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9月26日，也就是赫伯特.李被谋杀的第二天，金来到纳什维尔参加领导大会为期三天的年会。摩西的选民登记计划引发的凶杀案与其他牺牲为自由乘车之夏的庆祝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詹姆斯.法默和詹姆斯.劳森都没有主张将自由乘车运动扩展到密西西比。法默含糊地预见到，居住在种族隔离州的黑人们日后可能不得不采用拒付所得税的方式来间接抗议。劳森宣称尽管自由乘车者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人数依旧不足以挤满杰克逊的监狱。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扩大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规模，从而攻击密西西比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市县，劳森的表态不动声色地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这样做成本太高，将会导致特别严苛的镇压，不仅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反而还会浇灭运动的热情。詹姆斯.贝弗尔与黛安.纳什被施以重刑后，许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参加游行了。赫怕特.李被谋杀之后，同样有许多年轻人纷纷退出了登记课程。因此劳森决定眼下还是谨慎为上，许多希望他能将非暴力研讨会搬迁到密西西比并且花费数年时间复制纳什维尔经验的人们对此都感到十分失望。没有他的指导方针，非暴力直接运动根本无法在密西西比州立足。事实证明，直接行动并不足以应付密西西比州的最严苛考验。以摩西为代表的选民登记专家们不禁怀疑，就算劳森亲临密西西比州恐怕也收不到多大成效。

尽管领导大会的领导层在私下里都承认自己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在公开场合口风却严密得很。他们需要时间巩固自由乘车运动的胜利成果，也需要进一步筹集资金。北卡罗来纳州游行带来的法律债务以及为自由乘车者进行辩护的费用已经让领导大会不堪重负了，而且《纽约时报》与苏利文诽谤案更是到了紧要关头，案件已经呈交到了阿拉巴马州上诉法庭。为了支付律师费，领导大会租下大奥普里剧院举办了“向自由乘车者致敬”筹款音乐会。哈里.贝拉方特是主打艺人，他还请来了米瑞安.马卡贝、查德.米歇尔三重唱以及其他几位著名艺人组成了“贝拉方特剧团”。不幸的是贝拉方特本人却在音乐会开幕之前病倒了。他不能参演的消息一经公布，门票销量随即一落千丈，害得领导大会反而倒赔了一大笔钱。

金与肯尼迪政府的关系历来十分微妙且层次繁杂，如今领导大会的财务困境更是为双方关系平添了许多变数。伯克.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和其他几位肯尼迪政府官员仍是选民教育计划复杂安排里的重要人物，领导大会可以通过该计划为选民登记募集大笔不必缴税的资金。政府要求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因此金就算在纳什维尔举行的领导大会闭门理事会议上也依然不敢随便开口谈论选民教育计划的进展。怀亚特.沃克对1962年领导大会选民登记计划的报告刻意略过了这个话题。就像金的朋友劳伦斯.雷迪克所害怕的那样，纳什维尔理事会会议逐渐演变成了布道人的演讲仪式，“每一位参会的‘显要人物’都要发表一番阔论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身份”。正式会议记录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关于大会应当如何赞扬马丁.路德.金主席而进行的非常、非常冗长的讨论”。最终在拉尔夫. D.阿博纳西的提议下，理事会提请金指派一个决议委员会，专门为金打造一套个人展示，从而一了百了地解决这个议题。接着又有人提出委员会成员应当包括柯瑞塔。然后阿博纳西又建议将理事会决议发表，好让J.H.杰克逊知道领导大会不会弃金于不顾。一位并非布道人的理事会成员表示反对，认为不应当针对杰克逊发动人身攻击，于是阿博纳西的提议被也移交给了委员会。

在密西西比州的连环恶劣事件——包括殴打登记选民、李的谋杀案以及大规模逮捕——爆发之后，金立刻给罗伯特.肯尼迪发送了紧急电报表示抗议，声称这些行径是“明目张胆的恐怖统治”。可是如此直接的请求却被压倒一切的政治失礼问题吞没了：远在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首先从记者口中听说了金从密西西比发来的电报，然后才收到电文。这样的羞辱无疑削弱了罗伯特私下与金合作的信心，自知理亏的金于是没敢再多说什么。怀亚特.沃克之后又给罗伯特发了一封低声下气的电报，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表示前一封电报是“我个人行政失误的结果……金博士或者领导大会将任何信息呈送给您之前都不会向媒体透露。”

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在他看来可以与肯尼迪政府重修旧好的机会——哈里斯.沃福德邀请他与总统私下会面。就像这年春天与罗伯特.肯尼迪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午餐会一样，这次会面也不会记录在案。在自由乘车运动引发了如此激烈的社会争议之后，这次邀请无疑是政府对金进行的又一次不动声色的考验，看他是否愿意遵从政治规矩。金一开始还很高兴，但他来到白宫之后却看到沃福德摆出了一副一反常态的严肃面孔，一看这架势金就知道今天这顿饭不好吃。沃福德告诉他，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命令自己发布一则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官方消息。

这则消息的根源在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于5月份自由乘车运动调查备忘录的批注（“为什么不？”）。他想知道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对这个到处找麻烦的金进行彻底调查。这则质问在他的下属当中口口相传，于是他们翻遍了调查局的档案里，获悉金和哈里.贝拉方特都是利维森的密友。在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看来，关于利维森的总结评述听起来口风很凶险，于是他要求查看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所有档案。联邦调查局说那些档案太过敏感，因为利维森是苏联间谍组织安插在美国的重要特工，所以不能将其交给马歇尔。没过几天马歇尔就来到哈里斯.沃福德的办公室谈了很久，接着又举行了一场跨部门会议，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商议此事。

在沃福德看来，针对利维森的指控无异于令人厌恶的麦卡锡主义回潮。他尤其反对马歇尔认为金与利维森的联系玷污了金的看法。沃福德要求马歇尔提供证据，于是马歇尔给他看了联邦调查局的简报，上面明确标注了在利维森问题上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简而言之，沃福德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证据已经归档从而保护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间谍案件的侦办逻辑与一般案件相反，指控越重要证据就越保密，而政府采取行动时也越受限制。

不太高兴的沃福德告诉金，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上级的小心选择，美国政府也认为斯坦利.利维森是重大安全威胁。利维森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不是左派分子、美共同情者甚至美共成员，因为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认定他是苏联间谍网的关键人物，“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肯尼迪政府正在秘密地用最有力的措辞警告金，让他切断与利维森的一切联系。

金惊呆了。利维森不辞辛劳地为他无私工作了将近五年，如今居然碰上这种事，简直令他难以置信。金问沃福德政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利维森秘密领取苏联卢布或者将消息秘密发送给间谍？沃福德也问过马歇尔同样的问题，但他现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只能告诉金相关证据一概保密。和马歇尔不同，沃福德对金坦诚了自己的疑虑。根据自身的经验，他并不敢肯定联邦调查局的怀疑有多么准确。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怀疑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指示相比根本没有说服力。

金在沃福德的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终于他开口说道，政府显然将这件事这当作信任问题，但比起信任J．埃德加.胡佛，他本人更有理由信任利维森。金觉得遭到了暗算伏击——他原本带着一套满怀希望的议事条目走进了白宫大门，现在却很可能被人故意逼上了歧路。金一直在努力提升种族问题的核心道德标准，对于他来说这次的新指控无非是又一次外来的抹黑之举。反共怀疑的尖刺尤其扎得金十分难受。一级传一级的政府人员将如何应对利维森的重担压在了他身上，其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与这场神秘兮兮的困局毫无干系，每个人都在利用崇高的语言解释卑劣的请求。在金看来眼前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他在政府内部最好的朋友告诉他要疏远另一个朋友并且把此人当作异类，而且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比无端怀疑更加切实可信。

沮丧至极的金告诉沃福德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警告。他勉强镇定了一下才前去面见肯尼迪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是白宫生活区，他与总统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共进了一顿午餐。联系上沃福德的警告，这次会面的安排可谓绵里藏针。在总统夫妇日常起居的私密环境里进行会面既可以视为荣誉，也可能是为了将金的造访从官方记录当中隐去。肯尼迪夫人的列席可以理解为对金示好的社交礼仪，也可能是总统在暗示他今天最好不要谈正事。金已经习惯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派，也习惯了与第一家庭一起吃饭时肯尼迪夫妇展现的待客魅力。饭后宾主三人一起在重新装修过的白宫里走了一圈。这一轮装修体现了肯尼迪夫人的考究品位与收藏品，一段时间以来始终占据着各大报刊的头版页面。

三人经过林肯房间的时候，金想到了既能打破客套又不会冒犯总统的方法——他提出了一条自然而然却意义重大的请求，希望借此唤起肯尼迪的历史感。看到房间的壁炉架上放置着框起来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副本，金趁机说道：“总统先生，我想看到您在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百年后的同一个房间里签署《解放黑人奴隶第二宣言》。您可以用第十四项修正案做基础。”肯尼迪积极回应了这个请求，让金准备一份宣言草案。金回应道自己非常愿意提交这样一份草案。这番对答不仅让金带着总统的委托离开了白宫，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索要利维森人头的专横命令。

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掌管的司法部出手干涉，原定于9月22日进行的约翰.哈代案州法院初审遭到了叫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招。挑战州政府根据本州法律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一步险棋，而且在本案当中联邦政府还要依靠黑人证人的证词来对抗白人民选官员的证词。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也意识到，本案与联邦投票权之间的联系简直不堪入目——一名选民资格登记员居然在自己的办公室殴打了一名登记人员，然后州政府居然又用完全颠倒黑白的罪名将被害人告上了法庭，这样的案情简直就是在当面嘲讽联邦政府对于投票权保障不力。约翰.多尔将这起案件作为急务呈交给伯克.马歇尔，后者则授权他代表哈代与美国政府申请一份针对密西西比州的诉前禁令。

然而司法部这一次运气并不好。多尔在联邦地方法院碰上了一位哈罗德.考克斯法官（Harold Cox）。考克斯是肯尼迪政府在南方任命的第一位司法人员，他的父亲是森弗劳尔县治安官，同样出身于森弗劳尔县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曾经公然声称高地人学校悖逆种族大防的詹姆斯.伊斯特兰则是他的强大支持者。考克斯支持种族隔离，曾经因为在法庭上把黑人称为“狒狒”而臭名远扬。因此他不愿意支持司法部申请诉前禁令，并且否定了这项大胆提议。于是伯克.马歇尔飞到了亚特兰大寻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重新审查。

多尔在巡回上诉法庭遇到的主要是程序问题。根据联邦规程，针对申请诉前禁令动议的否定并不具备申请司法审查的“决定性”效力。马歇尔知道，除非怀有敌意的考克斯法官打算参加申请永久禁令的听证会，否则这个问题在眼下就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他辩称当前情况非比寻常，撤销起诉合情合理。两位艾森豪威尔指派的法官同意司法部的决定，一位现任政府指派的民主党法官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日后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当中的常见现象。于是巡回上诉法庭发布命令，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哈代案件的州法院庭审。密西西比州政府随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两位民权部律师带着初步报告回到华盛顿。多尔这次出门带上了一位徒弟，此人也来自威斯康星州。他本人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就像一年前多尔在田纳西州的经历一样直指当事人的内心深处。在杰克逊政府大楼、泰勒镇、麦库姆以及利伯蒂探访一番之后，多尔的徒弟觉得胸中的恐惧简直堆到了嗓子眼。就像多尔一样，他也开车来到黑人县区教堂，见到了在尝试选民登记时遭到刁难的人们。眼看着这些人尽管得不到保护却依然勇敢地坚持不懈，他的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至于他对摩西最主要的印象则是令人心悸的镇定气质。

接下来多尔又飞回密西西比州展开了个人调查。9月24日——这一天适逢周日，金正在以便以谢教堂介绍特别客座牧师、著名的末底改.约翰逊——多尔开车抵达斯特普托的农场见到了摩西。此时距离摩西从派克县监狱给他拨打对方付费电话已经过了五周。一见面多尔首先注意到是摩西头上尚未愈合的伤口，这无疑是卡斯顿的手笔。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并没提到伤口或者缝线，也没有按照调查局对于重大伤害案件的记录规定附上伤情照片，因此多尔一直以为摩西只是受了点瘀伤而已。摩西确实给多尔发送了一份关于案情的详细信件，但是信中对于自己受伤情况的血腥细节却并未多提，因此多尔还一位摩西作为案件原告理所当然地夸大了自身遭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看到摩西头上刚刚结成的伤疤，多尔不仅对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质量有了新的看法，也对摩西的人格力量有了新的认识。

摩西和斯特普托向多尔详尽报告了当地的情况。此前司法部一直认为阿米特县针对选举登记义工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听过报告后多尔相信这样的不祥预感并非空穴来风。斯特普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赫斯特议员和卡斯顿家族是最大的暴力威胁。他很害怕他们对自己与另外两位当地农民展开报复。这两个农民中有一位名叫赫伯特.李（Herbert Lee），此人偶尔会自愿担任摩西的司机。和斯特普托一样，李也有九个孩子，但他比斯托普托年轻，因此至今依然会亲自下地干活。李的妻子从未参加过登记课程，但非常担心自己的丈夫。身材干瘦的李本人则多次参加过登记课，但是他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也没打算去登记。至于为什么李会受到威胁，摩西的猜测是白人曾看到他本人坐在李的车里。又或许是因为李有一次上课迟到，看见一群白人正在上课的教堂门外记录车牌号码。摩西将李的发现报告给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消息有可能由此渗透回到阿米特县。还有可能教堂门前有些白人认识李，所以将他的身份传了出去。在摩西看来，不管怎么说赫伯特.李都被满怀恨意的白人们单独挑了出来，他们认为他正在为其他黑人充当探子或者“间谍”。

多尔非常重视摩西与斯特普托提供的情况，要求这两人带他去李的农场谈谈。然而这天李并不在农场，而多尔也不得不在当晚动身返回华盛顿，只好作罢。第二天多尔刚刚走进自己在司法部的办公室就收到了一条电话留言：赫伯特.李已经被杀了。

这条留言来自摩西。那天早上摩西正和非学委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Charles McDew）一起工作，这时为摩西缝合伤口的安德森医生打来了电话。安德森医生的声音很冰冷，他说麦库姆殡仪馆送来了一具无名尸体，之前一直躺在利伯蒂县某轧棉机厂的停车场里面被路人围观了好几个小时。利伯蒂的白人和黑人都不愿碰这具尸体。艾米特县当局神秘兮兮地通知麦库姆的灵车跨过县界带回了尸体，现场的目击者们甚至都不敢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这些细节让安德森认为死者很可能是选举登记班的成员。很快摩西便认出了死者正是赫伯特.李。李的遗体躺在桌子上，左边太阳穴有一处枪伤。

在葬礼上，李的遗孀撇下孩子们径直朝摩西和麦克迪尤走来，捶胸顿足地叫道：“是你杀了我丈夫！你杀了我丈夫！”她的哭喊声听得摩西心里一片冰凉。他试图从哲学角度看待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也是这次杀人事件的“参与者”。因为要是他没有开班登记课程，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然而摩西依然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不该开设登记课程，除非他将阿米特县的现状——黑人只要对选举有兴趣就会被杀，而且行凶者总能逍遥法外——当成永远不会也不该得到改变的现实。

行凶者的身份很清楚，正是E.H.赫斯特众议员。那天他开着自家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顿的小卡车跟着赫伯特.李来到轧棉机厂，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李躲开赫斯特，从副驾驶那边下了车，可是赫斯特也绕过卡车来到了另一边。根据赫斯特的供述，李想用撬胎棒攻击他，于是他才用手枪砸中了李的头，然后手枪就意外走火了。治安官卡斯顿和镇上的治安官很快赶到现场，事后他们声称在李的尸体下发现了撬棍。两位目击者——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在同一天跟验尸官说了同样的话，之后这起杀人案就得到了正当防卫的裁决结果。

摩西最终在县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找到了那个黑人证人。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是一位四十二岁的伐木工，上学上到了七年级。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夭折了，艾伦说是因为癫痫。二战期间艾伦在新几内亚服役并且得了溃疡，此后伐木与运送木材的繁重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但比起耕作，伐木更方便艾伦养家糊口。因为他没有资金，也见不到密西西比三位黑人律师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只能依靠白人来为他“解决文件问题”，从而申请伐木器械贷款以及购买或租赁可供砍伐的林地。他之前为一名朱厄.舒格曼先生伐木，直到自己背部受伤被子。现在他为罗伊.纽曼先生伐木。纽曼的律师是乔.戈登先生。

艾伦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与自己相关的诸多细节，也坦率地告诉了摩西自己在轧棉机场看到的情况：李没有撬胎棒，也没有其他武器。李对赫斯特说，只要赫斯特拿着枪，自己就不会跟他说话，接着就跳下了自己的卡车，正好靠近艾伦当时所在的位置。赫斯特跑着绕过卡车，大喊“我今天早上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之后就站在几英尺之外朝李的头部打了一枪。艾伦之所以做证说李的手中拿着撬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必须这么说，而他得保护自己一家人。但艾伦非常不愿意在李这件事上说谎，因为他知道李是一名素来正直的黑人农民。艾伦告诉摩西，自己曾对妻子说：“我可不想说死人的坏话，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求得死者的原谅。”

摩西相信路易斯.艾伦说的是实话，他同样坚信谨慎的赫伯特.李做梦也想不到要在周一早上公开袭击县里最有权势的白人之一。然而摩西也意识到，仅凭事实并不能为李讨得公道。困在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的摩西很清楚，强行让艾伦做证很可能会断送对方的性命。但是保持沉默又意味着自己在本案当中沦为了邪恶势力的帮凶。

回到华盛顿的约翰.多尔希望能得到物证，而不是仅仅凭借证人证词来决断案情，无论证词来自黑人还是白人。“请检查李的尸体，并在葬礼前给伤口拍照片。”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这样指示联邦调查局，“也许子弹入射的角度以及火药灼痕的性质和位置能够确定或者驳斥证人的描述。”安德森医生告诉摩西，尸体上根本就没有火药残留。这一事实的确认为联邦调查局开展全面调查提供了足够的客观理由。然而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并没有设置办事处。多尔的指示从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达到新奥尔良办事处，又传达到了联邦调查局派驻在纳奇兹的唯一一名调查员那里，此时李已经被安葬了。多尔从未收到关于李的伤口的官方报告。当地报纸声称李的死亡不过是疯狂黑人的正常下场，而多尔手里没有任何独立证据可以驳斥这种说法。

斯特普托还是让摩西住在自己与赫斯特家一街之隔的房子里，但摩西在这里住得很不舒服，因为斯特普托家里藏着很多枪。事实上斯特普托家的农场就像一座小型军火库，他本人也因为身上总是藏着一两把手枪而出名。李被杀之后，摩西总能在枕头下或者床头柜里找到枪。斯特普托家的气氛越发焦虑不安，家里人都觉得枪战对射一触即发。摩西不想把自己的非暴力理念强加在斯特普托身上，也不想让自己的出现点燃暴力之火，于是就暂时回到了麦库姆。这次凶杀案的余波波及范围很广，四位被捕的静坐学生引发的紧张氛围也越发严重。

回到麦库姆之后，摩西被C.C.布莱恩特结结实实地数落了一顿。眼下布莱恩特正因为民权运动太过偏离原定计划而心烦意乱，他毫不客气地提醒摩西，自己邀请对方来到麦库姆的目的是推进选民登记，可是现在一个农民却死在了在阿米特县的荒郊野外，而且麦库姆当地的登记活动也被学生静坐打断了。摩西虚心接受了布莱恩特的指责，但是他对于局势并没多少控制力。10月4日早上，两名参与静坐的学生得到释放。但是他们回到学校后，威严的校长杜威.希金斯准将（Dewey Higgins）却对他们施加了停课处分，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这一决定致使希金斯成为了全校师生的众矢之的。在种族隔离学校里面，黑人校长是一手遮天的人物，控制着如教学岗位、文凭与大学推荐信之类的稀缺资源。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能够扼杀学校里的种族激进情绪，就可以在白人校董事会的准许之下把学校系统变成自利自肥的经济封地——在学校里捞钱的门路很多，比方说学校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就很可以揣进校长的自家腰包。希金斯校长赶走布兰达.特拉维斯与艾克.路易斯的那天早上，反叛的情绪席卷了每一间教室。一百多位学生都跟着他们两个离开了学校。

走出校门之后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即兴游行，一路朝着共济会会堂的选民登记办公窒走去。几位还在镇上的自由乘车者力劝他们进行一场抗议游行，好让人们关注李的凶杀案以及静坐学生遭受的惩罚如何不义。摩西与非学委主席麦克迪尤都反对游行。他们认为希金斯校长的停课处分只是走走过场，过几天就会取消。可是游行却会引起激进白人们更激烈的反对。然而他们的谨慎被学生们的热情淹没了。学生们决定游行到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政府大楼，此时摩西和麦克迪尤又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前往现场给予支持。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发去八英里外的马格诺利亚，但是刚过县界天就黑了。他们不敢在荒凉的高速公路上赶夜路，于是掉头回到了麦库姆市政厅。刚到市政厅门口他们就看到一群白人聚在一起讨论黑人的去向。正当警察和旁观者们打量着学生们临时制作的标语牌时，一名学生发言人走上台阶开始祈祷。他刚刚开口就遭到了警察的打断。警察威胁他说没人给过他在台阶上祈祷的权力。那个学生置若罔闻，警察就逮捕了他。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又走过去祈祷，并且同样也遭到了逮捕——再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学生纷纷在现场遭到逮捕，简直成了一场冗长的仪式，布兰达.特拉维斯也位列其中。这时警察们终于觉得情况不对，恐怕和平示威会演变成暴乱，于是不顾正当程序一口气逮捕了剩余全部游行者。

正当警方押送学生们走向监狱时，几个过路人冲过来想要攻击鲍勃.泽尔纳（Bob Zellner）——一个刚刚从亚特兰大赶来的非学委成员。作为游行队伍当中唯一一名白人，泽尔纳是个相当显眼的目标。一名袭击者掐住了他的脖子，摩西与麦克迪尤见状不妙赶紧挤到他身边充当非暴力肉盾。麦克迪尤搂住了泽尔纳的胸口，摩西则揽住了泽尔纳的腰，两人贴在他身上替他挨了好几拳，攻击者们则竭力想把他们拽开。泽尔纳想抓住市政厅台阶旁的金属栏杆，手中的《圣经》掉在了地上。一个攻击者跑过来朝着泽尔纳的眼睛捣了一拳，另一个直接一脚踢在了他脸上，将他踢翻在地，摩西与麦克迪尤也跟着一起摔得仰面朝天滚下了楼梯。直到警察过来赶走了攻击者，这轮袭击才算告一段落。之后警察就把非学委三人组与其余一百一十九位学生关进了监狱。

这一幕唤醒了这个睡意沉沉的农业小镇上的政府当局，他们第二天就带着警察局局长签发的逮捕令直奔伊利诺伊中央铁路调车场逮捕了C.C布莱恩特，因为局长认为协进会主席布莱恩特是“这次种族争端的幕后主使”。警察还逮捕了来自纳什维尔的年轻自由乘车者科德尔.里根（Cordell Reagon）以及查尔斯.谢罗德因。在麦库姆依然保持着自由之身的非学委成员就只剩下了谢罗德在石山事件当中的狱友查尔斯.琼斯。琼斯被大规模逮捕吓坏了，于是穿上一件满是血迹的白色罩衫躲在在共济会会堂肉铺的角落里，希望警方将他当作屠夫。躲过逮捕之后他利用公共电话将密西西比有史以来因为民权运动引发的最大规模逮捕通报给了媒体。此外因为害怕摩西和其他人被拖出监狱处以私刑，琼斯还给哈里.贝拉方特和约翰.多尔打了求救电话。多尔马上就赶到了麦库姆，他趁着夜色掩护悄悄走进肉铺，告诉琼斯首先把所有窗帘都拉上。琼斯以前从没亲自接触过无所不能的联邦政府，日后他表示与多尔的初次见面是自己的政治与种族教育当中的最重要时刻，因为他在这一刻才意识到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就像他本人一样忌惮三K党的监视与刺探。

C.C.布莱恩特不仅没有参加学生游行，而且事先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肯定会强烈反对，并且主张学生们应当采取更巧妙的手段来赢取白人的善意。但是他本人的被捕极大地影响了这番论调的说服力。事实教育了布莱恩特：事到临头之际一味取巧并不顶用。此外他还惊讶地意识到很多父母都成了被捕儿女的坚强后盾。比方说有一位学生名叫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他的父亲在大规模逮捕之后的第一次弥撒大会上主动登台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支持演说。还有些父母表现出了对于登记课程的兴趣。获得保释之后，焕然一新的布莱恩特在一场协进会会议上公开声明：“学生带领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作为协进会领导人的布莱恩特此前从未如此直言不讳，再加上他的被捕着实不讲道理，因此渐次来到麦库姆的记者们都将他当成了关注焦点。治安官克莱德.西蒙斯（Clyde Simmons）面对《时代周刊》的通讯记者时把这次逮捕归咎于布莱恩特本人的恶劣态度，因为“他竟把自己当成了白人”。

在法庭上，汉斯福德.西蒙斯法官（Hansford Simmons）判处布兰达.特拉维斯无限期监禁在管教所，然后又释放了一百名年龄比较小的学生，并且下令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其他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监禁待审。警卫把犯人们移送到位于利伯蒂的阿米特县监狱，跨越了县界的管辖。警方解释说这样做是要让他们在惹出大麻烦之前好好想想赫伯特.李的下场。几天后哈里.贝拉方特花了五千美元把他们保释了出来。

摩西与刚刚获释的非学委工作人员一起开车来到亚特兰大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是否应该继续之前的战术。这套战术的法律成本颇高，以至于几乎瘫痪了非学委的整个领导层。一家事百家知历来都是农村社区的特色，这样的环境尤其烘托了潜藏在麦库姆的紧张气氛。黑人们似乎全都很清楚白人公民理事会会议的讨论内容，白人们也影影绰绰地地知道非学委的毛孩子们有什么打算。非学委领导层离开麦库姆前往亚特兰大的那天早上，有人在麦库姆共济会会堂的窗前发现了一份用胶带粘在玻璃上的胜利宣言：“非学委再不会躲藏了。”

约翰.哈代遭到殴打的那天早上，两天前遭受重创的莱特牧师不治身亡了。这场始料未及的死亡致使参加大会的无数布道人、唱诗班歌手与普通信众全都安静了下来。死亡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所有人都把洗雪内斗之耻的希望寄托在了法院指派的选举监督员D.A.赫尔姆斯（D. A. Holmes）身上，希望他的工作能让大会摆脱自相残杀的难看局面。赫尔姆斯穿着正式的黑色西装，打着白色领带，在警察的护送下走进了大会礼堂。两位法庭指定的助手——其中一位还是一位县法官——一左一右地搀扶着这位面色严峻的耄耋老者走上演讲台，公布了旨在折衷调解的方案。杰克逊一派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杰克逊在技术层面上仍然担任大会主席职务。换句话说泰勒派的代表们必须交出自己原有的会员身份证明文件，用来换取杰克逊签署的证明文件，否则堪萨斯市的警察就会将他们赶出会场。此外大会主席致辞仍将由杰克逊发表。泰勒一方则得到了赫尔姆斯的个人保证：无论耗时多久，他都将使用计票器、监票员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证选举的公平。“我们保证循规蹈矩，”赫尔姆斯说，“从头至尾都将会保持诚实。”

赫尔姆斯下台之后，杰克逊回到讲台上发表了大会开幕布道。礼堂里有一万名浸信会信徒，其中很多人都渴望听到一场特别激动人心的布道，最好能够带领他们摆脱恼人的世俗政治。因此他们的回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接下来赫尔姆斯要求审核一下代表们的投票资格。他按照各州顺序进行分批审查，首先接受审核的代表全都来自阿拉巴马州——由于金与夏特沃斯这两位强力桩脚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州是泰勒派的大本营——可是全国各地的杰克逊派代表也跟着全都站了起来。这是杰克逊采用的乱花迷眼之计，旨在迫赫尔姆斯放弃按州审查代表资格的做法，改为按人头逐次审查。这样一来审查工作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一直拖到当天晚上才完成。接着杰克逊又让自己的代表在会议议程记录上添加了一条不具有约束力的动议，声称赫尔姆斯篡夺了大会主席的权威，杰克逊一派在参加选举时对此提出了抗议。泰勒派的代表纷纷发出嘘声以示反对。金和其他泰勒派领导人都认为杰克逊埋下了不承认选举结果或者干脆赶走赫尔姆斯的伏笔。如果选举结果对杰克逊不利，这个伏笔就必然会发动。

尽管局面如此不利，金在最后一刻依然决定既不提名泰勒也不发表支持他的演讲。他鼓起全部勇气向泰勒解释了自己的决定：眼下莱特牧师刚去世，自己在大会上抛头露面未免有煽风点火之嫌。于是泰勒便请阿伯纳西代替金发表了支持自己的演讲。之后泰勒与杰克逊就一脸严肃地各自就座，相距不过三英尺，身边分别坐着各自的亲信。布道人们排成一列长队逐次走过投票箱，整个投票过程一直进行到凌晨时分。阿伯纳西和本杰明.梅斯作为泰勒的监票人始终警觉地站在选票箱旁边。

投票结果无可争议，杰克逊以2732票对1519票赢得了选举。唱票之后杰克逊立刻发动了反击。大会主席具有通过口头表决进行人事任免的大权，杰克逊依靠这份权力罢免了金的大会主日学校理事会副主席职务。这个头衔相当受人尊重，剥夺这个头衔则是他能施加在金头上的最严酷惩罚，从效力上来说不亚于将金推上了军事法庭或者逐出了教会。金无疑是一位极其杰出卓越的大会成员，论及在白人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会堂里的任何一位布道人——包括杰克逊在内——都远不能与他相比。因此杰克逊拿他开刀的杀一儆百之举吓得整个大会都一片肃然。木然的金走到加德纳.泰勒身边问道：“你能相信他刚才做了什么吗？”

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杰克逊还在大会会场之外对金发动了进一步的攻讦。在宣告胜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讲述了那个星期发生的悲剧，此前记者们都不清楚为什么布道人群体会陷入暴力与混乱。杰克逊表示，验尸官判定莱特牧师的死是意外，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鉴定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他看来莱特其实是有预谋叛乱的受害者。他还认为加德纳.泰勒只是叛乱势力拥戴的傀儡，而马丁.路德.金才是“害死一位参会代表的周三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后他就启程去了底特律，并且在莱特牧师的盛大葬礼上发出了更严苛的不点名批判。“为了获得自由而蔑视法律，无异于欢迎犯罪分子加入自己的行列……太多的布道人虽然身披法袍，心中却没有福音。如今就连流氓和骗子都能登上布道坛。”

杰克逊差一点就将莱特的死亡当成了谋杀，并且公开指明金就是幕后元凶。这条指控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几乎跨越了种族的鸿沟。这条新闻在新闻界迅速传播，甚至在《纽约时报》的底版占据了一点篇幅。对金来说，这次事件点燃了引爆灾难的导火索。如果南方的白人报纸注意到他目前的处境，必然会将这件事炒作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连环丑闻：非暴力运动领袖？煽动暴乱的杀人犯！目前还在追随金的黑人布道人也很可能从此拒绝他的种族融合议程。金赶紧撤退回到亚特兰大，紧急召集了由律师与领导大会顾问组成的小组商讨对策。怀亚特.沃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张网络，拉拢最有影响力的泰勒派人士支持金。金希望借此向杰克逊施加压力，让他撤销指控。但是就像大多是潜在的诽谤案原告一样，金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只会吸引人们更加关注杰克逊的指控。更糟糕的是，金知道任何涉及自己的争议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白人媒体的关注，可是大多数白人记者却从未听说过J.H.杰克逊。

综上所述，发起诉讼对金很不利。但是金也不能任由杰克逊诋毁自己。于是他在亚特兰大给杰克逊发了一封电报，一方面暗示对方自己打算打气诽谤诉讼，但同时也暴露了金在公关方面的谨小慎微。“如您所知，我毕生的哲学和社会活动都秉承了爱与非暴力理念。现在您向全国宣称我只是一名不在乎他人生命安全的恶棍，这套说辞不仅是诽谤中伤，而且破坏了我的公众形象。因此我要求您秉承基督徒的精神立即收回之前的言论并敦促各家媒体就像当初关注您的诽谤言论那样关注您收回这些言论的表态。请将撤销声明寄送一份给我。”

金与支持者们估计杰克逊肯定会对这份电报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拼命劝说二十五个州的黑人浸信会领导人联名签署一份与之内容相似的电报。最终定稿版的联署电报断言杰克逊的主张“只会增强美国的种族隔离势力”，并且总结道：“如果本次人格诋毁未被更正，那么浸信会、基督教家庭、美国的黑人社区以及上帝都会遭到抹黑。”本杰明.梅斯与加德纳.泰勒都是联署人员。最珍贵的联署签名来自堪萨斯城大会选举监督员D.A.赫尔姆斯牧师。这封电报的用意是让杰克逊稍稍让步，向外界暗示说记者曲解了他的言论。

然而这番良苦用心完全是白费气力，因为杰克逊根本没有收回任何一句话。这一局他大获全胜，因此丝毫不必让步。和金不一样，杰克逊无须在大会以外保护自身形象，因为他在大会以外根本没有公众形象可言。涉及他的最恶劣争议在白人看来也并不比街头流浪汉的持刀互殴更值得关注。

金陷入了痛苦的讽刺当中。他一直在奋力破除种族隔离，现在种族隔离却成了一把保护伞，让他不至于因为平生第一次惨败而丑闻缠身。他不得不否认莱特的死与自己有关，而他的不在场证明着实令他颜面无光——他在最后一分钟从支持泰勒的前线撤了下来。为了掩饰自己撤退的真实动机，他给出一个并不真诚的理由：“我的繁忙日程使我难以抽身参加泰勒团队的任何一次战略性会议。”他在电报里对杰克逊就是这样说的。金的道德讨伐与权宜算计双双未能奏效。经年累月的反暴政运动最终却结出了一枚苦果，让杰克逊通过民主程序彻底洗白了自己。日后最让金悔恨不已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责怪自己立场动摇，轻易屈服在了政变和阴谋逻辑的面前。“我从未想过杰克逊会允许进行公平投票，”金反复叹息道。

早在金老爹出生之前，浸信会大会的会员资格就几乎是金家人教会身份认同的核心，可是如今全体金家人都遭到了大会的驱逐。无论是金本人还是他的父亲在有生之年里都再没能在大会上发言。J.H.杰克逊就像巨石一样阻断了金利用有组织全国教会支持民权运动的希望。“尘埃落定了，”怀亚特.沃克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哀叹道，“邪恶再一次稳坐在宝座之上。”

堪萨斯城全国浸信会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在密西西比的利伯蒂，鲍勃.摩西和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再次来到了政府大楼。这一天有四名黑人前来进行选民注册，全都被勒令在登记办公室门外等候。很快十几个白人就纷纷包围过来，毫不客气地抛出了一连串充满敌意的质问，比如为什么纽约的黑人要一路跑到他们这里来没事找事。劈头盖脸的质问迫使摩西陷入了沉默的压抑，几乎准备好了再体验一把上次挨打时灵肉分离的感觉，但是这次挨打的人并不是他。一位身材瘦削、气得浑身颤抖的白人老者开始对布里特挥拳相向。摩西想叫治安官来，但是旁观者挡住了他的路。于是摩西转而拉住布里特的腰部，想把他从痛打当中拽出来。那个老头还在不停地挥拳，显然他的恨意极其强烈，除非耗尽全身力气才肯罢休。布里特最终还是在摩西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他挨了二十多拳，好在没有伤筋动骨，只是把脸打肿了而已。摩西带着他跳进借来的车里，向东撤回了麦库姆，留下其余四个黑人被拒绝后各回各家。连续三次打人事件吓得摩西在阿米特县选民登记学校的潜在登记人员全都不敢乱动了。

两天后，纳什维尔的自由乘车者约翰.哈代（John Hardy）第四次来到了泰勒镇的政府大楼。泰勒镇位于麦库姆的东边，与利伯蒂遥相呼应。这里同样是边远县区，这里的黑人居民也曾恳求摩西前来开办选民登记学校。哈代自告奋勇地充当了登记学校的教师。刚来泰勒镇的时候他穿着平常的卡其色旅行短裤，瘦瘦的腿上还套着长及膝盖的黑色高筒袜。来到泰勒镇之后没多久他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争议人物。哈代是个挑剔且书生气十足的学生，因为勇气过人而出名，他的勇气根源则是对于自由原则的研究。在这个周四他带着一位伊迪斯.彼得斯（Edith Peters）与一位卢修斯.威尔逊（Lucius Wilson）一起来到了政府大楼。两位随行者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农，各自拥有颇具规模的农场，在县里的黑人农民当中家境还算富裕。

登记官约翰.Q.伍德（John Q. Wood）拒绝把登记表交给彼得斯和威尔逊。哈代站出来想问问为什么，伍德生硬地打断了他。“约翰，我早想见你了。”说着伍德若无其事地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枪的出现让致使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伍德命令哈代离开，哈代刚刚转身走向门口，伍德就抡圆胳膊一枪托砸在了哈代头上。

彼得斯和威尔逊赶紧从伍德身边冲过去，扶住了步履不稳、血流不止的哈代，三位黑人就这样走出了政府大楼。一个白人建议他们先去看医生，但哈代脑子里都是摩西被卡斯顿殴打后的场景，因此他表示自己想先向当地治安官报告这次伤人事件。他刚下定决心，治安官埃德.克拉夫特（Edd Craft）就从马路中间朝他跑过来。哈代要求治安官逮捕登记员——这项要求已经威胁到了泰勒镇的基本政治结构——治安官却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做派痛斥哈代不该蓄意破坏密西西比州的安定局面。克拉夫特并没有因为伍德殴打哈代而逮捕伍德，反而逮捕了哈代，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等到夜幕降临时，泰勒镇上已经流言四起，声称有人打算将哈代从监狱里抢出来私刑处死。深感不安的治安官随即把哈代转移到了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监狱，哈代隔壁的狱友正是麦库姆的静坐学生。

相互独立的静坐示威与冲突正在南方各地此起彼伏，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县尤其爆发了一场相当混乱的小规模斗殴。怀亚特.沃克及时从门罗县脱身，来到玛莎葡萄园与即将结束这一轮休假的金会面。两人即将迎来一场教会危机。全国浸信会大会即将在堪萨斯城开会，这次金做好了充分准备扶持加德纳.泰勒担任大会主席，并且将J.H.杰克逊搞下来。他和追随者们花了一年时间招募牧师前往堪萨斯城支持泰勒，这些牧师全都宣誓要捍卫泰勒在费城当选的有效结果。他们还印制了自己的“官方”证明文件与宣传文书，从而杰克逊相抗衡。他们打算在堪萨斯城主张自己这一派才是名正言顺的大会领导者，之后再针对选举规则与职务分配与杰克逊讨价还价。泰勒派不遗余力地在大会现场营造声势彰显实力。金在领导大会理事会里面的一位同僚筹集了两万五千万美元充当“打光专款”，向所有人宣示泰勒的财政状况非常好。

尽管金如此努力，但是他的策略依然存在破绽。民调表明尽管一半的牧师都愿意投票给泰勒，但时其中只有不到一千人反对杰克逊作为现任管理者管理大会的权利。这种程度的支持根本不够。如此讽刺的困境让金几乎陷入了绝望。自从1957年他发表了《给我们选票》演讲之后就一直想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施展更大抱负，当时困住他的陷阱如今再次发动，牢牢束缚了他的手脚。金知道选票的作用在于带来政治变革，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变革为选票撑腰，那么投票就毫无作用。金想要动员黑人教会的力量打破白人种族隔离主义选民霸权，可这个想法却受制于父亲的老朋友J.H.杰克逊在教会内部的霸权。

进退两难的金甚至推迟了动身前往堪萨斯城的计划，并且暗示朋友们自己兴许根本不会去，这话听得朋友们非常震惊。9月5日周二大会开始时，加德纳.泰勒和顾问们心照不宣地放弃了对大会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他们派遣律师来到理查德.H.柯尼希斯多尔夫法官（Richard H. Koenigsdorf）的法庭申请禁令，要求同时禁止J.H.杰克逊和加德纳.泰勒参加选举。作为势均力敌的两位教皇之一主动做出和解姿态自然会被视为示弱的表现。柯尼希斯多尔夫法官能为泰勒提供的最大帮助也只是指定一位八十四岁的高龄布道人监督计票。

金的心和泰勒站在一起，他在余生当中一直都因为自己未能让全国浸信会大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体制基础而懊丧不已。但是在实操层面上他也很清楚，自己越是公开支持泰勒的最后一次冲锋，他自己的名誉就越会因为泰勒的必然失败而受到损害。反过来说，如果金没能为泰勒做提名演讲，朋友们很可能会认为自己与J.H.杰克逊达成了幕后交易。如果朋友们当真这么想——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拒绝为泰勒撑门面的理由是出于自私——那他缺席大会的决定将会致使朋友们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一想到这一点金就心慌意乱。因此金越是不打算提名泰勒，他就越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泰勒和朋友们身边，无论他本人将会陷入怎样的窘境。这番考量在怀亚特.沃克看来毫无意义，他通过电话汇报得知泰勒必然落败的消息以后就把心放进了肚子里，丝毫不打算前往杰克逊获胜的庆功现场自找没趣。因此他待在亚特兰大纹丝不动，而金则在午夜过后动身前往了堪萨斯城，密苏里河从城中穿过，杰克逊和泰勒两股势力的总部分别位于密苏里河的两岸。

金的同盟们至少假装听懂了他的解释。他们准备孤注一掷，让加德纳.泰勒赶在J.H.杰克逊发表年度主席致辞之前抢先一步站到演讲台上讲话——这里视野开阔并且靠近麦克风。如果听任杰克逊完成大会开幕布道，将全场情绪调动起来，接着提出暂时搁置议事规则的动议并且当场进行主席改选，然后再抡起议事槌一通猛砸，那么他的再次当选基本上就生米煮成熟饭了。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眼下泰勒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赶在杰克逊开口之前在会场里现身，针对杰克逊发起挑战并且要求法庭指派的监督人为选举计票。几番试探之后泰勒一派意识到大会的安保措施极其严密，会场的各个门口都有杰克逊支持者严密把守，要想偷偷溜进去是不可能的。于是泰勒支持者们决定采用正面突袭战术。他们事先尽可能隐秘地集结了足足几百名布道人突然杀到会场门外，组成楔形阵型直接从最大的入口硬闯了进去，加德纳.泰勒就躲藏在这座大阵的正中央。看门的大会职员拼命阻拦他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会资格，搅局大军则呼喊着落选主席的名字浩浩荡荡地朝演讲台走去。金留在了会场外面。

这一阵楔形攻势让大会礼堂沸腾了起来，但J.H.杰克逊并非毫无防备。他早就安排了几百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围坐在自己四周，泰勒的队伍一冲过来，几十位杰克逊支持者就跳起来组成人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旁观者的吵嚷声中，两群布道人在主席台上迎头相撞，先是好似橄榄球混战一般扭作一团，接着就升级成为了拳脚之争。在两军对垒的阵线上，势如水火的双方相互推搡着、扭打着、搏斗着，一心只想将对方甩到一边。

泰勒一派略微向前推进了几英尺，向前逼近的力道通过层层叠叠的杰克逊一派成员们向后排传递，一直作用到了坐在主席台最边缘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杰克逊一派的要员。来自芝加哥的本.F.帕克斯顿牧师（Ben F. Paxton）就是被迫后退的人们之一。脚下跌跌撞撞的他一下子碰在了来自底特律的A.G.莱特（A. G. Wright）牧师的椅子上，莱特牧师是大会理事会的成员，也是J.H.杰克逊的密友。莱特往后倾斜了一下身子，想将身体靠在墙上，可没想到身后并没有墙壁，只有一幕布帘。“抓住我！”莱特惊呼一声就摔下了主席台。他一把抓住帕克斯顿的胳膊想要稳住自己，结果却把帕克斯顿一并拽了下去。莱特的头部刚刚磕到四英尺以下的礼堂地板，帕克斯顿的全副体重就拍在了他的身上，莱特的头骨立刻就裂开了。

呼喊救护车的声音招来了堪萨斯城的警察，但是就算警方也无法平息主席台另一端不断升级的冲突。相反，莱特受伤引发的呼叫声更加激怒了斗争双方。直到莱特被送进七支烛医疗中心进行急救之后，这场打斗依然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一道通向主席台的楼梯被踩塌了，十几个人都摔得鼻青脸肿，这才总算暂时制止了斗殴。有位布道人在打斗中被打掉了三颗牙。八十名堪萨斯城的防暴警察最终围绕主席台拉起了警戒线，但是直到警察们为体重三百磅的堪萨斯城市长H.罗.巴图（H. Roe Bartle）清理出一条宽敞的巡视道路之后，会场秩序才算恢复。莅临现场的巴图市长借助麦克风请求各位与会人员保持冷静。他的讲话最终变成了一篇相当受人尊敬的信徒布道，呼吁大家心怀上帝之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之后会场里的乐手们又用平和的背景音乐稳住了休战状态。

七支烛医院的外科医生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止住了莱特牧师的脑出血。就像金老爹一样，莱特也是全国浸信会大会里面的重要人物。他的教会规模很大，手下还掌管着一个小型商业帝国，算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莱特的律师估计他在底特律的房产价值已经超过了五十万美元，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差不多达到了这个数额。莱特是杰克逊的模范下属——他是个强壮高大的南方移民，身穿深色西装和吊带裤，胸前挂着金表链子。可是就在这天下午，活力充沛的莱特陷入了昏迷。

C.C.布莱恩特与蒙哥马利的E.D.尼克松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此人的性情同样脚踏实地且坦白直率。和尼克松一样，布莱恩特是铁路系统的员工，他的薪水来自遥远的芝加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必参与麦库姆的白人经济：尽管布莱恩特的正式工作是在伊利诺伊中央车站操作填装起重机，但是他的独立地位却已经超越了教师、牧师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位居传统领导地位的当地黑人。布莱恩特是执事、主日学校教师与童子军领队，也是协进会派克县分会会长。此外他还在共济会内部身居高位，因此他才能批准鲍勃.摩西将黑人共济会会堂的二层当成选民登记学校。会堂一层租给了一位屠夫。

摩西头顶着8月的炎炎烈日挨家挨户敲门，告诉每一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自己是C.C.布莱恩特派来负责选民登记的办事员。在阿姆泽.摩尔家学到的东西让他成为了晦涩难懂的密西西比州登记法方面的专家。密西西比的登记法要求申请人用大白话讲解一段州宪法法条并且取得登记员的认可。对于无数密西西比黑人来说，仅仅这一障碍就足以让选民登记沦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摩西认为，假如自己能在麦库姆让哪怕一名黑人想象自己步入县政府大楼的场景，就算取得了初步胜利，因为眼下当地黑人看见县政府大楼都绕着走。这种心理障碍的背后潜藏着好几重恐惧，黑人们不仅害怕被别人打上捣乱分子的标签，而且还深切质疑自身的文化水平、自我价值以及正当权益。摩西每天晚上都要在共济会会堂里为自己的班级排解疑惧。就像阿姆泽.摩尔与布莱恩特早就意识到的那样，选民登记是一项全日制工作。

有一天，一名少年将脑袋伸进了摩西的办公室。此人名叫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萨米特的小村庄。沃特金斯表示自己听说马丁.路德.金要来镇上进行某项神秘工程——“请问您就是马丁.路德.金吗？”摩西感到沃特金斯虽然少不更事，但却具有坚定的勇气。他告诉对方，自己不知道马丁.路德.金要来麦库姆，不过现在镇上有一门教育黑人参加选举投票从而摆脱二等公民身份的新课程。沃特金斯对此很感兴趣。他曾经“考虑过”上大学的事，可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目前他依然与父母同住，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操心应付不可避免的成年人烦恼，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很快他就与另一位名叫柯蒂斯.海耶斯（Curtis Hayes）的少年一起成为了摩西手下最初两名志愿者，为摩西的辅导班发放传单。

摩西的运气不错，8月7日来参加第一堂课的听众当中有些人曾向布莱恩特承诺过要进行选民登记。第一天晚上的课程结束后有四个人当场表示愿意登记。第二天晚上下课后又有三个人表示愿意登记，其中两个人在第二天登记成功。他们的成功和第三节课又激励了九个人在第三天登记。这时登记员警觉起来，意识到蜂拥来到自己办公室里的黑人很可能并不是碰巧一起来的。于是这一批九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登记成功。

派克县的种族晴雨表非常敏感。接连三天居然有十六名黑人出现在政府大楼，这可是值得《麦库姆企业学报》大费笔墨的新闻。这篇报道不仅为当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敲响了警钟，也让密西西比南部这个萧条农业小镇上的黑人们兴奋不已。没过几天，周围郊县的农民就纷纷赶到了麦库姆，聚集在共济会会堂属于摩西的那个角落里，听他讲授非暴力思想、基本民权以及《密西西比州宪法》。听众们无不请求摩西将他羽翼未丰的项目扩展到相邻两个县。这两个县虽然黑人占人口大多数，但是还从没有哪个黑人参加过投票选举。相对于地处荒野农郊的阿米特县和沃尔索尔县来说，一万两千名居民当中有二百五十名黑人选民的麦库姆县简直就是彰显社会进步的大都市。

摩西实在不忍心告诉这些农民们这样做很危险，或者从战术上来说把注意力转移到麦库姆之外并不明智。与布莱恩特商量之后，摩西认为如果自己一味回避所谓的“深水区”，就无法获得未登记人员的信任。因此摩西开始着手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他没有在麦库姆以外开展工作的资金。他需要借一辆车进行长距离往返。他需要在偏远地区找寻住处。麦库姆当地的空余车辆很少，受过教育的北方人在这里也很扎眼，因此摩西办事特别需要时间和耐心。有时他需要花费半天时间来落实晚上的住处。很快阿米特县一位名叫E.W.斯特普托（E. W. Steptoe）的农民表示愿意给摩西提供住宿。斯特普托和妻子养育了九名子女，其中七名已经成年。他本人曾是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会长，直到当地警长在两年前没收了会员名册为止。自那时起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就停摆了。

8月15日早上，摩西和阿米特县最早的三位志愿者开车来到了位于利伯蒂的县政府大楼，那里距离麦库姆约二十五英里。草坪上的一块石牌声称这里是密西西比最早的县政府大楼，建于1839年，还吹嘘说塞西尔.波登的炼乳和提契纳的抗菌软膏都是在这里发明的。四个人人绕过石碑和联邦纪念雕像，走进白色砖石建造的巨大建筑，直奔县登记员的办公室。登记员非常严肃地质问他们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一名年纪很大的黑人男性无助地等着两位白人女性志愿者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两位志愿者全都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站在后面的摩西开口了：“他们想要完成选民登记。”登记员掉过头来质问摩西别人登记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然后就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好奇的办公人员从他们身边默然走过，打量着这一帮足够充当当天头号谈资的怪胎。接着当地警长就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代理警长、税务办公室职员以及一名驾照考官。一位密西西比高速公路的巡警也踱着步子走进办公室坐了下来。

整整过了六个小时，摩西终于逃出了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政府大楼。随行的三位志愿者来之前就知道这次登记肯定没戏，但是全都相当得意，因为毕竟登记官允许他们填表了，总算开了个好头。回去的路上他们一直在庆祝，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登记办公室见过面的高速公路巡警不远不近地吊在他们身后，用自行车的速度在返回麦库姆的24号高速公路上跟着他们走了整整十英里。他们越来越害怕，于是离开高速公路走上辅路，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这名巡警只是与他们顺路而已。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左拐右扭都始终摆脱不掉这名巡警。最后巡警打开警灯截住了他们，还命令他们跟着自己走。阿米特县的志愿者们又是惊惶又是后悔，心里暗自发誓再也不会踏进登记办公室一步。

到了麦库姆，只有摩西一个人遭到逮捕。当天晚上派克县的控方律师急急忙忙地从马格诺利亚赶了过来。他原本打算用来起诉摩西的罪名是妨碍执法人员完成逮捕，不过后来他意识到这次被捕的只有摩西一个人，于是转而采用了妨碍执法这一较为模糊的罪名。然后他叫来了一位治安官，并且询问摩西是否做好了出庭的准备。摩西要求按照惯例打个电话。

得到允许后，摩西从钱包中摸索出一个紧急号码。此前他从没跟约翰.多尔讲过话，也不知道多尔会不会在办公室待到这么晚。为了增强气势，摩西一字一顿地告诉接线员：“华盛顿特区，美国司法部。”令他如释重负的是，多尔不仅在线，而且还接听了这通对方付费电话。摩西无视周遭人们的惊讶表情，把当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多尔。他叙述详细，语气冷静，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感情。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遭到了非法拘禁，当地警方逮捕他的目的显然是打着法律的旗号遏制选民登记。1957年和1960年的《民权法案》全都明文禁止此类行为。摩西与多尔商讨了针对本案发起联邦调查的可能性，然后就挂掉电话表示自己做好了受审的准备。

当晚治安官认定摩西有罪并判处五十美元罚金。也许是因为忌惮眼前这名囚犯与司法部之间的明显关系，治安官提出摩西只需交纳五美元诉讼费——这个金额只是象征性收费，因为他毕竟打断了法官享用完晚餐——就可以先不交罚金。摩西平静地宣称自己不会交纳这五美元，因为这笔钱也是不公正起诉的一部分，于是法官就把他关进了派克县监狱。摩西度过了平生第一个监狱之夜，就此成为了自由乘车者之外第一位在密西西比被捕入狱的非学委成员。此时自由乘车者们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杰克逊长途车站被送进监狱。

两天后一名协进会律师从杰克逊赶来为摩西付清了罚款。这种做法得到了协进会高层的勉强同意。协进会高层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棘手的法律纠纷，既没有得到协进会的赞助，也没有得到协进会的许可。另一方面摩西的态度同样丝毫无助于缓解协进会高层的别扭情绪：他对于协进会的慷慨毫不领情。能够出狱他当然很高兴，但他曾经坚持原则拒绝自己支付罚金，因此对于别人代缴罚金的态度也颇为矛盾。

摩西回到麦库姆之后发现尽管自己仅仅离开了几天，共济会会堂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十几个自由乘车者刚刚从杰克逊赶过来。自从贝弗尔和拉斐特在杰克逊背上煽动未成年人犯罪的罪名之后，当地的静坐运动新成员招募工作就不得不暂停了下来。还有一批非学委领袖在高地人学校的激烈辩论之后也来到了麦库姆。参加高地人辩论的两派学生们都认为“安全的”选民登记与“夸张的”非暴力示威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可是摩西被捕的新闻却使得这条界线模糊了许多。于是一夜之间麦库姆就成了这年夏天最新的民权热点地区。参加过这年2月石山监狱入狱活动的四位非学委资深成员之一鲁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与一批自由乘车者一起来到了麦库姆；查尔斯.谢罗德放下自己在佐治亚州尚未成熟的登记项目来到了麦库姆。查尔斯.琼斯与非学委前任主席莫里森.巴里（Marion Barry）也在路上。了解了摩西挨家挨户登记的方法之后，他们又采用了在杰克逊学到的新招数——招收高中学生来帮忙。

摩西错过了麦库姆大部分令人兴奋的新动向，很快就回到了斯特普托在阿米特县的农场，希望能修复此前三名当地志愿者的痛苦经历造成的创伤。关于摩西被捕的消息已经在阿米特县传开了。斯特普托告诉他，在政府大楼附近工作的黑人无意中听到有几个白人说什么白人公民理事会正在开会研究所谓的摩西计划。这个可怕的消息在黑人之间广泛流传，以至于摩西和斯特普托连续几天费尽口舌也再没能说服一个人参加登记课程。就连有勇气给摩西提供住处的斯特普托都没能下定决心去登记。此外他也不希望很多人在自己的农场附近来来往往，因为马路对面就是密西西比州众议员E.H.赫斯特（E. H. Hurst）的家。斯特普托告诉摩西，赫斯特是当地种族隔离的顶梁柱，但是真正的威胁还要算是此人的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顿。卡斯顿是个既疯狂又暴力的恶棍，阿米特县的黑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全都心惊胆战。。

尽管心怀恐惧，斯特普托依然马不停蹄地为摩西安排好了登记课程的教室。这次的教室是一座位于森林深处的单间浸信会教堂——当地治安官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没收了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会员名册（还有一条很有福克纳风格的事实：治安官是比利.杰克.卡斯顿的表亲）。阿米特县几个胆子最大的黑人参加了摩西的晚课，听他讲授登记事宜。摩西没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也没再问谁愿意登记，这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就这样悬挂在了教室里每一个人的头顶上。第一节课过后将近两周，一个名叫柯蒂斯.道森（Curtis Dawson）的农民决定挺身而出。还有一位被大家称作诺克斯牧师的老者也站出来要和他一起。这两人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的热切赞美。那天晚上，摩西和斯特普托就这件事讨论到深夜。两人一致认为道森是个坚定可靠的人，但诺克斯牧师却有些缺乏定性，言过其实，有时候脑子还不太好使——因为在课堂上不管是谁提出怎样的观点他都会热烈拥护。摩西一开始想过是不是应该拒绝诺克斯，以及如果他拒绝了诺克斯，仅仅让道森独自去登记是否公平。不过摩西最终还是决定让诺克斯同去。

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摩西、道森和诺克斯来到政府大侯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三名白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道森认出了手持短刀站在前面的人是比利.杰克.卡斯顿，第二个是治安官的另一位表亲，第三个则是治安官的儿子。双方一见面就直奔正题，卡斯顿问摩西要去哪儿，摩西回答说要去登记办公室。卡斯顿说你想得美，紧接着就用刀柄狠狠砸在了摩西的额头上。

摩西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一阵剧痛登时穿透了他的头部。不过摩西同时还感到了另一种更加鲜明的神秘体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在逐渐脱离身体，漂浮到了距离头顶上空十英尺左右的高度，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自己的身体遭受攻击的惨状。他心里的恐惧似乎就像卡斯顿的怒吼声一样遥远，时间也停滞了下来。他能听到诺克斯跑开的声音，然后看到卡斯顿扇自己的耳光并且抓着自己一通摇晃。他平心静气地看着卡斯顿再次一拳捣在他的右侧太阳穴上，看着自己跪在地上，看着卡斯顿将自己的脸按在地面上，然后猛砸他的头顶。他还能透过一轮轮击打清楚地听到柯蒂斯.道森乞求卡斯顿停手。

听到袭击者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摩西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还能动，尽管身负重伤。眼下的重中之重就是走进政府大楼继续进行选民登记。“我们必须去登记，”摩西说道，丝毫不顾自己的头部血流如注。道森正在死死盯着他的头部，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惧。摩西接着说道：“不能让这点小事阻止我们，这才是重点。”道森勇敢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诺克斯牧师也表示同意。两位同伴的决定深深打动了摩西，他尤其没想到诺克斯牧师居然如此勇敢。不过在三个人穿过马路走向政府大楼的时候，摩西依然觉得脑子一贯不灵光的诺克斯牧师很可能是被吓懵了，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

接待三位黑人的县政府登记员原本挂着一脸经多见广的表情，但他刚刚看到摩西就面色骤变，宛如白日见鬼一般。平心而论，此时的摩西满头满身鲜血淋漓，表情平静，声音沉稳，从造型到气质都的确酷似在麦克白的庆功宴席上搅局的班柯鬼魂。惊魂初定的登记员试图稳住阵脚，一会儿公事公办，一会儿过度礼貌，一会儿又假装不耐烦。可是很快他的紧绷神经就压垮了官僚主义做派，他告诉三名黑人今天登记办公室要提前关门，然后就不容分说地将他们轰了出去。

三个人走出政府大楼，三五成群的旁观者在路旁打量着他们。道森开车回到了斯特普托的农场。越来越虚弱的摩西使得人们担心地交头接耳起来。由于阿米特县没有黑人医生，他们开车回到了麦库姆，那里有一位刚从纳什维尔菲斯科大学来的医生。这位医生之前从未参与过选民登记，他一边给摩西头上的三处伤口缝了九针一边与摩西交谈，缝针结束后他将自己的车借给了登记项目。

摩西回到共济会会堂时刚好赶上麦库姆历史上第一次弥撒大会，集会后还发生了第一次静坐运动与被捕。摩西不在的时候，查尔斯.谢罗德与其他跟着自由乘车者过来的人们一直在办学讲课传授非暴力准则，就像詹姆斯.劳森的纳什维尔工作室一样；麦库姆的年轻学生们——他们还不到能投票的年纪，于是只能去游说长辈，并且因为这些人的消极被动而感到大失所望——也受到了这股热情的感染，决定像自由乘车者一样做些事情。莫里森.巴里要求麦库姆的学生们在镇博物馆门前示威，因为图书馆不让黑人进入。静坐期间麦库姆的警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摩西手下的两位志愿者——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和柯蒂斯.海耶斯（Curtis Hayes）。

摩西顶着一头伤口回到麦库姆的时候，两位被捕志愿者还被关在派克县的监狱里。镇上的黑人非常愤怒，就连詹姆斯.贝弗尔也从杰克逊赶了过来，在一场将近二百人参加的弥撒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声音高亢，仪表堂堂，每一句话都燃烧着非暴力运动的见证之火。摩西并不太情愿地讲述了白天在利伯蒂发生的事情。他就像平时一样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言，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不过他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变：关键不在于成败，而在于坚持。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打算第二天再去一趟利伯蒂政府大楼。这条毫无预兆的宣告带给人们的震惊丝毫不亚于贝弗尔激动人心的布道。当地报纸的某白人记者警告读者，这次黑人们可能打算玩真的。

那天晚上摩西思考良久，决定自己在采取行动时必须提醒所有人，他与所有黑人都与密西西比的白人享有同样的法定权利。因此他第二天又开车来到利伯蒂的政府大楼，告诉阿米特县的检察官，自己要控告比利.杰克.卡斯顿犯下了人身袭击罪。就像前一天摩西的出现让登记员惊讶不已一样，今天摩西的报案同样让检察官手足无措。他意识到了这起报案不可等闲视之，他告诉摩西自己也听说了殴打事件，并且认为这件事非常糟糕。越是深入讲解自己的法律职责与摩西在理论上享有的权利，检察官的态度就越纠结。最后他同意立案并且以阿米特县的名义组织陪审团。但他也强调了实际情况，如果摩西非要打这场官司，必然会煽动当地白人的怒火，到时候谁都不敢保证摩西准能活命——甚至就连检察官本人的法律事业恐怕都要报销。他建议摩西思考一晚再做决定。摩西离开了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对方是个正派人。

那天晚上摩西照旧投宿在斯特普托的农场。他惊讶地得知，尽管殴打事件吓坏了几乎所有想要登记的黑人，但是却有一个名叫威瑟斯比的老农民突然决定要去政府大楼登记。这位老农凭着一股火气与吓破了胆的邻居们背道而驰，他表示只要摩西愿意陪他去，那他就愿意登记。对于斯特普托来说，摩西要控告卡斯顿这件事比威瑟斯比打算去登记更让他惊讶。因为摩西不仅不可能胜诉，还会激怒县里的每个白人，但凡是头脑清醒的黑人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第二天摩西带着两位证人再次来到政府大楼找到了检察官。看到摩西与证人之后，检察官也鼓起了勇气，与治安法官一起安排了一次乡村风格诉讼。他们打电话传唤了比利.杰克.卡斯顿，选了六个人组成了陪审团，还通知了政府大楼里的每个人。两个小时后庭审开始。全县各处的白人都蜂拥而至，很多人都开着装有猎枪架的皮卡车。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一想到比利.杰克.卡斯顿这样的人物居然因为某个黑鬼的一句话就被传唤到了被告席上，这些人就忍不住想笑。也有些人对此感到义愤填膺。更多的人则感到既可笑又可恼。白人们挤满了小小的法庭，好些人只能站在法庭门外的草坪上。摩西、道森和诺克斯牧师做证之后，发现一百多个白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瞪着他们。不过这些白人的怒火并非仅仅针对他们三个，因为此时政府大楼的另一面还有另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正在搞事。

就在庭审期间，威瑟斯比来到了政府大楼打算进行选民登记。一位从纽约来到麦库姆的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Travis Britt）陪在他身边。登记员让布里特等在外面，让他独自一人饱受嘲讽。陈述完证词的摩西离开法庭，穿过人群去找布里特，这时人群当中突然爆发出几声枪响，吓得所有人纷纷抱头下蹲找掩护。所幸并没人中枪。这可能只是恶意的玩笑，但是治安官依然告诉摩西，他和朋友们将要在警方护送下紧急前往县区边界。第二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陪审团宣布卡斯顿无罪释放。

麦库姆的黑人与白人都陷入了狂热的骚动。詹姆斯.贝弗尔邀请当地学生参加非暴力直接行动，受其激励的学生们随即来到灰狗长途车站的午餐柜台前静坐。警察逮捕了三名学生。令黑人与都白人争论不休的事实在于三名学生当中有一位布兰达.特拉维斯（Brenda Travis）只是个十六岁的女孩。白人指责黑人不负责任，居然让小孩子参与如此危险的违法活动；黑人也很愤怒，因为白人居然把布兰达当作成人关进派克县监狱。因为交不出保释金，布兰达只好在监狱里呆了整整三十天，错过了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

布兰达在麦库姆受审以及以及卡斯顿在利伯蒂受审的日期都是 8月的最后一天。这两起事件标志着摩西渡过了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第一个月。阿米特县依然没有登记成功的黑人选民，派克县的黑人选民也只是多了几个而已，但是摩西已经不再孤立无援了。就像旧约当中足以与基督相提并论的同名人物一样，如今他的名字在非学委当中也如同基督一样响亮。非学委成员们交口相传着摩西的事迹，声称他在遭受卡斯顿殴打时依然紧握双手仰面向天，口中念诵着“原谅他们”。这种说法虽属虚构，但依然处于信仰范畴之内。摩西的性情在温顺当中带着几分孤独、几分神秘与几分倔强，这份性情如今已经在密西西比州的核心地区刻下了痕迹。奇妙的事情正在看似无望的地带迅速成真。自由乘车者是刚刚兴起的传奇人物，而摩西也正在自由乘车者内部成为崭露头角的传奇。

相互撕扯的各种张力全都作用在了金的身上。殉道者和统治者全都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即便按照他本人的标准，他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遭受的极端蔑视与敬仰也依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与非学委的关系突然变得极为亲密，但同时又敏感而复杂，就像非学委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一样。金的名字在公开辩论中早已成为了敏感词。比方说白人南方浸信会大会的下设神学院不久前曾邀请金在路易斯维尔校园讨论宗教问题，南方浸信会大会随即迫使神学院公开道歉。同样是在不久前南方浸信会大会还厉声警告人们不能在白宫中安插一位天主教徒，眼下正在试图与肯尼迪总统和解。在大会内部，这份看似平平无奇的邀请函集中体现了种族与神学两方面的异端行径，以至于南方各州的无数白人浸信会教会都取消了他们对于神学院的定期捎款。“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董事会的牧师J.R.怀特如是宣称。怀特是蒙哥马利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此人自从公交抵制运动谈判开始就与金不对付。

另一方面，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则把金当成一位政界名人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笼络。6月的某一天，州长邀请金登上了他的私人飞机，带着金飞往阿尔巴尼的私宅共进晚餐。他在议会大厦前的一场自由乘车运动集会上介绍金登场。他命令自己的员工利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有资金四处传播金的激情演讲。州长还将金送到了他在纽约预定的演讲地点，由洛克菲勒家族雇用的电影摄制组拍摄了演讲现场的实况。洛克菲勒后来还以这场演讲为题材制作了一部电影并且灌录了一张黑胶唱片（这是金的第一张唱片）。他向以便以谢教会赠送了好几份拷贝，又怕教堂缺少播放设备，于是又在礼品包里添加了一台放映机。州长写信告诉金，他正在利用这部电影“诱使各大电视网对你的工作进行缜密研究。”洛克菲勒之所以突如其来地大献殷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量：他为1964年大选制定的策略就是在民权与军事两方面夹击肯尼迪总统，因此他才要主张更宽容的民权政策与更进取的军事政策。但是就算抛开政治，洛克菲勒与金之间依然有很多共同点。州长的一个女婿刚刚因为参与自由乘车而被捕。洛克菲勒经常在黑人大学发表演讲，他还是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的河畔教堂主日学校的一名教师。洛克菲勒家族的独特家传也让他远比其他政客更接近金的世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居然在当时并没有引来更强烈的关注。

金的日程很满，只能抽出一两天时间飞回亚特兰大市看一看，其余时间要么参加基金会高层会议，要么在全国各地到处赶场发表支持自由乘车运动的演讲。他的足迹遍及印第安纳波斯利、匹兹堡、圣路易斯、哈特福德、旧金山、迈阿密、锡拉丘兹以及威斯康星州的白水市。马不停蹄的奔波使他成为了民航的常客，以至于他甚至声称自己能够分辨出全国各家机场的独特气味。7月6日，他又冒险来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迎接法默、劳森、贝弗尔、刘易斯、多丽丝.卡索、杰罗姆.史密斯及其他从帕奇曼监狱获释的自由乘车者。“我们将会用忍受磨难的能力来瓦解你们，”他向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们骄傲地宣称。接下来他还补充道：“种族隔离已死”，唯一的遗留问题就是吉姆.克劳的葬礼“究竟会多么昂贵”。尽管张口殉道闭口死亡，但是这里的金显然并没有将自己当成受害者，而是自视为主持临终祷告的演说家。

金仍然渴望受人尊敬且理性思辨的生活方式。他曾在口叼烟斗的读研与读博时期品尝过这种生活的滋味。杰克逊市集会之后过了两周，他在来年的日程表上加上了一条去摩豪斯主持研讨课的安排。他打算在课堂上讲授他最喜爱的哲学思想——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在一封标明为“机密”的信件里，对于金钱历来十分慎重的本杰明.梅斯校长告诫金不要告诉柯瑞塔以外的任何人摩豪斯学院打算向他支付一千五百美元讲课费，否则摩豪斯的其他教授们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课时酬劳比不过金而闹到梅斯面前来。随后金暂时放下手头事务，来到时髦的玛莎葡萄园，在斯坦利.利维森为他安排的别墅里度过了他的第一次8月假期。多面手利维森此时正在勤勉地与哈里.贝拉方特一起帮助金调解自由乘车运动双方的争议。他们正在推动罗伯特发起的选民登记运动，这样做无疑确实会分散游行示威所需的精力，但他们同时也在为继续自由乘车运动筹款。“我往领导大会的户头上存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那个夏天利维森写信告诉金，“由于开票人突然死亡，所以我想在银行冻结他的账户之前兑现这张支票。”对于目光敛锐、精明能干的利维森来说，死亡首先意味着遗嘱检验法庭而不是什么葬礼演说。

不过，当金打算向《时代周刊》的读者们呈现他个人对于自由乘车运动的看法时，他还是将这项任务托付给了利维森。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具有深刻的跨文化悟性，因为金希望围绕黑人抗议者的阶级特征来传达他的信息。利维森的草稿一开篇就提到了金对波拉德妈妈的回忆，这位老妈妈在曾在公交抵制运动期间说过“我的双脚真是累”。然后接下来利维森笔锋一转来到五年后，指出如今的自由乘车者们并不是“不通文法的老妇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穿着常春藤大学校服，青春年少，口齿伶俐，坚定不移”的学生们。

许多读者无疑会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一点单独挑出来着重强调——这样做未免有点势利。但金并不仅仅希望为他本人或者他的事业脸上贴金——他真正迫切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抗议者们愿意做出多么大的牺牲。与受教育程度类似的白人不同，黑人大学生所坚守的中产阶级身份极为脆弱。任何失误——失业、触犯法律、心理崩溃、个人丑闻——都能轻易地将他们重新打回黑人下层阶级遭到埋没。正如金向《时代周刊》读者们描述的那样，面对着如此高的风险，过去好几代中产阶级黑人都倾注了全副精力对自己进行严格训练，毕生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白人社会的精致风尚，把自己变成了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描述的那种“夸张化美国人”，执着于炫耀性消费和身份象征。

在金看来，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得自由乘车运动如此富有革命性。“如今模仿已经终结，”他说。有史以来第一次，白人学生正在模仿黑人。“我见到过许多美丽迷人、衣着时尚、魅力十足、性情甜美、能为迎新舞会增光添彩的年轻女孩，”金几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继续说道，“我听到她们用毋庸置疑的真挚语气告诉我，‘金博士，我已经做好了在万不得已时去死的准备。’如今这样的场景已经不能再令我感到惊讶了。”社会身份与身外之物曾被中产阶级黑人视为比生命更珍贵，但这些学生们却甘愿拿它们来冒险，因为他们正在逐渐发现某些全新的事物，而且金相信这些事物远比身份与财富更为珍贵。

正当金在玛莎葡萄园里养精蓄锐，准备再次与J.H.杰克逊展开教会路线之争的时候，他的心里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于8月3日起开始休养，当密西西比州政府试图将自由乘车者缴纳的大约三十万美元保释金充当罚款加以没收时，他派遣怀特.沃克出席了当地的紧急应对会议。8月7日摩西和一位自愿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志愿者在密西西比州开办了第一所选民登记学校，8月9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因为邀请金发表演讲一事对教众们道歉，8月11日非学委的学生们在高地人会议上爆发冲突，在此期间金始终待在玛莎葡萄园里面。8月13日，正当精疲力竭的学生们接受了艾拉.贝克的折中提议时，金花了一天时间来到纽约市区，前往河畔教堂进行布道。就在这一天，东德突击队正布下一道道铁丝网作为柏林墙的雏形，阻断了东柏林与西柏林的联系。超级大国对于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致使这场冷战大戏的光芒遮蔽住了这一年里所有其他争取自由的故事。

自由乘车运动的情感浪潮与罗伯特的选民登记计划不可避免地迎头相撞在了一起。参与自由乘车的学生们从帕奇曼监狱获释之后过了一周，非学委召开了一场会议，有人在会上提议非学委应当将之前与哈里.贝拉方特讨论过的选民登记计划当成“最高级优先事项”。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需要将近二十万名学生充当义工——从人数上是自由乘车运动的一千倍还多。一听到这种论调，刚刚出狱的学生们简直震惊得无言以对。会场上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刚刚出狱的人们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选民登记计划与甘地主义毫无关系，充其量只是随波逐流的政治手段，甚至极有可能是肯尼迪政府为了把“直接行动”的示威者从街道上赶走而采用的工具。选民登记的拥护者则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起登记的繁重工作，并且暗示自由乘车的同学们沉迷于殉道的诱惑当中无法自拔。最后争论双方勉强同意暂且鸣金休兵，等到三个月后高地人民俗学院的摊牌会议上再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事态万分紧急，我们期望各州代表都能前来参与讨论，”地方联络员查尔斯.谢罗德在通告函件当中这样写道，“本次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会确定未来数年民权运动的方向！”

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个月里，鲍勃.摩西正在赶赴密西西比州，打算开始一段新生活。这位哈佛毕业的哲学家曾负责非学委首次在南方腹地进行的纳新旅行，随后又自愿在令人生畏的密西西比州为非学委工作了两三年，因此早在自由乘车运动之前摩西就已经在非学委内部小有名气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策划的工作正是围绕着选民登记而进行的，因此非学委领导人查尔斯.迈克德鲁、查尔斯.琼斯、蒂姆.詹金斯以及其他选民登记计划的支持者都邀请他在接下来的内部斗争当中支持自己一方。摩西并不清楚内斗双方的复杂算计。他表示自己的选民登记计划既非宏伟蓝图也非哲学玄想，而只是响应了阿姆齐.穆尔对于密西西比州最有效行动手段的分析结果而已。因此他拒绝出席高地人会议，也不愿参与这场争端，但他确实要求非学委领导人把他的密西西比州登记计划纳入正在展开的招募行动当中。迈克德鲁和其他人愉快地为他提供了约翰.多尔在司法部的私人电话号码。摩西离开后，詹金斯评价道，此人看上去似乎过于谦卑理性，因此在对抗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主义的时候完全没有胜算。

摩西终于来到了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阿姆泽.摩尔的家门前。进门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东道主此时正心神不宁，这样的状态对于摩尔来说十分少见。杰克逊市的自由乘车者逮捕事件已经挑起了密西西比全州上下的对抗情绪，因此摩尔认为最近并不是开始选民登记工作的大好时机。摩西在他家住了好几天，每天他都拿出各种理由推迟选民登记，等到所有理由都用完之后，他干脆故意躲着摩西不跟对方说话。摩西既不愿质疑这位良师对于本地种族关系的判断，也不想一直在摩尔家的客房里待下去。最终摩尔提出了一个建议来化解两人之间逐渐增长的尴尬气氛。在密西西比南部边境小镇麦库姆住着一位协进会领导人，此人在看过一篇黑人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想知道摩尔是否愿意派遣“几队学生”来到麦库姆进行选民登记。摩尔向摩西建议道，麦库姆镇的事态不像家门口的德尔塔镇一样紧张——或者说没那么敏感。也许他应该从那儿开始。摩西痛苦地再次上路，向南行进二百英里来到麦库姆镇，见到了协进会领导人C.C.布莱恩特（C. C. Bryant）。他告诉对方，第一支学生团队就只由他一个人组成。

高地人学校会议持续了三天，会场气氛始终针锋相对，非学委各州代表丝毫没能取得共识，会议陷入了僵局。查尔斯.迈克德鲁突然宣布他打算以主席身份投票支持选民登记计划从而打破僵局。有些直接行动路线的支持者气得当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此情此景难免让艾拉.贝克想起了自己在协进会与领导大会的工作经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层都一心扑向上层政治路线，令她十分难受。如今她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她那些宝贵的学生们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彻底受制于领导层。于是她提议非学委暂时分成两派合作行动——由黛安.纳什领导直接行动派，由查尔斯.琼斯领导选民登记派。她的折中建议勉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只有少数支持直接行动的顽固分子不肯就范。例如伯纳德.李就永远离开了非学委，亚特兰大市静坐运动的前任领导人朗尼.金也是一样。会议结束时，学生们当中流传着一则糟糕的笑话：非学委的昏暗办公室应该开两道门，免得出入办公室的两派人员相互看不惯。

然而双方的计划进行得都不顺利。直接行动派通过了由纳什维尔的学生牧师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发起的“继续向密西西比州前进”的决议，打算从州首府杰克逊市开启一轮长期非暴力攻击。之所以选择杰克逊市，是因为就像蒙哥马利一样，这里也有一座黑人大学，而且杰克逊市的一大部分黑人中产阶级市民都居住在这里。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负责寻找愿意参与示威游行的当地学生，却遭到了当地警察的精明反击。警方没有逮捕示威者，却直接逮捕了非学委的领导人，罪名是煽动十八岁以下的学生违反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法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从事不法行为”。他们被审判、定罪并判处了最高三年的刑罚。他们随后假释出狱提交上诉，然后就去拜访了克利夫兰市的阿姆泽.摩尔以求重新稳住阵脚。这样的量刑是迄今为止白人当局向参与运动的学生们抛出的最严厉判决。此外还有很多迹象表明白人的怒火正在越烧越旺，这些都使得阿姆泽.摩尔惶恐不安。

至于选民登记派的进度也好不到那里去。支持选民登记的领导人直接来到司法部参加关于对象选择、人口统计、法律和战略部署的讨论。他们看到了约翰.多尔办公室墙上的地图，发现大头针主要扎在了那些发起选民登记诉讼的条件最成熟的南方各县。据多尔估算，最有希望的两个地方是亚拉巴马州达拉斯县和佐治亚州的特雷尔县，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赢得第一场投票权诉讼的地点。查尔斯.谢罗德随即移居到佐治亚州，在特雷尔县开始了试点项目。但他很快发现当地大多数黑人对于任何胆敢讨论民权的人都抱有恐惧多疑的态度。他大胆地提出进行示威和登记活动，结果就连少数几个好不容易才结识的朋友也不敢和他说话了。于是谢罗德不得不撤退到附近的奥尔巴尼市从头再来。

即便依据民权网络内部的夸大愿景，这些恼人的开端依然几乎无人察觉，因为民权运动正在数不清的层面上到处推进。谢罗德不仅正在与多尔商谈，还在与另外百余人接洽；摩西和贝弗尔正在密西西比州工作；自由乘车运动仍在进行中；学生们正在听人讲述帕奇曼监狱狱警如何毒打他们的亲友。悲伤的眼泪连绵不绝，鼓舞人心的事迹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多家基金会正在讨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问题。自由乘车运动的走势就好比将长达三百年的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发展史浓缩在了一个夏天当中：运动本身时时刻刻都处于分裂的边缘，非暴力之爱的倡导者正分散到各个行省填充监狱，而他们的同党们却在与统治者密切协商，不仅希望获取完全公民权，还希望官方能够将他们的怪异信仰奉为国家正统教条。

回到密西西比，身陷囹圄的自由乘车者们也正在经历一场截然不同的转变。对于一部分囚犯来说，幸存下来着实令人失望。他们要么遭受过许多次暴徒殴打，要么看到过无数相关新闻报道。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穿越过狂怒的围观人群，他们的脑海当中曾无数次浮现过遭受埋伏的场景。如此严苛的试炼早已让这些自由乘车者的心中充满了滚烫的宗教热忱，以至于当他们最终被毫发无损地投入监牢时，有些人似乎因为失望而陷入了崩溃，其他人则不安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所有自由乘车者都被关进了海恩兹县立监狱的地下牢房。刚刚从失望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他们就开始异口同声地歌唱。一位名叫汉克.托马斯（Hank Thomas）的乘车者带领男监室的狱友们嘹亮地唱起了《我们必胜》，对面的女性囚犯也跟着唱起了同一首歌。接下来他们把全套民权运动歌曲都唱了一遍。歌声最终低落下去，变成了隔着牢房的交谈。詹姆斯.贝弗尔开始大声宣讲《使徒行传》第16章，内容是上帝如何向腓利比降下地震，动摇了关押保罗和西拉的监狱的地基。他还宣称上帝将会在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降下一场类似的地震，在两天内解放自由乘车者。

贝弗尔一直在舌灿莲花地宣讲布道，几乎没有间断。周边牢房里能够听到宣讲的狱友们的心情也起伏不定，有时感到情绪振奋，有时感到忍俊不禁，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担心贝弗尔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显然越来越相信上帝将会亲自将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两天之后上帝并未显灵，贝弗尔也似乎陷入了绝望。詹姆斯.法默等人担心他可能会精神崩溃。大部分自由乘车者并不太了解贝弗尔，而那些了解他的人——比如他的神学院同学约翰.刘易斯和伯纳德.拉斐特（Bernard Lafayette）——都知道他一直游走在圣徒与疯子之间。事有凑巧，有一位模范囚犯离开贝弗尔的牢房时忘记了将滑动铁门完全锁起来。贝弗尔看准机会请拉斐特再次祷告，让上帝赐予他们一个事业将会成功的征兆。趁着拉斐特专心祈祷的时候，贝弗尔悄悄溜出自己的牢房站在了拉斐特的牢房门前。拉斐特刚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贝弗尔重获自由的景象，吓得他大叫一声从床上倒栽了下来。贝弗尔一边放声大笑一边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里。他和拉斐特分别用不同的说辞解释了尖叫的缘故，其他牢房里的同伴们都不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沉着。然而毫无疑问贝弗尔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当狱卒因为自由乘车者高声歌唱而不再给他们提供香烟零食之后，贝弗尔设计了一套与监狱里的其他人进行秘密交易的体系。

监狱生活也让其他自由乘车者显露了各不相同的状态，有人温顺，有人凶狠，有人淡然处之，也有人歇斯底里。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监狱里待到“地狱结冰的那一天”，可没过几天就假释出狱了。仍留在监狱的人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大学学生，四分之三是男性，黑人占一半以上。很大一部分白人自由乘车者都是贵格教徒与犹太教徒，其中还包括了几位拉比。十年前拒服兵役时期的入狱经验使詹姆斯.劳森成为了公认的监狱文化专家，他教会了其他自由乘车者如何与监狱里的窃贼和酒鬼相处，并警告他们不要依靠任何事物，因为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不受他们自己的控制。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坚强的内心。很快监狱官员就让他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大部分自由乘车者都被转移到了海恩兹县立监狱乡下农场。每十二名年轻囚犯挤在一个十三乘以十五英尺、厕所堵塞不堪牢房里，只能吃到变质生虫的食物，还会因为唱歌被关进幽闭恐怖的“汗蒸箱”。唯一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狱方根本没有足够的箱子一次性关押所有唱歌的人。

6月15日午夜刚过不久——也就是他们的代表保释出狱远赴华盛顿与司法部长接洽的前一天——守卫把四十五名男性囚犯从牢房赶到了四面封闭的货运拖挂车里，货车随即偷偷摸摸地将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囚犯们拉出了杰克逊市。当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出车厢时，天色已经放亮了。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瞭望塔的脚下，身后是一扇顶着铁丝网的大门，身旁是挎着猎抢的狱警。监狱长欢迎他们来到帕奇曼监狱，并且不怀好意地警告他们：“这里的黑鬼可都是些人渣，尤其是那些判了死刑还没行刑的黑鬼一看到你们就会把你们往死里揍，还会拿刀给你们开口子。”他命令自由乘车者们排成一队跟着他进入了一幢加工水泥块的大楼里。

大部队动身后，狱警发现两个从芝加哥来的白人青年仍然躺在一辆货车的拖车里不出来。“我们拒绝合作，因为我们遭到了非法羁押。”特里.苏利文（Terry Sullivan）说道，尽管劳森和其他人曾经劝他暂时搁置这套说辞。嗤之以鼻的狱警们把这两个芝加哥小伙子从货车上扔了下来，拉着他们的脚拖过泥地和草坪，蹭过水泥地扔进接待室，命令他们脱去衣服。这两个人仍然不配合，于是狱警们亮出赶畜棒电击他们，电得他们倒在地上滚来滚去惨叫不止，但是他们仍然不脱衣服。最后狱警只得亲自动手把他们的衣服撕扯下来。

囚犯们被扔在了接待室里不知等了多久才被转移到浴室，在持枪守卫的逼视下洗了澡。不止一名自由乘车者强烈感觉到自己与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感同身受。随后他们又赤身裸体地沿着水泥走廊行进至高度戒备区，每两人被关进一间囚室。又不知道等了多久狱警们拿来了他们唯一的囚服——一件T恤和一条豆青色的短裤。狱警终于离开之后，松了一口气的自由乘车者们开始大声抱怨囚服如何衣不蔽体。“为什么要抱怨衣服？”詹姆斯.贝弗尔的洪亮嗓音盖过了狱友们的七嘴八舌，“甘地仅仅用一块破布遮羞，却让整个大英帝国屈膝跪地！”

自由乘车者们唱诵的赞美诗、灵歌和自由之歌再次成为了他们与监狱管理层之间的冲突焦点。为了重新掌控监狱氛围，监狱方威胁自由乘车者立刻安静下来，否则就要收走牢房里的所有床垫。一听这话汉克.托马斯随即大发雷霆，他把牢房栅门摇得啪啪响，冲着狱警吼叫道：“来拿我的床垫吧！我的灵魂属于我自己！”这股发作激励整个牢房的人齐声高唱起了《我们必胜》，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把床垫向牢房栅门扔过去，好让狱警收走。

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乘车者都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某人就死死抱住了自己的床垫，狱警不得不把他拽开。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牢房里的宗教氛围。比方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就对宗教仪式漠不关心，另外还有很多自由乘车者嫉恨纳什维尔学生们推行的甘地主义思想。监狱里爆发了关于甘地主义的晦涩争论，论题是在监狱里闹绝食的决定究竟应当取决于囚犯们的内心信念，还是应当取决于这一行为对于外界的政治影响。此外还有些不那么高深的争端，例如有些反对绝食的囚犯故意在绝食的人们面前一边吃饭一边吧唧嘴，闹得双方隔着铁栅栏相互抡拳。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内讧，但是随着帕奇曼监狱内部自由乘车者的人数不断激增，整个团体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团结精神。只有几个人请求要回他们的床垫。晚上大家都躺在钢丝弹簧上面继续坚定歌唱。监狱方面为了击垮他们而设计出来的各种惩罚都被他们咬牙硬抗了过去。意识到寻常的监狱恐吓未能奏效之后，气急败坏的监狱管理层干脆用消防水管将全体乘车者从头到脚喷了个遍，当天晚上又架起大型风扇一通狂吹给他们降温。另外监狱方面还曾关上所有的囚室窗户，让囚犯们承受密西西比州夏日高温的烘烤。所有这些惩罚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大部分甚至适得其反。7月7日，首批自由乘车者为了进行上诉而保释出狱。离开牢房时他们的步伐几乎有些飘飘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刚刚在龙潭虎穴里走了一遭并且活了下来。

从蒙哥马利市公交车抵制运动，到静坐抗议运动，再到石山入狱运动，以及现在针对密西西比州监狱体系的大规模冲击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同时包含两重含义——在精神层面不断前进，在物理层面稳步扩张。民权运动的战场正在蔓延至整个南方。一场孤立的战斗正在被数不清的零星战斗所取代。在密西西比州的各个监狱内，入狱人员将各自的相似经历提炼成为了共有经历。学生们开始将运动本身当成了需要履行的使命。监狱里的约翰.刘易斯利用信件告知其他贵格教友，说自己想要在南方全职工作，因此打算退出前往印度游学的计划。

詹姆斯.法默刚飞抵纽约市就在机场遇到了摄像机与平等大会支持者的欢迎，后者纷纷高喊着“法默是我们的领袖”。这样的欢迎仪式并不值得惊讶，因为法默在自由乘车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让他登上了各种黑人杂志的封面，成为了一名全国级别的领袖。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回到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城镇的自由乘车参与者们也受到了类似的欢迎。以往的欢迎现场只是少数民权信徒的小型聚会，如今却有大批陌生人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向一位自由乘车者——随便哪位自由乘车者——表达敬意，从人数上就盖过了前者的小圈子。

接下来自由乘车运动骤然从各大报纸的头条上面永久性地消失了。南方各州似乎潜移默化地逐渐意识到，在与司法部休战的大前提之下解决自由乘车运动的最佳方式就是披着法律的保护色悄然守护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新一批自由乘车者被井井有条地聚拢起来投入了密西西比州的监狱系统，几乎就像是为了保护他们一样。他们的命运慢慢褪色，成为了过时的新闻。

第二波自由乘车者抵达密西西比州时，肯尼迪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1961年的第二份国情咨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可谓非比寻常。“我的使命是推广自由的信条，”他在5月25日如此宣告。“如今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都成为了捍卫与扩张自由的宏大战场，无数民族正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奋进。他们正在发动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旨在结束不公、苛政与剥削。”但是总统的演说并未提及本国内的种族歧视，更别提自由乘车运动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向国会申请近二十亿美元“把军队的战斗力翻一番”并且启动登月竞赛。刚刚结束了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颇具争议的首脑会议，肯尼迪就把征兵人数翻了三番，还向国会另外申请了三十二亿美元扩充军备以及在全国各地修建足以抵御核武辐射的防空洞。总而言之，他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了一场围绕柏林争议领土而展开的战争。在这样的氛围里，总统自然比以往更不愿承认自由乘车者引发的烦人问题。到了6月底，入狱的自由乘车者数量已经逼近了二百人，但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发表任何相关评论。不过也确实没有哪位出席发布会的记者主动向他提起相关问题。

舆论领袖们似乎也迫切想要与总统保持一致，纷纷与密西西比州的麻烦拉开了距离。《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一度曾经以同情的基调来报道金与民权运动，现在却反对自由乘车运动继续扩大规模：“他们不但正在挑战根深蒂固的习俗，而且还在触犯真心实意的感受……蓄意挑起暴力行为的非暴力策略本身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同一天还有一篇题为《金博士拒绝中断乘车试炼》的新闻报道从最负面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今天在南方的两个种族当中都有许多自由派加入了温和派以及其他人的队伍，坚持主张应当阻止自由乘车者。”这篇文章将后续的自由乘车运动推向了舆论支持的边缘。这也是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最后一则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头版报道。一项6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试显示，63 %的美国民众反对自由乘车运动。

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却再次调转了枪口。在上一周的周四周五用最严厉的措辞公开指责了金与自由乘车运动后，他于5月29日清晨怀着截然不同的心情抵达了司法部，并且告诉自己的手下员工，金提出的针对州际商务委员会进行裁决的建议也许并不算特别幼稚，尽管这个机构历来包裹着一层臭名昭著的官僚甲壳，着实不好下手。事实上经过再三琢磨，他认为这个主意实在太棒了。于是罗伯特把司法部律师派遣进入了这个未知领域。律师们提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由司法部长给名义上独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出具一份“申诉书”。他们仅仅花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份文书的调研与起草，并且得到了罗伯特的签名。司法小组把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委员与各类官员搅得鸡犬不宁，迫使他们在这一年的9月下达了罗伯特想要的裁决。通常来说要让州际商务委员会做出一项裁决需要耗时数年——就算委员们喜欢这项裁决也需要这么久，更何况这次他们并不喜欢——而司法部长的律师团却将整个工作流程压缩进了四个月之内。专家们认为这样的游说事迹简直就是官僚体制之下的奇迹。

自由乘车运动的早期阶段结束后司法部官员调整了斗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私人领域民权策略的推进力度。他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构建了一个资金充沛的免税机构，为南方各州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早先在猪湾危机之后，为了筹措赎金来从古巴人手里交换俘虏，肯尼迪政府曾经不声不响地为那些捐赠款项的个人或者团体提供了免税福利。这一次为了选民登记项目能够获得免税，司法部长也采取了同样秘不示人的手段。他亲自指示国税局局长莫蒂默.科普兰为设立在亚特兰大南区市政局的新选民教育项目取得了免税申请。当机构负责人莱斯利.邓巴（Leslie Dunbar）为了呈交免税申请来到国税局进行协商时，伯克.马歇尔与其他几位司法部官员也陪同他一起前往。

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以及基金会经理斯蒂芬.科里尔（Stephen Currier）同时投入了将各种民权组织纳入统一管理与集中预算之内的工作。鉴于罗伊.威尔金斯与金之间的恼人过往，这项工作早在初春时节刚刚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够棘手了，但现在还要将平等大会与非学委也纳入计算范畴，致使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翻了几番。理论上来说后面这两个组织看起来都没有注册登记的希望。平等大会在南方各州只有寥寥几位成员，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的非学委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正式组织。然而这些缺点对司法部来说并不要紧。无论如何司法部都必须招安平等大会与非学委，因为这两个团体目前正在依靠对抗行为来塑造自身的身份，而罗伯特的目的之一就是诱使他们放弃此类行为。

6月初，马歇尔参加了一场小型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一部分尚未被捕入狱的平等大会与非学委领导人，会议地点位于弗吉尼亚州卡帕侯希克一座曾经属于布克.T.华盛顿的接班人R.R.摩顿所有的种植园内。马歇尔坐在约克河畔的一棵橡树下，提出了选民登记的问题。在座学生中最专注的听众是这年刚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蒂莫西.詹金斯（Timothy Jenkins）。詹金斯很不待见非学委内部的“受苦受难流派”，也并不支持这些人的宗教热诚。而且还认为直来直去不服就干的学生运动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待到宗教热情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那一天，学生运动必将失去一切政治保护，而且一切政治保护的根本都在于选票。他对于这套理念深信不疑，因此决心拉拢三位关键人物，他认为这三个人有能力影响非学委内部的权力平衡。这三个人都叫查尔斯——他们的姓氏分别是谢罗德、琼斯与迈克德鲁——三个人都是非学委领导层的成员，但是身份背景却天差地别。来自乡下的神秘主义者查尔斯.谢罗德是个生性固执的虔诚教徒；老练世故的花花公子查尔斯.琼斯是一位著名南方牧师的儿子，衣着精美，操着一口抑扬顿挫的男中音，俨然是小一号的金；北方的运动健将查尔斯.迈克德鲁（Charlie McDew）胆色过人且喜欢摆酷，对于劳工史与犹太先知都抱有微妙的欣赏态度。詹金斯相信，他很有可能依靠同一场运动来吸引这三个人，更有可能通过许多场彻夜长谈让这三个人理解并接受了解选民登记的好处。

6月16日，司法部长在办公室内接待了一个来自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团，团员包括了三位查尔斯，刚刚被保释出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亚特.沃克，以及詹金斯口中“虔诚得一脑子浆糊”、并且在非暴力运动领域“一条路走到黑”的黛安.纳什。他们都希望为自由乘车运动争取来自联邦政府的进一步支持，但得到的却是司法部长的反对意见。罗伯特认为自由乘车运动已经发挥了全部效力，委员会成员如果还想进一步争取民权，那就应当转而投入选民登记工作。如果他们同意在这个方向上付出努力，他将愿意竭尽所能地保证他们受到全力支持和保护。他还提到司法部正在秘密地为选民登记组织争取免税福利与大型基金会资助。

对于查尔斯.谢罗德来说，司法部长这番话说的实在太露骨了。虽然十分紧张，但他还是气得当场就站了起来，语无伦次地指责司法部长居然打算依靠贿赂来诱使他放弃正义的事业。“您可是位公职人员，先生。上帝或法律赋予您的责任并不是教训我们应当如何信守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是在我们行使权利的时候给予保护。”谢罗德一边说一边向司法部长走过去，怀亚特.沃克唯恐他在气头上出手袭击罗伯特，赶紧把他拉回来死死按在座位上。紧张的气氛消散后，只穿袜子没穿鞋的罗伯特继续踱来踱去与代表团争辩。他承认，针对黑人选民进行培养和登记也许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方政界。

无论是在会面现场还是在日后的接触当中，罗伯特和他的助手们都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们甚至做出秘密承诺，保证政府将会为学生们安排兵役豁免权——只要他们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保持低调。哈里斯.沃福德极为生动地把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让监狱里装满自由乘车者，也可以让监狱里装满意欲妨碍受到联邦政府保护的投票权的南方白人官员。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选择遭受迫害，也可以选择得到保护。那些对选民登记有兴趣的人能够得到伯克.马歇尔或者约翰.多尔的电话号码。司法部向他们保证保证，只要他们在南方遇到麻烦，随时都可以给司法部拨打对方付费电话。

这些论点很能说明问题。它们问世的时候，黑人领导层十分认可罗伯特.肯尼迪强力介入早期自由乘车运动的决策，夏特沃斯曾经向黑人信众们宣称，肯尼迪政府刚刚上任不久，种族问题就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因此“我们要感谢杰克、鲍勃还有上帝！”也有些人更关注罗伯特针对自由乘车运动的粗暴批评或者怀疑他抱有不算纯粹的政治动机，但是即便对于这些人来说，司法部长积极参与民权事务的姿态依旧值得称道。他并没有站在民权斗争的战场之外袖手旁观，而且他似乎觉得既然他在某一方面扯了民权团体的后腿，那就必须从另一方面补偿他们。

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罗伯特.肯尼迪邀请哈里.贝拉方特来到他位于核桃山的家中做客，并且再次要求对方利用他在非学委当中的重要影响力支持选民登记。贝拉方特马上趁着自己在华盛顿演出的机会邀请了一个自由乘车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就在他与代表团会面的那天晚上，罗伯特与马歇尔再度展现了推波助澜的本领。在他们的张罗之下，《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赫然写到：《南方各州黑人选票预计将会激增——政府专家确定政治突破即将到来》。这篇报道归纳了上述私密论辩当中罗伯特一方的论点。“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以及新一轮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静坐运动参与者以及自由乘车者——都认同选票才是关键……并且相信政府会尽全力保护那些想要登记和投票的人，也会鼓励黑人进行尝试。”贝拉方特鼓励学生们不要理会报道当中的负面描写，例如“黑人漠不关心政治”以及黑人领袖的不良“做派”之前如何阻碍了选票革命进程，因为添加这些语句也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最终学生们表示他们愿意召集自由乘车者来推进选民登记计划。贝拉方特当场自掏腰包赠予他们一万美元启动资金。

罗伯特决不允许民权阵营在选民登记问题上产生任何动摇。到了7月底，所有主要民权组织的领头人都对这个项目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于是各方人员在纽约召开了为期一整天的会议，沃福德和伯克.马歇尔代表政府出席。支持选民登记的参会人员必须说服刚刚离开密西西比州监狱的法默确信他并不会在平等大会最荣耀的时刻舍弃这个组织的整体目标；他们还必须说服罗伊.威尔金斯确信外界并不会误以为协进会抛弃了促进种族融合的旗帜。这些还都只是最细枝末节的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一个月之后这批人又带着“工作报告”再度汇聚在了第五大道塔康尼克基金会的办公室。他们将南部各州划分成了各自负责的片区，解决了关于基金分配比例的尖锐分歧。他们招募了行业基金会和斯坦恩基金来支持塔康尼克基金会的资金运作。他们找到了能让各位捐款人、受捐人与中间人都满意的基金会管理者与款项输送人员。他们敲定了上百项折中方案。第二个月内，基金会的行政人员为所有捐款包裹了一层尽可能含糊的语言，而律师们则依据税法反复核对了基金会的组织架构流程图*。

【*为了与免税许可证保持一致，南方地区理事会甚至不惜宣称自己对于政治革命的兴趣完全出于学术层面，该组织推进选民注册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你们将要凭借拨款来推进项目，项目得出的结果将会得到经验性的评估，从而使得南方地区理事会能够得出有发表价值的结论。”】

选民教育项目基本上是另一场强行军的产物。这场强行军与自由乘车运动虽说目标一致，但是在精神上却南辕北辙。能够在1961年夏天自由乘车运动尚未鸣金收兵之际完成这样一场行军，这项事迹本身就彰显了罗伯特.肯尼迪麾下的司法部多么坚韧不拔，甚至就连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拧出长途车乘车权裁定的壮举相比之下都要稍逊一筹。不过两场运动都对南方政界造成了深远影响。知情人立即主张这些举措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纷纷扬扬的争论不免让人回想起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时候：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法律建设还是新旧冲突，在于理性思辨还是感性冲击，在于政府训令还是思想转变呢？

围困阿博纳西教堂那一周的周日，罗伯特.肯尼迪在午夜时分给他的哥哥发去了一份司法部长助理欧瑞克针对蒙哥马利市联邦调查局探员行动懈怠的申诉。此前肯尼迪总统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可怕的动用军队声明书上签字，现在他终于得到了采取其他手段的机会。他立刻就把这份申诉书转发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过了一会儿，蒙哥马利市特工主管就赶到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向欧瑞克发誓接下来自己一定会密切配合，并恳求欧瑞克不要再苛责调查局。

星期一早晨，受到总统督促的胡佛下令要求手下人上交一份关于金的即时报告——他认为金正是这次蒙哥马利危机的直接原因。粗略报告在当天就送到了他的桌上，里面充满了含糊的猜测。报告指出金曾经感谢过身为美共成员的前任纽约市议员本.戴维斯在他1958年遇刺之后为自己献血。报告还正确记录了金曾在1957年高地人民俗学校发表了闭幕演讲，但是又给高地人学校贴上了“共产党训练营”的标签。从遣词造句到内容细节，从一味纠结于共产主义的偏执立场到针对金的满腔敌意，这份联邦调查局报告都像极了一年前由汤姆.库克警探交给布尔.康纳的报告。库克是康纳的下属，也是一位与三K党交情颇深的安全局局长。胡佛翻看着这份报告，发现调查局并没有全面调查金，便在旁边潦草地批注了一句“为什么不？”

星期一早上，胡佛的探员们逮捕了四名曾在安尼斯顿市焚烧灰狗长途汽车的嫌犯。在遭到欧瑞克的投诉后，他们正在竭力获取法庭宣誓书，从而支持约翰逊法官针对三K党的禁止令。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以罗伯特为首的司法部高层官员十分清楚胡佛的做派，也知道万一再度出现突发事件他肯定会拒绝一切新任务。尤其是如果自由乘车者继续从蒙哥马利市出发，他必然坚决反对让他的人马像美国联邦法警一样直接为乘车者提供保护。胡佛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一旦与自由乘车者联系到一起将会难以做好客观调查工作。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胡佛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与中央情报局平级的情报机构，“担当保镖”这样的低贱差事有损联邦调查局的体面。就连总统的安保工作他都不乐意接手，更不用说给那些煽动暴乱的黑人保驾护航了。

这样一来保护自由乘车者的联邦力量就只剩下了法警，但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飞回华盛顿参加紧急磋商之前就已经在重新考虑这个想法了。他认为法警极为缺乏训练与组织，无法有效地抵抗态度坚决的暴徒；另外他们的出现还会引来帕特森以及其他南方州长的普遍抵制。蒙哥马利市噩梦般的经历不禁让拜伦.怀特忧心忡忡，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撤回法警，而不是再次起用他们。但伯克.马歇尔则认为，既然联邦政府不打算建立一支长期部队来保护所有州际公路上的长途汽车乘客，那么同样也不能只保护一部分人而不保护其他人。因此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罗伯特的第一步便是不考虑启用怀特的法警或者正向密西西比州行进的军队，而是依赖各州自身的武装力量。日后马歇尔回忆道这是一项“最艰难的决定”。到了星期一，罗伯特.肯尼迪与总统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面。不保护自由乘车者的决定令罗伯特苦恼不已，就像不加入自由乘车者的决定也令金苦恼不已一样。

随后罗伯特就面对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劝说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履行他们一度极力拒绝的治安义务——而且这一次他还无法底气充沛地要挟各位州长就范，否则就派遣联邦法警填补缺口。他现在需要一套打破常规的新策略。因此在与州长们谈话的时候他详尽阐明了武力和暴力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罗伯特同意让州级官员采用强制违宪的方式逮捕自由乘车者并且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只要这些官员不允许暴徒通过暴力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行。拜伦.怀特于周一公开支持这份协议。他告诉记者，假如自由乘车者被捕入狱，联邦政府将会袖手旁观。“这将会是自由乘车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问题，我相信肯定会有称职的律师为他们代言。”数年后在一份机密的口述历史当中，罗伯特依然对这项安排感到不安。“所以我——事实上我觉得——认可了他们将会遭到逮捕的事实，尽管我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控制力。”

周二整晚，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都展开了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热切合作，挖空心思谋划着为自由乘车者搭乘的长途汽车提供武装护卫的最恰当方式，思虑之周密堪比北约军事演习。罗伯特想要展示一下力量，从而吓阻那些据称埋伏在蒙哥马利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之间公路沿线区域的袭击者。这段全场二百五十八英里的公路沿线正是州政府预定的逮捕地点。同意预防暴力事件的州政府官员们想要上演一场盛大表演，从而彰显他们的立场：只要护卫排场稍微小一点，种族融合的旅行者们在洲际公路上就寸步难行。到了午夜，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Ross Barnett）对于合作协定的热情越发高涨，甚至半开玩笑地邀请拜伦.怀特搭乘受到护送的长途汽车来杰克逊市与他共进晚餐。“你将得到最好的乘车体验，”巴内特在电话里与怀特打趣道，“就像待在婴儿车里一样安全。”

自由乘车者们并不知道这些计划。对他们来说，周二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谆谆劝诫以及偶尔的庆祝。一辆满载着纳什维尔支援者的车抵达了蒙哥马利，还有几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平等大会成员也来到了这里。当天夜里还有一队来自华盛顿特区——也就是九天前自由乘车运动的发起地点——的静坐运动资深成员用各种方式赶了过来。队伍中包括了霍华德大学的学生约翰.穆迪（John Moody）、威廉.马奥尼（William Mahoney）以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还有一位名叫保罗.迪特里希（Paul Dietrich）的白人神学学生。他们蜂拥至哈里斯医生家中，在那里为了他们是否应该从蒙哥马利市长途汽车站出发的问题而争执不休。自从上周六的骚乱以后，三三两两的暴徒们一直在车站附近逡巡不去，一心想要再次碰上自由乘车者。有些学生写下了遗嘱与死讯通告名录，其他人则把他们的贵重物品托付在留守在后方的人们。保罗.迪特里希摘下一枚翡翠戒指交给决定不去的詹姆斯.法默保管。

黎明时分，自由乘车者离开了哈里斯的家，这时一辆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出现在路边，开始为他们的车护航。在长途汽车站，有超过一百名警卫队士兵把一小群围观者挡在距离候车室相当远的地方。这是州政府出手保护自由乘车者的第一批令人欣慰的迹象，但是自由乘车者们却认为这些举措无非说明州当局官员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允许再次出现类似上周六的骚乱。阿博纳西、沃克、金和从亚特兰大市赶来的金的弟弟A.D.都和自由乘车者们一起走进了白人候车室并且在快餐台上点了咖啡或者点心。长途汽车站经理告诉蜂拥在后的记者，他们是第一批在这个候车厅里享受服务的黑人。尽管这些行为看似无足轻重，而且联邦法庭近期已经裁定长途车站内部不得实施种族隔离，但是金一行人的行为依然触犯了阿拉巴马州刑法。在去年的静坐运动当中，佐治亚州就曾以在假释期间违反种族隔离为由对金实施了二次逮捕。但是今天金决意要为自由乘车者们分担至少一小部分风险。他跟随着自由乘车者的队伍来到长途汽车的登车平台，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7点开往杰克逊市的长途汽车上居然没有其他乘客。除了自由乘车者以及持证明文件的记者以外，士兵们拒绝让任何其他人上车。共有十六名记者登上了汽车。最后仅有十二名自由乘车者走上车，他们几乎都来自纳什维尔。他们选择了非暴力抗议运动导师詹姆斯.劳森担当这段旅程的领队。

突然，与十二名自由乘车者数量相当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跟在他们身后登上了长途车。士兵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步枪枪口装上了刺刀。跟在士兵后面的则是是指挥官格雷厄姆将军。此时的格雷厄姆与几天前踏进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冷峻敌手可谓判若两人。他站在车的前端对自由乘车者发表了致辞，“这可能会是一趟危险的旅程，”他温和地说道。“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你们。我真诚地祝愿你们所有人一路平安。”这一丝善意流露令自由乘车者们颇受感动，当他走下长途车时，好几位学生都激动地向他表达了感谢。就在汽车于早上7：06出发之前，金来到一扇开着的车窗下方，与保罗.迪特里希握手并祝他好运。

一队骑摩托车的警察在长途汽车前方开路，引领长途车穿过了拥塞的车站周边路段。这队警察在城市边界处一一散去，让长途车加入了一支大约由四十二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其中大部分是警笛呼啸的高速公路巡逻车，后面跟着十多辆采访车。联邦调查局监察车分布在各个卡口为车队提供辅助，直升机护卫队与美国边境巡逻队的飞机在车队上空侦察——侦查结果通过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的集结待命区汇报给司法部长办公室。在车队飞驰驶过位于塞尔玛市的第一个停靠站后，车上的警卫队指挥官告诉乘车者们，这辆长途车在前往杰克逊市的七小时旅途当中将不会在沿途车站停靠，乘客们自然也就无法使用沿途的快餐台与厕所了。

车队一路上保持着将近七十英里的时速，中途仅仅短暂停车两次。一位自由乘车者因为恐惧和消化不良而晕车了，不得不趴到高速路边呕吐，警觉的警卫队士兵围着他站了一圈。第二次停车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边界城镇斯夸奇山，在山顶可以看到一长列密西西比州警卫队士兵和州警察部队，他们正准备接管这辆长途汽车。这支队伍甚至比阿拉巴马州护卫队更长。两支护卫队正在斯夸奇山山顶交接时，心烦意乱的詹姆斯.劳森从车上跳了下来，向四周的记者们举行了一场即兴发布会。他抗议道，规模庞大的军方护卫与自由乘车的整个理念背道而驰。他告诉记者如此大张旗鼓的护卫根本就没必要。大多数记者此时都满心恐惧，因为他们听说有人在前方密西西比州境内的公路上埋设了炸药。他们都认为劳森疯了。“我们宁愿冒着遭受暴力袭击的危险，像普通乘客一样旅行，”劳森继续说道，“我们宁愿迎接暴力与憎恨，承担伤害而不进行反击。”

此时已经接近中午了，由十四人组成的第二批自由乘车者已经买好了11：25从蒙哥马利市开出的灰狗长途汽车票。这其中有两位来自新奥尔良市平等大会的学生杰罗姆.史密斯（Jerome Smith）和多丽丝.卡索（Doris Castle），亨利.托马斯是一名在十天前遭遇过安尼斯顿市汽车焚烧事件的资深乘车者，他此次专门为了参加第二次自由乘车运动而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卢克雷蒂娅.柯林斯（Lucretia Collins）的纳什维尔学生，她从伯明翰市起就一直参与了自由乘车运动，还在路上组织了好几场非暴力研讨会。

第二批自由乘车者踏上旅途的消息对于罗伯特.肯尼迪造成了地动山摇的冲击。在劝诱和调用两州武装护卫车队的时候他曾断言并保证两地州政府只需要出动一次护卫队就足够了。联邦政府好不容易才赢得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的初步信任，这份脆弱的信任如今一下子摔了个粉碎。两个州的政府都认为与司法部合作意味着种族隔离政策的让步，他们之所以选择让步，目的是为了以尽量干脆利索的方式结束这场危机，以免日后的自由乘车者有样学样。可是还没等阿拉巴马州护卫车队返回蒙哥马利，新一批的自由乘车者就出现在了车站里。因此州政府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并且沦为了笑柄。一直在拼死拼活地促成这个协定的罗伯特更是愤怒到了极点，以至于发表了造成自由乘车运动以来的第一份正式声明。他在华盛顿的助手告诉记者，第二辆长途汽车“与自由乘车者毫无干系”。

罗伯特的声明贴近了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的立场。他称赞了两州政府到目前为止为维护秩序做出的努力，然后他警告全国各地的种族融合主义者们，联邦不会再为自由乘车运动进行保护。“那些学生团体的领导人正在考验种族隔离法令……据悉今天不会有联邦法警护送他们。”罗伯特之所以极力呼吁事态恢复正常，关键在于他哥哥即将前往欧洲与夏尔.戴高乐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会谈。肯尼迪总统准备要求国会通过登月计划与提高核武经费这两项决议——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在首脑会议上的底气——在眼下这个关口，假如不能将涉及南方各州丑陋种族骚乱的国际宣传尽快平息下去，无异于让自由世界的领袖蹬着一双沾满污泥的鞋子走进了欧陆宫殿。“我想我们应该牢记，总统即将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司法部长最后说道。“此时无论我们在国内做出的一切有损国格的行为都会危害到这项任务。”

罗伯特在司法部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第一辆长途汽车驶入密西西比州的消息。拜伦.怀特、詹姆斯.麦克肖恩、肯尼迪的助手乔.多兰、伯克.马歇尔及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艾尔.罗森几乎都在连续不断地从各自的岗位上汇报着事态进展。他们交流了一些传言——据说马丁.路德.金搭乘下午2：25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了蒙哥马利市前往亚特兰大市，又有人说他的行程被耽搁到了第二天，另外还有人声称有二十五辆车已经埋伏在了前方路段，在杰克逊市还有人打算投掷自制炸弹——以及在各个车站等车的人群规模。默里迪恩市的人群看上去十分愤怒，当地警察的态度也极不配合，于是罗伯特下令让车队完全避开这个城市。

在蒙哥马利市，詹姆斯.法默在长途汽车站吃了一顿早午饭，十四位自由乘车者坐在他旁边，身后是全副武装的亚拉巴马州士兵。司法部长发出公开警告表示不会有联邦法警全面保护他们，而怀有敌意的围观者们也在餐厅外面吵吵嚷嚷，人数至少有两千，一大批国民警卫队士兵正在拦着他们。但是当法默护送自由乘车者们登上灰狗长途汽车时，危机四伏前方旅程让他们的膝盖多少有些发软。上车后法默沿着汽车的外侧走了一趟，透过车窗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就像金之前做的那样。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十九岁大学生多丽丝.卡索（Doris Castle）——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与法默握手时脸上写满了困惑。

“我的祈祷与你同在，多丽丝。”法默说。

她压抑着惊恐低声哭了出来，“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对吗，吉姆？”

法默将一切他曾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全都摆在了多丽斯面前——他已经离开办公室长达四周之久，亟需处理的信件已经堆得老高，而且总要有人在外面筹钱以确保运动持续进行——但是他越说越觉得脸皮发烧，尽管他的嗓音依旧洪亮，底气却越来越虚弱。卡索瞪圆了双眼，仿佛小鹿一般惊恐，似乎一个字都没听懂。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法默将视线转向一边怒吼道：“把我的行李拿来！”一位刚刚加入平等大会的助手此时正站在他的私家车旁边，法默冲着他大叫道：“把行李放到车上！我也去！”尽管此时的法默极度亢奋，但他在跳上车前并没有忘记把保罗.迪特里希的翡翠戒指转交给怀亚特.沃克保管。接着士兵们依令上车，记者们也坐了上来，后备直升机也在最后一刻加入了编队，然后第二列车队在距第一列离开大约四小时后驶上了高速公路。

然而这趟车队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当天在长途汽车站的戏码已经全部演完，罗伯特.肯尼迪也还要再次大惊失色一番。早在蒙哥马利市的人群被驱散前就有一条流言传播的沸沸扬扬，说一辆长途汽车正从东边向本市驶来，车上是一队黑白混杂的自由乘车者。从亚特兰大市出发后，这帮人一直在考察沿途各个小城镇的公共设施种族隔离情况。流言传开没多久，另一辆灰狗长途汽车就开进了车站，车上走下来一群精神疲惫的人们，他们紧紧倚靠着彼此，看上去就像迷了路一样。一看就知道他们也是自由乘车者。这群人中有两位是来自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安大学的宗教学教授，两位来自耶鲁大学的教士（包括学校的附属教堂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 Jr.）），还有三位黑人学生，其中包括非学委的查理.琼斯。怀亚特.沃克和弗雷德.夏特沃斯迎接了他们。这九个人挤在一起的景象似乎终于突破了围观者的忍耐极限。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他们一直在越过士兵人墙的头顶向自由乘车者们投掷石块与其他杂物。最终他们凭借两辆汽车开辟了一条路，来到一片被国民警卫队清理出来的空地上。阿博纳西从其中一辆车里跳下来，把那几个人护送到了车里。一位记者靠近车旁向他们大声提问，想知道自由乘车者如何看待司法部长的广播声明，声明认为自由乘车运动应当停下来，因为总统即将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而这项运动正在令美国颜面无光。阿博纳西从车窗探出身来回应道：“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司法部长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一直颜面无光吗？”旁观者看到阿拉巴马州警察部队又在护送另一支种族混杂队伍进城，纷纷大摇其头。“真他妈丢人，”有人这样说道。

此时法默一行人正跟在劳森团队后面前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劳森早已经被赶出了杰克逊市长途汽车站的白人专用休息室并被送进了市立监狱。科芬一行人正在蒙哥马利市阿博纳西的家里与金会面，考虑是否也该前往杰克逊市。而伯克.马歇尔则收到了南部各州刚刚组建的学生队伍即将接踵而至的惊人消息。对于罗伯特来说，科芬一行人代表着自由乘车者的人员构成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化：这些人的身份不再局限于贵格会教徒、疯子、学生、和平主义者乃至黑人甘地主义者，如今这帮人当中突然包括了著名的常春藤联校教授。眼看着危机毫无终止的迹象，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当天第二篇新闻声明。为了抵消自由乘车者可能吸引来的正面公众意见，这份声明的措辞写得十分刁钻。“在各州之间旅行的不只有自由乘车者小队，还有很多存心猎奇、想出风头以及各怀目的的人们……现在这场运动需要暂时冷却一下。”他还警告自由乘车者应当“推迟出行时间”。帕特森州长称赞这则声明说：“这么多天以来联邦政府头一次表现出了一点常识。”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罗伯特的火气越来越大。正当法默一行人跟随劳森一行人也被关进杰克逊市市立监狱之后，他得知所有二十七名自由乘车者都拒绝保释，并打算在定罪后待在监狱里，而不是缴纳罚金或者上诉保证金。鉴于伯克.马歇尔和拜伦.怀特都没能得到令他满意的解释，肯尼迪当晚就给金打了电话，要求知道为什么那些自由乘车者不愿意接受保释。

“这是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金说道。一听到司法部长语气不善，他也采用了更正式的说辞。“他们必须用生命和身体来纠正一个错误。良知告诉我们现行法律是错误的，而我们必须进行反抗，但我们也有接受惩罚的道德义务。”

“这种行为对于政府在这方面或其他任何方面正在推进的举措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罗伯特厉声说道，“他们待在监狱不出来这一点根本影响不到我。”

“若有上百名——乃至于成千上万名学生被关进监狱，也许多少还能有点影响，”金不卑不亢地答道。

“这个国家不但属于你，也属于我，”罗伯特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你与我一样都有权利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好，但是不要发表带有恐吓意味的声明。那可不是和我们打交道的方式。”

金本能地后撤了一步，唯恐自己针对罗伯特施加的压力会导致反作用。“我非常感激本届政府的作为，”他说。然后对争论丧失信心的他不管不顾地爆发出了一段布道人特有的呼号：“我能看到一丝希望之光。但我与我父亲不同。现在我就能感到对于自由的渴望！”

罗伯特假装没听见金的呼号。“总之一切都取决于你和监狱里的那些人的决定，”他不耐烦地说道，“如果他们想出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全都捞出来。”

“他们会待在那里，”金答道，然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罗伯特又给哈里斯.沃福德打电话，发泄了一通自己针对自由乘车者的怒火。“太过分了，我看这帮人根本就不把国家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你知道他们当中还有人反对原子弹吗？”沃福德咕哝着安慰了上司几句。他对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同情心尽人皆知，当政府在他负责的事务领域第一次出现危机之后，他就完全被排斥在电话交流圈子之外了。

在蒙哥马利市，金与罗伯特在电话里较劲了半天之后返回了阿博纳西家的客厅并且说道：“你知道，他们不了解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也不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他向等在客厅里的威廉.斯隆.科芬以及其他六位刚刚加入自由乘车运动的志愿者汇报了他与司法部长的通话内容。这些信息丝毫无助于驱散这些人心中的阴云。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些人因为司法部长认为他们的使命不爱国而大为沮丧。毕竟眼下的确是总统试图与苏联进行世界和平谈判的非常时期，他们的行为是否真的会削弱总统的权威呢？这些习惯了单纯校园生活的人们一想到这些念头就难免吓出一身冷汗。“事实上我们面对的问题很简单，”金说，“你们还想继续进行下去吗？”他带领大家做了一段寻求指引的祷告。恐惧与矛盾心态迫使许多人都哭了出来。最后他们分发了纸片来进行匿名投票，投票结果显示全体一致赞成继续推进自由乘车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不考虑司法部长的意见——大家互相拥抱，欣喜若狂，下定了前往长途汽车站的决心。

阿博纳西、沃克、夏特沃斯及伯纳德.李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车站，不过这次旅程并没能走多远。当他们坐在车站午餐台前，在警卫队士兵的围绕下品尝登车之前的种族融合午餐时，治安官麦克.西姆.巴特勒（Mack Sim Butler）走到他们身后并逮捕了全部十一人。治安官随后解释道，保护第一批自由乘车者的任务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我气愤极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把第一帮捣乱分子全都收拾掉，后面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司法部长当天下午将六百位联邦法警当中的五百名撤出了蒙哥马利市。他通过可靠的记者公开了一些自己曾在私下里向金吐露的怨言——这些言论认为自由乘车者缺乏智慧、动机可疑甚至胆气不足。“第一队自由乘车者出发时需要极大的勇气，”罗伯特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但是接下来几队就不需要多少了。”他极尽刻薄地将自由乘车者们称“全美国最安全的人”，并且嘲讽他们待在监狱里的决定是“为美国的敌人进行的绝佳宣传”。最后他还向《华盛顿邮报》总结道，自己“觉得司法部眼下并不应当在涉及宪法权利的争议当中支持任何特定群体。”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距离他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仅仅过了十八天。十八天前他还冠冕堂皇地宣称司法部将会迅速行动，迫使联邦法庭做出保障黑人宪法权利的决定，现在这些言辞全都被他抛到了一边。

不过罗伯特的怒火并没能压制住纽约平等大会总部的热情。在法默与杰克逊被逮捕的第二天，一位平等大会发言人宣布捐款正通过邮件源源而来，且还有超过百余人自愿加入了自由乘车运动。“我们相信能在今年年底前终结种族隔离制度，”他这样告诉记者。

在以便以谢教会的教学楼里，金主持了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平等大会的戈登.凯里代表仍在杰克逊市监狱服刑的法默出席了会议。两位纳什维尔的布道人代表了与法默同在监狱的贝弗尔和劳森，一位领导大会的助理则代表了被关押在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亚特.沃克。连同另一位领导大会代表与全国学生协会的官员一起，六位与会者承诺要“加强”自由乘车运动的力度，直至南部各州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为止。他们计划在四个南方城市开放招募办公室，筹款购买长途汽车票以及聘用律师，还要求与肯尼迪总统会面。他们将会“向司法部长争取强力裁定，通过向州际商务委员会下达命令的方式来明确州际旅行者的权利”。此外他们还要“填满蒙哥马利市和杰克逊市的监狱，确保这些问题明晰地反映在公众面前。”

这一天是5月26日周五，距离平等大会的第一批自由乘车者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顿已经过了三周。这三周当中的冒险经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吸引了千百万人的目光。如今这批自由乘车者正式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及学生静坐运动的后继者们结为同盟，沿着有悖于联邦政府及南方各州意愿的道路继续艰难行进。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全身上下无处不疼的约翰.席根塔勒终于回到了华盛顿的家中，遵照医嘱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周。针对自由乘车运动的围困与反围困作战依然打得如火如荼，除去席根塔勒之外的其他参战人员依然坚守着电话机旁边的战斗岗位，其中大多数人都位于蒙哥马利。在其他地区，像平时一样度过这个5月周末的千百万美国人都通过深受公关手段影响的新闻报道得知了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冲突事件。拜伦.怀特告诉记者，星期天的骚乱“远没有”达到在他看来要动用美国军队的地步。司法部长抓住弗洛伊德.曼恩那唯一一通要求动用后备部队的电话大做文章，极力宣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如何通力合作。《组约时报》接受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在头版刊登一篇题为“新一轮暴力事件爆发时阿拉巴马州寻求联邦支援”的报道。帕特森州长在第二天举行了一场得意扬扬的新闻发布会，手里挥舞着一叠电报，其中有七十五封电报拥护他反对联邦干预以及反对自由乘车者的立场，只有一封电报表示反对。一群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发来了“祝贺你！”的电报。种族隔离主义支持者们的赞誉之声淹没了阿拉巴马州首府，甚至就连远在加州乃至加拿大的支持者也发来了贺词。

不过笑容满面的帕特森并没有在发布会上提到自己的其他几项安排，例如他的国民警卫队小队仍然还在长途汽车站附近驱赶闲晃的白人，并且在黑人居住区来回巡逻，从而防范炸弹袭击。于是历来惯于破旧立新的《广告报》主编小格罗夫.霍尔抓住机会向蒙哥马利市读者挑明了这些令人不爽的事实。“起初帕特森声称他不会给煽动者充当保姆，还打算逮捕联邦法警。但是到头来帕特森却恰恰像保姆一样将整整一教堂的煽动者看护了一个通宵，还让高速路巡警与联邦部队共同合作。”霍尔尖锐地指出，正是帕特森州长致使阿拉巴马州成为了南方唯一一个将自由乘车者“当成问题”的州。罗伊.威尔金斯同样抓住这一点发表了角度截然不同的攻讦。他告诉各家黑人报社，自由乘车者直到抵达这个查禁协进会的州才遇上了麻烦。

至于自由乘车者自己此时全都躲在蒙哥马利市药剂师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的家中。金也在这里，身边是怀亚特.沃克、詹姆斯.法默及黛安.纳什。黄昏时分，詹姆斯.贝弗尔和詹姆斯.劳森也从纳什维尔赶了过来——贝弗尔特意中断了他的纽约家具搬运之旅。总计超过二十名来自各个主要非暴力抗议团体的领导人聚集在了这个见证过公交抵制运动的城市，团坐在同一片屋檐下，街道对面就是金曾居住五年的德克斯特教会牧师宅邸。自由乘车者们之所以在过去两天内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不肯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害怕逮捕令或者暴徒袭击，甚至也不是因为各个团体的领导层打算结成新联盟。相反，这份缄默掩饰了新一轮学生运动，运动目的就是将金也拉进自由乘车的行列充当见证人。“你在哪里呢？”这句话是各个抗议团体领袖向金发问的标准口头禅。怀亚特.沃克、伯纳德.李以及其他金的身边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金现在的角色极为重要，不能轻易舍身涉险。金要负责筹款演讲，与政府高层谈判，还要承担许多其他职能。一旦他坐上长途车座位，这些工作就全都要撂下了。

黛安.纳什几乎每小时都要与亚特兰大市的艾拉.贝克通一次电话。此时贝克早已经结束了在领导大会吃瘪受气的工作经历，转而成为了静坐学生的密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对于金不愿加入自由乘车运动的立场，贝克始终就像是一位失望的母亲那样充满惋惜。“噢，他只担心他的小团队。”这句批评的意思是金过于关注领导大会的形象和财务状况。贝克对法默也抱有相同的看法，后者刚刚宣布自由乘车运动即将迎来五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平等大会志愿者。然而纳什维尔的学生都知道志愿者们目前还没有抵达，而且更令他们感到愕然的是，法默居然大言不惭地把自由乘车运动称作“我的演出”。参与运动的纳什维尔学生已经超过了二十人，随时准备登上长途车。他们充满了平等主义的热情，以至于募集资金、公共表态以及政治考量之类的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成了鄙俗低下的行为。就连一向温和的约翰.刘易斯也认为法默的为人浮夸而又世故。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甚至懒得去问他是否有意加入乘车行动。

学生们对待金则又是另一套态度。黛安.纳什此前在艾拉.贝克的教导之下多多少少打消了一点对于金的敬畏之心，因此直截了当地要求金跟他们一起去。她相信金的出现将会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或许还能提升全国其他地区非暴力运动的执行标准。金赞同纳什的观点，他确实想去，但又有些犹豫。金老爹以及领导大会的其他理事会成员都曾向他灌输过谨慎为上的观念，他的助手们在与亚特兰大市的律师们交流后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金仍处于1960年佐治亚州因无照驾驶被捕事件的假释期内——就在肯尼迪与尼克松打响选战之前，法官特意加重了对他的判决。沃克和其他人都表示，倘若眼下金因为自由乘车运动被捕，那么他肯定要在佐治亚州监狱内多待六个月。如果金因为一起交通诉讼蹲监狱，运动本身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其他学生们也跟着纳什一起无视了这条异议。“我也没出假释期，但我还是要去。”一个学生说道。“我也是。”另一个学生在一旁帮腔。逐渐增加的压力明显使得金越发局促起来，就像去年10月亚特兰大市的学生们恳求他参加里奇百货静坐运动的时候一样。最后不堪折磨的金只得狼狈撤退：“我想应当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的髑髅地究竟位于何时何地。”这句话惊得好些学生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金赤裸裸地将自己比作了耶稣而不仅只是一位肉体凡胎的基督徒。这句脱口而出的自我表白致使金与学生们都承受了无法忍受的情感张力，不得不各自抽身而退。等到金与沃克终于有机会独处的时候他说道：“我才是必须为我的行为担起责任的人，我说我不去！”

沃克立即回到学生那里传达了金的决定。当学生们再度提及这个问题时，沃克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听着，”他厉声道，“如果金博士决定不去，那他就不去。他用不着给自己找不出理由来。”沃克眼中的怒火以及他陡然转为街头俗语的双重否定措辞抑制住了所有进一步的异议。沃克惯于采用双重否定来体现直言不讳的态度——既然在场的都是黑人，那就谁都不要满口漂亮话。

绝大多数学生都对沃克的专横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对于金的看法却产生了分歧。在年轻布道人群体当中，詹姆斯.贝弗尔支持金的决定，因为金可以把自由乘车运动的信息传播给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他告诫同学们不要将自己的付出当成抬举身份的勋章。不久前在伯明翰市外第一辆运载纳什维尔增援人员的长途车上遭到逮捕的保罗.布鲁克斯则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更希望金直接承认自己同样心怀恐惧，“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更尊重他一些。”约翰.刘易斯阻止了同学们针对金的公然批评，但即便是他也想不出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为金辩护，只能反复重申劳森的教诲，让同学们不要一味强求或迫使别人付出更多。他正在温和却痛苦地回顾着金的过去，维护着他敬爱过的这个人。

周二下午，所有这些人一起离开了哈里斯医生家并且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讨论期间的各种龃龉都掩饰了起来。蒙哥马利市仍在实施戒严，上千名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仍然在街头巡视，一支庞大的记者团守候在发布会现场，想知道黑人是否打算将斗争升级。法默、阿博纳西和刘易斯代表各自的团体发表了简短声明，之后金代表所有人朗读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无论是否实施戒严，无论政府是否提供保护，自由乘车运动都将继续进行，直达密西西比州的心腹地带。仅仅是这段文字已经足够激动人心的了，但是紧接着金就抛开了准备好的发言稿。“自由乘车者们必须养成为了理想坦然赴死的勇气，”他抑制住了私密争论期间曾经撕扯着他的情感，尽可能平静地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人牺牲……我们都热爱生活，这里也没有殉道者——但我们都十分清楚，这场运动很可能造成伤亡……我相信这些学生都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直面死亡。”

大约下午五点，距离这场弥撒大会的计划开始时间还有三个多个小时，全城各地的黑人信众就开始纷纷走进阿博纳西的“一日一砖”教堂。此时布道人、管风琴师与钢琴师都还没有到场，于是信众们就自行组织吟唱祷告，将乐观情绪依托在熟悉的赞美诗上。提前举行的仪式象征着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之后就陷入沉寂的蒙哥马利精神，但这一次学生们也以英雄人物与暴徒受害者的身份参与了进来，州长甚至总统都在报纸上反复争论他们的行为是对是错。抢在别人前面挤进教堂内部的信众们可以看到十几名拿着警棍的白人守护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胳膊上戴着印有“美国联邦法警”字样的黄色臂章。

在街对面是一座市立公园，自从蒙改联的取消种族隔离诉讼之后这座公园就关闭了。此时有一小群白人正在这里聚集，另一群白人则集合在奥克伍德公墓边上的拐角处。一位站在杰斐逊街与莱普利街拐角处的白人女性挥手召唤来往车辆里的司机组成了第三群人，这群人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齐声高呼“滚下长途车！”在黑人群体当中，最年长且最虔诚的信徒一如往常地最先抵达，通常一只手拿着些许食物，另一只手牵着孙辈。充满敌意的视线或者偶尔的恶言恶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真正的麻烦。然而白人集会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放肆，因此有些黑人家庭犹豫起来，觉得现场的奚落和讥讽过于猛烈，自己可能经受不住。那些咬着牙硬冲过去的信众们也无法四平八稳地踱步，只能一路小跑进入教堂寻求庇护。到了黄昏时刻，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人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至少有两倍的白人聚集在教堂门外与周围街区。

在赞美诗的吟唱间隙，S.S.西伊牧师向教堂内的人们讲述了自由乘车者的勇敢事迹——昨天晚上他们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家门口，虽然头破血流惊魂未定，却依然不屈不挠。他向众人介绍了坐在贵宾席上的黛安.纳什，还告诉大家自由乘车者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为了减少他们被警方集体逮捕的风险，他无法向大家逐一介绍这些年轻人究竟姓甚名谁，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坐在一起。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分散坐在二楼的唱诗班成员当中。不过他们既不打算也没办法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每当西伊明确邀请某位包扎着绷带的年轻陌生人说两句话或者带领信众们集体合唱《我们必胜》，这个公开的秘密总会将一波又一波的敬意传遍教堂，歌声与“阿门”死死地压制着从街头传来的嘈杂噪音。

此时金还没有进入会场。他正在楼下阿博纳西的办公室内修改会务方案，研究各种后台细节问题。阿博纳西、夏特沃斯以及怀亚特.沃克在他身后的楼梯上来回穿梭，向他及时通报现场气氛的最新变化。看门人从来得比较晚的信众口中听到了越来越可怕的消息：有些信众看到了被砸碎的车窗，有些人不得不躲避投石攻击。好些三两成群的白人一边高呼“黑鬼都去死”一边挑衅信众们不敢从教堂里出来。夏特沃斯留意到正在从华盛顿赶来的詹姆斯.法默很可能无法穿过外面的人墙，便自告奋勇为他接机，再亲自把他从机场护送过来。正当外面的黑人放弃了进入教堂的希望时，夏特沃斯却无视所有反对意见冒险冲进了暴徒的阵势当中。

“我们得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金这样说道。他身边的人们立即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年轻助理弗雷德.本内特（Fred Bennett）告诉金，他的长相在蒙哥马利市家喻户晓，贸然走出去面对暴徒无异于自杀。自从被逐出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之后就对金越发忠实的伯纳德.李则认为金实在太重要，不该以身涉险。但是金依然坚持己见，于是传话人跑上楼去找沃克和阿博纳西，希望他们能劝一劝金。几位领导人窃窃私语，谁也不知道金到底打算干什么。有人认为他仅仅是想在计划下一步行动之前亲自看看暴徒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有人则认为他试图凭借自己的出场奇迹般地让暴徒蒙羞，身体力行地彰显他与教堂内其他神职人员的无所畏惧。还有一种更夸张的解读，认为金想把性命交给暴徒，从而拯教教堂里的会众。沃克和阿博纳西没有时间多想就冲到地下室入口处堵住了金。金十分焦急，他打断了身边人们的众口纷纭：“我们该走了，身为领导者必须这么做。”

于是几位布道人一起走出了教堂，本内特和李像保镖一样警惕地围在金的身边：金一行人绕着教堂周边的空地缓慢移动，审视着暴徒的动向。此时暴徒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仅存的些许顾忌心态——他们可能顾忌法警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广播，可能顾忌教堂的尖顶，也可能仅仅缺少一颗彻底点燃凶性的火花——使得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打算扑上来，而是远远地站在街道对面。 奚落声与投掷物偶尔坠地发出的闷响在傍晚时分的空气里清晰地传播开来，很快就有人认出了金，人群中响起了充满恶意的喊声。“姓金的黑鬼！”“赶紧滚过来！”金缓慢地向着挑衅者走去，石块开始砸落在他周围的地面上。随后一个金属圆罐滚动着停在了金的脚边。弗雷德.本内特猛地抓起这个圆罐向一片空地扔了过去。随行人员立刻架着金撤回了教堂里，一边后撤一边激烈讨论那个圆罐究竟是炸弹还是催泪瓦斯。鉴于视野里并没有警察，如果这个罐子真是催泪瓦斯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说警察可能已经和暴徒狼狈为奸了。退回到教堂后金登上了布道坛。他强调了当前局势的积极一面，宣称法警仍旧守在门外，外面的人群也依然停留在马路对面。一位男中音独唱者领着所有人唱起了《靠主膀臂》（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教堂内的气氛随即高涨起来，就好像存心要与外头暴徒的叫嚣声分个胜负一样。

在华盛顿，司法部长办公室变成了周末指挥部。罗伯特.肯尼迪在星期天刚刚打完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还没来得及换下运动服就回到办公室设立了一条长久开放的电话线路，与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区以外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设立的联邦法警集结待命区保持联系。这个集结待命区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怀特手头约有四百名警力，包括八十名来自亚特兰大市最高安全等级联邦监狱的不当班狱警，可是这些从亚特兰大市或者其他监狱赶来的狱警刚刚抵达，监狱方面就不约而同地更改了他们的轮班时间，各位监狱长纷纷抱怨狱警缺勤将会增加监狱暴动的风险。一部分狱警已经回归本职了，取代他们的则是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湾地区移民与边境巡逻队的成员。怀特的帮手们刚刚抵达空军基地就宣誓担任了代理联邦法警。来自旧金山、目前担任司法部民事司助理部长的律师威廉.欧瑞克（William Orrick）独身一人被调派到了阿拉巴马，他来到阿拉巴马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得知了席根塔勒在当天早晨遭到殴打的消息，赶紧向当地办公室汇报了情况现在他正在拜伦.怀特的集结待命区四处奔走，竭力试图按照自己回忆当中的从军经历将这些临时法警组织成队列。位于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法警通过无线电发来了越发令人揪心的情况汇报，欧瑞克与同事们也越发忙乱地筹措起来。军方指挥官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因此拒绝派遣军用卡车运送法警前往平民冲突现场。于是司法部队找到当地邮政局局长并且征用了邮车。

拜伦.怀特当时并没有与教堂内的黑人们沟通，原因或多或少在于他不想给人留下协助自由乘车者的印象。怀特与罗伯特对帕特森州长关于阿拉巴马州政府正在维持秩序的强硬言论极为敏感，因此他们仅仅向整个城市当中可能出麻烦的地点象征性地派出了由法警组成的小规模部队。两人都很清楚，对于大批人力增援的需求每一刻都在变得越发迫切——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暴徒的人数已经逼近了临界值，但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却看不到一个警察。来自州政府的人员只有两位由弗洛伊德.曼恩悄悄安插在现场的便衣警察——但是没有帕特森的命令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州政府官员既拒绝保护自由乘车者又拒绝寻求联邦协助，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像走钢丝一样艰难；联邦官员虽有保护自由乘车者的意愿，却苦于没有人提出请求，因此也陷入了有力使不出的窘境。

这场较量的关键在于谁先绷不住。这天晚上拜伦.怀特与阿拉巴马州相关部门进行的唯一一次交流来自警务专员苏利文的一通意外电话提问：苏利文想知道，如果当晚蒙哥马利市所有警察和消防队员都举行罢工反对联邦干预，那么联邦法警们会负责交通管制与火警救援吗？这个棘手的问题很快把司法部的律师们卷入了卡夫卡式的荒诞谜团中——假如蒙哥马利市的市民听任自己的城市烧毁一部分，那么对教堂围困事件进行干预是否会为联邦政府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债务呢？

弗雷德.夏特沃斯一见到法默就警告对方要提防暴徒，但是在两人返回教堂之后他才意识到暴徒们的气焰远比他的预期更加嚣张。两人驾车来到距离第一浸信会教堂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想要缓慢地从人群中挤过去。可是白人暴徒们却把他们的车团团围住左右摇晃。司机赶紧换挡倒车与暴徒们脱离了接触。在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的建议下，他们试图弃车步行穿过奥克伍德公墓走进教堂，结果却遇到了另一堵愤怒的人墙。“他们把教堂包围了，”夏特沃斯犹豫片刻后说道。“好吧吉姆，跟着我。”话音刚落。身材矮壮的夏特沃斯就厉声咆哮起来：“让开！快点！让他过去！别挡路！“他粗野地挥舞着手臂把惊骇的白人从面前推开，而法默则缩在他身后穿过了人群当中的狭窄间隙。

安全回到教堂地下室后，这两人就像增援阿拉莫的援军一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两人沿着牧师专用楼梯上楼进入教堂。金高兴地向教堂会众介绍了法默，说他是平等大会全国主管，也是第一轮自由乘车运动的发起人。接下来法默见到了黛安.纳什，又拥抱了唯一一位先后参与过两轮自由乘车运动的资深成员约翰.刘易斯。法默在教堂里听取了赞美眼下这个团结时刻的颂词并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讲，然后又被请下楼来到阿博纳西的办公室里参加领导人秘密会议。领导大会的布道人们在他面前仓促分析了身处远方却能掌控今晚他们所有人的安危生死的各位白人——罗伯特、帕特森、怀特、苏利文以及曼恩。

法默是一位孤军奋战的领导人，也是一个来自外地的陌生人，他的身边全都是金的崇拜者，这些人基本上从没听说过平等大会这个组织。法默在二十年前就背弃了布道坛与南方，选择了混迹于官僚、波希米亚人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生活。此时他身处危机核心，虽然心思电转但却感受不到现场的情绪，虽然肩负着极大的象征意义但却帮不上什么忙。教堂里面里面借耶稣得救赎的赞美诗，教堂外面暴乱分子的叫嚣声此起彼伏，他在这样的背景音当中聆听着无数陌生人的激动言论，混乱无序的现实在不知不觉间将他心中的恐惧松动了少许。几天前法默刚刚埋葬了父亲，一个小时前他刚刚在飞机上吃了饭，此时他依旧有些恍惚，夏特沃斯宛如疯魔一般带着他冲破暴徒包围返回教堂的情景几乎摄走了他的心神。

刚过8点，金和其他人又跑去核实了好几条令人害怕的消息。据称在莱普利街和杰斐逊街的拐角处附近有一辆车被掀翻了。透过窗户往外一看他们就知道确实如此：一群扬扬得意的暴徒正在围着四轮朝天的汽车转圈，一位老者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扔到油箱附近，然后这群人就一哄而散了。这辆车很快就爆炸起火，熊熊火光照亮了原始野蛮的四周景象。随着类似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不断传来，金身边的人们也越发人心惶惶，会众们终于感到了恐惧。人们议论纷纷，都认为仅仅烧毁一辆车绝不可能满足人数众多的暴徒。过去一周的经历已经表明，人数远远更少的暴徒都敢焚毁长途车，顺便打伤两队自由乘车者，现在教堂门外暴徒的数量要比那时候多得多。似乎整座教堂都变成了一辆没有轮子的巨大长途车，全体会众都困在了里面。

三三两两的暴徒冲过莱普利街，在更近的地方向教堂投掷石块。这一批袭击者很快就退回去了。但不久后暴徒的大队人马开始沿着莱普利街慢慢前进，口中呐喊着：“把黑鬼赶出来！”美国联邦法警立即行动，在莱普利上街沿着教堂分散站位，摆开一道稀疏的长蛇阵，各个岗位之间的空隙足有二十英尺左右。法警们举起警棍阻挡暴徒向前推进，两位州警则沿着暴徒阵势的锋线把他们推向路边。执法人员面前的数千名暴徒在过去几小时里一直受到仇恨煽动的刺激，正在街头燃烧的汽车更是挑起了他们的凶性。法警们很清楚，自己胳膊上的臂章与手里的警棍就像一扯就破的纸巾一样根本无力约束随时都会爆发的暴力行径。法警们通过无线电把眼下的窘境报告给了拜伦.怀特。怀特与罗伯特.肯尼迪紧张交流一番之后召来了美国联邦法警指挥詹姆斯.麦克肖恩（James McShane）。“赶紧让法警上车赶过去！”怀特命令道。麦克肖恩是个性情火爆的前任警察，他在竞选期间一直担任肯尼迪的保镖与司机，肯尼迪当选之后则将他提拔到目前的职位上以示奖励。接到命令之后，麦克肖恩当即率领三辆邮车呼啸着向教堂赶去，掉队的人则只能开着随便找到的车辆跟在后面。

与此同时，教堂里的人们正在吟唱一首以庇护为题的古老赞美诗《主爱救我》（Love Lifted Me）：

主爱救我。

主爱救我。

走投无路之时，

主——爱——救——我。

合唱声连绵不绝地飘荡出来，这时法警向逼近的人群掷出了第一轮催泪瓦斯。每一轮攻击都会迫使涕泪俱下的暴徒们仓皇后退，为法警提供几分钟喘息时间，但随后更加愤怒的人群又会卷土重来，反而迫使法警们后撤。石块开始飞过人们的头顶，一位法警被一块砖击中胫骨倒了下去。手工制作的简易燃烧瓶向着教堂高高抛起又砸落在空地上，化作一片片烈焰。拜伦.怀特一直在通过无线电监听着愈演愈烈的骚乱现场，沉不住气的他通过开放电话线路再次联系了罗伯特.肯尼迪。“他们越来越近了，情况非常危险。”

西伊牧师站在布道坛上时不时地中止赞美诗的吟唱，规劝人们保持冷静，随后再发起另一轮合唱：“我要听到每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字都要唱清楚！”大多数人都照做了。从外面看来这间教堂仿佛要在乘着歌声脱离地面，但也有些有备而来的会众悄悄起身离开了长凳，伸手去拿外套口袋里的小刀、棍子甚至手枪。教堂两翼传来了激烈的耳语，有些些人告诉牧师，他们不会看着暴徒烧伤打伤自己的家人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在教堂也要大战一场。教堂会众持有大量武器的消息传到了金的耳朵里，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打头阵的暴徒已经逼近了紧闭的教堂大门前。金只得表态：“好吧，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怀亚特.沃克早就在全国浸信会大会磨炼出了敏锐的规矩意识。他当场表示既然自己是金以下的二号人物，那就该由他主动联系罗伯特.肯尼迪而不是贸然让金打头阵，这样金日后才能顺理成章地与总统对话。于是沃克以个人名义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通紧急电话：“我是金博士的代理。”司法部长接起电话后，沃克告诉他联邦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我知道，”罗伯特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我能和金博士通话吗？”

沃克不得不交出了听筒。正当金愤怒地描述种种危急景象时——包括烧毁的汽车与燃烧弹——罗伯特打断了他。“代理法警正在赶过去，”他再三重复道。为了与金拉近关系，他回忆起了自己从外祖父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那里听来的故事，说的是十九世纪波士顿的反天主教暴徒如何焚毁修女院。

金扭头让沃克和阿博纳西跑上楼去告知大家司法部长本人承诺提供援助的好消息，随后他又询问援助何时才能赶到。罗伯特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只能在金面前勉力维持充满希望的政府权威姿态。“很快就到，”他自信地告诉金，“马上就到。”赞美诗的背景声传进了话筒里，于是罗伯特趁机采用肯尼迪家族特有的黑色幽默气质转移了话题：“既然您还在教堂，金牧师，而且我们目前也有几个人在外面受罪，那你不妨也为我们祈祷一下。”

金并没有笑*。他暂停通话，从放哨人员那里得知了营救人员尚未出现的最新情报。金用紧迫的语气告诉罗伯特，决心誓死守护教堂的会众正堵在教堂大门内侧挥舞着武器。“如果援军还不立即赶到，这里非得爆发一场流血不可，因为暴徒就在大门口。”

就在这时送信人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他们看见援军了。麦克肖恩的手下跳下邮车之后立刻排成一列纵队，挥舞警棍穿过了暴徒的阵线。金急忙飞奔上楼亲眼确认了一番，然后返回来拿起电话连声道谢。“您说得对，他们已经到了。”

新一批法警在教堂门前集结并且发射了大量催泪瓦斯，熏得暴徒们一边咒骂一边东倒西歪地往后逃。教堂会众爆发出了快乐的叫喊声，祷告声紧随其后，赞美诗再度唱响，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催泪瓦斯的云团缓慢地飘回到了教堂里。好些惊慌失措的会众向暴徒的方向逃去，阿博纳西手下的执事们不得不尽力阻拦他们，其他人则赶紧去关窗户。以5月份的标准来说，这天晚上非常热。外界气温与一千五百多个惊恐之人的体温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第一浸信会教堂突然丧失了通风条件，致使教堂内部很快就变成了一座气味刺鼻的桑拿房。门外的法警几乎全都没有配发面具，因此同样沦为了催泪瓦斯的受害者。

等到瓦斯散尽，一伙愤怒的暴徒又重新集结了起来，这帮暴徒的先头部队冲到教堂前门一阵猛砸。有些法警听到教堂里有人呼喊前门要被撞开了，于是赶紧从地下室后门进入教堂，及时穿过水泄不通的过道上，用警棍和肩膀把暴徒们顶了出去。新一轮催泪瓦斯挡住了大部分暴徒，但是有一名暴徒扔出一块砖头，砸穿了教堂的彩色玻璃大窗，碎玻璃如同雨点一样溅落下来，吓得人们四散躲避。此外这块砖块还击中了一位老人的头部，一队护士赶紧过来照顾他。西伊牧师试图依靠声若洪钟的嗓门抑制住台下的骚动。他命令执事们把所有儿童都带到地下室，并要求所有人尽可能趴在地上。越来越多的飞石砸碎了较小的窗户，催泪瓦斯从大大小小的破洞当中灌了进来，打断了赞美诗的吟唱。法警们发射了一轮又一轮催泪瓦斯，弹着点与教堂的距离越来越近，对于防守方的伤害甚至还超过了对于进攻方的伤害。营救援军一开始带来的欢欣情绪很快就变质成了残酷的回忆。

罗伯特.肯尼迪通过五角大楼的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打电话命令佐治亚州本宁堡的陆军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究竟是否应当投入正规军人始终令罗伯特感到万分纠结，因此他的一举一动也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竭力寻觅着州政府认可联邦政府存在的信号。他徒劳无功地向帕特森的助理发送了大量信息。唯一一位愿意与他友好交谈的州政府官员就是几乎要被相互矛盾的职责活活压垮的弗洛伊德.曼恩。帕特森州长坚决反对与联邦官员联合起来保护自由乘车者，曼恩则早已以身作则地违背了州长的命令。现在他又不惜亲自致电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集结待命区的拜伦.怀特，要求对方“投入一切后备力量”。

“我们已经派出了所有可用人员，”怀特回复道。“他们随时听你调遣。”这番对话对意味着司法部长办公室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曼恩并未以州长的名义要求军方提供援助，但至少他终于提出了一点要求。随着从蒙哥马利市断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这通电话的意义也变得越发重大起来：一位法警被砖头砸破了前额，位于教堂附近四个不同街区的好几户黑人家庭遭受了枪击，一个燃烧瓶砸中了教堂的屋顶，法警们的催泪瓦斯很快就快要用完了。

当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传到拜伦.怀特耳中时，他几乎有些哀怨地报告说他不知道现场的法警队伍是否能抵挡住这次猛攻。他的痛苦语气将罗伯特.肯尼迪推向了进退两难的抉择边缘。“就这样吧，”他说；他这就给总统打电话。接下来罗伯特与怀特进行了一场关于法律细节的争论。如果要调动军队必须要有总统声明，但肯尼迪总统此刻远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米德伯格镇的马场里，派出直升机带着声明书赶去米德伯格镇获得总统签字批准肯定来不及。那么在直升飞机落地并且取得总统签字之前就发动军队从本宁堡奔赴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是否合法呢？

马歇尔的建议令罗伯特犹豫不决。很快传来消息，新一轮催泪瓦斯齐射再次逼退了暴徒的攻势。就在局势暂且缓和之际，又传来了另一条出人意料的动态，帕特森州长宣布戒严。蒙哥马利市警察组成方阵开赴教堂，警官们高喊着“全体都有，马上行动！”方阵后面是第一批十五名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士兵，他们头顶白色头盔，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行军速度极快。另外一百名警卫队士兵随后也立即赶了上来。警察把暴徒赶离了教堂前的周边区域，警卫队士兵则在原地就位。拜伦.怀特命令法警指挥麦克肖恩立即找到统领第一批警卫队的上校并将联邦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州武装部队。那位上校命法警撤离现场。在教堂附近的另一处地点，苏利文专员终于在当晚首次亮相，好几名白人少年向他的车投掷了砖块。

一见到外头的士兵，教堂内就爆发出了赞美上帝的呼喊声。信众们都以为那是肯尼迪总统派来的联邦军队。西伊牧师与其他演讲者登上布道坛，声称今晚是一个流芳千古且得神庇佑的拯救之夜，因为联邦政府先是派遣法警，继而又专程调动士兵来对抗白人暴徒，保护黑人平民。尽管教堂里满地都是碎玻璃，尽管会众们全都精神焦虑，尽管孩子们全都精疲力竭，尽管空气里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刺鼻味道，但是门外的骚乱终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这些磨难的勋章只能让会众们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实现此行的目的。大家又吟唱了好几首赞美诗并且通过进一步介绍与自由乘车者们加深了情感联系。10点过后金终于登上布道坛，开始发表本次大会的主要演说。

金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遵循着标准的金式主题，内容涵盖了历史、爱与不义。但是眼前的危机促使他在讲稿中添加了一段谴责帕特森州长的内容。他认为自从自由乘车者首次进入阿拉巴马州以来，帕特森州长的表现就非常难看。“州长必须为上周在阿拉巴马州爆发的恶劣行径承担根本责任。他惯于宣扬蔑视法律的言论，发表刻薄的公开声明，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从而创造出了有利于暴力蔓延发展的氛围。”这条背离了预定讲稿的言论得到了记者们的记录；其他脱稿言论则没能流传下来。这段讲话极其显著地影响了会众们——像金这样杰出的牧师恰好碰上宛如圣经故事当中的激烈场景，达成这种效果也不足为奇。为了支持深植于他们信仰之中的事业，金与听众们经受了火焰、石块、拳头和催泪瓦斯的洗礼。午夜降临时，距离第一批会众抵达教堂大约过了七个小时。金低头看去，一张张面孔依旧浸透了汗珠，但是激情却几乎已经耗尽了。

与此同时在司法部长办公室里，竭尽全力才得以实现的救援或许也蒙蔽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判断力，致使他犯下了在他看来那一周里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事后他一直后悔不已：他听任一位合众国际社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他穿着随意、脚跷在桌上打电话的照片。这张照片将会伴随着阿拉巴马州包围战的新闻传遍全国，司法部长也将会收到一大批愤怒的批评信件，斥责他在工作的时候邋里邋遢、不成体统。从那以后罗伯特一定会在不穿西装的时候极力避免拍摄工作照。

回到教堂这边，刚刚发生的意外再次将金推向了绝望。金宣布弥撒大会结束之后会众们纷纷向门口走去，却发现军队不允许他们离开。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高举刺刀，向内对着教堂的各个门口，向外对着正在散去的暴徒。在这个充满疯狂的夜晚，眼下的事态转折倒是与一开始的状况遥相呼应：之前会众们想进进不来，现在他们则是想出出不去。但是会众们实在是太累了，根本没心思自我解嘲。他们只知道原本的救兵已经转变为了看守，保护他们的援军竟然听命于那个无法无天的迫害者帕特森州长，而联邦法警则在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试图硬挤出去，却被步枪枪托砸了回来。有些人认为州政府打算趁此机会将自由乘车者一网打尽。还有些人则宣称如此恶劣的行径不会得到上帝的庇佑。咒骂与更为刺耳的言论不绝于耳。于是金走到门前，希望能与戒严指挥官陆军副官亨利.万斯.格雷厄姆（Henry V. Graham）谈一谈。

金向格雷厄姆求情，表示关在教堂里的人们急需回家吃饭洗澡，服药治伤，给亲人们报平安。格雷厄姆则回复说目前的情况太不稳定。他带来的消息实在太坏，以至于金不得不设法让格雷厄姆亲自向会众们宣布这条消息。这位长官带领一列副官进入教堂，其中一位副官向会众们朗读了帕特森州长宣布的戒严令。就如帕特森的所有公开声明一样，戒严令的措辞同样毫不留情地反对了他们的事业*。格雷厄姆将军随后声明教堂会众应当待在教堂里，“至少眼下不能离开，可能要一直等到早上。”

格雷厄姆与其随行人员离开后，金跑下楼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另一通紧急电话，后者借口自己在后半夜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准备中断连线。“你本不该撤走法警的，”金愤怒地抗议道。他的吼声迫使罗伯特把听筒拿离了耳边。满心懊恼的金终于失控了。他指责罗伯特抛弃了他的支持者，听任他们沦为帕特森州长手下国民警卫队的人质，现在国民警卫队已经彻底把持了局面。这么多人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挤在教堂里，随时都有人可能会犯心脏病或者遭受中风。他进一步质问道，既然当局听任教堂会众遭受人身威胁，然后又强迫他们在毫无人道的条件下整晚挤在一起，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没有正义可言。他说他觉得自己遭到了出卖。

这番话气得罗伯特也抛开了矜持。他已经受够了叫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请求与督促，而且金将他与帕特森相提并论的言辞也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毕竟州长一直在公然蔑视自由乘车者的权利，而他却始终都站在自由乘车者一边。“嘿，牧师，别跟我来这套！你我心里都清楚，要不是美国联邦法警罩着你们，你的尸体现在就跟凯尔西的螺母一样僵了！”

电话另一头陷入了漫长的静默，金无疑正在苦苦思索“凯尔西的螺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罗伯特从波士顿政界听来的晦涩用词。总之罗伯特的语气具有毋庸置疑的冲击力，迫使金生生咽下了一肚子反驳，消沉地做出了妥协。“好吧，”他叹气道，“好吧。”他挂断电话之后就去协助西伊筹划了最乐观可行的让步建议。他们确定了一条“一分钟规则”，安排数百名会众排队通过教堂内唯一一条电话线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孩子们在地下室的桌子上睡觉，老人们则躺卧在阿博纳西的酒红色教堂长椅软垫上。

金挂断电话没多久，帕特森州长就通过电话找上了罗伯特。过去两天他一直在被迫玩消失，如今他终于主动打来了电话。“现在你终于得偿所愿了是吧？”帕特森激动地说道。“你可算是把冲突挑起来了。你还动用了国民警卫队，你还得到了戒严令。你不就是想要这么闹吗？”他将一切暴力行为都怪罪在了罗伯特头上。罗伯特则坚称州长始终不情愿出手制止暴力才是局面恶化至此的根本原因。在激烈争吵期间，罗伯特插嘴问道，既然一切都在帕特森的掌控之中，那么能不能允许黑人们离开那间令人窒息的教堂。州长答道国民警卫队能确保除了金以外所有黑人的安全，至于金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但我不相信，约翰，”罗伯特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电话，我要让他亲口对我说。我要听一个美国陆军将军亲口告诉我他没有能力保护马丁.路德.金。”帕特森在电话里提高嗓门指责罗伯特没有抓住要点。问题不在于军事能力，而在于公众看法。假如阿拉巴马州的民众们认为帕特森救助了最受阿拉巴马州厌恶的头号歹人，“那么你就等于毁灭了我们的政治前途。”

“约翰，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可比我们的政治前途重要多了。”罗伯特毫无羞赧之意地祭出了刚刚拱手出让给金的道德制高点。

天快放亮的时候，拜伦.怀特派威廉.欧瑞克前往国民警卫队迪克西师的战地指挥部，试图与格雷厄姆将军实现停战。欧瑞克被领进一间挂满了邦联旗帜的房间，屋里气氛十分凝重，令他不禁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前来求和的俄国军官。“将军，我是来协商的，”他说。“我们想知道您的部队是否会撤离教堂并且让里面的人们都回家。”格雷厄姆回答这要由州长决定。实在按捺不住的欧瑞克脱口说道自己已经累坏了，不想再玩花样了。为了制止联邦当局与州当局发生战争，自己必须带着答复离开这个房间。于是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和解。

凌晨四点半，第一批国民警卫队上车撤离了教堂。对于依旧劲头十足的夏特沃斯来说，过去这一夜里最值得记取的经验就是阿拉巴马州政府被迫在对抗州内种族隔离的斗争当中保护了黑人。喜怨交加的夏特沃斯开始把帕特森州长称作“帕特”，借以纪念这段你不情我不愿的新建伙伴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他对另一批教堂会众夸口时这样说道：“今天早晨我离开教堂之后是帕特的士兵把我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