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怀亚特.沃克很快就从奥尔巴尼的混乱激情中恢复了过来。他给好几份非裔美国人报纸递送了自己对于过去一年的评价。尽管沃克经常针对民权运动内部与外部的斗争发表频繁且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在接管领导大会的第一个整年之后依然培养出了职业人士特有的眼光，足以独立分析政治中心的走向。沃克提名司法部部长成为1961年的美国年度人物。他这样评价罗伯特.肯尼迪：“在蒙哥马利暴力事件当中表现果敢，请求州际商会通过强有力的新裁定，这些作为已经明确证明了他的部门意在取得切实成效。”

沃克的眼光甚高，极少认可其他人，但在金的非凡个人魅力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谦卑。两人刚刚从奥尔巴尼经历了第一次考验返回亚特兰大之后，金就拿着曾在当地对他狂轰滥炸的强烈且相互冲突的多重压力开起了玩笑。“我很不幸地见到了世界上最小心眼的人，”他这样挖苦查普尔警长。尽管媒体的批评、同盟者的内斗以及朋友们的疏离（脆弱且正在疗养的安德森医生几乎躲在家里不出门，脱离了奥尔巴尼运动的学生们还因为安德森未能恢复游行而朝他家门口扔番茄）都让金倍感苦楚，但他依旧抱着平和的心态审视着痛苦与荣耀并存的未来，哪怕痛苦与荣耀的降临看上去几乎完全是随机的。他心头还压着一块比奥尔巴尼更沉重的巨石，也就是堪萨斯城的大溃败。离开阿梅里克斯县监狱不到四十八小时，金就坐下来给身在纽约的家族导师之一奥克莱.麦斯威尔（O. Clay Maxwell）写了一封长信。麦斯威尔是全国浸信会大会主日学校议会的国家主席，而作为副主席的金刚刚被J.H.杰克逊除名。麦斯威尔做出了留在全国浸信会大会的痛苦决定，他想知道金是否愿意对抗得意扬扬的J.H.杰克逊的这道放逐令。杰克逊此时正在欧洲访问，行程包括与若望二十三世教皇私下会面。

金曾考虑过起诉杰克逊以及组织抗议队伍在大会会议厅门口游行，因为他认为“只要没人公开反对杰克逊博士，那么他必然会继续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不道德且独裁的战术。”但深思熟虑之后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免得麦斯威尔和他自己遭受进一步叛乱的折磨。“此时我并不想掀起一场斗争。我认为，假如我在此刻为自己打抱不平，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会让我看起来更渺小而非更高大。假如我想继续为了我的族群的权利而斗争，那就必须时刻凌驾于渺小二字之上。”

贝弗尔当时在密西西比依靠领导大会发放的微薄津贴生活。他是非学委学生当中首屈一指的布道人，也是崇尚自由精神的学生当中最难以捉摸的人。眼下他正在绞尽脑汁想将杰克逊改造成纳什维尔。比方说他最近迎娶了黛安.纳什。这两位非学委领袖的结合将相互对立的社会两极撮合到了一起。曾在“美国小姐”芝加哥预选赛当中位列亚军的纳什从小生长在一户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为人大方得体，肤色白皙，乍一看去几乎就像白人一样。她为自己选中的新郎却是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伊塔比纳的野人，一位自封的典型传奇式“喝酒、吃鸡、追女人的浸信会布道人”。民权运动的激情促成了这两人之间轰轰烈烈的恋爱，并且为这段恋爱赋予了莎士比亚风格的内涵，打破了美国黑人文化的传统：纳什好比是上层阶级出身的凯瑟琳公主，而贝弗尔则好比是混迹江湖的青年哈尔王子。。

鲍勃.摩西在杰克逊北边克利夫兰的阿姆泽.摩尔家里见到了这对新婚夫妇。12月6日，摩西离开了派克县监狱。此前他因为10月在麦库姆的学生祈祷游行时扰乱社会治安而被关了三十七天，之后才交纳了一千美元的保释金。出狱之后摩西发现时间与恐惧将他重新变成了当地人眼中的陌生人。杰罗姆.史密斯（Jerome Smith）是一名新奥尔良的学生，他曾经响应过詹姆斯.福曼在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期间的参与号召。他听说了麦库姆前哨站的事迹之后大受鼓舞，以至于刚从帕尔希曼监狱获释不久*就在11月组织了一次前往麦库姆灰狗车站的自由乘车运动。他们在灰狗车站遭到了一群暴徒的痛殴，史密斯尽管被打得头破血流，却发誓还要再组织一次自由乘车运动。这一次的自由乘车运动发生在12月1日，吸引来了整整四十位联邦调查局探员、一个中队的警察、二十多位记者以及五百多名白人暴徒。警方拉起的警戒线让这批黑人乘车者在密西西比州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长途车车站候车室内部的和平种族融合——尽管这份和平仅仅维持了三分钟，还不够他们将行李从车上拿下来。被警方拦在候车室门外的白人暴徒们把怒火发泄在了旁观的白人记者身上，《时代周刊》亚特兰大分社主席西蒙斯.芬特雷斯（Simmons Fentress）被扔进了玻璃窗，还有几个记者遭受了擦伤与割伤。这次针对记者的袭击致使《纽约时代》发表了一篇怒火中烧的社论。《纽约时报》驻当地记者克劳德.西顿觉得自己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暴徒们错把他当成了联邦调查局探员。这次事件之后西顿就来到了奥尔巴尼追踪报道金的动态。

与此同时，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西德尼.迈兹（Sidney Mize）禁止自由乘车者进一步活动，行之有效地取消了麦库姆的种族融合。哈罗德.考克斯法官支持这一决定，还对其进行了扩展。他裁定迈兹的做法并不违反联邦法律，因为为州际商会裁定适用于黑人，而迈兹法官的裁定只适用于教唆犯们。逆转这套明目张胆的诡辩于是成为了伯克.马歇尔的责任。

殴打记者事件刚过去没多久摩西就出狱了。此时种族暴力已经彻底压服了麦库姆的黑人们。摩西在登记工作站的同事约翰.哈代也差点丧命。他住在麦库姆镇中心的一间房子里，有人朝他的卧室打了一发霰弹。哈代与摩西都无法说服别人参加登记课程，就连共济会会堂都对非学委关上了大门。摩西意识到斯特普托等人都想休息一段时间，于是决定在密西西比州西南继续工作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与哈代、柯蒂斯.海耶斯、霍利斯.沃特金斯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动身前往了阿姆齐.摩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在那里他见到了和自己一样刚出狱不久的贝弗尔和纳什夫妇。

尽管这三个人性格迥异，但他们还是凑在一起摸索着改善了原本的选民登记工作计划。鉴于密西西比州的局面比想象中更严峻，他们决定放弃与黑人教堂、黑人商人以及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合作。三人决定下一步需要缩小行动规模——仅仅依靠少数几个经过考验的年轻干部。贝弗尔的想法是让黑人在两个三角洲地区竞选众议院代表。他并没期望黑人候选人能胜利——实际上这一招的部分考量就在于白人不会阻止这种荒唐的做法——但摩西希望这场运动能将投票的种子撒进黑人公民心中，因为他们之中尚有90%的人没有注册。接着年轻干部们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登记课构思，填充进了活生生的候选人和崭新的梦想。摩西同意作为非正式竞选经理留在杰克逊，为R.L.T.史密斯牧师（R. L. T. Smith）效劳。贝弗尔北上经过三角洲地区来到了离他家乡伊塔比纳很近的格林伍德，为希欧多尔.特拉梅尔牧师工作。“我们不能失败，”史密斯在电视上宣布了他要竞选的消息。白人们并没有阻拦他，大概是觉得这一幕很新奇。

在全新的领域从头做起的摩西对于自己在麦库姆经历的磨难很是镇定，就像在奥尔巴尼经历磨难之后的马丁.路德.金一样。“说得客气一点，我们必须舍得下水，”摩西写道。“我们现在多少知道了，要在密西西比州成功进行选民登记运动都需要什么。”

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在这个周日依然还在不辞辛劳地赶到奥尔巴尼，这天晚上，奥尔巴尼的第一公民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面向佐治亚州西北地区发表了一场电视演讲，他对当地观众说话的方式足以与最近几届总统发表全国演讲的派头一样。格雷是镇上唯一一家电视台的控股股东——这天晚上正是这家电视台的演播室将他那容光焕发的形象传播了出去——同时也控制着当地的主流报纸《奥尔巴尼先锋报》。格雷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长大，距离著名画家诺曼.洛克威尔只隔了三户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是达特茅斯学院篮球队的成员。有一次他在比赛后的舞会上结交了来自哈佛队的小约瑟夫.P.肯尼迪。两人交情颇为过硬，以至于格雷还曾受邀前往肯尼迪家族位于棕榈滩的度假别墅。后来小约瑟夫牺牲在了二战战场上，格雷则搬到南方并且迎娶了《奥尔巴尼先锋报》老板的女儿。接下来他又结交了肯尼迪家族的二儿子约翰。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约翰从约瑟夫的小弟长成了一名英俊潇洒、有心竞选总统的参议员。格雷的媒体帝国也让他成为了佐治亚州西南这片小市场里的大人物。 1958年，格雷派出私人飞机将肯尼迪参议员与杰奎琳夫妇接到奥尔巴尼度周末。宾主一行人享用了美味的烧烤，打了一通高尔夫，还进行了乡村风格的政治活动。其间格雷证明了北方人也能在南方深受欢迎。后来肯尼迪成功当选总统，奥尔巴尼很多杰出公民的办公室里都挂着自己和总统在格雷的招待会上握手的照片，他们也都知道格雷私下里有资格用“杰克”二字来称呼总统。1960年末，作为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格雷曾经安排了一场与马丁.路德.金之间的电视辩论，但是当选总统面对着黑人选票为自己带来获胜优势的惊人证据，于是赶紧要求自己的朋友退出这次辩论，取代格雷的辩手则是将金挤兑得不轻的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

这一次格雷下定决心不能再度避战，一定要与金正面碰一碰，阐明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立场。他告诉观众们，“整整一座监狱的专业煽动者”正在策划一场叛乱，而且“这场叛乱沾满了列宁与斯大林的风格，却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或亚伯拉罕.林肯毫无关系。”格雷深知奥尔巴尼运动内部的分裂并将其称作运动的致命弱点，同时他还认可了白人民众认为任何黑人叛乱都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关的理念。格雷认为金充其量只是个肤浅的机会主义者。“他知道充当烈士是产出很高的筹钱方法。”在电视演讲的结尾，格雷着力颂扬了种族隔离，“多年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一套和平且有益的制度”。最后他发出了终止混乱的号召，“我们需要的是宽容，而非乱发脾气。”

私下里格雷建议凯里市长与普里切特警长，只要不在种族隔离的底线问题上做出妥协，不妨答应一切能让金与其他抗议者尽快出狱的条件。同时格雷还告诉自己在华盛顿的朋友们，联邦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不利于佐治亚州的白人尽早结束这场危机。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因为罗伯特.肯尼迪非常谨慎，不想跳进奥尔巴尼的流沙当中。这一年早些时候罗伯特已经经受过了民权运动的洗礼，当时他还欠缺经验且耐不住性子。现在身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召集了道格拉斯.凯克（Douglas Kiker）和其他几名值得信任的记者，宣布自从当年春天自由乘车运动后，他决定在民权领域采取“不干涉”政策。罗伯特表示，种族关系方面的“实际进展”必须仰赖于“地方领袖的谈话与磋商。”

12月18日星期一黎明到来之前，怀亚特.沃克以金的名义给白宫发了一封言辞悲切的电报，恳请肯尼迪总统“立刻通过行政命令颁布《二次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将黑人从二等公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天早上各大报刊的头条都告诉纽约的读者们“黑人组织在佐治亚州的抗议活动陷入分裂”，罗伯特.肯尼迪与拜伦.怀特和伯克.马歇尔在司法部交流了情况并且发出了一系列消息，声称自己正密切关注奥尔巴尼的事态进展。奥尔巴尼已成为他日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哪一方向他征求意见他都乐意帮忙。

金和安德森一起乘坐阿梅里克斯监狱的囚车回到奥尔巴尼受审。记者们都说安德森看上去十分“憔悴”。法庭里一片混乱，记者与旁听人员拥挤不堪，官员们跑进跑出，低声传递着消息。艾伯纳.伊斯雷尔还没开始正式庭审就宣布了休庭。法警将金和安德森带到拘留室，奥尔巴尼运动女性委员会的成员们随即为他们送来了食物和古龙水。楼上有传言声称谈判业已恢复。马利安.佩奇和他的律师C.B.金在市长办公室与非学委唐纳德.霍洛维尔（Donald Hollowell）碰面，凯里市长和其他市政官员则待在另一间屋子，从而黑人保持距离。普里切特警长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奔走，通报休战协定的补充条款。

当天上午10点30分，白人当权者们撤去了无权干涉法庭事务的伪装。市政府方面决定，只要金离开奥尔巴尼且黑人不再游行示威，就可以在不交纳保释金的前提下释放所有参与了奥尔巴尼抗议活动的当地人。但是他们还一口咬定自由乘车者是专业煽动家，因此必须缴纳高额保释金。此外市政当局还拒绝与黑人代表签订任何书面协议。C.B.金和霍洛韦尔——这两人组成的法律团队此时依然在争取查理.韦尔的释放，好让他在7月遭受的颈部枪伤得到医治——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软磨硬泡，想要争取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市政委员会政策声明，但是最终仅仅得到了一张没人签字的通知书，授权普里切特警长在某些方面代表市政委员会发表意见。当天下午凯里市长请伊斯雷尔法官批准新的协议，于是法官便在法庭上宣布了一系列新裁决，包括将金的案件推迟六十天审理。

四十八小时监禁之后，重获自由的金突然出现在了法院台阶上。安德森依然满眼幻觉，情况很不稳定，沃克一直搀扶着他。金则告诉聚在一起的记者们，尽管自己对于奥尔巴尼的口头协议并不满意，但他依然将要离开奥尔巴尼，“我不希望阻碍任何有意义的谈判。”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暗示自己的离开是谈判的前提条件之一。

被逮捕的人纷纷走出了佐治亚西南地区的监狱。黎明时分他们才全部出狱，此时有关他们长达一周的苦难已经出现了好几套相互竞争的评价并且即将与感兴趣的全国读者们见面。面对这份协议，金摆出了相当积极的公开态度。他告诉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欢呼的人们，自己“已经没有必要”按照承诺的那样留在监狱里了。金声称城里的公交车与火车站已经“彻底实现了种族融合”，几百位受冤被捕的抗议者们不必交纳保释金就能出狱，而且市政委员会还保证指派一个由黑白双方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然而正当金在教堂里高谈阔论的同时，普里切特警长却否认政府批准了上述任何一条。他坚持认为奥尔巴尼政府遵守了包括州际商会反种族隔离法规之内的所有法律。所有针对游行者们的指控——包括针对斯莱特.金和被停课的学生们的指控——依旧出于待审状态。至于跨种族委员会的事，普里切特坚称市政委员会仅仅同意慎重考虑这一提案，就像对待任何当地公民提出的及时而恰当的建议一样。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弥撒大会上，马利安.佩奇让听众们不要在意白人的胜利欢呼，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官方”公告上。

“为了感谢对奥尔巴尼困境的精准报道”，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邀请“国家及国际媒体队伍”的白人成员们在周一前往詹姆斯.格雷和约翰.肯尼迪打过高尔夫的镭泉俱乐部参加牛排晚宴。凯里市长也宣布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下午停战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打来电话，祝贺奥尔巴尼政府成功阻止了一次暴力事件的爆发。市政当局的精明款待或许起到了效果，为描述奥尔巴尼危机的新闻奠定了基调。总之主流新闻报道的口径都宣称这次危机之所以能得到安全解除，全靠了市政当局的明智克制。至于金的抗议方式则遭到了普遍批评，主流新闻认为他的方式既危险又无效，只会凭空挑起人们的不满。平心而论，记者们确实有理由对金抱有满腹怨气，也有理由责怪金光说空话。很多记者不辞辛劳来到奥尔巴尼，就是因为金承诺要进行一场报道价值丰富的长期对抗。结果他们刚刚抵达奥尔巴尼金就偃旗息鼓了。其他方面的人们同样对金抱有挥之不去的不满：佩奇、查尔斯.琼斯和其他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私下里都认为和谈草草了事完全是金的责任。

《纽约先锋论坛报》认为奥尔巴尼的休战让金“颜面扫地”，令他的事业遭受了“最令人震惊的失败”。大多数记者都采用了体育记者的方法，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周的事件意味着种族隔离得一分，金不得分。更详细的媒体报道关注了奥尔巴尼黑人运动中团体内部的官僚主义分裂。协进会的官员们在这方面向媒体透露了很多秘密信息，但他们小心地掩饰了主宰其内部交流的狭隘动机。协进会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奥尔巴尼分会近十年来一直“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他们一心只想着设法诋毁其他与之竞争的组织。 他们提出任命威廉.安德森担任奥尔巴尼分会的主席，前提是他要解散奥尔巴尼运动，因为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他们也对斯莱特.金提出了同样的提议。协进会的做法意在阻止游行示威，而且奥尔巴尼运动歌声的大受欢迎也令他们十分恼火。像这样有目共睹的自利作风也扩展到了密西西比。当地的协进会秘书梅德加.埃弗斯向上司炫耀道，强大的协进会当地分会成功阻止了学生选民登记项目的进展。埃弗斯向总部保证，金为密西西比自由乘车运动筹集到的资金很少。他在行文中甚至还强烈暗示摩西、约翰.哈代以及其他登记工作者遭到迫害纯属活该，因为他们“与流氓、执法者以及选民登记员纠缠不清”。

埃弗斯与其他协进会雇员们之所以在撰写报告的时候如此措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预期。但是协进会与其他民权团体之间确实存在着真切的敌意。协进会的受访者曾经公开嘲笑学生活动分子，接着又巧妙地确认了有些积极分子对于金的批评。这些争论的概述纷纷泄露到了白人媒体上面。克劳德.西顿在下周日的《纽约时报》上重新提到了奥尔巴尼事件，标题是《种族融合运动备受竞争困扰》，这篇文章就连1960年静坐运动期间的民权阵营内讧都翻了出来。在另一篇题为《令人困惑的远征》的文章中，《时代周刊》引用了罗伊.威尔金斯针对非学委的尖刻批评：“他们听不进任何意见。他们不和任何人商量。他们的作风就好像生活在真空当中一样：游行、抗议、静坐……等到头条新闻不再关注他们之后，问题还得拿到法庭上来解决。”对于这种说法，金做出了小心翼翼的回应——“我认为就像某些民权运动领导人那样试图将学生们排斥在运动之外是不对的。小摩擦在所难免”——可是无名的非学委领导人们的反击火力却掩盖了他的声音。这些学生领袖们抨击金是个追名逐利之辈，到处演讲只是为了出风头，还“懦弱地”缩减了在奥尔巴尼蹲监狱的时间。与此前历次运动相比，《时代周刊》上的相互攻讦让非学委获得了远远更加明晰的公众辨识度。詹姆斯.福曼也被《时代周刊》列入了四位全国民权领袖之一，尽管福曼向来反感金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与寻求媒体认同的做法，但他还是穿着浆挺的白衬衫，打着领带，拿着烟斗，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摄影师面前。

所有这些心怀恶意的口舌之争都让斯坦利.利维森忍无可忍。他立刻写了一封信，抗议《时代周刊》上的文章“有失偏颇”。利维森宣称：“追名逐利的人通常都绝不愿意主动走进监狱，哪怕只需要呆上一时半刻……讽刺的是，有些人在事前认为金博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此超凡，必定是存心充当烈士以便博取名声；如今这帮人却改换口径指责他不愿牺牲。他们横竖都要把金往死路上逼。”《时代周刊》并没有发表利维森的信。

回到奥尔巴尼，查尔斯.琼斯和科德尔.里根在评判金的时候远比谢罗德更加伤人。他们将金戏称做“窝煮上地”，非学委成员惯用这句隐语来取笑金的自负气质以及普通会众的顺从做派。他们还恐吓说奥尔巴尼谈判的整个过程都遵照他们的精心安排走向了预定的方向：将金赶出奥尔巴尼，并且让他背负上签订孱弱协定的责任。就如同安德森的精神状态是金的秘密一样，金的失利根源也是查尔斯和里根的秘密。为了促进强有力的运动，他们在私下里支持了那份不尽如人意的和解协定，还在私下里争取过金的出狱，然后又责备他不肯在监狱里多斗争几天。他们相信，假如不能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来抵消金的影响力，那么他们的目标不仅无法推进，甚至都得不到保护。他们就用这套理论为自己的竞争手段辩护。这是非学委时常面临的革命困境。为了能在盟友面前挺直腰杆，他们不得不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并且步入了效仿与排斥的循环。

多年之后，怀亚特.沃克承认自己当初对待非学委学生们的态度或许确实有些“铁面无情”，但当时他坚称学生们的嫉妒心与不听指挥才是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根源。一开始沃克根本不打算理会非学委对他的负面看法，直到后来查尔斯.琼斯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哈里.贝拉方特相信沃克的独裁正在分裂民权运动，他这才有所警觉，因为他知道贝拉方特在金的面前很能说得上话。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肯服软，反而抱怨琼斯利用关于奥尔巴尼的谎言将贝拉方特“洗脑”了。后来贝拉方特在私下里向金提起了沃克与非学委之间的纷争，却发现金心态平和，几乎就像哲学家那样镇定。金宽慰他说，沃克和学生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显著。

为了缓和沃克针对非学委的粗暴态度，金希望伯纳德.李能起到缓冲作用。可是显然大家都认为李与金过于亲密，所以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李的穿着打扮模仿金，步履姿态模仿金，甚至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采用长篇累牍、精心考量的金式措辞。与贝拉方特谈过之后，金给詹姆斯.贝弗尔打了电话，请他担任领导大会与非学委之间的协调员。

弗雷德.查普尔（Fred Chappell）是个强硬且独立的警长，一切黑人无论出名与否都会被他直呼“黑鬼”。他说“黑鬼”二字的时候总是皮笑肉不笑，带着挑衅的神色，仿佛在刻意彰显自己对于礼节规范的藐视。这位查普尔与手下人一起将金锁在了牢门后面，金就这样结束了亲身参与奥尔巴尼运动的第一天，成为了本周以来七百五十多名被捕游行者当中的一员——这批人当中此时尚有四百人依然留在监狱里。民权运动的集体被捕人数还从未达到过如此壮大的规模。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到自由乘车，奥尔巴尼运动融合了之前所有运动的维度和战略手段，尤其是占据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现在就连金本人都进了监狱，就算想不上头条都不行了。

游行之前安德森的精神状态就有些恍惚错乱，游行期间的自言自语正是精神失常的征兆。现在他被扔进了家乡阿梅里克斯县的监狱，回到了他父亲当年为某家先锋黑人保险公司担当旅行推销员而扬名立万的地方。这样的经历令他不堪重负，在他看来这次入狱要么意味着获得救赎，要么意味着坠入深渊。“耶稣，感谢你。”一开始安德森这样对金说。他在昏暗不堪的狱室中来回踱步，直到幽闭恐惧症与查普尔的恶意触及了他内心的弱点。接下来他再与金打招呼的时候就改变了说辞：“你是耶稣。”他理所当然地说道，好像这一点始终都显而易见一样。安德森对于圣经了如指掌——圣灵如何在示罗降临在受膏者身上，耶稣如何行进到耶路撒冷，圣徒们如何被投入地牢饱受侮辱。“而我们都是圣徒，”安德森大喊道。他的眼里不只有身边的狱友，还有千千万万只向他显现的同志，“他们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起初金还以为安德森不过是在格外夸张地奉承自己而已。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曾当面将金比作弥赛亚，对此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眼下安德森的言行确实与他平时的高冷人设不太一致，不过他或许只是亮出了更接地气并且欣喜若狂的教会人格而已。可是身陷牢狱的处境足以将狂热的怪癖激化成为狂躁症。金与隔壁狱室的阿博纳西和伯纳德.李都曾试着让安德森安静下来，然而安德森的激情却似乎用之不尽。他一次次跳起来宣扬自己新近看到的异象，甚至直到深夜都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尽管安德森将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是却依然睡不踏实，动不动就会惊醒，阿博纳西震耳欲聋的鼾声在这方面更是没起好作用。这还是阿博纳西头一次与金一起蹲监狱。入狱后的第一夜，他的鼾声简直就像小号一样富有穿透力，令各位狱友叹为观止。然而随着安德森的情况逐渐恶化，狱友们全都笑不出来了。每当阿博纳西的鼾声打断安德森的睡梦，他都会觉得超自然的现实甚至比监狱的床铺更真实。狱友们原本指望睡眠能让安德温恢复神智，但是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现实的粉碎。

第二天早上，步伐虚浮的金在狱室里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我拒绝保释，”金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如果对我定罪，我将拒绝交付罚款。我宁愿在监狱里度过圣诞节。我希望千万人都加入我的行列。”某黑人记者引用了他的话，把这句话当成了金的承诺：为了迫使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境况有所改变，“需要他在监狱里待多久，他就打算待多久。”金以高尚却又哀怨的口吻评价了萨姆特县监狱看守的工作作风，身陷囹圄的压力多少透过这番话流露了出来。这些看守把金的尊严逼进了最后的避难所，也就是布道坛：“我希望有些人能稍微更有礼貌一些。这里的狱守叫我‘小子’。在此我想冒昧指出我可是一名拥有四千名教众的牧师。”

举行记者见面会这一天阿博纳西已经保释出狱了。他回到了亚特兰大主持主日礼拜并且在监狱外面“动员全国的力量”。狱友们原本指望阳光能让安德森的情况好转起来，但是这个希望同样落空了。安德森开始产生幻觉，终日魂游天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就连金与伯纳德.李当着他的面表达各自的担忧时他依然无动于衷。有一件很不堪的往事一直压在金与李的心头：1960年蒙哥马利静坐示威运动初期，曾有一位黑人圣公会牧师在通向州政府大楼的周日大游行期间突然陷入了精神错乱。当时消防员端着水龙对准了此人逼他后退。虽然没有喷水，可是黑洞洞的喷水口依然吓得这名牧师一下子崩断了紧绷的神经。他从此丧失了神智，再也没能清醒过来。阿博纳西、伯纳德.李与艾拉.贝克都亲眼见证了这一幕。金随后赶到时，他的这位老朋友只剩下了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的空壳。现在金和李都极其担心安德森也会精神错乱。大家建议安德森先一步接受保释，但是这项提议却吓坏了安德森。他认为这样做是对金的背叛，他决不能做第二个不认主的西门彼得。

当天晚些时候，意气风发的怀亚特.沃克走进了阿梅里克斯监狱，全身上下充满了肾上腺素，几乎兴奋得有点哆嗦。前一天晚上，沃克代替金成为了弥撒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他在大会期间使出了全身解数，竭力布道、劝诫与祈祷，还时不时地中途离开会场接听了几十个电话。他宣布：“领导大会将会全力支持奥尔巴尼运动。”沃克的电报将金老爹、詹姆斯.劳森以及其他多位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都召集到了奥尔巴尼，准备在周一晚上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在周日运动步伐加快之前，沃克几乎一直没合眼——口述面向全国的筹款请求，请金签名后发送出去；发表新闻公告；为理事会成员们安排行程；将领导大会的有限资源用在保释囚犯上面；为其他留在监狱里的人们打气，告诉他们亲友们都希望他们能在监狱里挺住。沃克相信出击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金已经将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奥尔巴尼。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把囚犯们救出来，而是将更多的人送进监狱。

沃克将上述所有内容浓缩成一份简报，兴冲冲地带进了阿梅里克斯监狱，但是金一句话就泄掉了他的浑身干劲：“怀亚特，你得把我们弄出去，安迪撑不住了。”

这句话对于沃克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场景。提前出狱无疑将会打破运动的愿景，让沃克协调支援的努力付之东流。其他入狱人员肯定会纷纷要求跟随金一起出狱。金的声誉更是将会惨遭重创，因为他刚承诺过要在监狱待到圣诞节。这一切金都心知肚明，他觉得安德森或许还能再撑一夜，再以后就真不好说了。

沃克返回奥尔巴尼时，心中原本的宏图伟业已然坍塌了一地。他知道眼下只有一个不得不为的选项：通过虚张声势尽快达成和解。但是还没等他从第一场冲击当中恢复过来，第二场冲击就在奥尔巴尼糊了他一脸。这次他遭遇了反叛。沃克从来都有作风专横的毛病，甚至早在他主持上一场弥撒大会之前，这一点已经惹恼了好几位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天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C.B.金与几位当地人正在闷闷不乐，因为沃克在筹款信中希望各方款项送到亚特兰大领导大会而非奥尔巴尼运动。这时有人冲过来告诉他们，拉尔夫.D.阿博纳西在亚特兰大上电视了。他们马上冲到电视机前，听到阿博纳西正在讲述自己在萨姆特县阿梅里克斯监狱过夜的经历，还代表领导大会号召全国到奥尔巴尼进行“朝圣之旅”。这两件事凑在一起，致使很多奥尔巴尼运动的参与者们心里都很别扭。他们之前天真地凭借金的形象来估计他的财富，期盼着他能带来足够的资金，好把之前的被捕人员都保释出来。现在他们却愕然发现金的手头也没有闲钱，必须要现行筹款，而且亚特兰大方面还要从筹得款项当中抽水。此外他们原本以为阿博纳西还待在阿梅里克斯监狱，却亲眼看到他在亚特兰大冒出头来冲着奥尔巴尼的事务指手画脚。一时间他们对于阿博纳西与沃克的运动“行家”头衔有了不那么崇高的理解——所谓运动行家就是从无辜者的苦难当中渔利的家伙。他们感觉自己被这两位行家忽悠了。

尽管腹诽颇多，但是没人敢于当着沃克的面表达不满，因为沃克实在太吓人了。他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面健步如飞，将地板踩得咯吱作响，他本人的气质则活像一根断落触地火花四射的高压电线。但是沃克刚刚出发前往阿梅里克斯监狱探视马丁.路德.金，查尔斯.琼斯就以非学委的名义专门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经过这一年年初的民权抗议运动，琼斯私下里结交了不少记者。他跟记者们保证自己将要发布重磅新闻：琼斯和其他几个非学委领导人小心谨慎地站在被经理，马利安.佩奇站在他们前面宣读了一份艾拉.贝克起草的声明。声明表示领导大会掌控了奥尔巴尼的说法是“对事实令人遗憾的曲解”。佩奇念道：“沃克先生和其他人都无疑想夺取奥尔巴尼的领导权。”他宣布奥尔巴尼运动及没有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朝圣之旅”也不打算进一步游行示威，而是希望与白人政府当局恢复谈判。一个大吃一惊的记者问道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奥尔巴尼运动已经脱离了领导大会，佩奇回答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联合过。”

沃克刚从阿梅里克斯监狱回来就碰上了这场公开化的内讧。虽然记者们连珠炮似的追问将沃克轰得焦头烂额，但是他依然敏锐地当即意识到，这场针对自身权威的刻薄责难反而为他送来了苦求不得的战术优势。假如没有这场记者招待会，沃克只得主动提出让步，好把金和安德森救出监狱。鉴于金不允许沃克把安德森的精神状况告诉任何人——奥尔巴尼运动的内部小圈子都将这件事当成了不可告人的家丑——沃克将不得不搜肠刮肚地为自己的退让寻找借口。现在他就用不着这么费事了。他咬紧牙关匆忙送出一封封电报，取消了领导大会的理事会会议，并且建议奥尔巴尼运动的参与者们拿出一套分裂的高层还能掌控的最佳谈判条件。对于沃克来说，非学委与佩奇的联手叛乱尽管可鄙可恨，但是在时机上却恰到好处。

接下来的冲突仅仅持续了七十二小时。一年多一点以前，就在肯尼迪-尼克松选战即将告终之前，从雷德斯韦尔州立监狱脱身的金搭飞机北上飞回了亚特兰大。如今他又从亚特兰大一路南下飞到了奥尔巴尼，随行人员包括阿博纳西、怀亚特.沃克以及协进会地区主管鲁比.赫尔利（Ruby Hurley）。进城之后一行人碰上了交通堵塞，以至于没能立刻赶到弥撒大会现场。一千五百多人已经聚集在了示罗浸信会教堂以及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由于匆忙装好的音响系统将扩音器指向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所有人都知道了金首先会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露面。于是许多锡安山的会众都从窗户中探出头来想看他一眼。周边好几个街区的道路都被汽车堵得严严实实，一小队警车也停在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旁边的停车场里。警察出现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指挥交通或者执行具体警务，不过他们的存在依然逼退了好几车绕着这片区域绕圈的白人。参加大会的人们都认为警察正在监视他们。任何一位黑人如果回答了警察偶尔提出的问题都有可能被视为警察的线人。

两座教堂里的会众们先后唱起了同一首歌。尽管示罗与锡安山教堂分别位于惠特尼大道的东西两头，相互应和的歌声听上去就像心跳一样微弱，但是歌声依然将大家凝聚到了一起。金通过附近街道的时候就像沿着歌声的河流溯源而上一般。金一行人刚下车时，自由形式的灵歌唱诵刚好踏准了《阿门》的调子：

“自——由

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

一行人走进教堂，人们看到了金朝着布道坛走去，原本悠扬婉转的歌声骤然爆裂开来，狂热的喜悦如同飞瀑一般倾泻而下：

“马丁.金说自由

马丁.金说自由

马丁.金说自——由

自——由 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自——由 自——由！”

这段歌词唱完之后，自由歌手组合——谢罗德在自己的研讨会上成立了这个三人组——的成员鲁莎.哈里斯来到舞台中央。喧闹声突然停息了下去，她则恰到好处地亮出了一口浑厚的女低音，唱起了另一首歌：

“今晨醒来之时，我满心……”

随着从锡安山教堂那边传来的微弱应和声在背景里转换了唱词，示罗教堂现场的信众们异口同声地接上了鲁莎的歌唱：

“……渴望自由。

今晨醒来之时，我满心

渴望自由。”

鲁莎带领大家将这段歌词唱诵了三遍，然后会众们全体起立合唱道：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段只有一个词的歌词得到了反复唱诵，然后突然毫无预警地戛然而止，全场陷入了一片沉寂。多年以后许多当时在场的虔诚信众都坚称他们在那一刻突然感到了上帝亲自降临。刚刚在 《亚特兰大日报》入职的新记者帕特.沃特斯（Pat Watters）第一次参加黑人弥撒大会，眼前的景象简直令他瞠目结舌，只得依靠奋笔疾书来保持镇定。之后他在采访笔记本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留给后人：“内有马丁.路德.金博士走进教堂当晚的现场实录。”

金缓慢而有力地开始了他的布道。首先他谈起了此时正在非洲方兴未艾的独立运动。然后他告诉会众，道德事业的历史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动获得胜利。他们不能消极等待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正如卢图利酋长所说，南非自从1948年才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由此可见种族关系完全有可能恶化倒退。民主社会的道德标准无非是社会成员的斗争成果，这样的道德标准不仅基于内心理念，也基于外界环境。金接下来金按照惯常的套路讲解了爱与正义之间的区别，争取人心与约束行为之间的区别，又将非暴力运动称作基督教道德在世俗政治领域的实践。他的演讲压抑住了现场的高昂情绪，营造了严肃的历史感与强烈的责任感。最后金阐述了奥尔巴尼运动参与者遭受苦难的目的：“他们可以把你丢进地牢并且成就你的光荣。如果他们打算杀你，那么你应当做好赴死的准备。”

金的讲话节奏越来越快，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当他讲到“不要带着针对白人的憎恨”走进监狱时，人群当中爆发出了一阵掌声。"对白人说：‘我们将凭借忍耐战胜你们，”金敦促道。“还有多久正义才会降临？”他呼叫道。一个深沉沙哑的嗓音在台下吼了一声“万能的上帝！”作为回应。沃特斯立刻抬起头，发现那个声音属于一个皮肤黝黑的老者。此人的喊声反复插进了金的“多久……不久”布道词。尽管沃特斯下笔如飞，却依然逐渐被金的语速甩在了后面，最后就连一句囫囵话都记不全了。讲到救赎性质的苦难与殉道的可能时，金的声音已经高高翱翔了起来。“但我们必胜，”他呼叫道。两所教堂都传来了应和的喊声：“必胜！必胜！”

随着金的演讲从情绪的顶峰逐渐下降，台下听众们纷纷哼唱起了《我们必胜》。“不要半途而废，”金告诫大家。“继续努力，孩子们，并肩前行吧。不要因为疲倦而放弃。一场伟大的营会即将到来……”突然，还没等到赞美诗或者预言之后的惯常集体欢呼，金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他走下布道坛，仿佛就连自己都被会众们的力量压倒了一样，尽管这份力量原本是他一手调动起来的。会众们一边合唱《我们必胜》一边坐在长椅上晃动身体，手中轻轻挥舞着洁白的手帕，看上去就像清风拂过棉田一般。唱了几节之后，喜不自胜的安德森医生举起手臂示意大家安静。他先不吝其词地感谢了金的到来，保证奥尔巴尼运动一定会进行到底。接下来他又趁热打铁地邀请金和大家一起参与即将举行的游行，共同冲破种族隔离的堡垒。

会众们欢呼着赞同这个提议。引动领导人们随即在主席台上交头接耳地讨论起了这项脱离原定会务的意外情况。由于他们相互之间听不清楚，干脆撤到博伊德牧师的书房里开了个碰头会。安德森认为只要金一直待在奥尔巴尼就能促成和解，这样兴许就不必再组织一次游行了。尽管金接下来另有安排，包括在周日替父亲布道，但他还是同意留下来。敲定这件事之后，又有人担心提前公开金的行踪是否会导致意外，因为有传言说红脖子白人与当局豢养的黑人走狗都有可能试图谋害金的性命。领导人们赶紧构思了一份既能鼓舞会众又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安全风险的公告。接着他们走出书房回到音乐当中。一看安德森容光焕发的面容，大家就知道了金同意留在当地。会众们安静下来之后，安德森眨着眼睛高兴地说：“明天早上7点回到这里来。临出门之前好好吃一顿早餐，穿得暖和些，穿上适合走路的鞋子。”

那天晚上示罗浸信会教堂和锡安山浸信会教堂通宵开门。午夜过后，安德森带着金安全回到自己家里，然后就给市长凯里拍了一份电报：“12月15日晚上我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接受的答复，但是并没有等到。我们虔诚地希望今天上午10点之前能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得到可以接受的回复。”

可是这封电报却起到了反作用。凯里和其他市政委员都不习惯在周六一大早处理公务，因此直到最后期限前不久才打开电报。如此猝不及防的意外让各位市政官员们都觉得受到了冒犯，尤其是普里切特警长还呈交了敌情通报，其中概括了金与安德森在前一天晚上的演讲内容，这场演讲字里行间都在暗示如果政府不同意现有要求，黑人还会再次游行示威。凯里市长没有回复安德森，而是给马利安.佩奇发了一封言辞简慢的拒绝信，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达政府对于安德森最近行为的极端不满。然后市长召集记者宣布奥尔巴尼市政府打算终止谈判。

最后一次前往市政大厅的经历让安德森十分绝望。他灰心地回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我们双方没有共同立场，”他沉重地说，“我们要跪下来祈祷上帝降临，为我们和世人指引走向自由的道路。”怀亚特.沃克随即站出来表示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了。他让愿意跟随金一起游行到市政大厅的人们举手示意，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举了手。“太少了，”沃克尖锐地指出。一番打气演讲后又有几个人表示愿意前往，但其实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全都已经进了监狱。现在举手愿意游行的人数远远赶不上这周前几天金还没来的时候进行的两场大型游行。

沃克闷闷不乐地回到教堂的书房里，看到金正和惠特尼大街上两家教堂的牧师们谈天。博伊德和格兰特都跟金一样是摩豪斯毕业生。前者曾与金的弟弟A.D.金同时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后者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金老爹的同学。金半开玩笑地嗔怪两位同工不该在堪萨斯城支持J.H.杰克逊。从社会关系上来看，这两人在奥尔巴尼各自主持的教堂很像是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与第一浸信会教堂，或者亚特兰大的以便以谢教堂与阿博纳西刚刚接手的亨特西街浸信会教堂。阿博纳西颇为自得地指出，与蒙哥马利时期相比，如今自己和金的社会地位恰好颠倒了过来，自己现在牧养着更负盛名的西区会众。与金的会众相比，他的会众“不仅博士数量更多，而且教授数量也更多。”大家正在说笑之际，一脸衰气的沃克走进屋里，把志愿者人数不足的坏消息告诉了他们。于是牧师们只得痛苦地回到正事上来，决定最后再号召一次。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克劳德.西顿（Claude Sitton）的记录，下午4点16分，金和安德森相互挽着手臂走出了教堂。阿博纳西、安德森夫人以及二百六十五名会众两两一组地跟在他们身后。这些人当中有百余人未满十七岁，有三十来人在本周前几天刚刚被捕并获得保释，此外还有几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游行队伍当中只有一个白人，他是佐治亚大学的学生。（记者们纷纷对他这根独苗刨根问底，并且紧紧抓住了这名学生声称自己最近访问过俄亥俄州的说法。）游行队伍朝向奥尔巴尼的黑人商业区哈莱姆区行进，队伍当中的白人学生显得尤其扎眼。他们走过了为星期六晚上做好准备的小酒馆和台球厅，也走过了加油站与杂货店。头发花白的酒徒与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们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有些游行者想从旁观人群中招募几个人一起游行，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着沉默。

12月的这一天奥尔巴尼的天气格外清冷，很可能下雨。所以当游行队伍从杰克逊街转弯走向市政厅时，远远就看到一大片明黄色的阵势朝他们推了过来，却原来是身披雨衣的骑警。许多黑人把圣经紧紧夹在胳膊下。在喃喃祈祷的游行队列当中，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的安德森医生非常显眼，因为他一反平日里宛如行政人员的镇定气质，一开口就有些神神叨叨的。“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有什么先冲我来。上帝保佑你。”这番话并不是说给在场特定某个人听的。

相互对峙的阵线在隔开黑人商业区和市中心的奥格尔索普街两侧碰了头。两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停在路边挡住了游行者的去路。金带着黑人队伍走到警察面前时警察也没挪动半步。普里切特警长拿着扩音器走到马路中间，“你们有举行游行示威的书面许可吗？”他的声音透过细雨传了出去。

“我们只是想到市政厅门前祈祷而已，”金回答道。他表示自己并不认为以祈祷为目的的游行还需要书面同意。普里切特不同意他的说法并且命令游行队伍解散，随后又宣布逮捕所有人。他的手下——由警察、法务官与州骑警组成的联合警力——一起走过十字路口，将游行队列赶到了大街上。骑摩托车的警察们断开了各个方向的交通，其他警察则封锁了监狱的周边区域。游行者们改换了队形，从杰克逊大街直接走进市中心，身披黄雨衣的警察们站在人行道两旁。摄影师们在队伍前倒着走，镜头对着与大家同唱《我们必胜》的金拍个不停。围观者们看着这幅景象各有所思，有人迷惑，有人愤怒，还有人抱着看好戏的心态。至于这一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围观者们一时间还看不透。许多年轻的白人情侣刚刚看完洛克.哈德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金屋春宵》走出电影院，随即就加入了困惑的围观者行列。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却又井然有序，简直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黑人与警察都是一副严肃却并不冷酷的表情。乍一看去这里的场景既可能是忏悔星期二的狂欢游行，也可能是集体赶赴刑场。

等到警方把游行人群引进监狱后面的死胡同之后，这次事情的真面目终于显露了出来。金和其他领导人第一批被关进监狱，身后传来阵阵悲叹声和祈祷声。一位游行者大声喊道：“蒙恩的神子在两千年前生于这个时节，为世界带来了和平。两千年后的现在我们则身处此地。”突然，拥挤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叫，紧接着就有十几个人抬着一位年轻姑娘拼命向外挤。那位姑娘喘息抽搐着，牙关之间还死死地咬着一把勺子。这十几个人连连呼喊找点水来，警察们则闪开道路，任由他们抬着这位不省人事的姑娘疯狂地冲出去。呆呆看着的旁观者也纷纷避让开来。这群人沿着街道冲出了一段距离，然后这位姑娘的癫痫症状逐渐平稳了下来。十几个人相信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于是又大义凛然地折回了死胡同等着被关进监狱。被陆续赶到巷子里等着被带走人们与那些已经走出来准备被送往其他监狱的人们擦肩而过，大家都在歌唱《我们无惧》。他们的歌声打动了帕特.沃特斯，即便歌声被囚车的车门挡住，而且囚车还在渐渐走远，但是这歌声在他听来依旧低沉而又坚定。帕特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幕，还采用了一点超现实主义手法。他的报道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亚特兰大日报》第十版，这则消息之前是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的结婚照，之后是爱达荷州的一起飞机坠毁事件。

这天晚上普里切特禁止所有酒馆和鸡尾酒酒吧开门营业，还向街头增派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巡警。架着高音喇叭的军用卡车在大街上四处巡行，命令休假士兵立刻回到海军陆战队补给站和特纳空军基地。市政大厅里只剩下了零零散散几个旁观者与主流媒体的记者们，他们都等着看金这次到底会怎么样。金与安德森和阿博纳西一起从拥挤的拘留室里被提出来带到了普里切特的办公室里。稍后这三个地位较高的囚犯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惹人注目地出现在了记者面前，有一名随行的便衣警察还挎着一挺汤普森冲锋枪。一行人全都钻进了普里切特警长本人的锃亮别克路霸，这辆车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普里切特告诉记者们这辆车要向北开到阿梅里克斯县的萨姆特县监狱。当时以及日后都有不少白人公民尖刻地抱怨金居然乘坐了警长的私人座驾并且得到了特殊保护。就连一般白人囚犯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更不用说黑人了。普里切特则辩称自己的做法是开明的种族隔离政策。他认为，如果金在奥尔巴尼被杀，“那么战火将会永不熄灭。”

周三深夜，尚未入狱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聚集在了一栋私人住宅里面。连续两天的大规模逮捕之后，各位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计划时尽管依然十分兴奋，但是却难以掩饰心里的紧张情绪。大家都知道，仍在狱中的三百多人当中足足有几十个人渴望尽快出狱，从而保住工作、保护理智以及保持家庭的完整。至于已经获释的二百人，每个人的保释金都是一百美元，仅仅这一笔开销就吸干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资金。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将剩下的人救出来。在另一条战线上，针对下城区商人以及市内公交线路的有效抵制有力地支持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要求，但领导人们都觉得自己未必有能力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组织替代性交通方式。简而言之，很多领导人承认他们在抗议活动方面欠缺经验，认为有必要向那些已经取得过传奇胜利的人物寻求帮助。安德森医生在伯纳德.李的热情支持下建议请教马丁.路德.金与领导大会。协进会当地主席建议请教罗伊.威尔金斯和协进会。没人提到非学委，因为非学委的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在集会现场。此外大家都知道非学委同样很穷，甚至负担不起志愿者平日里坐车以及购买面包圈果腹的花销。

两难困境的压力迫使当天晚上的奥尔巴尼运动逐渐拧成了一堆政治死结。不久前刚从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詹姆斯.福曼不同意邀请金来奥尔巴尼。他认为他们已经掀起了一场强大的“人民运动”，请来金这样声名远扬的牧师只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人们会把金当成弥赛亚而不再重视奥尔巴尼运动。查尔斯.琼斯一直保持沉默，他知道这些反对的声音在金的热情崇拜者耳中无非是晦涩的牢骚。此外他也从福曼的演讲当中觉察到了激烈竞争的意味。C.B.金同样抓住这一点指责福曼不顾大局。在他看来当前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金身上有哪些所谓的缺点与弊病，而是在于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已经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困境。奥尔巴尼运动秘书马利安.佩奇（Marion Page）则公然表示，他不欢迎一切外来者来到奥尔巴尼搅局，无论来的人是不是金。他都不同意。佩奇曾经用这个理由反对过非学委，但现在他却与代表非学委的福曼站在同一边，反对金这个比非学委成员晚来一步的新来者。佩奇是一位强壮保守的退休铁路邮差，他告诉大家，当地人花费了很久才学会如何种植奥尔巴尼独特风味的土豆，所以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土地有耐心。尽管他十分反对，但是借助通电向金求助的提议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

第二天早上，凯里市长鼓起勇气开车来到贝克县种植园的旷野里寻找佐治亚州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正在与三五好友们打鸟取乐，凯里先是为自己打扰了州长的雅兴而忙不迭地道歉了一通，然后表示奥尔巴尼的事态万分紧迫，走投无路的他只得恳求国民警卫队立即出动，唯此才有可能阻止或者平息当地的种族暴乱。凯里还更秘密地请求范迪瓦派出便衣税务员——也就是俗称的威士忌小子们——潜入愤怒的白人团体，因为有消息称此类团体将在城郊集会。凯里警告说，如果任何一位白人团体成员朝着黑人游行者开了枪，就无异于点燃了炸药桶。范迪瓦不情愿地答应了凯里的请求。之后凯里市长又回了一趟家，告诉妻子带着孩子前往布莱克希尔湖畔的周末别墅，直到有人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为止。接下来凯里回到市政大厅，通过电话向华盛顿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介绍了自己。两个人就同一主题——如何避免暴力冲突与联邦干涉——交换了忧心忡忡的意见。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委员会正忙着安排装满食物的小面包车开往各个监狱。一位从监狱回来的探访者报告说治安官Z.T.“齐克”.马修（Z. T. Mathews）殴打了关在特勒尔县监狱的查尔斯.谢罗德，关于暴力的流言由此达到了最高峰。连续五天的逮捕后，这则消息终于引起了恐慌。奥尔巴尼运动的接洽人员将组织内部的惊慌情绪透露给了普里切特警长。于是普里切特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建议：让谢罗德与大家公开见面。周四傍晚过后，一大群人都赶来参加弥撒大会。弥撒大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核心，将斗志与信息灌输给了奥尔巴尼的每个黑人。送信员们忙进忙出，演讲者与歌手们也走马灯似地轮流上台。一个身材结实的信徒从座位上站起来唱到：

“我主在上，我等祈愿，

压迫休止，偏见消散。

埃及法老，刚硬凶悍；

巴比伦人，臂膀强健；

希腊罗马，兵将千万；

悖神妄为，徒劳哀叹。

神本唯一，神自永在。

神常在人，神常在爱。

苦难助我，我主牧我，

不至缺乏，草地躺卧。”

信众们自发地跟随他一起唱完了诗篇第二十三首，然后有人起立演唱了一首赞美诗，接下来一位年轻人欢乐地讲述了在监狱里的受苦经历。突然一阵遭到压抑的骚动打断了大会会务，却原来查尔斯.谢罗德出现在了教堂门口。人们立刻热情地将他簇拥到了台前。

“他们打你了吗？”人群当中传来了发问的声音。

“没怎么打，就是扇了我几个耳光，”谢罗德说道。人群发出了一阵既宽慰又心疼的慨叹声。“我的嘴唇被扇破了。有个叫齐克的家伙不想让我们在监狱里唱歌或者搞抗议。”

“你祈祷了吗？”又一个声音问。

“我向自己祈祷，”谢罗德回答，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我用‘是的’还有‘不是’来回答他，没有添加敬称。他想让我说‘是的，先生’和‘不是，先生’。除此以外他们没有下狠手打我。在拘留所里我脸上挨了两下。”

大家都知道谢罗德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与普里切特警长达成了君子协定。没过多久谢罗德就被教堂门外的狱警押送回了奥尔巴尼监狱。谢罗德走后，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真是有趣，”他说，“就算奥尔巴尼是我们逃不出去的地狱，我还是爱它。这里是我的家。我喜欢钓鱼，喜欢采摘木兰花，喜欢采摘蓝莓。我爱花生。我喜欢山核桃。”

当天晚上在城市的别处，一百五十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集结在军械库里待命警戒，同时间接谈判也一直在通过核心会议与信使持续进行。城市的当权者们拒绝与黑人直接谈判，就找了三个不承担公职的白人公民代为传话，借此避免不得不与黑人同处一室带来的社会风险。这样的安排原本已经非常麻烦了，可是谈判双方还要应对更碍事的因素，例如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奥尔巴尼运动要求市政府执行州际商会反种族隔离的法令，白人谈判代表则宣称政府充分尊重上述法令，先前的逮捕全都依照了维护治安的法令。双方围绕着定义、先例与管辖权展开了猜谜一般的辩论，直至深夜休会。马利安.佩奇宣布“只要对方守信”，就不会再有游行示威活动。

12月16日星期五早上既没有游行也没有逮捕，这还是过去一周以来的头一回。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大型集会的精神难以为继。支持者们都被关进了监狱乃至丢了工作。为了妥善处理此事，他们通过谈判者们提出了四项勉强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条件：首先，三十天后黑人可以自由使用公交车与火车等设施；其次，政府在收取保释金时除现金以外也要接受债券，这样已经出狱的人们能够得到退款，其他人的保释也有了保障；再次，政府要指派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在摒除一切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讨论奥尔巴尼在其他方面的种族隔离；最后，奥尔巴尼运动愿意无限期暂停游行示威活动。政府迟迟没有回复上述条件。人们越发害怕这些条件太过软弱，以至于会怂恿白人当局采取缓兵之计，希望奥尔巴尼运动不战自败。

时间在一片焦虑当中来到了中午，最新的消息传到了人们耳中——斯莱特.金在奥尔巴尼监狱里遭到了殴打。大家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为他唱起了歌。奥尔巴尼运动将三位黑人谈判代表从陷入僵局的谈判现场撤了回来，跑来跑去的记者们很快也拦住了往返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与市政大厅之间的普利切特警长。根据普里切特的说法，好像是因为斯莱特.金绝食，看守便粗暴地把他扔回牢房，将他的脑袋重重磕在了栅栏上。普里切特还说斯莱特.金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依然建议监狱方面开除这名看守，因为“我不希望这种人在我的监狱里当差。” 他允许奥尔巴尼运动的代表们探望斯莱特.金并且核实自己的说辞，然后谈判就恢复了。但是尽管大家承认普里切特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示罗浸信会教堂里的气氛依然十分凝重。每个人都认识斯莱特.金。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奥尔巴尼运动的谈判条件当中没有要求当局释放他的条款。再仔细想想，大家也说不清为什么谈判条件默认了两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学生遭到永久停课的事实。他们原本的条件似乎确实略显软弱，于是谈判者们当天就将复课与释放斯莱特.金这两项加入了谈判条件。　

奥尔巴尼运动主席安德森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眼前的混乱局面，而是时间悄然流逝造成的压力。这份压力促使他不断给自己在亚特兰大的朋友阿博纳西打电话。安德森表示他们迫切需要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鼎力支持。为了运动的胜利，他们必须让奥尔巴尼的官员们相信黑人宁愿坐牢也不愿看到这些谈判条件遭到否决。金一旦出马，不仅能极大地鼓舞黑人的士气，还能迫使白人三思而后行。金刚刚结束了在新奥尔良的演讲之后，安德森就向阿博纳西余金本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金必须在当天赶到奥尔巴尼，至多不能拖过当晚，否则一切就都太迟了。

门罗高中的麦克丽.哈里斯（McCree Harris）一听到消息就立刻下定了决心。她逃了一节拉丁语课，下午3点刚过就偷偷溜进示罗浸信会教堂，确保自己能在晚上8点马丁.路德.金莅临现场时有座位可坐。

奥尔巴尼运动逐渐酝酿成型的六周里，金曾经在不经意间路过了奥尔巴尼的监狱，当时他正在精疲力尽地搭乘客机飞在天上。11月1日州际商会的法规生效当天马丁.路德.金刚刚从伦敦飞回家。这一天包括亚特兰大在内的所有南方城市都爆发了长途车危机。在田纳西州，州拍卖师们正在拍卖高地人学校的土地、建筑以及所有被没收财产，甚至包括迈尔斯.霍顿图书馆的书籍。金委托怀亚特.沃克撰写抗议电报，自己则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机场和布道坛之间。他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蒙哥马利，进行了题为《忠诚与奉献的明证》的演讲，为即将离开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壮行。接下来金走访了西雅图、波特兰、明尼苏达州的曼卡多学院以及克利夫兰，然后又进医院做了一番体检，还休息了两天。之后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三天，又赶到佛罗里达州的巴尔港在美国劳联产联第四届制宪会议上演讲。

有机会在规模庞大的劳联产联代表群体面前发表演讲意味着金实现了他最近一段时间努力争取的几个互补目标。对于他来说，能够在劳工运动最高峰的荣誉论坛上抛头露面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还标志着他正在从堪萨斯城的个人灾难当中恢复过来。阿拉巴马州政府针对领导大会以及《纽约时报》的诽谤起诉使得金面向有组织劳工的演讲平添了几分迫切而又实际的意味。诽谤案上诉初期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两万七千美元，之后的开销更大。金向劳工团体强调，假如本案在最高法院败诉，不仅只有公民权利将会受到侵害，工会组织同样难以幸免。金警告说，如果最高法院维持原判，那么任何工会宣传册或者资金筹措呼吁都将难免遭受诽谤诉讼，尤其是在充满敌意的南方。通过强调劳工组织与民权团体共同进退的立场，金招募了一批以纽约律师西奥多.基尔（Theodore Kheel）为首的劳工事务专家。斯坦利.利维森希望金能够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劳工运动携手并进，从而为民权事业拉拢一位强援。这样的前景令他非常兴奋，以至于亲自为金撰写演讲稿，之后还跟着金来到迈阿密见证演讲的效果。

“黑人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劳工组成的种族，”金说。“黑人富翁和黑人雇主少得可怜。”他将静坐示威三十年代工运先锋们的静坐罢工相提并论，还因为A.菲利普.伦道夫在先前大会上遭受打压的情况温和地责备了劳工代表们。金号召各位代表承认工会内部也存在着“让人羞愧的”的种族隔离，并且“全力以赴地根除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非常清楚，这样做并不容易，也并不受欢迎，”金坦言道，“但是八小时工作制也曾经很不受欢迎，实现这一点同样殊为不易。”至于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以及保障最低工资的立法更是艰苦斗争的成果。“通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你们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还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尊重。如果你们能为了黑人权利英勇奋战，那么你们将再次赢得这两样。”

这是一场“白人风格”的演讲，从措辞到语音语调都非常克制且正式。但是等到演讲结束后，金已经成功缓和了观众的怀疑乃至敌意。金的演讲结束后，由切肉工、管道工、木匠与炼钢工人组成的庞大听众群就像过去一样纷纷起立鼓掌。乏味的抚恤金计划报告和薪金增长目标一时间被他们抛在了脑后，因为台上的演说家将他们带回了官僚主义作风在劳工组织当中尚不盛行的时代，重现了在劳联产联内部消失已久的蓬勃活力。当天早些时候有几位黑人工会领袖与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爆发过激烈争执。金的演讲尤其令他们感同身受，以至于当场就在会议厅里痛哭了出来。每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这次演讲绝非为烈酒助兴的寡淡啤酒。金已经撬动了劳工组织的重心与全副政治吨位。职业政客们都认为，自从金在1957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以及1960年大选前夕在亚特兰大被捕以来，这次在劳联产联大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可谓是最重要的政坛进展。这样的事件让金的影响力超越到了黑人群体之外。就算那些惯于弱化黑人投票的意义的分析家们现在也不得不考虑金对于劳工组织的重大影响了。

金的演讲并不是这一天最大的新闻。这一天全球各地还发生了许多远远更加轰动的大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遭到定罪，肯尼迪总统飞往南美，刚果发生暴乱，祖鲁酋长阿尔伯特.卢图利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在这一天，两个美军直升机分队降落在了越南南部，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参与越南反对独立同盟游击队的斗争。不过对于金来说，上述所有消息的紧迫性都比不上他从巴尔港大会回到家后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在亚特兰大以南二百英里的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黑人们正在排成长队冒雨游行。他马上给阿博纳西打了电话，不久前阿博纳西刚刚正式搬到亚特兰大与他会师，在负有盛名的城西地区掌管了一座教堂。金知道阿博纳西是E.詹姆斯.格兰特牧师的朋友（格兰特牧师从小就是是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成员，11月还和金一起在阿博纳西的欢送会上发言），于是就问阿博纳西是否能打探一下奥尔巴尼的具体事态。阿博纳西已经和格兰特以及奥尔巴尼运动的主席、他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上学时的朋友威廉.G.安德森谈过了。阿博纳西记得大学期间安德森曾是一位很有抱负的打碟师，同时也很能言善辩。阿博纳西答应金通过电话了解奥尔巴尼的动向。

谢罗德、里根和琼斯目前的处境好比身体悬空吊在窗台外面。他们是推动当前局势的催化剂，最近的公共集会上对于他们的支持显著增长，但他们能感觉到这股支持并不稳定。如果再发动一次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新近加入运动的成年人很可能会把他们当作煽动分子并且群起而攻之；然而如果他们按兵不动，那么运动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就会消弭于无形。为了打破僵局，他们想了个主意——从亚特兰大引些火花过来。这样既能重新点燃运动的激情，又能尽量避免来自运动内部的抵制与反对。于是他们就给非学委新任行政秘书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打了电话，建议他组织一批自由乘车者来到奥尔巴尼火车站探探情况。

福曼很喜欢这个想法。他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政论作家，来到南方是为了写几篇关于非暴力运动的文章。福曼的为人具有生硬粗暴的一面——他曾经前往田纳西州菲亚特县失地佃农们兴建的“帐篷城”里进行采访，结果却因为“宗派主义”的罪名被人赶了出来。他还为非学委秋季会议带来了一股末日英雄的气息，让鲍勃.摩西觉得很是有趣。但是福曼的凌厉手段恰好弥补了非学委的一块短板。他筹集了足量资金，还清了许多拖欠已久的账单。正当各路记者们急于寻找门路以便紧密跟踪难以预测的南方学生示威运动时，他通过电话沟通与新闻发布会为非学委添加了一重新闻报道机构的角色。福曼在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学生联合会内部同样表现积极，他曾经鼓励纽约精英院校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学生们给身陷在密西西比少年感化院的布兰达.特拉维斯发送通电以示支持，造成了颇为可观的社会反响。此外他还招募了国家学联的白人活动家汤姆.海登（Tom Hayden）参加前往麦库姆的宣传之旅，这次活动期间海登被当地暴徒拖出车厢痛打了一顿。

非学委总部实在是穷的叮当响，没有多少行政工作好做。因此福曼认为离开这里组织一场前往奥尔巴尼的自由乘车运动也未尝不可。他拉起了一个成员身份五花八门的自由乘车团体——包括他自己、他的新任办公室经理、一名学生志愿者、一位丹麦作家、纳什维尔自由乘车运动参与者塞恩.麦科勒姆（Selyn McCollum）以及三名在麦库姆经受过暴力考验的白人，分别是鲍勃.泽尔纳和刚结婚的汤姆.海登及凯茜.海登夫妇（Tom and Casey Hayden）。这些人全都没钱买火车票，于是福曼就联系上了伯纳德.李。自从在当年夏天非学委内斗期间逐渐远离这一组织之后，李就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模仿马丁.路德.金。他离开了妻子儿女以及两所学院，搬进了怀亚特.沃克家中，多少有点像个受监护人。李直接把福曼的想法告诉了沃克，沃克同意承担这一行人的火车票开支。然后李也参加了这次乘车运动。福曼向谢罗德通报了自己的行程。谢罗德转头就告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然后普里切特警长也听到了风声。

12月10日星期天下午，搭乘自由乘车者的火车停在了奥尔巴尼联合铁路站。普里切特警长只允许查尔斯.琼斯和柏莎.戈伯接车，另外黑人报纸编辑A.C.瑟尔斯也来到了车站，声称自己是媒体观察员。瑟尔斯一边摆弄着相机与媒体证件一边紧张兮兮地与普里切特开玩笑，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我说警长，您总该不会逮捕我这样的记者对吧？”福曼、李以及其他七位自由乘车者出现在了气氛抑制的欢迎现场。他们面前的车站几乎空空如也，因为一队警察封锁了白人区。普里切特和几个警察想赶紧陪着这些人走出车站，然而这些人却突然转身坐进了白人候车室。普里切特立刻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听从了命令，跟着戈伯和琼斯朝出口走去。

这一队种族混同的自由乘车者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出站口，几百个等在车站外面的奥尔巴尼运动支持者们看到他们之后全都松了一口气，爆发出了欢乐的呼声。普里切特警长立刻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布置在现场的警力只能拉起一道颇为稀松的警戒线，根本约束不住此起彼伏的拥抱、握手与欢呼。普里切特大声喊叫，想把人群挤到人行道上。人群则聚在一起朝着等待接站的车队慢慢挪动。普利切特原本还想说服呆看着的白人过路人以及市委员会的代表们相信这帮快乐的人群不会严重影响种族隔离主义，可是现在看来这是不太可能了。

普里切特终于忍不住发火了。“警察，站出来！”他朝后备队喊道。然后他扭过头来冲着正在欢庆的人群怒吼道，“别动！你们都被捕了！”他挤进人群，揪出了自己打算逮捕的罪犯——九位自由乘车者还有戈伯与琼斯。有些人已经坐进了等在路边的车，其他人则分散在欢迎人群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抓人的警察仅仅犯一个错误：混乱之中他们错抓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放走了一位自由乘车者。十一位犯人很快就被塞进警车押送到了市政厅，罪名是妨碍治安、阻塞交通以及不服从警方指挥。被警车甩下的车队变成了一支哀兵，撤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

这次不需要再费心拉人头组织集会了。两百多个见证者一起成为了现成的会众，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很快赶来了。集会人员的歌声高亢激昂，每个人都知道这将是一场席卷奥尔巴尼运动的大事件，将会把这座城市裹挟进入未知的领域。回到市政大厅后，劳里.普里切特试着向记者们解释自己的行动：“当时的情况很紧张，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骚乱。”

周一早上，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制定解决危机的策略。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不能虚度这一天，必须采取行动。斯莱特.金的妻子玛丽安.金（Marion King）也加入了他们。他们来到市政大厅门外跪地祈祷正义得到伸张，然后很快就被警方依照自由乘车者先前承受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尽管按照警务规章来说这次逮捕与昨天的逮捕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留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人们却意识到年轻外来者的游行示威与奥尔巴尼最受尊重的黑人进行的守夜祈祷有着很大的不同。玛丽安.金是斯佩尔曼毕业生，主业是理疗，专门帮助残障人士恢复身体机能。像她这样的人居然都会被关起来，这一事实甚至惊动了很多保守派黑人赶来参加当晚的弥撒大会。结果参会人群一直从示罗浸信会教堂蔓延到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奥尔巴尼运动投票决定明天早上要一直游行到市中心，支持被逮捕的人们。

那天晚上谢罗德没有参加合唱，而是与一群被他称作“王牌小队”的年轻高中生——多数是女生——开了个碰头会。目前警察似乎会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谢罗德认为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也许有机会挤满整个监狱。全员上阵的时刻到了。“你们这次进监狱可不是为了坐一坐就出来，”谢罗德说道。“你们必须留在监狱里做出牺牲。你们将成为这个镇上尽人皆知的英雄。”谢罗德私下里告诉科德尔.里根，自己也将亲自进监狱，告诉里面的人下定决心把牢底坐穿。而里根则应该留下来组织下一拨人，直到谢罗德或者查尔斯.琼斯被放出来为止。谢罗德很兴奋。学生运动进行了两年，一直想找机会挤满监狱，现在在奥尔巴尼他们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了。里根怀疑这样兴师动众的行为足否真的能瓦解种族隔离，谢罗德则大笑道：“我叔叔常说，只要压力足够大，猴子也会吃辣椒。”

尽管12月阴雨连绵，可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四百多名黑人来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他们跟在谢罗德身后排成三队朝着市政厅走去。市政大厅里针对自由乘车者的审判刚刚开始，于是示威者便围住市政厅高唱《我们无所畏惧》。他们绕着市政大厅转了两圈，警察的巡逻车就跟在后面。市政厅外围的围观人群同样越聚越大，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人数达到了游行者的三倍还多，大部分人手里还举着伞。游行者转到第三圈时，普里切特强行止住了大家。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单独挑出领导人，而是让手下呈扇形散开，把所有游行人员都赶进了监狱后面的一条死胡同。一排警察站在胡同口，其他人则每次带领几十个人出来登记监禁。查尔斯.谢罗德意识到大家全部被逮捕后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要把牢底坐穿！我们终将胜利！”警察们冒着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处理完了胡同里的每一个人。

12月13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第五十一版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文章，题目是《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监禁267名黑人青年》。报纸传遍曼哈顿大街小巷前已经有大约一百人被保释了出来，还有包括谢罗德在内的一百五十人左右仍旧关在里面，他们不仅挤满了只能容纳三十人的市政监狱，还挤满了县监狱和劳改农场。普里切特警长前一晚熬到深夜，忙着与殖民地县区的警察们一起安排牢房。凌晨时分，临时车队开始将众多犯人运往佐治亚州西南地区。玛丽安.金得知自己和另外四十名女性将要被卡车运到约翰逊警长所在的贝克县监狱时感到恐惧不已。谢罗德则在前往科勒尔监狱的路上颇为讽刺地自我安慰道，这次他终于能在一直想待着的地方住一晚了——科勒尔的黑人太过畏惧，之前一直不敢留他过夜。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一大早就有传言声称所有犯人们都要被转移到臭名昭著的偏僻县区。这条传言致使慌乱情绪传播到了教堂之外。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家们目睹了白人警察的强烈反应，因此一时间拿不准下一步应当寻求和解还是继续坚持强硬路线。市政大厅里也弥漫着同样的犹疑气氛。普里切特警长与凯里市长进进出出，忙着参加一场接一场的市委员会会议。普里切特认为大规模逮捕也许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为奥尔巴尼运动招募到新的游行者。市政委员们则认为毫不动摇的高压措施将最终摧毁反叛势头。普里切特告诉记者，自己一度打算同意奥尔巴尼运动最近提出的几条和解要求，比如雇用黑人警察。但是市委员会对于游行极其愤怒，以至于现在哪怕仅仅讨论一下和解事宜都是“徒劳且无用的”。尽管双方意见相左，但是普里切特依然得到了市政委员们的信任。当天早上，一个只有七十五人的小团体来到市政大厅，在自由乘车者们受审时跪在法庭外面进行祈祷示威。普里切特并没有逮捕所有人，而是与这批人的领袖斯莱特.金搭上了话。警长将斯莱特.金带进市政大厅，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审判法官解释为什么要在法庭外祈祷。斯莱特详细阐述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诉求，但艾伯纳.伊斯雷尔法官（Abner Israel）并未被他打动，反而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判处他五天监禁。辩护律师C.B.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警把自己的兄长带进了监狱。

对阵双方的心态再次急转直下，就像扭在一起的两个摔跤手一起滚落山坡一样。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斯莱特.金的命运点燃了一大群人的斗志。起初他们想组织大规模游行并进行守夜祈祷，但越来越多保守的黑人认为白人肯定会严惩祷告的行为。科德尔.里根决定激活自己的秘密交流系统。收到他的消息后，志愿者们分头给自己的姐妹和表亲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亲友团成员全都是乐意与非学委合作的中学教师，这样的老师数量很少。之后这些老师们又悄悄建议值得信赖的学生群体在特定时刻溜出学校。大批学生纷纷赶到示罗浸信会教堂，此时里根正打算带领会众再次向市政大厅进发，两路人马随即兵合一处。普里切特警长一开始听任这批人围着市政大厅转了一圈。市政委员们都认为这次游行纯粹是政府前一天太过宽容而种下的苦果，迫于压力的普利切特再次下令把游行者全都赶进死胡同。

到了傍晚时分又有二百零二名游行者被捕入狱。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奥尔巴尼，向普里切特与凯里市长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凯里宣布市政委员会认为市政府与奥尔巴尼运动在种族融合或者释放犯人的问题上“不存在达成协议的余地”。普里切特表示奥尔巴尼“随时可能爆发暴力冲突”，愤怒的黑人与三K党都很有可能首先发难。他发誓，如有必要他会把游行示威者“塞满佐治亚州的监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我们绝不容许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非暴力学生委员会或任何黑人组织通过大规模游行占领奥尔巴尼。”

当天下午，伊斯雷尔法官按照州法院新近提出的非法集会指控对于周日自由乘车运动期间被捕的十一人进行了责令待审处理。福曼、鲍勃，泽尔纳以及其他四个人仍需收监。其余三个人得以保释。汤姆.海登前往纽约为一个学生团体做演讲，查尔斯.琼斯代替了科德尔.里根的位置，而伯纳德.李则迫不及待地赶回了亚特兰大向怀亚特.沃克汇报情况。李告诉沃克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事态可谓前所未有。黑人女仆顶着假名走进监狱，免得白人女主人得知自己被捕的事；许多孩子们已经进了两三趟监狱。李声称奥尔巴尼运动的成员们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奇迹。每当他们的热情达到极点时就会称颂马丁.路德.金的姓名，各种溢美之词简直令人惊讶。李发现，只要他提到自己是领导大会的现场秘书，人们几乎总会一阵晕眩，然后就充满希望地一把抓住他发问道：“你是马丁.路德.金的人吗？”李认为马丁.路德.金应该考虑亲自来到奥尔巴尼压阵，但他同时警告沃克说，有几个当地领导人对于马丁.路德.金很有意见，可能会反对这个想法。沃克立刻询问这些人都是谁。

此时C.B.金正忙着经手一起刑事案件，这起案件的案情触碰到了最原始的种族激情。奥尔巴尼周边的种植地区有一处“败坏的”贝克县，臭名昭著的克劳德.斯克鲁斯虐杀罗伯特.赫尔案件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再度爆发了暴力事件。贝克县的高层金融活动基本上掌握在两位大人物手里。其中一位是个大字不识的百万富翁，主业是养牛。此人在杂货袋的碎片上签支票，画个叉就算签名。另一个人则是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 Woodruff），此人在当地拥有一片占地三十万英亩的种植园，名叫伊楚威。

每年7月4日，伍德鲁夫的种植园主管都会专门为附近的黑人居民举办一场免费大型烧烤派对。这一年的盛会足有三千名黑人参加。其间一个名为查理.韦尔（Charlie Ware）的黑人农场工人犯了个错误，竟然与白人主管的黑人女仆调情。主管随即向L.沃伦.约翰逊（L. Warren Johnson）警长投诉。就像县里的黑人总会奉承警长一样，警长对于有钱有势的种植园监工同样极尽逢迎。韦尔和约翰逊警官都只上过五年学，也都有贪杯的毛病，“短吻鳄”约翰逊还有卑鄙狠毒的恶名。有传言声称他曾经杀死过四五个遭到他拘押的黑人。约翰逊的前任就是声名狼藉的克劳德.斯科鲁斯警官，而他本人也是个所谓的“老派”警务人员。1961年烧烤会当天晚上，约翰逊开车来到查理.韦尔家，先是将韦尔的妻子反复殴打了好几轮，等到韦尔回家之后又一拳打在对方头上。约翰逊逮捕了韦尔，将他全身搜了一遍，并且开车押送他前往了牛顿镇。这个镇子很小，甚至没有一家餐馆。车在贝克县监狱外停了下来，约翰逊把韦尔铐在副驾驶座位上，然后拿起对讲机喊道：“黑鬼拿着刀过来了！我非得开枪不可！”同时将两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打进了韦尔的脖子。“他还想靠过来！我还得开枪。”约翰逊一边喊着又开了第三枪。

上述情节是负责调查本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得出的结论。万幸的是韦尔居然没有死。他不仅被医生抢回了一条命，而且除了颈椎破碎导致脊髓液渗漏之外并没有其他后遗症。联邦探员几乎完全相信查理.韦尔的说法，可是他的结论在贝克县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大陪审团立即就以对约翰逊警长实施严重暴力人身伤害的罪名起诉了韦尔。7月下旬，警方将韦尔从医院转进了监狱。到了11月韦尔依然身陷囹圄。代理本案的C.B.金恳请法官高抬贵手，理由是韦尔并没有逃跑的可能，而且枪击案后身体与精神均受到创伤，甚至耳朵仍然在渗血。但是法官拒绝降低保释金，迫使一贫如洗的韦尔在监狱中待了一年，直到开庭审判。然而与此同时C.B.金也在联邦法院针对约翰逊警官提起民事诉讼，争辩说约翰逊的指控纯粹是血口喷人。约翰逊比韦尔高出整整一头，体重超出对方一百多磅，再加上身为白人警长在封建主义盛行的黑土地带天然享有心理优势。C.B.金宣称约翰逊警长极大地侵犯了韦尔的民权。

对佐治亚西南地区来说，本案的新鲜之处在于查理.韦尔拒绝认罪，而是否认了约翰逊警官提出的所有指控。根据从前的一切标准，韦尔和C.B.金的举动无异于仅凭一根火柴照明就贸然钻进了无底洞窟。然而他们的法律圣战却恰逢其时地煽动了刚刚在奥尔巴尼萌芽的叛乱苗头。C.B.金向贝克县提交了保释查理.韦尔的请求之后过了一周，二十多个人涌进斯莱特.金家里进行周五晚上的首脑会议。参会代表们分属奥尔巴尼的七家黑人组织外加非学委，会议现场洋溢着极度兴奋的期待情绪，间或也掺杂着些许攀比与猜忌。出于焦虑，他们着重强调了各自的协商底线。从联邦妇女俱乐部到教士联盟的所有代表们都同意支持协进会的官方目标，即结束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大家还同意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协商而不是被他们委婉称作“积极行动”的游行示威。但是代表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各个组织都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尤其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谢罗德的青年干部已经头脑发热，随时可能走上街头。但是所有人也都不信任其他组织。因此参会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早期的策略，决定创立一个新的集体组织，名叫奥尔巴尼运动。

斯莱特.金推荐一位威廉姆.G.安德森医生（William G. Anderson）担任新成立组织的主席。安德森四年前从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来到了奥尔巴尼。尽管标准俱乐部是黑人精英的汇聚之所，但是安德森依然凭借着坚韧毅力与灵活手段在俱乐部里树起了名号。他长相英俊，言辞得体，雄心勃勃，过往无论多少挫折打击都没能为他的品格留下哪怕一道疤痕。奥尔巴尼运动的创始人当晚选举安德森为主席，选举斯莱特.金为副主席。休会前组织成员们撰写了一篇谨慎的宣言，充分彰显了C.B.金起草文件的才能：“我们通过间接经验得知，万一我们在迫不得已之下必须依靠积极行动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所涉及社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道德方面的最大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害。有鉴于此类损害的威胁，我们希望此类积极行动将不会在奥尔巴尼发生。”很快凯利市长与普里切特警长就各拿到了一份声明。

谢罗德和里根很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欣慰。过去两个月的努力让他们打入了一个新兴团体的领导层，而且这个团体的涵盖面远远超过了麦库姆的任何类似团体。奥尔巴尼的各路民权团体之所以能够团结在同一面旗号之下，背后有个很说不出口的理由：所有人都知道非学委即将在本地发动示威，如果当地民权团体不能形成合力，非学委肯定会反客为主。事实上，当地民权领导人的疑虑根本抵挡不住学生情绪的大潮。奥尔巴尼运动组织成立后仅仅过了天——也就是11月22日——当地的第一次“积极行动”就爆发了。查特蒙青年理事会里的高中学生走进长途车站白人区，与一直在那里“警戒”的警察对峙。学生们拒绝遵照警察的命令离开现场，普里切特警长本人的命令也没有效果，于是学生们就在几十个旁观者的注视下被拖进了监狱。尽管汤姆.查特蒙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他们保释了出来，但是奥尔巴尼仍然在感恩节前一天见识了第一场种族隔离逮捕。

同一天傍晚，奥尔巴尼州立学院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度过感恩节周末。数百名黑人学生步行或乘车来到了弗林特河对岸，走向奥尔巴尼市中心的小径长途车站各回各家。由于之前的逮捕以及关于种族纷争的持久谣言，教务长已经先一步赶到了车站，指挥学生们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只有两个学生没有听从指挥，一位名叫布兰顿.霍尔（Blanton Hall），另一位名叫柏莎.戈伯（Bertha Gober）。两个人挤出一条路，“走到了干净的那边”——这是当地黑人对于走进白人候车室的说法。心急如焚的教务长不能追过去，只能与目瞪口呆的其他学生们一起站在外面观看。正当霍尔和戈伯在白人售票窗口前排队的时候，一名警察很快走过来说道：“你们休想从这里买到票。”两个学生紧张且礼貌地守在原地，询问警察为什么自己肯定买不到票。一名侦探告诉他们，他们的出现“意在扰乱治安”。这样说是为了给接下来的逮捕做铺垫。可是两名学生依然还在排队，于是普里切特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到了晚餐时分，这则消息已经传遍了奥尔巴尼的黑人社区：一天之内就有两组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早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两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在远离家乡的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这两个学生都不是本地人，因此当地黑人居民几乎全都不认识他们，但是眼下他们的困境依然引发了可观的同情，以至于先一步入狱的三位青年理事会成员都隐隐有些遭到冷落的意思。前来探监的陌生人送来了好几盘子火鸡。

两位学生待在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之夜，期间他们接待了更多的探监访客，也收到了更多的食物。他们的境况通过电话与口信频繁向外公布。就像在麦库姆一样，父母和其他成人的关心令他们大受支持，于是新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领导层在周五决定第二天晚上召集第一次弥撒大会。他们面对着一场源自大学的危机与一场源自高中的危机，而且对于种族隔离暴力的恐惧也正在滋长，这正是向公众介绍新成立组织的绝佳机会。有一位E.詹姆斯.格兰特牧师（E. James Grant）同意安德森和斯莱特.金借用他的锡安山浸信会教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因为锡安山教会的信众都是浸信会的精英教友。

周六早上，狱中的布兰顿.霍尔和柏莎.戈伯收到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官方通知：“鉴于你们遭到了逮捕……所以你们从即日起无限期停课。”各种声称丹尼斯校长决定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站在一起的宣传页和传信人立刻将这条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如果说前一天晚上的弥撒大会还不算是板上钉钉的成功，那么现在这场大会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了。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说学生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格兰特牧师正在苦苦抵御外界压力，不肯从奥尔巴尼运动手中撤回锡安山教堂的使用许可，还有人说丹尼斯已经不敢在自己的教堂里露面了。

安德森医生主持了会议。斯莱特.金、C.B.金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做了演讲。当地黑人周报的编辑A.C.瑟尔斯（A. C. Searles）报告了那天下午他与丹尼斯校长的紧急会面。瑟尔斯认为让学生停课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既没有发出通知也没有组织听证，更何况就连法院都还没有裁定两位学生的罪名——可是丹尼斯只是简单答道，两名学生的停课决定是“永久性”的。瑟尔斯宣称丹尼斯已经陷入了心力交瘁的境地，而他本人则在一时激愤治下痛骂丹尼斯——他的老朋友、执事同工以及标准俱乐部会友——是“我所见过的长得最黑的白人”。无数犀利言辞纷纷砸向丹尼斯，简直要把他放逐到黑人群体之外。激动人心的话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抗种族隔离。长期存在的社会模式遭到的倾覆，对于年龄与退让的尊崇让位给了青春与对抗。

科德尔.里根性情外向，喜好表演，还有一副高亢的嗓音。他在非学委的非暴力研讨会上发现了两位颇具天赋的歌手——鲁莎.哈里斯（Rutha Harris）以及柏妮丝.约翰逊（Bernice Johnson）。两位姑娘都是布道人的女儿，一直在研习声乐，希望成为剧院明星。几周以来，里根与两位姑娘组成的三重唱组合一直在歌唱赞颂自由的歌曲。那天晚上他们登上了锡安山教堂布道坛担任领唱。按照预先的安排，在歌唱自由歌曲与赞美诗时没有钢琴或者风琴伴奏。纯粹人声的旋律与力度就此成为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标志。从女高音独唱家嘹亮的赞美诗曲调到台下会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全都仅仅源于人体本身。歌声应和着黑奴灵歌的基调，既有悲怆而甜蜜的《哦，自由》，也有欢乐而喜悦的《我的一点光》。起初，非学委领导人们接受领唱角色是因为这是他们意识到了运动歌曲的效用，而长辈们容许他们担任领唱则是因为音乐在常规教堂仪式当中的作用并不太大。但是非学委领导人们很快就研究出了一套利用音乐操纵人心的手段。他们通过无伴奏演唱从布道人或者风琴师的手中夺走了多年建立的仪式主导权。歌曲的精神席卷了人心。年轻的领导人明白，通过歌曲他们能让平民百姓说出并且感受到那些之前超出他们理解的事物。通过颇具反抗精神的《我不可任人摆布》（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Around）一曲，谢罗德和里根呼喊出了“我不可任由普里切特警长摆布”的词句。让他们惊讶的是，踌躇着缓步走进教堂的人们也开始高声呼喊这句话，将自己摆在了可畏权威的对立面上。

在歌声暂歇期间，安德森请五位被捕学生登台讲话，告诉会众他们为什么决定在长途车站与种族隔离对抗，以及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五位学生依次讲话，最后一个登上布道坛的是柏莎.戈伯。她身材娇小，声音细微得像个孩子。她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看守她的狱卒以及监牢里的肮脏细节。“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即使通过受苦受难或者遭受虐待，也应该实现人类的尊严，”戈伯说道。“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身。为了这样的事业，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两个夜晚。我觉得自己赢得了体面与自尊，觉得自己一身上下无比洁净。就算身处奥尔巴尼最肮脏的狱墙之内，就算是学院的所作所为，也无法剥夺这种感受。”这番简洁而又震撼的言辞击中了听众们的内心。“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谢罗德在大会记录当中写道。他与其他人全都眼含热泪，就连“坚强成熟的男人”也不能免俗。接下来大家都唱起了闭幕之歌《我们必胜》。大约三分之一的会众在赐福祈祷之后依然留在教堂里继续歌唱。歌唱家们也留在台上直至午夜过后。台上台下都希望这一刻永不会结束。

到了周一，五百多人聚集在市政大厅门外等待着五名被捕学生的快速审判结果。谢罗德先大致向外面嘈杂的人群介绍了一下查尔斯.琼斯、非学委的同事以及刚从亚特兰大过来的石山狱友们。庭审期间，琼斯将人群慢慢推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普里切特警长在外围陪着人群一起移动，有时开几个善意的玩笑，有时又命令人群立刻散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逮捕几个人。第二天，谢罗德冒险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在学生集会上演讲致辞。警方随即拿着丹尼斯校长及另外两位教授签署的非法入侵证明书逮捕了他。谢罗德在监狱里过了一夜才被保释出来。

查尔斯.谢罗德以及科德尔.里根特意搭乘长途车来到麦库姆听取了摩西案件的庭审，目送着着自己的朋友被关进了监狱，然后两人就回到了位于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新岗位。自从他们自己在10月中旬的麦库姆背负的刑事指控遭到撤销之后，他们就一直努力想要在奥尔巴尼市周边的佐治亚州西南地区复制密西西比州的登记项目。这片地区物产丰富，包括棉花、山核桃与花生。他们来到奥尔巴尼时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什么都没带，晚上过夜都只能在汽车后座上或别人家的门廊里勉强凑合。在密西西比待了一个夏天之后，两人认为奥尔巴尼无非就是略微大一点的麦库姆，至于附近的特勒尔县则像阿米特县一样是一片暴力横行且被人遗忘的种植园。

谢罗德从亚特兰大的南部区域市政局那里知道了C.W.金（C. W. King）的名字。C.W.金是奥尔巴尼的一位富裕黑人与自由派政治路线支持者，也是一户大家族的一家之长，总共生了七个儿子，全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有几个儿子还留过学。金家最大的儿子克莱农正是1958年被强行贴上精神病标签的教授，因为此人居然疯狂到要申请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金家最小的儿子普雷斯顿是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哲学教授。剩下的五个儿子当中有两个留在奥尔巴尼，成为了上层年轻黑人群体当中的坚定支柱。斯莱特.金（Slater King）和他父亲一样是个建筑商，也是房地产经纪人。C.B.金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三位黑人律师之一（正是他从密西西比州惠特菲尔德精神病院将大哥救了出来）。C.B.金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穿着定制西装，满口都是抑扬顿挫的多音节单词。然而尽管他做派十足，但却依然只能为女佣、手艺人或者醉汉打官司。当地的白人律师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性情古怪的C.W.金将谢罗德和里根安顿在了自家的一间空房间里面。这两位年轻的非学委义工看上去有些毛糙，并不太像政治领袖。里根只有十八岁，是纳什维尔的高中生。詹姆斯.劳森说他年纪太小，不适合参与非暴力运动工作。忿忿不平的里根不请自来地强行参与了纳什维尔的好几场游行示威。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一开始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非暴力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他与自由乘车者们一起被密闭卡车连夜转送进了帕尔希曼监狱，亲眼见到狱守如何凶残殴打两名来自芝加哥的和平主义白人青年，电击鞭笞无所不用其极。这时他才真正认识到了这场运动究竟多么严肃。即便如此惨烈的场景依然未能让里根产生丝毫畏惧，但是非学委内部的大部分学长们都还拿他当小孩子，认为他有点热情过剩。

谢罗德是非学委当中唯一能容忍里根的资深成员。就好像非学委对于里根不太放心一样，奥尔巴尼的金家人同样认为谢罗德也是个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年轻人。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既危险又天真的气质。 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宣布自己打算只身前往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向当地的白人亲戚介绍自己，惊恐的黑人亲戚们赶紧扼杀了这个打破禁忌的念头。他第一次参加过跨种族交流团体后惊讶地表示自己刚刚才知道白人并非无所不知。谢罗德的身上同时存在着许多相反的极端特质，他似乎既羞涩又火爆，既懒惰又积极，既能衣冠楚楚，也会混迹街头。刚刚来到奥尔巴尼的最初几天，谢罗德与里根一直在黑人高中的操场上打篮球，有人问问题就回答一下。里根很快就成了同龄人眼中的明星，他讲了自由乘车者的故事，让很多听众都感到非常兴奋。打了一周篮球之后，有十几位学生积极表态想要参加在教堂举行的会面。大家都明白，知果他们不能理解非暴力抵抗如何直接源自《圣经》，就不能明白静坐运动与自由乘车的全部意义。

谢罗德将最初几次集会安排在了室外。接下来他锁定了位于中学附近步行距离之内的教堂，然后亮出自己的布道人身份，从而获取教堂牧师的帮助。示罗浸信会的H.C.博伊德牧师（H. C. Boyd）同意让谢罗德使用教堂里的一个房间举行非暴力主义讲座。博伊德参加了最初几次集会，听到谢罗德宣讲《圣经》中关于兄弟情谊与正义的篇章段落。后来博伊德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谢罗德一直在强调基督教美德以及改善奥尔巴尼的社会环境，对于监狱与抗议却只是一笔带过。不过博伊德又安慰自己，谢罗德正在做一件包括自己在内的奥尔巴尼牧师全都做不到的事情——吸引大批年轻人每周来教堂两三次，甚至是四次。

第一位强烈反对谢罗德和里根的奥尔巴尼黑人领袖是当地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年监督人汤姆.查特蒙（Tom Chatmon）。查特蒙是摩豪斯毕业生，刚过而立之年就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通过经销化妆品赚得了好几桶金。此外他还嗜赌戒性，挥霍掉了相当一部分财富。查特蒙的身上散发着赌徒特有的幽默，是奥尔巴尼黑人企业界受广受欢迎的人物。用白人们的话来说，目前他在协进会里面的地位相当于担任了国际青年商会主席——通向高级领导岗位的垫脚石。作为与奥尔巴尼年轻人联系最紧密的成年人，查特蒙早就感到这两个来自异地的局外人分流了青年理事会最优秀成员的办事热情。于是他发动守势，声称这两个非学委义工可能是共产党。

即便是奥尔巴尼最大胆最不安分的黑人领导人都因为查特蒙的担忧而深感不安。声名显赫的标准俱乐部当中的有些成员建议干脆把谢罗德和里根赶出奥尔巴尼，或者按照C.B.金告诉谢罗德的那样，“发表意见让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可能会导致社区分裂。”“奥尔巴尼某位杰出黑人”给亚特兰大协进会地区总部打了“一通紧急电话”，警告两个年轻的非学委活动分子想要引诱当地青年参与自杀式示威活动。三位协进会官员马上冲到奥尔巴尼试图维持复纪律。

11月1日是美国政府州际商务委员会新颁布的废止种族隔离条例的生效日。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查特蒙发现想要拦住打算在当天前往小径长途车站白人候车室试试水的青年理事会成员越来越困难了。查特蒙并不否认自由乘车者们为了争取这一条例而承受过的痛苦必定远远高于奥尔巴尼的年轻人为了践行这一条例而将要承受的痛苦，此外他也全心相信正义与联邦法律都支持黑人在车站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他依然受到各种制约。如果查特蒙在协进会内部寻求支持，很可能被拒绝，而且几乎肯定会遭受屈服于非学委路线的谴责；如果他在未获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肯定难免在等级分明的协进会内部遭受责难；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青年理事会就会跟着谢罗德走向公共汽车站，查特蒙则会被人视为懦弱胆小的协进会的傀儡。尽管不情愿，查特蒙还是就1 1月1日的长途车站“测试”事宜与谢罗德进行了协商谈判。青年理事会的高中生成员将会参与“测试”，但并不是以协进会的名义，而且还要尽量避免被捕。谢罗德离开奥尔巴尼前往密西西比旁听摩西案审判之前，双方通过秘密商谈敲定了这次试水的具体安排。

这则消息渗透了种族分界线界限，传到了当权者耳中。奥尔巴尼市长阿萨.凯利（Asa Kelley）在10月30日召集了一次奥尔巴尼市委员会特别会议。在此次非公开会议上，警长劳瑞.普里切特（Laurie Pritchett）报告说城市里“即将发生某种示威游行”。普里切特是一位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身材粗壮，嘴里总是叼着雪茄。尽管乍一看去只是个信奉蛮力的无脑莽夫，但是实际上普里切特却是一位心思缜密走一步看三步的警务人才。很早之前他就预感到奥尔巴尼早晚也会遭遇种族危机，并且仔细研究了自由乘车运动期间阿拉巴马州当局的表现。在他看来，阿拉巴马州当局的最严重失策在于听任暴力的发生，因为暴力会引来公众关注并且迫使州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联邦政府的干涉。 于是他开始培训自己手下的警察如何在不使用警棍或枪械的情况下践行种族隔离法律。普里切特在市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自己明确指示手下人不能根据种族隔离法律逮捕任何人，因为这样做在法律层面上站不住脚。警方只能依据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来维持种族隔离。他已经让奥尔巴尼的所有警察部队“在可能发生的紧张事件期间”进入警戒状态，一切休假安排全部取消。委员会很感谢他做出如此细致的安排。

11月1日早上，科德尔.里根和查尔斯.谢罗德来到了小径长途汽车站，决心要让奥尔巴尼成为当天参与测试的十几个南方城市之一，承接自由乘车运动的势头。平等大会的戈登.凯利向七个州的七百多位志愿者下达了指示。为奥尔巴尼制定的计划是钳形攻势：谢罗德与里根作为乘客测试小径长途车站的内部公共设施，查特蒙的青年理事会学生团队则在车站里与他们碰头，随后来到车站外围测试外部设施。然而谢罗德和里根走进白人候车室时却连一名学生都没看见，只有六七个绷着面孔的奥尔巴尼警察在候车室里恭候他们。这番景象如同一桶冰水浇在了两位义工头上。他们快步走出车站，发现外面的黑人全都人心惶惶，因为有人警告说车站里面可能会发生殴打甚至屠杀事件。两个人花了一整天才鼓舞了青年理事会成员的精神。当天下午九名青年理事会成员鼓起勇气来到了小径车站。谢罗德和里根等在外面，而学生们则走进了白人候车厅。警察让学生们离开，于是就顺从地退了出来。

尽管根据自由乘车运动的标准这场示威很不值一提，谢罗德还是报告说“自从这一刻起种族隔离死了。”“孩子们”敢于冲撞劳瑞.普里切特的消息在奥尔巴尼黑人社区口口相传。除了当地最保守的协进会领导人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要为警方违反州际商务委员会新条例的测试案例打下基础，那就必须有人在车站被捕。谢罗德鼓吹着劳森的主题：就算最高法院的法令如同黑云压城一般堆积起来，可是如果奥尔巴尼的黑人在警察面前主动退缩，在自己身上主动实行种族隔离，那么这些法令就毫无意义。高中学生成群结队涌入谢罗德组织的会议，还拉来了长辈亲戚。大学生来了，几名布道人来了，甚至一两名学校老师也来了。每周六谢罗德与里根也会主持选民登记工作室，不过全城上下对于长途车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感兴趣。

来自南方各地的几十名年轻学生参加了亚特兰大的非学委会议，摩西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这些学生们的脑海里都装着尚未完全成型的关于静坐与自由乘车运动的程式化记忆，总在他们身边的导师艾拉.贝克则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这些回忆进行了解释。这些学生们的记忆全都在他们自己身上得到了体现，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消化外界灌输给他们的各种信息。他们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最近内部参观过不止一座监狱的明星学生。他们曾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从长辈那里感受过最极度的恐惧也接受过最热烈的赞扬。他们正在越发自省地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詹姆斯.劳森当时正在为某杂志写文章，题目是“非暴力革命的前夜到了吗？”

每个人都要就信仰话题进行一段简短发言并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为了非学委奋斗终生。有人现场祈祷，有人讲述了情节精彩的亲身经历。可是轮到摩西发言时他却拒绝开口，迫使整个流程戛然而止。摩西仅仅表示自己很想赶紧回到密西西比。他认为学生们这是在作秀，相互攀比华丽辞藻。但是就像他在密西西比州不打算强迫当地农民参加选民登记一样，在这里他也不打算多说漂亮话，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自身的存在感来压倒别人。摩西是一位神秘主义纯净派。他重视非学委向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们提供的帮助，但却始终与这个组织的实际功能——比如筹集资金、规划指导方针以及公共宣传——保持着距离。密西西比的经历也让他更加怀疑自上而下的命令是否有效，并且越发注重以身作则的道德领导力。

摩西的沉默可能比任何演讲都更有作用。沉默表明他非常愿意回到密西西比的荒郊野岭。此前的非暴力运动参与者们只要偶尔以身涉险一番就能问心无愧，可是摩西却似乎必须时时刻刻都暴露在危险当中，同时还要承受生活琐事的重压，唯此才能感到心安理得。其他人参与非暴力运动的心态都是都是平时松一时紧，摩西的心态却是平时紧一时松。尽管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他确实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沉默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完全压制住了参会学生们的权力争斗。与摩西的做派相比，他们的争斗看上去根本不值一提。

讽刺的是，正是丝毫不关心个人形象与自身利益的摩西塑造了公众对于非学委的早期认知。非学委的形象不再是静坐学生甚至自由乘车者，而是一群类似于教士的存在，致力于一连好几年深入种族隔离界限的大后方孤军奋战，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非学委的义工被公认为不畏牺牲的民权先锋，舍弃了一切世俗的抱负。非学委的神话形象不仅借鉴了早期基督徒的做派，而且也借鉴了劳工运动的遗产。非学委的外宣焦点是那些既不关心物质享受也不介意世俗认可的“组织者”，这些人就算一时受挫也会高兴地跺掉脚上的尘土，转战下一个岗位。 这样的描述把“草根”变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流行政治词汇。符合这种描述的活动家与马丁.路德.金的高大上形象截然相反，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描述的力量。

摩西从亚特兰大招揽了一车非暴力资深成员，并且带领他们回到了密西西比。刚刚赶回来他就意识到非学委在麦库姆还需要继续躲藏一段时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希金斯校长拒绝让10月4日被捕的上百名学生复课，除非他们先签署一份以后不再参与此类种族活动的同意书。与希金斯僵持不下的学生们每天都会游行到学校进行演讲或谈判，拒绝签署同意书之后又一起游行回家。黑人教师害怕前所未有的学生罢课会让自己丢掉工作。暴力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不仅只有敌视整场争端的白人可能诉诸暴力，而且相互对立的黑人派系之间也很可能擦枪走火。

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士气免受时间的侵蚀，非学委领导人临时开办了紧急学校，他们称之为“非暴力高中”。许多非学委老师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了普通教师，这一事实本身就触发了无数争论议题之一。兴奋感赶走了一般教室里的沉闷气氛，老师们也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这四个字的含义。有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站起来问查尔斯.麦克迪尤，这门课是否包括“南方独立战争”。

“什么战争？”麦克迪尤一头雾水地问道。说了半天他才明白这是顽固的南方联邦支持者对于南北战争的称呼，就连他班上的黑人圣战小战士都在不经意间吸收了这么多南方人的观点。摩西、麦克迪尤以及其他教师都意识到面前的困难既难以察觉又根深蒂固。他们明白非暴力高中之所以能成功开办，部分原因在于白人掌权者还顾不上集中力量对付他们。

临时学校的第一周可谓千头万绪混乱不堪。这一周的某个晚上，一位极度慌张的访客来到共济会会堂找摩西。来人正是路易斯.艾伦，他告诉摩西自己收到了法庭传唤，大陪审团想要验证验尸官涉及赫伯特.李谋杀案的发现。艾伦说他不想再撒谎了，想知道如果自己指证E.H.赫斯特，摩西能不能让联邦政府保护自己的性命。闻听此言的摩西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从一方面来说，确切得知赫伯特.李死于谋杀令摩西心里五味杂陈；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恐惧依然笼罩着阿米特县，但是摩西依然忍不住抱有乐观的希望，或许这次正义当真能得到伸张。他建议艾伦暂且保持沉默，自己需要首先与华盛顿那边商量一下。

摩西把艾伦的提议转告给了约翰.多尔，结果引发了一轮官僚争斗。自从三周前多尔在办公桌上看到关于赫伯特.李谋杀案的便条之后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10月19日，他第三次请求联邦调查局调查李的谋杀案，再次探访目击者，询问卡斯顿治安官所谓的撬胎棒是怎么回事，以及获取验尸官的陪审团证词记录。联邦调查局拒绝了他的全部请求。联邦调查局认为，既然县当局与所有目击者都同意赫斯特的行为是自卫，那么重新启动针对赫斯特的民权谋杀案调查只会是徒劳无功。于是多尔透露说艾伦打算更改证词，因此案子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最终还是回到了利伯蒂，按照多尔的要求展开调查。路易斯.艾伦踏出了决定他的最终命运的一步，正式告诉调查员们自己没看到撬棒，赫斯特直接愤怒地朝赫伯特.李开了枪。调查员还询问了除艾伦之外的唯一一位目击者——之前声称自己看到赫伯特.李朝赫斯特举起撬棒的白人。现在这位证人也松口了，他说直到撬棒从李的尸体下面“被人拿出来”之前自己从没看见过这东西。“被人拿出来”这句被动表达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出现了四次，可调查员却从未想过要问一下撬棒究竟是被谁拿出来的。如此符合逻辑且干系重大的调查线索居然遭到了忽视，几乎让多尔陷入了绝望。按照多尔的要求，调查员们也询问了负责调查验尸官的法官，但却并没有向法官索要验尸官的证词记录，甚至都没告诉对方多尔想要查看这些记录。

多尔向摩西简要说明了一番，认为司法部不会就赫伯特.李的案件提起诉讼。如此残酷的结局进一步加剧了纠缠在两人心头的道德困境。两个人都知道，如果联邦政府不予起诉．那么就没法为路易斯.艾伦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之前再让艾伦大陪审团面前指证赫斯特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十分危险。摩西与多尔陷入了难堪的窘境，只得告诉艾伦小心说实话的后果——换句话说就是警告他最好还是像原先那样撒谎。对于摩西来说，这样做不仅背叛了艾伦的勇气，而且也背叛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工作时采用的哲学理念。

更糟糕的是，现在艾伦再想反悔已经来不及了。似乎县里所有人都知道了联邦调查局打算重启调查，也知道艾伦打算在大陪审团面前控告赫斯特。尽管艾伦打了退堂鼓，但他还是沦为了众矢之的。多年以来一直从他这里买木材的白人突然表示自己不再需要木材了。多尼斯.霍金斯的加油站削减了他的信用额度，达里尔.布莱洛克的加油站也一样。艾伦的苦境让多尔和摩西非常为难：他们让艾伦承担了道德风险，可是就连争取正义的一线机会都没能换来。为了艾伦的福祉，他们本应该让他撒谎或者保持沉默——遵循密西西比州守规矩黑鬼们的惯例。路易斯.艾伦自从谋杀案发生那天起就看清了这一点，但是非暴力运动哲学家和美国司法部官员却自欺欺人地劝诱艾伦说出了事关生死的另一套事实，然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错判了形势。

多尔试图让摩西克制一下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批评。他认为摩西如果一边对抗密西西比州的种族隔离势力一边对抗联邦调查局，那么两边都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理解联邦调查局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局”字。联邦调查局内部是一座官僚主义搭建的迷宫，由J.埃德加.胡佛的个人性情全盘统御。但是在这座迷宫的深处的确存在着若干抓手，民权阵营完全可以善加利用。比如联邦调查局痛恨难堪及众所周知的失败。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调查员都是北方天主教徒而不是南方人。联邦调查局与地方当局的合作历来都会遭到内部矛盾的掣肘——地方治安官与警察反感调查局趾高气扬的派头，调查局探员也看不上当地执法机构的土办法。多尔强调，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决不能蛮干硬来。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投其所好，将联邦调查局内部深厚的体制化自豪感与施行民权法规的新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尽管对摩西说出这种话并不容易，但多尔还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简洁作风。他不得不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坚持工作下去，也是为了暗示摩西错处并不全都在联邦调查局身上。多尔不能告诉摩西的是，基于李的谋杀案及密西西比州西南地区一系列程度较轻的案件，他和同僚们准备了一套强有力的“b类诉讼”。多尔本人很欣赏路易斯.艾伦，相信艾伦的直白坦率与骇人的诚实态度能让他成为一名可靠的证人。多尔还知道，只要让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官员们看到赫斯特被捕受审，肯定能起到当头一棒的效果，无论陪审团是否对其定罪。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多尔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一切，因为他不想承认伯克.马歇尔拒绝了这个案件。马歇尔害怕混乱，觉得有必要维护政府掌控全局的姿态。多尔勉强接受了对方的判断，但他的几个助手——尤其是那些曾在密西西比工作过的人们——却依旧公开表示异议。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司法部一直在努力说服民权团体相信联邦政府将在选民登记领域为他们提供保护，而现在这项不予立案的政策却扭曲了司法部的努力。多尔告诫他们，除了在马歇尔手下，他们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如此自由地立案。其他地方的检察官与政府上层的联系都不像他们这里这样紧密。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办事。

回到麦库姆，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希金斯校长的要求。非学委领导层赶紧把其余数十位学生转移进入了一所开设高中课程的黑人学院。10月31日，非暴力高中的几乎全部师生都因为参与10月4日抗议游行而出庭受审。迅速审判后，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另外十五个人都被戴上手铐关进了马格诺利亚县监狱的醉汉监禁室，刑期从四个月到半年不等。在偷运进监狱的纸张上面，摩西记录下了庭审现场的情况。布鲁姆菲尔德法官在宣读判决时将他狠狠责难了一通，认为他的行径无异于领导黑人儿童走进屠宰场。“‘罗伯特，’他对我说道，‘你们学校里不是有几个人曾经在不引发暴力的前提下在派克县登记过吗？’我心想，南方人在说大话的时候最容易暴露本性。”

这批囚犯成为了在县监狱附近工作的当地白人眼中的稀罕物，有些人甚至还特意来到监狱观看他们。当地白人全都理所当然地相信，被集中关押在同一间囚室里的十二名囚犯全都是美共份子，而且马格诺利亚县的绝大部分居民们以前都从没见过正牌共产党。有人要求看守把摩西单独指出来，因为他们都听说摩西是这帮人的领导人。一个商人冷静地表示，俄国人打算把美国U-2飞行员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关多久，监狱就应该把摩西这帮人关多久。有个女孩子反复要求查尔斯.麦克迪尤“说几句共产话听听”，耐不住纠缠的麦克迪尤只得跟她说了几句意第绪语，令对方颇为兴奋。

在这样的时候，囚犯们就像动物园里的展品一样迎接着心怀敌意的访客，有些人的敌意源自天真，也有些人的敌意源自无知。不管怎样囚犯们都并不介意跟这些访客开开玩笑。不过像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挤在一起的犯人们不得不自行抵御无聊与绝望。他们相互交流了非暴力高中的高阶课程。摩西和麦克迪尤用火柴做成棋子一起下棋。“到吃饭的时间了，”摩西写道，“我们吃的饭是装在平盘里的米饭肉汤、干面包以及‘大块城镇蛋糕’。我们没什么餐具，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直接流进一个洞里。”

“这就是密西西比，冰山之中。霍利斯.沃特金斯唱起了男高音：‘麦克划船到岸边，哈利路亚；基督徒兄弟们别落后，哈利路亚；密西西比说走就走，哈利路亚。’这是冰山之中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