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在今人的回忆当中是一位羽翼丰满的恶棍，也是最接近希特勒的英国人。但是在前半生当中他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主流人物，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频繁出入于伦敦最高档的政治沙龙。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托利党大佬寇松勋爵的女儿，国王与王后都出席了他的婚礼。莫斯利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族，他从小就在看似一成不变的半封建社会长大，其中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家里人将他送到温切斯特上学，这家学校专门培养自信笃定、趾高气扬以至于令人生厌的成年人——例如多年以后的工党政府财长、曾经被三十年代的人们看成左派潜在独裁者的斯塔福.克里普斯。早年的莫斯利加入了英国皇家航空队——许多右翼思想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并且在一次坠机事故当中负伤。等到停战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标准的战斗英雄帅哥士绅。1918年压倒性的选战胜利期间他当选成为了一名托利党。他的早期政治偶像是劳合.乔治，因为劳合.乔治在军需部任职期间创建了一个真正有效的国家改革体制。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很仰慕那些“社会帝国主义者”，这些试图通过保护与强化帝国来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莫斯利家里的产业也在二十年代遭受了抛售与拆分的命运，但是从任何标准来看他都依然是个有钱人。不过他在政坛的第一项离经叛道之举就是投靠左派。他因为打压爱尔兰的问题与劳合.乔治决裂，还随着战后繁荣的结束与大萧条的到来而开始越发深入地研究失业问题。当丘吉尔等人起初颇为青睐墨索里尼之时，他却对墨索里尼抱有毫不客气的批判态度，反而对于道格拉斯与社会信用制度颇为倾心，并且十分倾慕其他同样热衷于社会信用制度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克莱德赛德一派的约翰.维特利。

青年时期的莫斯利仪表堂堂，也曾经俘获了一大批英国上层女性的芳心。与此同时他也在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各种新鲜思想。他很早就接触到了凯恩斯的作品并且读得很透。他前往美国了解了罗斯福的社会理念以及亨利.福特的企业管理成就。诚然，凯恩斯日后将会成为英国议会左派的圣贤宗师，而福特则是一名右翼反犹主义者，不过这一点不应当让我们感到困惑。二十年代英国最大的分歧并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有些人想要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且更高效的世界从而彻底铲除失业与战争，也有些人抱住爱德华时代的理念不肯撒手（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群体，除了极少数留着山羊胡的聪明人之外之外所有人都把他们当成化外蛮夷）。根据这样的阵线划分，信奉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份子与深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算太大。劳合.乔治在战时推行了不留余地的高效政策，俨然化身成为了一名呼来喝去的议会独裁者。这套做法与墨索里尼的公共工作项目颇为相似。缺乏耐心成为了政治人物的美德，政治人物的弊病则是胆怯守旧，不敢让国家权力放手施为——这是博纳.劳与鲍德温这一类托利党人，以阿斯奎斯为代表的传统自由党人以及麦克唐纳与斯诺登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工党领袖的惯常立场。此前我们已经在夜店里与文化领域见识了急切求变的年青一代与拖沓无力的老一代之间的冲突，同样的冲突在政治领域同样有所体现。除非我们理解了当时的年轻人们寻找答案的愿望有多么迫切，以及他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会怎样不管不顾地冲破老派的政党界限，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看懂莫斯利的生平故事。

莫斯利在政坛的第一次大动作就是离开托利党投奔工党，这一招把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吓得不轻。当时他相当欣赏麦克唐纳，极力讨好这位比他年长的鳏夫。他为麦克唐纳买了一辆车，还为他包揽了外出巡游的行程与住宿安排。斯诺登与其他工党党员在一旁既嫉妒又不放心。的确，莫斯利的生活方式实在不像社会主义者。他喜欢去威尼斯或者法国蓝岸地区放松身心，在舒适的乡间大宅度过周末，并且奉行着他当时的私人格言：“投票找工党，猎艳找托利。”在色调灰暗的政治时代，他的衣冠做派足以使得许多普通议员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位十分迷恋他的女性——像她这样的女性似乎有上百人之多——认为他的英俊仪容“实在与议会不搭调……活像是拜伦剧作当中那些肤色黝黑活力四射的绅士反派，年轻的女士们一看见他就会心悸不已，她们的丈夫看见他之后则会不自觉地握紧马鞭。”莫斯利与光彩年华群体打得火热，日常交际对象都是些嗑药的交际花、男扮女装的贵族子弟与富有的女同。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在刻苦学习，对待政治的态度也相当认真。他对法西斯主义者嗤之以鼻，他与妻子就像其他更加常规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热衷于参加政治集会。1929年麦克唐纳组建了第二届少数派政府并且重新掌权，当时人们都认为莫斯利将会继他之后成为下一任工党领袖。许多最有才华且最没耐心的年轻工党成员都围绕在他身边，看上去他已经做好了成为伟人的准备——尽管鲍德温一直在小声嘀咕，认为这家伙不地道，工党早晚要看穿他的原型。

麦克唐纳始终将莫斯利排斥在内阁之外，让他专门负责失业问题。莫斯利的直属上级是一位前任铁路工人领袖吉米.托马斯【1】此人不仅贪杯腐败懒惰无为，而且十分缺乏想象力。与此同时各种新理念正在英国政坛轮番亮相。在凯恩斯的辅佐之下，劳合.乔治再一次杀回了政坛，手里挥舞着一份橙皮书，号称“我们定能征服失业”。他认为应当提高公共借款额度，从而资助住房建设与道路兴建项目。一部分年轻托利党人在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与罗斯米尔的资助下重新拾起了帝国优先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树立关税壁垒的宣传。在他们看来，英格兰银行可以躲在关税壁垒内部推行赤字金融政策从而振兴经济。还有人十分兴奋地讨论着组建“青年党”的可能性，这个党派将会把丘吉尔、激进托利党、自由党以及工党整合在一起，其中自然也包括莫斯利，当时他正在不厌其烦地用他自己的扩张计划轰炸内阁。他希望进行大规模公共借款，延长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降低退休年龄，兴建公共设施，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十几条纵横交错的“快速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高速公路。

再过几十年这些设想都会在主流托利党与工党政府手下通过并无甚争议的社会改革成为现实。但是在1930年，醉醺醺的托马斯对于这些举措并不感兴趣，信奉自由贸易与平衡预算的斯诺登更是公开流露出了敌意。丘吉尔总结的很到位：当斯诺登回到办公室之后，“财政部的想法与斯诺登的想法相互拥抱的架势就好像两条许久未见且沾亲带故的蜥蜴那样热情。”莫斯利随便提出什么主张都会被斯诺登顶回去，更有同情心的麦克唐纳也只是不置可否而已。莫斯利提出了更详细的主张，然后就遭到了同样粗鲁的回绝。日后统治伦敦期间最有创造力的工党成员之一赫伯特.莫里森嘲笑莫斯利就像劳合.乔治一样抱有“修路情结”。莫斯利最终辞职时，斯诺登更是将他称作叛徒以及“袖珍墨索里尼”。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了莫斯利的职务，而政府也依旧无所作为。斯诺登最后拿出的解决方案是提升所得税（没过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以及削减失业福利。如此不给力的措施导致了内阁叛乱，政府也随即倒台。麦克唐纳与斯诺登都会选择跳船，成为托利党主导的全国政府的成员。莫斯利则会将斯诺登关于墨索里尼的讥讽化为历史现实。

莫斯利的第一场政坛冒险就是组建了新党。这个党派看上去更像是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法西斯政党。不过党派的组成确实十分有趣。新党吸引了不少左翼思想家，还试图拉拢工党议员里的后起之秀，例如年轻的安奈林.比万。不过比万拒绝了新党的邀请，因为他看不明白新党的经费来自哪里（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预言这个党派早晚要走上法西斯道路。不过独立工党允许自己的党员加入新党，而且莫斯利也依然像自己还在担任工党大臣时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他又筹建了一支保安队来应付社会主义者的干扰。他还从很多特立独行的亲右翼人士手中得到了私人名义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汽车制造商威廉.莫里斯以及BBC总裁约翰.里斯。还有几位莫斯利的追随者偷偷跑到慕尼黑去观摩纳粹如何在褐宫里发号施令率领全党。莫斯利的妻子辛西娅是一名成功的工党候选人与手段不俗的议员。眼看着丈夫一步步滑向法西斯主义令她心焦如焚。但是自从在格拉斯哥进行了一场强硬的集会之后，莫斯利开始公开谈论法西斯手法的必要性。他的措辞越发狂放，一心想要将和平时期的常规思想“践踏在地”。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一个令人着迷的异类。假如危机继续加深，那么他就算当不成国王也至少能成为一名造王者。就连丘吉尔也小心翼翼地与他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J._H._Thomas

假如我们能从历史当中汲取出一条百分之百可靠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汲取历史当中的经验教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就像八十多年之后的美国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股市繁荣。两场股市繁荣都并非完全基于泡沫炒作，而是因为全新的商品与服务冲着饥饿的消费者群体倾泻而出。在二十年代，美国每年新车挂牌数量达到了一百万辆，无线电的普及促进了娱乐业的火爆发展，尼龙、化妆品、肥皂粉与水果罐头首次走入了寻常人家。对于我们的祖辈与曾祖辈来说，这些商品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平板电视与全球咖啡连锁店。但是大量的消费都是由借款支撑的，尽管借款的手段并不是信用卡而是分期付款。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了，最扯淡的例证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幕后推手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移民。他出售了很多小块建设用地，有些地块甚至藏在水下。到了2008-2009年，庞兹的名号还会趁着纽约金融家兼前任证交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锒铛入狱的东风再次登上报纸头条。届时他的名字将会与一大类金融欺诈行为联系在一起。麦道夫的投资骗局正是效仿了庞兹在二十年代就玩得风生水起的捞钱模式。庞兹的佛罗里达州阴谋是美国经济失控的早期征兆，但是华盛顿基本上忽视了包括这件事在内的各种警告信号，因为眼下依然一切太平。日后的“次级贷款”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变成臭名昭著的“有毒债务”。庞兹与麦道夫都毁掉了许多人，其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前夕，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并没有像继任者那样承诺美国已经消灭了繁荣与破灭的循环。但是他的确鼓吹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繁荣的年份”。并且承诺未来竟会更加阳光灿烂。二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对冲基金与与各种盘根错节的金融工具，但是确实已经出现了许多推陈出新且十分危险的融资手段，尤其是采用传销模式的新型投资信托基金，致使人们相互借款又相互投资。在二十一世纪初，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以及英国贷款发放银行的倒台导致更大范围内的银行系统也陷入了僵死状态。三十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要比日后更加多元化且地方化，但是在1929年10月第一轮华尔街股价崩溃之后依然有一万多家银行关门。在三天时间里，美国股市市值蒸发了将近90%。最终美国将会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

人们多少还是吸取了一点教训。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股市崩溃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不足，而美联储随后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极大地加剧了这一点的后果。世界贸易额缩减了惊人的三分之二，各国纷纷竖起关税壁垒从而保护本国工业，致使原本的衰退很快就恶化成了萧条，各项经济指标纷纷暴跌。今天的人们还普遍认为丘吉尔与诺曼让金本位重新成为英国金融活动核心的决策将一国一地的危机传播到了大洋彼岸，从而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恶果。今天的政客们高谈阔论激烈手段与国际协议多么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1929年大崩溃。当时的华尔街灾难影响到伦敦以及其他全球经济中枢的时间比今天更长，伦敦金融城里并没有出现银行家排队跳楼的场面——部分原因恐怕在于战争间期的英国并没有高层建筑。但是许多金融城上层人物确实遭到了毁灭。许多谨小慎微的投资者——凭借储蓄度日的老年人——几乎遭受了倾家荡产的打击。

政客们有时会主张某一届政府的上台时间不太合适。借用英式橄榄球来打比方，十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对方球员正在猛扑过来，存心要将此类政府撞一个骨断筋折生活不能自理。1929年沦落到这个不利位置上的正是在大崩溃之前半年刚刚正式掌权的第二届工党少数派政府。世界经济陷入了黑暗，英国自然不能幸免。将近十分之一的英国登记劳动人口或者说116万人失业，到1930年6月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190万人，到1930年底干脆逼近了250万人。当年的失业和今天的失业可不是一回事，因为当年的英国还不是福利国家，也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体系。户主的失业就意味着全家人都会陷入家徒四壁饥寒交迫的绝境。任何家庭都有可能被贫寒证明书的棍棒殴打得头破血流。假如户主没有失业，那么这些家庭根本显露不出任何与贫困二字沾边的迹象。他们的家里同样摆放着体面的家具，他们的身上同样穿着温暖洁净的大衣与衬衣，他们的生活标准也远在救济线以上。

显然，蒙塔古.诺曼爵士代表的旧金融秩序必须遭到挑战。在诺曼看来，麦克唐纳及其财长菲利普.斯诺登【1】上台掌权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即将付诸东流”。1930年，诺曼不得不灰头土脸地来到政府质询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年轻的欧尼斯特.贝文毫不客气地戳弄他的痛处，迫使他承认所谓的“稳健金融政策”对于英国工业造成了怎样严重的冲击。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攻势，在绅士俱乐部与金融城里习惯了受人推崇的诺曼根本无力招架。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银行家们在证人席上的表现都非常难看。但是到了1931年夏天，随着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出伦敦，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在美国各地寻求帮助，这一来潜力平衡就发生了十分吊诡的转移。原本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的银行家们如今却开始对新近当选的社会主义政客们发号施令。利率遭到了近乎疯狂的大幅提升。英国各地的人们越发厌恶金融城。人们认为英国曾经是一个制造者的国度，后来却转变成了放债者的国度，如今终于遭报应了。等到美国贷款的条件最终送达之后，由于压力巨大而反复陷入精神崩溃的诺曼反而将政府压到了下风，强迫麦克唐纳与斯诺登不计代价也要避免国家破产。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幅降低公共开支，具体措施包括针对失业救济的凶残削减。至少一半内阁成员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以至于工党政府陷入了分裂，然后托利党主导的全国联合政府就强行通过了削减开支政策。

即便做到这种地步依然不足以维持由黄金支撑的英镑。于是在1931年9月，在一项紧急预算未能通过之后，英国“暂时性地”放弃了金本位。当时蒙塔古.诺曼爵士正搭乘一艘邮轮从加拿大返回英国，他在船上收到一封电报，电文极其隐晦，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抱歉，我们明天必须采取行动，实在等不到你回来了。”政客们永远都不会得到原谅，要么因为他们一开始支持金本位，要么因为英国最终被迫颜面扫地地放弃了金本位。另一方面，诺曼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并且继续波澜不惊地向前行进。他积极反对效仿罗斯福新政模式在英国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因为英国承担不起。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直到1944年才下台。不过或许当时的情况也仅仅只能有这一种走向。正如一位金融城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如政客们未能挑战银行家的固有假设，那么归根结底——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后世——责任都要落到他们头上。”诺曼对于经济的看法很单纯，他相信只要依靠金本位与自由贸易就能搞好经济。这样单纯的愿景确实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但是却并非因为遭到了政客们或者街头游行者的挑战。金融城的旧世界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股市崩盘的激烈冲击以及席卷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潮。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后世，几乎都没有人为大崩溃做好准备。繁荣的股票市场派对实在太令人心醉神迷了，以至于谁都舍不得提前回家。

三十年代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对于英国人造成的影响一言难尽，就好像九十年代英国被迫离开欧洲汇率机制时一样。1931年大选摧毁了工党并且将托利党主导的全国政府推举上台，而全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像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强硬或者缺乏想象力。英镑贬值与物价下降意味着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其实提高了。尽管某些商品的确得到了关税保护，但是这一点在国际贸易严重缩水的大背景下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一轮住房繁荣再次推动了英国经济。廉价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凯恩斯的影响——相对而言还算成功。等到1936年，世界范围内的重整军备潮流终于彻底终结了大萧条。就英国来说，经济恢复程度与地理布局密切相关。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与威尔士大部分地区继续朽坏了下去，因为金融城的大祭司们拒绝向这些地区发放资金。英国并没有在危机刚刚发生时就采取断然措施，而是一步一挪地远离了泥潭——很多思维果决之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可容忍。这一点也解释了战争间期的英国政界为什么会有人追捧漫画书风格的恶魔大王。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Snowden,_1st_Viscount_Snowden

并没有什么合情合理的方式能让我们在二十年代狂热且有些傻里傻气的政治探索与三十年代的更阴暗氛围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不过我们不妨认为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区别就在于踏青停止了，游行开始了。身披家纺布料，性爱百无禁忌的集体生活倡导者们退场了，英国的街头突然挤满了一列列游行大军，往往身穿制服。这些击鼓挥旗、高举标语牌的游行人员可以是正大光明或者打着失业工人联合会旗号的共产主义者，也可以是莫斯利的黑衫军或者其他法西斯组织。当然我们还要提到当时纪律性最严明的游行者，他们在敌对派系的机会上喝倒彩，冲着财长办公室的窗户扔砖头，打着特色鲜明的旗帜横冲直撞，组织各种示威活动与“街头巡逻”，印刷与散发小报……他们就是绿衫军。许多读者此时恐怕都一脸茫然，“啥玩意儿？”在三十年代的动荡政坛当中，绿衫军被公认为是最高效的街头政治参与者，他们意志坚定并且获得了许多来自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三十年代之后他们基本上就被遗忘了。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符合左右分界的政治框架，因此在历史记忆当中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继承者。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奇波.基夫特，他们的领导人依然是约翰.哈格里夫。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进化成为了一场议会运动，旨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也被称作“道格拉斯主义”，得名于其创始者克利福德.道格拉斯【1】。此人来自斯托克波特，是一名相当神秘的电气工程师。他是一位服装商的儿子，在一战期间投入了飞机制造业。面对战后英国一蹶不振的惨状，他相信答案并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专政，不过他给出的答案同样十分激进。道格拉斯认为英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在于购买力不足。他并不相信工资制度与银行体系，而是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年度财富增长应当分配给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财富分配的具体形式则是通过持股获取国家红利。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将会遭到褫夺，因为“社区的信用属于社区整体。”随着社会整体通过技术进步变得越发富裕，失业现象将会消失，人们的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少，最终实现所谓的“休闲社会”。道格拉斯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严肃对待，他在集权暴政与资本主义无政府混乱之间指出的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确实很吸引人。哈格里夫认为这正是自己的运动一直缺乏的经济意识形态，因此很快就投靠了社会信用运动。1930年他在考文垂组织了一支“失业人员军团”，采用了仿军装式的绿色衬衣与贝雷帽充当制服，将奇波.基夫特改造成了一场新运动。

图腾柱与战斧装饰的帐篷成为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席卷广场的鼓声与旗帜——哈格里夫是一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为绿衫军设计的徽记将两个K字母背靠背拼接起来，看上去就像纳粹万字纹一样醒目。但是尽管道格拉斯在撰写抨击银行欺诈的文章当中流露出了反犹主义气息，绿衫军的组织宗旨却完全与反犹无关。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都是他们的对头，但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却是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绿衫军缺乏海外金主，常年经费不足，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针对绿衫军的最后一击是1937年出台的《公共秩序法案》，该项法案禁止穿着具有政治意味的制服。拒绝认怂的绿衫军则将绿色衬衣挂在衣架上，手提衣架继续游行。社会信用运动日后将会在加拿大重获新生，阿尔伯塔省投票选举了一个奉行社会信用的当地政府，这届政府很快就抛弃了不掺杂质的道格拉斯理念，但是依然连续掌权三十多年。哈格里夫本人日后将会设计出全世界第一张飞行路线图并且继续画画写小说。二战之后他试图复兴社会信用运动但是没能成功。他在1982年去世。今天的人们大多遗忘了这段历史，忘记了二十年代略微有些傻气且从头到尾贯穿着理想主义的奇波.基夫特如何在三十年代变成了直捣议会的绿衫军运动。但是这段史实却是二三十年代英国大环境变迁的绝妙写照。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此类运动散发出的刺鼻反犹气息，以及“鲜血与泥土”的种族政治的诱惑力。纳粹的崛起以及反犹主义右翼党派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得势使得战争间期的英国相比之下似乎温良无害，遭到迫害或者担心遭到迫害的犹太人都会逃到英国避难。但是这幅图景有些过于简化了，因为英国也有几家穷凶极恶的反犹团体。英国的法西斯组织往往规模较小且更喜欢相互争斗。他们在一战之后伴随着各种反共团体一起面世——例如中产阶级联盟与大英帝国联盟之流——他们的其他同道还包括退伍军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愤怒团体，例如银徽章党【2】。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是一位性情古怪的退役飞行员彭伯顿.比灵【3】，此人在一战期间曾经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他声称德国人掌握了一本“黑皮书”，上面记录了英国国内四万七千名身居高位的性变态的名字，而且德皇的爪牙还在诱惑英国男性进行同性恋行为。这些人往往认为劳合.乔治的政府腐败卖国，很可能遭到了德国犹太人的操纵。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的极端右翼分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此外还有一位海军少将的儿子亨利.汉密尔顿.比米什【4】创建了一个名叫“不列颠人”的反犹团体，团体宗旨是将英国本岛的犹太人悉数搬迁到马达加斯加。到了三十年代末，他开始公然预言德国将要入侵俄国，并且将国内半数人口送进处刑室。他还主张全体犹太人都必须接受绝育，或者干脆将他们杀光，实在不行采用种族隔离也可以。后来他在英国打输了一场诽谤官司，不得不逃出国门，最后定居在了罗德西亚。来自斯坦福德的退休兽医阿诺德.里斯【5】是世界知名的骆驼疾病专家。1928年他接管了国际法西斯联盟，将其转变成了一家狂热反犹的团体。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规模始终不大，但是依然制作了专属的游行制服。全套行头包括一件黑衬衣，卡其布质地的马裤与绑腿，一顶黑色贝雷帽，以及米字旗衬托万字纹的臂章。1934年帝国日，他们甚至还在伦敦市政厅楼顶上升起了印着万字纹的米字旗。著名保守派议员阿奇博尔德.毛利.拉姆齐【6】是日耳曼人会与右翼俱乐部之类秘密团体的幕后主使人。此外甚至就连三K党都有纳粹化的英国变体，名叫英国白骑士或者兜帽义士团。

这些团体露头不久就被英国情报机构渗透了个底朝天，他们的极端语言也使得他们远离了主流政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视若无睹。魏玛德国时期的褐衫军以及其他法西斯团体一开始同样规模有限，作风滑稽，惯于相互争斗。倘若英国在1940年战败并且陷入崩溃，所有人肯定都会四处寻找替罪羊，那时的英国绝对不会缺少急于登台掌权的本土希特勒。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到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英国极右翼势力的领军人物。比他更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蔑称他是个“洁食法西斯”，而他的政党则轻松写意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对手。1933年他的人马彻头彻尾地冲垮了诺德.里斯的一场集会，以至于迫使国际法西斯联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场颠覆了半个世界的国际动荡即将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公众人物，尽管他从未能够趁势染指权力。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_H._Dougla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lver_Badge_Part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el_Pemberton_Billing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Hamilton_Beamish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nold_Lees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ibald_Maule_Ramsay

战争间期的英国一直在经济领域苦苦挣扎，并且已经开始担心自己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此时的英国已经“衰弱”了下去，很多为英国辩护的人们都会指向这一时期涌现的竞速英雄们。战争间期的英国人保持着好几项海陆空速度记录——另外当时英国的火车也创下了行驶速度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只是国民骄傲的来源——至少能够提振杂志读者与香烟画片爱好者的自豪感——而且还证明了英国机械制造业依然位于国际领先水平。如果说英国的大规模制造业有些差强人意，至少尖端制造业依然非常过硬。这些竞速英雄们的确很有几分英雄气概。在二十年代，陆上与水上世界竞速纪录一直由两位英国皇家航空队的飞行员轮流坐庄，一位名叫麦尔肯.坎贝尔，另一位名叫亨利.赛格拉夫。坎贝尔是一位赳赳武夫，他的父亲是哈登花园的一名钻石商人。从小他就喜欢骑自行车，后来学会了骑摩托，接下来又成为了飙车族，最后干脆飞到了天上。一战期间他成为了战斗机驾驶员，战争结束之后他又重新拾起了对于速度的痴迷。总体而言他并不喜欢在文化层面掠人之美，但是他确实观看过莫里斯.梅特林克的高度象征化的话剧《青鸟》并且大受触动，以至于将自己日后驾驶的每一辆赛车都称作青鸟号，后来还将这个名字传承给了他的儿子唐纳德——唐纳德的最著名事迹就是在1967年冲击另一项水上竞速记录时不幸身亡。今天老坎贝尔的名声多少被儿子遮蔽了一点。与其说后人们对于父子两代人各自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公平比较并且认为子一代更加出色，倒不如说是因为小坎贝尔车毁人亡的壮烈结局留下了摄人心魄的影像资料。坎贝尔是战争间期的大英雄，他那张刀切斧凿的瘦削长脸在欧洲与美国都广为人知，登上了德国明信片与《丁丁历险记》漫画，无论是机油还是美国香烟都请他打广告。1924年他在威尔士的彭定海滩驾驶一辆阳光牌跑车首次夺取了陆上速度记录。1927年他又驾驶着自己参与设计的青鸟号赛车再次刷新了记录。

然后坎贝尔的一生之敌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亮相了。亨利.赛格拉夫是男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另一位大英雄。他是伊顿公学出身，一战时是一名机枪手，后来同样成为了战斗机飞行员，曾经两次身负重伤。他是第一位驾驶英国车赢得国际汽车大奖赛的英国人，并且决定自己要成为冲破陆上时速200英里大关的第一人。很多人都嘲笑他不切实际，但是他依然在1927年三月驾驶“神秘阳光号”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坎贝尔随即也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代托纳海滩并且跑出了时速206英里的新纪录。赛格拉夫很快又驾驶着装备最新式纳皮尔航空引擎的“金箭号”跑车创下了时速230英里的成绩。鉴于英国人已经包揽了陆上与空中的速度记录，赛格拉夫将一具硕大的劳斯莱斯新式航空引擎安装在了一条特别设计的船上。1930年6月13日星期五，他在温德米尔湖上创下了水上竞速的新纪录，然后他的赛艇就撞上了一根浮木并且报废了。人们赶忙将他从湖水里捞出来送往医院，他询问妻子自己是否创下了新纪录，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就在妻子的怀抱里安然离世了。尽管对头已经不在了，但是坎贝尔依然还在驾驶越来越快的汽车与船只。1935年他来到美国犹他州的波利维尔盐洼并且很快就成为了第一名驾车时速超过300英里的人。接下来他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水上。1939年二战爆发前几周他刷新了水上竞速的世界纪录。二战结束后不久他身患癌症去世。这样的结局或许有点平淡，不过他的儿子的确驾驶着坎贝尔家族的最后一辆青鸟号赛车为自己的人生与家族的事业画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句号。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坎贝尔是英国法西斯联盟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支持者。但是坎贝尔也很早就发言警告英国人要小心与纳粹德国的下一次战争。他对希特勒满腔敌意，还在二战期间成为了一名空袭应对措施宣传员。必须承认的是，飞行员与右翼政治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很难说完全是巧合。原因可能在于早期飞行员在空中俯瞰脏污不堪烟熏火燎的地面时难免会产生天命在我的优越感。在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施耐德杯大奖赛【1】当中，国家级别的竞速比赛同样直接催生了将要在下一场战争当中挑大梁的好几款战斗机。这场规则复杂的水上飞机竞赛是由一名法国人在一战开始之前创立的，但是最精彩的比赛都发生在战争之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美国以及英国统治了这场比赛。英国曾经在伯恩茅斯举办过一届施耐德杯，但是赛事组织工作非常糟糕。此后许多类似比赛都将地点搬到了威尼斯与巴尔地摩，各国空军都竭力想在赛场上力压群雄。英国超级马林飞机在1921年获得首胜。但是直到1927、1929与1931年期间——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才凭借R.J.米切尔设计的体态修长的新款超级马林水上飞机以及亨利.莱斯设计的新式引擎连赢三场，并且根据规则将奖杯请回英国安家落户，从而彻底奠定了英国的空中优势。更重要的是，米切尔后来在1935年患癌去世之前成为了喷火战斗机的设计师，并且将自己在施耐德杯优胜者身上学来的经验全倾注在了这款飞机上。

所以这些追逐速度的狂人确实意义重大。正是他们的热情促使设计师与工程师们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影响到了下一场战争的结果。此外他们也鼓舞了国家的士气。就连乍一看去与战争无关的竞速成就——例如在1938年创下了从未被打破的蒸汽火车速度记录的绿头鸭号机车——也会影响到英国国民的自我认知。伦敦东北铁路的奈杰尔.格雷斯利爵士主持设计的绿头鸭号机车不仅具备修长流畅的时代造型——与超级马林飞机以及青鸟号赛车的风格遥相呼应——而且还从纳粹德国手里夺走了特快车头的速度记录。收集绿头鸭号香烟画片的孩子们知道这一切吗？那是一定的。在这一时期，甚至就连火车爱好者也免不了政治的渗透。有时人们将三十年代描绘成牛津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驴友团极力主张和平的十年，这话并不算错。但是这一时期也是右翼极速狂人的十年。当年他们的名声远比今天更加显赫，他们的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场战争要怎么打。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hneider_Trophy

假如在二十年代初期你经常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厮混，听取“英国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者以及宗教狂信徒的各种高谈阔论，那么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个身材高大天庭饱满的男人，按照多明我会修士的着装习惯全身披着对比鲜明的黑白两色，脚下蹬着一双笨重的大靴子，操着一口十分抓人的爱尔兰口音，足以穿透公园现场的嘈杂人声。这位文森特.麦克纳布神父【1】的作风直率得令人心慌。假如你送给他食物或者与他攀谈，他就会跪倒在地亲吻你的双足。他终日流连在演讲角或者任何其他说话有人听的地方，向听众们解释他们必须放弃疯狂的城市生活并且重返大自然，本着圣洁的精神与互助公社的形式奉行简朴生活。他宣讲的这一类“美好生活”在二十年代有自己的名称、组织以及招牌人物。“分产主义”（Distributism）最早由富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西莱尔.贝洛克，他在战前出版了《奴性国家》一书；另外还包括体态肥胖的小说家与散文家G.K.切斯特顿，他经常在舰队街的酒馆里徜徉，披着斗篷，顶着造型花哨的大帽子，假装自己是当代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926年这两个人共同成立了分配主义联盟。他们的信条或许有些怪里怪气（或者说土里土气），但是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相比，这套回归泥土的单纯信仰反而在英国流行一时。二十年代不仅属于短发齐耳的少女、鸡尾酒以及愤怒的老兵，而且也属于“让我们建造一个新世界”的精气神。二十年代是一口沸腾的大锅，乐观主义、神智混乱以及无畏的反思都在这口锅里翻腾浮沉。

分配主义者们的样貌与一般人相差悬殊。他们经常穿着布口袋一样的羊毛手织衣物，面料都用植物染料染成了土黄色。他们的脚上总是蹬着手工制作的拖鞋。他们的精神家园是新兴的“花园城市”，他们对于制陶手艺的热情往往惹人发笑。麦克纳布及其追随者希望彻底复兴天主教英格兰，摒弃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恶果。当时最著名的分配主义公社创建者名叫埃里克.吉尔。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公共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新近投入使用的BBC朗汉姆办公楼顶上的普洛斯彼罗与爱丽儿塑像。施工期间BBC的领导层钻进雨布后面，看到了吉尔正在加工的爱丽儿裸体，于是坚持要他缩小雕像的生殖器尺寸。他的作品还包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苦路十四处浮雕群，利兹大学战争纪念碑，以及至今依然在报纸版面与店铺招牌上得到广泛运用的多种印刷字体。穿着一身束带粗糙的工作服与长袜的吉尔先后在多个公社栖身过。他留着胡子，戴着眼镜，运笔如飞地出产着大量攻击工业化与城市生活的画作与文字。他是个广为人知的角色，几乎算得上是个圣人。不过与此同时他在性生活方面也是生冷不忌，终日绯闻缠身，与女儿乱伦，甚至还性侵了一条狗。如果我们按照佛吉尼亚.伍尔芙惯用的贴标签手法来分析吉尔的生平传记，那么我们将会在性取向一栏下方发现以下条目：“兽交、一夜情、破处、同性恋、乱伦、双飞、新女伴（受到吸引）、阳具崇拜、青春期少女（受到吸引）、宠溺妻子、偷窥、穿制服的女性（受到吸引）。”吉尔是个大忙人。他的性爱观念坦诚得近乎露骨，他的宗教信仰纯真得有些幼稚，他的气质谦卑而又质朴。这一切特质在D.H.劳伦斯身上也都有所体现，尽管与吉尔相比劳伦斯的性爱理念要压抑得多。吉尔的放荡私生活或许并不足取，但是他的文字的确针对资产阶级物质文化提出了彻底的质疑与批判，足以与劳伦斯相媲美。在二十年代的英国，到处都能发现回归基本本能以及剥除城市文明外衣的冲动。吉尔终其一生都是天主教生活方式在英国的重要象征。他一直活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还支持过共和派对抗弗朗哥。

当然，在没那么极端的层面上，热爱清新空气的潮流也少不了登山客与自行车手的参与。群众基础庞大的新青年运动童子军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罗伯特.巴登.鲍威尔爵士在1907年首度尝试了童子军制度，地点是多赛特的褐海岛。第二年他出版了《童子军手册》，据说这本书是全世界第四盛行的书籍（位列圣经、古兰经与红宝书之后）。但是直到二十年代童子军运动才达到了最高峰。这场运动将爱国主义、户外探险以及些许军事化训练调配在一起用来招待城市儿童，对应了成人世界的重返土地潮流。童子军运动同样也是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问题的回答，只不过并不涉及性爱与政治。在英国各地的树林里都能见到一丛丛从军队淘汰下来的帐篷，里面住满了工人阶级子弟，不苟言笑的退伍军人担任了童子军领队，宿营地周围肯定有一棵树上挂着米字旗。在城市街道上，小男孩们配备了口哨与棍棒，穿着卡其布的衬衣与短裤，戴着宽沿软帽——这套行头是巴登.鲍威尔从南非警察哪里借鉴过来的——走街串巷寻找着做好事的机会。

第一届国际童子军大会于1920年举行，之后不久巴登.鲍威尔就庄严宣誓成为了世界童子军总领队。一年之后他受封成为了准男爵。童子军制度是英国罕有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战前的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被国际主义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宣传口径取代了。到1922年全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已经出现了三百万童子军。有一位早期皈依者是个住在湖区的年轻艺术家，名叫约翰.哈格里夫【2】，曾经为约翰.布坎南的小说绘制过插图。他是一名穷困的贵格教徒，后来搬到伦敦并且成为了一名报纸卡通画家，还以“白狐”为笔名成为了童子军运动的专门报道者。他在童子军运动当中层层升迁，最后成为了外人眼中理所当然的巴登.鲍威尔继位者。但是身为和平主义者的哈格里夫与这位军事英雄闹翻了，并且在1920年被驱逐出了童子军组织。哈格里夫具有不亚于巴登.鲍威尔的专制倾向于天然魅力，因此很快就自行拉起了一个唱对台戏的机构，起名叫做奇波.基夫特【3】，在古肯特语当中这个词组的意思是“伟大的力量”。参加奇波.基夫特的青少年会被组织成为不同的氏族、部落与“帐篷杆”，还要亲自动手做衣服，包括撒克逊款式的斗篷、短上衣、短裤与兜帽。奇波.基夫特的文化杂糅了日耳曼风格与红印第安人，但却又被人称作当代英国唯一一场正宗的英格兰国家运动。就像童子军一样，他们也搞宿营活动，用的是哈格里夫自行设计的轻便式单人帐篷。在圣灵降临节这样的庆祝活动现场，他们会穿上大红大绿的长袍，双手高举着造型诡异的图腾柱，顶端装饰着骷髅、野兽与飞鹰雕塑。另一个名称当中K字母太多的组织如今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可是奇波.基夫特的主旨却是世界和平、手工技艺与仪式。遭受战争与工业化摧残的精神可以得到露天生活的拯救。哈格里夫认为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战争，文明社会终将解体——就像许多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在他看来奇波.基夫特是一个精英集团，其使命就是收拾残局并且重建新文明。

童子军与奇波.基夫特都是同一场战后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尤其盛行。德国的“候鸟运动”【4】青年团体感到自己迷失在了城市生活与战败废墟当中，于是开拔进高山与森林当中寻求自我。此类团体对于民间故事、民间舞蹈、“正宗”地方小吃以及裸体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日后又会深切影响早期的纳粹青年团文化，也就是尊奉“鲜血与土壤”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位具有奥地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英国人曾经在战前造访过候鸟运动团体。这位罗尔夫.加德纳【5】从小生长在柏林，在推行新式教育实验的贝尔达斯寄宿学校上学，后来又去了剑桥。他也像候鸟运动团体一样对于民间歌舞很感兴趣。今天民间舞蹈的公众形象往往乏味可笑。作曲家阿诺德.巴克斯的意见很贴切地总结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认为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应当试一试，“除了乱伦与民俗舞之外”。但是对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理想主义激进派来说，回归乡村本源是非常必要的。人们需要重新学习代代相传的旧日歌舞，从而摆脱舶来乐团与娱乐工业的束缚。加德纳的舞姿狂放不羁，甚至有些怒火中烧。爱德华时代英格兰的民间艺术复兴人士更喜欢轻柔温婉的舞姿，而他却是极力倡导剑舞。对于他来说，舞蹈就是洗涤心灵的崇拜仪式。

一战之后加德纳与奇波.基夫特运动分道扬镳。此时他的政治愿景又进一步扩张了。他相信德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人民应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北方联盟，以此替代肮脏的帝国事务并且抵御美国消费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还认为回归泥土至关重要，英国应当实现重新粮食自给从而逆转乡村的衰败势头。在他看来，哈格里夫与奇波.基夫特运动并没能彻底相信“自身与英国土地的活生生过往之间存在着血脉联系”。与此同时他成为了D.H.劳伦斯的朋友，经常去法国拜访他，并且保持着长篇书信联系。劳伦斯希望加德纳能创建一个社区从而体现几条他本人的理念，于是加德纳就在多赛特的克莱伯恩切斯边缘找了一家农场，将农舍当成了创建社区的场所。他是一位技能娴熟的农夫与巡林员，重新开垦了大片抛荒的土地。在三十年代他经常组织义工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泉源亲眷团”，成员包括失业工人、当地农民以及城里来的年轻人。营地里会组织仪式舞蹈，清晨鸣锣报时，营地头顶上则飞扬着圣乔治十字搭配威塞克斯飞龙图案的旗帜。加德纳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参加了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还是当地县议会的议员，但是德国访客的频繁光临却将他引入了浑浊险恶的水域。1933年他给戈培尔写了一封长信，畅然抒发了自己的仰慕之情，直到1939年他还在为突击队员与党卫军成员开设“礼仪舞蹈”课程。不过他本人有犹太血统，并且也从不讳言他对纳粹组织的看法——一个腐败且极富攻击性的集团。他厌恶德国的新政权，但却无法因此而割舍毕生以来对于德国的热爱。不过他最大的兴趣依然还是泥土与农业。至少他在植树造林与倡导有机生活这两方面远远领先于时代。二战期间他成立了农牧业亲眷团，致力于在英国乡村重新推广传统农业。这场运动又在战后创建了土壤协会【6】。加德纳是反对工厂化农业与欧洲国家农业配额制度并且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今天每当英国消费者拿起一袋土豆或者一条面包时，假如包装袋上印着土壤协会的标记，那么他们就不自觉地与加德纳的思想传承联系在了一起。曾几何时，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曾经包括跳来跳去挥剑起舞的男孩与昂首阔步的纳粹突击队员。

对于毫无兴趣创造全新世界文明的千百万英国人来说，二三十年代同样是户外野营的好时光。每一位鼓吹重返自然的土产弥赛亚都对应着几百名仅仅有兴趣呼吸新鲜空气与领略祖国风光的普通人。这一现象要部分归功于一项很不田园的发明，也就是汽车。因为只有汽车才能让人们抵达以前从没去过的角落并且在那里宿营——农夫们因为游客送来了赚外快的机会而高兴，土地拥有者们则因为游客的侵入而恼怒。1919年，巴登.鲍威尔成为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野营俱乐部主席，1921年该组织在多金的深丘市举办了第一届灯笼节——节日的主打饰品是中式灯笼而不是印第安风格的帐篷与北欧头饰，庆祝活动的地点则位于林木丛中。第一辆与吉普赛人无关的房车即将上路。这些房车的车厢往往是用白蜡木以及旧车零部件手工打造而成的。四处游荡的吉普赛生活方式曾经得到过极大的浪漫美化。现在一望无尽的公路也向中产阶级探险家们发出了邀请。早期的机动化游览车为城市贫民提供了趁着周末前往郊区散心的机会（“游览车”（charabanc）一词源于法语，指的是装有长凳的马车）。至于好动不好静的工人阶级成员则可以加入各种驴友团体——这些团体的政治色彩同样比今天更浓厚。

本尼.罗斯曼【7】是一名来自曼城中央高中的学生，凭借优异成绩赢得了奖学金。小时候他跟着犹太-罗马尼亚裔的父母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他在曼城的号角咖啡屋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及其分支组织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接下来就是在德比郡举行的周末野营，宿营者们会围着篝火演唱各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歌曲。有一次宿营期间，一位猎场看守气势汹汹地喝令罗斯曼马上离开。于是他决定筹划一场大规模侵入以示抗议。根据估计，在这一时期每周周末都会有大约三万五千人蹬着皮靴、披着雨衣，背着帆布包，从曼城市区来到郊外远足。早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远足踏青之类的活动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一战之后英国主要城市才出现了大型远足爱好者联合会——曼城联合会建立于1919年，利物浦联合会建立于1922年，谢菲尔德联合会建立于1926年——旨在帮助工人阶级远足爱好者接触接触自然开放空间。1931年英国出现了全国性的远足组织，正好是在罗斯曼发动叛乱之前那一年。抗议活动当天约有五百多人在一座采石场碰头，周围站满了当地警察。集结整齐之后他们开始横穿一片狩猎松鸡的沼地，前往峰区最高点金德斯考特峰。现场发生了摩擦与推搡，警方认为“暴乱人群”应当为此负责。时年二十一岁的罗斯曼以及另外五个人遭到了逮捕，在德比市法院受审，陪审团成员包括两名准将，三名上校，两名少校，三名上尉，两名市政府参事，还有十一位乡绅。六名被告被判有罪并被投入了监狱。另外一位参与本次侵入示威的成员是一名来自索尔福德的少年共产主义者，日后的著名民谣歌唱家伊万.麦考。他自编自唱的歌曲《曼城远足客》能让我们大致领略一下当年的精神状态。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颂扬了“周一的工资奴隶”如何成为了“周日的自由人”，可是却要与凶狠的猎场看守作对：

“他骂我是人渣，还说‘不要惊扰了松鸡’。

我想了又想可还是看不出道理。

可怜的松鸡与我凭什么不能分享

雄伟的金德斯考特峰与四周的沼地。

他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家老爷所有’

我一听这话忍不住大摇其头

世人怎能妄称自己拥有高山

深海怎么会屈从于凡人的欲求？”

出狱之后的本尼.罗斯曼毕生都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加入了国际纵队。撒切尔上台之后他又极力反对保守党的乡村政策。他直到2002年才撒手人寰，直到晚年都一直是郊外远足的爱好者。

因此在涉及乡村的问题上，一个人既可能成为法西斯也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更可能在两者之间的政治谱系上任意落脚。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将战争间期的大规模重返自然运动与一战造成的混乱冲击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日后的领导人以及神秘主义者们，文明已经遭到粉碎，必须在远离城市的自然界加以救赎。但是当时的英国就像今天一样是一个狭小而又逼仄的国家。当年的英国人口比今天少了三千万，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比今天更紧密地挤在市中心居住，城市里的雾霾也比今天更严重。因此新鲜空气与开放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极具诱惑力。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过去一百年里丧失了很多——亲密的空间感、传统手工艺、民间歌舞以及各种方言。很多穿上旧日的军装短裤远离城市重新寻找自我的人们确实有点古怪。二十年代的背景噪音也确实包括了森林里的咏唱与剑舞的金属敲击声。但是这些人并不全都是疯子，他们的意见也并不总是错的。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ncent_McNabb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Hargrav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bbo_Kift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ndervogel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lf_Gardiner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il_Association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ny_Rothman

逃回更早期英格兰的欲望一直贯穿着英国文学史，但是这股欲望在一战之后的二十年里尤其强烈。直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战争造成的直接创痛开始消退之际，反战文学才开始大量涌现。例如萨松的《猎狐人回忆录》与《步兵军官回忆录》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之类的作品不仅记录了战后里的可怖生活，也歌颂了往昔的英格兰。所谓的“往昔”在时间上指的是1914年之前，在空间上指的是乡村地区。例如亨利.瓦勒姆.莫顿【1】这样的旅行作家在当时极受欢迎。因此对于失落过去的追寻也就意味着对于乡间密径与隐世小村的追寻。类似这样的访古热潮在三十年代得到了两方面的滋养，首先是画工精美的谢尔导游手册，其次是铁路公司与海滨城市市政府绘制的旅游宣传画。在当时的畅销书当中可以清晰感受到痛切的乡间怀旧心态，不同作品的具体风味则各有千秋。比方说伊夫林.沃就惯用讽刺来充当乡间大宅故事的调味汁；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流行犯罪小说更偏向人性黑暗面，并且诉诸于英国人对于潜藏在紫杉树篱背后的邪恶行径的传统兴趣；P.G.伍德豪斯热爱令人欲罢不能的闹剧，芭芭拉.卡德兰则喜欢放糖。但是上述几位作家的默认场景设定全都是绿树掩映的乡间宅邸，正在现实生活当中逐步消失的乡绅等级体系、教区牧师与无知农夫被这些作品完好无缺的保存了下来。到了三十年代末战争再次爆发之际，政府宣传员与BBC谈话节目写手们立刻就拾起了这一款源自人工制造且受众广泛的“英国”形象——事实上主要是英格兰地区的形象。

D.H.劳伦斯认为现代人的核心悖论之一在于远离了自然生活，投向了虚假的城市生活。持有类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而已。这一主题在战争间期的严肃文学领域十分盛行。在当时最杰出的小说家当中有一位约翰.考柏.波伊斯，他在1929年创作的《索特伦之狼》以及在1933年创作的《格拉斯通波利浪漫史》就规模而言堪称史诗，洋溢着近乎泛灵论的神秘主义与自然崇拜元素。苏格兰则推出了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当地小说家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他的《苏格兰之书》三部曲浸透了对于苏格兰土地与历史的热爱。从小在奥克尼长大的诗人爱德温.缪尔笔法鲜明地描写了自己如何被强行从大自然的伊甸园拽进了城市的地狱，他的文字足以与D.H.劳伦斯生平当中的任何一段反差经历相提并论（当然，他尽其所能地逃向了相反的方向）。缪尔日后将会针对工业化造成的脏污与不公平发动凶狠的批判。他曾经很出名地声称自己出生在工业革命之前。“我如今已经有两百岁了，可是其中一百五十年却过得无知无觉。我出生在1737年，直到十四岁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过时光错乱的事故。1751年我离开奥克尼前往格拉斯哥，可是抵达之后才发现自己一步就踏进了1901年。”

在英国历史上，“高雅”文学首次与畅销小说作家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了一起。战争间期是图书馆的大繁荣时期，平装书也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时代。正是凭借着平装书技术的成功，英国的普通读者们拥有了逃避现实世界政治局势并且拥抱怀旧乡间生活的手段。平装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此前一直顶着“铁路小说”与“便士小说”的名头。人们通常认为平装书内容低级下流，往好处说也是缺乏营养——总之算不得正经书籍。1931年，德国信天翁出版社首次进行了用平装书版式出品优质书籍的尝试，尽管这次尝试为期很短。平装书首次取得商业成功还是在英国，多亏了一位年轻出版商艾伦.莱恩，战争间期他还在叔叔创办了的鲍利海出版社工作。日后他表示自己在1934年拜访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乡间住宅。登上返程火车之前他在火车站一本值得看的书也没买到。于是他决定出版一批版式统一的高质量书籍，一律采用素净封面，六个便士一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他将这套丛书命名为企鹅丛书，与之前出师不利的信天翁丛书相映成趣。受聘于鲍利海出版社的一位业余艺术家绘制了一摇一摆的企鹅形象，从此掀起了一场出版业革命。莱恩的实验起初并不顺利，时刻都有可能失败。后来伍尔沃斯百货店下了一笔63000册图书的订单，并且促成了企鹅出版社在1936年的成立。

企鹅出版社推出了许多革命性举措：价格便宜，印刷精良，书籍尺寸只比香烟盒大一点。莱恩在选材时特意将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混杂了起来。他最早选取的作家既包括安德烈.莫洛亚与萧伯纳，也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多萝西.L.塞耶斯。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之间的心理屏障就这样遭到了拆除。今天的读者们对于拿奖拿到手软并且占据大幅报纸书评版面的畅销小说作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没有莱恩，今天的文学界肯定会是另一番光景。随着二战临近，企鹅特别丛书开始提醒人们关注德国的威胁。战争开始之后，企鹅丛书又陪伴着英军士兵奔赴了战场。莱恩的成功催生了一系列读书俱乐部，包括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在共产主义者影响下创建的左翼图书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出版了许多当时最著名的政治书籍，包括乔治.奥威尔与日后的工党教育大臣埃伦.威尔金森的著作。二战之前英国智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装书塑造的。将会在1945年取得政坛大突破的左翼思想界也离不开平装书的滋养。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时期的平装书与各种宣传册依然只是书面文化的一小部分。报纸在这一时期同样十分兴盛。许多严肃作家都是报社的长期评论员。当时最激烈的政治纷争往往要通过怒火满腔的社论来一决高下。政客们——尤其是丘吉尔——通过为报社供稿赚取了大笔外快，投稿报社从《每日邮报》到《世界新闻报》等等不一而足。《每日镜报》正在改头换面成为一份便于阅读的左翼报纸，并且将会在二战期间赢得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当时的作家依然与广大公众息息相关。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Vollam_Mort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ell_Guides

早在用无线电报发送并捕捉声音的设想具备技术可行性之前，就有人构想过广播行业的面貌。电话刚刚普及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项技术会成为播放现场音乐与话剧的媒介。“使用电话”意味着头戴耳机享受歌舞乐队的上门服务。二十世纪到来之后，英国政府决定广播很可能在战争当中发挥作用，成为维系帝国的工具。于是政府就控制了无线电报行业。广播行业的真正创始天才是一位一半意大利血统、一半爱尔兰血统的绅士科学家伽利尔摩.马可尼，1896年他在英国成功申请了全世界第一项无线电报专利，并且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展示了自己的发明。当时这套系统依然还只能传送编码而不是词语或者声音。1899年法国与英国首次实现无线通信，接下来英国南部海岸修建了永久性的电报站。尽管马可尼借鉴了很多其他人的成果，但是他的创新能力与创业热情的确无与伦比。要是BBC从未出现，马可尼很可能成为英国广播界最响亮的名字。广播很快就成为了各种怪人与民科的消遣手段。在面积很小的区域里往往有几百名申请了广播执照的业余人士发送或者接收信号，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BBC。一战刚刚打响，所有这些业余电台就全都被关闭了，与此同时无线通信技术也在军方支持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随着一战结束，英国政府又开始发放广播执照了。

切姆斯福德是伦敦以北三十英里的一个乡村小城，附近有一个名叫里特尔的美丽村镇，镇上有一家“公鸡与铃铛”酒馆，英国第一家常规广播电台就是在这里筹建的。自1922年起，广播节目每周二中午播出一期，节目的总策划人兼播音员是一位热情的前皇家空军工程师彼得.埃克斯利【1】。此人天生喜欢做秀，有一次他承诺要让听众们享受一个“华丽歌剧之夜”，然后就亮开嗓子一直唱到广播结束。出了酒馆走不多远有一座狭长低矮的木质棚屋，这里原本是部队营房，现在是马可尼公司的产业。这家公司最近刚刚重新获得了制作广播节目的许可证，尽管每周只能播出半个小时，而且每播出七分钟就要消声三分钟，因为工程师要接收军用信号。1920年6月，在《每日邮报》的鼓励下，马可尼开始在切姆斯福德办事处广播一次性的娱乐节目。当时他请来了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唱家内莉.梅尔巴，让后者在临时搭建的录音棚里演唱了“甜美之家”以及其他好几首甜得发腻的主打歌曲，录音用的话筒是用电话话筒与雪茄烟盒子拼凑起来的。梅尔巴夫人对于广播并不陌生，她在巴黎以及纽芬兰都曾经与广播站合作过。但是要说起在英国率先引进常规广播节目的先行者，依然要算是里特尔镇“公鸡与铃铛”酒馆里的小伙子们。

随着埃克斯利和他的小团体一天天地播放唱片，朗读剧本，演唱自己编写的讽刺歌曲，他们呼叫信号是MT也逐渐为人所知。接下来伦敦市中心又修建了一所马可尼广播站，代号2LO。第一期节目内容是拳击比赛现场解说。到1922年节目听众已经达到了五万余人。与此同时，曼城与伯明翰也出现了各自的广播站。所有这些广播站背后都有美国资金的支持。此前美国早就开始了野蛮生长的“广播大繁荣”时期。那么为什么英国的广播业没有呈现百花齐放激烈竞争的局面呢？原因主要有两个。美国的广播大繁荣产生了大量步履维艰的竞争者，广播节目质量往往不忍猝闻。而且美国的广播都是由广告客户赞助的。英国政客与公务员都认为，在一个远比美国更小的国家，类似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此外他们还认为广播业未必就那么重要，那么体面，以至于不能接受赞助。

监管英国无限广播行业的委员会当中尽是些军方高层、财政部官员、外交部官员、商务部官员以及其他神经紧张且缺乏想象力的爱国者。但是议员们很快就意识到，假如没有业余人士的支持，假如甩开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公司，英国广播行业就根本发展不起来。于是政府与民间达成了妥协。市面上所有制造无线电器材的竞争公司要整合成一家，由邮政部负责管理。新公司不得播出广告，但是可以从邮政部向每一位无线电器材购买者征收的许可费用当中分一杯羹。各家公司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实现垄断的大好机会，很快就合体成为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是政府管制的产物，但其本身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将总部安设在伦敦斯特兰德区的萨伏伊山，名叫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1922年11月14日晚上6点，BBC播出了创办以来的第一期节目。这一天的节目内容是新闻综述，第二天的内容是选举结果报道。商业广播一统天下的短暂时代就这样在英国结束了。

舞台上走来了一位高大谢顶的苏格兰人，一道长疤贯穿了他的面颊，他的举止则让人心里发慌。这位约翰.里斯【2】是BBC的实际奠基人。仅仅用“怪人”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他生长在格拉斯哥，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长老会牧师家中最小的儿子。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们全都彼此厌恶而且性情暴戾，里斯尤其整天憋着一肚子火气。他是英国当代史上最著名的仇恨家之一。身为工程师的他在一战期间成为了一名主管运输的军官并且声名大噪，因为他特别喜欢与上级对着干，甚至比对抗德国人更起劲。后来他面部严重负伤，于是离开前线前往美国监督军购合同的执行情况。停战之后他感到百无聊赖，并且相信上帝对自己肯定还有特殊计划。在成年生活的早期，里斯一直神魂颠倒地爱恋着一位中学男生查尔斯.鲍瑟，他揣着鲍瑟的照片走进了一战战壕，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会每天给对方写信，恨不得用鲜花与礼物将对方淹没。随着鲍瑟长大成人，两人开始公然出双入对，白天一起度假，晚上也很可能同床共寝。他们尤其喜欢一起裸泳，甚至还以共同名义买了一栋房子。里斯从不避讳自己的感情生活，甚至在极其虔诚且高度保守的父母面前也是言无不尽。他们两个很可能并未发生过性关系，但是这一点对于两人之间的感情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更加关注下三路的当今文化早已抹杀了类似情感的立足之地。即便在当时，像这样的感情道路也已经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堵死了。后来里斯还是结婚了，但是等到鲍瑟同样结婚以后他心里却燃烧起了炽烈的妒火，以至于接下来恶狠狠地愠怒了十多年。英国广播业如今就落到了这样一个人的手里。

时年三十二岁的里斯没有工作，住在一家伦敦俱乐部里，整天都在琢磨如何利用接下来的人生做出一番名堂——或许他可以去孟买找份差事，或许可以去南美修建铁路，再要不然干脆从政也不错。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摄政广场的长老会教堂，听到牧师正在宣讲以西结书当中关于耶路撒冷如何腐败的内容。牧师告诉会众们，今晚在场的听众当中兴许就有人将会把英国从异端、背德与贪恋金钱的渊薮当中解救出来。里斯兴奋地回到住处，一心希望“基督之血”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依然相信这世间还有崇高的使命等待我去完成。”第二天他看到了新近成立的BBC招募主管经理的广告。尽管无线电发烧友的世界正在他身边逐渐成型，但是他并不清楚广播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寄去了求职信。刚把信寄出去他就得知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阿伯丁人，于是他赶紧把信件追回来并且修改了其中的内容，声称自己也是阿伯丁人。接下来一连两个月都没有消息，期间他还抽空研究了一下自由党与保守党结盟的问题。后来他承认道，当他终于接到面试通知的时候依然“一点也不知道广播行业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懒得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拿下了这份工作。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他“诚心感谢上帝”做出这样的安排。来到新公司的办公楼之后，他找了个舒服的房间将自己安顿下来，指派“公鸡与铃铛”的埃克斯利担任自己的总工程师，然后就动手干活了。

里斯刚刚入职的时候手底下总共只有四名员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将员工队伍扩充到了350人，并且以身作则地要求全体员工每天都要工作十二个小时。精力与干劲历来都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足以弥补所有其他缺点。全国各地新建了一座又一座广播站与录音棚。威斯敏斯特附近煤炉供暖、烟气缭绕的办公室里迎来了乐队与著名作家。但是BBC与威斯敏斯特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呢？里斯刚刚接手了一家新公司，需要对付很多敌人，包括那些认为BBC应当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人们。绝大多数报业巨头都反对BBC，尽管当时的BBC不得发表争议言论，也不得自行采写新闻——此时的BBC依然需要其他新闻机构提供新闻概览，然后等到时间足够晚的时候才进行广播，以免影响上述新闻机构的报纸销量。邮政部尽管是这家新兴机构的赞助人之一，但却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抢占到尽可能大的许可费份额。一般人则纠结于两个问题：广播究竟是干什么的？究竟应当由谁来控制广播？里斯自从上任第一天对于这两个问题就都有了明确的答案。广播的作用是教育大众，传播文化与实用信息，以及弘扬高雅艺术。因此广播是一项公益设施，而不是商业化娱乐手段。

里斯坚决反对“听众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的策略。首先，听众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次，听众肯定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要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经营广播，那么广播行业就能催生“更加聪慧且得到启蒙的选民”，民主制度也会因此而得到巩固。不过说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广播行业的控制权问题——里斯的民主热情就没那么高涨了。这个问题简单得很：里斯一个人说了算就行。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权限强大的委员会来决定英国广播行业的前途，得到消息的里斯立刻行动起来。他软硬兼施地拉拢了好几名政客，坎特伯雷大主教，报社老板以及其他盟友。他试图让BBC转播政府预算报告以及其他政治演说，但是没能成功。不过他确实在1924年转播了各个党派领导人的竞选演说。同年他还转播了乔治五世国王在温布利不列颠帝国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据估计收听听众达到了一千万人。

BBC的商业所有者很快就隐退到了幕后，将整个舞台都让给了里斯。此时他已经成为了名扬全国的人物。他很快就意识到，广播行业要想在传媒界脱颖而出，那就必须废黜BBC原先的所有者，将其改造成为一家前所未有的团体，一家由国家掌管的新闻集团。BBC将会彻底不同于充斥着广告与廉价音乐、乌泱泱乱作一团的美国广播公司，也不同于直接听命于政府的欧洲广播站。这份新兴权力的实体表现就是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广播站。英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能收到清晰的信号。当时BBC广播的最主要内容就是音乐，至于音乐的门类则难免遭到热议。歌剧、古典音乐、爵士乐与舞曲都想独占鳌头。当时也有谈话节目，可是不能讨论政治与宗教话题。萧伯纳曾经打趣道，不说这两个话题那就没什么值得一说的题目了。《女性一小时》与《儿童一小时》之类的节目出现得很早并且举办了很多年。口味比较清淡的喜剧节目也登上了广播。为了避免刺激报界，此时的BBC还不会转播体育赛事，不过忙碌的工厂、夜莺栖息的树林与考文特花园歌剧院都通过广播发出了各自的声音。

另一项举足轻重的早期决策在于决定广播音调。早期BBC播音员全都要穿晚礼服扎领结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尽管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人完成播音工作之后还要赶去音乐厅报幕，而交响乐团的乐师们也会采用类似的着装。但是里斯特意选择了公学学生与大学生担任播音员，从而奠定了BBC的播音基调。他成立了一个语音委员会，请来桂冠诗人来帮助他们判定他坚称的“英语正确发音”。喜剧节目依然可以采用地方口音，但是里斯依然希望将单一标准的英语口音梳理成BBC的标杆，并且带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在当时的BBC节目当中只能听到一个地方口音，那就是里斯本人拿起话筒直接向听众们致词时采用的柔和苏格兰口音。BBC的发音方式最早被称作“公学英语”，后来又被称作“公认发音”，或者干脆就是“BBC英语”。英国是一个方言口音极其丰富的国家。如今千百万国民每晚都开始收听大都市精英的声音，原本万紫千红的英国方言很快就会变得越发平淡沉闷。所有人都要扪心自问：“我的发音正确吗？”塞缪尔.约翰逊在天有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向来洒脱不羁的埃克斯利则另有看法。他认为广播也应当维护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兴建各不相同的地区广播站，播出当地新闻与当地演讲。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头。二十年代的英国地方广播基本上遭到了扼杀，而里斯建立的各个地方电台也成为了伦敦总部节目的中转站。此时在伦敦又掀起了一场针对广播的质询，不过这一次里斯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权力与底气，以至于根本没有亲自出席质询会现场。质询会最终建议英国广播公司对广播行业进行实际垄断。于是在1927年初，BBC获得了创建以来第一份皇家特许证，有效期为一年，期间政府依然保持严密控制权。但是首先，BBC必须挺过一场足以灭顶的风暴，也就是1926年大罢工。这一事件极其深刻地揭露了BBC的先天不足与优势。

对于新近成立的BBC来说，这次罢工的时机可谓敏感得无以复加。当时BBC已经在名义上获得了垄断地位，但是相应的举措还没有施行。政府完全有权接管BBC并且直截了当地命令其播出政府宣传内容。比方说在罢工期间第一次与里斯见面的丘吉尔就抱有这样的打算。由于各家报社都被罢工者封住了嘴巴，只有丘吉尔主办的《不列颠公报》还在传播政府的立场，他会这么想也并不意外。此时的广播已经具有了寥寥几年前谁也不敢设想的强大影响力。只不过后来内阁召开了一场气氛紧张的委员会会议——里斯也应邀出席——然后丘吉尔才搁置了这个念头。里斯很幸运，因为他是鲍德温的熟人，而鲍德温又恰好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早期政治广播家。根据日记来看，里斯本人的政治立场只能说是狂放不羁。就像许多信誓旦旦的公众人物一样，他也很敬佩墨索里尼，偶尔也会对民主制度表示失望。日后他还会一度追捧希特勒。但是在大罢工期间他的政治表现却要微妙得多。一方面，他在广播当中为首相说了不少好话，为他塑造了追求和平的形象——“我渴望和平，我追寻和平，我祈求和平，但我不会因此而放弃英国宪法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也绝不是煤矿主的朋友。他不允许工党政客与罢工领袖上节目，但是也绝不播出针对他们的宣传攻击。大罢工期间的BBC确实倾向议会一方，但并不算鹰派，而且并不忌讳在新闻当中转述工会的主张。很快BBC就推出了每天五档的时事节目，全程追踪罢工进展。罢工临近尾声之际，一直小心提防BBC的报业人员也不得不承认，BBC的表现相当专业且基本上不偏不倚。直到最后里斯才屈服于政府的压力。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在广播上呼吁双方尽快妥协并且达成和平解决方案，鲍德温认为这样做很不明智，迫使里斯做出了让步，在罢工结束之前始终不让大主教走进播音棚——这一手确实很有些胆气不足。

大罢工深切地展现了里斯治下的BBC的本质以及所谓的“里氏价值观”。工会成员与工党领袖都对BBC十分不满，认为BBC 没能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恐慌万分或者杀气腾腾的政客们也毕竟没能将BBC从里斯手中夺走。BBC一直将自己装扮成建制派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尽可能镇定自若的声音，从而没有沦为丘吉尔的喉舌。就好像在四十年代大力鼓吹丘吉尔的BBC将会声名鹊起一样，在二十年代为丘吉尔代言的BBC也肯定会声名扫地。此外，大罢工也让全体英国人首次养成了打开收音机关注时事的习惯。

英国广播业的形态就这样固定了下来，直到二战之后的商业化电视把水搅浑为止。在此期间BBC始终一家独大，尽管并不隶属于政府，但却被被默认成为了建制派的一份子。BBC的节目将会保持沉闷体面的风格，节目内容相当高雅但并不过分，节目立场则坚守中间派阵地——就像英国本身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人讨厌BBC，认为BBC过于保守，眼高于顶，而且“伦敦化”倾向太重。但是大多数听众还是欣然接受了BBC并且心甘情愿地每年缴纳许可费，尽管就算光收听不交钱也几乎不会遭到起诉。就是这些听众们夜复一夜地追随着全新的节目。BBC则开始塑造这个国家的基调甚至自我认知。到了1926年底，先前不幸受辱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也不得不承认，英国足有千百万人经常性地收听BBC。“在英格兰各地我都能听到高音喇叭频繁发声——在医院病房里，在工会厂房里，在工厂食堂里，在俱乐部里，在豪华宅邸的仆人休息室里，甚至在农田边上。”英国的声音从此往后再也不一样了。至于埃克斯利呢？这位活力四射的英国广播先驱、孩子气的歌手以及广播工程师最终遭到了里斯的解雇，理由是他与妻子离婚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Eckersley_(engineer)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th,_1st_Baron_Reith

战争间期的英国煤矿工人闹罢工的理由非常充足。他们的工资低得吓人，他们受到的待遇并不比中世纪农奴好多少。英国煤炭行业的管理水平十分低下，经营结构极其陈旧。换句话说，当德国鲁尔区的煤炭以低于英国产品的价格重新回到国际市场上的时候，英国煤矿主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手段就是进一步削减工资并且延长工时。政府早就将煤矿经营权还给了私人所有者，并且并不想介入劳资纠纷。这样的态度可谓不值一晒：煤炭是英国的基本燃料，一旦工会联盟决定停止一切与煤炭有关的工作，那么整个国家的各项活动都会戛然而止。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情况，鲍德温政府在1925年7月做出了让步，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为期九个月的补贴，并成立了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英国煤炭行业现状。但是到了1926年3月，委员会报告坚持认为矿工工资必须遭到削减。这样一来工会联盟就没了后路，只能像承诺过的那样支持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工资一分不能少，工时一分不能加”，这就是煤矿工人领袖的口号。矿主们的答复则是工资必须削减，如果工人拒绝接受这一点，那么从1926年5月1日起他们就再不能进入矿区了。工会联盟随即宣布在两天之后进行全国总罢工。这样一来政府也无法继续假装两不相帮了。

煤矿工人与煤矿主之间的斗争很快就演变成了工会联盟与鲍德温政府之间的斗争。每一便士每一先令的工资削减、矿区浴室的营业情况以及各家煤矿的合并事宜全都成为了关系到权力斗争与国家权威的棘手问题。并不是一场革命性的罢工，罢工发动者也不想发动革命。这场罢工的目的并不是搞掉民选政府。但是除非民选政府遭到羞辱，除非议会在罢工活动面前低头，除非出现势不可挡的革命形势，否则罢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罢工领袖并不想走到这一步，因此这次罢工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争取和平解决方案的最后机会葬送在了印刷工人手里。他们拒绝印刷全国版本的《每日邮报》，因为这一期报纸的社论标题是《为了国王与国家》，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总罢工并不是行业纠纷，而是革命行动。要想取得成功，除非摧毁政府并且颠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限于这些自由也包括出版自由，印刷工人的举动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或者至少也从反面证实了《每日邮报》主笔的观点。不管怎样，这一举动致使鲍德温政府派出丘吉尔担任先锋官，主动终止了调解谈判。当天深夜，鲍德温的私人秘书兴奋地给温莎城堡打电话，告诉国王的私人秘书，“《每日邮报》已经停止运作了。告诉国王陛下不要从深水区下水。对方驳斥道：“我们不看《每日邮报》。”工会联盟的宣言则声称“各家工会就此否认对于迫近的灾难负有责任。”他们的行动并非指向公众，而是指向矿主与大臣们。鲍德温则在下院做出回应，声称工会正在危及“我国国体的自由”。至于丘吉尔干脆就指责他们试图颠覆政府。

在罢工场面的幕后，内阁里面也充满了紧张气息。丘吉尔正在打造一份专属于自己的报纸，希望这份名为《不列颠公报》的报纸能够成为政府的喉舌。鉴于当时他的职务是财长，宣传工作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当时分管宣传的是一位与鲍德温关系密切的托利党人J.C.C.戴维森【1】。根据他的说法，首相之所以希望丘吉尔担任《不列颠公报》的主编，主要是“害怕他闲得难受到处帮倒忙。”鲍德温补充道：“我实在不敢想象无所事事的温斯顿都能干出什么事来。”戴维森答道：“假如温斯顿真打算将罢工者催化成为一支布尔什维克大军（在他看来他们基本上已经是了），我一定尽力拦住他。”鲍德温答道：“一点不错，你一定要这么做。”尽管丘吉尔明里暗里受到了戴维斯的制约，但他还是玩得非常尽兴。他抽调了所有主要报社的印刷机为自己所用，还征用了右翼报纸《清晨邮报》的印刷厂，整天忙着审定稿件。《不列颠公报》要求罢工者无条件投降。丘吉尔还公然主张运往伦敦城的粮食应当得到坦克、士兵以及机关枪的护送。戴维森哀怨地向鲍德温抗议，声称丘吉尔以为自己现在是拿破仑转世。

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罢工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有效又迅速。大约有175万名各行各业的英国工人参与了罢工来支持上百万名矿工。公交车停摆了，火车站安静了，地铁关门了。没有参与罢工的人们只得步行去上班，往往会与纠察队发生冲突，有时双方还会诉诸暴力——大部分暴力冲突都发生在伦敦东部地区。政府依靠战时紧急授权征用了大量中产阶级志愿者来运行公交车甚至火车，作为特殊警员上街巡逻，驾驶新近才问世的卡车向全国各地运送粮食。上千人报名成为志愿者——包括将近450名剑桥大学本科生——来到伦敦与多佛，凭借着所谓“乌拉爱国主义”的气势冲破了码头工人的罢工封锁线。水手们被迫进行装卸活动，金融城的绅士们纷纷前往煤气站为锅炉添煤。潜艇浮出水面用自己的引擎为码头上的冷库制冷。雷尼拉夫马球俱乐部的会员们骑着自己的爱马上街维持秩序，头顶爵位身穿皮袍的贵族女士们成为了粮食分配组织人员。三天之内政府就组织了将近五十万名志愿者。类似1914年8月的气氛——只不过并没有那么危险——感染了英国的中产阶级。暴力行为非常少见。纠察队队在路上阻止了公交车与火车，掀翻了有轨电车的车厢并将其付之一炬。为了保护这些业余司机，有些有轨电车车厢上裹了一层铁丝网。一辆火车被工人们掀翻。在阿伯丁、密德斯堡、格拉斯哥与爱丁堡都发生了罢工者与反罢工者之间的冲突。罢工者投掷石块，警方则挥舞警棍发起冲锋，很多罢工者都遭到了逮捕。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点点革命躁动的迹象。当时英国共产党五千名党员当中约有一半而遭到逮捕，其中就包括巴特西的印度裔共产党员沙普吉.沙克拉塔瓦，他的罪名是宣称米字旗仅仅会保护蠢货与恶棍，并且呼吁军队不要向罢工者开枪。寥寥几名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用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辱骂回应了他。

罢工进行到第五天，政府采取了决定性的举措。此时伦敦已经陷入了面粉与面包短缺。8月5日凌晨四点，约由10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二十辆装甲车护送下前往各个码头，罢工破坏者们正在那里安静地渡过泰晤士河以避免纠察队。在码头装满粮食的卡车随即返回了海德公园里的新建仓库。现场的围观者很多，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干涉。这件事或许是整场罢工的心理转折点，尽管工会联盟与政府依然在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关于志愿者司机导致事故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接下来发生了几乎不可避免的一幕，看上起像极了西线战场第一个冬天的情形：罢工者与警察踢起了足球。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危险的情况，包括“飞翔的苏格兰人”火车头出轨事件。普利茅斯、赫尔、唐克斯特卡迪夫与纽卡斯尔还会经历新一轮动荡，但是政府已经掌握了在全国运送粮食的有效手段，铁路与电车服务正在日益增多，工会联盟的士气也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次罢工的问题或许在于罢工者的纪律太好且手段太和平，于是罢工很快就成了组织能力的较量，而政府肯定不会在组织能力方面输给任何团体。一直竭力保持着理智腔调的鲍德温终于等来了工会联盟主席、炼钢工人阿瑟.普【2】传来的消息：从5月12日中午开始，罢工将“就此终结”。鲍德温在唐宁街回见了工会联盟代表，他向对方核实道：“罢工是否要遭到就此取消呢？”普用近乎蒙蒂派松的辞令答道：“‘就此’就是马上的意思。”鲍德温叫道：“谢天谢地你做出了这项决策。”

尽管工会联盟用十分勇敢的言语回敬了丘吉尔的《英国工人报》，但这次罢工依然是工会方面的惨败。他们已经施展了全部手段，但是他们在根本上都是些遵纪守法体面可敬的民主派，因此他们最糟糕的手段也并不算特别吓人。英国中产阶级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逐渐有了答案。成千上万名遵照指示参与罢工的工人都沦为了被害者，要么遭到降职，要么失去了工作。工会联盟领导层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将会一蹶不振。煤矿工人尤其遭受了重创，他们与煤矿主的争夺还会持续半年，直到最后才迫于饥饿不得不在1926年11月返工。南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东北部的煤矿工人都遭遇到了工资削减与工时延长的待遇。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会运动尽管损失了许多成员，但并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新出台的法律虽然制约了工会的手脚，但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镇压。因此总体而言工会依旧保留了来日再战的本钱。在罢工期间一直力主鹰派路线的丘吉尔在罢工结束后又开始全力争取煤矿矿主与劳方实现和解。他邀请他们与当时的工党领头人——包括麦克唐纳在内——一起吃饭，大喝香槟，饱餐牡蛎。不过矿工领袖拒绝参与任何与香槟有关的活动，而且煤矿矿主对于丘吉尔的招待就像对待罢工一样无动于衷。

此时的英国并没有革命的氛围，尽管煤矿工人确实遭受了苛刻对待。中庸路线压制了战争间期的真正社会改革，也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开始时的英国依然是一个社会极不公平、阶级分化严重、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就像1914年一样。但是中庸政策同样也意味着英国从没有体会过在欧陆肆虐横行的暴力政治、街头谋杀与武装政变。麦克唐纳与绝大多数工党成员的胆气不足究竟是工党的失败还是英国的福音呢？对他本人来说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与其他危机时期的首相不同，他领导着一个少数派政府，每天都需要自由党人的支持。他本人无疑也受到了上层社会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在孤立无援之时也很受用上层阶级的拉拢与吹捧。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当日后麦克唐纳与托利党以及自由党携手建立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全国政府时，他几乎一手摧毁了自己当年创立的党派。因此他的名字今天已经被人遗忘了，只有工党成员依然会用他的名字来骂人。当他最终离开公共生活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令人感到尴尬的角色。可是人们不应当忘记，他在1926年之后领导的是一场四分五裂且自信心荡然无存的运动，而且还没有在议会掌权的明确路线。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Davidson%2C_1st_Viscount_Davidson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Pugh

战争间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产生足以受人膜拜的神灵级别伟人，甚至就连英雄人物都少得可怜。人们经常说，要是早期工党当中也出现一个足以压制整个议会并且激发广大听众情绪的演说家就好了，要是早期工党的领袖人物能够兼具勇气与手腕就好了。那样的话二十年代的英国政坛肯定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或许当年英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原本可以出现一位甘愿为了捍卫原则而受苦受难的人，一位出身社会最底层同时依然胸怀国际格局的人，一位能将广大民众的情绪挑拨到最高点的人。事实上当年确实有过一位这样的人，但是他却遭到了后人的无视，没能在故事当中赢得一席之地。此人的母亲是一位未婚先孕的工人阶级女性，长大成人以后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个低阶白领岗位，期间从未失去过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憧憬。他曾经在政治环境最危险且政治风向最不利的时候公开发言反对战争。他曾经遭受过辱骂与殴打，许多朋友都离他而去。他在递补选举当中遭受了如此凶狠的人身攻击，以至于一度丧失了继续斗争的意愿。日后他回忆道，“那些妇女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她们嗜血成性，喷吐着仇恨的诅咒。她们在法庭上诅咒我，在挤满儿童的小巷里咒骂我——简直就是一片充满狂野情绪的海难残骸。”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英国政坛最可恨且最可怕的激进分子——多年以后的安奈林.比万与托尼.本都曾经占据过这个半官方的位置。报纸抓住他的出身问题大做文章，还建议把他关进伦敦塔里枪毙。他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红色克莱德赛德那帮人大都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他本人也在独立工党里呆了将近四十年之久。当他参加伍尔维奇议席选举的时候，伦敦电车上张贴的海报直言不讳地写道：“叛徒也能进议会吗？”

身为演讲家他的水平可谓出神入化，此外他也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理论家。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都倾心于布尔什维克以及革命先锋队理念，此人却早早就看出了布尔什维克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早晚要沦为毫无遮掩的专政统治。他竭尽全力阻止工党激进派——其中大部分都是独立工党成员——陷入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掌控。他告诉同志们，列宁治下的俄国必然会发展出一套压迫性的官僚体制，“以至于革命将会从思想运动蜕变成一系列流血事件，压迫也会发展成为彻底的灭绝政策。”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斯大林还没有上台，奥威尔更是声名不显。此外他也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在政坛荒野游荡时曾经大肆抨击资本主义“将饥饿当成了皮鞭”，并且因此成为了党内的英雄。等他终于回到议会之后，试图否定自由贸易政策的鲍德温做出了一项古怪决定，宣布在1923年冬天举行大选，这个决定致使他一下子就成了国家领导人。要想知道他的人气在最高峰时期有多么火爆，不妨看一看报纸对于他在威尔士的竞选活动的描写。支持者们欢呼他是“弥赛亚”，还拖曳着他在竞选时乘坐的汽车穿越了一条条街道，一支军乐队走在头前为他们开路。他的最后一次竞选集会在月光下进行，某工党报纸声称“人群如同雪崩一样涌向他的汽车，车窗都被挤碎了，成百上千难以自已的人们纷纷将手臂伸进车里……两小时之内这辆车总共挪动了一英里。这样的场景无需进一步鼓吹……英国政治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这位富有远见且广受欢迎的激进派英雄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在1924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这位从一个名叫洛西茅斯的苏格兰东海岸小镇走出来的人物如今被公认为工党的叛徒，因为他导致了工党的分裂并且在1931年加入了全国政府。一位传记作家曾经辩称他是最受污蔑与抹黑的二十世纪英国政客。他成为了低三下四吃里扒外的政治丑行的典型代表，一边向公爵夫人大献殷勤，另一边又转手出卖了工人阶级。有一段时间里尴尬难耐的工党官方党史干脆把他完全抹去了。但是麦克唐纳的确是一位勇敢、爱国且激进的政客，并且一度被视为左派的希望。他绝不是在危急时刻跨越政治分歧的第一人——丘吉尔与劳合.乔治都这么做过，也都因为这样做而致使自家党派遭受了重创。但是全国政府的历史形象实在是太差了，大规模失业以及绥靖政策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且在他之后第二次掌权1945年工党政府又取得了彻底改变英国面貌的政绩（此时麦克唐纳早已去世很久了），因此麦克唐纳的名声就遭到了毫不怜惜的践踏。他的个人勇气已经被遗忘了——他曾接连丧妻丧子，并且几乎操劳致死。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非革命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但是由于他遭到了暴躁傲慢的知识分子的群起围攻，这份成就一直遭到了人们的忽视。他确实有说话啰嗦、顾影自怜以及目中无人的毛病，但是身负类似弊病的政坛人物可谓车载斗量，仅凭这些缺点就来贬低他未免不太公道。

麦克唐纳最大的失败在于未能在战争间期为英国规划一条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他与菲利普.斯诺登【1】一样——此人是奔宁山脉脚下一位纺织工的儿子，他协助创建了独立工党，并且抱有很类似于麦克唐纳的反战立场——在经济理念方面依然是一名传统自由党人，甚至没能脱离维多利亚时代的路数。换句话说他相信自由贸易、平衡预算与政府经济。今天的政客同样很喜欢在这三个方面大唱高调，但是仅凭这三条还不足以应对战争间期的经济泥潭与大规模失业。麦克唐纳的理念主张仅仅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当时经济并不景气。此时凯恩斯已经提出了依靠高额政府开支来启动经济增长的替代理念，但是在1924年这一理念才刚刚得到知识分子的初步讨论。麦克唐纳要求工党必须维持体面形象的主张也经常遭到后人诟病，但是此时的英国依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不久前依然对社会主义者满怀敌意，而他对于这一现实的反应其实相当合理。他的第一任政府仅仅支撑了十个月，期间一直要依靠其他党派的支持才能维持执政地位。在1924年选战失利之前，这届政府除了在住房改革方面小有成就之外，其他各个领域的表现全都乏善可陈，因为有人伪造了一封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工党的信件，其中包含了许多俄国共产主义者对于英国同志们提出的秘密指导意见。而《每日邮报》又赶在大选前一天刊载了这封信，引发了一片“赤色恐慌”。海外的革命国家与国内的传统自由派各有一套斩钉截铁的理念，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缓冲共存的余地。对于依然怀疑这一点的人们来说，1926年大罢工无疑是对于他们的当头棒喝。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Snowden,_1st_Viscount_Snowden

一个诞生于世界大战的创痛当中的新世界难道不应该面貌一新吗？尽管战争间期的英国涌现了好几位优秀画家与雕塑家，但是谁也不能说战争间期是英国艺术的伟大时代。皇家艺术学院依然主导着英国大众的审美口味。学院里的保守派画家们依然还在绘制贵族肖像、射猎场景、自然风光以及静物。在音乐领域，英国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拉尔夫.沃恩.威廉斯、阿诺德.巴克斯以及威廉.沃尔顿等作曲家都在这一时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但是与法国以及俄国的同类型作品还有美国的爵士乐相比，这些人的作品并不能令受众感到耳目一新。要想见识一下真正的激进主义，我们必须转向文学领域。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以及埃兹拉.庞德——一个爱尔兰人与两位来自美国的流亡者——将英语世界的通用语言砸了个粉碎又重新拼装了起来。他们三个将会显著影响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生活，但是却丝毫未能触动广大公众。下一代诗人的政治意识将会受到三十年代各种威胁的强烈刺激，他们也将会因此而重新拾起更简单且更直接的词汇。真正的问题在于，在1914年以前就充满了天才与抱负的英国文学现代主义流派为什么没能对于战争间期英国的思维方式与国民态度造成显著影响。土生土长的英国现代主义者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人曾经走上过一战战场，将这场战争当成了自己的绘画素材，乔伊斯、艾略特与庞德都将此人当成了不能等闲视之的文坛劲敌。这位珀西.温德汉.刘易斯认为，一战“是漆黑坚固的一团，截断了此前进行的一切事务。”他在爱德华时代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不长的漩涡主义运动，这也是英国人对于法国立体主义以及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回应。他出版了一份充满怒火的小小杂志《爆炸》【1】作为他的叛逆艺术团体的宣言。杂志内容充满了滋滋作响的活力。他在绘画方面同样不落俗套，他的绘画笔触如同鞭笞一般刺目，他的画作主题总是充满了嘲讽与奚落。严格来说温德汉.刘易斯并不是英国人，因为他出生在新斯科舍附近海面的一艘游艇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不过他本人的确是在英格兰成长起来的，上的是拉各比中学。他拿起画笔与钢笔都同样得心应手，而且为人很不谦虚。他的讽刺小说冒犯过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曾经热情款待过他的奥托琳.莫瑞尔。但是他在艺术领域的确当得起别出机杼这四个字。当你听到乔伊斯、艾略特、庞德以及斯特维尔三兄妹【2】的名字时，假如你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不知何时见过的对应这几个名字的画像，那么这些画像十有八九出自他的手下。温德汉.刘易斯的文艺理论认为，所谓的“1914一代”——也就是最早的激进派——试图摆脱浪漫主义艺术与宣传，追求更为纯粹的艺术形式，既“超然于外物的纯文学”。但是他们的企图却遭到了战争的挫败。“我们是第一批属于未来的人，但是这个未来却未能实现。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从未发生。”

这样说来英国的严肃艺术是不是胎死腹中了呢？一战的杀戮是不是吓得英国国民集体转向了小确幸心态呢？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温德汉.刘易斯代表的现代主义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场运动秉承了右翼理念，浸透了贵族气息，还与反犹主义纠缠不清。艾略特本人就是个相当投入的反犹主义者，近年来的文学批评界已经充分研究了他的这个不光彩侧面。庞德干脆成为了墨索里尼的粉丝，还在二战期间为法西斯广播节目献声。叶芝对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并且为效仿法西斯的爱尔兰蓝衫军撰写了好些宣传歌曲。至于温德汉.刘易斯，既然此人才华卓著，精力充沛，还在一战期间英勇上阵，那么为什么今天此人却声名不显呢？为什么今天的批评家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全都面露难色呢？原因可能在于他写了一本《希特勒传》，还在封面上画了好些吸引眼球的万字纹。他在书中极力颂扬纳粹崛起，魏玛共和国在他笔下显得既颓废又窝囊。这是英文世界里第一部描写希特勒的作品，书中满溢着针对魏玛时期柏林城的深恶痛绝。在温德汉.刘易斯看来，魏玛时期的柏林根本就是“变态的天堂”，充斥着“夜间马戏团、黑人舞厅……鞭笞酒吧，雄壮绝伦的孤寂汇成了悲哀的深井，油头粉面之辈却在闪光的池塘里潜游，警探则在一旁放松休息。”这段文字与艾略特大肆抨击的现代世界腐朽堕落可谓异曲同工。《希特勒传》当中充满了各种严重误判（“今天保罗.高更的招牌已经彻底倒掉了……他的画作恐怕再也不会迎来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其中最严重的一项就是将希特勒称作“和平之人”，并且认为此人掌权之后“展现出了越来越强的克制与容忍”。希特勒早年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叫嚣固然有失平和，但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而已”，英国人民并不应当因此就反对纳粹党。说句公道话，温德汉.刘易斯确实在二战爆发前不久公开否定了希特勒，但是像他这样严肃的早期仰慕者依然得到了纳粹报纸的追捧。而且他还十分仰慕英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私下里拜访了对方很多次。

艾略特则走上了另一条极为不同的道路。他的现代主义思想采用了智识教养深厚的悲观主义形态。他声称自己在政治上是一位保皇派（一位美国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确实很够意思，此外他在1927年正式加入了英国国籍），在宗教上是一位国教会信徒，在艺术上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他在1922年出版的《荒原》是一篇尽情展现诗歌技艺的杰作，哀悼了惨遭野蛮主义与商业主义吞噬的文明。但是这篇诗作笔调自视清高，性情冷淡，必须耗费相当的努力才能充分理解。他的朋友庞德日后创作《诗章》的时候更是将晦涩难懂的索隐派作风发挥到了可笑的地步。艾略特始终抱有相当谨慎的保守本能，因此这位伟大的诗人最终并没有因为自身政治观点招致的剧烈冲击而身败名裂，日后他还会援助多名逃到英国的犹太难民并且支持以色列建国。但是他在早年间的言行与作品依然体现了英国现代主义的一大恶劣趋势，也就是对于一般读者的轻蔑。弗吉尼亚.伍尔芙同样认为工人阶级肮脏贪婪且愚顽不堪。有一次她在里士满火车站里一家平平无奇的餐厅里用餐，“眼看着这个盛满了最低劣人性的深坑，其中尽是些尚未按照人形彻底塑造完成的肉块——或许是在这种地方饮食会导致堕落，又或者只有天然堕落的人渣才会来这里饮食，总之见过这番光景之后一个人肯定很难重新直面自己的人性。”现代主义砸碎了流传数百年的传统艺术形式并且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活力。但是没过多久现代主义就打乱了贮藏已久的精英文化碎片，丧失了对于民主制度的一切期待，并且陷入了伟人崇拜的窠臼。这正是现代主义归于失败的根源。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英国社会正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加民主，更倾向于消费主义，并且略微更加开放了一点点。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ast_(magazin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Sitwells

对于那些负担得起旅行开支的幸运儿来说，战争间期是空中出行的早期黄金时代。在三十年代中期，乘坐帝国航空的飞行船前往非洲或者印度实在是世间最浪漫的旅行方式。在白金汉宫附近落成了一座现代主义风格显著的航站楼。检票台外侧的地面以下安装了一台地磅秤，每一位出示机票的乘客都会遭到鬼鬼祟祟的称重——每一磅重量对于早期客机而言都至关重要，但是帝国航空的好人们又不想让身材肥硕的乘客感到难堪。每名乘客可以携带不超过33英磅的行李。验票之后乘客要去附近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乘坐指定的普尔曼式卧铺火车前往南汉普顿，并且下榻在豪华的南西部酒店。第二天早上5点服务员会将乘客们早早叫醒并且将他们护送到博斯101码头。接下来乘客们只需沿着飘在水面上的舷梯再走几步，就能登上一艘肖特式帝国飞行船。这架庞然巨物总重18吨，从头到尾长88英尺，在罗切斯特沿岸组装而成。被冠以“休闲沙龙”美名的机舱总共可以容纳十几名乘客，每一张座椅上都包裹着细腻的真皮，地板上铺着地毯，正在烹制的早餐香味溢满了整个机舱。然后启程的时刻终于到了。水上飞机在南汉普顿的水面上轰鸣驶过，飞溅的水雾遮蔽了舷窗的视线。此时乘客们则可以翻开免费赠送的旅行指南，在地图上规划自己的下一步行程。飞机首先要飞向地中海，降落在位于亚历山德拉的英国机场，然后乘客们就可以转机飞往中非或者印度了。水上飞机的飞行时速可以达到200英里。有一份导游手册声称“帝国飞行船能提供全世界最舒适的空中出行经历……空间宽敞，通风顺畅，供暖怡人，饮食精美，服务人员无微不至。”

即便你只打算通过短途飞行前往巴黎、阿姆斯特丹或者柏林，你的出行体验也远远更类似于今天的私人包机拥有者而不是挤在经济舱里的普罗大众。在1935年有幸飞天出行的人们还是少数，但是远远算不得凤毛麟角。这一年里仅仅帝国航空一家公司就运送了68000名乘客。现代航空经济此时已经初现端倪了。但是这个半现代化产业的发展道路却经历了许多坎坷。严格来说，英国的第一条常规飞行线路出现在1910年，在亨登与温莎之间输送邮件。但是这条线路只是个小摆设而已。在这一年里，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英国本土以及属国的空域不得遭受外来者侵犯。这条法案以极富英雄气概的乐观主义精神试图“捍卫英国免于航空行为的袭扰”。一战极大地促进了航空科技的发展。到了1918年，英国的客机已经能够轻松抵达柏林了。第二年，皇家空军飞行员约翰.威廉.埃尔库克与领航员阿瑟.布朗首次不间断飞越了大西洋。这一壮举令所有人都意识到，航空旅行的新时代已经近在眼前了。战争结束之后，皇家空军以及很多私人飞行员都开始了在英国与欧陆之间递送邮件的业务。1919年7月15日，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商务飞行，起止地点分别是法国的勒布尔歇与赫斯顿。飞行员仅仅搭载了一名乘客，此人原本要在豪恩斯洛落地清关，但是他实在懒得费事。一直以来英国政府对于外国飞机自由进入国家领空的理念都抱有深切的敌意。此时政府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落后于时代的错误。当时的飞机飞不了太远，英国飞机难免总要穿越法国、比利时、德国以及其他邻国才能到达其他地方。但是尽管欧洲各国在巴黎和会现场签订了开放空域条约，关于空域的争端已经此起彼伏，严重拖累了空中出行的发展进度。

立法问题造成的困难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依然在于科技水平。最早的科技飞行员必须格外勇敢，因为他们经常要在仪器功能有限的情况下穿越云雾。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差点就被一架偏离航线的飞机撞了个窟窿。尽管如此，依然有好几家公司尽力推广了这项新兴业务。例如弗雷德里克.亨得利.佩吉【1】——他家出产的轰炸机早已成为了皇家空军的主打战斗力——将一部分轰炸机改装成了客机。到了1919年10月，前往巴黎与布鲁塞尔的乘客纷纷抵达了他在克里克伍德修建的机场。在这里每一位乘客都可以花费三先令购买一个午餐盒，盒子里装着六块三明治，还有水果与巧克力。每架飞机限乘十人，机舱里没有暖气。这款客机尽管噪音大且速度慢，但是有马可尼公司无线电仪器的指引，因此相对而言还算安全。其他早期民航公司包括因斯通公司【2】，这家公司原本做的是煤矿与船运生意，他们的飞机在克罗伊登起飞，机翼银白，机身一片海军蓝。由于这家公司常年从事海事业务，因此飞行员都穿着水手制服。戴姆勒.海尔【3】的飞机采用红白两色涂装，主要飞往柏林与阿姆斯特丹。往南来到南汉普顿，英国海空航行公司【4】的超级马林海雕式水上飞机【5】在这里飞向了海峡群岛。英国的私人公司将要与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同行们相互竞争。但是身为航空大臣的丘吉尔却在1920年3月告诉下院，“民航业必须自谋生路；不能由政府将这一行业托举在半空中。”

事实证明丘吉尔的看法是错的：民航业必须依靠政府托举才能发展下去，政府也必须支持民航发展。这种拔地而起的新型出游方式很快就俘获了全体英国国民的想象力，而且还安全得出人意料。在1920-1924年这五年期间，由双翼机与改装轰炸机共同组成的小规模英国航线总共运送了34600名旅客，其中只有五人不幸身亡。但是这些航线并不赚钱。飞机本身的成本已经非常高昂了，原始的乘客布局又致使每架飞机搭乘人数十分有限，再加上各国之间的空域纠葛，以至于上述各家公司全都在亏本赚吆喝。到了1922年，英国政府终于逐渐接受了行业补贴的必要性。1923年，接替丘吉尔的新任航空大臣成为了内阁成员。1924年，英国国内各家小型公司一齐合并成为了一家代表英国门面的大型民航公司——也就是帝国航空。这家公司一方面接受了纳税人的补贴，另一方面又垄断了英国的海外航空业务。鉴于欧陆航线的法律问题依旧纠缠不清，帝国航空将自己的主营业务转向了二十年代英国最痴迷的领域，也就是帝国境内的交通往来。帝国航空最早开通的航线包括巴士拉航线、巴格达航线与开罗航线。1929年，帝国航空开通了抵达卡拉奇的转机航班，1930年又开通了前往德里的航班。1931年帝国航空的长途客机首次降落在了中非的土地上，1932年又降落在了开普敦。新加坡的帝国航空线路于1933年开通，第二年澳大利亚与英国本土之间也开通了常飞业务。当然，从英国本土出发抵达上述各个地点的单趟行程依然需要好几天，中途少不了在中转站的宾馆里过夜。即便如此，这些航线依然显著地缩小了这个世界。

英国政府决心补贴航空业还有另一层不便大肆宣扬的动机。能够将帝国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固然有益无损，但是政府也意识到未来的国防建设离不开强大的航空工业。早期的帝国航空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大规模制造项目，公司旗下的许多早期客机甚至干脆就是手工组装而成的。但是帝国航空与皇家空军确实保留了足量的飞机制造厂。这样一来万一战争再次爆发，英国就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战斗机与轰炸机。德哈维兰公司曾在一战时期推出了大获成功的DH4轰炸机。现在他们又推出了一款以胶合板为主料的彗星式飞机，并且在1934年参加了伦敦至墨尔本飞行竞赛并且击败了美国竞争者。彗星式飞机的制造技术后来又应用在了二战期间的蚊式轰炸战斗机上面。亨得利.佩吉公司为帝国航空建造了大型金属质地双翼机。下一次战争期间他们很轻松地拾起了建造轰炸机的老本行，最著名的产品就是哈利法克斯。就像许多新兴行业一样，这些航工公司也扎堆聚集在英格兰南部。漫长的帝国航线意味着人们更侧重于建造大型飞机。阿姆斯特朗旗帜型飞机【6】看上去相对而言还算现代化，修长的机身散发着金属光泽。不过还有很多飞机都是体态臃肿的巨兽。至于肖特-马约合体子母机【7】简直就是个怪胎。这款飞机将一大一小两架飞机上下摞在一起，起飞的时候八架引擎一同发力，升空之后小飞机则与大飞机脱离开来。之所以会有这么麻烦的设计是因为大飞机的满员载重量超过了自身引擎的驱动极限，无法自行升空。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看重水上飞机与飞行船有些奇怪，但是在三十年代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当时英国合用的机场太少而水上飞机只要有开阔的水面就能起降，天空已经成为了最新的高速公路，日后还将成为更加激烈的战场。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Handley_Pag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one_Air_Line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imler_Hire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Marine_Air_Navigation_Co_Ltd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permarine_Sea_Eagl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mstrong_Whitworth_Ensign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ort_Mayo_Composite

对于英国人来说，就像对于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以及美国人来说一样，战争间期的岁月是飞速竞逐热潮风靡起来的时期。在此之前，除去少数敢为人先的飞行员、赛车爱好者与赛艇运动员之外，一般人只有在马背上才能承担飞速疾驰的风险。一战之后的人们养成了追逐速度的狂热。速度也与自由、国运以及现代主义等等理念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时期的英国举办了首届国际汽车大奖赛（1），一架架参加施耐德杯（2）的水上飞机在伯恩茅斯与考斯附近的天空中轰鸣盘旋，成千上万名观众站在地面上翘首仰望。在这个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们会自行驾驶飞机穿越欧洲，没那么阔绰的普通人则可以去寻求飞行马戏团的帮助。只要交一笔升天费，一般观众就能爬进一架双翼机的后座，跟随飞行员一起体验一把在天上兜圈子的快感。这一时期也是滑雪的黄金时代。这项运动自从诞生伊始就很快成为了大众消遣。从上坡往下滑落的简单快感彻底改变了阿尔卑斯山以及其他许多雪山山坡的面貌。

一位精明且虔诚的爱德华时代自由党人亨利.鲁恩爵士（3）此刻正站在山坡的最高处——当然这只是比喻而已，因为他本人并不滑雪。这位林肯郡蔬菜商人的儿子在九岁与十七岁这两年分别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宗教体验，然后就成为了传教士与布道人。他相信自己的天赋使命就是将四分五裂的西方教会重新整合起来，于是他组织了好几场宗教会议，将圣公会、卫理会、浸信会、长老会以及一部分教主教教会的信徒汇聚一堂。他将会议地点选在了瑞士。自从1864年起这里的山谷就成了富有度假者的冬季休闲胜地。曾几何时，阿尔卑斯山的名声很不好，无非是一片高处不胜寒且满目白雪皑皑的荒凉禁地。后来有一位偏远山村的旅店老板与几位英国游客打赌，赌的是他能让这些人在冬季的阿尔卑斯山上玩的尽兴而不是吓得浑身冷战。这一招奏效了，这批游客留了下来，支付了可观的费用，还叫来了更多的朋友。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做圣莫里茨。自从这次赌局之后，瑞士、法属阿尔卑斯山以及奥地利部分地区就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鲁恩将这里当成了基督教联合大会的举办地点，并且用一场高海拔祈祷为大会揭幕。基督教教会并未因为这次大会而联合起来，但是他却证明了自己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他成为了瑞士的第一位住宿业大亨，从此开始为经济条件阔绰的爱德华时代英国人承办各种冬季体育假日。日后的一揽子旅游运营商鲁恩波利公司（4）就沿用了他的名讳。

这一时期的冬季体育运动主要有两项，首先是滑冰，其次是雪橇。滑雪只是这两项运动的穷亲戚而已，无非是住在山沟里的乡巴佬才会采用的冬季出行手段。滑雪最早在挪威与瑞典正式获得了体育运动的名分。当地农民将世代流传下来的技巧传授给了进山休闲的城里人，这些人又将这套技艺逐渐传播到了阿尔卑斯山上。当时的滑雪器材包括很长的木质滑雪板与皮靴，滑雪杖则只有一根，主要用来保持平衡以及刹车。此外很多滑雪技术当时都还没有定型，致使人们吵得不可开交——怎样才能不伤筋骨且不至于失控地从高山顶上冲下来呢？此时的滑雪运动很不舒适，相当危险，并且非常非常冷。滑雪者们必须步行上山，依靠海豹皮靴在雪地上艰难跋涉。许多来自奥地利、德国以及瑞士的先行者们很快就发明出了令现代滑雪者大感亲切的技巧，例如犁式刹车与平行转弯。但是有一位英国人也为滑雪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滑雪圈子依然牢记着他的姓名。

此人也是鲁恩家族的一员。亨利爵士的儿子阿诺德.鲁恩（5）在牛津大学因为挂科太多而退学，然后就在好几家大学设立了滑雪俱乐部。障碍滑雪比赛就是由他首创的。当时的滑雪运动很像是雪地里的定向赛跑。鲁恩发明了一套急转弯众多的下坡竞速比赛，结果招致了挪威人的抗议：要是他们想要随意修改板球的规则，英国人会怎么想呢？鲁恩则反唇相讥，声称那样的话板球比赛或许会更精彩。不管怎么说，“盲目跟随别人的引领从来都不是英国人的习惯。”第一场英国人举办的滑雪比赛可以追溯到1903年，英国第一家滑雪俱乐部达沃斯滑雪俱乐部就是在这一年成立的。到了1911年，帝国战斗英雄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6）为公学阿尔卑斯体育俱乐部资助了一场滑雪比赛。那么当时的滑雪什么样呢？鲁恩回忆道，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全体选手都要“爬山七个半小时来到出发点，然后在阿尔卑斯山上的木屋里睡一宿。滑雪赛道当中有三英里的路程横穿一片冰川，有一段上坡路，一段五千英尺的下坡路，其中一千五百英尺要通过狂风横扫的冰壳，还有一千英尺要穿过一片寸步难行的树林。能走完整条赛道的人都是英雄好汉。”

一战打断了英国人刚刚养成的滑雪热情，尽管被扣押在瑞士的英军士兵的确尽情利用了当地山区。战争结束后鲁恩很快就回到了山坡上。“1919年底我得到了一只小小的银杯。有人在战争之前购买了这只杯子，原本打算将其作为一场高尔夫球赛的奖品，但是那场比赛并未举行。因此我决定将这只杯子当做一场新型滑雪比赛的奖品。”鲁恩不仅热爱滑雪，还是一位战绩超群的英勇登山者：战前他在威尔士的一次登山事故当中摔断了腿，即便在伤势愈合之后依旧一辈子疼痛难消，而且伤腿还短了一截。不过这一点并未妨碍他对于滑雪的热情，因为他干脆专门为自己设计了特制的滑雪板固定设施。1922年全世界第一场越野滑雪比赛在他的监督下正式举行。这次突破性的实验留下了最迅速的滑雪技巧。英国的坎大哈滑雪俱乐部——成员一律佩戴独特的K字徽章——率先推动了快速转弯滑雪，只下坡俱乐部与许多其他俱乐部则紧随其后。到了二十年代终了之际，由英国人设计的下山滑雪与障碍滑雪规则已经得到了国际滑雪界的广泛接受，滑雪也打入了奥运会。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只有瑞士人能在速度与技巧两方面与英国滑雪运动员相抗衡。英国人也从战争间期的瑞士度假村带回了纵情玩乐的气氛。直到法西斯主义掌权之后这段黄金时代才宣告终结。

经过革新的滑雪依然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选手们要一步一挪地爬上山顶寻找下坡路线，滑道所需的硬雪都是滑雪场的帮佣们穿着皮靴踩出来的——有一次为了将雪踩结实，甚至还动用了驻扎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军队。1906年的黑森林已经采用了比较原始的滑雪电梯。但是直到1935-1936年阿尔卑斯山上才安装了引擎驱动的电梯。直到二战以后由美国人发明的登山椅才来到阿尔卑斯山上。高明的滑雪者必须深入理解各种积雪的不同质地，上山之后还要认路。他们要眯紧双眼，凭借开有狭缝的木质护目片来避免雪盲症。鲁恩后来回忆道，“阿尔卑斯山滑雪运动的先驱们……热爱高山。漫长的下滑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登山的额外福利而已。”但是他极力推广的极致快感才是将越来越多富有冒险精神的度假者们在战争间期吸引到瑞士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原因。驶入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渡海火车上坐满了身穿呢子布与灯笼裤，面部被阳光灼伤的男男女女。回国以后的他们经常一边向亲友们炫耀摔伤的手臂或者腿脚一边分享各种英勇或者作死的故事。这样看来，当年的滑雪运动与今天也没什么区别。二十年代末期鲁恩曾经这样问道：“真有人享受过滑雪的乐趣吗？我们要么滑得太快而心惊胆战，要么滑得太慢而脸上无光。”当时很多人都理解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Grand_Prix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hneider_Troph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Lun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Lunn_Poly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nold_Lunn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Roberts,_1st_Earl_Roberts

英国人究竟希望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多远呢？要想找寻英国人的心灵寄托所在，看看英国人的家居陈设就可以了。现代主义是战争间期压倒一切的视觉设计理念，但是在英国郊区你可找不到关于现代主义的半点踪迹。现代主义很容易识别却又很难定义。我们都知道现代主义设计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就建筑而言，现代主义意味着锋利生硬的线条与夹角，大面积的白色粉墙，金属质感的家居陈设以及极度简化的砖雕装饰。但是要想深入理解现代主义，我们还是要从建筑背后的精神谈起。正是这股精神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表现，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己躯体的看法，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究其本质而言现代主义是一场大扫除运动，讲究删繁就简，摒弃战前世界的阶级差异与阴郁气派。德皇治下的德国主打厚重压抑，沙皇治下的俄国以及哈布斯堡帝国主打精巧细致。如今德国与俄国战败，哈布斯堡帝国荡然无存，他们所奉行的艺术风格自然也声名扫地了。铺陈拥挤的房间、沉重累赘的服装与死板的礼节都已经失去了容身之地。新世界里理应充满轻盈通透的建筑与简明单纯的风格——青春与健康应当成为至高无上的设计主题。现代主义可以通过显著的政治形态表现出来。颂扬速度与活力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也是墨索里尼的早期支持者，苏俄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摄影师们也曾经试图创造全新的审美标准，不过鉴赏口味远比他们更传统的斯大林打断了他们的艺术探索。在荷兰与奥地利，现代主义成为了社会民主政体的代名词，伸展着健美匀称的四肢。在德国，魏玛共和国自从创立之初就沾染了现代主义风味——包豪斯运动为世人呈现了刚健质朴的工厂以及通透敞亮且大规模建造的工人宿舍楼，这一切无不暗示着新世界的到来。掌权伊始的纳粹也曾经采用过现代主义风格，从线条明快的大众汽车到简化至极的高速公路无不是现代主义的典范作品。此外当然还少不了密斯.凡.德.罗为新政权设计的玻璃、花岗岩与大理石纪念碑。不过就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也更偏好古板厚重的浪漫主义风格，于是现代主义者们只得逃离欧陆另寻栖身之地。

许多现代主义者都逃到了英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英国风貌受到了这批人的显著影响。来自格鲁吉亚的贝特洛.莱伯金是俄国革命的早期拥护者，1931年他来到伦敦创立了泰克顿建筑公司（1），为英国首都献上了著名的伦敦动物园企鹅馆，以及高点一号与高点二号（2）这两座离经叛道的公寓楼，混凝土墙上布满了通透的玻璃窗，此外造型同样现代化的芬斯伯里卫生中心（3）也出自他的手笔。三十年代英国的另一座重要建筑是位于苏塞克斯的贝克斯希尔的德拉沃临海观景亭（4），亮白色墙体与大片玻璃构成了一座剧院、酒吧、餐厅、咖啡馆、露台与室外音乐演奏台的结合体，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乐观主义与臭氧的清新气息。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埃里克.门德尔松与塞吉.希玛耶夫，前者是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当然英国也并不缺少土生土长的现代主义者，比方说哈利.贝克就是其中之一。贝克是伦敦交通局信号处的一位年轻绘图员，他在1931年提出了抽象版伦敦地铁路线图的设计方案，这一设计随即得到的世界各国的效仿，并在在民调当中被誉为二十世纪英国第二受欢迎的工业设计（排名第一的是协和客机）。当时伦敦交通局局长名叫弗兰克.皮克（5），是一位不信国教且不碰酒精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伦敦交通局成为了英国现代主义的领跑旗手。由查尔斯.荷登（6）设计的亚诺斯高夫地铁站受到了瑞典与荷兰先例的直接影响。苏格兰书法家爱德华.约翰斯顿则为车站提供了简明夺目的字体与符号体系，我们今天依然在沿用他的设计。

在最鼎盛的时期，现代主义意味着一个更明亮、更轻盈且更健康的世界。但是现代主义并未能应和英国国民性当中的某几项强烈本能。英国是一个拥挤的岛国，国民全都热爱隐私。而且英国人也很念旧，总是在心底怀疑弊病缠身的过去兴许反而比现在更美好。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英国建筑并没有雪白的外墙与立体主义造型，而是外部体态方正敦厚、内部气质舒适安逸的半连体式平房，坐落在一条条新建主干道的两侧。这一类房屋今天依然环绕在我们身边：瓦片铺就的屋顶，砖雕装饰的外墙，霍比特人看了也会点头称道的门廊，略带弧度的前窗窗框，挡在庭院前面的院墙或者树篱，七彩碎石铺成的庭院小径。所有这些房屋的造型全都大同小异，同时又在细节上各有千秋。这些住宅的庭院里总是开满了绣球花，住宅的主人总是安守着不高不低的社会地位，住宅边上总会搭配一间用来消磨时光的花房。一战之前的英国人发明了“大都会地段”这个词，用来形容大都会铁路在伦敦北部购置的上千公顷土地，为的是日后进行投机性建筑项目。后来人们用这个词泛指一切新建城郊地段。这些地段一方面保持着与市中心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让中产阶级家庭享有庭院、隐私与相对而言的寂静——这里并不是乡村，但是依然能听到鸟鸣。

将这个梦想构想得最透彻的版本就是两座先锋实验性质的姐妹花园城市，莱奇沃斯与韦林。这两座城市都是一帮理想主义者共同攒出来的成果，这些理想主义者的领头人则是一位埃比尼泽.霍华德。此人历来仰慕罗斯金，并且倾心于主张回归自然的维多利亚时代改革家。霍华德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议会速记员（好几项打字技术创新都是他发明的），这份工作可谓索然乏味，日复一日无非重复套路而已。他一直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不过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英国的每一位城镇居民。他认为英国必须兴建新的城镇，新型城镇里的房屋、绿化带、道路与工业区之间必须拉开足够的距离以避免污染，城镇周边的乡村则用来出产粮食供应城镇生活。他这套可持续性城市生活模式即便放在二十一世纪也相当激进。霍华德并不关注一两块地皮的改造，而是想要彻底重塑我们的生活地点与生活方式。他拉上了一位精力充沛且曾经效力于朗特里的建筑师雷蒙德.昂温。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霍华德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莱奇沃斯在1904年开始逐渐成型。在一战结束之前的几个月，年事已高的霍华德又在伦敦北部发现了第二个实践理想的合适地点韦林，并且自行筹资从债台高筑的地产主人手里买下了一片猎场。1921年，韦林花园城开始成型。这个项目的支持者包括阿尔弗雷德.哈姆兹沃斯的《每日邮报》，自从1908年起《每日邮报》就开始支持霍华德的理想家居展，并且免费为他修建了一批农舍。韦林花园城附近甚至还有个每日邮报村，不过现在已经改换了一个更加乏味的名字叫做麦德格林。

花园城市运动并没有彻底改变英国的面貌，埃比尼泽.霍华德在议会速记间里酝酿出来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这场运动的确影响了全国各地城郊住宅区的建设，对于1945年以后的新城设计师们也造成了很大冲击。从较为切近的方面来说，半乡村式生活或者说农舍化生活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眼界高远的梦想家们珍藏在心中的理念，而霍华德与他的朋友们则将这套理念传播到了大干快干的私人建筑商当中，这些人很快就会用连体房覆盖整个英国。霍华德的建筑业追随者昂温是1917年议员选拔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公共住房建设标准——或者说在城郊外围修建“农舍”的标准——从而初步履行劳合.乔治要让归乡英雄们安居乐业的承诺。委员会给出的指导意见在1919年总结成了一本《住房建设手册》，由卫生部出版发行。手册内容又得到了众多私人建筑商的借鉴，这些人留下的住房至今依然占据着大部分英国家居空间。这些建筑的设计并非来自建筑师的构思，而是来自一套操作指南，就像模型飞机或者拼装家具的组装指南一样。罗斯金或者威廉.莫里斯恐怕并不想看到自己留下这样的遗产。

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在克里斯托弗.安蒂森（7）的领导下——此人是个自由党改革家，后来加入了工党——住房建设几乎成为了公共生活或者各个地方当局的头等大事。但是尽管人们对于1919年推出的《安蒂森法案》寄予厚望，英国在战争间期大规模清理贫民窟的努力却完全失败了。首先，经过了堑壕战的摧残之后，英国的合格建筑工人数量根本无法满足需求。1920年的统计结果表明伦敦建筑市场当中砌墙工与抹灰工的人数只有实际需求总量的一半。其次政府也没钱。事实证明安蒂森的住房项目开支比原本的估算翻了一番，他也因此不得不引咎辞职。尽管教会领袖与乔治.奥威尔这样日渐成名的记者们大声疾呼，但是新建住房的数量依然远远不足以让英国城市工人阶级彻底摆脱恶臭肮脏拥挤不堪的维多利亚时代居所。雄心勃勃的政客的确为数不少，例如上文提到的克莱赛德天主教徒约翰.维特利在第二任工党政府当中就很想做出一番事业。但是艰难局势造成的限制往往会让他们的抱负无处施展。战后没过多久，私人住房建设数量就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公共住房建设数量。截止1939年，英国每十座战后兴建住宅就有九座是私宅，这其中又有四分之三是由投机建筑公司兴建的。

只有日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高层公寓兴建热潮才能与战争间期的住宅繁荣相提并论。这一时期英国新添了将近四百万栋私宅。造成这一轮繁荣的原因包括建筑规划法律松懈，地价低廉，房屋信贷互助会积极拓展业务，以及投机建筑商采用了最简单最可重复的设计方案。新兴住房建设创业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十六岁少年，他自学成才地掌握了砌砖、上玻璃、木工以及铺设上下水管道等各项技术，为的是在黑潭市给自家人起一座房子。他的房子还没来得及搭建房顶就被过路人看中了，于是他卖掉了这栋房子，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从此就一往无前地踏上了建筑业的道路。到了1921年，这孩子的舅舅也成了他的合伙人——这孩子名叫弗兰克.泰勒，舅舅名叫杰克.伍德罗，这两人成立的公司就是日后英国建筑行业的巨头泰勒伍德罗公司（8）。在英国各地主要城市的新建主干道路两旁都挤满了所谓的仿都铎式住宅，因为路边人丁稀少且地价便宜。例如泰勒伍德罗、乔治温佩（9）以及约翰莱恩（10）这样的公司正在大量生产预制细木建材，包括凸窗、半露木架、山墙与门廊。房屋外部往往涂抹着卵石灰浆，装饰着屋脊挂瓦，或者挂一层灰泥，用来遮掩粗糙草率的砖缝。建筑师往往并不会参与此类房屋的施工过程。一份建筑业杂志甚至声称“无可辩驳的是，一栋设计精良的房屋不仅可以基于绘制精准且上色细致的工程做图，也可以凭借一系列旧信封背面的草图几乎同样高质量地建立起来。”

这一轮大规模施工的结果就是自下而上的全国反现代主义潮流，这股潮流对于当代英国面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移民现代主义者。英国的主流民宅非但没有剥除不必要的细节装饰，反而将其层层堆砌在身上；这些民宅选择了斜顶而不是平顶，粗糙墙面而不是光滑墙面；这些民宅的木梁上刷了漆并且挂上了各种零碎；这些民宅的外形并非谨守界限而是探手探脚；这些民宅当中最温馨且常用的房间就是厨房。与早期投机建筑热潮时期修建的联排房屋相比，这些房屋的内部空间布置更方便，屋里的楼层与台阶数量也更少。英国知识分子往往对这些房屋嗤之以鼻，因为几百万座此类房屋都集中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城镇之间曾经是农田或者杂木树丛的区域，更因为此类房屋看上去总有些畏缩讨好的气质，在更豪华的建筑面前忍不住就摆出了低眉顺眼的谦卑身段。乔治.奥威尔的叶兰始终飞舞在英格兰这一片区域的空中。这些房屋绝不是辛苦劳作的工厂工人的居所——更不用说失业工人了——而是教师、文书、技工、警察这一类人的栖身之处。这些人在战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借贷买房的能力，而且房价还特别低廉。这些人与他们的住宅正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实际体现。他们珍视的小确幸梦想很容易遭到讥讽嘲笑，在一个充满了宏大理念的时代里尤其如此。近来有一位建筑史学家指出，此类住宅是可怖的世界大战过后的必然产物。“对于很多人来说，遭到神话粉饰的伊丽莎白时代与都铎时代象征了稳定与安全……他们的房屋至少在外观上体现了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许多次世代的知识分子从小在此类住宅里成长起来，长大成人以后的他们也将会用满腔怒火来回应自己的过去。

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当局聘用的建筑公司与设计师们也的确推出了不少现代主义住房项目。这些住房从建筑杂志与展览会上学来了圆角布局、钢框窗户与平顶，也确实改善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居住环境。此类住宅一般都配备了煤气供暖与独立卫生间，自然采光条件也更好。这一时期的经典现代主义建筑毫不意外地反映了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新兴热情。这些建筑往往是公共设施而不是私人住宅。在盖特威克、赫斯顿、肖勒姆与泽西都兴建了造型现代令人瞠目的机场，卡丁顿修建了令观者下巴掉一地的飞艇机库。还有好些轻工业工厂也采取了现代主义造型，例如1932-1935年在伦敦西部落成的胡佛吸尘器大楼。英国的新建公路也效仿了德国的极简主义标准，但是路边休息区的艺术风格却跟随着不断延伸的道路将装饰派艺术送进了英国乡村。这是太阳崇拜的时代，也是渴求新鲜空气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交通项目包括1925年落成的利物浦至梅西隧道，隧道里安装了最新发明的示距灯，隧道外面还修建了摩天楼一样的圣乔治通风塔。同样新近问世的公共设施还有车库。1924年在伦敦国王路上开张的蓝鸟车库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室内公共停车场，足足能容纳三百辆汽车。1937年，奥林匹亚车库也在附近开张了。这座车库采用混凝土结构，足有十一层，采用了今天常见的螺旋斜坡结构，足够容纳一千辆车。

英国的汽车时代还没有正式到来。三十年代的老照片显示半连体仿都铎式民宅门口很少停靠着私家车，至少肯定不像今天这样一家门口一辆车。一战结束时英国的道路上大约行驶着十万辆汽车，等到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二百万辆。福特公司首创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科技已经在英国登陆了。在二十年代的英国颇受欢迎的廉价国产车——例如牛鼻莫里斯（11）与奥斯汀七型（12）——无不车型娇小款式别致，一看就出自英国人之手——这些车辆也的确都是手工组装的。上述两家公司加上艾维士、沃斯利、凯旋、阳光与罗孚等几家同业很快就开始生产金属冲压大规模制造的汽车，于是狭窄曲折的英国道路很快就被挤满了。英国古城以及大部分其他地区的街道宽度都很窄，这一点意味着除去极少数高档豪车之外，大部分英国车都显得有些束手束脚低声下气，相比之下美国车、德国车与意大利车则总是摆出一副手脚舒张大摇大摆的架势。即便在最贴近现代化的领域，英国的现代主义也摆脱不了固有的限制。

在英国以外，现代主义意味着太阳崇拜，往往还伴随着裸体主义，大规模体操也很常见。瑞士疗养院就是最早的现代主义建筑之一。健康意味着自由与积极行动，健康的表现形式则多种多样，比方说由德国舞蹈大师鲁道夫.拉邦推广开来的新式韵律操。阴雨连绵的英国天气与雾霾笼罩的英国城市意味着大多数英国人都坚定地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但是即便如此追求新鲜空气的时尚还是暂且风靡了一阵。日光浴流行开来，尽管英国人对待日光浴的态度实在认真得有些令人忍俊不禁。1931年出版的一份日光浴指导手册提供了“将裸露身体暴露在阳光射线之下”的各种方法，尤其推荐日光箱，因为可以挡风。又或者人们也可以“躺在通风良好的玻璃屋顶日光浴室的床上……用浸过冷水的湿布盖住头部。”海滨度假也极度风行起来，尽管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英国大部分海滨依然奉行着严格的着装准则，不许度假者们过度露肉。比方说男性的泳装必须挡住胸部——除非是在布莱顿海滩上，男性露胸在这里是不成文的规矩。日光灯、日光浴躺椅都盛行一时，第一副太阳镜也问世了。缀满荷叶边的爱德华时代泳装逐渐被一件套羊毛衣取代，然后男性终于可以穿着短裤走上海滩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橡胶泳帽、贴身式泳衣、胸罩短裤式泳衣以及软木底子的沙滩凉鞋。简而言之，二十年代初期的英国海滩上还充满了看似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游客，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们看上去已经与我们差不多了。英国人的住房与汽车兴许还偏好守旧，但是我们在假日期间已经将往昔岁月抛在脑后了。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cton_Group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ghpoint_I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sbury_Health_Centre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_La_Warr_Pavilion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k_Pick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Holden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opher_Addison,_1st_Viscount_Addison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ylor_Woodrow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impey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Laing_Group

（11）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ris_Oxford_bullnose

（1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Seven