩大规模，争取把外部问题变成内部问题。等到扩大到不能再扩，2000万党员的苏联就没了。

和苏联相比，毛泽东亲自操作过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而且作为第一代建党、建国的领导人，执政到建国后20多年，所以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先锋队专政的问题。1966年的今天，建国后第一代知识青年刚刚走向社会，中国的工业gdp刚刚赶上农业gdp，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新的运动，想避免先锋队一次性使用的问题。这件事过去也有50多年了。

半个世纪后，我们回过头看毛泽东这场二次革命，事实证明也是不成功的。这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既不能追上先进生产力，也没法解决工业化社会的新矛盾。毛实际上只是在先锋队革命的大背景下，搞了一个山寨版本的小先锋队二次革命，稍微缓解了一下矛盾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源上切断问题，只是让问题更复杂了。

所以，在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逐渐退潮，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哪个社会继续谈论革命，更没有哪个政府指望搞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这是我们眼前看到的现实。

2 继续退潮

我说现在马克思主义继续退潮，很多人可能不信，说现在明明正在风头上。对于这种观点，我首先建议大家去看中学课本。我读书的时候，初中有思想政治课，要教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现在的初中生只有思想品德课——这是我们的小学教材。高中倒是还有思想政治课，但我刚刚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电子课本，马克思主义部分都在选修，这比任何宣传都能说明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另外，最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口号往往是要读马克思主义真经。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宗教，把马克思主义当经书来读，就是要句句都当真理。马克思只是个科学家，怎么可能句句都是真理。越是读经，越容易陷到具体结论里面，错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

其次，真要是读经，也不能读一部分，忽略另外一部分。比如说，马克思作为一个媒体人，最激烈反对的东西就是新闻管制。马克思有一篇著名的作品《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样的经，我们不能读，也不敢否定，只能无视，实在是很尴尬的事情。

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的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所做的那样，干脆让御用的哥萨克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越来越被树立成一个不可侵犯，不可取代的神。眼下很流行写历史穿越小说，常见的情节就是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提前把重大的科学发现拿出来，成为一代名人。各位如果写一部小说，穿越到几百年前，把牛顿或者高斯杀掉，顶替他们发表科学成果，这样的书是可以发表的。但如果你说穿越到200年前的德国，干掉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去搞一套唯物主义理论，发表一套政治经济学，你说这样的小说能不能在中国公开发表？我猜是不能的。

为什么牛顿可以被杀掉，马克思不行？因为我们公认牛顿是科学家，科学理论谁发表都一样。马克思要是被杀掉了，没准就会影响哪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即便在小说里也不能乱写。但实际上，这种不可侵犯的形象恰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挖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所以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继续衰落的标志。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一部可以去直接干预马克思生活的穿越连续剧，这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复兴了。

3.退到马克思再前进

马克思主义退潮，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力进步太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许多细节设计完全不适应现实。比如说马克思肯定想不到有一天蓝领劳动力会被机器人逐渐取代，也想象不了美国中央银行用纸币给全世界提供需求，更想象不了网络游戏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产业。

但这也不是新鲜事，我前面说了，不用等到21世纪，19世纪后期，马克思的很多设想就出问题了，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参与自己期盼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这并未妨碍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指导十几亿人搞革命，同时影响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是因为应用性推论的错误，不会影响理论核心的正确性。比如说达尔文在19世纪也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发现进化论的同时，认为生物的遗传性状是可以混合的，认为白猫和黑猫放在一起会生出灰色的猫；达尔文还认为遗传因子可以通过身体传递，要是把每一代的牛角锯掉，繁衍几代后，小牛的角也会出问题。实际上，达尔文还真的把白兔的血输到灰兔子里面，看看灰兔子能否生出白兔子。这些观点现在看来都很荒谬，但丝毫不影响生物学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现在已经要接近物理学的地位了。

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其他星球发现一个生物群体，既没有DNA，也没有线粒体，我们几十年来所有的技术积累统统要重新开始，是不是达尔文就没有用了呢？恰恰相反，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稳定的物种，我们就可以用进化论思想来分析这些生物是怎么形成的，甚至还能基本确定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是否有一个创造者，是否有一个“上帝”。

与之类似，马克思主义最不怕的问题就是生产力背景变化。只要我们批判继承马克思以来所有的革命实践，抛弃足够多的推论，用最基本，最可靠的唯物主义原理匹配当前复杂的现实。社会学也可以像生物学这样得到发展。

在演讲的最后，我还是引用两句领袖语录，如果有朝一日各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我希望你们也能以这样的态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毛泽东 1961年

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 1938年

1 唯物主义

前面我分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条件。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这个问题应该让最了解马克思的人来回答。中国大多数版本的教科书，中学语文都选入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演讲。我贴一下原文，大家回忆一下。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把马克思毕生的发现总结为两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至于恩格斯自己喜欢谈论的哲学尤其是辩证法，一个字都没有提。可见恩格斯这个评价非常精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部分最准确的总结。

那么，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呢？首先要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变动的，比如说某个帝国灭亡，某个宗教兴起，某个城市衰落，这都是历史的变化。但是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这都是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大多数古人不相信这些东西会变动，认为宗教或者帝国是永恒的，至少会把罗马、洛阳、巴比伦这些帝国符号看成不变的权力中心。罗马帝国灭亡了几百年，东罗马和西罗马的主教还是比其他地区的主教地位高。

还有的人知道历史在变动，但认为之上还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很多人就认为罗马帝国灭亡，是因为罗马人丧失了道德。中国也一样，《尚书》有一篇《汤誓》——商讨伐夏的宣言，原文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到了周国讨伐商，又写了一个《牧誓》——在牧野开战前的宣言，原文是：“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这都是指责对方的统治者不遵守道德，不敬重神灵，自己要代表上天来惩罚。到了明朝，施耐庵写水浒传，还是离不开“替天行道”四个字。

马克思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社会变动首先意味着各制度和社会集团的竞争，而决定竞争胜负的是物质力量。物质力量来自于人类的生产，从长期来看，哪种制度更能促进生产，能动员出足够的物质力量参与竞争，哪种制度就会取胜。

我们知道，马克思不是工程师，也不是农业专家，他并没有从技术细节出发，告诉我们怎么详细设计一种最优秀的制度。实际上，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思想就不是一个直接输出答案的思想。马克思说能促进物质力量的制度会赢，但你让他预言什么样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他又说这要交给历史竞争去选择，胜利的制度肯定是能促进物质生产的那一种，似乎两面的话都说了，很有算命先生的风格。

这时我们再回顾一下恩格斯的演讲。他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提到的第一个人名是达尔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达尔文的理论是什么？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什么是“适者”？生存下来的就是适应环境的物种。哪一种物种会繁衍下去？答案不是“更高”、“更壮”、“更灵活”，依然是一句模糊的“适应环境的生物”。这是一个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像的“循环论证”，只解释，不输出结果。

达尔文在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既不知道什么是基因，也不知道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甚至不会用生物学指导自己优生优育，结果娶了表妹，生了好几个畸形子女。但我们依然认为达尔文开创了生物学的新时代。这不是因为达尔文搞出了杂交水稻，而是因为他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自然环境解释了物种乃至人类为什么会存在，不需要上帝这个超出自然界的精神力量搞创造，逻辑也很完整。所以神学界觉得天塌下来了，科学界获得了一个可以用理性去分析的新天地。

理性分析一个事物，是我们主动利用这个事物的前提，注意我说的是主动利用。达尔文之前的人类已经把狼驯化成了狗，把野草驯化成了庄稼，但从未有人意识到要用干预进化的方式创造新物种。现在达尔文去世不过100多年，我们吃的粮食几乎都是最近几十年培育的新品种，我们能吃到足够的豆油要靠转基因大豆，我们吃的猪也不是传统的黑猪，这虽然不都是达尔文的功劳，但都离不开达尔文的思想。

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类似。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但那是人类随机试错的结果，代价很大。马克思告诉人类，无论是国家、政党，还是宗教、军队，本质上都是人类社会物质竞争的产物。甚至道德和文化也会因为物质力量的变动而变动。他剥掉了所有社会制度和团体的神圣性，告诉大家，社会制度和火柴、蒸汽机一样，都是可以改造的工具。有了这个认识，人类才有可能主动推动制度变革，才可能用好社会制度这个最重要的工具。

2 唯物主义是革命的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进化论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本身没有特殊的立场。但对于19世纪和之后的革命者来说，它的几个推论非常有用。这是一个让革命者思考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的理论。

首先，旧制度不能再用道德优越感和神圣光环吓唬人了。过去的国王炫耀自己的血统，政客炫耀自己的道德，贵族炫耀自己天性高尚，都可以用来加强制度合法性，现在统统一文不值。马克思出生前20多年，法国革命者明明已经夺权了，但只要国王考虑第三等级的诉求，还是打算留着国王管理国家。国王后来死掉，是因为他自己打算叛逃。马克思之后的革命者，只要打了胜仗，必然要让国王下台，必然要清洗贵族集团，留一条命算是仁慈。

其次，这个理论告诉革命者，建立一个新社会不能靠美好的愿望，而是要搭建一套更有竞争力的制度，仅仅有善意和道德是没用的。如果新社会的经济不如旧社会，军事不如旧社会，就算造反的时候再有正义性，也一定会把政权还给旧制度。这一点清楚地解释了历史上造反和复辟的循环，告诉新的革命者怎么避免这一点。

第三，马克思论证，旧制度要灭亡，往往是因为生产力变化。旧制度适应的是原来的低生产力水平，新的生产力会在旧社会外部制造压力，内部制造矛盾。革命者要推翻旧制度，就要基于生产力变革找到矛盾爆发的点。比如说帝国主义入侵，或者新兴的社会集团不满，这都是革命的动力和好机会。反过来说，有矛盾，有斗争，社会才有进步。

第四，生产力发展和矛盾最终都体现于人。旧社会的矛盾，往往体现在那些接近新兴生产力的社会集团周围。这样的社会集团不仅愿意参与推翻旧制度，还很有可能创造更符合生产力水平的新制度。所以，革命必须依靠先进的社会集团，发动先进的社会集团。

这四个推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同样冷漠，既不谈道德，也不讲感情，也没有许诺自由平等。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无论你信不信，规律都会发挥作用。自古以来，人类就想飞上天，获得在三维空间运动的自由。但愿望本身什么都改变不了。只有研究物理学，知道物理规律允许哪些事情，不允许哪些事情，我们才能造出飞行器，在物理定律限制的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问题也一样，越是研究规律，尊重规律，人类离理想化的社会就越近。

这些推论最著名的应用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和19世纪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对底层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心，对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政权有本能的仇恨，对革命后的社会有无条件的乐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感情能改变社会，所以，1848年全欧洲革命失败之后，他把大多数时间放到了图书馆，专心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那年马克思49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大家都有所了解，在中国读中学必然会接触这部分知识。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简单地说，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发现技术进步往往并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发现很多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还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发现工人和破产的小生产者开始向往新社会。

马克思认为，这些事实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资本主义不能容纳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依靠剩余价值产生利润，但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必然会需求相对不足。所以，生产越扩大，危机就越频繁，利润率下降就越明显，最后出现总崩溃。抓住这个矛盾，就能借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创造新社会。

由谁创造新社会呢，当然是那些能控制新生产力，又没有被接纳进统治集团的产业工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创建一种新社会，以公有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充分释放资本主义束缚的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从社会学模型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事实证明，这套理论很成功。20世纪，马克思的继承者有的走上彻底的革命路线，建立了新中国和苏联，有的希望在现有的政权框架内逐步改良，在十几个发达国家成立了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党。所以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第二大成就。但是，必须先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框架，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者说，让其他19世纪的革命者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做研究，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还是比唯物主义历史观差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原话，我认为恩格斯也认为唯物主义史观比政治经济学更基础，更重要。

But that is not all. Marx also discovered the special law of motion governing the present-da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bourgeois society that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has created.

我和恩格斯的观点差不多，如果让我尽量简短地概况马克思理论，那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句话。这个词已经包含了足够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可以为20世纪和以后的革命提供依据。毕竟在马克思之前、之后，都不缺乏对底层有足够同情心的革命者，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革命者才开始用科学精神去探讨手段和目标，把自发的阶级斗争变成建设新社会的动力，人类才有可能在科学基础上去设计新社会。

由于社会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我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现，和人类学会用火，发明蒸汽机一样伟大，都是人类掌握规律，利用规律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江湖地位。

3 马克思属于19世纪

我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发现这个规律的马克思不是独一无二的天才。我前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描述19世纪和马克思的个人情况，就是想告诉大家，唯物历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时代变化让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剧烈变动，其次是因为马克思自己的生活经历比较独特，看到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各个阶级的生活。这些条件凑在一起，马克思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

但是，历史条件和生活体验都不是马克思能垄断的东西，如果马克思年轻的时候生一场大病，脑子坏掉了，19世纪也会有其他聪明人发现这个规律。1894年，恩格斯去世前一年，他给一个大学生写信，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这里提到的“基佐”，就是1847年把马克思驱逐到比利时的法国首相。1848年革命，基佐被赶下台，法国共和派又欢迎马克思回巴黎。这个基佐，在政治上虽然很保守，但他在马克思读小学的时候写了几本历史书，明确指出法国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认为从农奴阶层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是“法国文明中最有活力，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基佐认为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开战要夺权，结束是因为议会制度和世袭君主达成了联盟。这已经很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雏形了。

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乐意读法国首相写的历史书，也相信很多人不比马克思笨。如果马克思动作慢一点，恐怕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发明人就不是他了。这种事情在19世纪很常见。华莱士发现进化论，仅仅比达尔文晚了10年。由于达尔文担心引发争议，最后他俩是一起宣读论文的。 1876年2月14日，贝尔去美国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同一天也有别人申请电话专利，仅仅比贝尔慢了2个小时。我相信，马克思比其他历史学者快不了几年。

在19世纪的历次革命中，马克思也不是举足轻重的领导者。1848年他30岁，和恩格斯一起给共产主义同盟写了《共产党宣言》，听起来在当时就是大事。但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当时只是400人的小团体，其中300人是德国流亡到外国的革命者。所以，共产党宣言最初只是小圈子里的一份德文宣传品，到了1850年翻译成英文后才开始广泛流传。写完《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被德国西部资产阶级推举成民主派代言人，算是一个地区宣传部长；恩格斯在德国南部，给一支800人左右的志愿军当副官，算是个副团级干部。在1848年全欧洲都革命的大背景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不能算革命领导人。

而且1848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仅有的一次直接革命经历了。到了1870年巴黎公社，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崇秘密团体的布朗基主义者，以及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布朗基没等到巴黎公社成立，就被政府军抓了，还是被缺席选举为公社委员；蒲鲁东在巴黎公社之前6年就死了，但在巴黎公社64个委员中，他的信徒占三分之一。至于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委员，最多也就是个位数。当时巴黎公社考虑过邀请很多人来帮忙，甚至还邀请过意大利的加里波第指挥军队，但肯定没提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中苏两国渲染出来的。

马克思真正发挥明显影响力的组织，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但是，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各方面妥协了一个“所有派别都满意的纲领”，换句话说就是没什么纲领。即便在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里，马克思也只是总委员会50个委员中间的一个。当然，马克思名气比较大，被选进负责编写章程的9人小委员会，但也不能说马克思对第一国际有主导权。只能说马克思对中欧地区的一些工人派别影响力很大。

到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已经名存实亡，1876年自行解散。1877以后，马克思中枢神经紊乱，参加公共活动越来越少了。从整个19世纪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无可替代的革命灵魂人物。后来苏联和中国的宣传往往过于夸大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革命的影响。

甚至在革命形势判断方面，马克思也不算成功。总的来说，他一直期盼的全面革命始终没有到来，他对底层工人阶级的判断也有很大失误。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观察到的阶级冲突，看到的那些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现代工厂的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者和新兴的技术阶层。手工业者担心自己被现代工业淘汰，所以反资本主义；技术阶层觉得贵族和资本家不接纳自己，所以想改造资本主义。这两种人的知识水平都高于产业工人，所以组织性强，战斗力强。在工业化走到一半，旧的等级还没有被打破的时候，这两种人和产业工人站在一起，的确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建立新社会的希望越来越强。

到了19世纪后期，虽然产业工人总数已经从几百万上升到一两千万，但是传统的手工业者大多数被消灭，技术阶层也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承认，实际上蓝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革命意愿反而有下降。所以马克思期盼的阶级革命反而越来越弱。直到列宁发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概念，用一个精英团队替代了曾经的工匠，才重新推进了革命。

但是，这类失误其实可以忽略。因为马克思代表19世纪第一代工业社会，给出了划时代的社会学思考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社会学结论，马克思自己的具体结论存在失误，就像第一个学会用火的人不小心把肉烤焦了，完全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相信你们也会赞同这一点。我只是提醒各位，马克思的伟大，是整个19世纪人类进步的结果，是全人类的的光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厉害，绝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他个人的天才创造。

4 中国与马克思

马克思时代，欧洲和美国比东方领先了一二百年，马克思参与组建第一国际的时候，中国还没见过火车。马克思考虑解散第一国际的时候，中国政府正在琢磨怎么拆掉唯一的淞沪铁路。所以，这带来了一个错觉，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太先进了，不适合落后的中国，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适合先进工业国的马克思主义，变成适合落后农业国的山寨版本。

从前面的分析看，这个想法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后面那些具体推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说只适合工业社会。

其次，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行动来说，他们对德国革命付出的精力是最多的，而德国当时相对英法是落后国家。从创作《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致力于把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引入落后国家。晚年马克思又把注意力转到俄国的土地问题上，认真地探讨过唯物历史观在落后国家的应用。

所以说，从出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反而非常适合落后国家，适合分析农业社会。早在苏联成立之前，中国的革命者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就是孙中山。

大家应该知道，1896年，光绪22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外交官秘密逮捕过一次。清朝公使打算以送精神病人回国的名义，把他绑回国杀头。后来使馆的仆人走漏风声，英国首相觉得清朝在自己的领土上抓人不可容忍，逼着清朝使馆放人。1896年10月23号，孙中山被放出来，捡了一条命。

接下来半年，孙中山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大英图书馆。他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的作品，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目前看来没有其他中国人比他更早。1903年，孙中山督促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研究马克思，当年，留学生团体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君武翻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听这标题就是真读进去了。里面有一句话：“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又过了两年，1905年孙中山到比利时会见第二国际主席，见面的时候孙中山就说自己学习马克思。虽然孙中山此时的认识还很粗糙，但有两个点远远超出了其他中国人。一是要用马克思式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二是中国革命必然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混合体。

同期中国其他的造反者还在编造黄帝炎帝的种族神话，或是搞黑社会性质的会党。孙中山虽然也不排斥他们，但通过学马克思，能拿出一套貌似合理的现代社会组织方案，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革命领袖。凭借马克思理论的支持，孙中山在国外能说服见识过现代社会的华侨出钱出命，回国就能当大总统。

接下来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人在1920年前后研究马克思理论。这时候十月革命已经爆发，苏联还没成立，他们很大程度上接受的还是从西欧传来的原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结合了苏联成功经验的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把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理论的第一位，而对政治经济学这些相对具体的结论表示谨慎探讨。

这里我重点说说毛泽东。从年龄和地位来说，1920年的毛泽东比李大钊陈独秀要小半代人，但他也是建党一代，是在苏联成立之前就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除了跟着李大钊读书，还从罗章龙翻译组那里读一手翻译资料。蔡和森到了法国留学，和毛泽东频繁通信，讨论的也是最正宗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毛泽东在农村做的那些社会调查，比如寻乌调查，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就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史观，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但是，毕竟1922年后，苏联是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是个大国，所以苏联经验主导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乃至毛泽东这些建党干部逐渐边缘化，苏联回来的学生一度主导了革命，就是经常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往往是在培训下被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像毛泽东他们那样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推论，包括在苏联环境下的应用都僵化吸收，拿到中国生搬硬套，喜欢用哲学语言诡辩。所谓马克思主义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这种评价往往是针对这些苏联培训的干部说的。

1935年后，毛泽东重新控制了局面，在保留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同时，用自己相对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现状分析目标和手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点点积攒力量，终于在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虽然是在山沟里搞，却是一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而且不用加“中国特色”这个定语。倒是那群苏联留学生过多强调俄国特色了。

和中国革命相比，列宁搞十月革命有一定偶然性，没有毛泽东这么长的酝酿期，实际上并没有沉下心慢慢研究目标和手段，就趁乱夺权了。其他小国搞共产主义革命，要么像越南那样依赖于中苏支持，要么像古巴那样开始没想好自己干什么。如果以是否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革命为标志，我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中国人当前享受的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场唯物主义历史观学术活动开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必要纪念马克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