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战争的最初八个月平静得令人意外。这一时期的英国有一位很受欢迎的战时领袖。根据刚刚出现的民调手段，他的支持率达到了70%。从1939年的深秋到寒冬，再到1940年的早春，尽管人们起初很害怕大规模轰炸袭击，但是张伯伦的战争看上去就像张伯伦本人一样索然无味。正式宣战之后，空袭警报第一次响起，城市儿童几乎立刻被大规模疏散到了农村。英军进驻法国，在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地区的冰冷散兵坑、谷仓与房舍里安顿了下来。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尽管当时这一点还不明显。日复一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巡逻时忍不住失礼向德军射击的英军会遭到法国盟友的呵斥。但是天上并没有炸弹掉落。在海上，德军潜艇成功潜入了斯卡珀湾的主要军港并且击沉了一艘老旧的战列舰，令皇家海军尴尬不已。这一时期的英军也取得了一定胜绩，例如成功猎杀了施佩伯爵号战列舰。返回海军部的丘吉尔一直在极力吹嘘这些方面的胜利。但是皇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德国进行封锁，而英国政府在这一点寄托的希望简直大得可笑。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总体而言优于英国人，德国的工业原料储备比英国更充足，德国的战备工作也远比英国更到位。尽管如此，虚荣依旧的张伯伦却写道，自己有预感战争会在春天结束，因为德国人将会意识到“这场战争并不值得他们变得越来越瘦弱贫穷。”皇家空军飞到柏林上空之后投掷的是传单而不是炸弹。开战的阴郁消息刚刚传来时，英国人很是惊惶了一阵，现在他们却有些不知所措，头脑里装满了疑虑与乐观主义的混合物。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战争打不长。然后人们就厌倦了。说俏皮话是英国人的民族特长，各大报纸的副版编辑也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利用这项特长，因此他们将这场战争称作不尔战争（美国口语化的“假战争”一词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丘吉尔大张旗鼓地反对倦怠。他通过广播面向全国发言——此时收音机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他的实际权限远在海军部四壁之外一样。丘吉尔尤其喜欢谈古论今地数落各个中立国家。这些言论气坏了张伯伦，却让他的声誉逐渐超出了白厅的范畴。至于张伯伦的内阁重组则基本上无人在意。唯一引起人们关注的人事任免就是莱斯利.霍尔.贝里沙【1】遭到解雇。这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首次在英国推行了斑马线，现在他开始整顿军队，却惹恼了许多将军与同僚。张伯伦原本打算任命他担任信息大臣——此人很有公关天赋——但后来又在别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霍尔.贝里沙是犹太人，张伯伦担心这一任命会遭到德国人的嘲笑。他又向霍尔.贝里沙提供了另一个岗位，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这一步昏招理所当然地气坏了各大报纸。

与此同时，高档餐厅依然还在营业，派对依然还在举行，新款汽车依然还在下线，工厂依然远远没有将全部产能转向制造坦克与飞机。但是英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张伯伦内阁在打仗的问题上确实有些漫不经心，甚至可以说是一脑子浆糊，但是相对而言这届内阁的活力还算旺盛，并且已经开始在国内除旧布新了。正是这一届内阁在正式开展之前推出了影子工厂体系，使得军工制造业可以分散分布，生产速度也得到了提高。另外前文已经提到了战斗机产量的增加。这届内阁重新启用了1914年国土防御法案或者说DORA，将其更名为战时紧急授权法案，从而使得政府针对绝大部分公共生活掌握了近乎独裁的权力。根据这项法案，政府有权窃听、跟踪、拘留、审查、命令与逮捕任何人，监听电话更是家常便饭。旨在宣传的信息部投入了工作，尽管并不太能令人信服。供给与粮食部这样的新部门获取了新的权力，控制了许多物资的进口与配给。一百五十万人得到了征召与培训，投入了各种形式的本土防御工作。全体国民的身份都得到了登记，每人都领到了一张印着号码的棕色卡片充当身份证。根据1917-1918年学来的经验教训，这一次的配给制度得到了改良。直到开战三个月后配给制度才正式落实，但是全民登记结束之后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份配给册。此外这届内阁还开始磕磕绊绊地拉拢工会与商界领袖们共同致力于推进战争工业。与丘吉尔相比张伯伦或许确实只能算是个孱头而已，但他却是一位勤奋且有条不紊的孱头。

从社会层面而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疏散。1939年9月短短三天时间里，一百五十万人从城市疏散到了乡镇。与全国的人口流动相比这些人只能算是少数。有人估计当时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搬到了别处。大多数搬迁行为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们会搬进寄宿家庭或者酒店，又或者与朋友同住，从而躲避即将到来的空中屠杀。留守自家的人们则会充满嫌弃地谈起所谓的“藏身洞”。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官方组织的疏散，被疏散人群相对较穷，“接收地区”遭受空袭的可能性在政府看来也比较低。八十三万名中小学生构成了官方疏散人群的主体，不过刚刚生育的母亲与婴儿、孕妇以及七千余名残疾人也得到了疏散。这批人离开了伦敦以及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城市、港口与大型城镇。从南部海岸的南汉普顿与朴茨茅斯直到英格兰中部，从曼城、利物浦与纽卡斯尔直到苏格兰地区的主要城市都得到了疏散。大多数人的疏散渠道是当时依然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此外也有少数人乘坐长途车甚至客船。学校里的学生们全都被遣散了。但是有资格出城避难的人群当中坚持留在城里的人超过了一半。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危险近在眼前。还有些家庭则决定一家人理应同生共死。

这支浩浩荡荡的未成年人疏散大军就这样踏上了征程，每个孩子手里都紧紧攥着装满干净袜子、裤子、牙刷（如果有的话）与食物的背包。但是他们刚刚上路，原定的交通计划就崩溃了。大多数焦虑期待着疏散人员到来的村镇都没有迎来预定数量的疏散人员。有些城镇的接受工作还算井然有序，地方官员们等待着将疲惫茫然的孩子们接到教堂或者学校里，然后再分配给各个家庭。在其他地区，当地居民干脆就主动出面把自己看着顺眼的孩子挑走。缺乏廉价劳动力的农夫喜欢大个子的男孩。挑剔的家庭主妇则会挑走最伶俐、最干净或者最招人疼的孩子。脏一点或者穷一点的孩子们往往就像卖不出去的歪瓜劣枣一样留在后面，眼巴巴地等待着最终把自己挑走都人家。就这样英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社会实验。正如一位研究本土前线的顶尖历史学家所说，“因为这些孩子在火车上等了很久，或者因为他们不愿与父母分离，又或者因为他们认为乡村的黑暗角落里都藏着鬼魂，总之在大规模疏散第一天的晚上，从阿伯丁到德文，无数的孩子们当天晚上都尿床了。”

当然，尿床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在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城以及伦敦以东的广大地区，跳蚤与头虱依然司空见惯，脓疱病之类的皮肤病不足为奇，卫生意识更是根本无从谈起。当地居民没有洗澡刷牙的习惯，家里甚至没有现代化的厕所。有些人干脆就在卧室角落里小便。按照礼貌英国的标准，这些人的日常用语全都非常难听。许多被疏散到乡间的母亲们并不忌讳抽烟饮酒。对于父母管教的态度也比较放松。因此在教区牧师的妻子、杂货店老板或者当地老师的眼中，这些借住在自己家里的城里女人完全就是一帮贱货。许多当地孩子都只有薄底球鞋可穿，到了冬天还要把衣襟缝起来御寒。他们往往没有换洗的衣服，甚至从没有穿过内衣内裤。就这样，伴随着恐怖、恶心与热情，扑满香粉的中产阶级鼻头与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现实生活首次发生了亲密接触。许多家庭本着基督徒的仁爱精神接纳了城里来的孩子，以至于战争结束时孩子们根本不想回家。这些孩子长得更壮了。他们平生头一次见到了活生生的牛羊与枝叶繁茂的苹果树，尝到了直接来自田间地头、滋味简直无法言喻的新鲜食材。也有些家庭指责城里的父母无知背德，要求将自家的成立孩子转送到其他人家里去。当然也免不了还有极少数家庭对孩子们施加了残忍的虐待。

尽管接收家庭的极端肮脏环境往往遭到了夸大，乡村社会的流言与民间段子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但是大疏散揭露出来的事实还是吓坏了很多立场保守甚至有些势利眼的英国地区。圣公会英格兰妇女第一次见到了犹太人，苏格兰长老会农夫第一次遇到了罗马天主教徒。正如前文所见，三十年代的英国正在变得极端分化，有些地区越发繁荣，也有些地区逐渐破落下去，大疏散则将这两部分地区强按在了一起。双方在物理意义上来了个亲密接触，当事人闻到了不一样的气味，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这两者都远比词语更有力量。气味与声音的效果自然难以量化，但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生动记忆，兴奋异常的同时期报纸评论，以及政客之间的激烈辩论都意味着大疏散是一场震撼全国的社会变迁。无论那些言谈流利、烟不离口、整天奋力敲击打字机的知识分子们——包括乔治.奥威尔本人——有什么话说，这些言论的效力都远远赶不上被疏散人群的亲身见闻。第一次在浴室里看到别人身上的疥癣或者第一次在鸡舍里见到新鲜鸡蛋的体验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几个月之内，由于德国轰炸机未能如约飞到城市与工厂上空，成百上千户疏散家庭又返回了城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将近一半的疏散人群都返城了。当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不得不再次逃到乡下，那时候疏散工作的安排将会得到很大改善。与此同时，疏散行动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润物无声地改变这个国家了。

不过大疏散并不是战争故事的全部内容，因为还有很多人住在城里。几百万条在丹迪编织而成的口袋装满来自海滩与露天矿场的沙子，将办公楼、医院与火车站团团包围了起来。伦敦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上空都载浮载沉地升起了体态丰满的银白色防空气球。公园面挖出了壕沟，预制防空掩体大量分发了下去。事实证明大部分备战人防措施都是在做无用功，其中最幸运的一项无用措施就是防毒面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政府就发放了三千八百万个防毒面具，当时的人们十分贴切地将这些面具称作“猪嘴与骷髅头的可怖结合体”。此外政府还进行了各种精心准备来应付可能发生的可怖毒气攻击。开战一年之后很多人都懒得整天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了，尽管就连儿童也领到了小号面具，甚至还有专门保护婴儿的防毒袋。惊惶不已的报纸预测毒气将会导致几十万人死亡，关于一战期间毒气战的公众回忆也依然鲜明，因此许多地方市议会都订购了大量裹尸袋与三合板棺材来应对即将发生的大屠杀。

另一项出现时间很早且几乎延续了整个战争期间的创新备战手段就是灯火管制政策。天黑之后家家户户都要把窗户彻底遮蔽起来，一丁点光线也不能外漏，以免给德国飞行员提供目标。窗帘四个角都要用钉子钉在墙上。路灯全部熄灭。汽车头灯的光柱宽度收缩到了极限。人们对于灯光的恐惧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以至于在街头吸烟或者使用手电筒（从道尼尔战斗机上往下看基本看不见）都会招致其他人的大声呵斥：“赶紧灭掉！”灯火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英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翻了一倍，打野炮的人数同样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街头出现了昂首阔步的新任官员，手里掌握着全新的权力。早在1937年英国政府就开始筹划一套空袭防护监察员体系。等到德军空袭正式开始之后，这些人不仅发挥了极大作用，也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英雄事迹。但是在战争早期，总数达到二十万人的监察员在一般人眼中就是一群白拿工资的无事忙，整天在“他们的”管片里大摇大摆地到处巡视，看到谁家防空措施不到位就在表单上打叉。由平民组成的半军事化组织将会成为英国战争努力的最显著侧面之一。战时的英国不仅有空袭防护监察员，还有义务消防员与女性义工——女性义务服务组织【2】成立于1938年——此外没过多久英国各地就布满了新近成立的本土志愿军【3】.张伯伦的政府依然由思想偏向自由派的老一代保守党人掌控，这些人从来都很担心政府规模过大。可是各种人防组织的问世却表明张伯伦政府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而且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战争刚刚开始，希特勒对于英国的影响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负责正面硬怼希特勒的岗位此时表现又如何呢？早在1940年春天的可怕意外发生之前——那时张伯伦已经离开的唐宁街十号——英国政府其实很看不起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他们认为德军空有斗志却缺乏经验。就算波兰的惨败也没能让西方的将领们意识到装甲兵、空军与步兵协同发动的闪电战具有怎样的威力。当时英国政府上下普遍认为假如德国直接攻击法国，必然会导致一场漫长野蛮的消耗战，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在弗兰德斯地区持续三年之久。英军规模要比德军小得多，但是法国人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坦克。大英帝国总参谋部非常看好法国人围绕着马奇诺防线要塞群构建起来的战斗能力。丘吉尔也在公开场合赞同过这种观点。不过他也得到了来自反面的建议。德军进逼之前，国家美术馆馆长肯尼斯.克拉克访问了巴黎，发现包括宣传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全都积极乐观得有些难以理解。“我突然意识到巴黎的每一个人都太高兴了。法国人根本不打算打仗。上一场战争法国人在人员伤亡与领土沦陷这两方面都首当其冲，他们不想重新经历当年的痛苦。”回到伦敦之后克拉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丘吉尔。“他弓着腰坐在那里，偶尔点点头嘟囔两句。他没有说话。我说的事情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巴黎方面与伦敦方面都想将战场摆在法国以外，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投向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做现在看来有点奇怪，但是在当时却很合情理。德国有一位著名的钢铁制造商名叫弗里茨.蔡森【4】，此人是个反纳粹人士，曾给伦敦去信声称谁能控制瑞典北部以及挪威的庞大铁矿储备谁就能赢得战争。接下来与德国新近签订友好条约的苏联入侵了芬兰并且遭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反击，这样一来英法两国就有了干涉这一地区的绝佳借口。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英法两国并未插手，但是这一次苏联红军悍然入侵了一个中立国家，而且英法两国内部还有很多人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在斯堪的纳维亚打一仗的话，或许不仅能帮助芬兰人，还能切断德国人的重要钢铁来源之一，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皇家空军的飞机来到芬兰上空为英勇的芬兰人民助阵。1940年1月伦敦专门开设了招募志愿者前往芬兰的办公室——一共招到了三百多人——内阁则要求总参谋部详细分析一下同时对俄国与德国宣战的利弊得失。万幸的是，这个头脑发热的主意还没有实行芬兰人就主动求和了。但是白厅的辩论并没有结束：挪威以至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是否应当遭到侵犯呢？不出所料的是，丘吉尔极力主张这样做。他的批评者们则相互打着眼色，嘴里同样不出所料地念叨着“加里波利”。内阁最终决定在挪威沿海布设水雷从而阻止德国人运送钢铁。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将会不顾挪威与瑞典政府的激烈反对，发兵“保护”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并且进军瑞典（当初德国人如此对待丹麦、荷兰与比利时的时候英法两国曾经严正抗议，现在回头看来未免有点说嘴打嘴的意思）。白厅内部以及英法之间为了争论这些问题耗费了大量时间。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挑选了与对手相同的日期来主动出击。他不顾手下将领的意见亲自指挥作战，利用各种花招与空中火力占领了挪威主要港口与机场，六周之内就占领了挪威全境。英法联军在撤退之前还继续打了一阵，德国海军也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总体而言这次胜利对于希特勒来说依然算得上是轻而易举。英军没带雪地鞋就来到挪威，结果寸步难行。驻守阿尔卑斯山的法军倒是带来了滑雪板，但是固定器带错了。在丘吉尔的怂恿下，皇家海军跟着德国舰船驶向了错误的方向。

并非一切方面的作战都是灾难，比方说德国海军遭受的损失就保证了不久后德国海军无法参加入侵英国的行动。尽管如此，挪威作战依然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惨败。这一仗证明了大胆且奉行机会主义的独裁者完全可以将瞻前顾后的民主国家打个措手不及。柏林方面理所当然地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英法联军暴露了自身的低效，英军的低下组织能力与恶劣装备一览无余。这场失败还提醒所有人，无论皇家海军对于英国的存续多么重要，单凭海军都不足以赢得一场横跨欧陆的地面战争。还有几项教训就没那么黑白分明了。丘吉尔认为挪威之战戳穿了此前的乐观主义谬论，即只要放着希特勒不管他就会逐渐安定下来。丘吉尔的反对者们则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兵发挪威只是为了先下手为强，因为英国也有同样的打算。丘吉尔还认为只要发动一场规模更大且时间更早的进攻就一定能获得胜利，都是因为白厅拖延误事才导致了惨败。开战之前他曾在私下里向一位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我们的力量在四面出击当中遭到了浪费……你知道我们很可能正在走向失败吗？”他的批评者们则指出他依然没有克服随便干涉军事决策、公开夸口以及渴求浪漫冒险的毛病。

丘吉尔在白厅里并不受欢迎。他整天到处管闲事，惹恼了很多高阶公务员。内阁讨论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插嘴，而且一说起来就没完。他坚决要求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与总参委员会，换句话说他打算成为整场战争的操盘手。伦敦的公职人员至少有一半反对这个想法。有一位政府内部的观察员名叫乔克.克维尔【5】，此人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当时被借调到了张伯伦治下的唐宁街。他写了一本充满各种八卦与政治细节的日记。不久后他就会成为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与铁杆心腹，但是眼下他依然站在丘吉尔的对立面上。克维尔曾经在战争部与常任秘书谈过一次，两人说到了丘吉尔及其党羽、帝国总参谋部指挥官艾伦赛德勋爵【6】的表现（艾伦赛德勋爵虽然身材高大，却落了个“小小”的绰号）。“在温斯顿与小小把这场战争搞砸之前，我们必须让首相采取强硬措施。”等到挪威作战全盘失败之后，克维尔又在阴雨连绵的1940年5月1日记录了丘吉尔当天的阴郁言论：“我要是5月1日，早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接下来他又补充道：“我认为他的确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又过了一阵，就在张伯伦辞职之后不久，克维尔记述了托利党内头号阴谋家R.A.巴特勒【7】的言论：“清白的英国政治传统——也就是源自皮特而非福克斯的传统——刚刚被出卖给了当代政坛最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丘吉尔及其党徒们的胜利将会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托利党领导层“就这样屈服在了一个混血美国佬面前。”

巴特勒这番话说得确实有点狠，但是这番话所体现的意见却并非局限于少数人。早在丘吉尔成为首相之前，托利党的党务干事们一直在公然批判丘吉尔应当为挪威的惨败而负责，甚至认为他应当遭到解雇。丘吉尔进入唐宁街十号之后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保守党议员们都对他冷眼相待，而张伯伦每次出现在下院都会受到喝彩与欢迎。之前的民调显示，就算张伯伦被迫辞职，丘吉尔也不是最受欢迎的下一任首相人选。比方说一表人才的安东尼.艾登就比他更受欢迎。甚至就连劳合.乔治的人气都相当旺盛，尽管他年事已高而且最近还奉承过希特勒。不过在托利党内部最受欢迎的人选还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求是前文提到的猎狐爱好者兼虔诚信徒。张伯伦与乔治六世国王都以为哈利法克斯会几人首相。国王尤其信不过丘吉尔，因为丘吉尔在逊位危机期间坚定站在了爱德华八世一边。哈利法克斯甚至。在左派当中都有支持者，例如休.道尔顿、赫伯特.莫里森以及斯塔福.克里普斯。劳合.乔治本人也更看好哈利法克斯。今天的人们往往觉得丘吉尔掌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他的登顶之路却充满了变数，他最终的成功也十分可圈可点。他在议会里得不到多少支持，在执政的保守党内部更是堪称孤家寡人。大部分工党成员都将他视作嘴脸可笑的反派，调动军队镇压大罢工的元凶。白厅上下以及许多高阶公务员都不信任他。有几家报社确实站在他那边，但是远远没有形成压倒性的宣传优势，而且主要都是威斯敏斯特看不上眼的廉价小报。而且再怎么说他也要为挪威之战的惨败承担主要责任。所以他究竟怎样获得了权力呢？

1940年5月7日到8日的挪威辩论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遍了。这是英国议会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而且最终结果远非预先注定。执政党的多数优势很显著。尽管由少数议员组成的若干小团体正在密谋反对张伯伦，但是由于内阁里有丘吉尔的存在——也因为这些人需要维持忠于本党的公开形象——他们并没有天然的领头人。很多因素都决定了事态的发展走向。首先，张伯伦的演说表现很差且话里话外充满了刺耳的讥讽。其次，一位全身戎装的愤怒海军上将痛骂张伯伦导致了挪威作战的失败，他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海军官兵的态度，而海军官兵们“非常不高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曾经坚定支持过老张伯伦的火爆脾气托利党议员在议会里宣读了一段当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做出的评价。他在演讲结束时直视着首相的双眼说道：“你在这个位子上坐得太久了，就算你以前干过什么好事，现在你也没资格坐在这里了。快走吧，我们不想与你再有什么瓜葛了。看在上帝份上，赶紧离开吧。”讽刺的是，这位里奥.阿莫里【8】选取的语句当年其实是克伦威尔说给议会听的，彼时他正打算建立铁腕军政独裁，而英国目前的敌人恰恰正是一位军政独裁者。不过眼下谁也没有在意这点细节，于是这段话也就顺利发挥了发言人预期的效果，令下院群情激奋。接下来的下院简直变成了张伯伦批斗大会，就连老迈的劳合.乔治也发表了一篇相当有水平的演讲。见此情形工党决定逼迫保守党陷入分裂。艾德礼担心盲目施压反而会促使托利党团结起来，从而巩固他们在议会的地位。但是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在群情激奋之下，五十一位托利党议员投票反对现政府，其中许多人都是相对年轻的军人。还有好些托利党议员投了弃权票。张伯伦的多数席位也从213席跌落到了81席。

张伯伦确实遭到了当头棒喝，但他是否就此完蛋了呢？他本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丘吉尔的人气主要集中在民间而不是议会内部。英国国民将他视为斗争精神的象征，而政府目前恰恰最缺乏这种精神。假如张伯伦能够组建一届象征全国团结的政府，为工党以及自由党反对派们提供一席之地，那么他未必不能继续担任首相。当然那时候丘吉尔也肯定会在政府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丘吉尔本人也并不反对这样的安排，还敦促张伯伦继续干下去。或许是因为他根本没想过亲自下场担任全国战时领袖这回事，又或许是因为张伯伦在他眼中早已沦为了明日黄花，更有可能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在托利党内地位并不够稳固，此时对张伯伦背后插刀很难成功。与此同时张伯伦正在询问工党领袖们是否愿意加入由自己领导的战时政府。当时工党正在召开年度党代会，几位工党领袖们都觉得党内未必会接受这种安排，但是依然答应在党代会上提两个问题——工党党员们是否愿意加入张伯伦领导下的全国政府？他们又是否愿意加入其他人领导下的全国政府？随后工党领袖就乘车赶赴了正在召开党代会的伯恩茅斯高崖酒店。伦敦那边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加入张伯伦真要下台，所谓的“其他人”究竟是丘吉尔还是哈利法克斯呢？

这两个人以及托利党党务总长一起来到唐宁街十号与张伯伦碰头商议此事。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 情形，四位当事人的说法多有出入。可以肯定的是张伯伦服软了，表示无论这两个人谁能上台他都会为其效力。接下来又出现了新党问题：哈利法克斯是上院成员，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资格担任首相呢？话说至此，丘吉尔闻到了陷阱的气息，于是决定咬紧牙关不说话。他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看了很久——大约有两分钟。然后哈利法克斯表示他也觉得身为上院成员意味着没资格担任首相——于是英伦三岛这块面积不大却举足轻重的战场就迎来了丘吉尔这位总指挥。在这场政治危机当中，叛乱的议员采取了反对议会的独裁者言论，全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则通过三缄其口赢得了最终胜利。接下来的一场奇景为这场危机正式画上了句号：工党领导层终于决定为丘吉尔效力，尽管过去许多年里工党一直将丘吉尔称作粉碎工人阶级的反动铁锤。艾德礼从伯恩茅斯给张伯伦打来电话表示工党愿意加入全国政府，但是不愿接受他的领导。5月10日，张伯伦觐见国王并提出了辞呈。当天下午丘吉尔也觐见了国王，并且接受了扭转全世界命运的任务。

耸人听闻吗？言过其实吗？丘吉尔就是有这个本事。按照他的司机的说法，从白金汉宫回来的路上他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口中说道：“我希望一切都还不算太迟。”这些事件一直都得到了后人的反复回味，也理应如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有些史学家相信哈利法克斯明知自己担任不了战时领袖，因此主动退位让贤，体现了基督徒的高风亮节。也有人认为丘吉尔与张伯伦达成了幕后协议从而使得权力的天平倒向了丘吉尔一方。可以肯定的是，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首相之后依然还有用得着张伯伦的地方，而哈利法克斯则用不着张伯伦。不管怎么说，丘吉尔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坚决争取战时领袖的职位。与人民战争的惯用叙事口径不同，丘吉尔并不是被公众舆论的呼声推举上台的。激昂奋进的丘吉尔演讲确实提振了全国的士气，当他出现在新闻影片当中时观众们也确实会喝彩致意。但是公众舆论或者说公众意见领袖与媒体对他的看法依然很不统一。至于在下院里——他的一部分执政基础依然立足于此——直到最近丘吉尔都不太受欢迎，甚至还是取笑的对象。他之所以能够掌权，全靠同行的帮衬。托利党内的异见分子们在挪威投票当中密谋整垮了张伯伦，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他敲边鼓，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则为他让出了一条路。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全都意识到丘吉尔能够做到一件其他英国顶层政客们全都做不到的事情：不顾一切地致力于战斗与胜利，纵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哈利法克斯一直想与德国和谈。有证据表明他的副手R.A.巴特勒甚至在丘吉尔升任首相之后依然试图与德国人接洽。巴特勒告诉瑞典的中间人，他绝不会允许“死硬派们”妨碍英德两国议和，英国的政策也要由“常识而非任气”来决定。这样的态度与丘吉尔向新内阁发表的讲话可谓大相径庭：“我们必须奋力前行，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假如这个漫长的故事将要告终，那么我宁愿我们在故事结尾全都力竭倒地也不愿屈膝投降。”就算那些认为战争确有正义与不义之分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一切战争都少不了疯狂的因素。希特勒固然很疯狂，但他也是一个心怀愿景的人，而且他的愿景还有瓦格纳音乐伴奏。要想打败这样一个人，单靠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算计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并不像希特勒那样疯狂，但是他对于人类历史也抱有一套同样鲜明的浪漫化观念，简直就像小学生一样单纯。他蔑视劣等种族与二流人物，并且相信自己的种族以及他本人负有天命。在太平岁月里，这样的信念会让他沦为一名摆不上台面的笑柄。但是眼下并不是太平岁月，而是专属于他的时刻。大多数有可能妨碍他的人也都认同这一点。张伯伦很快将会死于癌症。哈利法克斯将会因为胃痛与牙痛在决定英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可是局势越糟糕，丘吉尔就越亢奋。人类意志与生命活力在他身上得到了最难以理解的体现。与此同时，英国国内政治危机的风头也被更危险的敌人压了下去。丘吉尔不愿称呼敌人的名字，仅仅将他称作“那个家伙”。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slie_Hore-Belisha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Voluntary_Servic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e_Guard_(United_Kingdom)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tz_Thysse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ck_Colvill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mund_Ironside,_1st_Baron_Ironside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b_Butler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_Amery

所谓勇气就是从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却毫不丧失热情。

——温斯顿.丘吉尔，1940。

失败比胜利更能塑造一个国家。尽管二战结束时英国站在胜利者一边，但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总体而言输得一塌糊涂，失败成了家常便饭。对于英国来说，真正的大转折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天以及1942年的春天。战争时期的英伦三岛沦为了一座孤城，在多年的饥饿、倦怠与恐惧当中，守城军民们发挥出了伟大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战友情谊将将所有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几年之后这股精气神确实有所耗损。物资匮乏、彻夜不眠与恐惧逐渐侵蚀了人们的士气。但是在大约二十个月的危急时刻当中，大多数英国人确实被锤炼成为了一个整体，英国的面貌也因此经受了永久性的转变。如今已经老迈昏聩的大英帝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征服者的岛屿从此成为了过去，当代英国的历史则掀开了第一页。战争期间的英国人能在报纸上读到战败的消息，能在撤回后方的败兵脸上看到战败的阴影，能通过口粮配给来品尝战败的滋味，能在熊熊燃烧的楼房旁边闻到战败的气息。他们想知道自己因何陷入此等苦境，他们对于本国老派统治者的审视越发严厉，俄国人与美国人在他们眼中则成为了翻山越岭前来支援的解放者。他们梦想着新的开始，梦想着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现代、更加高效的国家。早在D日登陆之前很久，塑造了每一位当代英国人的国民情绪就已经成型了。

二战与一战的相似之处如此繁多，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两次战争当成了同一场长期冲突的上下集。对于英国来说，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敌人没有变，还是德国；主要盟友也没有变，还是法国、俄国与美国。还有许多其他似曾相识之处，例如1914年与1940年的战争开局都是德国人横扫比利时与法国北部，英国远征军（二战时期的英军依然沿用了这个老套的名字）的装备也同样低劣。两场战争都重塑了英国，提升了税收额度，带来了无尽的新规章，极大地改变了女性的社会角色，还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了最真诚的承诺。1917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针对运输船队的猎杀几乎迫使英国不战而降，1942年德国人又故技重施并且取得了同样显著的战果。一战将充满活力且争议缠身的劳合.乔治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赋予了他近乎独裁的权力，尽管将领们经常激烈反对他。二战则将他的老友兼追随者丘吉尔推上了同一个位置，同样向他赋予了极大的个人权威，他与将领们同样冲突不断。最后，美国人在两场战争当中都姗姗来迟，并且一出手就扭转了局面。

但是两场战争的差异却比相似之处更多。一战从根本上还是一场地面战争，决定胜负的主战场局限在法国境内，作战人员既有职业军人也有志愿兵与征募兵，这些人全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损失。尽管德国的战舰、飞艇与哥达轰炸机一直在袭扰英国本岛，但是对于英国平民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物资短缺，亲友伤亡，以及触目所及的一片灰暗。到了二战期间，由于英国与法国的陆军很早就一败涂地，直到1944年反攻欧洲大陆之前最重要的战斗都发生在空中与海上。英国陆军在北非与远东的确经历过战火，但是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蹲守在家里等待着战局转变的那一天。在1940年最黑暗的日子里，丘吉尔本人曾经这样表态：“一旦习以为常之后，这种形式的战争与英国人的性情可谓相得益彰。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身处前线，为伦敦之战尽一份力，而不是爱莫能助地观望着帕斯尚尔的大规模屠杀。”与此同时，英国民众发现这场战争的“前线”贯穿了考文垂、南汉普顿、伦敦以及格拉斯哥。六万名英国平民在战争期间遇害，在战争最初三年里死于德军之手的妇女儿童人数比同时期阵亡英军的数量还多。如果再考虑到成千上万名伤员与三百万无家可归之人，两场战争的伤亡模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一战期间，上百万军工工人与农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在二战期间全国都得到了动员。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英国将更高比例的人口与国家财富投入了战争。与德国以及俄国不同，英军征募了女兵。许多英国城市遭到了摧毁，而英国则通过空袭针对德国平民展开了极富争议的报复性屠杀。在政治层面上，二战同样与一战大相径庭。当美国人第二次参战的时候，他们扮演的角色已经从迟来的帮手升级成了盼望已久的救星。一战爆发时的英国充满了各种激进思想，一战结束后的英国则整体倒向了保守主义。二战开始时的英国由托利党与一本正经的全国政府来统治，激进思想溃不成军，工党与权力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而二战的实际效果则是迅速将英国人大幅推向了左派。丘吉尔最终发现自己领导着一个高税收的干涉主义大政府，政府里的著名角色几乎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丘吉尔集中体现了旧日英国的多彩变身，与此同时一个全新的英国已经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1939-1945年之间的这场战争也被称作“人民战争”，这个名字可谓恰如其分。从退休老人到消防员，从空袭预警员到养育幼子的母亲，英雄主义在英国遍地开花。但是这场战争的主力依然是白人男性。指导战争努力的关键岗位上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大多数影响英国政策的知识分子——例如凯恩斯与贝弗里奇——以及白厅主要官员、高阶将领与大部分议员都是公学与牛剑出身。只有在越发重要的科研领域以及少数几名工人阶级出身的工党大臣那里才能听到没那么精致的口音。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政坛大展拳脚的语法学校毕业生们此时依旧默默无闻。这些人在军队与工厂里已经开始向上攀爬了，只不过尚且没有达到有资格参与国家政治的程度。人民战争当中的人民是一群逐渐厌恶了追随别人的追随者，他们终究将会抛弃自己的战时领袖。不过在1939年这一切还都是不可设想的，更谈不上可能性了。

希特勒输掉了他亲手发起的战争。他的诸多失算之一在于没想到英国人真能打仗并且打得这么久。但是希特勒对于英国的影响确实超过了任何其他英国领导人，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我们。希特勒驾驭着一个意识形态统一且组织水平出类拔萃的战争国家，当他将这个国家的全副力量指向英国的时候，我们也被迫提升了组织水平与意识形态的统一程度。尽管英国本土国民奋力作战的理由是为了捍卫自由（在海外的战斗依然包含着保卫帝国的因素），但是英国公民在战争结束是却背负了一大堆从未有过的规章、税赋与限制。尽管人们可以将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无能的战前领袖身上，但是英国政治阶层的表现却在战争期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丘吉尔本人称得上是记录二战始末的第一流史学家，他的著作文采华丽，细节生动，气势恢宏，非常值得一读。但是他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录不仅刊革甚多，而且颇有些感情用事。在他的身边以及身后爆发出来了一波波看不到头的军旅回忆录、战争电影、战场日记以及通俗军事史。在这股泥沙俱下的乱流最底层还有专门面向少年读者的战争连环画。所有这些作品都掩饰了英国的失败，按照丘吉尔的理想化口径重新诠释了战争——最黑暗的日夜，最光辉的时刻，力挽狂澜的传奇。喷火飞行员都是置生死与度外且公学毕业的战斗英雄，陆军都是坚韧顽强的好汉。德国人是一帮冥顽不化的虐待狂，英国公众则乐观坚强且不惧苦难。至于美国人嘛——他们来晚了。等到冷战开始之后，俄国人在这段历史当中更是沦为了公众记忆当中的配角——当然他们并没有遭到彻底抹杀，要不然也太扯淡了。

这一切都非常自然。战争的创痛太惨烈了。二战之后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出现战争幸存者创作的反战文学，因为希特勒实在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反战的余地。直到六十年代才有些史学家开始重新检视战争时期的英国政治，从迷倒万千读者的丘吉尔叙事当中逐渐挖掘出了原本遭到深埋的愚行、争论与失败。到了八十年代，修正主义史学的矛头更是指向了丘吉尔本人，尽管英国公众对于学术界针对战时领袖的批判从来都不以为然。丘吉尔在BBC民调当中依然是最伟大的英国人，他的作品依然销路畅通。近几年来还有几位作家们——主要是美国人——提出了此前谁都不该想象的假设：假如英国没有奋战到底而是与纳粹德国议和的话，全世界的走向兴许反而会更好。那样的话希特勒只会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兴许会让他们全都去非洲。那样的话将不会有斯大林格勒，不会有德莱斯顿，不会有广岛，不会有各种血流成河的全球冲突。希特勒的立场或许会软化，甚至有可能被手下人推翻，总之代价将会小得多。这一套历史观念以大无畏的精神构想了一个平行的或者说“反事实”的二十世纪。但是历史学家们越是深入理解纳粹德国的各个方面，这种平行历史的可靠性就越低。这套理念在英国更是激起了强烈公愤。直到今天，二战以及我们纪念二战的方式依然兹事体大。最近一波二战书籍主要是口述史，日记信件以及民间观察组织【1】收集整理的日记与访谈资料，这些文字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它们是人民的历史而不是丘吉尔的历史。这些文字确实十分引人入胜，但是就像仅仅透过政客、将军或者战斗机飞行员视角的早期治史路线一样，这些文字同样没有资格自称是“完全的历史”。

本书这点篇幅同样不可能讲清楚所谓的完全历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将最重要的事实整理出来并且询问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在战争时期的表现究竟怎么样？战争究竟怎样改变了我们？我们手头最现成的资料是军事史书籍与本土前线纪实，前者似乎锁定了男性读者，作者惯于纸上谈兵。书中充满了关于枪械、装备以及战斗机的技术细节，还有第一人称的战场记录，后者则拥抱了政治史与人民历史。但是假如“人民战争”的说法还有意义，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战争的分量与人民同样重要。战争塑造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两者不可偏颇，不能想当然地将军事史扔到一边。从挪威到法国之战，从敦刻尔克到大西洋之战，从利比亚到全球各地的战场，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与叙事动力。脱离了这些内容，我们将必然无法理解英国所经历的各种转变。就像其他同盟国的人民一样，战时的英国人民同样堪称英勇。但是在战争前期英军的组织与装备水平确实十分低下，因此接连遭受了败绩。如果我们只记得勇敢与幽默，那就错失了一半的要点。英国确实没有早的纳粹德国的入侵，但是却遭到了美国的入侵，而且这场入侵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Observation

不仅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个人转换了立场。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希特勒在捷克问题上的背信弃义，全国的情绪似乎都发生了转变。张伯伦第二次前往海斯顿机场的时候已经可以在一片欢呼的背景当中听见几声嘘声了。一方面备战工作让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人们开始挖掘战壕与掩体，三千万个毒气面具被发放了下去（儿童与婴儿并没能获得相应的保护），政府还提供了保护自家住宅免遭轰炸的业余建议。另一方面，张伯伦的外交似乎不仅没能避免战争，而且开战的前提还令英国人颜面尽失。1938年的英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飓风战斗机的数量仅仅只有五个中队，高射炮与防空气球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人们都觉得这种程度的备战实在有些不太现实，张伯伦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他在广播当中宣称：“就因为两个我们知之甚少的民族在遥远的国家发生了口角，我们这边就要挖掘战壕并且佩戴防毒面具，这样做实在太可怕了，简直是异想天开。”这句话之所以被人们牢记至今，是因为无论处于有心还是无意，这句话都体现了相当尴尬且急于自我洗白的心态，完美概括了张伯伦的政策。

今天的史学家们认为，假如希特勒一意孤行入侵捷克，那么怀有异议的德国政客与军官们很可能发动政变将他搞下台。讽刺的是，最后时刻的外交斡旋很可能保住了他的权力。底气不足的希特勒并没有直接入侵捷克，而是邀请张伯伦、墨索里尼以及法国领导人爱德华.达拉第在慕尼黑举行了一场四方会谈。张伯伦得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接受下院质询，质询会临近尾声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张便条，他大声读出了便条上的内容。很多议员都觉得上帝显灵了。张伯伦将这次峰会称作“在走投无路的悬崖边上朝向最后一丛野草的最后一抓。”峰会的结果对于捷克很不利，尽管德国人意欲强占的土地面积稍微小了一点，时间表也略微宽松了一点。张伯伦很清楚仅仅将这点成果带回英国还不够。于是他印制了一张简短却充满车轱辘话的非正式文件，并且说服希特勒与自己一起在文件上联合签字。这份文件提到了英德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早先签署的海军协议“象征着两国人民绝不愿再次刀兵相向的意愿……无论应对任何其他问题都应当采取协商手段。”这番话很难算得上激动人心，但是当张伯伦回到海斯顿机场向站在雨中恭候多时的人群发言时，他依旧挥舞着自己这张便条并且读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才乘车回到伦敦市区。国王在白金汉宫向他当面致谢，两人一起来到凉台上向窗外人群挥手致意。回到唐宁街上，张伯伦又遇到了第三批欢迎人群。在唐宁街十号的窗口探身出去的张伯伦变得飘飘然起来。他将自己受到的欢迎与当年迪斯累利从柏林议会回国之后受到的迎接相提并论，向人们宣称这是英国首相第二次“满怀荣誉地从德国带回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番话可谓极其愚蠢，而且张伯伦本人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惜已经太迟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绥靖的参与者不仅包括站在凉台上往下发言的人们，也包括站在地面上向上观望的人们。

不久之后全国各大报纸以及主流民意都调转立场站到了丘吉尔那一边。在最终宣战前夕，也就是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海军部与陆军部当中要求他回归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张伯伦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将一个自我意识这么强烈的家伙放在自己身边太麻烦了。于是呼声越发高涨，许多不久前还讥讽过丘吉尔的人们也更改了口风。从英共主办的《工人日报》、《曼城卫报》与《新编年报》到右派的《每日邮报》与《每日电讯报》全都呼吁丘吉尔尽快回归权力高层。希特勒内阁的一名成员私下里承认，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很应该让丘吉尔尽快掌权，因为他是希特勒唯一害怕的英国人。著名将领经常来到丘吉尔家做客。比根希尔的负责人邀请他视察了战斗机演习。此外他还拐弯抹角地听说了最新式核武器正在研发当中的消息。尽管依然在野，但是此时的丘吉尔已经隐隐成为了英国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战争领袖。然而张伯伦依然拒绝低头。在下院私人休息室里他与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伦敦街头突然出现了匿名海报——背后金主是一家名为比伯先生的广告公司——上面赫然写着“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丘吉尔？”当张伯伦前往下院进行危机辩论的时候，路边有五六个人挥舞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丘吉尔”三个大字。等到正式宣战之后，张伯伦不得不做出妥协，邀请丘吉尔加入战争内阁并且返回海军部。上一次丘吉尔在这里任职还是1915年的时候。上次他用过的英国舰队部署地图依然挂在海军部的橱柜里。丘吉尔走马上任当天，海军部向全体舰队发电通报：“温斯顿回来了。”但是最能代表广大英国人发言的人恐怕还是一位科林.桑顿.凯姆斯利【1】，他是丘吉尔所在选区的保守党成员。这一年早些时候，他曾经试图将丘吉尔赶出下院，因为丘吉尔背叛了保守党。现在他加入了军队，并且给丘吉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致歉信。“现在的蕨叶下面至少有一只蚂蚱因为自己搞得整块地方都是烦人的动静而感到惭愧。”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in_Thornton-Kemsley

《原野》【1】是一份面向地产士绅阶层的杂志，也是猎狐运动与购买田庄的圣经。这份杂志的主编极少在全国舞台上亮相。但是1937年10月他在舞台上跑了一次龙套。他给外交部二号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提笔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国际狩猎展览会。这种事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或者说曾经的欧文勋爵，也就是曾经与甘地面谈的印度总督——是一位酷爱猎狐的专家。不过这份请柬的发出方是德国狩猎协会的主管洛温斯坦亲王，展览会的举办地点则是柏林。1937-1939年英德两国之间的外交象棋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走出了第一招。如今我们将这盘棋局简称为绥靖。这个词的原意是寻求和平，如今则成为了耻辱与尴尬的象征。为了下赢这盘棋，众多英国政客、外交家以及许多其他人施展出了全部手段、决心乃至胆略。唯一的问题在于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打算掀棋盘。

由于绥靖政策最终酿成了恶果，英国政客们与绥靖政策的关系直到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依然影响着英国政坛的格局——直到1964年，时任托利党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的名声依然因为自己当年曾经与绥靖政策沾边而遭到玷污。如今的通俗历史观十分方便地挑出了若干名政客充当罪人，认为是他们的胆怯与愚蠢赋予了希特勒得寸进尺的胆量，却忘记了绥靖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成千上万的民众曾经自发涌上伦敦街头为张伯伦的外交成就喝彩。从金融城到各大报纸，从私人信件到日记，到处都洋溢着对于绥靖政策的赞扬与肯定。张伯伦在下院里享受到了将近全体议员起立鼓掌的待遇。全国各地的感恩选民们向他寄去了数不胜数的感谢信与礼物——礼物包括钓竿、金表以及西装面料。三十年代的英国故事当中就属这个故事最难理解，但是这也是最不应该被后人当成肮脏秘密遮掩起来的故事。

在绥靖问题上，哈利法克斯与张伯伦是最受后人诟病的两个人。但是哈利法克斯远远算不上是个亲德派。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高派圣公会家庭，他的几名哥哥全都早夭了，他本人天生只有一只手。他在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接受了教育，成为议员之后又走上了一战战场。战后他曾经抱怨自己未能获准烧掉一两座德国城镇，好让德国人长长记性。他坚持认为不管怎样都必须将德国彻底羞辱一番。身材高瘦派头十足的哈利法克斯刚刚来到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将希特勒误当成了侍应生，于是就脱下大衣交到了对方手里。不过哈利法克斯并不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前文提到了他对待甘地的态度远比丘吉尔更加开放。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彻底反思了自己在1918年坚持要把德国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的主张。他认为凡尔赛条约的内容并不公道，国联通过国际外交来维持和平的努力正在走向失败。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只不过是奥匈帝国的残骸而已，如今就像白条鸡一样只等着下锅了。捷克境内的德国人想要加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很合情理吗？假如波兰格但斯克市的德国人也想第三帝国，为什么就不行呢？为什么德国就不能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殖民地要回来呢？

身为帝国主义者的哈利法克斯并没有多大兴趣干涉其他欧洲国家的内政。这次去德国参加狩猎展览会只是个幌子，他的实际目的是拜会纳粹高层人员。这套幌子很快就被拆穿了，于是他的朋友们纷纷督促他见到希特勒之后一定要问一问德国国内最近的压迫行为是怎么回事。他根本不打算操这份闲心。他曾经漫不经心地表示，纳粹德国体系当中确实存在很多冒犯英国民意的因素，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与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后者的冒犯程度还要轻一点，此外还有对待工会的态度。”他还认为种族主义尽管“十分强大”，但却算不上不道德。而且纳粹至少算得上是“正心诚意的反共人士”，他本人与张伯伦都很看好这一点。简而言之，派他去给希特勒送信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此行还带去了英国外交官内维尔.亨德森爵士【2】在1937年5月写下的备忘录，其中表示允许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合并、将势力扩展到东欧以及收回殖民地并不违反英国利益。因为所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遏制俄国，而且英德开战的后果要远远更加糟糕。亨德森认为应当抚慰希特勒而不要将他当成一条疯狗，否则他当真会变成一条疯狗。值得指出的是，日后正是亨德森在1939年担任驻柏林大使期间向德国正式递交了英国的宣战书，并且承认了自己这套政策的彻底失败。这样的历史转折放在莎士比亚戏剧里都不嫌过分。

为后来的绥靖大局奠定基调的哈利法克斯访德之旅将这条信息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希特勒。正是哈利法克斯主动提出了捷克、格但斯克以及奥地利的德语居民的问题，并且为德国独裁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假如不诉诸于全面战争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英国就不会感到不满。换句话说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就此结束了。接下来希特勒与哈利法克斯吃了一顿气氛压抑的午餐，饭后希特勒告诉前任印度总督，最近他刚刚组织党卫军集体观看了《傲世军魂》【3】，为的是让他们看看高等种族的办事方法，此外甘地活该被枪毙。这番话吓得哈利法克斯大惊失色。其实他大可不必。他所代表的帝国不久之前还在利用空中轰炸来杀戮毫无反击之力的部落土著，帝国政府此时依然认定非洲与印度人民无力实现自治，他本人很乐意为种族主义出言辩护，而且他就像张伯伦一样并不太喜欢犹太人。以哈利法克斯为代表的一类人与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另一类人确实有所区别，但是区别并不在于前者认为种族主义理论与高等民族统治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自然的，或者说他本人对于普世人权的看法更加进步。更确切地说，前者只是认为后者做得有些过头，而且手段有些粗暴——英国人同样认为种族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只不过犹太人与斯拉夫人的地位要比印度人与非洲人高一层。因此轰炸部落土著是一回事，查封犹太店铺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德国人的活干的太糙了。会见希特勒之后，哈利法克斯来到狩猎展览会现场并且见到了戈林。戈林下身套着一条皮裤，上身穿着皮马甲，头戴绿帽，一柄匕首插在腰间的红色刀鞘里。他的态度温和而又自信，在哈利法克斯看来此人十分有趣，尽管手上已经有了许多条人命，但是看上去依旧“很有吸引力”，在他眼中戈林是“一个大男孩……电影明星，庄园主，派对发起人，查茨沃思的猎场看守等等不同个性的综合体。”

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彻底理解如此清奇的思路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实在太可怕了，也太宏大了。曾经有人辩称绥靖政策从来都是明智且合理的策略，张伯伦之所以采用这一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英国国防开支常年不足。难道不是绥靖政策为英国争取到了备战时间吗？英国从1935年开始生产战斗机以及整顿军备从而对抗德国，而当时掌管财政部的正是张伯伦，难道他就没有功劳吗？难道不正是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通过拖延时间确保了英国在1940年的胜算吗？这套说辞确实相当聪明，确实包含了几分道理，并且十分诱人地推翻了既有的共识。但是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绥靖政策的确是一套狡猾的战术，而战术执行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与希特勒开战不可避免，因此希望通过中欧地区的土地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从而推后西线战争的爆发时间。但是历史事实却绝非如此。张伯伦声称自己带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时并没有自欺欺人的意思，他也确实相信希特勒是一个出言必践的人。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对待犹太人与国内异见人士的态度与英国无关，这番话同样发自真心。这两个人的确都认为战争或许当真有可能爆发，英国也的确需要整军备战，尤其是要应付空袭。但是他们同样认为纳粹德国的许多诉求都很合理，而且他们还可以永久性地买通希特勒从而维持和平。这正是他们两个想要达成的目的，尽管哈利法克斯早在张伯伦之前很久就醒悟了过来。反正英国肯定不会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甚至援救波兰而与德国开战。

另一项从反面下手来解释绥靖政策的理论认为关键在于内维尔.张伯伦。这位永远与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的首相是个眼界狭隘见识短浅之辈，丝毫不理解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所以才会遭到希特勒的蒙蔽。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几乎每一位张伯伦的同事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好相处。他喜好挖苦讥讽，性情冷淡，而且党派意识严重，但是他并不无知。身为上一代帝国主义伟人乔.张伯伦的儿子，他很清楚帝国与关税的意义。他在麦克唐纳与鲍德温两任首相手下干过财长，参与了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几乎每一件涉及英国的国际事务。他负责执行了早期紧缩政策，启动了重整军备的计划，也很清楚各种涉及欧洲与帝国同事们的谈话与条约。他的弊病并不在于无知，而是在于自负。他成为首相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相当老了。他在人生后半程全身心投入了国家政治，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且始终认为全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历任首相们才能放心偷懒。他这套作风并不属于托利党，而是属于老派自由党。他在房租调控、廉价住房以及失业补助等方面推出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冷硬经济主张。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对的。因此等到他终于走进唐宁街十号之后——他的父亲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斯丁.张伯伦都没能走这么远——忍不住志得意满地吹嘘道：“首相职位是自己跑到我的怀里来的，我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一下……因为除了我之外就再没别人了。”全靠他的智慧英国才没有卷入西班牙内战，全靠他的努力英国才能安抚住墨索里尼。按照他的说法，身为财长的时候他就连一颗石子也动不得，现在“我只要抬抬手指，整个欧洲的面貌都会天翻地覆。”他的确是个很虚荣的老人。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并非只有他自己抱有这种观点。英国还有千百万普通选民对于重整军备抱有彻头彻尾的敌视态度，他们就像张伯伦一样认为战争极其不可能爆发，而且战争当真爆发的前景也极其可怕。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在找替罪羊，只不过这一次的替罪羊是全体国民而已。英国当真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国家，在放马后炮的时候尤其不缺乏智慧与道德考量。我们就像只问对错不问利害的小孩子一样看待最终抉择——阿道夫.希特勒，是战是和？——却忘记了绥靖是一个长达五年的缓慢过程，整个过程既不单纯也不清晰，但是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受欢迎。绥靖开始于1934-1935年，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对阿比西尼亚虎视眈眈，而英国人依然十分钦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希望他能制衡德国，甚至与英国结盟。英国政府暗中酝酿了许多协议与密谋，旨在将一部分阿比西尼亚交给意大利。这些计划与密谋导致一位外交大臣辞职，国联束手无策，意大利也遭到了禁运威胁。鲍德温很清楚，除非有可信的武力威胁撑腰，否则想要吓住一名独裁者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启动必需的大规模重整军备。两年前的1933年，东富勒姆举行了一次递补选举。当时希特勒已经掌权，欧洲的威胁已经显现了出来，可是全国政府的候选人依然被一位信奉和平主义的工党成员击败了。诚然，战争并不是这次递补选举的唯一主题，但是这次选举依然为鲍德温提供了足够有力的口实。事后他经常提起这次选举，将其当成反对重整军备的理由。

东富勒姆递补选举并不是仅此一次的警告。前文当中已经提到了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辩论上学生们如何下定决心不为国王与国家战斗，也提到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征兵观点。此外1934年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位执事理查德.谢巴德【4】给《曼城卫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催生了倡议和平联盟的建立。到1937年该组织已经拥有了十万余名成员。反战团体遍地开花。同样是在1934年，工党反对加强皇家空军，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战争爆发的风险。第二年工党又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国防白皮书提高军费开支。在这一年里，一个亲国联团体举行了一次议会以外的“和平投票”。1160万人参加了本次投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假如某国入侵另一国，应当首先采用制裁与外交手段加以制止，只有少数人认为万不得已之际可以考虑战争。鲍德温显然学乖了。他在1935年选举期间隐藏了大幅提升军费开支的计划。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假如我对人们说，因为德国正在重整军备，所以我们也要重整军备……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更加笃定地让我输掉大选。”嗓门最大的英国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一批——极其敌视备战工作。左派共产主义者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右派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则反对与德国或者意大利开战。

在政治性没那么强的领域，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样增强了绥靖的力量。用鲍德温的话来说，轰炸机总能飞进来。对于空袭的恐惧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传甚广，无论是绥靖派还是反绥靖派都高估了德国空军的实力。军方首脑与丘吉尔都认为德国人的第一轮空袭就会杀死十五万英国人——整个二战期间死于德国空袭的英国人数都没这么多。后来德国轰炸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无情袭击格尔尼卡的新闻影像进一步加剧了这方面的恐惧。希特勒的军队开进莱茵兰的时候，英国并不想开战。弗朗哥的叛乱撕裂共和国的时候，除了左派之外谁也不想出手干预。哈利法克斯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模式。英国人民反对重整军备并且支持绥靖；原本应当引领人民走向相反方向的英国政府过于关心民意，以至于不敢说硬话。将全部罪责推卸到若干名昏庸官僚头上固然再容易不过，固然是一个令人宽心的民主制度神话，但是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会逃脱罪责：工党，英共，和平主义者，不愿为了重整军备而破费的商界领袖，以及千百万认为张伯伦表现出色的选民。

等到张伯伦构想出Z计划的时候——根据这项戏剧性十足的计划，他将要亲自飞到慕尼黑面见希特勒，从而阻止纳粹德国入侵捷克，并且预防战争的爆发——绥靖已经成了英国上下的习惯做法。希特勒确实是个赌徒，但是这一次他已经看过了对手的底牌。1938年的希特勒还不想与英国开战——他还没准备好——但是的确想与捷克开战。在理论上，与捷克开战会将法国与英国牵扯进来，就好像结盟国家纷纷卷入一战一样。不过在实际层面上，希特勒很清楚英国人害怕打仗。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一遍：张伯伦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有意拖延时间。他真心认为自己此次德国之行的目的在于终结“疯狂的军备竞赛”并且平息紧张局势。他并没有向内阁事先通报自己的打算，直到1938年9月14日临行前一天才放出了消息。这次访问确实搞了个轰动全世界的大新闻，这种新式外交的胆量赢得了热烈称赞。第二天张伯伦拄着著名的手杖伞来到伦敦北部的海斯顿机场，租用了一家洛克希德客机，带着一帮全都不会说德语的随员飞向了德国。这是这位老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跨越这么长的距离。希特勒起初被吓了一跳，还以为张伯伦打算亲自跑过来宣战。首相来到慕尼黑之后受到了纳粹举手礼与震耳欲聋的“希特勒万岁”的欢迎。张伯伦则挥帽致敬。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之后他来到贝希特斯加登并且见到了希特勒。他对于希特勒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

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第一次领导人峰会，会议内容基本上就是英国人开价德国人接受。尽管双方都非常正式地表达了相互敬意，希特勒也长篇大论地声讨了捷克人的野蛮行径，但是这次会面的核心依然是张伯伦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三百万名说德语的捷克公民希望加入第三帝国的现实，并且许诺愿意迫使捷克接受这一点。他所得到的无非是一阵沉默，然后希特勒就许诺不会动用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在两国交界地区不出乱子或者德国本土不会遭受“恐怖袭击”。他还承诺这次事件一定会得到井然有序的解决。把漂亮话全都撇开之后，英国实际上出卖了这个最近自己刚刚帮忙建立的国家的领土。但是张伯伦回国之后，如此丢人的结果却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用打仗了。这一幕让希特勒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两周之后在联姻地区举行的第二次峰会上，希特勒提高了自己的要价，要求德军必须立刻开进捷克苏台德地区，当地捷克军队必须在两天之内全部撤离。大惊失色的张伯伦当场提出抗议，但是此时捷克军队已经开始调动，他除了略微拖延一下时间以外并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这次他回到伦敦之后发现公众情绪发生了转变。张伯伦提出英国与法国愿意保证捷克不会抵抗并且肯定会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但是德国也必须保证不使用武力。此时一直在担心张伯伦办错事的外交部越发焦虑愤怒起来。外交部高阶官员亚历山大.卡德甘【5】在日记里承认此时的英国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我宁愿失败也不愿受辱。从今往后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还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呢？埃及、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凭什么继续听命于我们呢？”他的一腔怒火也搅动了他的上司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良心，致使外交大臣夜不能寐，第二天他就在内阁会议上站到了张伯伦的对立面。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Field_(magazin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vile_Henderson

【3】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293539/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ck_Sheppard_(priest)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Cadogan

关于1936年的逊位危机，最难理解的一点就在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后人的记忆中居然被抬举得如此之高，达到了国家创伤的程度。毕竟当时值得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大规模失业依然维持在吓人的高水平，独裁者正在欧洲耀武扬威，西班牙内战更是打得热火朝天。然而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前来通知首相自己最近的活动时，鲍德温却呵斥道：“我希望你现在不要拿着太多外国事务来麻烦我。”此时此刻更令他忧心忡忡的麻烦是爱德华八世国王与美国离异女性华里丝.辛普森之间的情事。鲍德温花费了好几天时间与其他大臣们、他的私人朋友们以及反对党领袖们反复争执究竟应该怎么办。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正常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了搁置。大主教们，报社老板们，议员们，著名律师们以及王室顾问们一直在与四十一岁的国王摆事实讲道理，此外这些人彼此之间同样吵得不亦乐乎。在国际广播或者互联网出现之前，大部分英国公众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当然，谣言是免不了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在不吝笔墨地详细报道国王与性感的辛普森夫人（尽管她并不算美丽）之间的浪漫情节。下院里有议员质问为什么在英国出售的外国新闻杂志的特定几页被撕掉了。心照不宣的知情人们全都不肯开口。稍微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知道这其中的猫腻。旅居海外的英国公民们向国内发送了大量通风报信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来自美国，收信人是《泰晤士报》的主编。这封信抱怨道，混合着污泥与粘液的雪崩已经掩埋了英国在海外的声誉。国王的行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扭转了普通美国人眼中大不列颠的形象，从冷静体面的领土变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巴尔干音乐喜剧，而且伴奏音乐还是爵士乐。”

但是直到整个事件临近尾声之前，直到国王踏上逊位与流放之路之前，英国国内的报纸对于这件事都只字不提，BBC更是三缄其口。比佛布鲁克勋爵曾经被爱德华国王叫到白金汉宫，国王希望在英国彻底封锁关于辛普森夫人的第二次离婚的一切新闻，从而为他们两个的婚姻扫清障碍。用国王的话来说，辛普森夫人“身体欠佳，情绪低落，一想到自己将会恶名狼藉就心焦不已。”比佛布鲁克很爽快地答应了国王的要求，随即与罗瑟米尔一起拉拢各位报业巨头们集体保持沉默。等到这条新闻最终被捅出来，英国即将失去新任君主的时候，比佛布鲁克的《每日快报》还会与《每日邮报》合力打造一个“国王党”，企图支持国王继续抗争下去。丘吉尔也会加入他们。这帮人自视为集浪漫与英勇于一身的局外人，对抗着懦弱正统且依然由鲍德温领导的政治与宗教建制派。鲍德温自然另有看法。哈姆兹沃斯向鲍德温提出了“贵贱通婚”的理念，按照这样的安排，国王与辛普森夫人可以结婚，只不过辛普森夫人不会成为王后。鲍德温反唇相讥道，“他与他那份肮脏的报纸并不像我这样理解英国人的心态。”接下来鲍德温的另一句评语则十分贴切地解释了为什么国王的婚姻大事将会搅乱英国的领导层。“你说的很对，自从战争结束之后，关于道德、责任、自我牺牲与体面的理念确实日益衰落，但是关于国王的理念却日益增强……所以我告诉你，英国人绝对不会接受你这套安排。”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能肯定当时的英国人到底都在想些什么。科学的民调手段当时还没有出现，也没有人组织英国民众对于这次事件进行投票表决。我们现在可以依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日记以及对于街头人群规模的报道。总而言之，鲍德温的看法似乎要比“国王党”更贴近事实。比方说丘吉尔就因为支持国王在下院里遭到了嘲讽与呵斥。他在私下里因为国王遭到如此粗鲁的对待而气得破口大骂，甚至还流下了眼泪。在他最需要政治信誉从而推进重整军备的大计时，却遭受了政治生涯当中最丢人的一段情节。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再也不可能恢复声誉了，因为他的失算实在太严重了。离婚在当时的英国依然被视作丑闻，像辛普森夫人那样先后两次离婚更是骇人听闻的丑事。此外当时的英国人还普遍认为国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理应比一般人更加正派。日后走下王位的温莎公爵在著名的逊位广播当中声称自己要在爱情与责任之间进行近乎不可能的选择。如今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倾向于认为爱情总能赢得最终胜利——甚至在1936年，美国人与其他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英国针对温莎公爵的民怨却十分深厚，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抛弃了自己的职责。等到整个事件终于被捅出来之后，绝大多数报纸都采取了凶狠的批判口径，甚至还有报道称有些体面的中产阶级成员干脆拒绝歌唱“天佑国王”。

鲍德温、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们都希望国王能主动放弃辛普森夫人。但是真正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可能性却是国王一方面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也不打算舍弃王位。现实历史当中的国王选择了逊位，因此人们极少讨论上述可能性的全部后果。包括鲍德温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假如国王一意孤行，必然会导致大英帝国的崩溃，因为君主正是维持帝国体制的基石。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总理也都这样认为。假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观点相近的南非在二战开始之前就切断了他们与联合王国的正式联系，那么1939至1945年之间的故事恐怕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在英国内部，国王与政府将会陷入情绪激烈的对峙。鲍德温很可能会辞职。接下来将会举行大选，而两个反对党都不支持国王。按照英联邦高阶官员的预测，支持君主制的王室年俸将会遭到大幅削减，民愤也会日益高涨，最终迫使国王逊位。自从查理二世以来，这还是英国最接近彻底抛弃君主立宪体制的时刻。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猜测，但是确实解释了为什么鲍德温会对汇报海外事务的艾登不假辞色。

立宪君主的存续完全仰仗象征与符号。1936年1月28日，乔治五世国王的遗体在一小群人的护送下从国王十字车站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供民众瞻仰悼念。在此之前，爱德华八世国王早已尝试了好几招象征主义手法。乔治五世国王与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国王都习惯于将桑德灵汉姆宫的所有钟表拨快半个小时，为的是保重国王永远不会迟到。先王尸骨未寒，新任国王就下令将钟表全都拨回了正点。他专门雇了一个钟表匠在子夜时分悄悄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一举动似乎象征着他将会成为一名不同以往的新型国王。但是一个人未必总能挑选自己的象征。这天早上，不戴帽子的爱德华八世行走在父亲的灵柩后面，他能看到棺材盖上固定着王冠的标志。运送灵柩的炮车拐弯驶进宫院的时候，两名保守党议员突然看到王冠上的马耳他十字从王冠上掉了下来。一位护送灵柩的军士长赶紧弯腰捡起十字架揣进了兜里。两名议员听到新国王发出一声感叹：“天啊！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一名议员随即向同伴半开玩笑地表示这句话不妨当做新王朝的格言。1936年12月1日，国王的恋爱风波终于登上了英国报纸。也就在这一天，一场大火焚毁了水晶宫。用一份报纸上的话来说，“就在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伟大标志之一灰飞烟灭的这一天”，一位主教发言斥责了君主的行为，这两件事凑在一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在许多方面，爱德华八世（家里人与朋友都坚持将他称作大卫）一开始看来都是一名很值得看好的君主。他虽然身材不高，但却仪表堂堂。他开口说话时并不像今天的君主那样抱有浓重的上层阶级口音，而是相当平易近人。他穿着考究，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很善于倾听。对于千百万英国人来说他曾一度是现代化的象征。在英国缺乏本土魅力的时代，他就是一名光华夺目却又不摆架子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与华里丝.辛普森的恋爱将会毁掉他的名声与统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场恋爱视为国王与现代化保持同步的又一项尝试。毕竟当时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都主张两性关系应当坦诚。他的爷爷包养过情妇，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只要不在公开场合讨论这种事就一点问题也没有。爱德华八世认为这样做既陈腐又虚伪，而且毫无荣誉可言。很多人都反复告诉他只要藏着掖着就尽管可以包养情妇，唯一的禁忌就是带着情妇在公开场合“炫耀张扬”。但是爱德华八世从一开始就决心一定要开诚布公，要让辛普森夫人拥有配得上她的名分。他深爱着这位泼辣风趣、果敢自信的美国女性。不过辛普森夫人并不是一个特别上相的人，因此后世的阴谋论爱好者往往认为她掌握了一套效力非凡的房中秘术——甚至还有人认为她是男扮女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认识辛普森夫人的人普遍认为她富有魅力，并且承认她与爱德华八世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

不过爱德华八世本人可没这么简单。他从小生活在一个不苟言笑的家庭里，他的母亲很不擅长表达感情。至于乔治五世本人，有一则可靠性存疑的故事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对待子女的态度。国王的长兄德比侯爵觉得国王将子女教训得太狠，于是有一天与国王一起散步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乔治五世答道：“我父亲害怕他的母亲，我又害怕我的父亲。所以我也非得让我的子女怕我不可。”前文当中已经反复提到了乔治五世是个十分精明的君主。尽管外人往往认为他头脑简单，只知道一味强调着装规范，除了集邮什么都不关心，但是这只是表象而已。在他的统治期间，全世界共有五位皇帝、八位国王以及十八个其他王朝化为乌有。因此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依然受人爱戴的他着实不可谓不成功。但是他为子女营造的成长环境的确只能用了无生趣来形容。爱德华八世从小挺过了这一切，还经受住了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当中严苛环境的考验，长成了一名充满活力且略显叛逆的年轻人。他骑术精湛，大胆无畏，一战期间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赶赴堑壕战现场。他的名字成为了冒险的同义词。就连基钦纳都抱怨他总喜欢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受封威尔士亲王之后，他在英联邦内部四处巡游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便在印度也是一样——当时阿姆利则大屠杀刚刚过去，访问印度的英国王室成员面临着切实的风险。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个喜欢耍性子的人，酷爱寻欢作乐，并且一直在寻找母爱的替代品。他首先找到了一位杜德丽.沃德夫人【1】，两人在1918年3月相识。当时沃德夫人为了躲避空袭跑进了梅菲尔区的一栋公寓，碰巧威尔士亲王与几位朋友也在里面。很难说他们两个之间只是萍水相逢，因为两人总共相处了十五年。在此期间沃德夫人与丈夫分居并且离婚，威尔士亲王只要人在伦敦就一定每天都会去探望她，并且与她的子女关系很好，他们都叫他“小王子”。但是当他遇到辛普森夫人之后，立刻就以最渣男的方式抛弃了杜德丽。他再也不在杜德丽面前露面了。不知有变的杜德丽向平时一样给圣詹姆斯宫打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哭哭啼啼的声音。这位伤心的接线员告诉她，自己有一句非常糟糕的话不知应当如何启齿：“我接到命令，不能让你把电话打进来。”日后爱德华八世还会毫无怜惜之心地抛弃掉给他找别扭的老朋友，例如他的侍从武官弗卢迪.梅特卡夫【2】。在二十年代的伦敦，他身边总是环绕着一群红男绿女，其中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小说家康普顿.麦肯齐将这帮人蔑称做“入侵者”，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最没心肝、最耽于享乐的超富阶层，全英国最死硬且最招人恨的一帮人。”简而言之，爱德华八世不仅是个风流倜傥的现代派，还是个被娇惯坏了的公子哥。

当威尔士亲王刚开始在比亚里茨追求离婚再嫁的辛普森夫人时，她非常坦诚地承认亲王的地位是他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后来她表示，结识威尔士亲王就好比在宝库门前念诵“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流光溢彩的新世界随即展现在了她的眼前，她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激动的经历。亲王拥有“不容错认的威仪气场。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念头似乎也总会在顷刻间转变成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现实。火车要为了他而停开，游艇会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最豪华酒店的最上等套房永远向他敞开大门，飞机会留在地面上等待他的驾临。最让我惊叹的是，他做到这一切似乎全然不费吹灰之力。”亲王还有自己专属的玩具城堡，也就是温莎附近的贝维德雷堡。只要愿意，他随时都能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尽管亲王其实并没有酗酒与滥交的习惯，乔治五世依然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国王曾经表示：“我死了之后这孩子不出十二个月就会毁掉自己。”爱德华八世登基之后，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廷臣与随员们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吝钱财地购买珠宝首饰与其他礼物来取悦辛普森夫人。用他的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当时社会公众都很同情白金汉宫的员工，“这些人眼看着自己的啤酒钱遭到削减，与此同时却又经常要向辛普森夫人的公寓运送成箱成箱的香槟酒、家具或者瓷器，因此他们满腹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今天记忆当中的爱德华八世是一位天然的社会改革家，他的作风与鲍德温治下充斥着保守主义的英国格格不入。不过上述事例与这些回忆并不太相容。诚然，当爱德华八世直面贫困或者其他形式的苦难时，他的良心确实总会受到触动。早在登基称王之前，威尔士亲王就是全国社会服务理事会的赞助人之一。他的行程遍及了英国国内处境最凄惨的地区，一路上都在募捐善款以及招募志愿者。他在威尔士向失业家庭赠送了土地，旨在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他还经常探访伤残老兵。但是他最出名的访贫问苦行程发生在登基之后，而且基本上毫无意义。那一次他前往威尔士南部访问行情萧条的煤矿与关闭的炼铁厂，并且感情外露地宣称“必须要采取行动帮助这些人找到工作”。他承诺自己会竭尽所能地帮助这些人并且应对失业问题。但是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不仅没有权力这么做，而且不久之后就要永远离开英国。他早已告诉家人与鲍德温自己打算逊位了。

爱德华八世涉猎社会政策的经历至多只能算是蜻蜓点水，相比之下他对于纳粹德国的热情更值得关注。他是认真的吗？柏林方面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三十年代中期德国驻英国大使利奥波德.冯.赫施【3】尽管本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却依然向自己的雇主表示爱德华八世“对于德国抱有热切的同情”，最起码“我们可以期待英国王座上出现一位充分理解德国国情的君主。”登基之前的威尔士亲王就很反感英国外交部的反德基调。（另一方面，等到亲王登基之后，外交部也留了一手。由于担心他在贝维德雷堡将官方文件到处乱放，外交部特意拣选审查了呈交国王御览的红色公文箱里的内容。这种事迄今为止仅仅发生过这一次。）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4】甚至比赫施走的更远。此人是乔治五世的叔叔，维多利亚时代的德国缺乏青少年王子，于是他就从伊顿被打发了德国并且一直定居下来。一战之后他成为一名极右翼份子。1936年他面见国王之后将谈话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其中提到了爱德华对于英德联盟的热情。接下来他还声称，“我问道国王是否希望看到鲍德温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他的回答如下：‘谁才是国王？是我还是鲍德温？我希望与希特勒谈一谈，在这里也行，在德国也行。请跟他这么说吧。’”我们当然可以不屑一顾地认为这些言辞只是油滑的外交官对于独裁者的奉承，尽管意大利大使以及希特勒的外交部长也提供了类似的报告。但是甚至就连一部分国王的支持者，例如托利党议员兼日记作家亨利.查农爵士【5】也认为爱德华八世“行事作风太像独裁者而且太亲德国……他反对太过分的低劣民主制度……假如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温和的独裁者，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此外爱德华八十在逊位之后不久就以温莎公爵的身份携新婚妻子访问了纳粹德国。并且会见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所有纳粹显贵。

包括纳粹高层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爱德华八世之所以在鲍德温以及反德国党团的逼迫下放弃王位，原因在于他的政治观点。的确，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筹备入侵英国之际，他的爪牙正在葡萄牙诱惑或者说诱拐温莎公爵，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为潜在的傀儡统治者。丘吉尔对于这件事相当上心，最终派人急匆匆地将公爵夫妇护送到了巴哈马，公爵在那里以总督的身份度过了整场战争。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爱德华八世的逊位原因在于他是个绥靖主义者或者是个半纳粹并且因此而遭到了强迫。逊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当时或者不久之后都得到了关键参与者的详细记述。鲍德温极力劝说国王放弃辛普森夫人并且保留王位，他认为相反的做法非常悲哀且伤害极大。其他人则试图说服爱德华八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暂且将辛普森夫人送到国外躲躲风头，他本人先行加冕，等到全国人民逐渐熟悉了他之后两人再团聚。前文还提到了国王的许多朋友都提出了贵贱通婚的主张。总而言之爱德华八世保留王位的机会十分充分。逊位之所以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国王决心在辛普森夫人第二次离婚之后就立即迎娶她。

至于鲍德温，他绝不是一个欺负人的恶棍。面对着比他年轻的国王，鲍德温的态度堪称耐心细致。我们之所以认为爱德华八世由于亲纳粹德国而遭到建制派密谋驱逐的说法不值一驳，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许多纳粹德国最坚定的敌人都站在国王这边——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丘吉尔，此外还有托利党大臣兼日记作家多弗.柯柏以及报业巨头比佛布鲁克。反过来说，绥靖主义者们总体而言都对国王抱有敌视态度，尽管必须指出的是就算敌视国王的人们至少也会在明面上表示他们希望国王不要逊位——尊崇君主的传统习惯并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消失掉。事后看来，逊位危机对于英国来说称得上是塞翁失马。爱德华八世将王位让出来之后，他那位勤勉尽责的弟弟接替了他，英国也迎来了又一位乔治国王（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一开始很不喜欢这项变动，因为原本宁静舒适的家庭生活从此以后就被冰冷死板的白金汉宫礼节取代了）。鲍德温在首相岗位上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等到乔治六世国王正式加冕之后就辞职了，将权力转交给了自己的财长与长期同事内维尔.张伯伦。乔治六世将会成为一名贤王。三十年代末的逊位危机为英国除去了一位政治幼稚、生活虚荣、情感不稳定的君主。事后看来逊位危机绝不是英国的损失，反而是英国国运的神来一笔。话说得不好听一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是这一时期唯一一个为英国提供过重大帮助的美国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a_Dudley_Ward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uity_Metcalf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pold_von_Hoesch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Edward,_Duke_of_Saxe-Coburg_and_Gotha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hannon

无事可做之际不妨写书。1932年，时年五十七岁的丘吉尔看上去已经很老了。这一年夏天，他追随着伟大先祖马尔巴罗公爵的征战足迹，走访了好几片曾经被祖先征服过的战场。他正在为一部长篇传记搜集素材。此时他已经与保守党领导层闹翻了。全国政府成立的时候保守党领导层特意指示不要把他请回来。于是他就跑到了慕尼黑，与家里人一起住在一家酒店里。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此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艺术品商人，也是热情的纳粹党人。此前米德福德家的女儿们能够面见希特勒全靠他牵线搭桥。汉夫施丹格尔很想让两位伟人——丘吉尔先生与希特勒先生——会晤一下。他带来了好消息：绝大多数下午希特勒都会来到丘吉尔一家下榻的酒店坐一坐。丘吉尔觉得这项安排有点意思，于是同意与希特勒聊上几句，尽管他并不太喜欢准元首的反犹观点。不过希特勒最终决定这次见面没有必要。他告诉汉夫施丹格尔丘吉尔已经下台了，现在他说话已经没人听了。汉夫施丹格尔颇为大胆地反驳道希特勒目前的处境也是这样。后来他声称与丘吉尔会面的想法让希特勒感到很紧张。几天之后丘吉尔一家人就离开了。

假设这两个人当真见了面，他们的饭后闲谈内容一定会十分值得一听。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很久，丘吉尔就开始密切关注纳粹运动的兴起，并且警告人们纳粹的胜利将会危及欧洲和平。除非是眼里只有丘吉尔的脑残粉才会声称自从他离开自由党以后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前文中我们提到他直到二十年代晚期都在奉行十年规则，将国防开支占全国财富的比例压到了当代史上的最低水平。他一意孤行地反对《印度治理法案》，尽管这份法案立场温和而且仅仅只是暂时措施，但是却彻底搅乱了他的浪漫主义心态。稍早一点的时候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布尔什维克要在英国发动叛乱——不过说句公道话，他对于苏联的看法一直都还算靠谱。所有这一切都被人们看在了眼里。1936年，鲍德温曾经与唐宁街十号的员工们以及日记作家汤姆.琼斯开玩笑，声称早晚有一天他要“说上几句”关于丘吉尔的意见——并不是长篇大论，不过他打腹稿已经很久了：“我要这么说：温斯顿降生那一天，众多仙女围绕着他的摇篮，赐予了他一件又一件礼物——想象力、口才、勤奋、办事手腕等等。然后有一位仙女说道：‘谁也无权享有这么多礼物。’于是她把温斯顿抱起来使劲摇晃了一通，然后判断力与智慧这两件礼物就从他身上掉了下来。所以尽管我们很乐意听取他的观点，但却并不打算接受他的建议。”这番话基本上表达了当时一般人对于丘吉尔的看法。他去牛津大学宣讲裁军问题，学生们纷纷对他报以嘲笑。在保守党中央理事会的一次集会上，其他与会者无不对他冷嘲热讽，搞得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下院里，认为他作风粗鲁且夸夸其谈的托利党与反对党议员们更是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他一顿。绝大多数报纸都高调评价了麦克唐纳与鲍德温不允许他重返政府的决定。工党持续不断地攻击他是个反动派战争贩子。德国大使抱怨丘吉尔对待希特勒的态度过于失礼，丘吉尔的许多老朋友——包括伦敦德里勋爵与罗瑟米尔勋爵在内——也认同这种说法。总而言之此时的他当真沦为了孤家寡人。

但是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丘吉尔很早就开始发表意见，丘吉尔的意见全都是正确的，而且丘吉尔还是个倔脾气。自从希特勒掌权之后，丘吉尔就一直在毫不动摇地主张增强军备。他依然像从前那样充满激情，但是现在他也在尽其所能地确保事实与数字的准确性。爱德华时代的军备竞赛主题是无畏舰，三十年代的主题则是空军。丘吉尔与各位大臣们就战机数量、德国航空工业发展现状以及飞行员训练等等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下院，德国人的空军比英国政府公开主张的现状还要先进，英国空军则比英国政府乐于承认的现状还要落后。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正确。丘吉尔针对全国政府的政治攻击全都基于居高临下通观全局的立场，他斥责纳粹德国是一片充斥着“战争精神”的土地，到处都是“遭受无情虐待的少数族裔”。纳粹将文明社会的价值弃如敝履，是非对错的评判全都“仅仅基于种族”。谁也不能说他误解了德国的局势。尽管他从未见过希特勒，却似乎很清楚希特勒的所思所想。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这样的洞见却令他饱受非议。公共舆论普遍认为他是个走火入魔的人，一心想要发动一场不可理喻的复仇，甚至还存着夺权的心思。

尽管如此，此时的丘吉尔却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大批爱国且不守规矩的公务员们为丘吉尔提供了许多政府内部情报，凭借这些情报他开始做各位大臣们的工作。大臣们起初被丘吉尔闹得不胜其烦，然后就慢慢被他争取了过来。比方说帝国国防参谋部工业情报处的领头人戴斯蒙.莫顿【1】就是丘吉尔的关键情报源之一，此人向丘吉尔传递了大量机密文件。外交部的拉尔夫.维格拉姆【2】与他的妻子都曾为丘吉尔输送过情报，而且维格拉姆的上司罗伯特.文斯塔特爵士【3】对于手下人的小动作心知肚明。维格拉姆不惜违反全套公务员行为准则前往查特韦尔与丘吉尔见面，还会将丘吉尔请到自家做客。此人在五十六岁那年原因不明地去世了，死因要么是心脏病要么是自杀，总之令丘吉尔十分难过。文斯塔特本人同样与丘吉尔保持着密切交流。丘吉尔经常大步走进外交部，直接闯进文斯塔特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地想要多了解一点最新情报，害的文斯塔特整天提心吊胆——再怎么说文斯塔特也是外交部公务员队伍的领头人，而且此时外交部依然掌握在丘吉尔的反对者手里。此外外交部的新闻主管雷金纳德.利珀【4】也是丘吉尔的情报源之一。丘吉尔的线人总数大约有二十人之多，其中还包括海陆空三军的现役军官，这些军人们非常反对现任政府迟缓绥靖缺乏想象力的做派，而丘吉尔则是他们发动反击的唯一武器。有了这些人的暗中相助，丘吉尔可谓消息灵通——他知道英军现有坦克技术以及夜间飞行训练科目多么孱弱，马耳他布置了多少高射炮，以及皇家空军地勤人员的培训水平多么低下，机翼除冰的手段，以及推进器技术的最新攻关课题。在泄露情报的外交官与商人的帮助下，他也很清楚德国航空工业的现状以及对方在英国的采购清单。一次又一次，他在公开批评政府的时候甚至比大臣们知道得更多。

有些内部情报简直能把人吓得哑口无言。比方说德国观察员们有一次获准观看最新式的皇家空军飞机，但是这些飞机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检阅，飞机上的炮塔是临时装上去的样子货，飞行员也是赶鸭子上架，为的是在德国人面前充门面。到了1937年，就连内阁都知道德国空军的战机数量与训练水平超过了皇家空军，而且丘吉尔的意见从来都是正确的。面对这位窝火老人发动的宣传攻势，鲍德温-张伯伦内阁的态度始终有些模棱两可——从一开始他们两个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所言不虚的可能性，尽管他们都很希望他是错的。1935年丘吉尔赢得了一场选战大捷，不过鲍德温依然拒绝让他加入内阁。在写给保守党党务干事的信中，鲍德温声称丘吉尔“应当养精蓄锐，从而在日后担任我们的战时首相。”这句话并不是纯粹的挖苦。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在竭尽所能地向政府施压。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还将几家报社——尤其是《每日邮报》——拉拢到了自己这一边。他在下院无休止地发言，他给各位大臣们写私信，聚拢在他身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布伦丹.布雷肯这样的议员以及越来越多的报界人士。另外他还与好几名工党成员甚至少数工会领袖关系不错。他经常在萨沃伊饭店设宴款待这些人。就这样，公众意见一点一点地被他争取了过来。

1935年之后，英国开始秘密重整军备，尽管进度并不算快。许多尽心尽责的公务员都认为丘吉尔的攻击简直无法忍受。其中有一位亨利.提扎德【5】推动了英格兰南部地区无线电监测站的发展与部署，美国人日后会将这项发明简称为雷达。英国雷达网的建立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位自然是雷达技术的发明人、苏格兰科学家罗伯特.沃特森.瓦特，另一位就是看清了这项技术多么意义重大的提扎德。要是没有这两个人，不列颠之战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至于空军本身也没闲着，筹建了一整套秘密军工厂体系，随时都可以全面投产。1936年2月，第一架飓风式战斗机的原型机进行了试飞。这款飞机的私营制造商霍克公司正确地预测了政府立场的转变，开始计划这款飞机的大规模量产。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期间飓风将会成为英国空军的主力。这份先见之明在1936年7月得到了回报，空军一次下单订购了六百架战斗机。尽管如此，政府的宣传口径在过去好几年里毕竟一直在淡化军事需求的重要性，因此工厂的重新开动与战机设计的改进都需要时间。至1939年9月皇家空军下单购买了3500架飓风，但是交货数量只有不到500架。飓风首飞之后过了几个月，R.J.米切尔设计的喷火马克1型战斗机也进行了试飞。米切尔认为喷火“是个傻乎乎的名字”。他在1937年罹患癌症逝世，将这款战斗机的进一步改进工作留给了别人。第一批喷火于1938年8月交付给了皇家空军，但是超级马林公司难以应付订单总量，于是将一部分订单转包给了一家汽车公司纳菲尔德。但是纳菲尔德的努力成果并不比超级马林更好看。至1939年初只有四十六架喷火交付使用。

在其他方面，丘吉尔与大臣们玩弄的数字游戏同样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与德国空军的优势力量相抗衡，皇家空军在三十年代后期一股脑地采用了现有一切半现代化设计，其中包括好几款到1940年就要落伍淘汰的飞机，例如命途多舛的巴特尔轰炸机与布伦海姆式轰炸机。丘吉尔与绝大多数皇家空军指挥员们依然相信轰炸机总能进入敌国领空的过时信念，因此高估了空袭轰炸的效能。二战开始之后，能够抵达柏林上空的英国轰炸机其实数量并不多，而且载弹量也不算大。就像鲍德温与绝大多数其他政客一样，丘吉尔对空袭杀伤人数的估计达到了实际数量的十到二十倍，他还相信交战双方都会使用化学武器。丘吉尔一直在不假辞色地警告人们要为下一场战争早做准备，而且人们也普遍很害怕全面空袭，因为英国并没有多少防御手段。正因为如此，英国公众对于丘吉尔的看法才如此矛盾。他是个快人快语之辈，但是他的言论却充满了恐怖与绝望。1938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日记中写道，当地邮递员认为英国人现在可能会为张伯伦欢呼，“但是再过五年我们可能就会后悔，当初真应该早点把那个独裁者希特勒干掉。独裁者的权欲没有止境，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不过这位送信的哲学家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还是很想要和平。人性就是这样的。”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smond_Morton_(civil_servan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lph_Wigram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Vansittart,_1st_Baron_Vansittar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Leeper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Tizard

这家人当年就无人不知，今天他们家依旧无人不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生平也只剩下了笑话与至今依旧令人骇然的场景。

第一幕：海威科姆附近的奇尔特恩地区，一条溪水潺潺流过，地貌看上去相当粗粝。三名女孩与一名男孩正在满脸惊恐地撒腿狂奔，一边尖叫一边冲过受惊的羊群，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过溪流，直到最后由于体力耗尽而躺倒在地，等待着必然的结局。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紧跟着一个身材瘦高的英俊男子，穿着朴素的乡间服饰，手中紧紧地牵着一条寻血猎犬。此人是一名小贵族的次子，曾在布尔战争期间负伤，目前在《女士》杂志供职，尽管这样的工作环境与他的气质很不相称。此时他正在进行自己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也就是追猎自己的子女。当然，寻血猎犬追上目标之后并不会将他们撕碎，只会舔得他们满头满脸都是口水。但是这一幕看上去依旧令人心慌得很。

第二幕：格洛斯特郡，1926年。第一幕当中的男子依旧英俊逼人，只不过比当年多了几分怒气。他站在一座修建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乡间别墅门外，一边咒骂“该死的阴沟”一边将一条赶牲口的长鞭抽得噼啪作响，借以发泄怒火。屋里是一群年轻的牛津大学唯美主义者，他们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与大红大绿的花纹毛衣，扎着丝绸质地的领带，已经在屋里狂欢了一个通宵。这些人都是这户人家的大女儿南希的朋友。有一位马克.奥吉维-格兰特晃晃悠悠地从二楼走下来吃早饭，他的着装还要比其他人更加不成体统。在屋外抽鞭子的男子是里兹代尔勋爵，自从长兄战死在一战战场上之后他就继承了这个头衔。现在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恶作剧的好机会。于是他抢在这名年轻人前面一把掀开了扣在盖碗上的盖子。“今天早饭吃脑子，马克！尝尝猪的思考器官味道如何？”眼看着盘子里烂乎乎颤悠悠的一团，奥吉维-格兰特脸色立刻变得一片碧绿，踉踉跄跄地跑到门外呕吐起来。里兹代尔勋爵的脸上则闪过了一丝心满意足的神色。

第三幕：1931年。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与牛津大学的唯美主义者们都随着咆哮二十年代的逝去而成为了历史。里兹代尔勋爵在科茨沃尔德的一座小山上新近修建了一栋别墅，疾风河从山脚下流过。里兹代尔勋爵仿照早期乡间别墅的风格自行设计了这栋住宅，将其命名为斯文布鲁克。家里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栋别墅非常难看。在别墅二楼有两名女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七岁——正站在她们两个共用的寝室里恶狠狠地相互对峙。年纪大的那个名叫尤尼媞.瓦尔基里.米特福德，昵称叫做博德。年纪小的那个名叫杰西卡。我们先来听听杰西卡怎么说吧：

“我们将房间一分为二，博德在她那边布满了各种法西斯徽记——例如一捆用绳索捆起来的棍子以及墨索里尼的照片……莫斯利竭力模仿墨索里尼的照片，万字纹，纳粹与意大利青年团体的歌曲唱片。我这边则摆满了各种共产主义书籍，一座用一先令从旧货店买来的列宁胸像，还有一堆《工人日报》。有时我们会在房间中线上摆满椅子充当街垒，隔着街垒相互投掷唱片与书籍，直到保姆上楼教训我们不要胡闹为止。”

后来尤尼媞声称等到自己再大一点一定要去德国面见希特勒。杰西卡则会反唇相讥，声称那时候自己一定要离家出走加入共产党。（她们两个的小妹妹黛博拉此时则会很有先见之明地表示自己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女伯爵。）每次争吵结束后，尤尼媞与杰西卡都会依偎在一起，转而讨论万一日后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必须处决另外一个人可怎么办。

第四幕：1935年2月9日，慕尼黑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咖啡馆。尤尼媞的手止不住发颤，就连一杯热可可都端不住。接连几周她一直在远远眺望着每天过来喝咖啡的希特勒，这一天希特勒终于发现了她的存在并且颇为好奇，于是邀请她坐到自己的桌子旁边。她向希特勒介绍了自己的来历，两人谈到了两个诺曼民族国家之间永远不应当爆发战争，谈到了犹太人的阴谋触手如何遍布全世界，还谈到了电影与伦敦的建筑。不久前尤尼媞给姐姐戴安娜写信，信中谈到了长刀之夜以及她本人对于这起事件的明智评价：她很心疼希特勒。“亲手逮捕罗姆，亲手扯掉他的肩章，对于希特勒来说一定非常难受……可怜的希特勒。”当她与希特勒熟络起来之后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太幸福了，就连死都不怕。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姑娘。”接下来四年里，她与希特勒总共私下会面一百四十次，她也成为了希特勒贴身小圈子的成员之一，以至于有流言声称他们两个是恋人。事实上这两个人极有可能并未走到这一步，尽管希特勒无疑非常享受尤尼媞的陪伴，尤尼媞也很喜欢坐在希特勒的脚边，让他抚摸自己的头发。尤尼媞将自己的父母、哥哥以及几位姐妹都引荐给了希特勒。她在纳粹集会上炫耀着元首亲手赠送给她的万字纹袖章，还给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先锋报》寄去了一封口沫横飞的反犹公开信，在信中骄傲地声称自己是一位“恨犹者”。后来纳粹党送给她一座位于慕尼黑的豪华公寓，这座公寓不久前还属于一户犹太人家。根据纳粹的说法，这家人“跑到国外去了”。

第五幕：时间是1936年10月6日，主人公是美丽的长女戴安娜——自从她小时候遭到血猎犬追猎以来我们一直都还没见过她。现在她已经离婚了，正站在一间空旷的画室里，身边站着一位她将会毕生崇拜且支持的男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两个人正站在窗边欣赏着外面的景色，这栋宅邸属于戴安娜的密友玛格塔，在公园一般宽敞的庭院里，秋日的阳光洒落在刚开始泛黄的树冠上，一名贵客即将到来。戴安娜与莫斯利即将成婚。两人都向各自的家庭隐瞒了这一消息以避免尴尬——莫斯利尤其向亡妻辛西娅的家族隐瞒了自己的安排。这间别墅位于柏林，玛格塔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贵客则是希特勒本人。尤尼媞也来到了现场。莫斯利带来的证婚人当中还有一位军情五处的特工。希特勒送给这对新人的贺礼是一张他本人的肖像画，白银画框的顶端雄踞着一只鹰。莫斯利与戴安娜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允许他们在德国北部架设一座无线电发报机，借此经营一家商业化广播电台，播出假正经的BBC不愿沾边的流行音乐，电台的利润则可以用来支持英国法西斯联盟。希特勒还没彻底想清楚这件事利弊几何，而婚宴现场显然也不是谈正事的最佳场所。后来他确实批准了这个项目，项目的最终失败也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因为二战的爆发摧毁了莫斯利的财政运作。当天晚上夫妻两人在一间豪华酒店客房下榻，但是却发生了口角，致使这本应完美的一天有些美中不足。

第六幕：1937年4月，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已经成为了一片战区。随着佛朗哥迫使共和政府的军队步步后撤，难民们也纷纷涌入了这里。六周之后毕尔巴鄂就会沦陷。我们在当地某酒店客房里看到了杰西卡——就是用共产主义书刊饰品布置自己那一半房间的姑娘，如今她已经十九岁了——有一位艾斯蒙德.罗米利陪在她身边，此人是她的表亲，也是丘吉尔的外甥。自从十二岁那年杰西卡就开始积攒生日礼金与零花钱，存放在伦敦的德拉蒙斯银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其称作“离家出走资金”。等到钱攒够了之后她就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了。长期以来她一直在远处钦慕着艾斯蒙德，流行报纸将他称作“丘吉尔的赤色外甥”。早在惠灵顿公学就读期间罗米利就创办了一份左翼和平主义杂志《摆脱束缚》并且在所有主要私立学校里分发，并且因此遭到开除并且被送进了少管所。恢复自由之后他在伦敦开设了一家左翼书店并且继续创办杂志。十七岁那年他奔赴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参加了博亚迪利亚德尔蒙特的战斗，不过最终因为腹泻被送回了英国。在马尔伯勒附近的一次派对现场，这位浪漫的叛逆者遇到了杰西卡，她当即问他是否打算返回西班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她能不能跟他一起去。用一套花言巧语骗过家里人之后，这对陷入热恋的青年男女来到了毕尔巴鄂。艾斯蒙德决心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是早已对米特福德家族内部的法西斯分子兴趣高涨的英国报纸很快就拾起了这个故事。两户人家的家长们都心急如焚，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也介入了进来。政府人员找到了杰西卡与艾斯蒙德，强迫他们登上附近港口的一艘英军驱逐舰，将他们送到了法国南部。这个故事在欧洲广为流传。希特勒对于杰西卡的经历很感兴趣，按照尤尼媞的说法他还很想知道杰西卡的近况如何。后来杰西卡与艾德蒙斯结为夫妻并且在伦敦东区定居，两人积极参与了许多反法西斯活动，他们的批判对象主要就是杰西卡的姐夫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米特福德六姐妹和她们的兄弟汤姆的故事直到今天依旧家喻户晓，这一点并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故事也太像编的了。六姐妹的大姐南希撰写了一系列小说，其中略带虚构地展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这批小说几乎就像她的好友伊芙林.沃的作品一样引人入胜。她的父亲里兹代尔勋爵在书中的形象是“马修叔叔”，这是一个极其搞笑的喜剧形象，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将这位天真和善的贵族与书中的漫画式夸张人物区分开了。杰西卡的自传同样堪称上乘，报界很早就开始追踪报道她们的经历，从二十年代初期的派对现场一直伴随她们走到了充满灾难与戏剧性场景的三十年代后期。关于她们的报道往往过于简化，情节失真，还少不了浮夸修饰的成分。但是故事的内核始终都很可靠。六姐妹最终确实分别成为了一名小说家、一名女伯爵、一名农场主、两名法西斯分子以及一名左派调查记者。热爱希特勒的尤尼媞当初的确是在一个名叫万字纹的加拿大小镇受孕而生的，她的父母曾在那里淘金未果。她的中间名也的确是瓦尔基里。曾经走上布尔战争与一战战场的里兹代尔勋爵确实就像他的文学化身一样厌恶外国人，也确实经常会大发脾气，将别人抱起来使劲摇晃。乡间别墅力度生活的确就像看上去那样不舒适且令人心乱如麻。

但是除了左右对称的布局与毛骨悚然的幽默之外，六姐妹的故事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这个故事的主体是右翼士绅阶层。成为社会主义者并且定居美国的杰西卡是米特福德家唯一的异数。嫁给莫斯利的戴安娜在二战期间进了监狱。尤尼媞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与反犹主义者。小说家南希尽管有时声称自己是个左倾人士，也确实在难民营里工作过，但是她同样加入过黑衫军，并且是个臭名昭著的势利眼。里兹代尔勋爵以及六姐妹的母亲西德尼都曾被希特勒深深折服。里兹代尔勋爵起初反对纳粹，早年间访问德国之后他曾经告诉戴安娜，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接受了“那些在我们看来无非是一帮凶残祸害的家伙”的热情款待，他就感到“惊惶万分”。但是自从尤尼媞将他引荐给希特勒之后他就改变了看法。里兹代尔夫人也经受了类似的皈依过程。即便在二战期间她依然在不合时宜地高声支持纳粹，尽管她的丈夫此时已经与这一立场以及她本人一刀两断了。六姐妹当中的帕梅拉参加了英国法西斯联盟，后来嫁给了一位卓越的年轻科学家德里克.杰克逊【1】。此人同样是莫斯利的钦慕者。六姐妹的唯一一位兄弟汤姆在尤尼媞的影响下面见了希特勒并且参加了纳粹集会。尽管他并不太热衷政治，但是依然告诉朋友们假如他生在德国一定会加入纳粹。一般人讲述六姐妹故事的基本叙事都声称米特福德一家就像两个女孩的卧室那样分裂成了黑红两色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但是这种说法的粉饰意味太重，将切实存在过的极端政治当成了轻薄的笑料，根本算不上对于米特福德家族内部政治平衡状态的公允描述。

当然，米特福德一家的境遇并不算典型，但是这家人对于极右翼政治的兴趣对于三十年代的上层阶级来说也并不算多么出格。前文中我们反复提到了土地士绅阶层的迅速撤退。莫斯利与几百户一度家大业大的家族一样都不得不出售自家祖宅。里兹代尔勋爵继承了他的第一座乡间别墅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供养不起这栋豪宅。在整个战争间期，米特福德一家一直在以新换旧，每一次换来的新住宅都比旧宅规模更小。等到一家人再次搬回海威科姆并且安顿在旧磨坊村的时候，家里年级比较小的孩子们唱起了反映自家在房地产市场上一路下行的儿歌：“从贝茨福德庄园，到阿绍尔公馆，到斯文布鲁克别墅，再到旧磨坊小屋。”农村旧秩序的逐步缩水动摇了士绅阶层对于保守派的无脑支持，并非只有米特福德一家才是这样。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士绅阶层成员无不恐惧他们全然不了解但却显然整天想要闹事的市民大众以及共产主义席卷英国的可能性，因此许多人都觉得“那个希特勒”恐怕也没那么坏。大罢工期间杰西卡甚至将自己的宠物山羊抱进家里饲养，免得被布尔什维克开枪打死。当英国终于与纳粹德国开战的时候，几乎全部英国法西斯追随者都将会舍弃自己原本的立场转而为国效力，甚至就连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官方宣传口径都鼓励其成员参军报国，真正成为叛国者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但是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不支持全国政府的英国富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右方的更远处。他们的真正敌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这样的立场催生了许多跨越政治藩篱的古怪友谊，也破坏了许多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在这方面很有教益。前文提到杰西卡与丘吉尔的外甥艾斯蒙德私奔了，而艾斯蒙德又曾经在莫斯利的奥林匹亚集会上制造混乱。二战爆发之后他在一次空袭德国的战斗中牺牲，令丘吉尔十分痛心。不过真正的纠葛从这里才算开始。丘吉尔的女儿是戴安娜的密友之一，戴安娜经常登门丘吉尔一家并且留下过夜，直到丘吉尔在唐宁街十一号担任财长的时候依然如此。此时的戴安娜已经将自己的整个人生献给了莫斯利，而且经常访问纳粹德国。换言之，在二战前期危机正在酝酿的关键岁月里，她同时近距离接触了丘吉尔与希特勒，这样的经历可谓绝无仅有。她竭力试图说服丘吉尔认同希特勒的“合理主张”，但始终徒劳无功。当然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英国上层社会充斥着亲纳粹份子，以至于德国人可以轻松实现和平演变。丘吉尔一直维持着清醒头脑。上层阶级绥靖主义者组成的所谓“克利夫登团伙”人数相对有限，而且等到战争开始之后他们说话也就没人听了。但是英国的极右翼领导者与英国政坛的主流人士确实颇有私交。假如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再严重一点，假如英格兰中南部的战前经济复苏没有发生，那么英国政坛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加难看。

上面这几段分析或许有些太沉重了。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难道不该是可口的历史甜点吗？这方面的内容也确实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在米特福德家族内部体现得尤其到位。这家人的古怪之处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脱不开干系。今天的英国已经遭到了大众媒体的同质化改造。相比之下，当年隔离与社会主流之外的人们要比今天更多，这些人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家庭团体里，比今天的人们更容易大惊小怪，也更乐意采用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的私密语言。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是上好的笑柄。莫斯利之所以没能成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拿他开涮实在太容易了。他整天蹬着大皮靴，顶着尖顶帽，套着马裤，披着准军装款式的束腰上衣，趾高气扬地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总而言之他怎么看怎么不像英国人。就连希特勒都认为他不应该一味模仿德国或者意大利法西斯同行的做派。南希.米特福德笔下知名度最低的一部小说名叫《绿地上的假发》【2】，出版于1935年。这本书是针对黑衫军的讽刺作品，其中还以她的妹妹尤尼媞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相当搞笑的角色尤金娜.马尔梅斯。尤金娜是一名年轻且热忱的“社会联合主义者”或者说“联合米字衫”组织拥护者。她在书中第一次出场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羊毛衬衣，蹬着一双橡胶底帆布鞋，罩着一件米字旗花式的套衫，扎着一条皮带，皮带上挂着尺寸硕大的匕首。她站在一具反扣过来的浴缸顶上，冲着四周的乡村居民们高谈阔论。她的保姆想把她拽回家，但是联合米字衫的成员将保姆抓了起来，指控她是个肮脏的和平主义者。尤金娜接下来开始大肆抨击腐坏民主制度的危险：“在今天的英国，社会已经朽烂头顶，充斥着各种弊病、自私与好逸恶劳。富人们背叛了社会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沉湎于鸡尾酒吧与夜店的恶臭环境当中，远离了健康卫生的乡村生活。英格兰的乡间别墅是她最受人钦慕的特质之一，现在这些别墅却空空荡荡——为什么呢？因为英格兰的大家族都成群结队地搬进了城里的豪华公寓，将他们的传家遗产在离婚法庭上挥霍一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从船长的领导。船长是一位明智而又坚定的人，“是一名男子汉，而不是缩头乌龟。”

这部小说的基调是轻讽刺，题材则是恋爱喜剧。但是小说显然将戴安娜与尤尼媞都气得不轻。接下来四年里莫斯利都不允许南希登门造访，尤尼媞则发狠声称自己再也不会与大姐说话了。南希的小说虽然在幽默程度上仅仅比P.G.伍德豪斯略逊一筹，但是却没有再版，原因大概就是姐妹们的反对。戴安娜与尤尼媞能够忍受直截了当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杰西卡与尤尼媞的关系始终不错——但却无法容忍嘲笑与挖苦。伍德豪斯本人在二战期间曾经很幼稚地在柏林主持广播节目，但是他当年同样嘲讽过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伍斯特代码》一书中——恐怕是对于两年前南希作品的致敬之作——伍德豪斯塑造了一位罗德瑞克.斯波德。这位大英救世会或者说黑短裤军的领头人是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块头，两眼凶光毕露，六十步开外就能吓得一只牡蛎乖乖把壳张开。”热爱讽刺挖苦的国民性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英国不至于失足摔倒，这次就是个好例子。

不过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传递的最终信息不仅有喜剧因素，更有悲剧因素。有很多场景都可以备选成为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比方说里兹代尔勋爵因为女儿们的极端立场而饱受摧残，最终沦为了一名废人；当希特勒的炸弹落在伦敦时，天生丽质的交际花戴安娜正在霍洛威监狱服刑；杰西卡更是与家里的大多数人都断绝了关系。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1939年9月3日慕尼黑伊萨尔河畔的英格兰花园。尤尼媞.米特福德站在一家画廊门外，掏出一支珍珠柄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头部。她既热爱纳粹德国，也热爱英国，可是如今这两个国家却开战了。无法承受这一事实的尤尼媞选择了自我了结。在她因为脑损伤而奄奄一息期间，希特勒最后一次探望了她。不过她挺了过来并被送到瑞士，之后又从瑞士被送回了英国。她的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在照看她，直到她于1948年死于脑膜炎为止。经过康复护理之后她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语言与行走能力，也能出门探望朋友，但是她的智力却倒退回了十来岁的水平，而且还有大小便失禁的毛病。这样的结局固然很可怕，但却恶毒且精确地收束了幼稚的战前英国政治生活。米特福德一家的故事不仅撕碎了姐妹之间的私密玩笑。战争间期的英国人普遍心照不宣地认为上层阶级的政治闹剧只是做戏而已，只有下层民众才会拿着当真。这一理念同样在米特福德一家面前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rek_Jacks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gs_on_the_Green

上次讲到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时候，他与左派还有些藕断丝连，但是已经彰显出了确切无误的领袖崇拜特质。他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一群跟班，他本人也更受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的影响。在主流人士看来——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丘吉尔，甚至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的理想主义托利党激进派——莫斯利的所作所为并不算出格。莫斯利之所以要重新开始，是因为他的新党在1931年大选当中遭到了羞辱。那次选战当中他一时间猪油蒙心，居然向以色列.西弗【1】这样的著名犹太豪商筹款。这次筹款活动的脑残程度在英国政治史上绝对名列前茅，因为莫斯利居然开诚布公地告诉西弗，这场新运动“必须找到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物充当仇恨的目标，这一次的目标就是犹太人。”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就肯定意识到了自己的有勇无谋，赶紧又补充道“像你这样的犹太人，以色列”不在仇恨目标之列。然后西弗就把他轰了出去。在正版纳粹的眼里，莫斯利的问题在于反犹力度太弱。但是实际上他的真正问题在于秘密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资金援助，而墨索里尼又认为纳粹德国在反犹道路上走的太远。这样一来莫斯利在反犹问题上就无法放手施为了。尽管他一直在等待经济崩溃助他一举夺权，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仰仗外国力量的支持。

1932年10月，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此时来自墨索里尼的资金援助已经不可或缺了。这些资金由专人用手提箱带进英国并且小心翼翼地储蓄在秘密账户里，以免引起官方关注。有了钱的莫斯利将一座曾经的师范学校当成了自己的总部。这座“黑屋”位于贝特西公园路232号，黑衫军就在这里接受组织与培训。学校的地下室是干脏活的场所，比方说体罚。但是甘愿穿上军事制服的男男女女依旧络绎不绝地走进了黑屋。莫斯利的工作能力极强，他的好斗心态几乎不受控制。有一次他跳进观众席里将三名起哄者打得不省人事，还有一次他一拳放倒了自己的一名手下，因为他觉得对方侮辱了自己。他很快就获得了右翼贵族、情报官员、退伍军人以及早就在英国冒头的各种小规模法西斯组织的支持。不久之后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罗瑟米尔的《每日邮报》随即看法了不吝溢美之词的专稿。在报道国内法西斯主义动态的时候，这份报纸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黑衫军万岁！”在1934年上半年，罗瑟米尔集团一直在狂热地支持着英国法西斯联盟，就像若干年前支持帝国十字军一样。每当黑衫军举行集会的时候，集团总会买下上百个参会席位。罗瑟米尔还设想过与黑衫军合伙开设卷烟厂，让黑衫军成员去售卖香烟。他还搞过一场黑衫军女性成员选美大赛。

1934年6月7日，莫斯利举行了一场规模最大的集会，地点是伦敦奥林匹亚。共有15000人前来听他讲话，还有大约一千多名英共渗透人员混进了集会现场破坏秩序，以至于黑衫军保安与英共成员在集会大厅内部以及门外街道上爆发了极端暴力的冲突。莫斯利这回算是棋逢对手，遇到了另一个同样不惮使用暴力的团体，事实上英共相信血腥的洞开冲突有利于培育英国工人的激进理念。罗瑟米尔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惹上了怎样的麻烦。广大公众对于奥林匹亚暴乱厌恶至极，公众心态的集体转向也表明了英国与德国或者意大利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1934年，英国法西斯联盟在报业支持下达到了成员数量的顶峰，足有五万人之多。但是到了1935年，联盟成员数量就锐减到了去年的十分之一，主流报纸也撤回了对于莫斯利的支持。莫斯利对此的解释是犹太裔广告客户对罗瑟米尔施加了压力。在希特勒的影响下，他在反犹与暴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他也决定改变战术，转而寻找更容易下手的地点。他看好了一片十分理想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全英国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而且相当贫困，因此应该不用多么费事就能煽动起强烈的法西斯情绪。这次他选中的战场就是伦敦东区。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就像在奥林匹亚举行集会一样极其失策。黑衫军的演讲者在罗瑟希德、贝思纳尔格林、斯泰波尼与肖迪奇等地区大肆煽动反犹情绪。年纪轻轻的黑衫军暴徒到处张贴反犹标语，破坏犹太墓地，袭击犹太教会堂与犹太人经营的店铺。英国法西斯联盟一开始还会语焉不详地声称犹太人控制了全球金融命脉，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如此高大上的理论，转而开始攻击普通犹太裔民众。他们的攻击目标大都是贫民，他们的手段与纳粹德国如出一辙。

但是伦敦东区同样也是工党与英共的基本盘。在犹太裔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当地很快就成立了好几个联防组织。法西斯分子则用上了剃刀与棍棒。莫斯利决定来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规模冲突。1936年10月4日，他率领两千余名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身穿制服在伦敦东区举行游行，旨在恐吓当地犹太居民并且动员法西斯分子。在他看来这是一项灾难性的失误，彻底断送了他的组织。在犹太人反法西斯理事会的旗帜之下，足足十万余名反游行人员正在铁索街恭候莫斯利。他们掀翻了一辆卡车充当路障，还在卡车周围堆满了砖头。意识到大事不好的警方立刻要求莫斯利的人马打道回府，他们很听话地折返了回去。警方接下来又要求反游行人员赶紧回家，他们却不肯从命并且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导致百余人受伤，八十多人被捕。东区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成员在这次事件之后确实暂时上升了一阵，但是公众对于联盟的厌恶情绪却有增无减。内政部与伦敦警察局一直在辩论是否应当彻底禁止法西斯政党的存在，并且因为民权方面的顾虑而始终有所保留。政府最终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在英国街头穿着泛军事化制服以及禁止政党自行雇佣保安，此外还赋予了警方禁止一切政治游行的权力。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侮辱词语也被法律禁止了。

这些旨在镇压的立法不仅遭到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强烈抗议，而且英共与绿衫军也对其十分不满。但是这剂猛药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莫斯利依然还在举行集会，反对一切针对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战争。但是他的手脚已经被束缚住了。一位专门研究英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家认为莫斯利的“法西斯国家之梦在现实当中大受挫折，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无非是在伦敦东区培养了反犹主义小众亚文化。”此外还有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尽管法西斯、英共与其他各种团体在这一时期的英国频繁发生暴力冲突，但始终并没有闹出人命。说句不太时髦的话，内政部与警方在这一点上要记头功，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着温和立场，拒绝拿着莫斯利太当回事，而且仰赖公众嘲讽来遏制他的影响力。等到二战打响之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们都会被扔进监狱，莫斯利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也不能免俗。他那长期受苦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在1933年5月死于腹膜炎，那以后他就迷恋上了一位名叫戴安娜.吉尼斯的交际花。对于研究战争间期英国历史的学生们来说，她的娘家姓氏可谓如雷贯耳。英国上层阶级是一个人数有限但嗓门洪亮且充满活力的阶层。要想研究三十年代的极端政治如何颠覆了这个阶层的常识，就必然绕不过米特福德六姐妹的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关于英国上层阶级家庭的传奇故事，情节之曲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故事，我们就肯定无法彻底理解这个时代的深层肌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rael_Sieff,_Baron_Sieff

历史充满了各种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死胡同。当时看上去大有可为的个人与运动往往会消失在后人的视野当中，因为他们未能与后世的史学家以及读者们建立联系。接下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又想起了这些往事。战争间期的苏格兰政治历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段历史一度几乎曾经遭到彻底抹杀，在当代英国的诞生故事里无迹可寻。但是这一时期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汽车社会的开端，城郊住宅区的扩张，滑雪与夜店，掌控强力的好莱坞与有机食品的起源，，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今天的联合王国如何变成了不联合王国的线索。今天的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在渐行渐远，为了理解这一局面的由来，我们必须回顾一段残破的历史，重新拾起二三十年代曾经热门一时的争论。在当时，身穿苏格兰短裙的诗人们与报社巨头们都相信苏格兰很快就会独立。

就很多方面来说，当时的苏格兰有样学样地效仿了英格兰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怪癖与愚行——游行示威，秘密结社，以及对于墨索里尼和种族问题的迷恋。不过自从二战的巨刃劈斩下来之后，英格兰与欧洲国家的战后社会都决定忘掉最近这段令人尴尬的过往，而苏格兰却维持着与这段过往的联系。在笔者撰写本书的时候正在爱丁堡掌管苏格兰政府的苏格兰民族党就出身于前文提到的充满愤怒与乐观主义的政治骚动当中。与法西斯、共产主义者、奇波.基夫特或者独立工党不同，苏民党在二战之后依旧存在并且掌握了实际权力。战后的英国认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及其敌人的早期历史无关紧要，毫无意义，因此或多或少地故意遗忘了这段历史。现在看来遗忘本身就是错误。

苏格兰历史之所以别具一格也是有原因的。与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苏格兰在一战期间损失的青年男性人口占伤亡总数比例更高——每五名阵亡英军当中就有一名苏格兰人，全国的服役年龄男性有十分之一是苏格兰人。战后繁荣过后，苏格兰的经济衰退也比英国其他地区更严重。在1913年，也就是战争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仅仅在克莱德生产的船只吨位就超过了美国或者德皇治下的德国。可是到了二十年代克莱德开始急速衰落。烟雾缭绕人口拥挤的苏格兰中部地区赖以为生的重型联合制造业、煤矿以及纺织工业也纷纷步其后尘。到了1933年，每十名克莱德造船工人当中就有七人失业，玛丽女王号这样的巨型邮轮只能躺在干船坞里默默等待着最终完工的那一天。经济停滞与衰退意味着大量苏格兰人奔赴国外寻找更好的生活。因此在二十年代苏格兰人口开始下降。每一千名苏格兰人当中就有八十人背井离乡。总体来说，在战争间期共有六十万人离开苏格兰，而苏格兰的总人口也只有五百万。苏格兰的中产阶级不仅丧失了自信，也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角色。英格兰南部与中部通过新兴工业得以复兴，苏格兰却没那么幸运。1932年到1937年之间英国新建了3200座工厂，产品从飞机到收音机再到灯泡可谓无所不包。但是苏格兰的新建工厂数量却远远更少。苏格兰曾经的主导党派是自由党，不过这个党派早就变成了阿斯奎斯与丘吉尔这样的英格兰政客的休憩之所。现在自由党已经陷入了分裂并且正在迅速衰落。苏格兰显然出了大问题。鉴于当时的政坛氛围普遍有些醉醺醺的，苏格兰人打算用激进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正如前文所见，写作对于这个时代的政治来说关系甚大。一战之后，从中欧到亚洲的众多小国都开始积极主张自身的存在，外交官们纷纷投入了言辞恳切的辩论。许多年轻的苏格兰人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的苦境，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苏格兰也需要独立，唯此才能解决贫困与落后的问题。同时代全职政客的工作已经被淡忘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却在苏格兰人的集体记忆当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比方说有一位艾德温.穆尔【1】，他本人是诗人，还是卡夫卡作品的英文译者。他生在奥克尼郡，在战争间期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游历中欧地区，成为了一名沾染着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尼尔.刚恩【2】是一名文笔细腻的小说家，一度曾经干过收税员，也是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此外还有路易斯.格拉斯克.吉本【3】，他的才华刚刚开始彰显就英年早逝了。所有这些即将改变苏格兰大环境的年轻作家并非全都是左派。比方说康普顿.麦肯兹【4】出生在英格兰，却在苏格兰成为了影响巨大的讽刺小说作家。在一战期间他曾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与约翰.巴肯以及D.H.劳伦斯都是朋友。他本人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有浪漫主义倾向的雅各宾派。此外他也曾为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献出了一份力量。

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但是论及对于苏格兰自我意识的影响，当时谁也赶不上一名来自博德斯的邮差的儿子，名叫克里斯托弗.缪雷.格里夫。一战期间他在救护队服役，战后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将自己再造成为了一名诗人与辩论家，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休.麦克迪尔米德。在他看来，只有在苏格兰人的灵魂深处发动一场革命——革命事项包括重新拾起苏格兰的早期语言——才能将苏格兰从目前的深渊当中向上拖曳。即便在今天人们对于他的看法依旧截然相反。许多苏格兰人都觉得麦克迪尔米德令他们颜面无光。他的一部分诗作确实水平不高。他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一度曾经主张要建设有苏格兰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后来又公然对列宁乃至斯大林大献殷勤。民族主义阵营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立场而驱逐了他，英共也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而驱逐了他。他的大部分文章都写得佶屈聱牙，而且特别喜欢出口伤人。有天晚上他在伦敦乘坐双层公交车，因为醉酒从二层车厢上摔了下来。要不是因为他的头发特别厚实浓密，这一下子非得摔得脑浆迸裂不可。有人怀疑从那以后他的神经就错乱了，他的诗歌风格也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麦克迪尔米德的许多早期诗歌与一部分后期诗歌的确算得上这一时期英国文坛的第一流作品。就像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与埃兹拉.庞德一样，他也因为语言问题而劳心费神。英语已经僵化，无法表达当代社会的复杂理念，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庞德将目光投向意大利语与汉语当中的诗词金句，艾略特将各种引言与咒语拼贴成了整体意象，乔伊斯干脆把单词拆成了碎片。麦克迪尔米德则惯于使用冷僻的苏格兰土语，晦涩的科学术语以及政治叫嚣。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组合居然往往能收到奇效。他很容易令别人感到无名火起，温和派政客们无不将他当成洪水猛兽。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具备电流奔腾一般的精力与乐观精神，也是苏格兰独立的最主要宣传员。他的极端思想无非是时代氛围的折射。他确实为列宁主义者策划的政治谋杀发言辩护过——但是W.H.奥登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确实认为执政早期的墨索里尼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丘吉尔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确实想要发动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大肆鼓吹苏格兰“种族”，今天看来此类言论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但是在希特勒的可怖恶行大白于天下之前，无数其他作家与政客都发表过大同小异的言论。笔者之所以要将麦克迪尔米德挑出来说事，是因为或早或晚当代苏格兰都必须与他达成和解，就像英格兰人接纳吉卜林、俄国人接纳索尔仁尼琴那样。

奇怪的是，苏格兰的土生左派完全没能应对苏格兰民众日益增长的本土自治要求，于是推动本土自治的政治联盟里面就包含了一大帮局外人与怪人。尽管红色克莱赛德派系的斗志与劲头已经消耗殆尽，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依然早早就在苏格兰得到了强力追捧。独立工党主要就是由苏格兰人创建的，格拉斯哥更是源源不绝地向威斯敏斯特输送着激进工党议员。比方说詹姆斯.马克思顿【5】——多年以后担任首相的戈登.布朗曾经为他撰写过传记——在格拉斯哥火车站发表临行感言的时候就承诺要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联邦”。按照另一位苏格兰工党议员的说法——此人曾在下院提出动议要建立苏格兰地方议会——马克思顿之所以想要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联邦是因为苏格兰的儿童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只能由一个透彻理解苏格兰的议会来解决。“全面本土自治”的动议在威斯敏斯特一次又一次露面，将苏格兰人的政治自决与爱尔兰人（以及英格兰人）的待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1914年胎死腹中的立法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建立苏格兰议会。但是尽管苏格兰工党议员在战后十分努力地想让威斯敏斯特认真对待本土自治，但是他们的努力却被漫不经心地打发到了一旁。没过多久，随着失业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威胁成为了主宰政坛的议题，就连工党也决定苏格兰自治问题要先放一放。等到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三十年代成为工党党首之后，苏格兰自治议题就干脆从工党纲领当中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真空。

在独立工党成立之前也有过其他支持苏格兰独立的组织。自由党至少在理论上支持苏格兰本土自治。曾经有过一个苏格兰本土自治联合会，积极成员一度有上千人之多。还曾经有过一个苏格兰人民族联盟，主张要与英格兰彻底一刀两断，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大都是长期居住在伦敦的浪漫主义雅各宾派。但是将这些支派搓成一股绳的人却是一位二十二岁的前工党支持者，名叫约翰.马克柯米科【6】。此人首先成立了格拉斯哥大学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联合会，然后又在1928年凭借一位制革厂老板的资金援助成立了苏格兰民族党。资格较老的苏格兰大学都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民主习俗，允许学生们选举一位名人充当荣誉院长。1928年格拉斯哥大学将鲍德温首相当成了候选人，新近成立的民族主义者组织则抬出了苏格兰民族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卡宁汉.格拉汉姆【7】。出人意料的是，后者居然只差六十多票就差点胜过了鲍德温。但是将来路各异的各种人士统一集结在苏格兰独立的阵营里也伴随着代价。新成立的党派并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很快就与留在工党内部的亲本土自治人士闹翻了。这个党派向苏格兰贵族们大献殷勤，并且在1933年与右翼苏格兰党合并并且正式成型，看上去彻底与激进政治划清了界限。当时的苏格兰公共生活当中充满了宗派主义——苏格兰教会尤其热衷于危言耸听，声称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玷污了苏格兰的纯净新教传统，甚至不惜将他们称作“绿色恐怖”。民族主义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政坛的边缘地带还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分裂派系。他们热衷于所谓的“新芬党战术”、私人军队以及操弄阴谋。麦克迪尔米德与他的朋友们经常为这些人大唱赞歌。马克柯米科竭力想让苏民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组织。他一方面积极面向富有的支持者们筹款，另一方面还提出要与自由党人联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这个党派因为兵役问题而陷入了分裂。苏民党激进派认为苏格兰人不应当卷入大英帝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到了1936年全体男性党员都拒绝在英军当中服役。这样一来苏民党就吸引了军情五处的注意。尽管在1938年至1939年苏民党勉强接受了通过强制征兵来对抗希特勒的必要性，但是到了1942年还是因为这个问题而陷入了分裂。历史将会永远牢记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举行的一场辩论，学生们以大幅优势投票支持了反对参军的动议：“在任何情况下本组织成员都不会为了国王与国家而战。”苏格兰的反战运动尽管在时间上比较晚，但是态度却更严肃。当然，大多数苏格兰人都并不比英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更加支持民族主义者或者本土自治支持者。下一场战争将会通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情怀、艰难与成就感把全体英国人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战后几十年的联合主义政治打下坚实基础。但是从二十一世纪的视角看来，源自一战的民族主义喧嚣至少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段残破的历史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in_Muir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il_M._Gunn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wis_Grassic_Gibbo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ton_Mackenzie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Maxton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MacCormick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ontine_Cunninghame_Graham

在整个三十年代，英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绝望当中。这些地区的工业陷入了衰退，而失业率则居高不下——当年的低下福利标准尤其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果。长期依赖纺织品、制陶业、采煤业以及重型制造业安身立命的北方工业城市直到今天都没能恢复爱德华时代的自信风貌。资金不足的工业领域——包括造船业在内，这一行业的旧市场早就被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摧残殆尽了——依然还在采用早已被日本、德国以及美国抛弃了几十年的用工模式、装备器材以及露天工作环境。从威尔士南部到苏格兰工业区都在经历大规模移民，工人们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工作。威尔士人纷纷前往伦敦以及伦敦周边新近出现的轻工业区。苏格兰人也开始纷纷向南搬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苏格兰人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窟、造了一半的烂尾邮轮以及揭不开锅的陋居抛在了身后。穷人们只能依靠微薄的救济金、恶劣的食物、时而爆发的家庭暴力以及根根可数的纸烟来勉强维持生活。J.B.普利斯特利以及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作家走访了工业衰颓的死地，为养尊处优饭碗牢靠的读者们带回了一篇篇怒火缠身的书简。但是北方的失业饥饿人口在英国政坛造成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在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贫苦工人们都将社会秩序闹了个天翻地覆，但是在英国同样一批人却仅仅造成了些许不快。简直就好像英格兰北部人口——更不用说凯尔特地区的居民们——并没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一样。工党兴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失业人口遭受的财务困局，但是自从1931年分裂之后工党基本上就废掉了。与此同时再没有其他左派激进势力走上政坛。

前文已经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在英国仅仅是个宣传意识极强的边缘群体，而不是主流政治力量。他们的确通过支持全国失业工人运动【1】为公众留下了清晰印象。该组织于1921年成立，分别在1932年、1934年与1936年的伦敦举行了三次游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参加。此外他们还组织过上百万人的联名请愿。面容憔悴却神情高傲的人们蹬着沉重的皮靴，披着破烂的外套，成群结队向南进发，沿途依赖教堂与好心人的施舍过活，在途经城镇的礼堂里落脚休息，除了卖力气的机会以外什么都不要。这样的景象已经镌刻进了英国国民的集体意识里面。但是他们与政客们的会面往往只是例行公事，一次次只落了个两手空空的结果。毋庸置疑，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思想沾染着一丝革命色彩，他们在1932年散发的宣传册就是个好例子。这份宣传册严厉抨击了所谓的“全国饥饿政府”，认为这届政府的紧缩政策

“要为上百万阶级弟兄如今不得不面对的骇人贫困处境负责。政府如今甚至都懒得假装他们关心工人与工人家属的需求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政府悍然推行着无异于谋杀的政策，无情地将工人及其家属践踏进了难以言喻的贫苦深渊。绝望正在比以往更深切地潜入我们这个阶级的家庭当中。焦虑与担忧让母亲陷入了崩溃。孩子们的健康遭到摧残，再也不能健康地长大成人。犯罪、疾病与自杀都在伴随着我们这个阶级当中越发严重的贫困局面而日益增加。”

但是尽管他们嚷嚷得很凶，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政治反叛行动。他们的宣传与其说是威胁，倒不如说是抱怨。1936年初，奥威尔踏上了走访兰开夏郡与约克郡的道路。他没费多少力气就写下了一大批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贫民区的臭气，粗劣的食物，毫无希望的人们，无处下脚的肮脏街道。他有条不紊地记录了改装房车与棚户里的生存状态以及煤矿工人的可怕工作环境。他迫使读者将鼻子插进贫困的恶臭当中，唯恐他们闻不清楚。但是他在走访期间却没能找到一星半点有组织的政治抵抗活动迹象。相比之下，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短暂时光里，英国上下都洋溢着革命情绪，甚至在伊顿公学都有人崇拜列宁。在奥威尔看来，赌马、赌狗与足球博彩的扩张——这三项博彩活动全都源自二十年代早期的利物浦，如今已经非常流行了——以及消费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们的怒火。1937年，奥威尔将这次走访见闻结集出版，起名叫做《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他在书中注意到，英国工人们对于足球博彩遭遇舞弊破坏的看法远比他们对于希特勒的看法更加怒火中烧。愚顽的英国统治者交上了好运，因为此时的英国并不缺乏赌博的机会与廉价奢侈品。“很有可能，炸鱼薯条、化纤丝袜、三文鱼罐头、打折巧克力……电影、广播、浓茶以及足球博彩合力避免了革命的降临。”尽管这些年充斥着工业衰颓与大规模失业，但是“工人阶级在原本惯于公开流露敌意的领域却一直服服帖帖。”许多惯于将工人阶级理想化的正统派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对于奥威尔的这本书都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奥威尔本人也为那些觉得他终究站到社会主义怪胎对面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弹药：“要是全国每一双拖鞋与每一件草绿色衬衣都能收集起来付之一炬，要是全国每一位素食者、禁酒者与自封的在世耶稣都能被静悄悄地打发到韦林花园城接受瑜伽锻炼，那该有多好呢？”难怪他们这么恨他。

奥威尔的确是个怪人，但是他在大局层面上看的很清楚。他断言英国工人宁肯继续梦想自己能押中二十赔一的冷门赛马以及为了茶水长吁短叹也不愿造反，事实证明他说得一点都不错。他曾与流浪汉同吃同住，曾经深入分析了自己的偏见，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参加了奉行无政府主义的马统工党，他的咽喉在战场上中了一枪，此外他还亲眼见证了斯大林派系的共产主义者们奉斯大林之命对抗其他左翼分子时采取了怎样野蛮的战术。尽管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当中不惜笔墨地描述了正在西班牙发生的悲剧，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留情地将某些左派宣传最钟爱的神话践踏在地。比方说确实有两千多名英国与爱尔兰年轻人赶赴了西班牙内战战场，其中五百多人献出了生命。但是这些人远远算不上一股洪流。他们当中的80%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加入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莫斯科。每一位想要报名参战的年轻人都要首先前往伦敦，在英共掌握的别墅里接受英共高层官员的盘查，盘查内容包括政治立场与战斗能力，然后才能成行。他们会持旅游签证首先前往巴黎，然后坐火车南下来到西班牙。像奥威尔这样没有加入共产党就以个人身份参战的志愿者在国际纵队当中只是少数，而且很不受信任。工党自然支持国际纵队，克莱门特.艾德礼访问西班牙之后甚至还有一个连队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国际纵队并不是理想主义年轻诗人与工人们自发奋起的结果。奥威尔这一回再次钻透了宣传的伪饰。

在三十年代的英国政坛，左派输掉了几乎每一场意义重大的战斗。唯一的例外就是钢索街之战【2】，左派人士在这一战当中成功阻挡了莫斯利的黑衫军游行穿越伦敦东区。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左派却在英国公众的集体记忆里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直到今天英国人谈起西班牙内战时说的最多的依然还是为了保卫马德里而献身的年轻诗人与工人。直到今天我们在讨论三十年代的英国政治时首先想到的依然还是反饥饿游行，说的最多的也依然还是1936年的贾罗游行。贾罗是一个造船城镇，1935年镇上的船坞关门，导致失业率飙升。一万一千人联名请愿，要求在镇上开设一座炼钢厂从而提供就业岗位。两百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请愿者用橡木匣子盛着请愿书南下前往伦敦。他们打着蓝白两色的旗帜，一路上吹着口琴为自己伴奏。贾罗议员、身材修长且满头红发的左翼演说家埃伦.威尔金森引领他们走了一段路。还有一条名叫帕迪的流浪狗也跟在游行队伍身边。游行途中所有成员严禁饮酒，也没有共产主义者参与进来。事实上标志游行开始的仪式是一场教堂法事。人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来确保这次有幸尽可能体面且不会构成威胁，并且足以打动全国的良心。他们行进了三百多英里，一路上风餐露宿，用歌声提振士气。但是这个国家基本上忽视了他们。一路上迎接他们的同情者人数寥寥，抵达伦敦之后他们也没能取得多大成果。后来贾罗确实开设了一座小型炼钢公司，但是并非出自政府之手，而是私人行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Unemployed_Workers%27_Movement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Cable_Street

失业人数如今已经上升到了三百万。在正常情况下这正是属于托利党大显身手的时刻。但是此时的保守党同样麻烦缠身。斯坦利.鲍德温一直在艰辛地对抗罗瑟米尔与比佛布鲁克这两位报业巨头。这二人依然还在鼓吹着帝国保护政策的主张，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惯于凶猛攻击托利党党首，还威胁声称要脱离保守党筹建自己的党派。保护主义依然大受欢迎。例如莫斯利的新党已经吸引了五千多名党员，但是罗斯米尔与比佛布鲁克成立的联合帝国党——这个党派已经被今天的人们遗忘了——刚刚成立就吸引来了相当于新党人数二十倍的支持者。鲍德温告诉朋友们他正在与一群野兽搏斗，“我要拔掉它们的牙齿，敲断它们的爪子。”可是为了继续掌权而苦苦挣扎的他却在逐渐妥协并且投向保护主义。在一系列华丽的演讲当中，鲍德温正面挑战了报业巨头们，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罗瑟米尔怎样“大言不惭”且“张狂无礼”地要求监督未来上台的托利党内阁。但是他向保护主义论点靠拢的幅度的确太大了，以至于丘吉尔这样的资深自由贸易支持者很有可能与他决裂。

不过此时丘吉尔确实正在一步步走向政坛荒野并且要在那里渡过整个三十年代，原因则是另一项完全不相干的政策。怀旧经济的魔爪之所以能够牢牢攫住英国，丘吉尔的确难辞其咎。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永远都在寻找下一场远征。这一次他将目光从国内问题转向了一项差点毁掉他的海外问题——其实就算他当真被毁掉了也是活该。印度通向独立的漫漫征途还要走上好几年。但是在三十年代初，似乎确实存在过实现暂时性妥协协议的可能性。印度可以在帝国体制内部实现实质性的本土自治，新一代的印度行政与政治阶层可以借此机会培养信心与积累经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机会，主要归功于莫罕达斯.甘地。在战争间期，他从一位相对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了标志性的国际人物。1921年他成为了国大党领袖，并且率先发动了非暴力抵制运动与家纺布运动来抗议英国统治。但是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在坐牢，要么在劳心费力地试图团结水火不容的各个派系。1928年出现了一个商讨印度未来发展的委员会，但是委员会当中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一事实促使甘地重新回到了政治斗争前线，他发表决议号召新一轮抵制运动，旨在实现完全独立。代表印度的旗帜高高升起，印度国庆节的日期也得到了宣布。

然后到了1930年3月，甘地开始了新一轮抵制运动，这次的抵制对象是食盐税。他与几千名追随者一起徒步行进了将近250英里，来到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海边小村，抱起未经加税的盐并且将其携带回去。这是一出非常漂亮的政治宣传手段。旅居印度的作家简.莫里斯将这件事与波士顿倾茶事件相提并论。食盐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而甘地则恳请印度人民无视这一税种。全球媒体都在追踪甘地的一举一动，对他大加赞扬，甚至将他捧成了圣人。数量庞大的印度人接受了他的挑战，一场气氛温和的大规模抗议随即在全国各地扩散开来，将英国统治者羞臊得颜面扫地。根据1827年的一项法案，将近十万名印度民族主义者遭到逮捕，甘地本人也位列其中。事态变得越发可笑——大英帝国逐渐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以至于印度总督欧文勋爵【1】不得不释放了甘地。日后欧文勋爵将会在张伯伦政府担任外交大臣，并且因为投身于绥靖主义而名声扫地。但是在十年前的印度，这个身材瘦长、虔诚悲观的人却是个改革派，相信印度自治不可避免。在接下来令人难忘的戏剧性场景当中，欧文勋爵邀请甘地前来新近落成的新德里总督府一叙。这座建筑由埃德温.鲁琴斯设计而成，富丽堂皇如同宫殿一般。甘地拄着柳木手杖、裹着披肩来到总督府，与欧文勋爵前后进行了八次讨论。双方谈笑风生，喝了很多不含酒精的饮料，但是最终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政治突破。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就像欧文勋爵一样支持印度自治，但是英国国民的意见依然不统一。丘吉尔则坚定站在反对印度自治的那一边。

丘吉尔说过很多招人恨的话，不过其中最可恨的恐怕还要算是他对于甘地造访印度总督一事的评论。他在自己的伦敦选区告诉民众们，他认为“此情此景既令人担心又令人恶心。这位甘地先生无非是个中殿学院出身的讼棍而已，摆出一套在东方司空见惯的苦行僧架势，半裸着身体就胆敢堂而皇之地踏上总督府的台阶……与帝国国王的代理人平起平坐，胡扯些什么停战协商之类的昏话。”后来他还声称他希望看到甘地遭到五花大绑，躺卧在德里郊外的尘土中，让总督骑着大象从他身上踩过去。无论他是否在开玩笑，这些针对甘地的言论都渗透着近乎生理层面的厌恶感受，并且暴露了丘吉尔在将心比心方面的欠缺。欧文勋爵的言论相比起来更加有的放矢，他认为甘地与基督很相似。有人问他甘地的性格是否很令人不耐烦，他则答道：“我主在世之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令人生厌。”1931年3月，麦克唐纳政府邀请甘地作为印度国大党的唯一代表来到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他腰间裹着兜裆布来到伦敦，并且很快就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他在街头经受过热情市民的包围，他会见过卓别林这样的名人，当他来到兰开夏郡访问当地棉纺工人并且解释印度的棉花政策时，许多人都为他喝彩叫好，他甚至还应邀来到白金汉宫品茶（乔治五世国王其实并不太乐意这么做，但最终还是让步了）。离开白金汉宫之后有记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的着装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足够得体，甘地答道他觉得还好：“国王身上的服饰足够维持我们两个人的体面了。”

在接下来四年时间里帝国的维系都是报纸政治版块的主要内容，也是丘吉尔的政治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1924年在温布利举行的大不列颠展览会一度令全国为之着迷，街头巷尾都飞扬着米字旗，英国君主在名义上依然是帝国国王，还有人盘算着要用一支飞艇舰队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帝国领土联系起来。（1930年3月，英国建造的尺寸最大的飞行器R101号在贝德福德郡飞往卡拉奇的处女航期间不幸坠毁在法国北部，艇上五十四名乘员与乘客仅有六人幸免，筹建飞艇舰队的计划也就随之夭折了。）但是此时的世界早已做好了将欧洲帝国甩在身后的准备。尊奉红色与黑色的独裁国家以及生机勃勃的民主制美国才是这个时代的崛起强权。一心想要将印度留在大英帝国版图之内的丘吉尔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一直致力于疲惫徒劳且往往令人厌倦的政治活动，将自己包装成了养尊处优的印度王公以及口沫横飞的英格兰中部地区种族主义者的代言人。丘吉尔很喜欢假装自己酒量过人，事实上他喝得并不多。对于他来说，怀旧是远比任何醇酒更危险且更容易上瘾的饮品。

在这方面鲍德温要比丘吉尔更能看清现实。他不仅勇气反对印度怀旧主义者，也敢于对抗报业巨头们登峰造极的自我膨胀心态。试图颠覆保守党的比佛布鲁克与罗瑟米尔高举着“帝国”的旗号——无论他们的本意是死硬反对印度自治还是支持贸易保护的传统路线。驱动这场报纸暴动图谋的精神大概源自诺斯克里夫，尽管这位饱受折磨的伟大天才早已去世了。他死于1922年，死前神志不清，原因很可能是血液感染。他在伦敦卡尔顿花园的德文郡公爵府邸楼顶上修建了一座棚屋，躲在里面渡过了临终前的时光。这段日子里他终日左轮不离身，为的是防范刺客。他的头脑当中则充满了宗教狂热（尽管他很担心上帝可能是个同性恋）。这位曾经的报业巨头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可谓苦不堪言。干了一辈子报业的他在临终前不久打电话给《每日邮报》的夜班值班编辑，向对方轻声耳语道：“他们都说我疯了。赶紧把你最好的记者派来报道这则新闻。”但是尽管诺斯克里夫斯人已逝，但是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他的遗产固然包括贴近民众、咄咄逼人且奉行斩尽杀绝原则的新闻路线，但是同时他也相信自己身为报业巨头有资格管理国家，而且至少不会比政客们更逊色——从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有权管理国家。他曾两次挑战战时政府，并且相信劳合.乔治能够当上首相都是自己的功劳。在《每日快报》的所有者比佛布鲁克刚刚来到伦敦且最容易受人影响的早年间，诺斯克里夫的形象一直笼罩在他头顶上。此外诺斯克里夫也深切影响了他的弟弟哈罗德——也就是现在的罗瑟米尔勋爵，诺斯克里夫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土（《泰晤士报》除外）外加《每日邮报》都由他一手掌控。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在诺斯克里夫投下的冰冷阴影当中拥抱在了一起。罗瑟米尔在战争期间失去了两个儿子，晚景凄凉，情绪阴郁。舌灿莲花的比佛布鲁克很快就与他打成了一片。这两个人不仅喜欢交流思想，更糟的是还交换了各自报社的股份。这样一来原本应当刀兵相对的两大流行报纸帝国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新闻界最危险的局面。

鲍德温与这两个人成了冤家对头。他们两个不仅厌恶鲍德温，还在全国上下到处寻找替换他的合适人选，一个人看好丘吉尔，另一个人则更倾向莫斯利。早在1924年，罗瑟米尔就曾经通过公开发行仿冒的季诺维也夫书信搞掉了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现在他则指责鲍德温居然再次将工党放进了政府里面。他极其恐惧共产主义，为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政府提供了宣传与资金支援——大概是想将这个国家当成反共堡垒（鉴于后来的事态进展，这样做并不算明智）——以至于匈牙利方面邀请他前来担任国王。罗瑟米尔十分明智地拒绝了这份邀请，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政治判断力总体而言糟糕得无以复加。与此同时既靠不住又挡不住的比佛布鲁克则将《每日快报》完全当成了推翻鲍德温的工具。这份报纸的十字军形象就是在这一时期养成的。无论是在递补选举期间还是在日常报道当中，这份报纸总会极其凶狠地攻讦鲍德温，在气势上像极了曾经的诺斯克里夫，尽管远远不如他那样机智。罗瑟米尔则令人忍俊不禁地宣称比佛布鲁克才是领导托利党的最佳人选，日后也应当顶替鲍德温领导这个国家。

1931年1月，丘吉尔因为印度问题而辞去了政府公职。这一来鲍德温的地位就更加摇摇欲坠了。比佛布鲁克与罗瑟米尔距离推翻首相的目标只有咫尺之遥。他们两个组织的联合帝国党在两次递补选举当中均表现不俗。第二次递补选举发生在伊斯灵顿，这一次工党从分裂的保守党手中成功夺取了这个席位，托利党的士气也因此而严重动摇。接下来的一场递补选举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圣乔治区，伦敦城里好几块价格最高的地皮就位于这个选区。联合帝国党再次参选。托利党参选人因为恐慌而中途退选，声称自己实在不能本着良心为鲍德温说话。就连党内最主要的办事员也认为鲍德温应当主动下台。内维尔.张伯伦——他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开启了帝国优先运动，如今他本人也在觊觎党首职位——摆出一副低三下四的虚伪的姿态前来劝说鲍德温以大局为重。仅仅过了一个周日下午，首相似乎就认命了。但是在几位朋友的鼓励下他的斗志又重新振奋起来。或许他还可以在梅菲尔区的递补选举当中最后搏一把呢？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伯伦，吓得张伯伦目瞪口呆，当场表示首相应当想清楚自己的举动会对继位者造成怎样的影响。鲍德温冷冰冰地看着他说道：“我他妈才不管我的继任者会怎么样呢，内维尔，”

到头来另一位议员代表鲍德温参加了梅菲尔区的递补选举。此人就是社交达人、前任外交官兼日记作家，在前文当中曾经因为丧友之痛而恸哭买醉的达夫.库珀。但是在他参选之前，鲍德温发表了唯一一篇令他真正出名的演讲——这场演讲如此有力且直指要害，以至于就算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们也略有耳闻。他回应了《每日邮报》上面另一篇署名为“编辑”的攻讦文章，文中指控鲍德温挥霍了父亲的遗产，因此没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鲍德温在伦敦女王大厅直截了当地反击了这些一直在折磨他的人。“罗瑟米尔勋爵与比佛布鲁克勋爵执掌的报纸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报纸，而是驱动宣传攻势的引擎，用途无非是彰显区区两个人反复无常的政治观点、个人欲望以及喜好厌恶。”接下来他又谈到了那片关于他父亲的遗产与他本人的无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彻底的谎言，第二部分的言外之意也并不属实。只有流氓无赖才能泼出这番笔墨。”他完全可以以诽谤罪名起诉《每日邮报》，但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只要我决定起诉，就肯定能得到一番道歉与一笔高额赔偿金。但是来自流氓的道歉毫无价值，来自流氓的赔偿更是肮脏无比，就算让我端着船篙捅一下我都嫌恶心。”人们一般都认为这篇演讲的收尾语句出自鲍德温的表亲鲁迪亚德.吉卜林之手：“这些报社所有者的目标不仅是权力，而且还是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这也是古往今来勾栏女子的专属特权。”这篇演讲赢得了全场听众的喝彩。接下来库珀令人大跌眼镜地以六千票之差击败了联合帝国党候选人。报社老板的暴动就此破产。日后的报业巨头们依然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针对一位又一位政客发动凶猛攻击，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胆量像1931年的罗瑟米尔与比佛布鲁克那样施展如此大手笔了。这是英国议会政治发展历程当中的关键时刻。

既然鲍德温的地位已经稳固，他终于可以在政坛放手施为了。接下来他促成了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最后崩溃以及全国政府的建立。尽管后者的统治将会维持到1940年，但是后人们对于这届政府却没什么好话。麦克唐纳因为与公爵夫人们越走越近而广受诟病，他的气质也越发滑向自以为是却又自怨自艾的境地，与此同时面对经济危机则束手无策。不过束手无策的人绝不只有他一个而已。削减失业福利议题导致的内阁分裂似乎标志着这一届工党政府的垮台。接下来显而易见的步骤应该是召开大选并且迎接鲍德温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华丽回归。鲍德温肯定希望看到这一幕。但是这一年的夏天他按照惯例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南方避暑，将谈判工作交给了张伯伦，自由党党首约翰.西蒙【2】以及国王。所有人的危机意识都很强烈。张伯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不留情面地告诉麦克唐纳、斯诺登以及极少数依旧支持工党政府的人们，要想扭转英国经济就必须大幅度削减失业福利开支。要想为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辩护，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理解这届政府开出的药方必然十分苦涩，对于英国的贫困地区来说尤其如此。麦克唐纳将会成为托利党财政部的工党遮羞布。麦克唐纳在私下里告诉张伯伦，加入全国政府无异于签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死刑书，自己也将会沦为“可笑至极的丑角，无法为我们或者他本人争取来一星半点的支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同意了。

在接下来的大选当中，全国政府的候选人们赢得了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直到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这批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英国的议会政治。在下院的556名议员当中足有472名保守党，规模如此庞大的托利党团可谓空前绝后。只有十三名支持麦克唐纳的“国家工党”候选人返回下院。工党更是遭到了粉碎性打击，只留下了52个议席。麦克唐纳此时的处境看上去像极了当年的劳合.乔治，两人都是完全需要托利党人扶植的非托利党首相，但是实际上他的处境远比劳合.乔治更糟糕。劳合.乔治毕竟有自己的施政计划，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肚子里还憋着干事创业的火气。相比之下麦克唐纳的公共形象早已破败不堪了。自从他同意托利党征收帝国关税之后，他就成了一具恋栈不去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财长依然还是他的人，他本人的虚荣心也日益膨胀，但是除此之外就不剩什么了。财政部拿出了铁一般冷硬的经济政策——起初的决策人是斯诺登，很快就成了张伯伦——致使绝大部分英国工业化地区都不得不面对“饥饿三十年代”的苦境。此外这些政策也滋生了三十年代著名的议会外极端主义。最糟糕的是，这一届政府将丘吉尔及其少数盟友驱赶进了荒野当中。他们在荒野里越发急迫地大声疾呼要当心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却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英国国防，使之足以应对必然到来的考验。但是读者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这段熟悉的抨击文字暗藏着一点略显古怪的细节：这届政府的数字指标相当好看。无论是在1931年还是在1935年，全国政府都受到了选民们的热烈欢迎。这届政府在后人看来或许弊病缠身，例如顽固守旧，缺乏想象力，甚至胆小懦弱。但是当年的英国男女选民们似乎恰恰想要这样一届政府。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Wood,_1st_Earl_of_Halifax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Simon,_1st_Viscount_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