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司法部长的行踪难以捉摸。据说他在骑马休闲之后又去参加了一场联邦调查局职工举行的棒球赛。周六晚上他穿着衬衫戴着棒球帽步入自己的办公室，与拜伦.怀特、伯克.马歇尔及另外十位司法官员召开了一场紧急秘密会议。蒙哥马利暴乱致使罗伯特.肯尼迪感觉自己遭受了背叛，发生在席根塔勒身上的暴力袭击尤其令他忍无可忍。他致电帕特森州长要求对方好好解释一下当天早晨蒙哥马利长途车站为什么缺乏警方保护。帕特森的助手则搪塞声称州长目前联系不上。这番托词气得罗伯特火冒三丈，以至于他觉得是时候派出法警了。他首先将情况通报给了正在弗吉尼亚州米德伯格镇渡过周末的总统，然后又分派律师起动了已经筹备整整一周的临时军队。接下来他打电话探望了躺在蒙哥马利市医院病房里的席根塔勒。“你还好吗？”他问道。

“头快要疼死了。”席根塔勒答道。

“我们这就把法警派过去。”

“听你这么说真遗憾，”席根塔勒说。他知道派出法警必然意味着自找麻烦。结束通话前他讲了一个冷笑话，建议自己的上司绝对不要竞选阿拉巴马州的州长。

席根塔勒的伤势并不至于危及生命，但是依然相当严重。照理说只有在极为紧急的状况下司法部长才会要求他当天下午就返回工作岗位，但是罗伯特仅仅等了一两个小时就下达了命令。另一方面，派出法警的举动正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在阿拉巴马州，帕特森公开发表声明声称该州已经恢复了秩序，因此罗伯特在骚乱过后自作主张派遣法警的决定无异于政治侮辱，将会怂恿自由乘车者们继续他们的惹事之旅，甚至在联邦政府的偏袒庇护之下采取变本加厉的行动。罗伯特意识到派遣法警部队阻止蒙哥马利市的第一次暴动已经为时已晚，但是如果再次发生暴动，那么法警与司法部肯定会沦为替罪羊。这时又有消息称马丁.路德.金正打算即刻赶赴蒙哥马利市鼓励自由乘车者，对于罗伯特来说这个消息无疑于雪上加霜。司法部长知道金的名字就如同联邦政府的干预一样，对于各界记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还会增加自由乘车者遭受新一轮白人暴徒袭击的危险。更糟的是，罗伯特的律师告诉他，由于美国联邦法警正在准备执行保护州际旅客的任务，而金本人也会成为一位州际旅客，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法警也为金提供保护。总之金会在联邦政府的武装警卫保护下来到阿拉巴马州支持自由乘车者，罗伯特不用想都知道帕特森州长会做何反应。他与马歇尔都试着通过电话说服金不要去阿拉巴马，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能成功。于是罗伯特不得不转而采取平时不屑于采用的小手段；让席根塔勒出面做金的工作，希望前者的伤口能够软化后者的决心。

“我在想，如果你去和金谈谈，你觉得会起作用吗？”罗伯特有些尴尬地询问道。他很清楚自己正在要求席根塔勒利用金的同情心来做文章，说服金选择一条能得到帕特森赞同的路线，而不是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希望他采取的路线。席根塔勒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拨打这通电话，但是电话还没打通罗伯特就放弃了这项计划。弗洛伊德.曼恩稍后来到病房里探望他，同情心与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致使他在伤员面前痛哭了出来。

当晚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命纽约全体员工开始募集一支由平等大会成员组成的应急小组赶赴阿拉巴马州参加自由乘车运动。这场运动为平等大会提供了一战成名获得全国认可的首次契机，因此法默绝不能听任纳什维尔的学生团体彻底把持这场运动的全部主导权。接下来到了半夜时分，约翰.多尔开车行驶至蒙哥马利市以北五十英里处，搭乘一艘小船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小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的湖滨别墅，向法官呈上了一捆书面证词。司法部希望能针对阿拉巴马州三K党团体申请临时限制令，多尔带来的证词全都是对于这项请愿的支持。约翰逊拒绝了多尔将伯明翰市也纳入限制令范围的请求——尽管多尔关于三K党的暴乱阴谋的最佳证据就来自伯明翰市——但他同意签署在蒙哥马利市生效的限制法令。这一步对于阿拉巴马州的法官来说既大胆又危险。约翰逊随后接受了多尔的提议，由美国联邦法警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星期日大约中午时分，金抵达了蒙哥马利。一周多一点之前他刚刚警告过自由乘车发起人，对方的运动绝不可能在阿拉巴马州取得成功。美国联邦法警——根据州警估计有五十人——在机场迎接了金并把他护送到阿博纳西家附近。七年多以前这里曾是金来到蒙哥马利之后落脚休息的第一站，当时他还在这里与弗农.约翰斯畅谈了一番。他在屋里忙着筹划当晚的弥撒大会，屋外的法警则始终拒绝向记者或州警透露在此执勤的原因。当然就算他们不说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正在保护金。对于帕特森州长而言，这番行径无疑表明司法部长是个鬼鬼祟祟、胆怯懦弱、只会背后插刀的小人。此外帕特森还意识到了突然降临在自己面前的政治机遇。对抗自由乘车者对于帕特森来说可谓费力不讨好，因为自由乘车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更低而且大部分成员都是黑人。每当这些人与阿拉巴马州白人当局发生对抗冲突，他们的名望都会相应提升，而白人当局则会越发脸面无光。这一回既然联邦政府要与州政府作对，帕特森终于可以把自己也塑造成遭受欺压的弱势受害者了。他召唤拜伦.怀特来到州议会大厦，进行了一次相当于公开宣战的约见。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法警，”帕特森当着阿拉巴马州内阁和一大群记者的面对怀特说道。“我们既不需要他们过来，也没有请求他们过来。可是联邦政府还是把他们派来平定骚乱，尽管这些人原本正是造成骚乱的祸根之一。”

怀特以冷静的辩解回应了州长的怒火。他表示自己与州长都肩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的使命。“今天早上一切看起来确实都非常平静，不过昨天的暴力事件已经表明了骚乱的爆发可以多么迅猛。”

帕特森毫不客气地告诉怀特，自由乘车运动背后有美共势力的策划。接着他话里带刺地质问怀特，既然联邦法警忠于法律与秩序，那他们是否会协助州警执行琼斯法官的法令，以违反禁止令的罪名逮捕自由乘车者呢？（“这我可不敢保证，”怀特答道。“我还没看过禁止令的内容呢。”）帕特森不依不饶地抓住了这一点。“关于昨天参与闹事的自由乘车者，你能提供你知道的所有信息吗？”

“不能。”怀特回答。

“你知道一部分自由乘车者在哪儿，对吧？”

“是的，”怀特答道，“在医院里。”

“那你知道其他人在哪儿吗？”

“不，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下落，你会通知我们吗？”

“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那些人在哪儿。”怀特闪烁其词地回答道。

帕特森警告怀特，阿拉巴马州政府认为美国联邦法警是一群在州内毫无特权的“闯入者”。“尤其要注意，”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你们的人不能侵犯本州任何一项法律、权利或职能，否则我们就会像逮捕其他人一样逮捕他们。”说完这句话，州长结束了令人不快四十五分钟的会面，将怀特打发走了。

这些谈话内容以及金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于当天晚上在阿博纳西的教堂内会面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无线电波传送了出去。自由乘车者早就藏在了那间教堂的地下图书室里，指望警方不敢在那里逮捕他们。历来狡猾的帕特森州长收到了一则监听报告，报告称拜伦.怀特在结束对峙后立即给华盛顿打电话建议将法警撤出阿拉巴马州。怀特选择直接致电给帕特森的老朋友肯尼迪总统而非怀特本人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这一点使帕特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怀特并不确定向阿拉巴马州派遣法警是否明智，不过他却没有选择职分之内的信息渠道来表达自己的疑虑。这种做法无疑是他向上司发出的无声警告：小肯尼迪这次惹上了自己应付不来的麻烦。

联邦调查局蒙哥马利办公室的特工主管向总部报告说，警务专员苏利文承诺要在自由乘车者们到达首府时给予保护，而他本人对于这项保证一个字都不信，这份报告最终传到了司法部马歇尔的手中。于是华盛顿方面下达了命令，要求特工主管去提醒苏利文不要忘记州长的承诺。于是特工主管告诉苏利文，长途车已经离开了伯明翰。弗洛伊德.曼恩也不相信蒙哥马利警方，他给苏利文打了电话，再三确定通知已经送达。曼恩告诉沙利文说自己刚刚接到高速巡逻飞机的报告称长途车离蒙哥马利已不到十四英里了，不得在城市范围内行动的高速巡逻队即特离开。苏利文回答说长途车站那边已经部署了大量蒙哥马利的警察。当时来看苏利文说得没错，然而这些警察们很快就散去了。

在蒙哥马利的另一处，席根塔勒刚刚和约翰.多尔一起吃过早餐早餐，此前两人一直在附近的塞尔玛共同致力于推进选举权的工作。席根塔勒很想向多尔这位经验丰富的顾问征求意见，但也知道自己要避免与多尔公开接触。多尔的案件已经让他成为了阿拉巴马州支持种族隔离的各位官员的敌人，伯克.马歇尔只好命令多尔不要参与自由乘车运动危机。因此两位同样任职于司法部的同事直到席根塔勒拜访帕特森的前夜才非常审慎小心地恢复了私人联系。他们决定在自由乘车者们到来之前分别。多尔想继续处理塞尔玛的案件。于是席根塔勒就穿着从多尔处借来的运动服将自己的同事带到了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这个地点正好可以俯瞰灰狗车站。之后席根塔勒就独自开车在各个街区穿行，到处寻找停车位。席根塔勒根据正常的长途车班次错误地估计了到达时间，以为圣彼得堡快车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到。实际上这辆开得飞快的长途车已经到站了，只是席根塔勒没有看到而已。不过他确实看到一名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快速撤离了附近区域。

约翰.刘易斯被选为团队发言人。长途车停靠后他首先下车站在月台上，随行记者围成半圆形正对着他。其他记者也蜂拥来到刘易斯面前，自由乘车者们则站在他身后。刘易斯观察了一下车站区域，他很熟悉这里，之前他曾多次搭车从这个车站回到附近的特洛伊，也就是小时候他曾经在鸡舍里布道的家乡。可是现在所有的站台、街道和停车场全都人迹不见。除了几个在远处停车观望的出租车司机之外，他只能看到车站入口阴影处藏着十几个白人。刘易斯突然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情况有点不对劲，”他对一个同伴小声说。

面对一排摄像机、麦克风和记事本，正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刘易斯说到一半就忽然陷入了沉默，因为他被记者们身后包抄过来的人们吓坏了。亚特兰大《时代生活》总编诺曼.里特尔（Norman Ritter）看到刘易斯的脸色有些不对，他刚一回头就看到了那十几个站在门口的白人。他张开双臂想将这些人挡在采访区域外面，但是这些挥舞着棒球棍、酒瓶和铅管的人们将他推搡到了一边。其中一个暴徒扇了NBC的莫伊.李维（Moe Levy）一巴掌，也正是这第一巴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摄像机和其他设备的打砸。

“大家站到一起来！”刘易斯对众人喊道。自由乘车者们在封闭的上车区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了拥壁护栏旁边。他们无助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白人暴徒涌过来。刘易斯团队中的有些人翻越护栏跳到了拥壁底部，有的人被推了下去，还有一些人直接被扔了下去，摔在下方邮局停车场的车顶上。很多人都把行李落在了身后，暴徒们很快就抱起这些箱子冲着拥壁下面的人们砸了下去。在月台上反对暴力或者想要拍摄攻击图片的记者们也遭到了同一批暴徒的袭击。愤怒的白人们抢过《生活》摄影师唐.乌尔布洛克（Don Urbrock）的相机反复砸他的脸。他们还用棍子把诺曼.里特尔打倒在地，殴打了一名伯明翰当地的电视记者。逃跑的记者也难免遭到追击。

拥壁下方的自由乘车者们同样意识到早就蹲守在各个观察点的白人暴徒正在从四面八方步步逼近，有些人不紧不慢，有些人大步向前，一个穿着黄裙子的女人不断怂恿他们，口中高喊着：“抓住那些黑鬼！”竭力压制着恐慌心态的自由乘车者们在附近找到了两辆黑人驾驶的出租车，想要先把七位女性安全送走。五位黑人中的四位赶紧跳上第一辆计程车的后座，这辆车的副驾位置已经坐上了一个小男孩。“不行，我只能带四个人！”司机看到自己吸引了走过来的白人的注意，不禁大声喊道。没时间争论了，自由乘车者们把第五位黑人女性硬塞进了前排。“不行，她们两个我真没办法带走！”司机看着两个白人学生苏珊.韦尔伯（Susan Wilbur）与苏.哈曼恩（Sue Harmann）说道。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司机一脚油门疾驰而去，这两位白人女生则被塞进了另外一辆计程车里。司机还没来得及表示搭载白人违法，暴徒们就将他扯出驾驶室并且拔下了车钥匙，不让汽车离开，接着他们又把两名白人女生从后座上拽了下来。其他人则追赶着自由乘车者中的男性——其中有一些正试图按照约翰.路易斯喊出的指示绕道哥伦比亚大街爬上山路，躲进拉尔夫.D.阿博纳西的教堂避难，可惜这样做只是徒劳。

第一辆出租车里充满了尖叫和喊声。停车场一共有两个出口，司机发现大量愤怒白人正在从一个出口不断涌进来，他在车厢里七嘴八舌的吵闹声中迅速掉头，却发现另一个出口早就堵上了好几辆汽车。这下司机终于撑不住了，他告诉自由乘车者们自己准备弃车逃命。几位乘客极力想让司机平静下来，其他人则害怕地看着身后的上车区。他们与几名站在附近的阿拉巴马州记者都看到十几个人围住了从威斯康星来到纳什维尔菲斯科的白人交换生吉姆.茨威格。其中一名暴徒夺过茨威格的手提箱摔在茨威格脸上，另外几个人把他推倒在地，趁他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有个人跪在地上用膝盖夹住他的头，让别人轮流殴打他。暴徒们打掉了茨威格的牙齿，把他打得满脸是血，胸口也是血迹斑斑。现场有几个成年人还让自己的孩子骑在肩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暴行。有个小女孩问那些人在做什么，她的父亲回答说：“这个吗，他们忙着干正事呢。”坐在附近出租车里的几个自由乘车者全都吓得魂飞魄散，只得扭过头去。

在联邦大楼里面，多尔一直在透过窗户观察下面的局势，他那为人所熟知的沉郁气质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他在电话里声情并茂地向伯克.马歇尔描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天啊，到处都是拳头，到处都在打人！”多尔大喊道，“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带领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根本没有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根本没有警察。人们都在喊着：‘黑鬼在那边！抓住他们，抓住他们！’真是糟糕透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位秘书通过电话分机记下了多尔的话。仍在听多尔讲话的马歇尔让人叫来了司法部部长。长途车车门在蒙哥马利打开后不到五分钟，华盛顿官员们就得知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棍子和拳头显然已经捣毁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艰难达成的约定。

在地面上，席根塔勒开着车慢慢穿过旁观人群到达了事发现场。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远处被扔得到处都是并且被砸得四敞大开的手提箱。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自由乘车者们的手提箱，只能感觉到暴乱正在蔓延。他继续向前，看到了上车区，那里足有几百人，正在朝着各个方向奔跑，有的人跑向暴力的发生地，有的人则奋力想跑出来。此情此景简直就像是近距离观察蚂蚁打架。他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黑人在追捕者面前狂奔，之后他又看到一群人正朝着一个年轻的白人女性包围过来。这一幕恰好发生在他自己的汽车旁边，那个白人女性就是苏珊.韦尔伯。她在被拽出出租车后座后极力想逃走。白人女性拿着笔记本从她身后抽她，一名少年则像职业拳击手一样在她面前跳来跳去，冷不防就是一拳。

席根塔勒决定试着救她。他把车开到路边，然后就冲了出去。就在此刻一名白人女子抡起一个看着就很重的手提包，一下子就把苏珊抽了个趔趄，倚靠在了席根塔勒车头右前方的保险杠上。席根塔勒刚刚来到车头扶起苏珊，尖叫着的白人们就愤怒地把他们紧紧围住，两人根本没办法走到汽车后门处。于是席根塔勒一只手抓住韦尔伯的肩膀，另一只手打开右前门，口中大喊道：“赶紧坐到车里！”接着就躲进了驾驶位。突然他看到了另一个白人学生苏.哈曼恩也钻进了后座，之前席根塔勒从未见过哈曼恩。

韦尔伯并没有上车。她一边挨打一边大喊：“先生，这不关你的事！赶紧离开！你会没命的！”

席根塔勒再次跳出车外，丝毫不顾有人已经爬到了他的车顶上。“赶紧上车！”他朝着韦尔伯尖叫道。

韦尔伯不知道席根塔勒是谁，在打斗期间她一直表示自己要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不想让任何人受伤。正在此刻，两个男人插进了席根塔勒与车门之间，其中一个吼道：“你是哪根葱？”席根塔勒疯狂地命令他们退后，高呼自己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这时另一个人抡起棍子砸在了席根塔勒头上。接着其他人一拥而上想要袭击苏.哈曼恩，于是已经昏过去的席根塔勒就被踢到了车底下。

席根塔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躺倒在地的人。随着狼奔豕突狂呼乱叫的暴徒们接连袭击得手，茨威格脸朝下栽倒在一块刚刚铺设还在冒热气的人行道柏油路面上；约翰.刘易斯倒在墙边，被一口装可口可乐的木箱打得不省人事；刘易斯在神学院的同学威廉姆.巴比（William Barbee）则倒在他身边不远处，后来又被踢到了人行道上。正当一群暴徒围着巴比拳打脚踢时，阿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退后！”曼恩举起上了膛的手枪高声喊道，“我们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他赶走了巴比周围的袭击者，又赶走了围攻电视台摄像人员的暴徒。曼恩是州政府官员，在城市范围内没有管辖权。此刻他只能孤身行动，既无后援也没有执法权威。

第一波暴力事件过后大约十分钟．苏利文专员才带着警察们赶到现场。当时自由乘车者们不是被打倒在地就是已经逃走了，但仍有数以百计的人聚拢过来，有些人神情呆滞，也有些人正在跃跃欲试地寻找新的目标。苏利文身后是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加利恩，加利恩的助手以及一名副警长。有人告诉他们倒地不起的约翰.刘易斯是自由乘车者，于是苏利文等人就站在刘易斯身边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

刘易斯挣扎着站起来找到了巴比和茨威格。安全起见，他们三个一起跟在拿着禁止令的警察们身边。根据禁止令，他们三个才应该对这场暴乱负责。三位自由乘车者血流不止，尤其是茨威格实在令人不忍直视，于是刘易斯和几位记者恳请警察把茨威格先送到医院再说。警察则一直表示茨威格随时都可以走。刘易斯和巴比小心翼翼地把茨威格放在一辆白色出租车的后座上，司机显然已经逃跑了。茨威格坐着一动不动，根本无法思考。这时副警长向他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片刻之后，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自告奋勇带刘易斯和巴比去了医院，但种族隔离的法令迫使茨威格不得不留在暴乱现场。苏利文告诉不断询问情况的记者，所有为白人准备的救护车由于故障已经全部无法使用了。一位记者鼓起勇气走近茨威格所在的出租车，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没能离开。“你无法带我离开，”茨威格神情茫然地说，“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警督找到了半个身子藏在车底的席根塔勒，此时席根塔勒才刚刚清醒过来。“老兄，你好像遇上麻烦了。”警督说。

“没错，我是遇上麻烦了，”席根塔勒说，刚刚恢复意识他就感到全身上下无处不疼。“出什么事了？”

“刚才发生了一场暴乱。”

“你不觉得最好应该给肯尼迪先生打电话吗？”

“哪个肯尼迪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司法部部长。”

警督皱了皱眉头。“你到底是谁？”他问。

“我是司法部部长的行政助理，”席根塔勒呻吟着答道。他的语气让警督相信自己当真碰上了一位上面来的大人物。警督赶紧跑去寻求帮助并且立刻引来了大批记者。席根塔勒又昏了过去，再次醒来时他正躺在医院的X光室里，身边的一位医生正在跟华盛顿的拜伦.怀特打电话。

这时警察终于允许茨威格搭乘黑人救护车赶赴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医院也同意接治他。暴乱现场聚集的人群数量已达到上千人，时不时还会出现小范围暴力事件。五六个白人围攻了离长途车站半个街区的两名黑人少年，在其中一人身上点燃了煤油，又踢断了另一个人的腿。其他参与暴乱的人把自由乘车者手提箱里的物品堆在一起点了篝火。警察终于开始逮捕闹事者，最后有七个人因为扰乱治安被捕，两个人因为疑似醉酒被捕。在此期间苏利文一直坐在汽车后座躲避着媒体关于警方准备以及暴乱原因的质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只看见了三个人倒在路上，两个黑鬼和一个白人。”

苏珊.韦尔伯与苏.哈曼恩在逃跑的路上还不停地被人殴打，最后她们跑进了一所教堂报了警，警察让她们登上了开往纳什维尔的列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们走，”韦尔伯对记者们说，“也许因为我们是女孩吧。”同时挤在同一辆计程车中的五位自由乘车者闯进蒙哥马利一户黑人家中，给伯明翰的夏特沃斯打了电话。其他自由乘车者都在城市各个角落找到了藏身之处并且给黛安.纳什打电话汇报了各自的位置和情况。在纳什的遥控指挥下，四面散落的自由乘车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S.S.西伊牧师的家中。西伊是《纽约时报》诽谤案被告之一，而且早在五年前公交抵制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有过挺身而出将所有黑人同工保释出狱的勇敢表现。

现在西伊欣然见证了自由乘车运动重获新生的时刻。每个踏进他家门的新人都被他视作幸存者并且予以热情欢迎——每一位自由乘车者都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全都详细说明了自己在车站最后一次见到其他人是在什么时候。每次有人进门大家的精神就会为之振奋，而且纳什也在不间断地通知他们今天的行动如何震动了外部世界。纳什还说夏特沃斯与阿博纳西正在赶过去帮忙，她自己很快就会亲自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回俄亥俄州探望生病母亲的吉姆.劳森也会前来，甚至就连马丁.路德.金本人都很有可能来到现场。肯尼迪总统的个人代表也在车站遭到了袭击，肯尼迪兄弟可能会派出军队来维持局面。《纽约时报》等媒体肯定不会继续满足于电波传来的消息，而是会派出自己的现场通讯员。为了冲出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可阻挡的势头。刚出院的约翰.路易斯也来到了西伊家，头上仍缠着纱布的他受到了与伤情以及决心相称的热烈欢迎。他宣布，就连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两名学生也已经准备好继续参与自由行了。在圣裘德医院，威廉姆.巴比向病床边的记者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很快这条消息就传播了出去。“等到伤情恢复之后，我们将会从头再来。”在楼上一层的白人病房，吉姆.茨威格刚刚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就向记者们宣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将继续我们的旅程。如果非死不可的话，我们就去死好了。”这段誓言与六天前吉姆.佩克在伯明翰某手术室里向记者们表达的言论几乎一字不差。

出于战术考虑，黛安.纳什开始对自己派出去的援军只字未提，但是她在南方的盟友们都听说了公牛康纳在阿拉巴马州取得的胜利并且逐渐丧失了信心，这样一来纳什就不能继续隐瞒下去了。她通过电话四处暗示自己为康纳先生准备了一份大惊喜，她的说法很快就传播了开来。利奥.利拉德的车还没开到伯明翰，这则消息就已出现了广播当中。八名学生听到广播指出自由乘车者们——也就是他们自己——不会回到纳什维尔，而是会乘坐私家车回到伯明翰重新战斗。突然之间他们的先发优势就化作了泡影，现在他们正在朝着虎口进发。利拉德的紧张乘客们纷纷伏在车内地板上藏身。恐惧之下他们认为关上所有车窗会更安全，可他们很快就全都被汗水浸透了。利拉德离开了大路，取道乡间小路迂回前往伯明翰。路上遇到的每一辆车在他看来都非常可疑，因此他表示自己会尽量甩掉所有可能跟踪他们的车。

最后学生们在夏特沃斯家里高兴地与先他们一步到达的增援者聚在了一起。增援者中有一位来自斯佩尔曼学院的鲁比.桃瑞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她是当年响应罗克希尔入狱行动的四名非学委学生之一，在学生当中非常有名。看到鲁比，大家感觉到这次行动的意义更加宏大了。既然他们身在伯明翰，前方任何痛苦都将达成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们不再感到怯懦，而是兴奋地渴望着重返长途车站。大家围坐在夏特沃斯的桌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堆三明治，之后在一片祷告声与临行指示声中走向市中心，准备搭乘五点钟开往蒙哥马利的灰狗长途车。

记者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看到了约翰.刘易斯的脸以及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这才意识到之前所有疯狂的小道消息都是真的。在公牛康纳的压制下顺从多年的黑人们不仅蔑视了他，还在最灼人的公共视线之下比他略胜了一筹。这一幕实在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母亲节殴打事件以来，这已经是自由乘车者们第三次试图从这座车站出发了。自由乘车者们坚忍地穿过极度愤怒的人群，走向等在上车区的长途车，然而灰狗长途车公司很快就因为没有司机愿意开车而取消了这趟车。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回到车站，声称无论要等多久他们都会在这里等着搭乘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看到他们再次受挫，人群中爆发了一轮欢呼声。伯明翰的官员们切断了车站的公共电话线，关闭了零食摊点，让这场等待越发艰难。警察也再次逮捕了夏特沃斯，公牛康纳声称这次夏特沃斯的罪名是“与未知人士密谋”组织暴徒们聚集在母亲节当天的伯明翰。

随着警察们带走夏特沃斯，防暴警察意识到了一项棘手的事实：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许爆发暴力冲突，但是要想执行命令就必须针对围拢在现场的白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正在越聚越多，已经达到了三千余人。起初警察们只会口头斥责那些径直走向自由乘车者进行挑衅或者故意将饮品倒在自由乘车者大腿上的白人们，但警犬最终还是将这些白人赶出了车站大楼。自由乘车者们高唱着《我们终将胜利》，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开始现场布道。有一个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学生还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同学当中有几个怀疑主义者此前对待祈祷的态度有些敷衍了事，如今身陷重围的恐惧显然激发了他们的崇敬心态，这一点令他感到很满意。随着夜色降临偶尔还会有旁观者越过警察头顶把石头扔进车站大楼的窗户里。

这场危机让华盛顿上上下下再次活跃起来。那些被告知可以放松一下神经的人们纷纷接到了重新提高警惕的通知。罗伯特.肯尼迪无法让阿拉巴马州州长走下“渔船”，于是就让肯尼迪总统亲自打了电话。这次帕特森没有抛出钓鱼的借口，而是直接拒绝接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电话。总统吃了闭门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记者们耳中，《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标题几乎都是“总统无法找到州长”。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帕特森的助理，总统将公开发布最后通牒：除非州长现身讨论保护自由乘车者们的问题，否则联邦政府就将强行介入。这番狠话终于把帕特森逼了出来。他与司法部部长进行了一段漫长且充满恶意的对话。对于帕特森提出的每一条政治反对意见，罗伯特都拿出了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如果州长不敢宣布阿拉巴马州将会保护自由乘车者们，他可以宣布说自己要保护“公路”。这项轻率的建议反而激怒了帕特森，他认为司法部部长根本不关心阿拉巴马州州长的政治生涯需要面对哪些现实，只会用口惠实不至的尊重来敷衍他。然后帕特森就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讲话，再三重申自己曾发誓要保留种族隔离。“你这是想给我做政治演讲啊，约翰，”罗伯特打断了他。“你不用通过电话给我发表政治演讲。”帕特森担心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的意义将会遭到扭曲，让人以为他打算放弃种族隔离。他宣布自己只愿意与总统的个人代表面对面讨论这一问题

约翰.席根塔勒很快就冲上了从伯明翰前往蒙哥马利的公路，兜里还有一封白宫的电报。在踏上表达善意之旅的第五天，他不得不执行更高等级的任务，也就是担任总统的特使。他直接来到阿拉巴马州首府，在他人的陪同下走进州长办公室。迎接他的的不只是帕特森，还有全体阿拉巴马州内阁成员警惕的面孔，这些人正围坐在长桌前准备开始特别晚间会议。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个南方人。”帕特森听出了席根塔勒的田纳西口音。真诚的欢迎过后，帕特森开始了愤怒的讲话，而席根塔勒认为他的话不过代表了聚集在此处的阿拉巴马政客们的利益。“除了我之外这个国家根本没人有骨气对抗那帮该死的黑鬼，”帕特森毫不在乎地甩出了“黑鬼“这个词。“我告诉你们，那边的桌子抽屉里装满了赞扬我采取措施的信件。我正在与这个国家的歪风邪气做斗争……我正与马丁.路德.金还有那些惹是生非的家伙们做斗争。我要说的是，凭我所采取的立场，我相信今天在这个国家我比约翰.肯尼迪更受欢迎。”接下来帕特森又说了一大套更漂亮的场面话并且在如何才能最妥当地将自由乘车者弄出阿拉巴马这个问题上与席根塔勒讲了半天条件，最后他邀请席根塔勒用自己的私人电话在一群阿拉巴马州人的见证下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见面结果。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席根塔勒看着笔记向罗伯特报告。“‘阿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人民以及自己的装备，足以保护州内所有人，无论那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其他地方。’他说他‘不需要也不想要联邦政府的帮助。’”

“他真这么想的？”肯尼迪问席根塔勒。

“我认为是，”席根塔勒回答说。接着席根塔勒又问帕特森，“州长，他想知道您是不是认真的。”

“我是以州长的名义说的这番话，”帕特森回答，接着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声明，就算话筒依然拿在席根塔勒手里，电话那边的罗伯特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进一步转达了关于保证的相关细节后，席根塔勒很快就用州长的电话联系了灰狗长途车公司的主席。主席也和罗伯特一样因为保护自由乘车者的事而急得焦头烂额。帕特森州长不吝其词地表示自己对于灰狗长途车上周日在安尼斯顿遭受的烧车损失感到非常遗憾。最后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时，席根塔勒对阿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Floyd Mann）产生了相当的亲近感。曼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州长坚持认为曼恩的高速公路巡警在保护黑人的时候不能太高调，而且城市警察也一直在满怀猜忌地捍卫着自己的执法特权。但他给席根塔勒留下了富有同情心且办事专业的印象，此外曼恩还决定要保护自由乘车者们免受公路上的伏击。

联邦政府官员和州长一直争论到深夜。帕特森州长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甚至直到此刻他依然想要玩点花招阻止自由乘车者。帕特森州长手下的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麦克唐纳.加利恩（MacDonald Gallion）从蒙哥马利的沃尔特.B.琼斯法官手里得到了一张禁止令，禁止“进入或者在阿拉巴马州范围内旅行期间参与所谓的‘自由乘车运动’以及其他刻意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或做法。”虽然法默仍在华盛顿，而且平等大会的成员自从星期一就再没有参与过自由乘车运动，但这张禁止令依然正式签发给了詹姆斯.法默与平等大会。从阿拉巴马州的角度来看，有了这张禁止令，暂时就能以蔑视法庭的罪名来逮捕自由乘车者了。更妙的是，就像五年前针对协进会签发的禁止令一样，如今这份禁制令也能将整个争端扔进法庭系统的迷宫当中，为州政府争取大量时间。阿拉巴马州的律师们赶紧完善了禁止令的相关修订，使之适用于自由乘车者。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分，禁止令还没送达伯明翰，记者与十九名睡眼惺忪的自由乘车者（十四名增援者中有两人熬不住漫漫长夜退出了）正聚集在一辆标着“圣彼得堡快车”的双层长途车前面的上车区，这时有一位名叫乔.卡维尔诺的灰狗长途司机站出来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我本应该驾驶经由蒙哥马利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多森，”卡维尔诺紧张地说，“但我知道有一支车队堵在了前方的路上。我只有一条命，而且并不想将这条命献给种族平等大会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就说这么多。”说完他就穿过车站的司机专用通道消失不见了。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自由乘车运动的高层安排，而这段充满恐惧的雄辩谴责无疑将听众们打了个猝不及防。并没有其他司机前来顶替他。一动不动的长途车散发着困惑的气息，布尔.康纳的手下也和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这时自由乘车者当中唯一的白人男性吉姆.茨威格独唱起来：“噢，上帝，看准目标吧。’

在华盛顿，刚刚发生的混乱毁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周六清晨。他给灰狗长途车的伯明翰负责人打了电话，要求他做出解释。“司机们拒绝开车。”恼怒的乔治.克鲁特（George Cruit）说道。

“你会开车吗？”罗伯特异常平静地问道。

“不会。”

“好的，可是你们这个破公司总还有几个会开车的人，对吧？”罗伯特说。“我认为你应该——或者说你最好联系一下灰狗先生或者随便哪个说了算的人，最好赶紧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这批乘客不能继续上路旅行，我本人——也就是政府——将会非常失望。”

阿拉巴马州装在电话线上的窃听器截获了这段对话，其中最后一句话很快就出现在南方各大报纸上，成为了罗伯特.肯尼迪暗中帮助黑人的证据。越来越多相信阴谋论的南方人认为罗伯特才是自由乘车运动的幕后主使。司法部部长任职期间的任何发言或行动都不如这次通话更能破坏他在南方的政治地位，从此以后“鲍比”就成为了他在南方的诨号*。罗伯特这番话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致使相关各方的言论全都变得更加直白激进起来。公牛康纳出现在车站加入了私下谈判。最后，阴着脸的卡维尔诺、当地长途车司机工会主席以及灰狗长途车调度主管毫无预兆地一起走了出来。警察们让受到惊吓的自由乘车者们跟在这个人后面上了车，记者们则坐到自己的车里跟着，圣彼得堡快车在警笛呼号的警车陪同下冲出了伯明翰。高速公路巡警在城市边界接到了他们。这支车队——身后跟着联邦调查局调查员、阿拉巴马州便衣警探、高速巡逻飞机以及记者——以大约九十英里的时速朝蒙哥马利驶去。

自母亲节殴打事件过后一直停滞不前的自由乘车运动于5月20日早上八点半重新恢复。其间约翰.刘易斯与其他来自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在过山车一般的喜悦、恐惧、兴奋与无聊当中度过了六天六夜，基本上没有睡觉。好几个学生都选择了用打盹来庆祝这个胜利时刻。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司法部部长走到户外，在弗吉尼亚的乡间策马奔腾了很久。

护送自由乘车者的警车沿着31号高速公路一路向北，约翰.刘易斯就坐在布尔.康纳的后面。他非常害怕警察的殴打，甚至怀疑下车之后就会遭受提前安排好的私刑，因此他的情绪渐渐变得越发消沉起来。另一位更健谈的自由乘车者凯瑟琳.伯克（Katherine Burke）则与逮捕他们的可怕凶人友好攀谈了起来。她发誓，假如康纳愿意陪同他们一起抵达纳什维尔，她就愿意为康纳做一顿早餐，并且本着基督徒的善意热情款待他。康纳听完之后和善地说道自己肯定会很喜欢凯瑟琳的厨艺。随着旅途的进行，两个人也聊得相当融洽。刘易斯和其他人对于眼前这一幕都非常惊讶。

警车来到田纳西州的边界小镇阿德莫尔，康纳突然命令车队停下。他的手下们将自由乘车者们的行李取出放在路边，他则指着黑暗中延伸到远方的铁轨告诉他们车站就在前面。“你们可以以那里搭上回纳什维尔的火车：”康纳说完就开车回去了。自由乘车者们孤独地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抱作一团，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伯明翰有一百多英里，距离纳什维尔则不到一百英里。

自由乘车者们发现他们现在只有七个人。监狱的隔离让他们无法提前得知赛琳.麦科勒姆的父亲已从纽约布法罗搭飞机前来要求对女儿实行个人监管，他们也不知道吉姆.茨威格与保罗.布鲁克早已分别得到了释放。试探性地拥抱庆祝了一下之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阿德莫尔或者附近都没有熟人。而且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越发难受。此外对于七名恶名昭著的黑人来说，受困在黑暗偏僻之地要比呆在伯明翰监狱的囚牢里更不安全。虽然他们害怕三K党成员会在前方的建筑里面等着，却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事实证明这片建筑并不是火车站，建筑里面也没有人，但他们确实找到了一部付费电话，于是就以对方付费的方式给纳什维尔运动总部拨打了电话。

一夜未眠的黛安.纳什刚刚从电话里听到同学们意外获释的离奇消息，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向电话另一头通报了一项紧急事件：“另有十一个人已经通过别的交通方式到了伯明翰。”这意味着另有十一名学生被招募进了自由乘车运动，以免上一批十个人因为蹲监狱而难以继续参加运动。“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纳什问道。困在阿德莫尔的自由乘车者们局促不安地表示还会再打电话，因为他和同伴们除了食物和救援外已经没什么别的想法了。

七个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找个歇脚之处。他们拖着行李箱排成一队，沿着铁轨寻找阿德莫尔城里的黑人住宅。黎明第一道曙光透出来时，他们发现了一座民宅。一名学生试探着前去敲门，出来应门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一看就是轻易不出门的淳朴农民，并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然而当时每一位南方黑人都听说过自由乘车者，现在老两口突然意识到这帮到处闹革命的危险份子居然出现在了自家门口寻求帮助，此情此景简直就像火星人入侵一样可怕。老先生惊叫一声就把屋门死死地关上了。七位自由乘车者站在门前恳求了很久并且多次背诵《圣经》文句，这才获准进屋。不过战战兢兢的夫妻二人终究还是与这帮年轻人热络了起来，因为保护后辈的本能终究战胜了恐惧，为种族争光的骄傲终究战胜了疑虑。实际上冒险精神还促使老先生自告奋勇地走出家门给自由乘车者们买回了食物。为了尽量打消别人的疑心，他特意跑了好几家不同的商店，在每家店里都不多买。他说当地所有白人商人都知道自己和妻子每次最多只会买两打鸡蛋或者两磅腊肠。

在这个简陋的避难所里，约翰.刘易斯再次给黛安.纳什打电话通报了七个人的共同决定。刘易斯表示，一旦安排好交通，七个人就会返回伯明翰。纳什早已找到了一个名为利奥.利拉德（Leo Lillard）的志愿司机，几分钟内就可以出发。等待司机的时候，他们通过非暴力主义原则问答进一步坚定了信念。他们一直在说，逃回纳什维尔就意味着出于恐惧而选择撤退，这样做只能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们顺心遂意。因此他们必须回去。利拉德的车出现在约定地点之后七个人全都挤了进去，这一来汽车的前排后排就各自挤了四个人。他们要求利拉德沿着几个小时前公牛康纳带他们过来的路线向南行驶，再度前往伯明翰。七个人全都精疲力尽，甚至有些头晕，但他们身上依旧洋溢着炽烈的乐观精神。他们坚信，如果康纳这样的头号种族主义者都会不经意显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那么暴徒们的仇恨必然不能得逞。通过车上的收音机，一行人听到阿拉巴马州白人广播员轻松宣布“所谓的自由乘车者们”已经不见踪影，被公牛康纳打包送回了纳什维尔。强烈的兴奋感穿透了他们全身。车里的笑声逐渐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张口结舌的沉默，因为眼前的局面简直好得难以置信。突然之间，他们不只是上了新闻，而且还赶在了新闻前头。这一次他们终于在反种族隔离斗争当中取得了先发优势。

在周五早上的华盛顿，伯克.马歇尔正忙着解决病假期间堆积起来的日常工作。他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份罗伯特.肯尼迪写给马丁.路德.金的信件的草稿，信中感谢金借助通电支持司法部部长的佐治亚大学演讲。“我希望您继续让我了解您的看法，”信上如此说道。罗伯特本人在草稿最后一行草草添加了一句更加个人化的“万分感谢。”

马歇尔的另一项工作是处理写给蒙哥马利市市长厄尔.詹姆斯（Earl James）的信。马歇尔为詹姆斯整理了三次自从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就开始进行的联邦调查的结果，三次调查均涉及蒙哥马利警方悍然进行的非法种族迫害。在其中两起案件当中，警方接到报告称黑人空军军官正在造访白人社区，于是警方闯入好几座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白人雇员的住所，以扰乱治安的罪名一视同仁地逮捕了房间里的所有人。在第三起案件当中，一队警察以妨碍治安为由逮捕了一名伊利诺伊州的白人教授、教授夫人以及十三名随行的白人学生，这些人的罪行不过是在南方进行社会学实地考察时来到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附近的一家黑人餐厅吃午餐。马歇尔告诉詹姆斯市长，“如果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我们也不希望采取任何联邦行动或者将这一问题公开化。”联邦政府想要的是“关于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的保证，这样既能避免联邦政府在这些事件中采取行动，也能避免您的城市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才给您写了这封非正式信件。”

马歇尔的信件施行了本届政府的私下劝说政策。在种族问题上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针锋相对，司法部部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南方的各位官员提供更多的自主权。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南方人或许会认为公开捍卫过度的种族隔离比私下里放弃这套做法更令人尴尬。然而马歇尔的信件也难免透露了联邦政府就像南方各州一样看重舒适政治环境的事实。信件当中通情达理的口吻完全取决于政治层面的抵触与矛盾。这一点带给了詹姆斯市长一丝希望，即联邦的威胁可以从反方向来理解：罗伯特与马歇尔很可能宁愿在私下里容忍过度的种族隔离行为也不愿公开攻击它们。

自由乘车者们走向监狱时，肯尼迪总统正好从加拿大回国。第二天早上，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和伯克.马歇尔的陪同下走进了白宫的总统私人区域。总统官方日程事先并未宣布本次来访，事后也没有记录。司法部三人组看到总统还没换下睡衣，面前还摆着早餐。司法部部长跟哥哥随便打了声招呼，就好像要继续进行一场遭到打断的会议一样。“你知道阿拉巴马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了，”罗伯特开门见山地说道。新一批自由乘车者正在伯明翰监狱闹绝食，要求重新登上长途车。灰狗长途车的高管们对自家公司车辆被烧毁一事非常懊恼，拒绝在没有警方保护的前提下搭载任何自由乘车者。而帕特森州长则拒绝重复自己在周一做出过然后又否认了一半的保证。根据司法部部长的说法，帕特森的措辞始终模棱两可——几乎是在逃避——唯恐落入政治陷阱。如果帕特森通过宣布自由乘车者为州际旅行乘客并对其进行回护，那么阿拉巴马州的选民们很可能会认为他向联邦政府让步服软，牺牲了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沦为了可恨的跨种族挑事团体的怯弱保姆。相反，如果帕特森宣布自己无法或者不愿意保护自由乘车者，那就等于他承认了州管辖权的局限性，为联邦政府接管阿拉巴马州警务大开方便之门。对帕特森来说两条路无疑都意味着政治自杀。

目前的僵局是联邦政府最不能接受的结果。司法部部长没有说明——他也没有必要说明——自己在第一批自由乘车者逃离伯明翰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高调的角色，以至于将整出戏码炒成了全国皆知的大事件。而且记者们依然守在阿拉巴马等着看联邦政府如何化解第二次危机。对于罗伯特来说，眼前的困境令人耻辱地彰显了种族问题具有的神秘非常规力量。十来个面目模糊、默默无闻、甚至半心半意地想要自杀的和平主义者仅仅乘坐了一趟长途车就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不到两周之前他还在演讲当中振奋人心地承诺要坚决践行民权法律——“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如今现实就将严苛的考验放在了他面前：本届政府的声誉取决于他能否让一辆长途车开出伯明翰车站。

司法部部长表示他们必须亲自来白宫报告事态进展。目前他已经启动了在阿拉巴马州直接进行联邦干预的紧急计划。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就连总统本人都有可能需要采取公开行动。三位司法部高官一致认为，最激烈也是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小石城方案”——出动正规军保护自由乘车者们搭乘的长途车。这个选项的弊端可谓一言难尽。与肯尼迪总统尤其相关的弊端在于他曾在竞选期间抨击艾森豪威尔放任1957年小石城校园危机不断发酵，以至于最后必须出动联邦部队。肯尼迪曾承诺通过更有力且更具远见的领导避免此类创伤事件再次发生。现在肯尼迪上台不久，猪湾事件也才刚刚过去，若是在这一点上动摇，人们很可能质疑总统是否具有基本的执政能力，至少南方的愤怒肯定会压在肯尼迪身上。与艾森豪威尔不同的是，肯尼迪政府的微弱执政优势依靠得正是南方选民的坚定支持。

总统政治生涯期间最引人注目也最富有戏剧性的新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晦暗前景的严重程度。就在两天前，白宫透露肯尼迪总统将在本月内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于维也纳见面，以私人身份商讨一系列分裂东西阵营的问题。对于肯尼迪来说，刚刚遭到猪湾事件的打击就要准备参加这样一场关乎国运的对话已经非常糟糕了，眼下的国内形势更是让他陷入了被动：自由世界的核心地区居然成为了种族冲突的场地，身为总统的他居然要指挥军队对抗本国国民，苏联领导人非得将他嘲笑得无地自容不可。显然，选择出动军队会导致多种灾难，因此只能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另一个选项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不过同样也强不了多少。目前为止的最佳选择是动员美国法警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内部的其他平民来保护自由乘车者们的长途车。

所有这些考量肯尼迪总统几乎全都清楚，用不着别人告诉他。越是需要多方统筹通盘考虑的时候他的脑子转得越快。罗伯特.肯尼迪请拜伦.怀特向总统报告自己为了聚拢民事执法机构力量所做的努力。怀特指出，除了法警之外他还联系了很多机构——包括美国边境巡警与财政部烟酒枪械管理局（即非法酿酒商口中的“缉私队”），甚至就连联邦监狱管理局都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出借一批监狱守卫。怀特流利地列举了不同地点可以调动哪些单位的多少人手，以及这些地点与蒙哥马利之间的距离，集结人手预计需要的的时间。此外怀特还说明了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一路上的人员布署计划。

怀特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临时指挥，简要地向总统说明了自己将如何统一指挥各不相干的部门。怀特报告说，陆军同意出借飞机、卡车、营房和口粮，从而帮助解决严重的后勤运输问题。他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军方之所以如此合作完全是因为用不着派遣自己手下的士兵去镇压国内动乱。怀特最后一本正经地表示，这项任务难度极大，但并非毫无办法。他衷心希望用不着动用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司法部早已将之前进行的准备告知了帕特森州长，从而加强联邦政府最后通牒的可信度：如果帕特森未能通过州政府的权力保护合法旅行者免受暴徒伤害，别无选择的联邦政府将只能插手进来。

怀特说完后，罗伯特又让伯克.马歇尔概述了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马歇尔很紧张，因为他之前从未见过总统，但总统的机警神态让他放松了下来。总统就好比一名精干老练的法官，他需要在法官面前讲解一项复杂的法律论断。马歇尔告诉肯尼迪，按照法律要求，无论打算出动军队还是国民警卫队，总统首先都要发表声明宣称公共秩序彻底崩溃。因此上述选择也就等于承认美国陷入了危机，让总统的声誉也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接下来马歇尔高兴地朗读了《美国法典》第十卷第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以及三百三十三章。根据这些法条的规定，总统只需要向司法部部长签发书面通知，说明公共安全已受到威胁，并命令司法部部长动用所有力量践行联邦法律，就可以动用拜伦.怀特的法警。马歇尔还表示这一通知不必公开，换句话说政府有权在不影响总统声誉的情况下执行怀特的计划。此外司法部的律师们正准备要求素来强硬的阿拉巴马州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Frank Johnson, Jr.）出具法庭命令，要求阿拉巴马州的三K党不得干涉自由乘车者和平旅行的权利，并要求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在自由乘车者们面临公共威胁时提供足够的保护。如果成功获取这道强制令，将会为出动法警增添又一项法律依据。

肯尼迪总统仅仅问了寥寥几个问题，大多都是关于采取行动的时机。出于某些没有说明的原因，他询问马歇尔等到周一再做决定是否可行。马歇尔回答说僵局很可能持续不到周一。自由乘车者们正在遭受非法拘禁，他们没有卷入任何诉讼，律师们正在争取他们的释放。于是总统又拾起了最佳解决之道的问题，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让帕特森州长承担责任。总统与帕特森私交甚笃，是否已经到了自己需要直接联系帕特森的时候呢？若是如此，究竟应该通过电话、电报还是信件来联系对方呢？最终大家决定给帕特森的蒙哥马利办公室打电话。片刻之后，苦恼的接线员报告称州长据说正在搭乘渔船航行在墨西哥湾某处。就连白宫都联系不上帕特森。如此过分的冷落让肯尼迪兄弟意识到，除了那个他们两人都熟悉的帕特森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帕特森。

总统参与自由乘车事件的消息将不会为人所知。司法部部长仅仅会对外宣称自己与司法部的顾问们商讨了如何在阿拉巴马州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问题。三位司法部官员将会推进当天早上制订的紧急计划。安排好各项事务后总统就先行离开去换衣服了。伯克.马歇尔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房间，惊讶地注意到早餐盘里面的早餐还一点没动。

这三个人一整天都在司法部处理混乱的局势。他们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法警队伍，唯一起到辅助作用的材料就是前任司法部长罗杰斯在小石城事件后设计的反暴乱训练课程。律师们带着他们所谓的阿拉巴马州“现场地图”匆忙穿行于走廊之间。他们讨论了武器、战术以及新法警们的着装。他们拒绝了记者们的采访。司法部高级官员们则忙着与美国军需部队的指挥官们来回扯皮。

在伯明翰，喧闹的晚间审讯过后，警方宣布夏特沃斯妨碍公务罪名成立。司法部的电话直到午夜过后依然响个不停，此时公牛康纳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奇迹般地解决了危机事态。公牛康纳的手下将步履蹒跚却仍在抗议的自由乘车者们拽出监狱，扔到了没有标记的警车上。康纳亲自向联邦官员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伤害，还声称自己将会带着两位记者做见证人。康纳说自己的妥协将会在符合阿拉巴马州法律以及阿拉巴马州选民意见的前提下保护自由乘车者们。他将亲自“陪护”自由乘车者们趁夜色进入田纳西州。他的计划立刻转达到了司法部，继而转达给了席根塔勒。大家都认为虽然这一计划并非常规手段而且不合法，但对噩梦—般的僵局来说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华盛顿方面小心地询问康纳如何向公众解释自由乘车者们得到释放的原因，康纳只是一笑了之。“我忍不了他们的歌声了，”他语带讥讽地答道。

5月16日星期二这一天的纳什维尔充斥着令人恼火的细节。行动步骤方面最微不足道的战术选择也会挑起涉及哲学与个人信仰的大问题——学生们在乘坐长途车从纳什维尔前往伯明翰的路上是否应当遵守种族隔离座椅安排，还是应该坚持原则对抗种族隔离？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很有可能在成功接替第一批自由乘车者之前就被逼停。每当一个问题看似解决后，总有人会重复之前的疑问或者提出新的恐惧。席根塔勒早已打来了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往火坑里跳。此外很多学生的父母们刚刚在新闻里看到在新奥尔良走下飞机的詹姆斯.佩克如何被人揍得面目全非，于是也带着哭腔或者怒火打来电话要求自家孩子赶紧回家。学生们之前达成的共识本来就摇摇欲坠，现在他们的情绪更不稳定了。那天晚上，仍有分歧的成年人们同意从静坐运动资金中拿出来九百美元，不过动用这笔钱的名义并不是支持学生们的计划。黛安.纳什决定继续继续向前推进一把，于是她在电话里向夏特沃斯提出了最后通知：“学生们已经决定不能让暴力占上风。我们要到伯明翰去继续自由乘车运动。”

“小姑娘，”夏特沃斯用最具权威的声音回答道，“你知道自由乘车者们差点在那边遇害吗？”

“我知道，”纳什干脆地回答道。她的耐心几乎已经耗尽了。“所以我才说乘车运动决不能就此停步。如果他们当真依靠暴力成功阻止了我们，那么这场行动就完蛋了。去我们是一定要去的，只不过我们还想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去。”

然后纳什回到同学们中间准备做出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定：应该选择哪些志愿者参与本次运动。这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学生们手头的经费购买十张长途车票还略有剩余，于是他们决定让学生主席詹姆斯.贝弗尔选择十个人。贝弗尔首先选择了约翰.刘易斯，一来是让他担任运动领袖，二来是为了维系与上一轮自由乘车运动之间的延续性。贝弗尔还明确表示自已不会指定黛安.纳什，因为她是个焦点人物，对于纳什维尔极其重要。最后贝弗尔又选择了六位黑人男生、两位黑人女生、一位白人男生和一位白人女生——他们都来自贝弗尔所谓的“非暴力常备军”，之前多次经历过非暴力运动的现场考验。贝弗尔本人并不打算参加行动，他的借口是因为自己早已答应要开车赶赴纽约挑选家具，并且帮助一位即将结婚的朋友在婚礼之后布置婚房。纳什和其他许多人历来都很看不起贝弗尔与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牵扯不清的作风，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质疑贝弗尔做出的其他选择。

接下来纳什将行动细节转告给了夏特沃斯并且用上了现编出来的暗号——好几只“小鸡”，有的带有斑点，有的则是罗德岛红鸡，将要在特定时间被送往伯明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早就告诉过夏特沃斯，伯明翰警方监听了他家的电话。上午十点，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终于解散了。被选中的第二批自由乘车者们与其他人深情告别，有些人写下了遗嘱，有些通知了亲友师长。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打包行李以及尽量补充睡眠。

学生们计划乘坐的灰狗长途车在凌晨发车。贝弗尔选中的白人女生赛琳.麦科勒姆（Selyn McCollum）不慎没能赶上发车，于是她开车冲上31号公路飞驰了五十多英里，终于在田纳西州的普瓦斯基追上了大部队。接下来的一路上再没出什么乱子，只有一点点压低声音的争论，题目是白人男生吉姆.茨威格（Jim Zwerg）与黑人男生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坐在一起是否违反了大家事先同意的计划。然后伯明翰警方就挥舞旗帜让汽车在纳什维尔以南约两百英里处停了下来。警察们很快以违反阿拉巴马州种族隔离法律为由逮捕了茨威格和布鲁克。接着有些警察表情严肃地留在了车上，其他警察则开着巡逻车护送长途车前往终点站。快到车站时更多警察跳上了长途车。他们守住前门，在所有窗户上贴上报纸，还检查了每位想要下车的乘客的车票。车票上表明途经蒙哥马利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且始发站与终点站分别是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的乘客被默认为自由乘车者，警方禁止他们下车。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下车的人们全都受到了粗暴对待，警察用警棍顶着他们的肚子，把他们抵在座位上。眼看着车厢里一片昏暗，自由乘车者们纷纷遭到隔离，急中生智的赛琳.麦科勒姆决定利用自己的车票做做文章。她在普瓦斯基上了车，因此车票上的始发站并不是纳什维尔。“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她拿出车票说道。在警察眼皮底下溜下车之后，赛琳急匆匆地穿过聚集成群的暴徒们，给留守在纳什维尔的戴安.纳什打了电话。然后纳什又给伯克.马歇尔所在的司法部办公室打了电话，询问为什么自由乘车者会被强留在车站。

在长途车厢里，自由乘车者们遵守着詹姆斯.劳森传授的原则。他们坚持自己有权离开，反复试图从座位上站起来又被警察按下去。此外他们还试图与警察进行沟通。自由乘车者们逐一询问现场警察是不是二战老兵。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在二战期间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走上战场。自由乘车者们还进一步询问警察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否相信基督为了所有民族与种族献出了生命。大部分对话内容都是学生们事先反复排练的套话，并不值得记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乘车者们确实逐渐试探出了警察收到的命令：显然警察们可以口头威胁自由乘车者，但是不能对他们造成身体伤害。僵局持续了一个小时后，警方长官确定这九位自由乘车者不可能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撤退到机场去，同时允许自由乘车者们离开长途车的新命令也传达了下来。很快自由乘车者们就下了车，看到车场附近已经挤满了嘲笑起哄的人群。头戴蓝色警盔，手拿警棍，造型好像罗马卫兵的警察们排成两列，用身体形成一道隔开自由乘车者与围观人群的走廊。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穿过走廊进入了车站大楼，赛琳.麦科勒姆和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周一在伯明翰灰狗长途车站刚刚发生过一次的围攻在周三又再度上演。警官们行走在保护与压迫的狭窄边缘，既要保护和平，又要维持种族隔离。看着眼前的场景，警方理直气壮地告诉自由乘车者们，他们这帮毛孩子全靠警方保护才能免受愤怒白人暴徒的伤害。如果他们能够自觉远离白人候车室，不要跟白人们搅在一起，那么警方的工作肯定会轻松许多。面对这套说辞法以及一系列相似的软话，自由乘车者们坚定地表示，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他们决定在这里等着搭乘五点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

僵局又持续了三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人群的一部分敌意转向了警察，因为警察总是不断将他们推后。最后当自由乘车者们终于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时，公牛康纳亲自现身并且命令手下逮捕他们。警察们把手铐戴在十名自由乘车者手腕上时，围观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康纳的老对手夏特沃斯要求他给出逮捕学生们的理由，于是康纳顺便又逮捕了夏特沃斯，这样一来人群中的欢呼声更大了。康纳通过行动满足了种族隔离主义者，转过身来又告诉记者们自己这是将自由乘车者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下，以此抚慰注重形象的市政当局。学生们被送往伯明翰监狱的途中高唱着自由歌曲。他们安慰自己，这样的处境总不会比在纳什维尔维持一夜纠察线更难熬。

在纳什维尔这边，詹姆斯.贝弗尔刚刚主持了一场精彩的集体野餐，庆祝电影院纠察线运动的胜利。贝弗尔注意到这次纠察运动自从2月份开始以来不多不少正好进行了四十个昼夜。他忍不住兴高采烈地将这一巧合与《圣经》中各种历时四十昼夜的事件进行了对比，例如大洪水与耶稣的荒野试炼。这群青年男女们正在吃饭聊天释放压力的时候，有人听到了收音机里有关灰狗长途车的报告。黛安.纳什几乎当场就建议贝弗尔担任纳什维尔自由行运动的临时主席，并且组织紧急会议讨论学生团体的恰当应对策略。贝弗尔回答说等到野餐结束后再开始讨论也来得及，因为自由行运动毕竟发生在遥远的阿拉巴马州，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纳什坚持己见，她相信民权运动的核心在于无私舍己。个人并不重要，距离、时间和野餐也不是问题。她不住嘴地描绘着自由乘车者们受困在燃烧的长途车上等待帮助的情景，可是纳什维尔的资深成员却还在留恋着自己的炸鸡与蛋糕。没过多久贝弗尔就扛不住了，只得前去咨询几位密友的意见。“她会一直聒噪咱们的，”贝弗尔遗憾地说道。无论如何今天的野餐也无法顺利进行了，于是贝弗尔就带领同学们前往第一浸信会教堂展开了正式讨论。

所有人都听说过自由乘车运动。刚刚结束费城面试、急着要与平等大会的旅伴们会合的约翰.刘易斯当天刚好路过纳什维尔。贝弗尔他们自然不会放任他一走了之。纳什维尔学生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长途车被烧毁这一事件是否预示着罗克希尔事件的重演，自由乘车者们是否会被关进监狱，他们自己是否应该赶过去加入自由乘车者的行列。然而随着情节越发严重的报告接连涌入伯明翰，讨论主题也从蹲监狱转到了牺牲上面。自由乘车运动是否会产生非暴力理念的第一位殉道者？如果当真如此，这一点对于自由乘车运动来说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纳什维尔的学生们是否应该迎接这一风险甚至主动参与？学生之间爆发了一场马拉松一般漫长的辩论：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委员会是一个受到成年人监督的学生组织，成年监督人员掌握着组织的经费，他们会支持很有可能导致学生死亡的危险举动吗？

纳什维尔的学生辩论持续了一个通宵，直到周一早上仍未停歇。在伯明翰这边，再次聚集在夏特沃斯家里的自由乘车者们也在商讨着下一步的走法。新的一天到来时，自由乘车者们已经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夏特沃斯看到当地报纸无不流露出对于袭击事件的同情，许多文章的作者历来都是他眼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这一点尤其令他感慨不已。《伯明翰新闻》的头版文章标题痛心疾首地写道：《“警察在哪里？”人们四处质问》。标题下方是自由乘车者遭受殴打的照片，旁边是警务专员公牛康纳的说辞：“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都在说，如果他们继续干涉南方事务，那么外来的干涉者们早晚会引发流血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周日，发生在母亲节，我们当时尽可能让警察们休假回家陪伴家人一起过节。”《伯明翰新闻》并不认可康纳的说法，认为他的借口软弱无力，还指责他是三K党的帮凶。伯明翰的龙头商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声称暴力事件给伯明翰留下了一记“黑眼圈”。在纽约这则新闻同样登上了头版，《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还决定将霍华德.K.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音机中播报的“目击者证言”也另行刊登出来。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灰狗长途车燃烧的照片。他随即指示自己手下的平等大会员工将这张照片与自由女神造型叠加在一起，为自由乘车运动设计一款全新的徽章。

在遥远的东京，各家早报让即将成为伯明翰商会主席、正在带领伯明翰商业代表团参加国际扶轮社大会的西德尼.斯迈尔（Sidney Smyer）大吃一惊。斯迈尔看不懂日文，但却认出了长途车站，也看到了不堪入目的暴乱场景。惨遭殴打的《伯明翰邮报》摄影师小心保护了胶卷并且将其中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斯迈尔发现日本东道主对待自己的态度突然冷漠了许多，还提出了许多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聚集而来的各国商人也在突然之间失去了前往伯明翰投资的兴趣。斯迈尔无言以对，其他伯明翰代表团成员则极力解释这起突发事件不能体现整个城市的面貌。无数双冷眼与无数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包围了代表团，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沦为了动物园里任人评头论足的活展品。斯迈尔历来都是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早在1948年就成为了一名南方民主党人。但他依然告诉各位伯明翰的商界同仁，回去以后必须得对布尔.康纳采取措施。

这一天上午十点，一位大人物光临了夏特沃斯家：美国司法部部长亲自打来电话要求与西蒙.布克对话。这名《黑玉》杂志的记者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自由乘车者们认为自己被怀有敌意的暴徒“困”在了伯明翰，还有报告声称暴徒们正在长途车站聚集。接下来布克把电话递给几位团队领导人，最后夏特沃斯接听了电话。夏特沃斯告诉罗伯特，目前自由乘车者最急需的帮助就是让警方在前往蒙哥马利的路上提供保护。罗伯特首先建议所有人乘同一辆车，然后一字一顿地承诺说等他安排好长途车安保后还会打过来。夏特沃斯将对话转述给聚集在一起的自由乘车者，所有人都高兴极了。他们的脸依旧没有消肿，手术缝线清晰可见，遭受浓烟刺激的肺部还在刺痛不已。他们都不想面对另一伙暴徒。

在华盛顿，罗伯特的工作环境同样相当不利，因为他在民权方面的左膀右臂伯克.马歇尔感染了流行性腮腺炎，已经整整两周闭门不出了。肯尼迪在自己的办公室、马歇尔的公寓、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联络人以及夏特沃斯家之间架起了电话网，很快就再次联系上了那位伯明翰的牧师。“好了，”罗伯特对夏特沃斯说，“康纳先生将在车站提供保护，护送你们到达城市边界。”这是康纳通过联邦调查局传来的消息，因为前一天的暴力事件促使伯明翰的领导层向康纳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夏特沃斯思考了一下。“在安尼斯顿他们也被护送到了边界，”夏特沃斯尽量礼貌地回答道，“但是刚过边界长途车就被烧毁了。”很快他和罗伯特就达成了一致：对于自由乘车者们的保护要一直持续到阿拉巴马州的边界。

“等一下，”罗伯特说，“我会再打给你的。”接下来就是帕特森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自从1956年民主党大会以来他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司法部部长给帕特森和他的助手打了很多电话，而帕特森则抱怨说自由乘车者们并不是“出于善意的”州际旅行者，因此作为州长他不能帮助人们违反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坚称，如果州政府不能保护自由乘车者，联邦政府就将采取干预行动。既然没人希望联邦政府出手干涉，那么各方就应该协调配合，尽快打发自由乘车者们离开阿拉巴马。

在记者、警察、支持者以及好几车怀有敌意的白人暴徒的包围下，夏特沃斯带领十八位自由乘车者来到了位于布尔.康纳的监狱对面的灰狗长途车站，准备搭乘下午三点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他们一路上听到的广播公告不是自己这一行人的确切位置，就是等在车站的暴徒数量，还有帕特森州长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之间个人交涉内容的通告——最后这一项本身就算得上重大新闻。来到车站之后一行人走到上车区等车。这一次伯明翰的警察们总算是尽职尽责地拦住了愤怒的白人暴徒，但是甚至早在司法部部长与帕特森州长的协议安排破裂之前，车站现场的憎恨与暴力就已经积攒到了爆发的边缘。广播报告声称帕特森州长更正了之前的说法。“我拒绝保证这些人安全通过本州，阿拉巴马州的公民愤怒非常，因此我无法保证这帮蓄意滋事的家伙们能够得到保护。”州长的发言人则声称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的公路上随处可见愤怒的白人。

这些报告迫使夏特沃斯再次与罗伯特通话，灰狗长途车的工作人员也报告说长途车司机拒绝开车。“让黑人来开车，”罗伯特告诉灰狗长途车的负责人。这些人反反复复地告诉他这个有困难，那个做不到，简直要把他烦透了。最后他甚至放话声称，如果灰狗长途车找不到勇敢的白人完成这项工作，自己很可能会派一架空军飞机接走自由乘车者——只需两个小时他就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夏特沃斯一方面继续对各方官员施加压力，同时又表示自由乘车者们将会安静地坐在车站，等待僵局打破的时刻。

自由乘车者们也颇感压力，在恐惧中暴露得越久，他们的决心就越发动摇。眼下他们再次遭到围困，成为了大庭广众之下的活靶子。于是十八位自由乘车者开始讨论返程的可能性。他们的预定目标之一是促使全国上下关注种族仇恨问题，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远比他们的预想更加夸张。继续挨打并不会给民权事业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如果继续耽误时间，他们很可能无法在5月17日周三准时到达新奥尔良参加布朗案胜利七周年大型纪念集会。于是他们告诉夏特沃斯，他们决定跳出反对者的包围，搭乘飞机直接前往新奥尔良。可是一行人刚刚订好机票离开车站，广播就报告了他们的动向。凶性大发的暴徒们立刻争先恐后地冲向机场，赶在自由乘车者到达之前再次布设了一重重包围圈。

在纳什维尔，大批静坐运动资深参与者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得知平等大会团体放弃了长途车后，他们讨论的方向也随之一变。突然之间，讨论的重点就从如何帮助自由乘车者变成了如何接替他们；眼下的任务不是如何让自由乘车运动走向更大的胜利，而是如何让这场运动免于失败。戴安.纳什很快赶到华盛顿找到了参加父亲葬礼的詹姆斯.法默。她问法默，如果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决定赶赴伯明翰完成自由乘车者们的未竟事业平等大会是否会表示反对。这个问题一时让法默难以回答，但他个人表示同意。

在华盛顿，罗伯特.肯尼迪回到了司法部，他之前正在伯克.马歇尔家里就灰狗车站的谈判进行最后一轮努力。马歇尔和他一起回到了司法部并且宣称自己的流行性腮腺炎已经彻底痊愈了。两人先是与罗伊.威尔金斯见了一面，敦促他支持选民登记计划。之后罗伯特走进了约翰.席根塔勒的办公室——他是司法部长直属工作人员当中唯一一位南方人。“你看，”罗伯特说，“他们到了机场却无法起飞。差不多就快七点了，我们却还没把他们弄出来。你觉得你能去现场搭把手吗？”

席根塔勒眨了眨眼。“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问道。

“我想他们只是需要有人过去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的处境，”罗伯特说。司法部长的急切语气促使席根塔勒立刻动身赶赴了机场。两小时之后，飞机短暂经停亚特兰大，席根勒趁机给上司打电话表示自由乘车者们仍然困在伯明翰，因为当地机场遭到炸弹威胁，导致航班无限期延误。席根塔勒还在路上时，三百五十名黑人涌入金斯顿浸信会教堂参加弥撒大会。夏特沃斯抵达教堂之前，一位牧师正试图说服大家捐款为夏特沃斯购置新车，因为夏特沃斯的汽车在苏利文诽谤案期间被政府扣押了。听众中有人站起来发表意见，他显然很清楚伯明翰的运动形势刚刚获得了全国关注。“假设《纽约时报》听说我们花了六个月给他凑钱买新车，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报道角度呢？”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夏特沃斯已经成为了全体会众的代表，他的形象每过一分钟都变得越发高大，而且绝大多数会众都觉得与有荣焉。他们相信夏特沃斯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凭借得完全是勇气。兴许他们还能说服他不要去辛辛那提呢。

九点刚过夏特沃斯就走进了教堂。他的演讲内容充满了白天发生的奇迹与试炼。“我和鲍勃.肯尼迪谈了六次，”夏特沃斯颇为得意地宣布，令听众们大为折服。他详细回忆了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一位白人官员——在交谈当中采用过的各种礼貌用语以及慰问言辞。这时有人悄悄送来消息，夏特沃斯便对听众们说了一句：“不好意思，鲍勃又给我打来了一通长途电话。”*说罢便匆匆离开了布道坛。回来时他带来了完整的报告。“鲍勃与公牛已经谈过了，今晚机场将会部署足够的警察。车站的警察并没有纠缠我……鲍勃还告诉我，‘如果你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给白宫打电话好了。’这就是他的原话。”

夏特沃斯走下讲台后，另一位布道人用一段浮夸的呐喊结束了这次弥撒大会：“我们的主席还不算伟大吗？他的勇气与信念还不算坚定吗？天底下就只有一个F.L.夏特沃斯！”

在远离弥撒大会现场的城市另一端，刚刚在伯明翰机场落地的席根塔勒看到个个挂彩的自由乘车者们在候机厅里有气无力地挤作一团，斗争的疲惫与全身上下的伤口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神。不断传来的炸弹威胁致使他们直到夜色降临都没能起飞，有些人已经流露出了疑神疑鬼的迹象，必须被别人控制住。席根塔勒和西蒙.布克谈过之后就找到警察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只想让这些人赶紧离开。”

“我们也想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啊，”警察重复了一遍布尔.康纳的命令。他带领席根塔勒见到了航班经理。此前只要一有某某航班即将飞往新奥尔良的广播通报，机场就肯定会收到炸弹威胁，害得航班经理手足无措。他们三人想出了一个计划，首先在机场方面上演一出声东击西，然后取消班机起飞通知，最关键的一招则是命令机场人员在飞机离开地面前不得接听电话。很快席根塔勒就带着自由乘车者们一起登上了飞机，警察立刻关上了他们身后的大门。午夜时分飞机终于起飞了。在阿拉巴马州滞留两天、在南方呆了十一天后，平等大会的成员们终于在天上找到了安全的庇护所。

四个小时之后，伯克.马歇尔的一通电话打进了新奥尔良某酒店里面，吵醒了席根塔勒。“你认识黛安.纳什吗？”一贯镇定的马歇尔几乎有些失态地劈头问道。

“算是认识吧，我听说过她。”席根塔勒说。

“哼，你的老家纳什维尔可真是他妈的人才辈出啊，”马歇尔骂道。“他们又拉起来一帮人准备去伯明翰坐长途车，非得把别人捅的篓子彻底捅漏了不可。你要是能把他们劝住，那我可就要谢天谢地了。”尚未彻底清醒的席根塔勒含糊回答了几句，然后马歇尔说：“这次的事情是戴安.纳什捣鼓出来的。”

席根塔勒赶紧起床给纳什维尔教堂打电话。教堂里的危机会议已经连续举行了两天两夜，电话总是占线。当天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在早报标题上宣告了自由乘车运动的终结，然后《早间新闻》播报员便宣布肯尼迪总统将于当天前往加拿大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心焦如焚的席根塔勒开始给自己在纳什维尔的每一位熟人打电话，希望通过这些人向纳什施加压力。席根塔勒在电话里描述了伯明翰的惨状。“我刚从那边赶过来，那边的情况糟透了。要是再来一次自由乘车，局面必然彻底失控。纳什会把他们全都害死的。”

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的到来与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应手都不是秘密。两周以来，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在告诫金与其他人，三K党肯定会埋伏在长途车站攻击自由乘车者们。盖里.汤马斯.洛维（Gary Thomas Rowe）是联邦调查局安插在三K党总部的线人，他告诉上线，伯明翰警方同意给三K党留出十五分钟不受管制的窗口，让他们任意殴打种族融合的自由乘车者们。自5月5日起，联邦调查局驻伯明翰办事处的特别主管探员多次向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汇报过伯明翰当地警察与三K党之间的协定。此外他还先后至少五次提醒伯明翰警察局要注意三K党的攻击意图——出于惯常的安全考虑，他并没有提及警方与三K党的共谋关系，以免在警察面前暴露洛维的线人身份。如果警察知道了洛维的身份，那就等于三K党也知道了。伯明翰特别主管探员专门保留了自己每一次发送警告的记录，希望能够通过官方通知将责任转移到警方头上。提前知道犯罪即将发生对执法者来说很不舒服。特别主管探员的懊恼几乎写在了脸上，他通知华盛顿的胡佛局长，自己有责任在5月14日星期天向汤姆.库克警长（Tom Cook）发出最后一份警告。据他所知，库克与三K党关系密切，而且在星期天库克还是警局里“唯一一名值班人员。”

伯明翰警务专员公牛康纳是卫理会信徒，他的牧师名叫约翰.路特兰（John Rutland）。星期天一大早，路特兰牧师专程赶到了市政大厅，请求康纳不要听任三K党徒殴打长途车上的孩子们。白人新闻界非常关注此事，以至于六七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转播人员刚过午后就聚集在了市中心的长途车站附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正好途经伯明翰返回纽约，他在城里听到了许多骇人的传闻，于是便驱车前往市中心亲自调查此事。

即将到来的戏码当中，演员们往往一身数角，具有多种合法进行干预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直接有利于三K党恣意施暴。布尔.康纳最信任的情报员库克警官告诉三位记者长途车马上就到，接着他就突然离开车站走向警察局，留下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一批自由乘车者乘坐的灰狗长途车预定停靠在灰狗车站，守候在那里的盖里.汤马斯.洛维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第一辆进城的长途车将会转而停靠在旅途长途车站。于是洛维向周围几十个三K党徒传递了消息，一帮人纷纷离开灰狗车站朝着四个街区之外的旅途车站冲了过去。

旅途长途车停在伯明翰车站之后，首先下车的是在安尼斯顿上的八名白人——他们似乎一下车就混入了车站人群中，躲开了当局的检查和盘问。吉姆.佩克的脸上和衬衫上血迹斑斑，他和查尔斯.珀森是最早下车的自由乘车者。他们两个事先承担了探查伯明翰情况的责任，因此下车之后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到处寻找逃跑路线，可是却发现车站已经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佩克认为自己不能开口要求珀森独自承担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看了一眼珀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我们走吧，”珀森说完便按照计划慢慢朝白人候车室走去，佩克紧随其后。沃尔特.博格曼和其余几个人也跟在后面。

一行人走进了候车厅的走廊，那里早已挤满了三K党与记者，以及因为预感到暴力事件即将爆发而目不转睛的围观人员。眼看着自由乘车者们越走越近，一个搞不清状况的三K党徒嘟囔着说应该杀掉那个黑人珀森，因为显然那个显然受伤的白人佩克肯定是被他打伤的。但是三K党徒们围拢过来时，佩克却恳求他们不要伤害珀森。像这样的跨种族友谊姿态点燃了暴徒们的怒火，三K党徒们立刻凶狠地地将珀森朝着黑人候车室推搡过去。珀森转身想再次穿过人群，一名三K党徒立刻把他按在旁边的水泥墙上，其他人也都围拢到了他的身后。“打他！”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于是一名三K党徒便不由分说一拳捣在了珀森脸上。嘴角流血的珀森抬起头，然后又挨了一拳。他倒退了几步，靠在了另一个三K党徒的身上。此人立刻架住他，让他挨了第三拳。这次珀森跪倒在了地上。佩克走过去想扶起珀森，可是连续五六拳也把他打倒在了地面上。接着十几名三K党徒围住这两个人拳打脚踢，手里挥舞着棍子。满心恐惧的旁观者霍华德.K.史密斯还觉得他们拿着某种好像是巨型钥匙环的东西。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洛维同样毫不留情地参与了这场围殴。

跟在珀森和佩克身后的自由乘车者们想逃离这场殴打，却发现三K党徒已经封锁了退路。几秒钟后西蒙.布克望向车站，发现浑身是血的沃尔特.博格曼正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摸索着出口，极力想从暴徒们的腿之间爬出来。布克退缩了，他找了张报纸罩在脸上，又在报纸中间戳了个窟窿用来看路，然后就贴着墙边逃出了车站。与其说布克的伪装起到了作用，倒不如说幸运之神当真眷顾他。刚刚走上街头他就碰上了一名同样想要尽快离开现场的黑人出租车司机。布克跳上出租车后座，报出了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地址。

车站的暴力很快就蔓延了开来，施暴者们鬼鬼祟祟地到处流窜而且经常不看对象。一名伯明翰当地白人乘客之前一直都在上厕所，走出厕所之后才看到候车厅里的暴戾景象。他的惊诧眼神激怒了暴徒，于是他就沦为了因为伤情严重而不得不被送往医院的七位旁观者之一。一位来到车站接女朋友的黑人也被打了。还有好几位记者同样未能幸免。一名来自《伯明翰邮报》的摄影师拍摄完佩克遭受攻击的场景后刚想把胶卷从相机中拿出来，头上就挨了一记铅管，他的照相机也被打坏了。在候车室外面，一名从安尼斯顿登上旅途长途车的女性乘客正在歇斯底里地大喊：“车上出事了！车上出事了！”——十几个三K党徒扑倒了一个黑人自由乘车者*，把他按在一排垃圾箱上使劲殴打。接着他们看到有个人正在标有“WAPI新闻字样”的主播车内通过车载设备广播，便砸碎了车上的所有窗户，把新闻主播克兰西.莱克（Clancy Lake）从车中拖到街上，抢下他的麦克风后逃走了。这时约定好的十五分钟窗口终于结束了，一大群伯明翰瞥察迅速走进旅途公交车的终点站，三K党徒们也顶着一张张兴奋乖戾的面孔纷纷散开了。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撤退货车离开车站一英里后看到两个站在街角交谈的黑人。他们立刻停车扑将上去，将这两人痛打了一顿。

*【很可能是来自底特律的艾萨克.雷诺兹（Isaac Reynolds）。】

布克率先将坏消息带到了夏特沃斯的家中。这位布道人立刻召集了教会全体执事，又从他本人创办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协会当中挑选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员。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组织志愿巡逻队赶赴车站营救自由乘车者们，就有好几个受害者搭乘出租车来到了他家门口。查尔斯.珀森下车的时候面部已经肿胀不堪，头上的开放性伤口彰显了他当天在安尼斯顿与伯明翰两次遭到殴打的事实。一个吓坏了的黑人医生拒绝为珀森疗伤，就在一位女性给珀森做急救时，吉姆.佩克奇迹般地从另一辆出租车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的头部一片血红，牙齿在松动，由于肋骨受伤而直不起腰来。“你得去医院。”夏特沃斯一看见他这副样子就打定了主意。他们等待救护车的时候，佩克挣扎着走到珀森身边握了握他的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夏特沃斯接到了一连串警告以及一通安尼斯顿医院打来的电话。灰狗长途车就是在安尼斯顿被围攻烧毁的。电话中声称一大群白人暴徒追到了医院，被暴徒们威胁的医院工作人员要求自由乘车者们离开，因为他们的出现会给其他病人带来危险。前有愤怒的暴徒，后有下逐客令的医院，自己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自由乘车者们只得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四处辗转，院方不停地催促他们赶紧走人。于是身在伯明翰的夏特沃斯又打电话找来了几名志愿司机，表示自己愿意带领车队前往六十英里之外的安尼斯顿医院将自由乘车者们接回来，不过他又要求司机们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就连牙签也不行。”很快八名司机就到位了，但是他们众口一词地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夏特沃斯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暴露在危险当中。他们对于夏特沃斯的关切无疑是真诚的，但也有可能他们当中有些人出于本能地意识到，在目前这样的紧急情况下继续坚守非暴力只是奢望而已。很快，八辆由黑人会众驾驶的汽车就满载着长短枪支启程了，一行人沿着78号公路赶到安尼斯顿，救出了心力交瘁却满怀感激之情的和平主义者们。

经过多番努力，布克终于在夏特沃斯家联系到了司法部部长的特别助理约翰.席根塔勒。布克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早就料到自由乘车运动会造成麻烦，接着向席根塔勒讲述了当天白天的血腥事件，还说自己担心自由乘车者们永远无法安全离开伯明翰。席根塔勒记下了夏特沃斯的电话，并且很快便带着鼓舞人心的报告打了回来。他保证伯明翰的状况将会成为司法部周一首先处理的要紧事，还保证司法部一定会保护安全进行州际旅行的权利，此外如果布克与其他记者能够暂时淡化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将会更有利于事态发展。布克表示最后这一点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事态过于严重，白人记者们一直在四处收集消息，其次有些记者自身也遭到了暴力袭击。

那天晚上，在夏特沃斯的贝瑟尔浸信会教堂，饱受摧残的沃尔特.博格曼面向一小群人讲解了平等大会坚信种族平等并且奉行非暴力行动的宗旨。夏特沃斯讲述了自己为了寻找失踪走散的自由乘车者们所做的努力，还告诉他们布尔.康纳威胁要逮捕自己，罪名是在自己家中进行跨种族聚会。然而夏特沃斯的语气依然散发着不屈不挠的气概。他高声呼喊，发誓他们肯定能撑过去。“白人和黑人已经一起挨过揍了，他们携手并进的日子就要来了。”

搭载着吉姆.佩克的救护车没有开往卡罗维卫理会医院。他现在正躺在希尔曼医院急诊室的手术灯下。佩克头上的伤口缝了五十三针，最严重的是额头上四英寸长的马蹄铁形伤口。站在医生们身边的摄影师拍摄了这次缝合的照片并且将其提供给了当地报纸。接着一群记者就向仍旧头晕恶心的伤员抛来了一堆问题。尽管佩克依然很虚弱，但还是连贯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不过有时要停下来区分一下发生在安尼斯顿的袭击与发生在伯明翰的袭击。最后记者们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以及经受如此残暴的袭击是否值得，佩克不假思索地答道：“旅程肯定会越来越困难，但我明天仍将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记者们难以置信地看了看佩克，又同样难以置信地面面相觑了一番，这才纷纷散去。这时一个警察表示佩克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一名穿着得体的黑人——夏特沃斯的随行人员之一——走到手术台旁边往佩克手里塞了一个十美分硬币，并且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如果他们还来找麻烦，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来救你的。”

周一午夜两点时，紧张不安的医院负责人蛮横地让吉姆.佩克连夜出院。夏特沃斯来到医院接上了他，他们一起驱车穿过了同样战战兢兢的伯明翰。此时伯明翰街头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警车。路上他们还被盘问了一次。最终夏特沃斯回到家里，把佩克安顿在了沙发上。

金当时正在蒙哥马利参加领导大会的董事会议。自从一年前的所得税案件以来，这还是他头一次回到蒙哥马利。为了让人们看到接连不断的官方迫害——诽谤案、刑事诉讼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针对性解雇——都没能影响自己的行动，金在帕特森州长的首府主持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他给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发了一封电报，称赞后者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还宣布民权阵营已经成立了一个共由十八人组成的全国律师委员会，在诽谤案中为领导大会布道人提供辩护。在私下里，金与阿拉巴马的四位被告——阿博纳西、夏特沃斯、洛厄里以及西伊——谈了一次，仔细讨论了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阿拉巴马州忍受个人资产接连遭到扣押，还是应该离开阿拉巴马州另寻高就。夏特沃斯刚刚接受了辛辛那提的新工作。阿博纳西则决定前往亚特兰大的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但他还没准备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蒙哥马利的会众们。

5月13日星期六，金和怀亚特.沃克刚好赶回亚特兰大，与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他们庆祝了自由乘车者们成功穿过南方诸州北部将近七百英里的旅程，金高度评价了他们继续进一步深入种族隔离最猖獗的南方腹地各州的英勇意愿以及榜样作用。然而，尽其所能地鼓励了他们之后，金又把随行记者西蒙.布克拉到一边，表示自己刚从阿拉巴马州回来，当地公众情绪非常激动，足够的新闻报道已经让阿拉巴马人意识到自由乘车者们即将到来。“你们根本不可能穿过阿拉巴马，”金激动地小声警告他。不知如何回答的布克则试图缓解气氛，他半开玩笑地告诉金，自己将会紧紧跟在身材高大的詹姆斯.法默背后，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如我跑得快的人。”他还补充道，自由乘车者们早就商量好了，如果白人流氓真打算追打他们，他们就把法默扔下来殿后。

那天晚上法默刚刚上床就寝，母亲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就把他吵醒了。他的父亲此时正在住院，当天晚上躺在华盛顿医院病床上的老法默突然要求看一看“小法默的行程”。得知小法默第二天将要进入阿拉巴马州，老法默突然陷入了昏迷，继而很快就离开了人世。在法默的记忆中，父亲永远都是那个在柯立芝时代坐在树下阅读希腊语书籍的大学教授，他万没想到父子永诀的场景居然会是这样。老法默夫人坚持认为丈夫希望能用自己的性命换回儿子的性命，因为这样一来法默就不得不回家参加葬礼了。得知自己无法参与进一步的活动一方面令法默松了一口气，同时又让他暗自恼恨自己胆色不足，总之他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后便离队了。剩下的自由乘车者一致认为要按照计划进行。十来个亚特兰大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法默离开之后，来自密歇根的学生约瑟夫.珀金斯（Joseph Perkins）就成了灰狗长途车上的负责人，而詹姆斯.佩克则负责旅途长途车。两辆长途车沿着78号公路一路向西。阿拉巴马州的便衣调查员也悄悄加入了乘客的行列。

经过塔拉普萨站和赫夫林站之后，灰狗长途车的司机悄悄告诉团队负责人珀金斯，朝东边开的司机警告说前面的安尼斯顿站聚集了一伙暴徒。平等大会的侦察员汤姆.盖瑟早就预感到当地将会闹出大麻烦，因此司机的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随着长途车慢慢驶入安尼斯顿车站，乘客们看到崭新的车站标识牌上赫然写着“白人州际旅客”和“黑鬼州际旅客”的字样，表明某些懂法的人已经狡猾地做好准备应自由乘车运动带来的宪法挑战了。（最高法院已经禁止了州际旅客服务设施当中的种族隔离。）然而，与带着木棍、砖头、铁棍和刀子的大批人马相比，这些标语并不算吓人。这伙暴徒们大喊着让自由乘车者下车，九位自由乘车者以及五位普通旅客则坐在座位上一动不敢动。有些人试图破门而入，迫使两位便衣调查员不得不暴露身份——他们冲到前门紧紧抵住拉杆，保持车门紧闭。暴徒的怒火越烧越旺，开始用棍棒敲打车体，用刀猛砍轮胎。乘客们纷纷大喊着让司机赶紧开车，万一车辆被破坏，那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了。司机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他发动引擎，倒车出站，不知所措的乘客们眼看着安尼斯顿的警察们赶到现场挡住暴徒并且指挥长途车离开车站，仿佛他们刚刚被叫来解决一起交通事故一样。

灰狗长途车在78号公路上不管不顾地向前飞驰，因为不断有报告声称后方的暴徒正在穷追不舍。很快就有五十多辆车拉着大约二百多名暴徒摆开一字长蛇阵紧紧咬住了前往伯明翰的自由乘车者们。刚离开安尼斯顿不远，长途车就开始侧滑。司机意识到被击打过的轮胎正在渐渐漏气。司机没办法，只能把车开下公路，关掉引擎，惊惶地逃到荒野之中。用力摔车门的声音和聚集过来的暴徒的喊声让长途车上显得更安静了。

这次暴徒们使用砖块和大斧头逐次砸碎了长途车的窗户，玻璃碎片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乘客身上。有一组暴徒们破开行李舱用棍子在里面乱捣，同时另一组人则尽力想打开车门。最后有人从后车窗的破洞里丢进了一枚燃烧瓶。地板上立刻火光四起，有些座位都着了火，车厢里很快就充满了呛人的黑烟。眼看火势难以控制，喘不过气的乘客们终于惊慌失措起来。坐在前排的州调查员E.L.考林（E. L. Cowling）意识到暴徒们现在并不想破门而入，反而想挡住车门，把他们堵在着火的车厢里活活闷死烧死。走投无路并且被浓烟呛得有气无力的考林只得掏出枪来威逼攻击者们退后，并且费尽力气打开了车门，然后阿尔伯特.比奇洛与其他人一起指挥乘客们走出了车厢。亲眼看到自由乘车者无疑激化了暴徒们的情绪，然而考林的枪却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就手舞足蹈地环绕在在车门附近没有浓烟的地方，冲着逃出来的人们挥拳相向。来自霍华德大学的非学委学生亨利.托马斯踉踉跄跄地闯出毒烟笼罩的区域，脑袋却挨了一拳，当场就倒在了地上。其他人也跟着托马斯连滚带爬地下了车。直到抵达现场的阿拉巴马州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后，攻击才算告一段落。暴徒们纷纷上车逃窜，乘客们在警察们的护送下前往了安尼斯顿医院。一位摄影师拍摄了遭到遗弃的长途车的照片，前车窗里跃动着火苗，滚滚浓烟从各扇车窗当中喷吐出来。等到这天晚上，这张照片将会通过国内外媒体而传遍整个世界。

又过了一个小时，旅途长途车继灰狗长途车之后也停靠在了安尼斯顿。吉姆.佩克和其他自由乘车者们穿过站点走进白人专用的餐厅购买三明治，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谩骂与袭击，而是一片诡异的沉默。大部分旁观者都转移了目光，有几个人还嘟囔着“种族暴动”之类的话。自由乘车者们带着三明治重新上车，注意到这还是当地白人第一次比他们自己更紧张。摩豪斯新生查尔斯.珀森（Charles Person）和莫里斯布朗学院的大二学生赫伯特.哈里斯（Herbert Harris）坐在了长途车前排。他们坐下后，长途车司机并没有立刻开车上路，而是与安尼斯顿的警察们以及几个看起来很壮的人们交谈了一番。接着就有八个人赶在司机之前上了车并且站在过道里，随后司机就打开了导游话筒。“我们得到消息，前面有辆车被烧毁了，乘客们都得一车一车地运到医院去，”他紧张地说道。这是第二队自由乘车者首次得知灰狗长途车上的情况，“闹事的家伙们正等着我们的长途车开过去，除非我们把这些黑鬼从前排座位上弄走，否则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一位迷茫的自由乘车者打破了充满恐惧的沉默，一板一眼地回答道任何州际旅行乘客都有权坐在长途车的任何位置。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站在前座附近的白人就一拳打在了珀森脸上。之后另一个白人也开始殴打赫伯特.哈里斯。白人们将两个学生拖到过道上，在逼仄的空间内对他们拳打脚踢。团队负责人佩克与密歇根退休教授沃尔特.博格曼（Walter Bergman）都吓坏了，赶紧从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前面抗议，可是他们根本没能靠近。有个正在殴打学生的白人转过身来给了佩克一拳，打得他倒退了两排座位的距离。博格曼也挨了一拳倒在地板上。突然，暴徒们的愤怒转移到了两个倒地不起的白人自由乘车者身上。有些人把佩克从座位上揪起来，雨点般的拳头砸在他满是鲜血的脸上，其他人则冲着博格曼的胸口一脚一脚踹下去。

“别打了！”博格曼夫人大喊，“他是我丈夫！”

有些人怒骂博格曼夫人“跟黑鬼一伙”，另一些人则告诉朋友们不要打死博格曼，而此时躺在地上的博格曼已经不省人事了。很快暴徒们停止了殴打，顺着过道把珀森和哈里斯拖到后面，跨过博格曼，扔到后座其他乘客身上。然后他们把佩克摞到两名头破血流的学生身上，又把一动不动的博格曼也拽到了后面。沉着脸做完这一切后，他们就坐到了中间一排，免得还有黑人想坐到前面。打斗期间一直不见踪影的长途车司机此时和一名警察一起回到了车上。他们沉默地匆匆查看了一番新的座位安排，似乎很满意。于是警察们下了车，司机则发动汽车从小路出城，以期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守候在通往伯明翰公路上的暴徒。呻吟、震惊和鲜血包围了一直坐在后座的西蒙.布克，他想尽办法想要分散白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收起难以承受的恶意目光。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递给他们一份即将登上《黑玉》杂志的自由乘车运动报道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